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一卷） · 第二十二章　徐壽

第一節　研讀科技典籍，善制工藝器械 徐壽，字生元，號雪村，江蘇無錫人。清嘉慶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二日（1818年2月26日）出生於江蘇無錫縣社崗里。徐氏世居無錫，「力田讀書」④，是一個比較貧苦的農民家庭。徐壽的祖父審發務農的同時兼作商販，家境日漸富裕。徐壽的父親文標大概是徐家的第一個讀書人，但不幸的是年僅26歲過早去世了，徐壽時年僅4歲。母親宋氏含辛茹苦，將他和兩個妹妹撫養成人。在他17歲那年，他的母親也去世了。在此之前，他已經娶妻，並有了一個兒子。 徐壽早年也習舉子業，「嘗一應童子試，以為無裨實用，棄去」①。顯然，八股詩文無法解決他一家人的生計問題。為了養家餬口，他不得不一面務農，一面經商，往上海販運糧食。難能可貴的是，徐壽並沒有就此放棄對知識的追求。生活的磨難和務農經商的實際經驗，使他痛感時文詞章毫無用處，因此，他在很年輕的時候就轉向了經世致用之學。那時正是鴉片戰爭前夜，清皇朝已經走向衰亡，社會矛盾日益突出，青年徐壽立下了「不二色，不妄語，接人以誠」和「毋談無稽之言，毋談不經之語，毋談星命風水，毋談巫覡讖緯」的座右銘②，抱定了經世致用的宗旨，開始在經籍中學習研究有用之學。他研讀《詩經》和《禹貢》等經書時，將書中記載的山川、物產等列之為表，研讀《春秋》、《漢書》、《水經注》等歷史、地理著作，則注意古今地理的沿革變遷。凡是有用之學，他無不喜好。 徐壽的家鄉無錫是著名的魚米之鄉，也是遠近聞名的手工業之鄉。那裡有許多能工巧匠。這種風氣也影響了徐壽，他從小就愛好工藝製作，「少好攻金之事，手制器械甚多」①。大概正是由於這一愛好使他由博覽群書逐漸轉而致力於科學技術的研究。徐壽在科技方面的興趣極為廣泛，舉凡數學、天文曆法、物理、音律、醫學、礦學等等，他無一不喜，無一不好。他不僅潛心研究中國歷代的科技典籍，對於明末清初從歐洲翻譯過來的西方科技著作也認真加以研究。他認為工藝製造是以科學知識為基礎的，而科學的原理又藉工藝製造體現出來，所以他總是「究察物理，推考格致」②。結果，這不僅使他的科學修養大為提高，也使他製作工藝器械的水平日趨精湛。據記載，他曾製作過指南針、象限儀，還會製造結構很複雜的自鳴鐘，而尤其善於仿鑄墨西哥銀元。他還研究製造過好幾種古代樂器，據說都一一符合樂理。他善於制器的名聲逐漸傳播開來，引起本縣的學者兼畫家華翼綸慕名探訪，由此，徐壽與華翼綸之子青年數學家華蘅芳（1833—1902）相識，成為終身不渝的朋友。 徐壽和華氏父子聯絡了幾位對科技有共同興趣的人，經常切磋討論。他④蔣學堅：《李壬叔丈靈柩南還，詩以哭之》，原註：「公誤飲馮了性藥酒而卒。」①華翼綸：《雪村徐征君家傳》，《碑傳集補》卷43。 ②華翼綸：《雪村徐征君家傳》，《碑傳集補》卷43。 ①程芳：《徐雪村先生像序》，《格致匯編》第二年（1877）第9卷。 ②華世芳：《記徐雪村先生軼事》，《碑傳集補》卷43。 們到處訪書求友，往往弄到一本科學書就相互傳抄，每見新學新知，總是相互交流，遇到疑難問題，就反覆研究，直至大家都明白。他們對明末清初的西方天文學、數學和技術之類的譯書進行了認真深入的研究。這些書往往有理有法，不僅論述知其然，而且闡述其所以然，給徐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是在這些切磋交流中，徐壽從研究中國傳統科技轉而致力於西洋科技。1855年，上海墨海書館（英國倫敦布道會在中國的出版機關）出版了英國在華傳教醫師合信（B.Hobson，1816—1873）編譯的《博物新編》。不久，徐壽和華蘅芳到上海訪書，讀到了這部新書。這是一部介紹西方近代科學技術基礎知識的書，是最早向中國人介紹近代化學知識的一部書。其中還論述了蒸汽機原理，哥白尼和牛頓天文學等。儘管《博物新編》不過是一部科學常識書，但它介紹的卻是近代科學常識，已經遠遠地超越了明末清初天主教耶穌會士介紹的西洋科學的水平。徐壽和華蘅芳他們一讀到這部書，就好象一下子跨越了200多年，猛然間發現近代科學的新知新理。這種新鮮和敏感，如果不是對科學精研有素，是難以想像的。 回到無錫，他們按照書中所論自製器具，驗證書中的一些科學理論和實驗。徐壽因陋就簡，自製了不少儀器。如他曾用水晶印章磨製成三稜鏡，以檢驗光的折射定律在三稜鏡中的特殊現象和光分七色的原理。為了搞清楚光在三稜鏡中的折射問題，他和華蘅芳多次通信討論。更為難得的是，徐壽還觸類旁通，「引伸其說」③，試做了《博物新編》中還沒有加以討論的實驗，並將書中的結論推而廣之，得到了某些新的結果。可惜的是，這些實驗和研究的筆記後來毀於1860年太平天國軍進攻無錫、蘇州之時。這一時期，徐壽還研究了輪船的製造。他認真研讀了《博物新編》中的有關論述，並考察過停泊在上海的外國輪船，所以在1860年之前，就傳說他能夠製造輪船，稱他「登西人火船，觀其輪軸機捩，即知其造法」①。 1861年秋冬之際，兩江總督曾國藩向清廷特片保舉6人，徐壽和華蘅芳作為江浙的「才能之士，能通曉製造與格致之事者」，名列其中。清朝中央政府即命江蘇巡撫薛煥將他們護送至曾國藩軍營。次年三月，徐壽和華蘅芳抵達安慶曾氏軍中，成為曾國藩軍中的技術幕僚，在安慶內軍械所著手試製輪船。 徐壽等人白手起家，自製了必要的工具，然後用這些工具製造出一系列零部件，僅用3個月的時間，船用蒸汽機的模型就製造出來了。該機汽缸直徑為一寸七分，引擎速度為每分鐘240轉。1862年7月30日，徐壽和華蘅芳等將該機試演給曾國藩及其幕僚觀看，一試即獲成功。曾國藩對此極為滿意，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竊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國人亦能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隨即令徐壽等正式開始製造輪船。這項工作以徐壽和華蘅芳為主，徐壽負責總體設計和製造，華蘅芳負責有關的測算工作。此外還有吳嘉廉、龔芸棠等。徐壽的次子徐建寅（1845—1901）雖然才17歲，但在造船過程中也「屢出奇計」②，幫助徐壽解決了某些疑難問題。1863年11月，徐壽等人試製出一艘小型的木質輪船，該船使用暗輪，長約三丈。可是試航時，它只行駛了一里左右就熄火了。徐壽等很快就查明了問題之所在，③傅蘭雅：《江南製造總局翻譯西書事略》，《格致匯編》第三年第五卷。①傅蘭雅：《江南製造總局翻譯西書事略》。 ②《王韜日記》1859年3月9日。 原來是由於鍋爐中沒有設置鍋爐管，因此汽鍋無法連續供給蒸汽。他們很快更改了設計。一個多月之後，該船又在長江上進行了試航，獲得圓滿成功。該船身長近三丈，航速為每小時12至13里。曾國藩隨即指示製造更大的輪船。 1864年7月19日，湘軍攻占天京（即南京）。不久，曾國藩從安慶移駐南京，內軍械所也從安慶遷至南京。徐壽等人也搬到南京繼續造船。由於船大，零部件的加工製作耗費時日，而人手有限、工具簡陋，所以進展不快。直到1865年底，一艘明輪式的木質蒸汽船才終於完工。該船後被命名為「黃鵠」，船身長55尺，載重量為25噸，引擎使用高壓蒸汽機，淘汰了先前的低壓蒸汽機。其蒸汽機為單汽缸，傾斜裝置，汽缸直徑為2尺，長為2尺。主軸長14尺，直徑為二寸四分。汽鍋長10尺，直徑二尺六寸。鍋爐管有49支，各長8尺，直徑二寸。船艙設在主軸位置之後，機器部分占去了船體的前半部分。推進器為設於兩舷的腰明輪。1866年4月，「黃鵠」號在南京下水試航，其順逆水平均船速為每小時22.1里。總的說來，「黃鵠」號輪與當時國外製造的內河航行的輪船在設計、性能上都是很相似的。其全部製造工作，無論是各項設計，還是工具、機器、零部件的製作，完全由中國人一手完成，沒有假手外人。所用材料，除了用於主軸、鍋爐和汽缸的鐵系進口貨之外，其餘均為國產。在當時極其簡陋的條件下，徐壽等人克服了重重困難，解決了一個又一個技術難題，而終於大功告成，真可以說是一個奇蹟。當時在上海出版的著名的英文報紙《字林西報》（NorthChinaDailyNews）就稱道「黃鵠」號的製造成功是「顯示中國人具有機器天才的驚人的一例」。徐壽因此被曾國藩譽為「江南第一巧人」。在中國科技史上，「黃鵠」號的製造開創了我國的近代造船業。 第二節一代翻譯名家 在研製輪船的過程中，徐壽深感引進西方科學技術的迫切性。早在1863年春，徐壽等技術幕僚就向曾國藩建議設立一個採用西方先進技術的機器廠，後來容閎赴美採辦機器即由此而來。容閎購買的機器於1865年秋運抵上海，被安置在李鴻章新設的江南製造局。該局原來是一家美國人經營的輪船修造廠旗記鐵廠，有幾位外國技師和一批修造輪船的設備留用。因此，1866年曾國藩回任兩江總督後，即著手在該局製造輪船。為此，他很快就將徐壽父子和華蘅芳等人調到製造局，襄助造船事宜。1867年4月，徐壽到該局就職，任江南製造局委員，負責領導和監督造船工作。在徐壽領導滬局造船之初，該局的造船工作主要依賴留用的原旗記鐵廠的外國技術人員。他們利用外國輪船的現存圖紙，按圖製造，自己無法設計。這些人大多不過工匠水平，若要製造樣式比較先進的船型就無處措手了。有鑒於此，徐壽更覺必須培養自己的技術人才。他以自己的親身經驗，認識到必須引進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知識，把西方科學技術各門類的著作擇要翻譯過來，供人學習研究，自然能造就一批中國自己的科技人才。那時，曾經在輸入西方近代科學知識方面起過重要作用的墨海書館早已解散。西方近代科學的絕大多數學科還沒有相應的中譯本，至於學習西方製造技術所急需的技術科學還幾乎是一片空白。這種情況，同方興未艾的求富求強事業的實際需要是太不相適應了。可是洋務派的代表人物卻急功近利，急於購買和仿造洋槍洋炮和輪船，還沒有將科技知識的引進和科技人才的培養納入其議事日程上來。經過慎重的考慮，徐壽建議在江南製造局設立翻譯館，專門翻譯西方科學技術著作。他的這一設想得到了該局負責人馮焌光和沈保靖的支持。為了爭取曾國藩的支持，徐壽起草了一個條陳，由馮、沈轉呈曾氏。 徐壽的條陳內容有四點：一為開煤煉鐵，二為自造大炮，三為操練輪船水師，四為翻譯西書，而其真意還是在第四事。但是，曾國藩認為徐壽的建議都是「揣度之詞，未得要領」。關於譯書一事他批覆道：至外國書不難於購求，而難於翻譯，必得熟精洋文而又深諳算造且別具會心者，方能闡明秘要，未易言耳..該員等此番赴局宜遵諭專心襄辦輪船，能於一年內趕速製造一二隻，乃不負委用。其輪船以外之事，勿蘧推廣。③看來，曾國藩造船心切，對徐壽等人的能力估計不足，將譯書之事看得太難了。幸而馮焌光和沈保靖是支持徐壽的，經過他們的請求，曾國藩允許徐壽「小試」譯書。 徐壽物色了上海英華學塾校長兼《上海新報》編輯英國人傅蘭雅（J.Fryer，1839—1928）擔任專職口譯，並聘請富有譯書經驗的英國傳教士偉烈亞力和美國人瑪高溫（D.J.Macgowan，1814—1893）擔任兼職口譯。於是，徐壽與偉烈亞力合作翻譯《汽機發軔》，華蘅芳與瑪氏合譯《金石識別》，而徐建寅與傅蘭雅試譯《運規指約》，江南製造局的翻譯事業就此開始了。這幾部書都是由徐壽等中國筆述者趕到西人口譯者的租界住處翻譯的，來往費時，很不方便，因此，製造局撥出房屋作為翻譯之處。1868年6月，在中國近代科技史上產生過重要影響的江南製造局翻譯館就這樣成立了。 ③孫景康：《仲虎徐公家傳》，見楊模等編《錫金四哲事實匯存》。 1868年8月，在江南製造局製成第一艘輪船「恬吉」號下水的同時，《汽機發軔》等四部譯書也均告譯出，並呈送給曾國藩「鑑賞」。曾氏對輪船製成極為滿意，對於四部譯書也非常欣賞。要知道李善蘭、偉烈亞力在墨海書館花了七八年才譯出七八部書啊。從此，他對譯書事業的態度立即轉變為大力支持，指示擴大翻譯館的規模，同意徐壽等人的建議，興建翻譯學館。徐壽等翻譯委員制訂了翻譯館的長期規劃——《再擬開辦學館事宜章程十六條》①。這一計劃主要有兩方面的內容。其一是招收學生，培養翻譯人才和技術人才。1870年初翻譯學館建成之後，新任上海道兼江南製造局總辦塗宗瀛認為翻譯學館與培養外語人才的上海廣方言館「事屬相類」，他請示曾國藩後，將廣方言館搬進了新落成的翻譯館，結果徐壽等人的科學教育計劃化為了泡影。不過，這一計劃的另一半內容，即譯書計劃基本上得到了落實。如按照第七條「測經緯以利行船」，此後每年即由賈步緯編譯《航海通書》；據第八條「譯輿圖以參實測」，李鳳苞等編譯了世界地圖紙、中國沿海海道圖和長江圖等幾種地圖；而《西國近事匯編》、《西國近事》和《翻譯新聞紙》等送呈各省官員的定期出版物，則是按照第十條「錄新報以知情偽」的計劃編譯的；至於科學技術書籍的翻譯，則在第五、六、九條「編圖說以明理法」、「考製造以究源流」、「廣翻譯以益聞見」等條文中規劃周詳了。這是清末洋務運動時期我國引進西方科技的最大的一項計劃。正是這個計劃的實施，使江南製造局成為十九世紀下半葉我國譯書最多、質量最高、影響最大的科技著作編譯機構。徐壽也是在翻譯館建成以後，由「製造名家」轉變為「翻譯名家」。此後，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在翻譯館與傅蘭雅合作翻譯科技著作，直至其去世。作為翻譯館的創始人和主要譯者，徐壽為翻譯事業貢獻了自己的最後17年生命。 徐壽先後與傅蘭雅合作翻譯了近30種科技著作，約250萬字。其中，最有名的是幾部化學書，此外，《汽機發軔》、《西藝知新》正續集和《寶藏興焉》等也很重要。 ①《曾文正公全集·批牘》卷6。 第三節　中國近代最早的化學家 徐壽的第一本化學譯書是《化學鑒原》，是根據當時美國流行的一部化學教科書翻譯的。此書譯於1869年，是最早譯出的一部專門的化學書籍，於1871年作為江南製造局的首批譯書出版。那時，許多化學術語還沒有現成的漢語詞彙來表達，因此，必須擬定一套元素、化合物和化學概念的漢語譯法。為此，徐壽和傅蘭雅經過認真研究，解決了這一翻譯難題。其中最為成功的是化學元素名稱的翻譯。他們首創了以元素英文名的第一音節或次音節譯為漢字再加偏旁以區分元素的大致類別的造字法，巧妙地將元素英文名譯為漢字。他們根據這一原則新造的化學元素漢字如硒、碘、鈣、鈹、鋰、鈉、鎳等字，幾乎難以看出是新造的漢字。這一元素譯名原則不僅能對已知的元素擬定合理的譯名，而且為後來擬譯新發現的元素譯名提供了如法炮製的規範，其基本原則為後來的化學家所繼承。目前的化學元素中文譯名原則就是在徐壽的基礎上制訂的。至於化合物的譯名，他們除對某些常見者採用意譯之外，一般都譯其化學式，還沒有找到合適的譯法。在徐壽和傅蘭雅翻譯《化學鑒原》的同時，在廣州的美國傳教醫師嘉約翰（J.G.Kerr，1824—1901）與其學生何然也根據同一底本在進行翻譯。他們了解到徐壽的譯名之後，就在其譯本《化學初階》中採用了《化學鑒原》的一些譯名。不過《化學初階》的譯文比較簡略，文字也不如《化學鑒原》那麼通暢，因此遠不如《化學鑒原》在讀者中影響深遠。《化學鑒原》被時人譽為「化學善本」①，是近代化學傳入中國早期時影響最大的一部譯書。 徐壽等在翻譯《化學鑒原》時只譯出了原書的無機化學部分，在介紹有機化學時，他們選用了英國新出的一部化學教科書，書名定為《化學鑒原續編》（1875年）。由於那時有機物的英文名稱也還沒有統一，徐壽和傅蘭雅在翻譯有機物時採用了音譯，因而該書比較難讀。《續編》譯出之後，他們見原書的無機化學部分的內容比《化學鑒原》更豐富，更有條理，於是又將其譯出，定名為《化學鑒原補編》，於1879年出版，其中還加入了論述新發現的元素鎵及其化合物的內容。 徐壽非常重視分析化學，稱之為「化學之極致」。在翻譯完《化學鑒原》不久，他就讓其子建寅與傅蘭雅翻譯了一本簡明的分析化學著作《化學分原》。但他不以此為滿足。1879年，年已61歲的徐壽又開始與傅蘭雅合作翻譯德國分析化學大師富里西尼烏司（KarlR.Fresenius，1818—1897）的兩部最有名的分析化學著作《定性分析化學導論》和《定量分析導論》。這兩部著作的德文原版分別於1841年和1848年初版，後來一再修訂重版，並被譯為歐洲各國文字。它們在分析化學的學科建立和系統化的過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因而其作者富氏被譽為近代分析化學之父。這兩部書的篇幅都不小，譯成文言共有75萬字之多。徐壽和傅蘭雅是依據其英文新版翻譯的，前後歷時的4年之久，譯本分別定名為《化學考質》和《化學求數》，於1883年出版。 徐壽還翻譯了一冊《物體遇熱改易記》（1899年出版），它是根據英國出版的一部著名的化學詞典中的部分條文翻譯的，介紹了氣體、液體和固體①《廣方言館全案》。 受熱膨脹理論，氣體定律，理想狀態方程和絕對零度等概念和理論，詳細羅列了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之前西方科學家研究液體和固體熱膨脹率的實驗結果。 這些無機、有機和分析化學譯著的翻譯出版，以及他們翻譯的《寶藏興焉》（1884年）、《西藝知新》中的化工著作如《造硫強水法》等的出版，將西方近代化學比較系統地引進到中國，極大地促進了近代化學知識在清末的傳播，為化學學科在我國的建立奠定了基礎。同時，這些譯著的翻譯出版也改變了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前化學知識引進的落後狀況。隨著它們的問世，化學知識的引進甚至可以說走在了數學和物理學等學科的前頭。 就徐壽自己而言，通過翻譯化學書籍，也進一步提高了自己的科學水平，成為我國近代最早的化學家之一。早在譯書之前，他就從英國訂購了全套的化學實驗儀器和化學藥品。在譯書的同時，他往往要將書中的重要的化學實驗親手做一遍。因此，每譯完一書，他也就掌握了書中的化學知識，並能將有關知識運用於實踐之中。他曾為江南製造局的龍華火藥局建成硫酸廠，製造過硝化棉和雷汞等炸藥。 徐壽在翻譯化學書籍不久就開始試製硫酸。最初，可能是由於生產規模過小，製得的硫酸的成本較高①。1873年之後，他和傅蘭雅翻譯了一本介紹英國用鉛室法制硫酸工藝的《造硫強水法》，同時，徐建寅等也翻譯了一本《造硫強水法》（後來沒能出版）。在此基礎上，徐壽改進了工藝，擴大了生產規模，使成本大為降低。其所制硫酸不僅在質量上與西方所產不相上下，在成本上也比進口貨便宜不少。所以從1876年起，龍華火藥局所需硫酸即全系自產，不再依賴進口。徐壽研究製造硫酸可以說是我國近代硫酸工業的開端。他摸索的一整套製造工藝在龍華火藥局長期延用，後來還載入1905年出版的《江南製造局記》之中。 徐壽對礦冶也很有研究。也是在譯書之初，他就從國外訂購了各種各樣的礦石樣品和金屬樣品。後來，他又一面譯書，一面研究辨識礦藏，提煉金屬。他的有關知識，在開平煤礦、徐州煤礦和漠河金礦的開發和建設過程中曾發揮過重要的作用。 ①《格致課藝匯編》卷4己丑（1889年）春季超等第一名孫維新課藝。 第四節　樂律研究的成就 徐壽一生都愛好研究樂律之學。他年輕時以複製古樂器開始為人所知，晚年又因研究律管的管口校正而贏得了西方科學界的讚譽。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他研究了律管的半黃鐘與正黃鐘不相應的問題。這是中國律學史上一個困擾了人們上千年的老問題。中國古代向來以弦定律，以管定音。古人認為管弦同律，依此，則黃鐘律管與長為其一半的半黃鐘管應該剛好相差八度音，可是實際則不然。在中國古代，只有晉代的荀勖（？—289）和明代的朱載堉（1536—1611）研究過律管的校正問題。徐壽研究了朱載堉的成果，認為其結果「理雖近似」，但「尚未密合」①。他從縮小管長來研究這個問題，用九寸長的開口銅管（即清制黃鐘管）實驗，發現截去其一半，無法得到八度音，但再截去半寸稍長一點，則能準確地得到八度音。他用不同管徑的銅管實驗都得到了一致的結果。徐壽這項研究的科學價值在於他用簡單的實驗得到了律管管口校正的一個經驗數據，並以實驗否定了弦管同律論。然而，他的這一結果卻與英國物理學家丁鐸爾（J.Tyn-dall，1820—1893）《聲學》（由徐建寅和傅蘭雅譯出，1874年出版）的有關論述相矛盾。1880年11月，徐壽讓傅蘭雅將他的實驗結果翻譯成英文，報告給丁鐸爾，就為何他的實驗與《聲學》不符，管口校正的科學計算以及弦管不同律的真實原因等問題向丁氏求教。顯然，徐壽和傅蘭雅都感到這一實驗結果是一項有意義的科學發現，因此，他們將信同時也寄到了英國著名的科學刊物《自然》（Nature）雜誌社。那時，關於管口校正的研究在歐洲正引起許多科學家的研究興趣。其中最著名的是英國物理學家博贊基特（R.H.M.Bsanquet）的系列研究和英國著名物理學家瑞利勳爵（LordRayleigh，J.W.Strutt，1842—1919）在其巨著《聲學理論》（TheoryofSound）中發表的理論推算公式。他們的研究從理論和實驗兩方面基本上解決了管口校正的問題。徐壽的研究幾乎與他們同時，儘管結果比較粗略，但仍然引起了英國科學家的極大興趣。《自然》雜誌於1881年3月10日以《聲學在中國》為題，發表了上述信件。編者在按語中指出：「我們看到，對一個古老定律的現代的科學的修正已由中國人獨立地解決了，而且是用那麼最簡單、原始的器材證明的。」在西方科學大舉進入中國的十九世紀後半葉，徐壽的管口校正結果在《自然》雜誌上的發表，可以說是近代以來中國科學家在西方科學雜誌上第一次發表自己的研究成果。 ①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第431頁。 第五節　創辦格致書院 徐壽晚年的另一項重要的事業是創辦上海格致書院。該書院最初由英國駐上海領事麥華陀（SirW.H.Medhurst，1823—1885）倡議建立。由麥氏和傅蘭雅等外國熱心人士組成了董事會。1874年11月，徐壽受邀為董事。以後又陸續增加了幾位華人董事，結果中西董事各占一半。而徐壽是格致書院早期的最為重要的一位董事。徐壽首先著手的是籌款。他先後上書李鴻章等官紳，得到李鴻章、馮焌光等有力者的大力支持，為書院籌集到了大量的錢款。據記載，在全部7700兩建院款項中，其中百分之八十即6000餘兩是由徐壽募集而來。為了格致書院的建設，徐壽還拿出自己多年節衣縮食積攢的一點錢財。他捐獻了原本為其母親修建旌節坊而準備的一筆錢，為此，他不得不將母親牌坊的修建一再推遲。格致書院的房舍是一幢上下兩層的中式樓房，也是由徐壽設計的。書院於1875年底建成，次年6月24日正式開院。格致書院開院後不久，由於經費短缺，很快就陷入了財政困難。又是徐壽多方活動，從著名的紅頂商人胡光墉那裡募得5000銀元，加上他個人的1000兩捐款，才使書院擺脫了財務困難。1878年，他用這筆錢償還了書院的債務，購置了一批科學儀器，並用其中的一部分在書院的空地上修建了數十間房屋，作為出租之用，每年的租金有800多兩。這筆收入後來成了書院的一筆固定財源，使書院的財務狀況大為好轉。從此，董事會授權徐壽住進院內，以便就近管理院務。他的第二任夫人韓氏早在他到江南製造局之前就已去世，以後他不再續娶。此時就由其第三子徐華封（1858—1927）在身邊照料，一起住在格致書院。 但是，徐壽在辦院方針等方面同書院的外國董事發生了分歧。徐壽想把格致書院建成一個培養專門的科技人才的學校，而以擔文（W.V.Drummond，英租界工部局律師，1788年起任董事會主席）為首的外國董事則對此不大熱心，他們不過想辦個展覽，開幾次科學講座，引起中國的士人對西方事物的興趣愛好。因此，他們對徐壽的所作所為多方干涉，橫加指責。後來，徐壽乾脆撇開了外國人控制的董事會，獨立行事。但是，由於風氣未開，徐壽想把格致書院建成一個專門的科技學校的計劃，在他的生前沒有實現。 不過，徐壽畢竟為格致書院後來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另外，由於籌建書院的推動，徐壽的合作者傅蘭雅還發起編輯出版了最早的中文科技期刊《格致匯編》。這一刊物於1876年2月開始出版。徐壽對該刊的編輯給予了寶貴的支持。他為之撰寫了發刊詞，並在上面發表過《考證律呂說》等論文。他和傅蘭雅的一些譯作，也在《格致匯編》上刊出。《格致匯編》在清末深受讀者的喜愛，其發行量遠比江南製造局的譯書為多，對近代科技知識在清末的傳播起到過重要的作用。如果不是徐壽等中國友人的大力支持，傅氏是不可能將《格致匯編》辦成的。 1884年9月24日，徐壽病逝于格致書院寓舍，享年68歲。 徐壽的經歷代表了我國科學技術事業從傳統走向近代的坎坷歷程。徐壽早年受到的是舊式教育，他轉向科學研究是受到了儒家經世致用的傳統的影響。他最早接觸的也是中國固有的傳統科學技術，並達到了較高的水平。然而徐壽絕不保守，他一旦接觸到西方近代科技，認識到其先進性之後，就轉而以引進和傳播近代科技和發展中國的科技事業為己任，他的朋友張文虎（1805—1885）說他「服膺西學」，這在清末是非常難得的。但是，他並不盲信西方科學，他在樂律研究中用實驗發現丁鐸爾《聲學》中的錯誤就是有力的例證。徐壽也沒有因西方科技的先進而棄傳統科技如敝屣。在他的研究之中，總是因陋就簡，儘可能利用傳統的材料、手段和方法推陳出新，表現出很高的創造性。徐壽一生的科學成就，放在世界科技發展史上考察，也許微不足道，但在中國近代科技發展史上卻是舉足輕重的。正是徐壽這樣一些人，開創了中國近代的科技事業，使中國科技的發展逐漸靠近世界科技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