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一卷） · 第十八章　譚嗣同

第一節　為維新改革而獻身 譚嗣同，字復生，號壯飛，又號華相眾生、東海褰冥氏、通眉生、寥天一閣主等，湖南瀏陽人。同治四年二月十三日（1865年3月10日）生於北京宣武城南爛眠胡同。譚嗣同出身於封建官僚家庭，其父繼洵（字敬甫），官至湖北巡撫。他幼年隨父在京讀書，師從瀏陽學者歐陽中鵠。歐陽甚為推崇王船山的學術和氣節，嗣同後來亦十分敬仰王船山，當受其影響。 光緒二年（1876）北京發生流疫，譚嗣同被染，昏死三日，後又甦醒，所以取號復生。在這次流疫中，他母親和姐姐、哥哥等相繼染疾而逝。其母死後，譚嗣同備受庶母虐待，亦遭其父歧視，心靈上受到極大創痛，後來他曾追述：「吾自少至壯，遍遭綱倫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①他憎恨封建倫理，勇於為理想獻身等思想的產生和形成，與他早年的遭遇不無關係。 譚嗣同早年就在京城結交了專以「鋤強扶弱為事」的義俠王五（世稱大刀王五，名正誼，回族），向他學習拳擊和劍術，後來「於文事之暇，喜歡技擊，會騎馬，會舞劍」①，即由此奠定了基礎。王五雖為正統的封建士大夫所不屑，譚嗣同卻與之始終保持了密切的友誼。王五那種桀驁不馴，英勇慷慨，以及對世俗的反抗精神，對譚嗣同當然也有影響。 光緒三年（1877），其父由京官外放，補授甘肅鞏秦階道。此後譚嗣同曾多次來往並居住於其父蘭州任所，繼續讀書求學。他還常與父親的役屬奔馳於西北原野，穿山爬嶺，踏沙涉水，打野生充飢，吃雪塊解渴。晚間則架起帳篷，點起篝火，斗酒縱橫，奏琴高歌。這種豪放不羈的生活與勇敢堅毅的精神，促使其喜「為馳騁不羈之文」，好「講霸王經世之略」①。 譚嗣同作為一個封建達官之子，其父迫切期望他通過科舉道路，步入當時的統治集團。而就其個人說來，要施展自己的「經世之略」，也難以拋棄科舉之道。因此，他從光緒十年起至二十年止，10年之間，曾往來南北各地，主要是為了參加科舉考試，不料，卻屢屢敗北。但由此，往來南北各地，遍觀社會風土，廣覽「形勢勝跡」，又目睹哀鴻遍野，災民流離之狀，大大加深了他對社會的了解，對下層苦難群眾的同情，不禁產生了「風景不殊，山河頓異；城廓猶是，人民復非」的感慨，誓志做一些有利於振興祖國的事業，因自號「壯飛」。 光緒二十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慘敗，喪權辱國的清朝統治者，又於次年和日本簽訂了割地賠款的《馬關條約》。消息傳來，舉國憤慨，康有為聯合各省赴京應試舉人，發動了有名的「公車上書」，揭開了資產階級維新變法運動的序幕。深重的民族災難，使譚嗣同受到極大刺激，以致悲憤高歌：「世間無物抵春愁，合向蒼冥一哭休。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①嚴復：《與熊純如書（八十一）》，《嚴復集》第3冊，第696—697頁。①《仁學·自敘》，蔡尚思、方行編：《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下冊，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89頁。①歐陽予倩：《上歐陽瓣■師書序》，《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下冊，第536頁。②愛國主義激情促使他的思想起了急劇變化，他在給其密友唐才常的信中說：「三十之年適在甲午，地球全勢忽變，嗣同學術更大變。」①他追悔自己「三十年前之精力，弊於所謂考據辭章，垂垂盡矣，勉於世，無一當焉」②，痛感到再不能抱殘守闕，決心棄舊圖新，走維新變法的道路。此間，他寫了一系列論文，闡發其維新變法的觀點和主張，腳踏實地地開始具體的改革活動，從「開風氣」、「育人材」出發，聯合有識之士，從本縣、本省著手，籌辦和創立算學格致館、《湘學報》、時務學堂等。 正當譚嗣同積極地在湖南、湖北等地從事維新活動之際，他的父親卻為之捐資取得候補知府的官銜，且一再催促其到南京候補。為此，他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二月離開武昌，北游訪學。他先到了上海，訪見英國傳教士傅蘭雅，看到了萬年化石、愛克斯光照相，還購買了一批西書，引起對自然科學的興趣。再到天津，看到那裡的機廠、輪船、船塢、火車、鐵橋、電線、炮台，還參觀了唐山的煤礦和漠河的金礦，認為「無一不規模宏遠，至精至當」，反映了他對資本主義大機器生產的嚮往。在天津，他還加入了當地民間的秘密結社組織——在理教。繼而，又到了北京，謁見了帝黨要員翁同龢。七月，譚嗣同到南京候補，在官場往來答拜中，他深察官場的黑暗與腐敗。此間，他與精通佛學的楊文會「時相往還」，潛心研究佛學。同時，又到上海與梁啓超、汪康年、吳雁舟等相交往。梁向他介紹了其師康有為的思想，使正在追求新知識的譚嗣同對康十分欽佩；梁啓超也向康有為稱讚譚嗣同「才識明達，魄力絕倫，所見未有其比，..公子之中，此為最矣」③。和梁啓超的結識，使譚嗣同在官場的「空寂」中找到知音。因於這段時間，他多次往來南京、上海，一方面從事維新活動；另一方面與梁啓超研討學問，探討變法理論，著手撰寫其代表性著作《仁學》。 當維新變法運動日益發展起來之後，熱心於維新事業的黃遵憲、徐仁鑄、江標等先後到湖南任職，湖南巡撫陳寶箴也「一意振興新學」。加之，當地的維新之士唐才常、畢永年、易鼐、樊錐等，也迫切盼望譚嗣同回湖南共謀維新事業。因此，譚嗣同應陳寶箴之邀，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正月毅然棄官，回歸湖南，全身心地參加籌劃湖南的維新之舉：興礦務、建鐵路、創學會、辦報紙，使湖南的維新活動大大向前推進。此間，譚嗣同尤為致力於《湘報》、時務學堂、南學會。如為《湘報》撰寫《湘報後敘》近20篇文章，竭力使《湘報》成為維新事業的喉舌，為變法革新、提倡民權製造輿論。再如南學會成立後，譚嗣同親任主講，每到會「必講愛國之理，求救亡之法」，暢論當時中國情勢之危急，激發聽講者的愛國主義熱忱。當時，在南學會聽講的畢永年深有感受地說：「聞復生先生講義，聲情激越，洵足興頑起懦。」①譚嗣同期望通過南學會等陣地，「群湖南者智湖南，又以智湖南者智中國。」②爾後，湖南各地的學會，如雨後春筍，紛紛建立。正由於譚嗣同等人的努力，使湖南的新學、新政廣為推行，風氣大變。曾有人評論說：「全省風氣大開，②《報劉淞芙書一》，《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上冊，第8頁。 ①《有感一首》，《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下冊，第540頁。 ②《與唐紱丞書》，《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上冊，第259頁。 ③《莽蒼蒼齋自序》，《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上冊，第154頁。 ①葉德輝：《覺迷安錄》卷4。 ②見《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下冊，第408頁。 君（指譚嗣同）之功居多。」①湖南因「大行改革，全省移風」，當地的頑固士紳、守舊黨徒對此「疾之特甚」。王先謙、葉德輝等氣焰囂張，或「屢遣人至京參劾」，或直接攻擊維新黨人「首倡邪說」，「背叛聖教」，「乃無父無君之亂黨」②，甚至施展種種陰謀手段，「閧散南學會，毆打《湘報》主筆，謀毀時務學堂」③，還揚言要殺譚嗣同。張之洞也針對《湘學報》、《湘報》經常發表闡述民主、民權思想的文章，橫加指責：「《湘學報》中可議處已時有之，至近日新出《湘報》其偏尤甚」，「此等文字，遠近煽播，必至匪人邪士，倡為亂階」。面對頑固劣紳、達官權貴的破壞和威脅，譚嗣同義無反顧，毫不動搖。在反動勢力的打擊迫害下，當時時務學堂的教習，有的被解聘，有的因畏懼而離去，同時內部也出現了分歧。對此，譚嗣同毅然表示：「平日互相勸勉者全在『殺身滅族』四字，豈臨小小利害而變其初心乎！」④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詔定國是」，明令變法維新。譚嗣同因侍讀學士徐致靖的保薦，被擢為四品軍機章京，至京與楊銳、林旭、劉光第參與維新，時號「軍機四卿」。他應詔入京師，天真地認為「朝廷毅然變法，國事大有可為」，決心「益加奮勉，不欲自暇自逸」⑤，致力於變法維新。然而，隨著維新改革的推進，新舊鬥爭愈演愈烈。在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形勢下，手無實權的光緒帝感到「朕位幾不保」，密詔譚嗣同等設法營救。緊急無策之中，譚嗣同對袁世凱作了錯誤估計，深夜貿然私訪，請其出兵營救。陰險奸詐的袁世凱，虛與應付之後，即叛賣告密。一場宮廷政變終於爆發，光緒帝被廢禁瀛台，康有為、梁啓超逃往日本。在此千鈞一髮之際，譚嗣同的密友義俠王五願作保鏢，護送其出京。日本公使館也派人會見譚氏，願設法保護。在生與死的抉擇面前，譚嗣同大義凜然地表示：「大丈夫不做事則已，做事則磊磊落落，一死亦何足惜！」①，並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②旋，被執入獄。他在獄中猶題詩於壁：「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③在刑場上，他不顧監斬官剛毅的攔阻，臨終猶自呼喊：「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④八月十三日（9月28日），譚嗣同被殺害，死時，年僅34歲。 譚嗣同的論著主要有：《寥天一閣文》、《莽蒼蒼齋詩》、《遠遺堂集外文》、《石菊影廬筆識》、《興算學議》、《思緯■■台短書》、《秋雨年華之館叢脞書》、《壯飛樓治事十篇》、《仁學》，以及大量書信與報章論文等。今人輯有《譚嗣同全集》。 ①《群萌學會敘》，《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下冊，第430頁。 ②梁啓超：《譚嗣同傳》，見《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下冊，第546頁。③蘇輿：《翼教叢編》卷5。 ④梁啓超：《戊戌政變紀》卷3，《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一，第71頁。 ⑤《上歐陽中鵠書（二十一）》，《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下冊，第474頁。①《致李閏》，《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下冊，第531頁。 ②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國聞報》，《戊戌變法》第3冊，第423頁。③梁啓超：《譚嗣同傳》，見《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下冊，第546頁。④《獄中題壁》，《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上冊，第287頁。 第二節激進的社會政治思想 譚嗣同作為戊戌維新運動中激進派的代表，其思想中最有積極影響的是他的進步的社會政治思想。由於甲午戰爭後帝國主義的侵略進一步加深，清朝統治的衰敗腐朽也進一步暴露，中國人民大眾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矛盾更加尖銳激烈。「帝國主義的侵略刺激了中國的社會經濟，使它發生了變化，造成了帝國主義的對立物，造成了中國的民族工業。」⑤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伴隨著出現了早期民族資產階級及其在政治思想上的代表人物。譚嗣同的思想，正是作為早期民族資產階級政治思想上的代表登上歷史舞台的，同時又是中國資產階級啟蒙思潮走向高潮的產物。譚嗣同進步社會思想中最主要、最深刻的內容，是鮮明而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和對封建君主專制與綱常名教的猛烈批判的激進的民主思想。 愛國主義是譚嗣同進步社會政治思想產生的基礎和出發點。他之所以走上維新變法道路，就是在甲午戰爭民族危亡的形勢下，為救亡圖強而棄舊圖新。他在甲午戰後所寫的一系列文章中，從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出發，總結回顧過去，深深地探索、思考救國救民的方案。從愛國主義出發，他憤怒揭露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和約（指《馬關條約》）中通商各條，將兵權利權商務稅務一網打盡」；「自古取人之國，無此酷毒者」。①為了使國家擺脫奴役地位，譚嗣同主張對帝國主義的軍事、政治、經濟侵略，都必須針鋒相對「以相抵禦」，而清朝統治者卻一味割地賠款，屈膝求和。他們不僅不維護國家和民族的利益，相反，卻將「中國之生死命脈，惟恐不盡授之於人」①。譚嗣同還敏銳地看到，甲午戰爭之後，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步步緊逼，「台灣淪為日之版圖，東三省又入俄之籠網，廣西為法所涎，雲南為英所睨。邇者膠州海灣之強取，山東鐵路之包辦，德又逐逐焉」②。中國實在是面臨著「瓜分豆剖」的局面，因此，他在南學會的講演，鼓動性很強：「諸君當知此堂堂七尺之軀，不是與人當奴僕、當牛馬的。諸君諸君！我輩不好自為之，則去當奴僕、當牛馬之日不遠矣！」③他自己正是從愛國主義出發，置個人安危於度外，積極參加維新變法的實踐，探研維新變法的理論，提出維新變法的主張。 譚嗣同從歷史的總結與現實的感受中，深深感到，要救國，要維新，必須衝破封建君主專制的牢籠禁錮。他在從事維新變法的實踐活動與理論著述中，都對封建君主專制及綱常名教進行了猛烈的批判和鬥爭。 譚嗣同對封建主義的批判，矛頭直指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制度。他對秦漢以來的封建社會作了鳥瞰式的考察後，概括指出：「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二者間的相互關係是「相交相資」，「惟大盜利用鄉愿，惟鄉愿工媚大盜」④，也就是說，封⑤《臨終語》，《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上冊，第287頁。 ①《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4頁。 ①《上歐陽中鵠書》，《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上冊，第155頁。 ②《上歐陽中鵠書》，《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上冊，第155頁。 ③《壯飛樓治事十篇》（增訂本）下冊，《譚嗣同全集》，第444頁。 ④《論全體學》，《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下冊，第405頁。 建專制主義的政治是強盜政治；專制主義的文化是奴婢文化。這些分析批判，一定程度上觸及到問題的本質，十分尖銳和深刻。 封建專制主義在政治上最重要的特徵是君主獨裁專制。對於君主專制的弊端，譚嗣同也予以尖銳揭露。他指出君主把天下作為囊橐中之私產，他們「竭天下之身命膏血，供其盤樂怠傲，驕奢而淫殺」，而且「供一身之不足，又濫縱其百官，又欲傳之世世萬代子孫」。專制君主幾乎是封建社會中一切罪惡的淵藪。譚嗣同譴責專制君主是「獨夫民賊」。君主既是「獨夫民賊」，那麼「彼君主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這些揭露批判，實質上是對君主專制的大膽否定，為其先輩和同時代的思想家所不及。 針對封建專制統治下的種種倒行逆施，往往打著「君權神授」的招牌作為擋箭牌和護身符，譚嗣同吸收、利用了王夫之、黃宗羲的民主思想，以及西方民約論的社會政治思想，論證了君的產生，以及君與臣民之間的關係。他詳細論證了君的最早出現與舉、廢，悉聽民意，並非君權神授。在君主專制的淫威籠罩一切的時代，譚嗣同敢於否定君主至高無上的權威，剝落罩在君主腦門上的神光聖圈，無疑有進步歷史意義。 對於維護封建專制的綱常名教，譚嗣同的批判尤為深刻有力。他說：「數千年來，三綱五倫之慘禍烈毒，由是酷焉。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軛民，父以名壓子，夫以名困妻。」又說：「君臣之禍極，而父子夫婦之倫遂各以名勢相制為當然矣。此皆三綱之名之為害也」，「名之所在，不惟關其口，使不敢倡言；乃並錮其心，使不敢涉想」。慘禍烈毒的綱常名教，不但壓制了人們的自由言論，也禁錮窒息了人們的思想心靈。 在批判揭露封建專制與綱常名教的基礎上，譚嗣同大聲疾呼：要衝決封建君主之網羅，衝決封建倫常之網羅，衝決利祿之網羅，衝決俗學若考據、詞章之網羅，衝決天命之網羅，總之，網羅重重，都要速其衝決。一言以蔽之，就是要衝破封建專制制度及其在各方面的束縛。因此，譚嗣同在中國近代史上，被稱譽為「衝決網羅」的反封建鬥士。 譚嗣同作為早期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思想上的代表，自然要為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爭權力。他從對封建君主專制的批判中得出結論：「中國所以不可為者，由上權太重，民權盡失」；主張「廢君統，倡民主，變不平等為平等」。他稱讚資產階級革命的思想學說，認為「法人之學問，冠絕地球，故能倡民主之義」。 譚嗣同還讚美資本主義的大機器生產，認為機器、輪船、鐵路、電線、礦山等先進的生產技術和工具，與封建主義落後的生產技術和工具相比，「一世所成就，可勝數十世」。為了發展資本主義生產，譚嗣同建議「盡開所有之礦以裕富強之民」，廣開財源，奮興商務。這些思想主張，都是想要以資本主義的先進生產技術與生產方式，代替落後的封建主義的生產技術與生產方式。 譚嗣同還把對封建君主專制的批判，直接與反清革命結合起來。他指出「《明季稗史》中之《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紀略》，不過略舉一二事，當時既縱焚掠之軍，又嚴薙髮之令，所至屠殺虜掠，莫不如是」。他還指名道姓地揭露乾隆帝，「觀《南巡錄》所載淫掠無賴，與隋煬、明武不少異」。他甚至痛罵整個滿族貴族為「愛新覺羅諸賤類異種」。反之，對於奮起反抗的太平天國革命，深表讚揚和同情，他說：「洪楊之徒，鋌而走險，其情良足憫焉」，並駁斥封建統治者對太平天國革命的誣衊和誹謗，根據調查的事實說：「頃來金陵，見滿地荒寒氣象。本地人言：髮匪據城時並未焚殺，百姓安堵如故。..不料湘軍一破城，見人即殺，見屋即燒，子女玉帛掃數入於湘軍，而金陵遂永窮矣！至今父老言之，猶深憤恨。」①從譚嗣同對太平天國與湘軍涇渭分明的不同評價，他對奮起推翻清朝封建統治的太平天國以同情讚揚；而對於死心塌地的效忠於清朝封建統治的湘軍進行公開的鞭笞和揭露，再聯繫到他曾表示：「志士仁人求為陳涉、楊玄感，以供聖人之驅除，死無憾焉」。表明他已萌生推翻清朝統治的民主革命思想。譚嗣同還曾熱烈讚揚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法人之改民主也，其言曰誓殺盡天下君主，使流血遍地球，以洩萬民之恨」，洋溢著對資產階級革命的嚮往。這些都表明，譚嗣同正在從資產階級改良派向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轉化。梁啓超曾評論譚嗣同說：「其思想為吾人所不能達，其言論為吾人所不敢言。」①然而，具有反清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的譚嗣同，在政治實踐上卻參加了資產階級改良派倡導的變法改良活動，並在變法過程中殉難。這種矛盾現象，正是譚嗣同思想矛盾的反映。譚嗣同畢竟是個由改良派向革命派過渡的人物。他的思想中，充滿了革命與改良、激進與緩變的矛盾。這些都反映了譚嗣同及其所代表的階級政治上的不成熟性和軟弱性，正是這種矛盾性、軟弱性的一面，造成了譚嗣同的歷史悲劇。 譚嗣同固然在戊戌政變中殉難，但我們卻不能像康、梁那樣把他的死簡單地視之為是為「酬聖主」而殉節。從譚嗣同一貫的思想與行動看，他的死既不是一時的感情衝動，也絕不只是為「酬聖主」而殉節。他的死既體現了他思想上的激進色彩，也是他那勇於獻身思想的升華。 ①《仁學》，《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下冊，第337頁。以下引自《仁學》者一般不另注，均見《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下冊，第289—374頁。 ①《上歐陽中鵠書（十）》，《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下冊，第466頁。 第三節　複雜多變的哲學思想 譚嗣同既是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又是長於思辨的哲學家。《仁學》是譚嗣同最有代表性的哲學著作。他本人在敘述其思想淵源時說：「凡為仁學者，於佛學當通《華嚴》及心宗、相宗之書；於西書當通《新約》及算學、格致、社會學之書；於中國書當通《易》、《春秋公羊傳》、《論語》、《禮記》、《孟子》、《莊子》、《墨子》、《史記》及陶淵明、周茂叔、張橫渠、陸子靜、王陽明、王船山、黃梨洲之書。」②這裡開列的書目和人物，既有屬於唯物主義，也有屬於唯心主義；既有自然科學，也有宗教神學；既有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思想，也有中國傳統的思想。在中國傳統的思想中，有民主性的精華，也有封建性的糟粕，將彼此對立的思想熔於一爐，勢必使譚嗣同的哲學思想帶有矛盾、複雜的特徵。 譚嗣同哲學思想的矛盾性、複雜性，表現在哲學體系的各個方面。他所運用的哲學概念，既有中國哲學特有的傳統概念如「仁」、「性」、「理」、「氣」、「道」、「器」等，又有佛學的「唯識」、「法界」、「性海」，還有西方傳來的「以太」、「原質」，乃至他個人造出來的「心力」等等。他在運用這些概念時，有時有明確的質的規定性，有時卻又含糊不清。即以其兩個主要概念「以太」和「仁」為例：「以太」一般說來基本上是一個物質性的概念，是一種微粒子性的東西，如說：「剖其質點一小分，以至於無，察其為何物所凝結，曰惟『以太』」；「更小之又小以至於無，其中莫不有微生物，浮寄於空氣之中，曰惟『以太』」①。譚嗣同還說：「遍法界，虛空界，眾生界，有至大、至精微，無所不膠粘、不貫洽、不筦絡，而充滿之一物焉，目不得而色，耳不得而聲，口鼻不得而臭味，無以名之，名之曰『以太』。..法界由是生，虛空由是立，眾生由是出。」①這裡所講的「以太」顯然是一個物質性的概念，而且是萬事萬物的本源。但在另外的情況下，他卻又說：「以太也，電也，粗淺之具也，借其名以質心力」②；甚至說：「以太者，亦唯識之相分，謂無以太可也。」③這裡，「以太」又為精神性的「心力」所規定所支配，不過是心力的幻想和假借而已，或者是用以作為注釋佛教的粗陋工具，是可有可無的東西。顯然，「以太」又成為精神的從屬品。「仁」也是譚嗣同哲學思想中的一個重要概念，他把這個中國古代哲學中的倫理學範疇，抽象提升為客觀世界的規律。關於「仁」和「以太」的關係，通常情況下，譚嗣同講得很明確：「夫仁，以太之用」，「其顯於用也，孔謂之『仁』」，「佛謂之『性海』」，「耶謂之『靈魂』」④。就是說物質性的「以太」是規律性的「仁」的體，而「仁」則是「以太」的用，「以太」是本源的，第一性的，「仁」則是派生的，第二性的。「仁」和「以太」的關係，類似於中國古代哲學中「道」和「器」的關係，這當然是唯物主義的②梁啓超：《清議報第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54頁。①《仁學》，《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下冊，第293頁。 ①《仁學》，《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下冊，第294、295、293—294頁。②《仁學》，《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下冊，第294、295、293—294頁。③同上書，第291頁。 ④同上書，第331頁。 觀點。但是，有時譚嗣同卻又把「仁」抬到「以太」之上，認為「仁」比「以太」更為根本，「仁」是本源，是第一性的，「仁為天地萬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識」⑤，「仁以通為第一義。以太也，電也，心力也，皆指出所以通之具」①，又表現了唯心主義的觀點。在認識論上，譚嗣同的思想也表現出尖銳的矛盾，他一方面認為「耳目之所構接，口鼻之所接受，手足之所持循，無往而非實者」②，認為感觀認識的對象，都是客觀實在。他還看到人的認識的相對性和客觀真理的不可窮盡，強調「學當以格致為真際」，這是唯物主義的認識論觀點。但他卻由強調認識的相對性，懷疑以致否認感性認識，認為「僅憑我所有之五（指五種感觀），以妄度無量無邊，而臆斷其有無，奚可者」③，況且「眼有簾焉，形入而繪其影，由簾達腦而覺為見，則見者見眼帘之影耳，其真形實萬古不能見也」④。他看到感觀認識的局限，走向否認感觀對客觀事物認識的可靠性、可能性，並進而陷入神秘主義，提出：「不以眼見，不以耳聞，不以鼻嗅，不以舌嘗，不以身觸，乃至不以心思，轉業識而成智慧，然後『一多相容』、『三世一時』之真理乃日見乎前。」⑤竟連理性認識也否認了，企圖以神秘的「智慧」，在冥濛中達到對真理的「頓悟」，陷入了唯心主義認識論的泥坑。在譚嗣同哲學體系中也有豐富的辯證法思想，他承認事物的對立統一關係，「天陽也，未嘗無陰；地陰也，未嘗無陽。陽陰一氣也，天地可離而二乎？」⑥。他還認為事物都處於不斷變化發展之中，「體貌顏色，日日代變，晨起而觀，人無一日同也。..則日日生者，實日日死也。天曰生生，性曰存存。繼繼承承，運以不停」①，又說：「昨日之新，至今日而已舊；今日之新，至明日而又已舊。所謂新理、新事必更有新於此者。」②譚嗣同還認識到事物的發展變化是通過對立面的矛盾鬥爭向前推進的，他說：「有好惡，於是有攻取；有攻取，於是有異同；有異同，於是有分合，有生克」③。他還認為大、小；長、短；多、寡；生、死；真、幻；彼、此；庸、奇等矛盾對立的方面，並非一成不變，而是相互依存、相互轉化的。但是，他不承認轉化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誇大了對立面的相互轉化，否認了質的相對穩定性，不承認相對之中有絕對，如說：「何幻非真？何真非幻？」「何奇非庸？何庸非奇？」「無彼復無此？此即彼，彼即此焉」；又說：「何以有大？比例於我小而得之；何以有小？比例於我大而得之。然則但有我見，世間果無大小矣！多寡長短久暫，亦復如是。」④這就又走向了形上學的相對主義詭辯論。梁啓超曾評論：「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輩，即生育於此種『學問饑荒』之環境中，冥思枯索，欲以構成一種『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學派，而已為時代所不容。蓋固有之舊思想，既深根固蒂，而外來之新思想，又來源淺觳，汲而易竭，其支絀滅裂，固宜然矣。」⑤雖然，譚嗣同的哲學思想，從思想來源，到哲學概念的運用，以及其自然觀、認識論、方法論等方面，無不充滿矛盾，但在那樣一個特殊的「學問饑荒」的時代，他的思想仍發揮了不可替代的激勵作用。有的早期民主革命者在回憶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過程時就說：「我們在最初，都是看了《仁學》一類的書，才起來革命的。」 ⑤同上書，第293頁。 ①《仁學》，《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下冊，第292、291頁。 ②《仁學》，《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下冊，第292、291頁。 ③轉引自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史》第4冊，第248頁。 ④《仁學》，《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下冊，第317頁。 ⑤同上書，第317、318頁。 ⑥同上書，第317、318頁。 ①《石菊影廬筆識·思篇（七）》，《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上冊，第125頁。②《仁學》，《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下冊，第315頁。 ③《〈湘報〉後序（上）》（增訂本）下冊，《譚嗣同全集》，第417頁。④《仁學》，《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下冊，第310頁。 ⑤同上書，第31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