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一卷） · 第二十九章　宋教仁

第一節　踏上革命征途 宋教仁，字鈍初（也作遯初），號漁父，光緒八年二月十八日（1882年4月5日）生於湖南桃源上香沖的一個地主家庭。從4歲起，他就入塾讀書。光緒二十五年（1899），他轉入桃源縣城裡的漳江書院讀書。 清末政治的腐敗，外國資本主義的頻頻入侵，使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再不能安坐於書齋中。基於對偉大祖國的無限熱愛，宋教仁產生了對清朝封建統治的強烈不滿，如何對中國進行政治改革，成了他與同學經常談論的主要內容。有一次，他與同學文駿等人登上院東的漳江閣，縱論中西政治的得失、關塞險厄以及古今用兵的勝敗，大有感慨地說：「中國苦滿政久矣。有英雄起，雄■武昌，東扼九江，下江南，北擊武勝關，斷黃河鐵橋，西通蜀，南則取糧於湘，擊鄂督之頭於肘，然後可得志於天下。」②因此，雖然他在光緒二十七年（1901）奉母命參加了縣試，考中了秀才，但他並沒有把繼續博取科舉功名作為自己努力的方向。 光緒二十九年（1903），宋教仁到武昌投考湖廣總督張之洞創辦的文普通學堂。主持這次考試的武昌知府梁鼎芬出的作文題目是《漢武帝論》，宋教仁下筆千言，洋洋灑灑，極力推崇漢武帝「經營西域、擴張國土、奠定大漢族之基礎」的歷史功績①，深得梁鼎芬的讚賞，被取為第一名。然而，革命潮流的激盪，使宋教仁在入學以後無法再埋頭書案，他經常思索的是如何挽救中華民族的危亡。這年6月，黃興從日本回到武漢，在文普通學堂發表演說，痛斥清廷的無能，提倡進行政治改革。宋教仁聽了大為嘆服，立即同黃興結識。從此，他便經常與同學田桐等人在一起，密傳反清革命的思想。清朝官吏對他的言行非常忌恨，打算將他逮捕。學堂監督紀巨維十分喜愛他的才學，卻又擔心無力庇護，便暗地諷示他迅速逃走。於是，他就在七月間離開武昌，回到湖南。九月二十六日（11月4日），他在長沙參加了黃興所召集的華興會籌備會議，同年十二月三十日（1904年2月15日），他又參加了華興會的正式成立大會，並被推為副會長，從此便走上了革命道路。 以推翻清朝為目標的華興會，把湖南先發動、各省繼起，然後「直搗幽燕」作為自己的鬥爭方略。所以，在華興會成立不久，他們就派遣「對於本省外省各界有機緣者，分途運動，俟有成效，再議發難與應援之策」。宋教仁和胡瑛奉命到湖北開展活動，「設支部於武昌，結納同志，運動武陽夏三鎮新軍」①。光緒三十年五月二十日（1904年7月3日），他又和湖北進步學生呂大森等聯合，組織科學補習所，與華興會湖北支部互通聲氣，呂大森被推為所長，宋教仁則擔任文書。 在一切準備工作基本就緒之後，華興會決定在當年十月十日（11月16日）慈禧太后70歲壽誕於長沙發動起義，以武備堂學生聯絡新舊各軍為主力，以會黨為輔助力量，省內分瀏陽、衡陽、常德、岳州（今岳陽）、寶慶②吳玉章：《辛亥革命》，第87頁，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①文思：《故農林總長宋教仁傳》。 ①荊嗣佑：《辛亥革命見聞》。 五路同時響應。宋教仁除了負責與科學補習所進行聯繫外，具體主持常德一路的組織與發動工作。九月間，他在家鄉變賣家產，為革命籌措經費，後經常德到長沙，才知道起義事機已經泄露。在曹亞伯等人的勸說與資助下，他搭乘一條運煤船前往武漢，追尋黃興。 十月初十日（11月16日），宋教仁安全地到達武昌，改換姓氏住在一家客店裡。他從同學口中得悉「此間風潮頗大，科學補習所已閉，武昌梁知府正訪查經武（即胡瑛）的來歷」②。而此時黃興等人在上海新創辦了一個啟華譯書局作為革命機關，準備日後舉事。宋教仁第二天搭乘日本「瑞和」號輪船順流而下，於十五日到達上海。可是，因受萬福華刺殺王之春案的牽連，啟華譯書局遭到破壞，黃興等人已經被捕入獄，宋教仁在上海無法立足，經朋友們的幫助，十二月二十九日（12月5日）浮槎東渡，前往日本。 ②劉揆一：《黃興傳記》，《辛亥革命》第4冊，第278頁。 第二節宣傳愛國民主思想 宋教仁從長沙起義失敗中認識到，在發動起義之前，必須首先進行廣泛的宣傳，鼓動人們的革命情緒。因此，他到東京不久，就為創辦一個面向全國的綜合性雜誌而積極努力。光緒三十年底（1905年1月），他與陳天華等人聯合組成「二十世紀之支那」社，並以此作為雜誌的名稱。他被推為總庶務，負責組織與聯絡工作，為建立輿論陣地而整天忙碌。但他還抽出一定的時間，埋頭為其他雜誌撰寫稿件。經過半年時間的辛苦張羅，《二十世紀之支那》第一期在五月二十二日（6月24日）出版，他一個人所寫的文章幾乎占了整本雜誌四分之一的篇幅。 踏實的工作和犀利的文筆，很快就使宋教仁在中國留日學生中博得了聲譽。光緒三十一年六月（1905年7月），孫中山從歐洲來到日本，通過宮崎寅藏的介紹，結識了黃興，計議建立一個全國性革命團體。接著，黃興約集了宋教仁等華興會骨幹在「二十世紀之支那」社，詳談了聯合各省人才進行革命的事。但是，在要不要參加孫中山所倡導的新的革命團體問題上，華興會主要領導成員之間意見很不一致。陳天華主張以團體與之聯合，劉揆一表示堅決反對，黃興則提出在形式上加入「而精神上仍存吾團體之說」。宋教仁沒有明確表態，只是聲言：「既有入會不入會者之別，則當研究將來入會者與不入會者之關係如何」①。似有緩衝分歧之意。 在推翻清朝、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這些革命的根本問題上，宋教仁和孫中山完全一致。因此，在六月二十八日（7月30日）下午，他如約參加了孫中山所召集的同盟會籌備會議，被舉為同盟會章程的起草員。為了擴大革命的影響，壯大革命的聲勢，他和「二十世紀之支那」社的同人共同發起，在七月十三日（8月13日）召開了中國留日學生歡迎孫中山大會，他擔任大會主席，並致歡迎詞。七月二十日（8月20日）午後，同盟會的成立大會在東京赤坂區靈南坂日本國會議員阪本金彌的住宅內正式召開，到會者共有100餘人。會上公推孫中山為同盟會的總理，黃興為執行部庶務科總幹事（相當於協理），宋教仁則當選為司法部檢事長，隨後又被推為同盟會湖南分會副會長，成為同盟會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根據黃興的提議，同盟會同意接收《二十世紀之支那》為自己的機關報。可是，就在雙方準備交接的時候，剛剛印就的《二十世紀之支那》第二期因刊載《日本政客之經營中國談》一文，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國的隱情，被日本政府硬栽上「妨害公安」的罪名強行沒收。宋教仁向日本有關當局再三交涉，終歸無效。同盟會決定改名《民報》，另行出版，仍由宋教仁擔任庶務，兼撰述員，主持社內的日常事務。 同盟會成立以後，中國留日學生的革命活動迅速展開。這不僅使處於風雨飄搖中的清廷十分恐懼，而且也使對中國包藏禍心的日本侵略者大為不安。日本政府在清廷的要求下，於十月初六日（11月2日）頒布了《取締清朝留日學生規則》，規定取締中國留日學生的政治活動，剝奪言論自由，禁止集會和結社，檢查書信來往，強迫他們遵守清朝法令，妄圖以此壓制中國留學生的革命活動。中國廣大留日學生義憤填膺，紛紛自動停課退學，不少①陳旭麓主編：《宋教仁集》下冊，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502頁。 人登上輪船回國，對日本政府表示強烈抗議。由於孫中山和黃興都不在日本，同盟會本部對此無法取得一致意見。胡漢民和汪精衛等主張繼續忍辱求學，宋教仁則堅持進行鬥爭。他和胡瑛等人發起組織聯合會，對繼續留日鬥爭的學生統一領導，對歸國的學生進行安排，直到他認為「此次風潮..現已無可如何，於情於理於勢皆不可久持」時①，才於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1906年1月13日）決定將聯合會解散，二十二日全部複課。 宋教仁認為，革命既要從事破壞，更要進行建設，這些都離不開大批人才和高深的知識，所以，他立足於現在，放眼於未來，辭去了《民報》的職務，改名宋煉，於光緒三十二年三月初八日（1906年2月1日）進入早稻田大學留學生部預科，準備系統地學習政法知識。但在聽課溫課之餘，他仍然堅持翻譯和寫作。在此期間，他先後翻譯了英、美、德、俄、澳、比等國的官制和政治制度概要，還翻譯了日本憲法和各國的警察制度。這不僅提高了他的外文水平，而且增進了他對資本主義各國政治狀況的了解，為他後來規劃中國政治改革的藍圖打下了一定的基礎。 時勢的急劇變化，使宋教仁的攻讀計劃未能完全實現。 光緒三十二年底（1907年初），黃興離日歸國，準備發動武裝起義，委他代理庶務總幹事，協助孫中山處理同盟會東京本部的日常工作。光緒三十三年正月（1907年2月），黃興返回東京，同宋教仁協商如何組織東北的「馬俠」，與革命黨人在南方發動的起義遙相呼應問題。在宋教仁看來，這些所謂「馬俠」都是被迫走上「梁山」的，只要曉以大義。完全有可能變成一支革命力量。因此，他決心親赴東北，去完成這一使命。正月中旬（2月下旬），黃興和孫中山在討論國旗圖案時意見不一致，孫中山堅持用陸皓東設計的青天白日旗，黃興則主張採用象徵「平均地權」的井字旗。孫中山固執己見，黃興怒而宣布要退出同盟會。宋教仁同情黃興，認為這次事件之所以發生，決不是偶然的，實因孫中山「素日不能開誠布公，虛心坦懷以待人，作事近於專制跋扈，有令人難堪處」①。正月下旬（3月初），日本政府接受清廷的要求，勸令孫中山離開日本，並贈款5000元；同情中國革命的日本股票商鈴木久五郎又贈款1萬元。孫中山撥出2000元給《民報》，其餘的全部帶走作為發動起義的經費。擔任《民報》主編的章太炎對孫此舉不滿，大起風波，宋教仁頗袒章太炎。 二月十三日（3月26日），宋教仁和白逾桓及曾在東北「馬俠」中擔任過頭目的日本退職軍曹古川清一起，乘船離開日本的門司港，二月十九日（4月1日）到達安東（今丹東市）。他在給大孤山「馬俠」首領李蓬春等人的信中說：「仆等向在南方經營大業，號招黨徒，已不下數十萬眾，欲扶義興師久矣，而山川隔絕，去京絕遠，欲為割據之事則易，欲制清廷之死命則難，視公等所處之地，形勢不及遠矣。欲與公等通好，南北交攻，共圖大舉。..若不嫌微末，而以提倡大義之事互相聯合，則不獨仆等之幸，亦中國四萬萬同胞之幸也。」①李蓬春等把他們邀到山上，表示贊成同盟會的宗旨。宋教仁便成立同盟會遼東支部，作為東北地區革命運動的領導機關。隨後，他們準備響應廣東的惠州起義，古川清向當地清朝官吏告密，白逾桓在鹼廠招兵時①宋教仁：《宋漁父日記》，《辛亥革命》第2冊，第210—211頁。 ①《宋教仁集》下冊，第563頁。 ①《宋教仁集》下冊，第718頁。 被捕，起義計劃遭到破壞，宋教仁逃奔大連。他極力設法營救白逾桓脫險，毫無結果。他不甘心就此罷休，便潛入嘯聚于吉林夾皮溝一帶的韓登舉處，繼續活動。 宋教仁受到韓登舉的熱情款待，並且得知，日本軍國主義成立長白山會，製造所謂「間島問題」，妄圖侵占我國延吉地區。他滿懷愛國熱情，在日本友人的幫助下，把自己打扮成日本人，化名貞村，打入長白山會內部，將這個會所偽造的關於延吉地區原屬日本的保護國朝鮮的證據全部拍攝下來，帶回日本，在東京帝國大學圖書館和其他圖書館翻閱了大量有關資料，寫了《間島問題》一書，用確鑿無疑的歷史事實證明，延吉地區從來就是中國的神聖領土，並且指出，保護這一地區不受侵犯，對於鞏固中國的國防安全和開展東北地區的革命運動，都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間島問題》寫成之時，正是日本政府向清廷提出所謂「間島問題」交涉之際。日本政府曾經設法用重金收買宋教仁的書稿，遭到宋教仁的堅決拒絕。清廷得到這個消息，立即由外務部尚書袁世凱出面，通過駐日公使楊樞將宋教仁的書稿索去，並且贈款千元，授予四品京堂的官職，要宋歸國任職。宋教仁徵得孫中山和黃興的同意，想利用這個機會深入清廷內部從事革命活動，為部分同盟會員反對，才沒有成行。但是，他的《間島問題》的書稿幫助清廷在對日談判中獲得了勝利，維護了中國對延吉地區的領土主權，卻使他得到很大安慰。他把清廷的千元贈款大部分給了清寒的中國留日學生，他對別人說：「吾著此書為中國一塊土，非為個人賺幾文錢也。」②宋教仁在「間島問題」上得到清廷的獎賞，引起了革命隊伍內部不少人的猜想和懷疑。有的人認為他在勾結清朝官吏，也有人推測他出賣了黨。為了表明自己的心跡，他於光緒三十四年給清廷寫了一封公開信，重申他在國內事務上同清廷不可調和的對立立場，要清廷取消他的留學生資格，撤掉他所享受的月費金。日本政府對他大為光火，把他看作是清廷的密探，對他進行多方刁難，他並不放在心上。而同盟會組織的逐漸渙散，所發動武裝起義的接連失敗，使他感到心灰意冷，一度變得異常憂鬱和消沉。他寄情於菸酒，狂歌當哭，甚至不惜向日本使女借錢買得一醉。但是，即使是在這種情況之下，他也沒有推卸自己所擔負的革命責任。光緒三十四年九月（1908年10月），日本政府以煽動暴亂的罪名將《民報》封閉，他運用各種合法手段進行挽救，都沒有成功。宣統二年（1910），在譚人鳳的勸說之下，他曾兩次同化名潛入日本的孫中山商談整頓黨務問題，結果都是不歡而散。他看到在南方邊遠地區發動起義無法取勝，建議把革命的中心轉移到長江流域，成立中部同盟會，作為直接領導機關，得到譚人鳳等許多同盟會員的贊成。譚人鳳出面召集在東京的十一省區同盟會分會會長開會，討論革命諸事，宋教仁在會上提出了著名的革命三策：「上策為中央革命，聯絡北方軍隊，以東三省為後援，一舉而占北京，然後號令全國，如葡、土已事，此策之最善者也；就沿江各省，同時並舉，先立政府，然後北伐，此策次善者也；就甌脫地，密布黨羽，進居邊要，然後徐圖進取，其地則東三省或雲南、廣西，此策之又次者也。」①經過全面分析，他認為上策最難，下策已敗，唯有中策最為適宜，並且提出：應該「分步作法，從長江結合，以次推行河北為嚴密之組織，②同上書，第727—728頁。 ①徐血兒等編：《宋漁父》第1集後編《宋漁父先生遺事》。 期以三年，養豐毛羽，然後實行」。只是由於到會者「咸主急進」，最後才由譚人鳳擬出「以事權統一，責任分擔，不限時期為原則」的進行方案①。①《鄒永成回憶錄》，《近代史資料》總10號。 第三節　籌謀民國大業 宣統二年十二月（1911年1月），宋教仁回到上海，應于右任的邀請，擔任《民立報》主筆。於是，他那豐厚的學養和遠見卓識，就化成一篇篇筆鋒銳利的時論文章，通過《民立報》在社會上廣泛流傳。他指斥清廷對國際形勢的矇昧無知，而且「因循苟且，視國事若傳舍」，從而把中國推到危險的境地。他認為，日俄戰爭以後，帝國主義各國在中國的「均勢」局面決不會維持長久，日本正想獨吞中國，俄國在覬覦中國的東北與新疆地區，英國企圖繼續控制長江流域，還窺伺西藏和雲南，美國則運用其強大的經濟力量，拚命向中國內地各省擴張勢力，一旦這種「均勢」遭到破壞，帝國主義各國就會大動干戈，「共逐中原之鹿」，「不出五年，日英同盟及其他各種協約條約則盡解散，不出十年，日本與美國則干戈相見於太平洋之間，而競爭之目的，則必為極東問題之支那，而為導火線者，又必為滿洲問題，或監督支那財政問題」①。他主張通過外交途徑暫時維持這種「均勢」，以便乘此機會迅速改革國政，擴建國力，等到國勢強盛以後，再同帝國主義侵略者進行較量。 揭露清廷立憲的騙局，是宋教仁時論文章的另一個主要內容。他指出，清廷的預備立憲，實際上是一種騙人伎倆，他們肆意侵犯資政院應有的權限，擅自成立皇族內閣，都從根本上違反了立憲的原則。他們頒布的《欽定憲法大綱》，純粹是日本「欽定主義」的仿製品，其中所規定的「大清皇帝萬世一系，永遠尊戴」，同秦始皇的「朕為始皇，二世三世至於萬世」一脈相傳。所謂「臣民言論、著作、出版、集會、結社均准自由」，所謂「臣民非按法律不加逮捕監禁處罰」，以及「臣民之財產居住無故不加侵擾」等等，都是十足的空話。所以他得出結論說：「其所謂憲法大綱者，不過欺人之門面，賴人之口實，萬不可信者也。」②他反對實行君主立憲，同時也反對在當時就實行社會主義政策，認為「凡一主義之推行，每視其客體事物之現狀如何以為結果，其客體事物之現狀與其主義相適者，則其結果良，其客體事物之現狀與其主義不相適者，則其結果惡」①。 宣統三年三月（1911年4月）中旬，宋教仁在譚人鳳的敦促之下，奔赴香港參加即將發動的廣州起義（即黃花崗之役），代替陳炯明擔任編制課課長。他草擬了文告、約法以及中央與地方的制度方案，準備在起義勝利之後頒布實施。二十九日（27日）傍晚，他與何天炯等人乘晚班輪船離開香港，次日凌晨到達廣州，不幸起義已經失敗。他們無法上岸，只好原路返回香港。但是，宋教仁並沒有因為廣州起義的失敗而灰心喪氣，他還勸說其他革命黨人鼓起勇氣，繼續鬥爭。他說：「此次雖失敗，然得許多之經驗，足以為他日之預備者。」因此，他回到上海以後，仍然擔任《民立報》主筆，一方面在政治思想上向清朝封建統治者發動一次又一次的衝鋒，一方面同往常一樣，照舊從事革命的組織活動。閏六月初六日（7月31日），中部同盟會在湖州會館召開正式成立大會，譚人鳳撰寫了《宣言》，宋教仁擬訂了總會、①居正：《辛亥札記》。 ②《宋教仁集》上冊，第221頁。 ①《宋教仁集》上冊，第215、254、255頁。 總務會和分會的各項章程，並且當選為總務會的幹事，分掌文事部，負責處理參謀、立案、編輯與其他一切事務，成了中部同盟會的主要領導人。 根據宋教仁提出的方略，中部同盟會決定在武昌首先起義，然後組織各省立即響應。為了做好準備工作，他們派曾傑去湖南，與焦達峰組織湖南分會，令范鴻仙、鄭贊永去安慶，籌建安徽分會。而作為重點區域的湖北，則由譚人鳳親自前往，要居正促使共進會與文學社迅速聯合，成立湖北分會，屬上海總機關直接領導，分別運動當地清軍，主持當地起義諸事。除此以外，他們又讓同盟會東京本部的吳玉章和張懋龍回到四川建立四川分會，和長江中下游各地遙相呼應。 隨著四川保路運動的迅速發展，革命時機日漸成熟。宋教仁擔心革命會受到帝國主義各國的干涉，特於八月初四日（9月25日）在《民立報》發表《葡國改革之大成功》一文，要革命黨人吸取葡萄牙改革成功的經驗，採取革命手段，應當「以務使現狀不致大變動而容易恢復的宗旨。約而言之，有三：一革命之時宜神速而短（不可久事戰事）；一革命之地宜集中而狹（宜於中央）；一革命之力宜借舊政府之所恃者（用政府軍隊），使為己用，而收事半功倍之效」②。同一天，聯合後的共進會與文學社所派代表居正和楊玉如來到上海，向中部同盟會匯報了湖北近況及其起義計劃，要求黃興、宋教仁和譚人鳳去武漢主持大計。因為黃興遠在香港，近日之內無法趕到，譚人鳳生病住進醫院，行動很不方便，宋教仁便立即準備西行，但就在這時，被關押在武昌獄中的胡瑛派人送來一封密信，說湖北形勢極為險惡，不能在近期之內發難。宋教仁對居正和楊玉如的報告疑信參半，已經下定的決心又發生動搖。譚人鳳堅信武昌發動在即，再三催促宋教仁趕快上路，並於八月十七日（10月8日）先自抱病登程，而宋教仁卻仍然遲遲未動。 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了。由於革命組織的主要領導人均不在場。清朝新軍第二十一混成協統領黎元洪被推為湖北軍政府都督。宋教仁得到這個消息，悔恨不已。他認為，根據同盟會的一些規定，革命的領導大權一定要掌握在革命黨人手中，所以他極力設法進行挽救。九月初三日，當黃興從香港來到上海時，他就勸黃興去南京率領第九鎮新軍起義，奪取東南諸省，以擴大革命黨人的勢力，削弱黎元洪的影響。黃興不僅沒有同意，而且還把宋教仁拉上輪船，一起西上，前往武漢。到武漢後，黃興僅被黎元洪任命為戰時總司令，到前線去指揮革命軍同清軍作戰，宋教仁則協助胡瑛辦理外交事務，沒有得到任何正式職位和實權。宋教仁看到黎元洪的都督地位已經鞏固，他的政略在武漢無法施展，所以在為湖北軍政府起草《鄂州約法》之後，就於九月二十三日（11月13日）乘船東下，去策劃占領長江下游地區，以便成立一個由革命黨人直接控制的中央政權。 宋教仁心事重重地回到上海，以湖南都督府代表的身份參加了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他一再強調：「目下大局安危，不在一時一地之勝負，實在統一機關之成否。」①他努力調解江蘇各軍之間的糾紛，以穩定江蘇的局勢。江浙聯軍攻克南京以後，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決定將中央臨時政府設在南京，他便為推舉中央臨時政府的革命首腦而積極活動。十月十四日（12月4日），他和上海都督陳其美等人組織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以投票的方式選②同上書，第289頁。 ①《宋教仁集》上冊，第327—328頁。 舉黃興為大元帥，黎元洪為副元帥，但因黃興堅辭不就，黎元洪來電要求取消，各省都督府代表又在南京集議，改推黎元洪為大元帥，黃興為副元帥，黎元洪仍駐武昌，由黃興代行大元帥職權，在南京組織中央臨時政府。黎元洪表示贊同，黃興也勉強接受。恰在這時，孫中山即將歸國的消息傳來，黃興立即改變了馬上赴寧就職的原議，繼續留在上海等候孫中山到來再作決定。 孫中山於十一月初六日（12月25日）到達上海。宋教仁開始並不歡迎。後經張繼等人出面勸解，他才改變了態度，從南京趕到上海，和孫中山一起籌商建立一個怎樣的中央臨時政府。面對當時的局勢，他同意建立以孫中山為大總統的革命中心，但在實行美國式的總統制還是法國式的責任內閣制問題上，他卻同孫中山發生了嚴重分歧。孫中山主張實行美國式的總統制，他則堅持要實行法國式的內閣制。黃興勸他取消自己的提議，他拒絕。最後由黃興把兩種意見提交南京各省都督府代表會議進行討論，宋教仁的責任內閣制的提議被否決。 宋教仁的主張未被採納，但他並沒有放棄自己的努力。他認為，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很不完備，必須進行修改，應增設臨時副總統，規定臨時大總統有自由制定官制官規而不必經過參議院同意的權力。十一月初九日，他在南京宴集各省代表，發表了長達兩個多小時的演說，闡發他修改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的思想。然而，附和者寥寥。直到次日孫中山當選為臨時大總統，也同樣感到這個大綱有修改的必要時，他的修改方案才獲得多數代表的通過。可是，僅僅過了3天，這個修正方案又被推翻了。 在籌建南京臨時政府的過程中，宋教仁費盡心思，出力不少，但他那急於要挽回革命黨人已經失去的對革命的領導權的心情，卻無法被別人充分理解。特別是因為章太炎在十月十一日（12月1日）發表的九則《宣言》中曾經寫道：「至於建置內閣，仆則首推宋教仁，堪為宰輔，觀其智略有餘，而小心謹慎，能知政事大體。」為此，宋教仁招來不少人的嫉妒，而他對臨時政府組織大綱提出修正，又引起這個大綱起草者們的強烈不滿，因此，他的一切言行，都被看作是出於爭當總理、撈取大權的私心，使他有苦難吐，百口莫辯，連孫中山也無法堅持任命他為內務總長，最後只好讓他擔任總統府法制院院長。 以孫中山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抵擋不住國內外敵人的聯合進攻，很快就被迫向帝國主義與封建買辦勢力的代表袁世凱妥協，推薦袁世凱接任臨時大總統。同時，孫中山還提出定都南京、新總統必須到南京就職和遵守《中華民國臨時約法》3個條件，以維護辛亥革命所取得的成果，防止袁世凱背叛民國。1912年2月18日，孫中山特派教育總長蔡元培為專使，宋教仁和汪精衛等為歡迎員，前赴北京，歡迎袁世凱南下就職。狡猾的袁世凱表面上表示「極願南行」，暗中卻密令陸軍第三鎮的部分士兵發動「兵變」，為其不能南下製造藉口。淳樸忠厚的蔡元培識不破袁世凱的陰謀詭計，便致電南京臨時政府和參議院，要求對袁世凱進行遷就。袁世凱又請宋教仁提前回南，報告一切。宋教仁知道袁世凱品行不端，「北京兵變」的發生，肯定是袁世凱耍弄的手段，但他從抵制俄國和日本的侵略陰謀考慮，卻同意把北京作為中央政府的所在地。由於他在入京時「多所結納」，馬君武「謂其賣黨於袁世凱」，他知道後怒不可遏，在南京總統府打了馬君武一記耳光。馬君武立即還擊，打傷了他的眼睛，被送入醫院，「旬日始愈」。事後，馬君武十分慚愧地說：「因不識鈍初政治之手腕，故有是言。鈍初誠願始終忠於黨，我甘承其過。」①①《宋教仁集》上冊，第369頁。 第四節　為憲法而犧牲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凱如願以償地在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職，命唐紹儀組織第一屆內閣，宋教仁被任為農林總長。儘管他最有興趣並努力學習和研究的是政治和法律，農林非其所長，「然猶以為既列閣員之群，亦參贊大政方針之一人，則主持所信之政見，以期見諸實行，或亦易事，故姑且承乏其間，以圖展布有日」①。然而，僅僅過了兩個多月，他這美妙的想法就被打得粉碎。由於袁世凱的專橫跋扈及其爪牙的從中破壞，這屆內閣一事無成，形同虛設，唐紹儀不得不在6月間就宣布辭職，宋教仁也隨即向袁世凱遞上了辭呈。但是，這種嚴酷的現實未能使宋教仁意識到必須設法組織政治軍事實力同袁世凱較量，只是令他感到，僅僅組成責任內閣，還不能保證政府內部意見的一致，所以，在6月28日同盟會再次開會討論組織內閣問題時，他進而提出了組織純粹政黨責任內閣的主張。 純粹政黨責任內閣是同政黨密切聯繫在一起的。這時候，一部分同盟會員和立憲派與舊官僚為了能在新政府中爭得一席之地，或者達到其他政治目的，紛紛組織公開政黨或政治團體，致使各種各樣的政治團體像雨後春筍般地湧現出來。而同盟會雖然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以後就變成一個公開政黨，但在宋教仁看來，它已遠遠不能適應政黨政治的需要。他公開宣稱：「統一、同盟兩黨，政綱本無不同，故與兩黨皆有關係。惟同盟會分子複雜，本非政黨組織，前此勉強改為政黨，原非余之本意；且同盟會多有感情用事之舉，尤非政黨所宜出。然感情用事，統一黨人亦有不免，如將來兩黨均不能化除意見，余意於兩黨外另求同志，更組織一黨，以為國家效力之地。」②尤其是這年5月，統一黨又和國民協進會以及民社等幾個小黨派聯合在一起，組成共和黨，充當袁世凱的御用工具，在臨時參議院中和同盟會對抗，更使宋教仁感到，組織一個大黨，在國會中造成多數黨的聲勢，已經刻不容緩。 7月16日，宋教仁主持召開了同盟會本部全體職員大會，討論同盟會的改組問題。多數人主張仍然沿用同盟會舊稱，宋教仁沒有明確表示反對，只是作了兩點原則性說明：一是對於贊助同盟會的其他政黨要極力聯絡；二是要注意國會的選舉，「必使會員能於國會占多數席位。彼時無論政府如何，可以會員力量改良之，是皆擴張勢力之最要者也」①。他所要極力聯絡的其他政黨，主要是指參議院中的第三大黨統一共和黨。這個黨的不少黨員過去都加入過同盟會，與同盟會有著一定的聯繫，後來雖然獨樹一幟，並在參議院中對共和黨頗為偏袒，但因袁世凱要陸征祥於繼唐紹儀之後組織內閣，未能滿足他們的要求，他們的立場已經開始動搖，只是由於他們還不贊成宋教仁提出的不參加陸征祥內閣的建議，所以兩黨之間仍存在著一定的隔閡。到了7月26日，袁世凱用武力強迫臨時參議院通過陸征祥出任總理，統一共和黨不僅沒能將陸征祥否決，而且受到共和黨與軍警界的攻擊，許多黨員都非常氣憤，便決定和同盟會一起參加正式國會的競選。於是，兩黨合併的問題重新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①《胡漢民自傳》。 ②《宋教仁集》下冊，第405頁。 ①《宋教仁集》下冊，第390頁。 宋教仁組織大黨的心情十分迫切。統一共和黨提出，要實行兩黨合併，必須改變同盟會的名稱，廢除民主主義綱領，改良內部組織。宋教仁徵得孫中山和黃興的應允後，在8月5日，雙方代表進行正式談判。國民公黨、國民共進會和共和實進會得到訊息，也先後派出代表前來參加，表示願意一起實行合併。經過反覆商討，他們決定以「國民黨」作為這個新黨的名字，並且通過了保持政治統一、發展地方自治、厲行種族同化、採用民生政策和維持國際和平等五條政綱。在8月25日國民黨成立大會上，宋教仁被舉為理事，不久，又被孫中山委任為代理理事長。 國民黨的成立，使宋教仁躊躇滿志。他以喜悅的心情寫信對海外的同盟會員說：「自斯而後，民國政黨，唯我獨大，共和黨雖橫，其能與我爭乎？」①可他並不知道，組織龐大的國民黨拋棄了同盟會秘密活動時期「平均地權」的綱領，取消了同盟會公開以後的「男女平等」主張，把原來的「力謀國際平等」改成了「維持國際和平」，從而失去了積極的鬥爭意義。他還把社會上一大批官僚政客也拉入國民黨內，使國民黨的成分更加複雜，這就大大削弱了它的戰鬥力量。 凡是企圖實行專制獨裁的人，總是容不下有抱負有才望的政治家。袁世凱除了矇騙孫中山和黃興以外，對宋教仁更是大費心機。他認為，宋教仁是國民黨的靈魂，政治手腕比較靈活，比起孫中山和黃興來更加難以對付。正是因為這樣，他對宋教仁很不放心，總想把宋教仁控制在自己手中，為己所用，最低限度也要使宋教仁無法施展本事。所以，他曾對宋教仁讚揚不已，百般籠絡，甚至放出空氣說，他很有可能要宋教仁出任總理，繼陸征祥之後組織內閣。 宋教仁沒有理睬袁世凱的拉攏，決心為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而努力奮鬥。10月18日，他離開北京，沿京漢鐵路南下，去探望別離8年的老母和妻子，同時布置南方諸省的國會議員選舉事務。臨行之前，袁世凱送上50萬元交通銀行支票，他原封退回，拒不收受。袁世凱知道宋教仁決「非高官厚祿所能收買，乃暗萌殺意，密令心腹趙秉鈞謀之。趙又委其走狗洪述祖、程克二人主其事」①。洪述祖和程克尋找到上海流氓頭子應桂馨，由應桂馨負責物色執行暗殺的兇手。 宋教仁在桃源老家只住了1個多月，就重新踏上了政治鬥爭的巇嶮征途。從1913年1月開始，他由長沙到武漢，過九江到上海，又到杭州和南京，到處都受到熱烈歡迎，到處都發表競選演說，對北京臨時政府的對內對外政策進行猛烈抨擊，對袁世凱的陰險奸詐進行無情揭露。他在2月1日國民黨湖北支部的歡迎會上說：「現在接得各地的報告，我們的選舉運動是極其順利的。袁世凱看此情形，一定忌克得很，一定要勾心鬥角，設法來破壞我們，陷害我們，我們要警惕，但是我們也不必懼怯。」②10天以後，他又在國民黨鄂省交通部的歡迎會上再次點了袁世凱與國務總理趙秉鈞的名，他說：「自民國成立，迄今二載，縱觀國事，幾無一善狀可述。」在內政方面，「財政之狀況，其紊亂已達極度，政府對於財政之將來全無絲毫計劃，司農仰屋，惟知倚賴大借款，以為補苴彌縫之術。..殆以臨時政府期近，敷衍了事，①《民立報》1912年7月28日《同盟會大會紀事》。 ①《宋教仁集》下冊，第419頁。 ②《辛亥革命首義回憶錄》第1輯，第59頁。 以塞國民之責，不惜以萬難收拾之局貽之後人，此則政府罪無可逭之處也」。在外交方面，「自庫俄事件發生以來，國人囂囂然群起詰責，而荏苒至今，將及一載，不聞有當解決之法。..兄弟（宋教仁自稱）彼時亦在北京，見事情重大，曾屢次警告袁世凱總統及趙總理，促其從速設法解決此問題」。然而，「今日外蒙將非我有，而政府猶處歌舞太平之中，不知是何思想」。他明確指出，北京臨時政府已經沒有能力來解決這些問題，「扶危濟傾，端在我黨有志之士」①。3月9日，他在國民黨南京支部的歡迎會上，則簡單扼要地闡述了自己的全部政治主張：「現正式國會將成立，所紛爭之最要點為總統問題，憲法問題，地方問題。總統當為不負責任，由國務院負責，內閣制之精神，實為共和國之良好制也。國務院宜以完全政黨組織之，混合、超然諸內閣之弊，現已發露，毋庸贅述。憲法問題，當然屬於國會自訂，毋庸紛擾。地方問題，則分其權之種類，而為中央地方之區別。」②任何政治家的思想，總是隨著形勢的發展而變化。這個時候的宋教仁已經不再以組織一個純粹政黨責任內閣而滿足了。因為他清楚地知道，要使袁世凱擔任一個沒有什麼實權的總統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選舉「最為愚昧脆弱之黎元洪」為總統，才能「組織同志內閣」，充分發揮責任內閣的作用。因此，當他去武昌訪問黎元洪的時候，就對黎元洪說過：「我們不能使袁世凱做我們聽話的工具，我要我黨黨員選你當總統。」①這個消息很快就在社會上流傳開來，2月18日北京的《亞細亞日報》就對此作了公開報道。 宋教仁的這一計劃，對袁世凱無疑是個威脅，況且國會選舉已經揭曉，國民黨在每個選區都高奏凱歌，在參眾兩院870個議席當中，國民黨獨得392席，占議席總數的45％，而共和、民主、統一三黨所得議席總和只有223個，還不到議席總數的26％，國民黨取得了壓倒的多數，宋教仁的這一計劃是很有可能實現的。從此，袁世凱殺害宋教仁之心益堅，其行動的速度也大大加快。2月1日，洪述祖密電應桂馨，聲稱「大題目總以做一篇激烈文章，乃有價值」。第二天，洪述祖又在給應桂馨的一封密函中說：「緊要文章已略露一句，說必有激烈舉動。弟（指應桂馨）須於題前徑電老趙（指趙秉鈞），索一數目。」②其中所謂「緊要文章」，「激烈舉動」，就是指的暗殺宋教仁的事。與此同時，袁世凱還指使其大小嘍囉，匿名投稿全國各報，並以「救國團」的名義通電全國，對宋教仁進行惡毒攻擊。尤其卑鄙的是，袁世凱購求宋教仁在日本時的所謂「劣史」資料，編印成冊，大量散發，妄圖徹底毀壞宋教仁的名譽。結果，前者遭到宋教仁的駁斥，後者也未收到什麼效果。袁世凱在收到應桂馨3月14日發出的「梁山匪魁（指宋教仁），四處擾亂，危險實甚，已發緊急命令，設法剿捕之，轉呈候示」的密電以後，18日拍了「寒（即14日）電應即照辦」的復電①，正式下達了暗殺宋教仁的命令。宋教仁完全陶醉於國會選舉，他在上海與國民黨的其他領導人一起商討在國會中應當施行的黨略，起草國民黨大政見，準備帶到北京國民黨本部議決實行。他的好友陳猶龍和譚人鳳發現，袁世凱已有圖謀不軌的端倪，勸他①《宋教仁集》下冊，第456—457頁。 ②同上書，第457—458頁。 ①《宋教仁集》下冊，第467頁。 ②劉基勝：《為民主而鬥爭：宋教仁與辛亥革命》，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英文版。①李劍農：《戊戌以後三十年中國政治史》，第171—172頁。 應該有所戒備，他卻認為那是「蛇影杯弓之事」，全不放在心上。他只考慮到，袁世凱一旦大總統落選，倒很有可能要同國民黨最後攤牌，所以他對他的黨員們說：「在不久的將來，（袁世凱）容或有撕毀約法背叛民國的時候，我認為那個時候，正是他自掘墳墓，自取滅亡的時候。到了那個地步，我們再起來革命不遲。」②這時袁世凱來電，催他趕快進京，他便決定於3月20日乘夜車同其他幾個新當選的議員一起北上。 這天晚上，宋教仁來到《民立報》社，向他的同人友好辭行話別。徐血兒緊緊地握著他的手說：「先生此行，責任甚重，顧宵小多欲不利於先生，恐前途有不測之危險，願先生慎重防衛。」他若無其事地笑著回答：「無妨，吾此行統一全局，調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懼？國家之事，雖有危害，仍然併力赴之。」③10時45分，宋教仁和黃興等人走出滬寧車站議員休息室，準備上車。 他們剛剛走到剪票處，就聽到低低的一聲槍響，隨後便是第二聲、第三聲。宋教仁搖晃了一下，便倒在旁邊的一張鐵椅子上，說道：「吾中槍矣。」由於前來送行的人忙於救護，竟使兇手武士英逃去。 宋教仁被送到車站附近的鐵路醫院裡，他不知道向他開槍的主謀人就是袁世凱，還請黃興代筆，給袁世凱拍發了一封電報，報告他的不幸，提出他的要求，希望袁世凱「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會得確定不拔之憲法」①。延至22日凌晨，這個年僅32歲的資產階級政治家便與世長辭了。②同上書，第172—173頁。 ③《宋教仁集》下冊，第457頁。 ①徐血兒等編：《宋漁父》第1集後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