中國通史（第四卷） · 第六章　都會與里（坊）市制度

隨著秦漢時期手工業與商業的發展，在廣闊的國內市場內，逐步形成了一批工商業集中的都會。早在戰國時期，各都會之間就交通大暢。從巴蜀利用長江水運，「起於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而不費牛馬之力」①，中原地區，進太行山有「太行之道」；東西交往，有「成皋之路」，特別「無有大山大川之阻」的中原地區，「諸侯四通，條達輻輳」，「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②。再以西漢前期的情況而言，「自京師東西南北，歷山川，經郡國，諸殷富大都，無非街衢五通，商賈之所臻，萬物之所殖者。故..宛、周、齊、魯，商遍天下」③。具體而言，如下一些地方，均當時天下名都大邑：「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陳，鄭之陽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內，皆為天下名都。」④又趙之「中山，帶大河，纂四通神衢，當天下之蹊，商賈錯於路，諸侯交於道。」⑤這些地方之所以成為名都大邑，「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諸侯之中，跨街衢之路也。」⑥這就是說，這些地方土地肥沃，農副產品豐富，加上交通便利，為交通要道。因此，這些城市都是在經濟發達的基礎上形成起來的，並非完全出於政治的原因。除上述諸名都外，還有一些都會，如巴蜀之成都、臨邛，關中的咸陽，今河北的曲逆，今山東的定陶，今廣東的番禺及今安徽之壽春、合肥，湖北之江陵，江蘇之吳，河西走廊之姑藏等，雖然大多數為地方都會，但也不乏全國性的大城市。在所有這些都會之中，除西漢國都長安外，還有洛陽、成都、邯鄲、臨淄與宛五大名都，當時稱「五都」。王莽時，曾在除長安外的上述「五都」「立五均官」，其「市長皆為五均司市師」。其中長安的「東市稱京，西市稱畿，洛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為稱，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①由此可見，長安與五都，確是當時最大的城市；其餘則多為地區性城會。茲分別述之於後。 ①《史記·張儀列傳》。 ②《戰國策·魏策》。 ③《鹽鐵論·力耕》。 ④均見《鹽鐵論·通有》。 ⑤均見《鹽鐵論·通有》。 ⑥均見《鹽鐵論·通有》。 ①《漢書·食貨志》。 第一節　六大都會 長安 長安位於關中平原的心臟地帶。這裡，「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有一個農業發達的經濟區給它提供了可靠的經濟條件。加上自周人以來，就已逐步開發了這個地區。故秦國繼之，得以先後都於櫟陽、雍及咸陽，進一步開發了關中地區。由於這裡地處隴、蜀之隙，故「隴、蜀之貨物」多集散於此，商賈以多。由於它南通巴蜀，巴蜀的薑、丹沙、石、銅、鐵、竹木之器及「筰馬旄牛」，通過褒斜道而入關中；西北之天水、隴西、北地、上郡，「畜牧為天下饒」，而長安為其必經之地。「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故長安有雄厚的經濟基礎。又「東通三晉，亦多大賈」。特別是秦都咸陽和漢都長安後，東方的豪富之民多徙於此，諸帝之陵又在於此，於是關中更成了「四方輻輳，並至而會」的地方，因而「諸田」、韋家栗氏、安陵及杜縣之杜氏，都成了關中的富商大賈，長安便成了全國性的大都會①。「諸田」及栗氏、杜氏等家資「鉅萬」的大商人衰落後，西漢後期，又有杜陵樊嘉，茂陵摯網，平陵如氏、苴氏，長安賣丹致富的王君房，賣豉起家的樊少翁及王孫大卿等，皆「為天下高訾」，其中樊嘉富於家財「五千萬」，「其餘皆巨萬」②。因此，長安的總情況，表現出「五方雜厝」，「富人則商賈為利」，「郡國輻輳，浮食者多」③；一般居民則「益玩巧而事末」④。班固《西都賦》描述其情況說：這裡「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闐城溢郭，旁流百廛，紅塵四合，煙雲相連。」「州郡之豪傑，五都之貨殖」，咸聚於此。其人生活豪華，殊異五方，「游士擬於公侯，列肆侈於姬姜」。其商業貿易之興隆，人口之眾多，消費之侈靡，令人駭異！即使到了東漢時期，這裡不再是國都所在，其繁華之景象，依然不減於舊。故張衡《西京賦》說長安除了「旁開三門，參塗夷庭，方軌十二，街衢相徑，廛里端直，甍宇齊平」的「城市之制」外，還有「廓開九市，通闤帶闠，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和「瑰貨方至，鳥集麟萃，鬻者兼贏，求者不匱。..郊甸之內，卿邑殷賑，五都貨殖，既遷既引。商旅聯槅，隱隱展展，冠帶交錯，方轅接軫」，盛況空前，顯然仍不失為一大都會。 洛陽自西周以後，在洛陽營建了成周城與王城，開始作為軍事駐點，用以威鎮「殷頑民」。這裡地處「天下之中」，為「都國諸侯所聚會」之地，故地位日益重要，逐步由軍事要塞，變成了政治中心和工商業城市。春秋、戰國時期，洛陽成了東方諸國與秦國作戰的要地和貿易的必經之地，可以「東賈齊、魯，南賈梁、楚」。秦和西漢時期，這裡大商人輩出。赫赫有名的師史，①均見《史記·貨殖列傳》。 ②《漢書·貨殖傳》。 ③《漢書·地理志》。 ④均見《史記·貨殖列傳》。 「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家財達到「七千萬」。其他洛陽人，也多利用其「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的便利形勢，爭習商賈之業，久留於諸侯國，甚至數過洛陽家門而不入①。師史之後，至西漢成帝、哀帝與王莽時期，又出現了大商人張長叔、薛子仲等，「訾亦十千萬」②。到了東漢，洛陽成了國都，人口更加集中，地位更趨重要，於是富商大賈，更集於此。故王符《潛夫論·浮侈》云：「今察洛陽，資末業者什於農夫，虛偽游手什於末業。」這表明東漢洛陽城內居民，主要是從事手工業與經營商販之業的人口。班固《東都賦》描述東漢光武帝和明帝時的洛陽城情況說：「皇城之內，宮室光明，闕庭神麗。..外則因原野以作苑，填泉流而為沼。..平夷洞達，萬方輻湊。」張衡《東京賦》亦云：「重舌人之九譯，金稽首而來王」，少數民族及鄰國使人，也集中於洛陽。所以，直到東漢末年洛陽遭到嚴重破壞之後，城內還是「異方雜居，多豪門大族，商賈胡貊，天下四方會利之所聚而奸之所生也」①。曹丕建魏，正式遷都洛陽，不是沒有原因的。邯鄲邯鄲地區處漳水與黃河之間，向北可通燕涿，向南可達鄭、衛，又與梁、魯之地為鄰，交通便利，也是手工業與商業發達的地方。故司馬遷說：「邯鄲」，「北通燕、涿，南有鄭、衛」，又「近梁、魯」，「亦漳、河之間一都會也」②。早在戰國時期，這裡就成了趙國國都，為商賈、技藝及倡優集中之地。這裡盛產鐵礦，故郭縱其人，「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③。及於西漢，封於趙地的諸侯王國，仍「以冶鑄為業」④。 臨淄臨淄，作為齊國的國都，早在戰國時期，就是手工業與商業十分繁榮的地方。它處於泰山之北，「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⑤的大平原腹地。其地「宜桑麻」；又近海，多魚、鹽之利。因此，「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其集散地便是臨淄，故「臨淄亦海、岱間一都會也」。其民「好商賈趨利，甚於周人」⑥。戰國時，這裡已是有戶「七萬戶」，「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的大城市①。到處可以看到「吹笙鼓瑟，彈琴擊築，鬥雞走狗，六博踢鞠」②的人群，其「七萬戶」以家五口計算，全市人口當在三十到四十萬左右。據蘇秦估計，僅成年男子①以上均見《史記·貨殖列傳》。 ②《漢書·貨殖傳》。 ①《三國志·魏書·傅嘏傳》注引《傅子》。 ②《史記·貨殖列傳》。 ③《史記·貨殖列傳》。 ④《漢書·張湯傳》。 ⑤《史記·齊世家》。 ⑥《史記·貨殖列傳》。 ①《戰國策·齊策》。 ②《史記·蘇秦列傳》。 就有二十一萬之多。這些說法，雖然不無誇大之處，但據近期考古發掘的情況，當時的臨淄有大小兩城，大城為工商業集中的市區，還有鑄幣及冶鐵的遺址，確不失為一大城市。像刁間這樣的大鹽商，就曾活動於此地。他利用「桀黠奴」之力，「使之逐漁鹽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起富數千萬」③。秦滅齊後，雖然遷徙了一批鹽鐵商人，但商賈之業仍很盛行。故入漢之後，武帝曾說：「關東之國，無大於齊者。齊東負海而城郭大，古時獨臨淄中有十萬戶，天下膏腴莫盛於齊者矣。」④武帝所講「十萬戶」，雖是古臨淄的情況，但其言是為了勸慰王夫人不求以子封洛陽而願封於齊，也應是當時現狀。至於主父偃，則更明言：「齊臨淄十萬戶，市租千金，人眾殷富，巨於長安。」⑤足見西漢之時，臨淄的人口不僅沒有減少，甚至有超過戰國極盛之時的跡象。所謂「市租千金」，尤見其工商業之興盛。 南陽（宛城） 南陽（宛城）一帶，相傳為夏人所居之地，可見其開發之早。這裡既有一片大平原，物產豐富；又「西通武關、鄖關，東南受漢、江、淮」，交通便利，故「宛亦一都會也」①。其地風俗雜錯，人多以商賈為業。秦滅六國後，曾把「用鐵冶為業」的梁人孔氏等「不軌之民」遷之於南陽。當這些人到達南陽後，仍操舊業，如孔氏就在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家致富數千金」，以致南陽的其他「行賈」，都以孔氏為師，游賈於全國②。劉邦攻宛城時，秦南陽守的舍人陳恢遊說劉邦說：「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眾，積畜多。」③東漢之時，南陽為劉縯、劉秀兄弟故鄉，尤多富商大賈和大地主。 成都早在秦惠王時，就曾命張若經營成都城。於是張若在這裡「營廣府舍，置鹽鐵市官並長丞，修整里闠，市張列肆，與咸陽同制」④。按成都地處成都平原，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實之饒。「南賈滇僰、僰僮，西近邛筰，筰馬、旄牛。民食稻魚，亡凶年憂。」⑤自然條件的優越，給成都形成為工商業都會提供了可能。秦滅六國之後，又把「用鐵冶富」的趙國人卓氏之遷徙於「民工於市，易賈」的臨邛；這些「遷虜」到臨邛後，隨即「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山東的俘虜程鄭，也同樣被徙於此。程鄭「亦冶鑄，賈椎髻之民，③《史記·貨殖列傳》。 ④《史記·三王傳》褚先生補述。 ⑤《史記·齊悼惠王世家》。 ①《史記·貨殖列傳》。 ②《史記·貨殖列傳》。 ③《史記·高祖本紀》。 ④《華陽國志·蜀志》。 ⑤《史記·貨殖列傳》。 富埒卓氏」①。臨邛與成都，同屬蜀郡，故臨邛之富庶繁華，實與成都為一體。前後經過李冰、文翁及廉范等名太守的經營開發，其地更為富庶。特別是東漢章帝建初中（公元76—84年），廉范為蜀郡太守時，「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但居民仍然「夜作」，為了「隱蔽，燒者日屬」，廉范乃取消禁止夜作之令，但令儲水防火而已②。由此可見，成都居民早已有「夜作」的習慣，有「夜作」必有夜市，其工商業發達之景象可以想見！故左思《蜀都賦》云：成都「市廛所會，萬商之淵。列隧百重，羅肆巨千。賄貨山積，纖麗星繁，都人士女，袨服靚妝。賈貿■鬻，舛錯縱橫，異物崛詭，奇於八方；布有橦華，麪有桄榔，邛杖傳節於大夏之邑，蒟醬流味於番禺之鄉。輿輦雜沓，冠帶混並，累轂壘跡，叛衍相傾。喧譁鼎沸，則嚨聒宇宙；囂塵張天，則埃壒曜靈。闤闠之里，伎巧之家，百室離房，機杼相和。貝錦斐成，濯色江波，黃潤比筒，籝金所過。」其工商業興盛的景象，真有令人目不暇接之感。 ①《史記·貨殖列傳》。 ②《後漢書·廉范傳》。 第二節　地區性都會 秦漢時期在全國性的六大都會外，各地區較小的都會，不勝枚舉。擇其要者，略述如下。 咸陽咸陽，自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築冀闕，秦徙都之」①起，到秦始皇統一六國時期，由諸侯國的首都變成了統一國家的國都。商鞅變法時，曾「立三丈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能徙北門者」②，說明這時就有市場的出現。秦統一後，咸陽的政治、經濟地位迅速上升。秦每滅一國，就模仿其宮室建築格局重建於咸陽；又建阿房宮等，徵調之工匠、刑徒和服役之卒，動輒以數十萬計，則咸陽之繁華富庶可以想見。及漢滅秦，改都長安，改咸陽為渭城縣，但習慣上仍多稱為「咸里」。從地下出土的漢代陶尊、陶瓮及陶壺等陶器上所刻「咸里」、「咸里高昌陶鼎」、「咸里直章陶壺」及「咸亭」等文字③來看，證明漢代的咸里（即秦之咸陽）仍是手工業十分發達的地區，而且許多官府手工業多集中於此。因此，漢代的咸陽仍不失為一都會。楊與平陽《史記·貨殖列傳》云：「楊、平陽（陳）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正義》曰：「秦，關內也；翟，隰、石等州部落稽也。延、綏、銀三州，皆白翟所居。」又曰：「種，在恆州石邑縣，蓋尉州也。代，今代州。」又《集解》引徐廣曰：「石邑，縣也，在常山。」《索隱》曰：「楊、平陽，二邑名，在趙之西，陳蓋衍字。以下有『楊、平陽、陳掾』，因此衍也。」楊，即今山西洪洞東南；平陽，即今山西臨汾西。此二地商人，既「西賈秦、翟，北賈種、代」，則楊、平陽實為聯繫關中，與代北少數民族之樞紐。由於此二地近邊胡，為用兵必經之地，「師旅委輸，有奇羨」，使楊、平陽之民得以「掾其間，得所欲』，因而商販之業甚盛。 溫、軹溫，即今河南溫縣西南；軹，在今河南濟源南。因此，溫、軹二地，均為黃河之北與太行山之南的兩個都會。掘《史記·貨殖列傳》，二地可以「西賈上黨，北賈趙、中山。」實由洛陽向東北，聯繫山西與河北的兩個地方城市。 曲逆曲逆，《史記·貨殖列傳》未言及之，但據同書《陳丞相世家》所云，①《史記·秦本紀》。 ②《史記·商君列傳》。 ③均見《關中秦漢陶錄》卷一。 知曲逆（今河北完縣東南）也是一個不小的都會。史稱漢高祖「過曲逆，上其城，望見其屋室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曰：『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間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戶。』」以此言之，秦時的曲逆，幾乎可以與洛陽比擬。燕、薊《史記·貨殖列傳》云：「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其地「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這裡「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余，東縮穢貉、朝鮮、真番之利。」《漢書·地理志》作「燕薊，南通齊、趙，勃、碣之間一都會也。」由此可見，燕、薊實為中原與東北少數民族及朝鮮半島通商貿易的紐帶。 陶、睢陽陶，即今山東定陶；睢陽，即今河南商邱。戰國時的陶位於齊、魯、宋、衛之間，水路交通四通八達。古濟水與菏水，在陶這個地方一橫一縱地通過。由此可以西通韓、魏，南經睢陽而下江淮，東走齊、魯。不僅地勢平坦，水路密如蛛網。又河、濟之間，素以產絲、漆著名，江淮則多魚、鹽，故司馬遷稱這裡為「自鴻溝以東，茫碭以北，屬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陽亦一都會也。」①且以其地理形勢而言，「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以物產而言，「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凡擁有者，「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因此之故，戰國時之范蠡，助越敗吳後「之陶」，於此「治產積居，與時逐」，「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②。到了漢代，定陶所在之濟陰郡，轄縣僅九個，而人口卻達一百三十八萬之多，定陶商業之盛可想而知。 陳陳，即今河南淮陽縣，曾一度作為楚國的都城。它同定陶、睢陽一樣，是當時水路的樞紐之一。以物產而言，這裡盛產漆，故《史記·貨殖列傳》云：「陳夏千畝漆」，其富與千戶侯等。又「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故工商頗發達。 江陵（故郢都） 江陵郢都，為楚國都城，也是當時西楚的經濟中心。這裡「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史記·貨殖列傳》）。《漢書·地理志》謂江陵「亦一都會也」。由於這裡物產豐富，故昭帝時的文學之士在鹽鐵會議上說：「荊、揚南有桂林之饒，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①《漢書·地①均見《史記·貨殖列傳》。 ②均見《史記·貨殖列傳》。 ①《鹽鐵論·通有》。 理志》也說：「楚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是以郢都不失為江漢平原的一大都會。 壽春、合肥壽春，楚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240年）由陳徙都於此。其南即合肥，地處江、淮衝要之地，江、淮之潮水，從南北兩方均匯於此，為南北皮革、鮑魚及楓、柟、豫章等木材集散地。故《史記·貨殖列傳》云：「郢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 吳吳，即今江蘇蘇州一帶。處太湖平原，物產豐富。自古為煮鹽，冶鑄之地，貨物集散之所。故《史記·貨殖列傳》云：「自闔廬、春申、王濞（即吳王劉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遊子弟，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 番禺番禺，今廣東廣州市。地處珠江水系的終點，又南臨大海，交通海外諸國，故為嶺南貨物如龍眼、荔枝、葛布等集散之地。《史記·貨殖列傳》云：「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漢書·地理志》也說：粵「地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湊。中國往商賈者，多致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自合浦、徐聞南入海」，可通今南洋諸國。 潁川潁川（陽翟），即今河南禹縣。《漢書·地理志》云：「潁川，韓都，士有申子、韓非。」《史記·呂不韋列傳》謂：「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可見戰國時，陽翟商業即已發達。入漢之後，仍然不減，故《鹽鐵論·通有》載御史大夫桑弘羊稱：「鄭之陽翟」，「為天下名都」之一。 滎陽滎陽，地處黃河之濱，西通洛陽、長安，東連大平原，北距溫、軹甚近，一向為鄭國的商業要地。鄭商人弘高，就曾活動於西去二周的商道一帶①。故秦曾在這裡建立敖倉，儲積大量糧食。楚漢之爭，這裡更是爭奪的中心。自從鑿通鴻溝，溝通了河、洛，東連洙、泗，把它同定陶、睢陽、陳乃至江淮一帶都連結成一個商業貿易網。《史記》、《漢書》雖未曾突出記載此地的商業貿易發達情況，昭帝時的桑弘羊，卻把「韓之滎陽」，列為當時「天下①《左傳》僖公三十三年。 名都」之一，與燕、薊、溫、軹、邯鄲及二周並列②，足見也是秦漢時期的一個地區性都會。 在上述大小都市裡，主要居住著五類人：一是皇族、官吏及其他富豪之家；二是官私手工業者及其家屬；三是各類行商與坐賈；四是供一、三類人驅使、取樂或為之服務、消遣的被剝削依附人口；五是因各種原因而流寓城市的流動人口和乞丐等。其中一、三類人，大都過著花天酒地的糜爛生活。正如賈誼所說：「今世以侈靡相競」，「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認（黼繡）被牆」；供驅使的奴婢，也「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庶人「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後飾」；他們互彼之間，爾虞我詐，搶劫公行，「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戶之簾，搴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他們再以盜竊來的官府財產，為自己買得高爵，或行賄而為使者，以致得以「乘傳而行郡國」①。有的囤積居奇，任意抬高物價，「操其奇嬴，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②。有的大放高利貸，再以其錢財，賤價收買貨物，「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即使是其他雜業，也能獲「什二」的利潤③。錢財多了，他們除了「衣必文采，食必粱肉」外，還「■財役貧」，「役利細民」；更「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勢吏，以利相傾，千里游遨，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縮」④。到了東漢，富商大賈的奢侈生活，更有甚於西漢。他們「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調欺，..或以奸謀合任為業，或以游敖博弈為事。丁夫世不傳犁鋤，懷丸挾彈，攜手遨遊。或好取土作丸賣之於彈，外不可以禦寇，內不足以禁鼠。..或作泥車、瓦狗，..諸戲弄小兒之具以巧詐。..或裁好繒，作為疏頭，令工采畫，僱人書祝，虛飾巧言，欲邀多福；或裂拆繒綵，裁廣數分，長各五寸，縫繪佩之；或紡綵絲而縻，斷截以繞臂；..或..裙襦衣被，費繒百縑，用功十倍。..以完為破，以牢為行，以大為小，以易為難。..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文飾廬舍，皆過王制。..從奴僕妾，皆服葛子升越，筩中女布，細緻綺縠，冰紈錦繡，犀象珠玉，虎魄瑇瑁，石山隱飾，金銀錯鏤，麞麂履舄，文組綵褋，驕奢僭主，轉相夸詫。..富貴嫁娶，車駢各十，騎奴侍僮，夾轂節引，富者競欲相過，貧者恥不逮及。」⑤直到漢末，那些「船車賈販」的「豪人之室」，仍然是「妖童美妾，填乎綺室；侶謳妓樂，列乎深堂」。「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①所以，秦漢的都市，大抵皆消費性城市，是剝削階級享樂的場所，也是統治者發號施令之所在，而不是為整個社會經濟創造財富和提供生產資料的市場。雖然也有個別城市主要由於交通便利，周圍物產豐富和處於交通要道而形成的，但主要是商品的轉運和流通場所，而不是商品的生產性城市。故秦漢城市雖眾，商業雖盛，商人之獲利雖多，卻不能引起整個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革，甚至還是維護封建統治結構的補充物。 ②《鹽鐵論·通有》。 ①《漢書·賈誼傳》。 ②《漢書·食貨志》。 ③《史記·貨殖列傳》。 ④《漢書·食貨志》。 ⑤王符：《潛夫論·浮侈》。 ①仲長統：《昌言·理亂》。 第三節　里（坊）市制度 由於我國古代的城市，大都附屬於政治上的統治中心和軍事上的要塞地區。因此，大部分城市的形成，往往首先是由於其在政治、軍事上地位的重要性所引起。一旦人口集中，就有官府手工業與官府商業的出現。春秋戰國以後，「工商食官」格局破壞後，私營手工業與私營商業興起了。於是每一個政治中心與軍事重地，就產生了固定性的市場，定期集散，凡從事商賈貿易之人，都必須集中於固定的市場內進行。因此之故，市場就成了一切奸偽者集中場所。故曹參為齊相將去時，曾「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並容也。今君擾之，奸人安所寄乎？吾是以發之。』」②這說明當時人把「市」與「獄」並列，而且都把它們當成容奸之所。正因為如此，在當時的城市建築的布局方面，首先確定政權機構的中心地位，奠定「左祖右社」和坐北朝南的格局；然後是居民區，謂之「里」或「坊」，作豆腐塊式的區域，用以圍繞著政權機構；再是把居民區與市場分開，即坊、市分治。不論是「坊」（或「里」）還是「市」，都有一個固定不變的範圍，其形狀大體為正南正北的豆腐塊式方塊地區。其大小大體一致，四周均有圍牆包圍，各有一定的門徑出入。「里」或「坊」有「里門」或「坊門」，有人專門監督里（坊）內居民出入，謂之「里門監」，像秦末的酈食其，就曾為陳留高陽的「里門監」①。里（坊）內的居民，都不允許向街開門，出入總於里門。「市」也有「市門」，如秦之咸陽城，就有「市南門」與「北門」②。出入也有人監視。市場的集散與市門的啟閉，都有固定的時間。市場內店鋪排列成行，謂之次、肆或列肆。賣買皆市開而入，市罷而散。這種嚴格按照居民區與市區的坊市劃分、商賈貿易只能在固定市場內進行、坊與市都有固定範圍與固定形制的城市規劃與管理制度，就是我國古代的坊市制度。 在城市裡設置固定市場的制度，戰國時的秦國就已有之。《史記·秦始皇本紀》謂秦獻公七年（公元前378年），「初行為市」，便是建立固定市場於秦國都城之始。商鞅變法時的新都咸陽，也建立了固定的「市」場，故有「市南門」與「北門」的專設市門。《史記·呂不韋列傳》亦載他以其所寫《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求有增損其書者。他之所以把《呂氏春秋》「布」之於市門所在，是由於這是人們出入必經之地，故可設想為固定市場。《華陽國志》載秦惠王命張若在成都「廣營府舍，置鹽鐵市官並長丞，修整里闠，市張列肆」。據此，知「市」場之內有「列肆」即排列整齊的許多店鋪，又有「里」有「闠」即門禁，還設有專門官吏主管之，可見其為固定市場甚明。《太平御覽》卷八二七《資產部·市門》引《三秦記》，謂秦之「地市」有市「吏」，亦同於成都市肆之有「市官並長丞」。雲夢秦簡《金布科》有「賈市居列者及官府之吏，毋敢擇行錢、布」的規定，更表明「市」為店鋪集中之所在，而且排列整齊，還有「吏」監督。同律又云：「擇行錢、布者，列伍長弗告，吏循之不謹，皆有罪。」這更證明諸店鋪，也同一般居民一樣按什、伍組織編制戶口，並設有「列伍長」，還實行②《漢書·曹參傳》。 ①《漢書·酈食其傳》。 ②《史記·商君列傳》。 連坐之制；另外有官吏經常巡視、監督。這種商賈的戶籍，大約就是所謂「市籍」。《司空律》還規定：「舂城旦出徭者，毋敢之市及留舍闠外；當行市中者，回，勿行。」意即刑徒外出服役時，不准前往「市」場，也不許在市門外停留；如果必須經過市場，也要折回或繞行，決不允許從市場通過。其所以這樣規定，也許是為了防止刑徒逃亡。姑且不論是否出於這個原因，它證明秦有固定市場市制，卻是十分明白的。 漢代繼承了秦的固定市場制度。漢初，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便在長安「立大市」①。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夏六月，又起「長安西市」②。由此可見，漢代的長安不止一個固定市場。後來，長安城內還發展到九個固定市場，《文選·西都賦》李善注引《漢宮闕疏》云：「長安立九市，其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又《三輔黃圖》卷二《長安九市》目引《廟記》云：「長安九市，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凡四里為一市。致九州之人在突門。夾橫橋大道，市樓皆重屋。」又云：「當市樓有令署，以察商賈貨財買賣貿易之事，三輔都尉掌之。」據此，不僅說明長安有九個固定市場，而且每市的大小一致，市內還有高樓，為了便於監視市內動態。長安九市，各有名稱，其可查者有「東市」，其名見於《三輔黃圖》卷二、《史記·日者列傳》、《漢書·晁錯傳》及《漢書·食貨志》等；有「西市」，其名見於《三輔黃圖》卷二、《漢書·惠帝紀》、《漢書·食貨志》及《太平寰宇記》卷二五引《郡國志》等；有「柳市」，其名見《三輔黃圖》卷二及《漢書·萬章傳》顏注引《漢宮闕疏》；有「直市」，其名見《三輔黃圖》卷二、《太平寰宇記》卷二五、《太平御覽》卷一九一及《長安志》等；有交門市（在渭橋北頭）、孝里市（在雍門東）及道亭市（在便橋東）等，均見《太平御覽》卷八二七引《漢宮闕疏》。此外，據陳直先生考證，還有「高市」之名，有出土「高市」陶瓶可證①。長安九市，直到東漢仍然如故，故張衡《西京賦》中，有「郭開九市，通闤帶闠，旗亭垂立，俯崇百隧」之語。至於其他城市，也類皆如此。《續封泥考略》所收漢代齊魯封泥中，有「左市」、「右市」、「南市」、「西市」等封泥；《考古通訊》創刊號載洛陽王城出土有「河市」二字的陶片；《三國志·魏志·牽招傳》謂東漢鄴城有「馬市」。這一切，都表明漢代城市普遍存在設立固定市場的制度。 漢代固定市場之內，也同秦時一樣設有市門，以總出入；設有官吏，以司監督；更有高樓「旗亭」，便於監視；市內店鋪集中，排列整齊，專為商賈居住之地。例如，司馬遷的祖先司馬無澤，曾為「漢市長」②；《續封泥考略》有「廣陵市長」封泥；《漢印文字征》有「臨菑市丞」封泥；東漢費長房「曾為市掾」①。武帝時的官營商業，也「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②。《漢書·食貨志》稱：「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又平帝元①《史記·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 ②《漢書·惠帝紀》。 ①參見陳直：《三輔黃圖校證》。 ②《史記·自敘》。 ①《後漢書·費長房傳》。 ②《史記·平準書》。 始四年（公元4年），在長安「為方市闠門，周環列肆，商賈居之」③。班固《西京賦》有「九市開場，貨別隧分」的說法。西漢中期，尹翁歸曾「為市吏」④。西漢末年，梅福棄官隱於會稽，「變姓名為吳市門卒」⑤。所有這一切，都表明兩漢時期的都會裡都設有固定市場，市場內為商賈集中居住之地；且商賈按經營商品性質不同又劃分為隧或肆，故有「貨別隧分」的狀況；市場有固定的市門，市門還有專人看守，如梅福之為「市門卒」即其一例。至於市內高樓，其上有「旗亭」。秦簡《封診式》簡文，也謂秦的市場設有「亭」，上設「亭校長」、「求盜」等員，專司追捕盜賊之職。漢代的市場「旗亭」很可能即由此演變而來。今出土漢代市場畫像磚中，有市門，出入者甚多，內有高樓，其上樹一旗，大約就是「旗亭」的寫照。 市內的物價，也有官吏統一管理。秦時有「直市」，其所以如此命名，取其「物無二價，故以直市為名」⑥。秦簡《金布律》規定：「有賣及買也，各嬰其價；小物不能一錢者，勿嬰。」其所以規定市內商品必須標明價格，正是統一物價的措施。漢武帝立平準之制，更是為了統一物價。漢末，王莽「奏定著令，又奏市無二價」①，並令王孫卿「為京司市師，漢司東市令也」②。東漢初，因「長安鑄錢多奸巧」，京兆尹閻興以第五倫「為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③。所有這些，都是為了統一物價以穩定市場而採取的措施。 市場的貿易，有固定時間。一般說來，交易均在白天進行。隨著一天之內貿易高潮的不同，有的規定「一日三會」，有的「市曰四合」④。夜晚閉戶，沒有「夜市」。但是，隨著商業的發展，東漢時已逐步出現了「夜糴」與「夜作」的情況。《太平御覽》卷七三九引《風俗通》云：「夜糴，俗說市買者當清旦而行，日中交易所有，夕時便罷。今乃夜糴，明其痴呆不足。」又《後漢書·廉范傳》謂「建初中，遷蜀郡太守。..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削前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為便。」所謂「夜糴」，自然是夜市的萌芽，「夜作」則為晚上加工從事手工製作之業。商賈貿易突破白天進行的束縛，已屬是一大進步。甚至西漢之末還出現了突破固定市場的草市的萌芽。《太平御覽》卷八二八引《三輔黃圖》云：「元始四年（公元4年），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北為令市，但列槐樹百行為隊，無牆屋，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貨物及經書、傳紀、笙罄、器物，相與賣買，雍容揖讓，或議論槐下。」以此言之，這種「會市」，已顯然不是固定市場，有點類似於南朝唐宋時的「草市」。與固定市場並存的，就是一般居民區——「里」或「坊」。秦漢城市的居民區，都稱為「里」。如西漢渭城縣（即秦之咸陽）治有「咸里」，《關中秦漢陶錄》卷三。所載出土的西漢陶器，不乏「咸里周子才陶盒」、「咸③《太平御覽》卷八二七引《三輔黃圖》。 ④《漢書·尹翁歸傳》。 ⑤《漢書·梅福傳》。 ⑥《三輔黃圖》卷二。 ①《漢書·王莽傳》。 ②《漢書·食貨志》。 ③《後漢書·第五倫傳》。 ④《後漢書·孔奮傳》及注。 里蒲奇陶尊」及「咸里高昌陶鼎」等名稱①，足證秦漢的城市有「里」。又《元河南志》稱東漢洛陽城內有「里」。其他史籍及出土墓誌中提到城市中有「里」者，更是不勝枚舉。直到隋代，洛陽城內有「里一百三」②。但是，城市中的居民區里，到唐代一律改為「坊」。《元河南志》卷一宋代洛陽城內「凡一百二十坊」句下注文曰：「隋曰里，一百三，市三，唐改曰坊。」從此以後，城市中的里都稱為「坊」，「坊」與「市」合稱即為「坊市」制度。據此，似乎唐之前無稱城市之「里」為「坊」者，其實不然。《元河南志》卷二《晉城闕宮殿古蹟》目下，列舉當時洛陽城內的宮殿、街里名稱時，其中就提到了顯昌坊、修成坊、綏福坊、延祿坊、休徵坊、承慶坊、桂芬坊、椒房坊、舒蘭坊、藝文坊等坊名，同時也講到了永安里、汶陽里、延嘉里、德功里、宜春里、白社裡、步廣里等里名。此外，在標目中，還「諸坊」與「諸里」並列，二者都見於《晉宮闕名》一書。由此可見，「坊」的名稱，並非始於唐代，至少西晉洛陽城已有「坊」、「里」並存的情況。東漢時，雖無「坊」之名，但「里」實即「坊」。因此，秦漢時期把「市」與「里」截然劃分，市為商業貿易區，里為居民區，彼此互不相涉和互不混雜的城市結構，就是秦漢時期坊市制度的梗概。這種制度，從本質上來說，它束縛了城市商品經濟的發展，也反映出從政治中心、軍事重鎮而演變成城市的一些都會的共同結構。因此，隨著後來商品的發展和由於經濟原因而形成的城市的出現，必然將突出古代城市坊市分立的結構。 ①參閱陳直：《兩漢經濟史料論叢》第172頁。 ②《隋書》卷三○《地理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