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一卷） · 第二十章　張謇

第一節　從狀元到資本家 張謇，字季直，號嗇庵，江蘇通州（今南通）人。咸豐三年五月二十五日（1853年7月1日）出生於一個富農兼小商人家庭。5歲就讀於鄉間私塾。16歲考取秀才。19歲以後熱衷於攻讀桐城派古文和宋儒著作。 同治十三年（1874），因家道中落輟學。22歲的張謇前往南京投奔原通州知州孫雲錦，在孫所負責的江寧發審局任書記。當時南京有幾個大書院，山長都是國內知名學者，張謇經常向他們請教「治經讀史為詩文之法」，其中尤以鳳池書院山長桐城派大師武昌張裕釗對他影響最大。光緒二年（1876）夏，張謇應慶軍統領吳長慶邀請，前往浦口入其幕府，是為他政治生涯之始。光緒六年春，吳長慶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見。張謇隨同前往，在京師結交袁昶等名士，見聞漸廣。同年冬，吳長慶奉命幫辦山東防務，張謇隨慶軍移駐登州黃縣。當時邊疆危機已漸趨嚴重，日、俄加強侵略朝鮮，意在染指中國東北。光緒八年（1882），朝鮮發生「壬午兵變」，日本乘機派遣軍艦進抵仁川。張謇隨慶軍從海上疾趨漢城，協助朝鮮國王恢復統治，暫時杜絕了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口實。他在錯綜複雜的國際鬥爭中增長了閱歷，並且以處事冷靜而又幹練受到讚譽。他曾為吳長慶起草《條陳朝鮮事宜疏》，並撰寫《壬午事略》、《善後六策》等政論文章，主張反抗侵略，對外持強硬政策。 吳長慶、張謇的建議受到南派「清流」首領潘祖蔭、翁同和等的賞識，但卻受到對外主張妥協的李鴻章等實權人物的冷遇。吳長慶於光緒十年（1884）奉調回國，駐防金州，不久鬱郁病故。張謇離開慶軍，基本上結束了長期寄人籬下的游幕生涯，重新致力於科舉考試。 張謇於光緒十一年前往京師參加順天鄉試，以第二名中舉，時稱「南元」（南人列北榜名次最先者），聲名漸著，成為「清流」著重延攬的對象。但此後四次參加會試均遭蹉跌，這不能不使張謇為之心灰意懶。他回顧自己從同治七年（1868）到光緒十八年（1892），總共25年的時間，經縣、州、院、鄉、會等各級考試20餘次，其中僅直接消磨在考場中的時間就有120天之多，結果無非是供考官「喜怒而寒燠之」。失意之餘，他把自己多年所用的一套考具也丟掉了。 但是，這些年張謇也不是毫無作為。光緒十三年（1887）曾隨孫雲錦赴開封府任，協助治河救災，並擬訂《疏塞大綱》。光緒十四年（1888）以後，又曾應聘主持贛榆選青書院、崇明贏州書院，講學著述之餘還兼事縣誌纂修工作。同時，張謇又開始了「經營鄉里」的活動：一是辦理通海地區的花布減捐；二是提倡改良和發展蠶桑；三是協助籌辦濱海漁團，防範法國侵略者從海上侵犯。他明確提出「欲固國必去厘捐」的口號②，並且主張改良農業、採用機器和集資興辦公司，說明他已初步具有維護和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傾向。同時，通過這些活動，張謇與通海地區的花布商、典商、木商、煙商、紙商、洋藥商和一般中小地主及富農建立了密切的聯繫。正是這些人，以後②《黃遵憲致梁啓超書》，北京圖書館藏手稿。 成為大生紗廠創辦時期的主要支持力量。 光緒二十年（1894）春，張謇奉父命再次進京參加會試，一舉高中一甲一名，循例授翰林院修撰。不久，甲午中日戰爭爆發，民族危機促使帝後兩黨矛盾有所激化。以翁同和為首的「清流」擁戴光緒帝，好發主戰議論；其主要抨擊目標為畏日如虎的李鴻章，實際上都是藉以衝擊主和的後黨，企圖為虛有「親政」其名的皇帝爭取若干實權。名噪一時的新科狀元張謇，由於歷史淵源和政見相近，很快就成為「清流」的佼佼者，是「翁門」弟子中的決策人物。九月，他單獨上《推源禍始防患未來請去北洋折》，悲憤陳言：「試問以四朝之元老，籌三省之海防，統勝兵精卒五十營，設機廠、學堂六七處，歷時二十年之久，用財數千萬之多，但能漫為大言，..曾無一端立於可戰之地，以善可和之局，稍有人理，能無痛心。」①在對李鴻章罪行的憤怒譴責中，洋溢著強烈的愛國精神。但是，「清流」們的激昂議論往往流於迂闊的空談，提不出什麼切實可行的辦法。他們自身缺乏實力作為後盾。正在主戰、主和兩派鬥爭激烈之際，張謇因父喪循例回籍守制。光緒二十一年（1895）初，署理兩江總督張之洞奏派張謇舉辦通海團練，以防禦日本海軍隨時可能對長江下游的侵犯。張謇認真組織訓練民團，曾起草《海門團防營制》、《民團續議》等條例文件，還寫過一首《通海勸防歌》。歌詞以通俗的語言揭露日本侵略軍的殘暴罪行，激發人們奮起保衛鄉里，鼓舞練勇戰鬥信心。但由於清廷很快就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通海團練未及接受實戰檢驗便半途而廢。 張謇憤於清廷的「昏聵」，同時又深憂外資於內地設廠，將會導致「盡撤藩籬」、「喧賓奪主」的惡果，因此產生「實業救國」的思想。他在光緒二十一年夏為張之洞起草的《條陳立國自強疏》，比較明確地主張：儘速講求商務、工藝、採取保護政策，各省設立商務局、工政局，提倡招商設局、建立公司，以謀抵制洋貨傾銷。他認為「富民強國之本實在於工」，應該奉行「商辦官助」的方針以發展民族近代工業。次年初，張之洞奏派張謇和在籍前國子監祭酒陸潤庠、在籍前禮科給事中丁立瀛分別在通州、蘇州、鎮江設立商務局。丁立瀛在鎮江無所作為，可是張謇與陸潤庠卻分別在南通和蘇州創辦了大生紗廠與蘇綸紗廠，這就是清末流傳一時的「狀元辦廠」的故事。大生紗廠最初確定是商辦，籌集資金十分有限。張謇無可奈何，只得向官府尋求援助，請領「官機」折價作為「官股」，以求解決集資難題。所謂「官機」共4萬餘紗錠，原系張之洞於光緒十九年（1893）為湖北南紗局向地亞士洋行定購，閒置堆放在楊樹浦江邊已經整整銹爛了3年。就這樣幾經周折，拖到二十四年（1898），大生紗廠才正式在通州城西唐家閘破土動工。次年（1899），大生紗廠總算建成投產。但開工以後需用棉花日多，資金周轉更加困難。張謇再次向官府求援，結果碰壁而歸；請求另派殷富紳商接辦，又未能得到許可。張謇等走投無路，只有「定計盡花紡紗，賣紗收花，更續自轉，至不能有花紗，則停車而閉廠，以還股東」①。紗廠剛剛開工就準備出讓、停車、閉廠，可見幼弱的民族近代工業前景是多麼暗淡。 幸好這幾年華洋機紗已經在通海地區暢銷，紗價一直看漲。大生紗廠利用當地廉價的原料和勞動力，而且又可以節省大量長途運費，因此在市場競①《張季子九錄·文錄·致黃學使函》。 ①《張季子九錄·政聞錄》。 爭中處於優勢地位。當年秋天，賣紗所得價款日益增多，原料得以供應不缺，大生紗廠總算初步站穩了腳跟。大生紗廠的利潤逐年增長，光緒三十年（1904），該廠增加資本63萬兩，紗錠2萬餘枚。三十三年（1907）又在崇明久隆鎮（今屬啟東縣）創辦大生二廠，資本100萬兩，紗錠2.6萬枚。到宣統三年（1911）為止，大生一、二兩廠已經共獲淨利約370餘萬兩，這就是張謇進一步創辦各種企業的本錢。 為了給大生紗廠提供廉價原料，張謇著手創辦通海墾牧公司。光緒二十六年（1900）秋，洋紗進口由於義和團運動而銳減，大生紗廠產品暢銷，促使張謇急於用企業方式解決原料基地問題。在此後將近1年的時間裡，勘測地界，起草章程，並初步籌集到一批資金。基建工程於光緒二十七年冬正式開始，整整花去10年時間才算粗具規模。墾牧公司在創建階段面臨兩大難題，一是地權糾紛，一是風潮災害。 墾牧公司以平均每畝一錢九分低廉地價領得的12萬多畝土地，看來好象是無人過問的荒灘，實際上原有產權關係卻極為複雜。其中既有屬於淮南鹽場的「盪地」，屬於蘇松、狼山兩鎮的「兵田」，又有屬於民間「坍戶」、「酬戶」、「批戶」等原業主或土地實際占有者的各種名義土地，而且犬牙交錯、界限不清。張謇依靠劉坤一等高級官員的支持，並且通過當地豪紳大戶的斡旋，整整花去8年時間才把這些土地的產權逐個清理收買完畢。 狂風巨潮給公司和墾區農民、民工帶來更大的危害，堤、閘、渠、路等基建工程經常是在與狂風急雨、駭浪驚濤相搏中進行。到光緒三十一年（1905）夏，好不容易修成7條堤和一部分河渠，並且開墾了7000畝土地。可是一場持續5晝夜的大風暴突然降臨，新成各堤都被沖毀，牧場羊群散失殆盡。這場特大災害也衝掉了股東們繼續投資的勇氣，張謇只得再次向劉坤一求援，向江寧藩庫等單位籌集一批款項，購運棉衣、糧食到墾區實行「工賑」。次年春，3000多通海移民在暴雨肆虐的惡劣條件下陸續修復各條幹堤。又經過兩年的辛勤勞作，修復工程基本結束，承佃墾荒者合共1300餘戶，丁口6500餘人，植棉初見成效。 墾牧公司除少量「岸台」（堤面）土地系戶工自行經營外，絕大部分是佃給赤貧移民耕種。承佃者每畝需交「頂首」（押租）錢2000文，田地收穫「公司得四，佃人得六」，說明封建租佃制仍占主導地位。但墾牧公司畢竟從資金到產品都是為大生紗廠服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後者的發展。同時，公司的地租收入大部分用於河、堤、閘、路等大規模圍墾工程，具有擴大再生產的意義，而且在棉種改良方面也作了一些努力。墾區所產棉花在南洋勸業會上得到優等獎牌，說明公司的成立在當時歷史條件下還是有進步意義的。 從光緒二十七年到三十三年（1901—1907），張謇先後創辦了19個企業單位。這些企業和通海墾牧公司一樣，主要也是為大生紗廠服務。就這樣，在張謇的努力經營下，在辛亥革命前夜出現了一個粗具規模的大生資本集團。 發展民族近代工業需要科學技術，這又促使張謇去努力興辦學堂，而他首先致力於師範教育。他認為：「欲術學問而不求普及國民之教育則無與，欲教育普及國民而不求師則無導，故立學校須從小學始，尤須先從師範始。」①因此於光緒二十八年著手創辦通州師範學校。 通州師範學校屬於尋常（中級）師範性質，主要是培養小學教師。初期教員有著名學者王國維等以及日籍教師合共10餘人，學生則是原來的「貢、監、廩、增、附五項生員」。學制分本科（4年）、速成（2年）、講習（1年），並附設實驗小學。以後又陸續創辦測繪、蠶桑、農、工等科。這是清末第一所師範學校。同時還創辦了通州女子師範學校。 光緒三十年（1904），設「通州五屬學務處」，作為統籌推廣新式教育的辦事機構，並陸續興辦一批小學和中學。 為了給各項企業提供技術力量，張謇非常重視職業教育。師範學校的測繪、蠶桑等科發展成為十幾所職業學校。其中以紡織、農業、醫學三校成績顯著，以後各自擴充為專科學校，1924年合併為南通大學。張謇在外地還先後參與或協助創辦了復旦學院、吳淞中國公學、南京高等師範、南京河海工程學校等大專院校。 張謇也比較重視社會教育，光緒三十一年，他在通州建立了國內第一所博物苑（館）。此外還陸續創辦了圖書館、盲啞學校、更俗劇場、伶工學社等，這些在當時都是開風氣之先的新事物。他特地從上海招聘歐陽予倩主持伶工學社和更俗劇場，並多次邀請梅蘭芳、程艷秋前往南通演出。伶工學社在課程、教材和管理制度方面都採用新的方法，廢除了舊科班的體罰惡習。更俗劇場是新式建築，台上除演員外無聞雜人出現，台下禁止吐瓜子殼和亂扔果皮，確實起了一些移風易俗的作用。 隨著通海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張謇在東南以至全國的聲望日益增高。同時，他自己也從一個忠君愛國的封建士大夫，逐步轉變成為具有資產階級改良思想的實業家。 ①《通州興辦實業之歷史》上冊，大生紗廠。 第二節在兩個世紀之交 張謇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前進步伐，要比他興辦實業的速度緩慢得多，這主要是由於所受封建文化習染太深。 早在甲午戰爭期間，張謇與維新派之間已經有所往還。梁啓超曾通過張謇建議翁同龢電促李鴻章贊同抗戰，而張謇亦曾列名強學會的上海分會。張謇的步調與整個帝黨是一致的，他們在主戰問題上與維新派有共同語言，而為了救亡圖存又產生一定程度革新傾向。 但是，張謇的政治思想與維新派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差距。第一，維新派宣傳近代民權思想和國家學說已有10年以上的歷史，他們變法綱領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希望把君主專制改為君主立憲，讓資產階級部分地參加各級政權。而張謇則與其他帝黨分子一樣，他所主張的變法大體上限於經濟、文化方面，並且唯恐要求過高將會觸怒當權的守舊勢力。第二，維新派（特別是其左翼）比較急於實現全面變法的主張，因此在與守舊派鬥爭激烈的時候，不惜鋌而走險，訴諸宮廷政變。張謇則堅持溫和緩進，唯恐維新派的「魯莽」行動會引起政局大的動盪。 張謇很快就從變法運動中游離出來。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後黨突然罷黜帝黨領袖翁同龢。張謇對此不勝憂慮，很快也請假離開了北京，基本上結束了他與戊戌變法這一段歷史因緣。 但是，戊戌變法的失敗決不僅僅是維新派的失敗，它同時也是帝黨的失敗。不過到義和團運動期間，由於京師政局的異常動盪，他們又有所策劃，而張謇則是其中最為活躍的人物之一。 先是許多帝黨骨幹分子，如沈曾植、黃紹箕、沈瑜慶、陳三立等，他們和張謇一樣都投奔託庇於張之洞、劉坤一的羽翼之下。光緒二十五年（1899）底，盛傳慈禧太后即將正式廢黜光緒帝，另立溥儁繼帝位。這些蟄處東南的帝黨分子憂心忡忡，唯恐光緒帝禍生不測。張謇在日記上充分流露出這種心情：「聞今上有立端王子溥儁為子承穆廟（指同治帝）為嗣統之詔，歲晏運窮，大禍將至，可畏也哉！」他們與東南紳商聯絡，由上海電報局總辦經元善領銜，發出了列名1231人的諫阻廢立電報。兩江總督劉坤一，在社會輿論的影響下也上疏勸止廢立，以「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這樣強硬的口氣向慈禧太后施加壓力。後黨知時機尚未成熟，廢立陰謀暫時中止。 正當統治階級忙於內部紛爭之際，義和團反帝風暴席捲著北中國，帝國主義侵略聯軍進犯津、京。慈禧太后攜帶光緒帝逃往西安。張謇主張對義和團嚴行鎮壓，唯恐群眾反抗潮流蔓延南方，將會衝擊剛剛創辦的大生紗廠和正在籌建的墾牧公司。因此，他積極支持東南督撫向帝國主義謀求妥協，共同維護長江中下游的統治秩序。 張謇參與「東南互保」的活動，可以分為三個步驟：第一步是策劃招撫以徐寶山為頭子的大股「鹽梟」；第二步是促進劉坤一等訂立《東南保護約款》；第三步則是所謂「退敵迎鑾」，幻想讓光緒帝重新當政。 徐寶山綽號徐老虎，是長江下游著名的「鹽梟」，一向被江蘇紳商視為「心腹大患」。光緒二十六年初，他曾接受唐才常聯絡，隨即以「兩江兩湖大元帥徐」的名義發出布告，假借光緒帝密詔號召人們：「會師兩淮，取道北上，以清君側，而奠國基」。張謇對維新派的「勤王」未嘗不感興趣，但是卻深恐秘密會社乘機暴動可能觸怒帝國主義，引起規模更大的武裝干涉。因此他決心拆自立軍武力「勤王」的台，於五月二十二日（6月18日）親往南京向劉坤一「陳招撫徐老虎策」。劉坤一接受了張謇的建議，對徐部加以招撫改編。徐寶山本來就缺乏明確的政治意識，自此變成封建統治者的一條走狗。 五月底，另一帝黨分子、時任正陽關淮鹽監督的沈瑜慶，在上海與盛宣懷等議定電請「東南各省一律合訂中外互保之約」。沈隨即回到南京，與張謇、湯壽潛、陳三立等秘密計議，然後由張謇出面勸說劉坤一聯合張之洞「保衛東南」。關於這件事，張謇自訂年譜有一段很生動的記述：「劉猶豫（因有某幕客持異議），復引余問：『兩宮將幸西北，西北與東南孰重？』余曰：『無西北不足以存東南，為其名不足以存也；無東南不足以存西北，為其實不足以存也。』劉蹶然曰：『吾決矣。』告其客曰：『頭是劉姓物。』即定議電鄂約張（張之洞）。」這段話雖然不免誇大了張謇個人的決策作用，但確實反映了帝黨分子、東南紳商與洋務派督撫串連起來，立足於保存自身經濟、政治實力，決心違抗慈禧太后發布的宣戰上諭。 「東南互保」促成以後，張謇等感到長江中下游市場穩定有了保障，於是進一步策劃所謂「迎鑾南下」。就是打算把光緒帝營救出來，在南京成立新政府，然後逐步實現他們期望已久的各項溫和改革。當時，他們風聞慈禧太后即將挾持光緒帝逃往西安，而另一帝黨分子鄭孝胥又正好被派任主持湖北營務處並奉詔北上。張謇等很想利用這支部隊，阻止皇室前往西安，並把光緒帝迎接到南京來。同時，他們對奉旨北上的巡閱長江水師李秉衡也寄予希望，決定由湯壽潛「追謁李帥陳安危至計」①，企圖利用李所帶的部隊實現「易西南南」計劃。此後，張謇在南京、上海與湯壽潛、沈瑜慶等頻頻密商，並且勸劉坤一、張之洞公推李鴻章帶兵北上「勤王」，一則藉以保全光緒帝，再則加強鎮壓義和團以謀向帝國主義求和。 張謇等人之所以在政治上這樣活躍，不僅由於他們得到劉坤一、張之洞的庇護與器重，而且還顯然從英帝國主義方面得到啟發與支持。當時，上海的英國侵略分子公然叫嚷，要求本國政府「採取措施來明確主張英國在揚子江的宗主權」。甚至建議：支持各省總督反對北京，「第一步是彈壓西太后和她的謀臣」，然後爭取「將首都遷到南京」①。這當然大大增強了東南督撫和紳商界的親英傾向。不過由於北京很快失陷，洋務派督撫舉棋不定，慈禧太后和光緒帝逃亡西安已成事實，張謇的「易西而南」計劃無從付諸實施。所以，此後他又不得不將「迎鑾南下」方案改為「退敵迎鑾」。 所謂「退敵迎鑾」，包括「退敵、剿匪、請兩宮迴鑾議約」三件大事。 具體做法是：首先懇求聯軍退出北京，儘早接回慈禧太后和光緒帝，然後再「徐議除匪定約事」。他們認為：關鍵在於「罷斥端、剛（指載漪、剛毅）以謝天下」，也就是必須改組朝廷。如果朝廷仍然把持在清一色的頑固派手中，那麼「迴鑾」、「除匪」、「議約」就根本無從談起。八月中旬，張謇詳盡地向劉坤一陳述了上述意見，並且得到劉的同意。不久後黨完全屈服於帝國主義武裝侵略，「剿匪、定約」也逐步實現。所以，庚子閏八月之後，張謇除了一度參與勸阻簽訂中俄東三省條約以外，政治活動已大為減少，轉①《張季子九錄·教育錄師範學校開學演說》。 ①《張謇日記》庚子六月二日。 而以主要精力投入墾牧公司創辦工作。 儘管張謇仇恨義和團，但義和團卻幫了大生紗廠一個大忙。由於戰事的影響，洋紗進口明顯減少，機紗市場價格挺俏。這年秋天，張謇在日記上高興地寫道：「廠事復轉，銷路大暢。」②據統計，大生當年獲純利達11.8萬餘元。第二年，通海墾牧公司的基建工程又開始緊張進行。因此，張謇更加幻想清廷有可能接受教訓，在「迴鑾」、「議約」以後有所振作革新。 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1901年1月29日），清廷正式下諭表示將要變法和實行「新政」。十二月二十三日（2月11日），劉坤一電邀張謇等前往南京討論如何響應清廷「維新」詔令。張謇與湯壽潛、沈曾植、鄭孝胥等反覆磋商，在二十七年正月廿五日（1901年3月15日）以後陸續到達南京。他與劉坤一商談以後，整整花了半個月的時間寫成《變法平議》，比較詳盡地闡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張。 《變法平議》根據封建政府的結構，把要求變革的42條事宜，分為吏、戶、禮、兵、刑、工六大部類，然後又匯總區分為進行步驟的三個階段：第一階段：「請設議政院，各府、州、縣城設中學堂，先教測繪、師範、警察，各省設局編小學堂、中學堂課本書，譯各史及各學科書，戶部及各省市政使、各府、州、縣行預計表。」 第二階段：「分職、省官、定俸，各府、州、縣實行測繪、警察，訂稅目，增法律章程，罷厘金，停捐納，變科舉，行決算法。」 第三階段：「令各府、州、縣分設各鄉小學堂，興農、工、商業，抽練營兵，減官府儀衛。」 顯然，《變法平議》所提出的要求，低於維新派在戊戌變法期間的水平，而整個進行步驟也更為迂緩，但就連這樣的改良方案，不僅不能被後黨把持的北京政府所接受，而且也沒有被標榜「新政」的東南督撫所採納。張謇「意緒為之頃索」。而後，他對全國政局暫時持消極觀望態度，而以更大的熱情從事以實業和教育為中心的通海「地方自治」。 不過到了光緒二十九年（1903），張謇的思想產生較大變化，在政治上又重新活躍起來，而且成為具有全國影響的人物。 這年四月，日本邀請包括張謇在內的一批東南名流前往參觀第五次國內勸業博覽會。張謇在日本各地訪問了兩個多月，對於日本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獲得極為深刻的印象。回國後，他把參觀期間的日記編輯刊印，題為《東遊日記》。他最感興趣的，是日本天皇政府對本國大資本集團的極力扶植，而其所以能夠如此，則是由於日本實行了君主立憲和政黨政治，國家大事得到國民的關心和支持。張謇一貫反對日本侵略，但他認為中國應該取法日本的優長之處以求富強，這是他思想上的一個進步。 同年年底，日俄戰爭爆發。張謇看到島國日本居然敢於向地跨歐亞兩洲的沙皇俄國宣戰，而且一開仗便取得勝利。他感到既羨慕又慚愧，在除夕日記上寫道：「日本全國略與兩江總督轄地相等，若南洋（指南洋大臣轄地）則倍之矣。一則致力實業、教育，三十年而興，遂抗大國而拒強國。一則昏若處瓮，瑟縮若被縶。非必生人知覺之異也，一行專制，一行憲法，立政之宗旨不同耳。而無人能舉以為聖主告也。可痛！可恨！」①此後，張謇日益明②參見伯爾考維茨：《中國通與英國外交部》中譯本，第323—325頁。①《張謇日記》庚子閏八月九日。 確地以君主立憲派的面貌出現於政治舞台。 光緒三十年（1904）春，清廷駐各國使臣孫寶琦、胡維德等聯名電請變更政體，此後朝野要求立憲的呼聲漸高。張謇也參與了君憲論的各方應和，並且對清廷再次寄予期望。清廷在實行所謂「新政」過程中，設置了商部，頒布了若干獎勵民族工商業發展的章程條件，並且特別注意拉攏資產階級上層人物，這更增加了張謇的幻想。這年正月，商部命張謇主持全國商會並組織「絲茶大公司」。他認為「此所謂務虛名而無實效者也」，婉言辭掉了。但不過一個多月，上諭賞給張謇三品銜商部頭等顧問官的名義，他卻又欣然接受了。 五月以後，張謇應兩江總督魏光燾和湖廣總督張之洞的邀請，參與為他們起草要求清廷立憲的奏稿。此外，他又組織翻譯刻印日本的《憲法義解》、《日本憲法》、《日本議會史》等書，分送各方面重要人士，甚至還秘密托人送入清宮12本。這時，全國範圍的立憲運動已經逐步展開了，而張謇則在這個運動中嶄露頭角。 第三節　辛亥革命前後 光緒三十一年（1905）是資產階級革命開始進入高漲的一年，同時也是清廷開始偽裝「預備立憲」和資產階級改良派認真發起立憲運動的一年。張謇以前所未有的熱情，展開了頻繁的政治活動。除協助張之洞、魏光燾向清廷上書以外，他還積極聯絡各省督撫，特別是直隸總督袁世凱，以尋求地方實力派的支持。袁世凱是他在慶軍幕中教讀過的學生，後因張謇不滿於袁之驕橫跋扈而絕交已達20年之久。光緒二十七年（1901）秋李鴻章死後，袁接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成為聲勢顯赫的大人物。清皇朝的搖搖欲墜和革命潮流的高漲，促使張、袁捐棄前嫌，重新攜手以應付危局。從此，北袁南張，一個在朝，一個在野，遙相呼應，縱橫捭闔，在晚清政局中起了重要作用。 次年（1906）六月，出國考察憲政大臣端方和戴鴻慈回到上海。張謇替端、戴起草《為立憲致各省督撫電》，吹噓只要仿行日本憲法，就可以得到三大好處：「君權永固」；「外患漸輕」；「內亂可弭」。七月中旬，清廷迫於內外形勢，正式諭令「預備仿行憲政」。國內外立憲派歡欣鼓舞，紛紛「開大會，舉祝典」。張謇立即寫信恭維袁世凱的「功烈」「足以伯仲大久保矣」，袁的覆信則再次吹捧張「英絕領袖之才，..鼓吹群倫，隱然為輿論之母」①。由於得到袁世凱等有權勢的督撫支持，張謇一夥的勁頭更足，就在這年冬天正式組成了預備立憲公會。 預備立憲公會推定鄭孝胥為會長，湯壽潛、張謇為副會長，成員多數為蘇、浙、閩三省紳商名流，而其中骨幹分子則大多為張謇的密友和親信。在成立大會上爭論頗多，大體上可以區分為「急進」和「緩進」兩種主張。張謇顯然傾向於緩進，認為：「立憲大本在政府，人民則宜各任實業、教育，為自治基礎。與其多言，不如人人實行，得尺則尺，得寸則寸。」①這可以看作是張謇一派在整個立憲運動中的方針路線。 光緒三十三年（1907），清廷諭令設立資政院和各省咨議局。宣統元年（1909）八月，江蘇咨議局正式成立，張謇當選為議長，隨即發起國會請願運動。他與江蘇巡撫瑞澂商定：由瑞澂出面聯絡各省督撫，要求組織各省內閣；張謇則負責聯絡各省咨議局，敦促從速召開國會。他還應湯壽潛的邀請，專程前往杭州說服浙江巡撫增韞。江、浙兩省地方當局和諮議局步調協同一致，因而能夠在全國立憲運動中處於倡導地位。是年冬，16省諮議局代表齊集上海，舉行國會請願代表團談話會，並組成33人國會請願代表團。張謇在代表團出發時贈言：「秩然秉禮，輸誠而請。得請則國家之福，設不得請，而至於三，至於四，至於無盡。誠不已，則請亦不已，未見朝廷之必忍負我人民也。」①但是，以醇親王載灃為首的清廷並沒有為張謇的「輸誠」所感動，連縮短4年預備立憲期限這樣有限的要求也未能接受。宣統二年春，張謇召開江蘇咨議局會議，決定再次請求速開國會。五月，又發動了第二次國會請願。①《張謇日記》癸卯十二月三十日。 ①張一鏖：《擬復張季直殿撰》，《心太平室集》。 ①張謇：《自訂年譜》丙午十一月。 此次請願除各省咨議局代表外，還有各省商會、華僑商會及其他政團代表參加，一時號稱有20餘萬人參加，很有一點聲勢。但清廷頑固如舊，不僅堅持9年預備立憲原議，而且嚴厲告誡請願代表：「毋得再行瀆請。」但張謇等仍不死心，緊接著又為第三次國會請願作準備。 八月，新成立資政院正式開議，國會請願代表團乘機再次向清廷上書，併到處遊說宣傳。資政院一致通過速開國會的決議，各省督撫也聯名奏請立即召開國會。清廷迫於各方面的壓力，於十月初宣布縮短預備立憲期限，由9年改為5年，預定於宣統五年開設議院，並預行組織內閣。張謇滿足於清廷這樣微不足道的讓步，中止了原來打算親自北上活動的計劃。但國會請願代表團卻深感不滿，繼續要求立即召開國會。清廷惱羞成怒，驅逐請願代表，並逮捕懲辦天津學界請願同志會會長溫世霖。三次國會請願運動徹底失敗。張謇對此不能不感到沮喪。 清廷繼續倒行逆施，於宣統三年（1911）四月組成所謂「皇族內閣」，實際上是進一步實行集權專制，同時又宣布「鐵路國有」政策，全國輿論為之譁然。立憲派與清廷對立已達到極其尖銳程度，不少人已傾向於鋌而走險，另作他圖。張謇雖然也感到清廷「舉措乖張，全國為之解體」，但仍然沒有放棄勸說清廷回心轉意的幻想。因此，他到上海邀集湯壽潛、趙鳳昌、沈曾植等聯名向載灃上書，勸他「危途知返」，改組內閣，「重用漢大臣之有學問閱歷者（指袁世凱）」。不久，他又代表滬、津、粵、漢四地商會進京，與美國達賚財團商談合辦中美銀行與太平洋航業公司問題，並藉此機會對清廷作「最後之忠告」。 四月二十七日（5月25日），張謇偕江謙、孟森等從上海乘輪船溯江而上。五月十一日（6月7日），張謇於北上途中特地下車看望蟄居彰德的袁世凱，兩人「道故論時」，對政局顯然有所計議。據當事人回憶，張謇回車時含笑說：「慰廷畢竟不錯，不枉老夫此行也。」②五月十二日張謇抵京，受到載澤、端方等人的熱烈歡迎，並被特意安排在翁同龢故居住宿。十七日，載灃召見，任命為中央教育會會長。張謇則建議清廷注重民生，實行憲政，政府承擔川路虧空，並全部收購商股以平息保路風潮等。隨後又曾分別與奕劻、載澤、盛宣懷等有所磋商。張謇在北京奔走近兩個月，並未獲致任何具體結果，但載灃等這種「求賢若渴」的姿態卻贏得了他的知遇之感。他除派雷奮作為代表參加直省咨議局聯合會外，自己並不直接參與活動。 六月回到上海，仍集中精力籌議中美合資興辦實業事宜。當四川保路風潮已經發展成為武裝起義，全國革命大風暴即將狂飆突起的時候，他還和趙鳳昌認真起草《報美團人（指東方商團）書》，準備組織代表團到美國「報聘」。 為了慶祝大維紗廠正式開工，張謇於八月十三日（10月4日）又趕到武昌。十六日，大維紗廠、布廠同時開工，緊接著便是頻繁的宴會，以歡慶他的經濟勢力伸入華中地區的中心。豐厚的利潤幾乎使他陶醉忘憂。直到十八日，也就是漢口寶善里革命黨總機關被破獲的那一天，他興致勃勃地參加湖北咨議局議長湯化龍等人舉行的午宴，甚至還派專人護送孔雀、錦雞各一對給通州博物苑。晚間又和湖廣總督瑞澂暢談到深夜。十九日（10月10日）上午過江在漢口等船，晚八時登輪返滬。船開動時已發現長江對岸起火，「舟②《張季子九錄·政聞錄·送十六省議員詣闕上疏序》。 行二十餘里，猶見火光熊熊上燭天也」①。張謇最為害怕的景象終於出現了，這就是辛亥武昌首義的烽火。 十九日深夜船到安慶。他本來是應邀前來和安徽巡撫朱家寶商談導淮問題的，可是革命的步伐究竟要快得多，當地新軍已在醞釀起義，還有什麼導淮可言呢？二十日，他連夜擠進塞滿人群的江輪，第二天趕回南京。他先後勸說江寧將軍鐵良、兩江總督張人駿出兵鎮壓湖北革命運動。鐵、張自顧不暇，無以為應。他又趕到蘇州，連夜為江蘇巡撫程德全起草《改組內閣宣布立憲疏》，建議立即解散皇族內閣，組織責任內閣，嚴懲「釀亂首禍之人」（指盛宣懷等），「然後定期告廟誓民，提前宣布憲法，與天下更始」①。但是，革命形勢的迅猛發展，各省區的紛紛獨立，終於使張謇比較清醒地認識到清朝大勢已去。他重新判斷時局，決定放棄君憲，轉向共和，從「和平光復」中另謀出路。上海、浙江光復後，他即支持程德全在蘇州宣布獨立。九月十八日（11月8日），通州也宣告獨立，「地方秩序如常」，大生資本集團毫無損失，張謇的哥哥張謇且出任總司令。在此前後，他還打電報給已經奉命進攻湖北民軍的袁世凱，勸他認清國內大多數人「趨於共和」的嚴酷現實，應趕緊前往北京，防止王室逃亡，儘快與南方達成協議，以確定共和政體，穩定全國局勢。並分別寫信給鐵良和張人駿，勸他們斷然放棄武裝反抗。十一月初一日（11月21日），他當選為由咨議局改組的江蘇臨時議會議長。十月中旬赴滬，與章太炎、宋教仁、黃興、于右任等晤談。他拒絕接受清廷授以農工商大臣、東南宣慰使的任命，公開表明了與清皇朝決絕。他接受了江蘇軍政府兩淮鹽政總理的委任，但這並非是真心實意支持革命。因為他自己說得很清楚：「欲江寧之回復秩序，須設置民事（指政府）：欲設置民事，須客軍（指各地民軍）出發；欲客軍出發，須財政先得數十萬。財政之大者在鹽，為鄉里計，不得不為任鹽事。」②總之，他是希望清朝和革命同時結束，由袁世凱出來收拾殘局，恢復秩序。 當時，各省紛紛獨立，不相統率；就是江蘇省內，也出現了都督、司令如毛，各自為政、相互爭持的現象。張謇第一步是力主程德全移駐南京，「並寧、蘇為一」，逐步恢復江蘇全省政令的統一。第二步是進而力爭以上海為政治中心，把操縱全國局勢的主動權掌握在手中。而第三步則是通過「南北和談」，把獨立各省的政權匯總起來，統統移交給袁世凱。根據趙鳳昌遺留的各種函電文稿，可以知道張謇等人曾經設計一個政治方案，即模仿美國獨立戰爭時的「十三州會議總機關」，儘快在上海設立各省代表臨時會議機關，以便於南北議和並建立臨時中央政府。經過他們的多方面活動，到十月底，各省代表終於由武漢改在南京會議，南北議和代表在上海英租界市政所正式開議，以黎元洪為大元帥、黃興為副元帥的臨時中央政權也正在籌組之中。而趙鳳昌的惜陰堂，則是操縱所有這些活動的幕後中心。 可是，孫中山於十一月六日（12月25日）到達上海，在一定程度上打亂了他們的計劃。由於這位革命領袖在同盟會內外享有崇高的聲望，同時也由於黃興等人極力維護革命陣營的統一，很快就在南京成立了以資產階級革命派為主導的中央臨時政府。張謇被任命為實業總長，可是他從一開始就持①劉厚生：《張謇傳記》，第180—182頁。 ①《自訂年譜》辛亥八月。 ②《張季子九錄·政聞錄》。 消極態度。他很快就離開南京，而且不再到職，隨後更藉口漢冶萍公司抵押借款問題正式辭職。同時，他高唱「革命軍起，革命黨消」，並聯絡章太炎等建立中華民國聯合會，隨後又改組為統一黨，用意都是與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相對抗，以擁立袁世凱為職志。所以當他獲悉南方同意以清帝退位為條件而改選袁世凱為臨時總統時，便連忙密電告袁：「甲日滿退，乙日擁公，東南諸方一切通過。」①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袁世凱逼迫清帝遜位。張謇認為「此一節大局定矣，來日正難」①。所謂難，是指結束革命遠遠難於結束清朝。次日，孫中山辭職，參議院經孫推薦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但革命派仍想以迎袁南下就職，使之離開北方巢穴，以便對他有所約束。而袁世凱一手導演的「兵變爭都」醜劇，以及中外反動勢力的「舍南京不至亂，舍北京必至亡」等鼓譟，大體上都與張謇的意願相吻合。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張謇自然感到滿意，但也沒有馬上參加袁記內閣。這是由於他剛剛辭去南京臨時政府實業總長職務，「今若忽焉而北，則淺見者必以為有輕重向背於其間，而無識者且可造為種種荒誕離奇之語」②。說穿了，就是想掩蓋自己反孫擁袁的政治立場，而以在野的身份為袁「拾遺補闕」和「遙為聲援」。他先後參與了共和黨、進步黨的建立，以對抗同盟會及其改組而成的國民黨，還為南京臨時政府、留守府和上海軍政府的結束及遣散民軍有所策劃張羅。直到9月初，他感到江蘇以至南方局勢已經初步穩定，才親自北上拜會袁世凱，表面上僅僅是就鹽法改革有所陳說，實際上是參與共和黨籌謀如何分化革命派並支持袁政府「集權統一」。 正當張謇認為「統一」、「秩序」在望，將可大展「棉鐵主義」宏圖的時候，1913年3月20日出現了國民黨領導人宋教仁慘遭暗殺的案件，整個政局重新動盪，南北戰爭一觸即發。張謇不分是非曲直，反對武力討袁，力主「持以鎮靜」和「法律解決」。他誇大革命代價的高昂，並且醜化與詆毀革命的領導人，說是孰肯以汗血多得之金錢，供二次、三次革命不已之揮霍，自買今年、明年糾纏不了之苦痛。人心如此，錢從何來？無所得錢，憑何革命？」③他以「調停」人自居，實際上都是利用汪精衛、陳陶遺等妥協分子，拉攏並影響黃興等人，孤立孫中山並反對他所領導的「二次革命」。張謇這種政治態度，同當時民族資產階級大多數人傾向於妥協是相一致的。 及至袁世凱將「二次革命」鎮壓下去以後，張謇立即於10月中旬前往北京，就任熊希齡主持的所謂「第一流人才內閣」的農林工商總長。他不明白袁世凱無非是把這個「名流內閣」作為一種裝飾品和通向獨裁帝制道路的墊腳石，幻想憑藉國家政權的力量來推行他夢寐以求的「棉鐵主義」。在兩年任期中，他「延攬通曉工商法之人」，認真編輯20餘種法令條例。他主張應把工業發展的重點確定為紡織和鋼鐵，提倡和保護民營工商業，強調吸收外資須注意「條約正當，權限分明」①，並擬訂了各種雄心勃勃的發展實業的計①《張謇日記》辛亥九月二十日。 ①《張季子九錄·政聞錄》。 ②《張謇日記》辛亥十二月二十八日。 ③《張季子九錄·政聞錄·為時局致袁總統函》。 ①《張季子九錄·政聞錄·調和南北致孫少信、王鐵珊函》。 劃。張謇的經濟思想和政策主張是具有進步性的，而且他還懂得經濟不能離開政治的道理：「實業之命脈，無不繫於政治。」他很希望出現一個能夠保護本國農、工、商業發展的「賢良」政府，可是他沒有想到袁世凱所最關心的卻是復辟帝制，兩年來努力制定的20來種法令條例往往流於空言。 1914年2月，熊希齡內閣被迫總辭職，張謇雖然暫時留任，但已不安於位。在「名流內閣」垮台5天以後，他就寫信勸告袁世凱說，「解散國會、改總統制、祀天用袞冕」等，已經在國內外廣泛引起「帝制復活」的流言，並且將會誘發新的動亂。他借用蘇軾的話以示諷喻：「操網而臨淵，自命為不取魚，不如釋網而人自明也。」①可是袁世凱決不「釋網」，5月以後乾脆撤銷國務院，改在總統府內設政事堂。1915年春，又不惜就「二十一條」與日本進行無恥交易。帝制復辟迫在眉睫，張謇深表不滿，正式辭去農商總長職務。 張謇回到南方以後，並沒有參加反袁鬥爭，但對帝制的抵制態度是比較明確的。1915年11月20日，張謇看到上海報紙上有袁世凱將封他為「太傅」的消息之後，在日記上寫道：「何為若是之紛紛逼迫耶！」1916年春，袁世凱被迫取消帝制以後，曾通過徐世昌再一次邀請張謇北上為之轉圜。張謇斷然拒絕。 但是，張謇在政治上的失意卻在經濟上得到補償，他的企業在歐戰期間得到空前發展。截至1921年為止，大生一、二兩廠資本增加到360多萬兩，歷年純利累增總額共為1660餘萬兩。到1924年，大生已增加到4個廠，資本總額達770多萬兩，紗錠共15萬枚，布機共1500餘台，同時著手興辦了金融業（淮海銀行），擴充了航運業（大達輪步公司），此外還增設了一批大小不等的企業和事業單位。鹽墾事業也有很大發展，公司林立，墾區擴展，南到長江口附近的呂泗場，北到海州以南的陳家港，包括南通、如皋、東台、鹽城、阜寧、漣水等縣，在瀕臨黃海的200餘英里沿岸沖積平原上，占有土地總面積達455萬畝，已墾面積70萬畝，投資總額共2119萬元②。張謇的經濟事業在1920年前後達到頂峰。 但是好景不長，歐戰後帝國主義的捲土重來，再次使民族工商業陷於凋敝。而袁世凱死後，軍閥統治由表面統一轉入公開混戰，更給整個國民經濟造成極大災難，同時也使大生資本集團很快由盛而衰。張謇被迫把全部企業交給債權人江浙財團接辦，將近30年苦心經營的企業體系瀕於土崩瓦解。張謇晚年思想更加保守。他周旋於各派軍閥之間，反對共產主義和群眾運動，提倡尊孔信佛以謀抵制方興未艾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但是也應該看到，他期望祖國富強之心始終未泯，曾撰文指責巴黎和會與華盛頓會議，要求廢止不平等條約，主張取消租界、領事裁判權和協定關稅。他還希望結束軍閥混戰，讓民族資本主義有一個得以順利發展的和平環境。只是由於他已經游離於時代潮流之外，這些夢想的幻滅是必然的結果。 1926年7月17日，張謇病故。這年春天，他「慨世亂之未已，悲民生之益窮」，曾賦長詩以寄孤憤。結尾幾句是：「太平在何時？今年待明年。嗚呼覆巢之下無完卵，野老灑淚江風前。」①這便是他暮年處境的自我寫照。①《張季子九錄·政聞錄·宣布就部任時之政策》。 ②《張謇未刊函電》。 ①《張季子九錄·實業錄·如通泰各鹽墾公司募集資金之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