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一卷） · 第十七章　嚴復

第一節　棄科舉，習海軍 嚴復，初名傳初，乳名體乾，改名宗光，字又陵，後名復，字幾道，晚年號癒壄老人，別號尊疑、尺盦、輔自然齋主人、觀我生室主人，別署天演宗哲學家，門人諡為文惠先生。福建侯官（後併入閩縣，稱為閩侯，今為福州市）人。祖父嚴秉符是一名醫生，父嚴振先繼承祖業。咸豐三年十一月十日（1853年12月10日），嚴復生於福州南台。咸豐九年（1859），「始就外傳」①，先後從師數人，中間曾從五叔父嚴厚甫（光緒年間舉人）受業就讀。同治二年（1863），嚴父聘請同邑黃少岩（昌彝）在家設立學館。黃是「閩之宿儒」①，治學以漢宋並重，平時嚴復跟他學儒家經典，閒時聽他講述宋元明儒學案，因而為學「明漢宋源委，聽指日異」②。越三年，黃少岩去世，其子孟修（拔貢生）繼續設館。同治五年（1866），嚴復的父親病逝，學館中輟。由於生活困難，嚴復不得不放棄走科舉的「正途」。 同治六年（1867），嚴復進入福州船政學堂，在後學堂學習駕駛。同治十年（1871），他從船政學堂畢業，先後在「建威」、「揚武」兩艦實習5年，由於他實習認真，成績優秀，被選派去英國深造。 光緒三年二月（1877年3月），嚴復到英國後，先在抱士穆德（Portsmouth）學習，後入格林尼次海軍大學（GreenwichNavalCollege）。儘管嚴復是抱著學習海軍知識的目的來到英國的，然而到了英國之後，使他感興趣的不是西方軍事知識與技術，而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制度和學術文化思想。在英國期間，除了認真學習軍事學校規定的高等數學、格致、海軍戰術、海戰公法以及建築海軍炮堡諸學等自然科學和軍事技術外，他十分注意接觸資本主義社會的實際和閱讀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家的著作，並曾去資本主義發展比較早的法國遊歷。由於他孜孜不倦地研究「中西學問同異」，探索中國富強之道，「窮日夕弗休」③，因而他的學習往往與其他中國留學生不同，引起了清朝出使大臣郭嵩燾的注意。他每逢假日，輒至使館，與郭嵩燾論析中西學術和中國富強之道，並論及去英國法庭聽獄的收穫，說：「英國與諸歐之所以富強，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①郭嵩燾聽了大為驚奇，「引為忘年交」②。 ①《清代學術概論》，《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三十四，第65頁。 ①嚴璩：《侯官嚴先生年譜》，王栻主編：《嚴復集》第5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545頁。②林耀華：《嚴復社會思想》，《社會學界》第7卷（1933年6月）。③王允皙：《侯官嚴先生行狀》，閔爾昌纂：《碑林補集》卷末，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印，線裝石印本。①陳寶琛：《清故資政大夫海軍協都統嚴君墓志銘》，《嚴復集》第5冊，第1541頁。②孟德斯鳩著、嚴復譯：《法意》上冊，商務印書館1981年重印版，第224頁。 第二節走「變今」維新的道路 光緒五年五月（1879年6月），嚴復以各科考試成績「屢列優等」畢業回國，被聘為福州船政學堂後學堂教習。光緒六年（1880），李鴻章創辦天津水師學堂（或稱北洋水師學堂），嚴復被調任水師學堂的總教習（教務長）。光緒十五年（1889）升為會辦（副校長）。次年任總辦（校長）。嚴復出於愛國熱情，到天津水師學堂後，一心想把學校辦好，多培養人才，建設強大的海軍，使中國獨立富強起來。但官場的腐朽，使他感到辦理海軍教育無法施展政治抱負，有意退出海軍界，另謀發展。他在中法戰爭至甲午戰爭前10年間，曾捐監生，參加舉人考試，先後於光緒十一年（1885）、光緒十四年、光緒十五年、光緒十九年4次參加鄉試，但都未考中。 中日甲午戰爭後，中國面臨嚴重的民族危機，嚴峻的現實，令嚴復清醒，他決然放棄追求個人前途的科舉仕途，走上了「變今」維新的道路。光緒二十一年（1895），他在天津《直報》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評論歷史，針砭時事，宣傳維新變法思想；光緒二十二年，贊助梁啓超、汪康年在上海創辦《時務報》；光緒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同王修植、夏曾佑在天津創辦《國聞報》和《國聞匯編》，竭力鼓吹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和「西學」，以解救民族危機。在嚴復的一系列文章中，較重要的有《論世變之亟》、《原強》、《救亡決論》、《辟韓》四篇政論文。嚴復在這些政論文中傳播了西方資產階級學術文化思想和社會政治觀點，猛烈地抨擊中國兩千年來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提倡資產階級民主，提倡新學，主張變法救亡。在《辟韓》中，他抨擊封建君主專制說：「夫自秦以來，為中國之君者，皆其尤強梗者也，最能欺奪者也。」「秦以來之為君，正所謂大盜竊國者耳。」他還進一步揭露這伙「最能欺奪」的「大盜」，是「壞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③，有力地鞭撻了神聖不可侵犯的君權，揭露了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的罪惡。在批判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的同時，鼓吹「尊民叛君，尊今叛古」，提倡資產階級民主。他說：君主不是天生的「聖人」，天然的統治者，「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①。只是由於人民終日從事耕、織、工、賈「相生相養」的事，才「擇其公且賢者」②，立之為君。君主既然是共舉出來的，也就有權廢除他。他主張「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的君主立憲制度。怎樣才能獲得民主？他認為「設議院於京師，而令天下郡縣各公舉其守宰」③。這樣可以使「君與民皆有權」，君與民「共治」，國家就能獨立富強，民族危機就可以解救。他還抨擊科舉制度「牢籠天下」，「民智因之以日窳，民力因之以日衰」④，批評八股取士制度有「錮智慧」、「壞心術」、「滋游手」三大害處，主張廢八股，倡西學。他認為中學「好古而忽今」，西學「力今以勝古」⑤。講西學之後，就可知「中國從來政教之少是而多非」，提出要救③嚴璩：《侯官嚴先生年譜》，《嚴復集》第5冊，第1547頁。 ①嚴復：《辟韓》，《嚴復集》第1冊，第34—36頁。 ②嚴復：《辟韓》，《嚴復集》第1冊，第34—36頁。 ③嚴復：《辟韓》，《嚴復集》第1冊，第34—36頁。 ④嚴復：《原強修訂稿》，《嚴復集》第1冊，第32頁。 ⑤嚴復：《論世變之亟》，《嚴復集》第1冊，第1—2頁。 亡，要富強，「則不容不通知外國事，欲通知外國事，自不容不以西學為要圖」，並且斷言「救亡之道在此，自強之謀亦在此」，大聲疾呼：「早一日變計，早一日轉機，若尚因循，行將無及。」⑥嚴復用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學說來反對封建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在這一點上超過了康有為。他在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鮮明地把資產階級的新文化同封建主義的舊文化對立起來，要求人們不要再走老路，必須改弦易轍，另走新路。這就從思想上武裝了進步的知識分子，為他們提供了反對封建主義的思想武器，使愛國救亡運動有了新的理論基礎。 嚴復除積極宣傳變法維新主張外，還積極參與創辦新式學校。光緒二十二年（1896），他擔任了新成立的俄文館總辦，親擬課程，延聘教師。他主持的這所學校，成為我國最早的俄語學校。與此同時，他還協助張元濟在北京創辦通藝學堂，「專講泰西諸學」⑦，培養維新人才。 在「百日維新」期間，光緒帝急於選拔新政人才，貴州學政嚴修建議，除八股取士普通科外，另設特別進士科——經濟特科，作為選拔人才的途徑。凡是長於內政、外交、理財、軍事、科學、工程等人員，仿照博學鴻詞科的成例，由大臣推薦考試。光緒帝接受了他的建議，並說：「俟咨送人數匯齊至百人以上，即可奏請定期舉行特科。」嚴復先被順天府尹胡燏芬推薦參加考試，後由詹事府詹事王錫蕃直接向光緒帝推薦。王錫蕃在奏摺中說：「北洋水師學堂總辦候選道嚴復，本船駕駛學生，出洋學習，於西國典章名理之學，俱能探本溯源，精心研究，中學亦通群籍，著述甚富，水師情形，尤其所熟知專習，久在北洋供差，奉公之外，閉戶寡合，其立品尤為高卓」，請「量才器使」①。光緒帝命嚴復來京覲見。 嚴復被光緒帝召見回寓後，將在當年光緒二十四年正月初六日至十四日（1月27日至2月4日）《國聞報》連載的《擬上皇帝書》加以修繕，送呈光緒帝。《擬上皇帝書》的中心思想是提出「謀國救時之道」。他說：「今日之積弱，由於外患者十之三，由於內治者十之七也。其在內治云何？法既敝而不知變也。」因而「謀國救時之道」，「不外標、本兩言而已。標者，在夫理財、經武、擇交、善鄰之間；本者，存夫立政、養才、風俗、人心之際」。所以他主張未變法前先「治標」，變法後才「治本」。他又提出「治標」三策、「治本」四策。「治標」三策是：（一）「聯各國之歡」；（二）「結百姓之心」；（三）「破把持之局」。嚴復認為：「不聯各國之歡，則侮奪之事，紛至沓來，陛下雖變法而不暇；不結百姓之心，則民情離渙，士氣衰靡，無以為禦侮之資，雖聯各國之歡，亦不可恃；而不破把持之局，則搖手不得，雖欲變法而不能也。」②至於「治本」四策，在《擬上皇帝書》中沒有具體說明，但在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初七日（1898年8月23日）《吳汝綸致嚴復書》中，可知其端倪。書中說：「所示四事，皆救時要政，國勢險夷，萬法坐敝，條舉件論，不可一二盡。又風俗不變，不惟滿漢畛域不能渾化，即鄉舉里選，亦難免賄賂請託、黨援傾軋之弊。而土著為吏，善則人地⑥嚴復：《論世變之亟》，《嚴復集》第1冊，第1—2頁。 ⑦嚴復：《救亡決論》，《嚴復集》第1冊，第50頁。 ①《通藝學堂章程》，鉛字排印本，上海圖書館藏。 ②王錫番：《奏保人才折》，《戊戌變法》第2冊，第375頁。 相習，不善則親故把持，此皆得半之道。」①同年三月，康有為在北京組織保國會，號召人們於覆屋漏舟之中，合群以救之，激恥以振之，厲憤氣以張之②，以保國、保種、保教。嚴復於四月在《國聞報》上連續發表《有如三保》、《保教余議》等論文，對保教予以批評。他說：惟於「以孔子之道律今人，乃無一事是皈依孔子，以此而雲保教，恐孔子有知，不以公等為功臣也」③。「孔子雖正，而支那民智未開，與此教不合。雖國家奉此以為國教，而庶民實未歸此教也。」①但是，嚴復的萬言書還未送到光緒帝面前，慈禧太后就發動了政變。 嚴復是當時著名的維新人物，政變時卻免受株連，主要原因在於他只是在文字上宣傳維新思想，不像康有為、梁啓超那樣積極從事政治活動，再加上《國聞報》背後有日本人的支持，慈禧太后、榮祿懼怕日本的干涉，不敢輕易對他下毒手。 ①嚴復：《擬上皇帝書》，《嚴復集》第1冊，第63—77頁。 ②《嚴復集》第5冊，第1562—1563頁。 ③康有為：《保國會序》，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上冊，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31頁。①嚴復：《有如三保》，《嚴復集》第1冊，第82頁。 第三節　翻譯西書 嚴復在積極鼓吹變法維新的同時，決心致力於翻譯著述，介紹西方學術文化思想和政治學說以「警世」。從光緒二十年（1894）開始，他先後翻譯了11部外國著作，約170多萬字，其中《天演論》、《原富》、《群學肄言》、《群己權界論》、《社會通詮》、《法意》、《穆勒名學》、《名學淺說》最為有名，人們通稱為嚴譯八大名著。 嚴復譯著多是用意譯。在譯述過程中，常常參照自己的見解，用夾譯夾議的方式，或者用按語的形式表達自己的思想和觀點。所以，他譯的書，不能看成一般的譯著，在很大程度上應視為他的著作。他對譯書要求很嚴，主張譯書要忠於原著，準確地表達原意，文字要清晰流暢優美。這三點要求，他概括為「信、達、雅」三原則②。他的翻譯，被譽為「自中土翻譯西書以來，無此宏制。..自來譯手，無似此高文雄筆」①，被稱為「駸駸與晚周諸子相上下」②，康有為稱頌他「譯才並世數嚴林」，把他與林紓並稱。 嚴復譯書是有所選擇的，既不同於洋務派偏重在天文、數學、機械、汽輪製造等科學技術，又不同於林紓主要在文學藝術，而著重在社會科學。在社會科學方面，他又把重點放在西方資產階級學術經典著作上，尤其是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社會學、邏輯學、政治學等等。他認為只有從這些著作中才能找到西方國家強盛的真正命脈之所在，其他那些都不過是「形下之粗跡」。他把譯書與尋找救國道路結合起來，翻譯《原富》是為了發展中國資本主義，翻譯《名學》是為了用新的思想方法打破程朱理學的束縛，翻譯《法意》是為了反對君主專制主義，倡導君主立憲制度等。在這些譯著中，影響最大、最重要的是《天演論》。 《天演論》是嚴復根據英國生物家赫胥黎的論文集《進化論與倫理學及其他論文》選譯的，原篇名叫《進化論與倫理學》。嚴復用文言文意譯了它的主要內容，並附加了自己的許多見解，於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1897年12月）開始在《國聞報》上陸續發表。次年三月正式出版。《天演論》的基本思想是闡述達爾文的進化觀點，認為生物不是自古不變，而是按「物競天擇」的自然規律發展變化的。所謂「物競」，就是生物之間「生存競爭」，優種戰勝劣種，強種戰勝弱種。所謂「天擇」，就是自然選擇，自然淘汰。就是說，生物的進化是在「生存競爭」和「自然淘汰」的過程中發展變化的。在嚴復看來，《天演論》最主要的意義在於「質力雜糅，相劑為變」③。他反覆宣傳和強調這種「變」的觀點，並利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理論，向中國人民敲起了祖國危亡的警鐘，大聲疾呼：要順應「天演」的規律，改革現狀，變法維新，才能避免危亡之禍，否則，就會在「生存競爭」和「天然選擇」中，被「優勝劣敗之公列」所淘汰。嚴復以生物的「自然競爭」、「適者生存」來代替社會的階級鬥爭，在理論上是錯誤的，但在當時的中國，即將被列強瓜分這一特殊歷史條件下，一方面號召學習西方，「與天爭勝」，②嚴復：《保教余議》，《嚴復集》第1冊，第85頁。 ①〔英〕赫胥黎著，嚴復譯：《天演論·譯例言》，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②吳汝綸：《答嚴幾道書》，《桐城吳先生全書》，尺牘一。 ③吳汝綸：《天演論序》，《嚴復集》第5冊，第1318頁。 「自強保種」，對喚起人民的覺醒，振奮民族的精神，變法自強，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起了啟蒙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打擊了那些高唱「夷夏之辨」的封建頑固分子，揭露了他們愚昧腐朽的真面目，確有振聾發聵之作用。所以，《天演論》一發表，震動全國，「風行海內」。它給處於「學問饑荒」環境中的思想界，輸送了新鮮的食糧，使人們禁錮的思想，為之一振。康有為讀到這部譯稿後，推崇嚴復所譯「《天演論》為中國西學第一者也」①，並在《孔子改制考》中吸取了進化論的觀點。如梁啓超所說：「（康有為）喜言『張三世』；『三世者』謂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愈改而愈進也；有為政治上『變法維新』之主張，實本於此。」②梁啓超根據嚴復介紹的進化論，在《時務報》上大做文章，許多愛國志士紛紛以進化論為武器，要求改弦更張，另謀新路。人們和學校紛紛用「競存」、「適者」、「演存」、「進化」、「進步」之類的詞彙命名，一時成為時尚。 《天演論》的發表，不僅促進了維新運動的發展，而且對行將到來的革命起了極大的影響。正如革命派所指出的那樣「自嚴氏之書出，而物競天擇之理，厘然當於人心，中國民氣為之一變。即所謂言合群言排外言排滿者，固為風潮所激發者多，而嚴氏之功，蓋亦匪細」③。 ①《天演論》，第6頁。 ②康有為：《與張之洞書》，《戊戌變法》第2冊，第525頁。 ③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 第四節　反對民主革命 光緒二十六年（1900）義和團運動爆發，嚴復離開天津，避居上海。其間，曾參與唐才常發起的「中國議會」，並被推選為副會長。此外，他還開名學會，講演名學（邏輯學）。從此，他脫離了海軍界，離開了工作20多年的水師學堂。 光緒二十七年（1901），嚴復被開平礦務局總辦張冀邀去天津，「主開平礦務局事」。這個局是在英國控制下的所謂「中外合辦」企業。嚴復擔任該局總辦期間，「名為總辦，其實一無所辦，一切理財用人大權，都在洋人手裡」。後來他自己說：「此來徒為五百番（銀元）月入耳，其是非樂也。」光緒二十八年（1902），清廷管學大臣張百熙奏准吳汝綸為京師大學堂總教習、李希聖為京師大學堂附設編譯書局總纂、嚴復為編譯書局總辦。嚴復擔任編譯書局總辦後，與吳汝綸同處京師，過從甚密，朝夕研討新舊學問。光緒三十年（1904），嚴復辭去編譯書局總辦職務，回到上海。 光緒三十年（1904）冬，發生了開平礦業局訴訟事件，嚴復被邀前往英國倫敦進行交涉。次年，孫中山由美洲到達英國，獲悉嚴復在倫敦，想爭取他參加民主革命，特意去拜訪了他。二人進行了較長時間的交談。嚴復認為：「以中國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於甲者將見於乙，泯於丙者將發之於丁。為今之計，惟急從教育上著手，庶幾逐漸更新乎！」孫中山說：「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君為思想家，鄙人乃實行家也。」①也就是說，嚴復堅持「漸進」的觀點，認為應從教育著手；孫中山主張「急進」，認為應立即進行革命，推翻清朝封建統治。由於雙方之間的觀點、立場相距甚遠，因而未能聯合。 嚴復回國後，恰逢馬相伯在上海籌辦復旦公學（復旦大學前身）。他在積極協助馬相伯籌辦學校的同時，應友人的邀請在上海青年會作了8次政治學講演。他的講演稿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取名《政治講義》。在講演中，嚴復以政治同歷史的關係及社會的演變來宣傳他的「漸變論」，抵制行將到來的民主革命。 嚴復協助馬相伯創建復旦公學後，第一任校長為馬相伯。光緒三十二年（1906）馬去日本考察，由嚴復接替，成為第二任校長，但他僅接任幾個月就辭職了①。嚴復辭去校長職務後，又被安徽巡撫恩銘聘去任安徽高等師範學堂監督。他在學校又大講「立憲之君」，直至光緒三十三年（1907）夏，恩銘被刺，才離開這個學校。期間他曾去北京一次，被外務部尚書唐紹儀任命為遊學生畢業考試同考官，共錄取了陳錦濤、顏惠慶等十三人，分別賜予進士和舉人出身。 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1905年12月），清廷增設學部，任命榮慶為尚書，主持學政。光緒三十四年（1908），嚴復被榮慶聘為學部審定名詞館總纂。宣統元年四月（1909年5月）又被派充為憲政編查館二等咨議官、福建省顧問官。宣統元年十二月七日（1910年1月17日），清廷賜予他文科進士出身。 ①漢民：《述侯官嚴氏最近之政見》，《民報》第2期（1905年）。 ①嚴璩：《侯官嚴先生年譜》，《嚴復集》第5冊，第1550頁。 宣統二年（1910），清廷成立預備立憲機構資政院，嚴復「以碩學通儒」的名義，被「欽選」為資政院議員。同年十一月，清廷設立海軍部，由於嚴復在海軍工作多年，特授予他海軍協都統銜。宣統三年（1911），清廷又特授予他海軍部一等參謀官等職務。 嚴復從戊戌維新變法失敗以後，到辛亥革命前13年間，他雖表示「罷政歸第」，不涉足政治，一心一意從事翻譯著述，但並沒有完全脫離清廷，相反，在清廷擔任的職務比戊戌變法失敗前更多。這時嚴復的思想不僅沒有隨時代的前進而進步，反而日益趨於保守。在《譯〈群學肄言〉自序》中這樣寫道：「竊念近者吾國，以世變之殷，凡吾民前者所造因，皆將於此食其報。而淺譾剽疾之士，不悟其所從來如是之大且久也，輒攘臂疾走，謂以旦暮之更張，將可以起衰而以與勝我抗也。不能得，又搪撞號呼，欲率一世之人，與盲進以為破壞之事。顧破壞宜矣，而所建設者，又未必其果有合也，則何如其稍審重，而先咨於學之為愈乎！」②他一方面批評改良派，「攘臂疾走」，「旦暮更張」，「將可以起衰而以與勝我抗」；一方面攻擊革命派，「搪撞號呼」，「盲進破壞」，從一個進步的思想家走向保守的營壘。 1912年1月1日，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在南京宣布成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結束了清朝260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統治。嚴復雖然對清朝統治不滿，但又認為「天下仍須定於專制，不然，則秩序恢復之不能，尚可富強之可跂乎。」又說：「吾國形勢程度習慣，於共和實無一合。」①②張若谷：《馬相伯先生年譜》，第214—218頁。 ①《嚴復集》第1冊，第123頁。 第五節　保守復舊的落伍者 1912年3月，袁世凱竊取了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當上了民國臨時大總統，嚴復被任命為署理北京大學校長。11月，他辭去校長職務。在辭職前的9月，還被北洋政府海軍部編譯處聘為總纂，辭職後又被袁世凱任命為總統府顧問。 1913年9月，袁世凱鎮壓二次革命後，10月6日，脅迫國會選舉他為正式大總統。袁世凱登上正式大總統寶座後，感到國會是他搞專制獨裁的障礙，竭力攻擊國會的存在，是使「政權無由集中」，「不宜統一國家」，「議會政治之萬不宜於今日之中國」①。1914年1月10日，下令解散國會，以「中央政治會議」來代替。但是，中央政治會議來歷不明，不合乎法律手續，於是又製造一個「約法會議」。約法會議如同中央政治會議一樣，是袁世凱一手操縱的御用工具。1月26日，嚴復被舉為約法會議的議員。3月18日，會議正式成立，議員們按照袁世凱的旨意，炮製了一部專制獨裁的《中華民國約法》，使袁世凱的專制獨裁統治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按《中華民國約法》規定：袁世凱政權的立法機構是立法院，同時設立一個被總統諮詢的參政院。立法院議員由選舉產生，參政院參政由總統簡任。但即使由袁世凱一手包辦選舉的立法院，也始終未成立，一直由參政院代行職權。嚴復又被袁世凱簡任為參政院參政。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嚴復將外國報紙上關於戰爭的新聞和文章，譯成中文送給袁世凱備覽。1915年5月，嚴復被袁世凱聘為憲法起草員。當他知悉袁世凱有想當皇帝的意圖時，就苦心相勸：「吾固知中國民智卑卑，號為民主而專制之政不得不陰行其中，但政體改變，已四年矣，袁公既有其實，何必再居其名。且此時欲復舊制，直同三峽之水，已滔滔流為荊、揚之江，今欲挽之，使之在山，為事實上所不可能，必欲為之，徒滋糾紛」，「於袁氏有大不利也」。但袁世凱還是執迷不悟。1915年8月23日籌安會宣布成立時，嚴復與楊度、孫毓筠、李燮和、胡瑛、劉師培6人被列為「籌安會六君子」。而列名籌安會，是楊度等強加給嚴復的，公諸報端也未取得他的同意。雖然，嚴復對袁世凱復辟帝制，「未贊一詞」，但這並不表明他認清了時代的潮流，反對帝制，贊成共和。相反，他仍然堅持君主立憲制度，只是反對操之過急，「竊意當時，假使政府絕無函電致諸各省，選政彼此一聽民意自由，將贊成者，必亦過半。然後光明正大，擇期登極，彼反對者，既無所藉口，東西鄰國亦將何以責言。釋此不圖，豈非大錯」，結果，「欲速不達」，「弄巧成拙」②。 在辛亥革命後，嚴復不僅在政治上倒退到頑固堅持復辟君主，反對民主，而且在文化思想上由主張學習西方蛻變成提倡尊孔讀經和維護封建道統。1913年，他同馬其昶、夏曾佑、姚永概、林紓、吳芝瑛、梁啓超等200餘人發起組織孔教會，並以他為首領。孔教會成立後，他在《庸言報》上發表《孔教會序》，同年又在中央教育會發表《讀經當積極提倡》的演說，以後又寫《導揚中華民國精神議》，鼓吹尊孔讀經，倡導忠孝節義，維護封建道統。他說：「親見脂那七年之民國與歐羅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戰，覺彼族三百年之進化，只做到『利己殺人，寡廉鮮恥』八個字。回觀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澤被寰區。此不獨吾言為然，即泰西有思想人，亦漸覺其為如此矣。」①這樣，由一個熱心倡導西方資產階級新文化，積極批判封建主義舊文化的革新者，變成了主張復古的落伍者。 ①嚴復：《與熊純如書》，《嚴復集》第3冊，第603、660頁。 ②白蕉編：《袁世凱與中華民國》，第111—112頁。 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中，各階級各階層都在作各自的表演。嚴復完全拋棄了宣傳西學、提倡新學、追求光明與進步的革新精神，以維護舊思想、舊傳統、舊觀念的姿態出現，放言無忌，竭力反對「五四」愛國學生運動。他說：「咄咄學生，救國良苦，顧中國之可救與否不可知，而他日決非此種學生所能濟事者，則可決也。」①就是說，學生起來進行愛國運動，是徒勞的，無濟於事的。他還辱罵攻擊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支持學生運動是：「人格雖高，然於世事，往往如莊生所云，『知其過，而不知其所以過。』偏喜新理，而不識其時之未至，則人雖良士，亦與汪精衛、李石曾、王儒堂、章枚叔諸公同歸於神經病一流而已，於世事不但無補，且有害也。」②嚴復晚年患有哮喘病，久治無效。1921年10月28日，這位名噪一時的中國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翻譯家在福州郎官巷住宅與世長辭，終年69歲。①嚴復：《與熊純如書（二十九）》，《嚴復集》第3冊，第629頁。 ①嚴復：《與熊純如書（七十五）》，《嚴復集》第3冊，第692頁。 ②嚴復：《與熊純如書（七十九）》，《嚴復集》第3冊，第69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