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一卷） · 第十六章　梁啓超

第一節　從學海堂到萬木草堂 梁啓超，字卓如，號任公，別號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生於清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祖父梁維清，父親梁寶瑛，都曾以士紳參預鄉政，在當地有一定的勢力和影響。 梁啓超自四歲起居家就讀，跟祖父識字。在早年所接受的啟蒙教育中，梁啓超不僅學到了不少傳統的文史知識，而且還聽到了許多悲壯激昂的愛國故事。祖父經常給他講述「亡宋、亡明國難之事」③，朗誦激動人心的詩歌篇章。這種帶有愛國情感和思想傾向的課外教育，對梁啓超有著重要影響。歷代傑出人物憂國憂民的風範、捨生忘死的品格和頑強不屈的精神，在他幼小的心靈中深深地紮下了根。 有清一代自乾嘉以降，知識分子的出路越來越狹窄，只有通過科舉，由學入仕，才被視為「正途」，而用其他方法取得功名的機會很少。這就迫使許許多多的青年學子不得不以全部精力去讀四書五經，作八股時文，希冀沿著科舉的階梯步步攀登，獲取功名利祿。梁啓超在少年時代，也是沿著這條道路走過來的。光緒八年（1882），梁啓超年僅10歲，就去廣州應童子試，結果不中。兩年之後，再到廣州應試，中秀才，補博士弟子。少年登第，這對梁家來說，確實是件了不起的大事。父親期望兒子能學優登仕，耀祖光宗，因此對他管教十分嚴格，而這時候的梁啓超也如井底之蛙，「不知天地間於帖括外更有所謂學也」①，整天都在潛心鑽研八股文。 光緒十一年（1885），梁啓超進廣州學海堂讀書。學海堂為前兩廣總督阮元所辦，「是省城專治經學之所」。梁啓超在這裡學習漢學。段玉裁及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等漢學家注重考據，廣徵博引，精研古籍的治學方法和學術成果，使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相形之下，格式、內容都有嚴格要求的八股文章，便令人感到缺乏生氣和枯燥無味了。在學海堂學習時期，梁啓超逐漸萌發了「棄帖括之志」①。 光緒十五年（1889），梁啓超在廣州參加鄉試中舉，名列第八。主考官李端棻欣賞其才華，以親妹相許。這時候，展現在梁啓超前面的，是一條「金光大道」，沿此而行，完全可能由學入仕，平步青雲。然而，光緒年間，中國正遭受著帝國主義的野蠻蹂躪。面對嚴峻的形勢，梁啓超逐漸拋棄了昔日的追求，走上一條充滿坎坷曲折的救國救民的道路。 光緒十六年（1890）春，梁啓超赴京參加會試，不中。回來路過上海時，看到了上海製造局翻譯的一些西書以及介紹世界地理情況的《瀛環志略》。這些書籍，開闊了梁啓超的視野，從此他便對西方的政治、文化等問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同年秋，梁啓超與陳千秋結交，並通過陳千秋認識了康有為。曾以布衣上書、力倡變法的康有為在當時名聲很大。梁啓超對他的獨到見解和大膽舉③《康有為政論集》，第1125頁。 ①《三十自述》，《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第15—16頁。 ①《三十自述》，《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第16頁。 動十分欽佩，以至「一見大服，遂執業為弟子」②。與康有為結識，是梁啓超一生髮展的重要轉折，從此以後，他退出學海堂，拋棄舊學，投入康門，並且接受了康有為的改革主張和變法理論，逐漸走上了改良維新的道路。 光緒十七年（1891），梁啓超、陳千秋等人請康有為在廣州長興學裡萬木草堂講學。康有為強調「逆乎常緯」，獨辟新路。其講學內容和教學方法，都與傳統規矩不同。「以孔學、佛學、宋明學（陸王心學）為體，以史學、西學為用」。「對列強壓迫、世界大勢、漢唐政治、兩宋的政治都講。每講一學，論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並引歐、美事例以作比較證明」。學生除聽講外，「主要是靠自己讀書，寫筆記。當時入草堂，第一部書就是讀《公羊傳》，同時讀一部《春秋繁露》。除讀中國古書外，還要讀很多西洋的書」。此外，學生每人還有一本功課簿，「凡讀書有疑問或心得即寫在功課簿上，每半個月呈繳一次」，再由康有為一一批答①。這種新穎生動的教學方法和與時代要求、國家命運息息相關的教學內容，使習慣於讀經誦詩、死記硬背的梁啓超感到新奇而興奮。他勤奮學習，幾乎是毫無保留地全盤接受了康有為的思想學說。在此期間，他還協助康有為編寫《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這樣的重要著作，成為康有為的高足弟子和得力助手。從學海堂到萬木草堂，是梁啓超由書齋向社會跨出的重要一步。在萬木草堂的學習生涯中，梁啓超不僅了解了天下大勢和民族危難，立志為改良救國、振興中華而奮鬥，而且由於廣泛涉獵中西書籍，大大地開拓了知識面，這為他今後在思想輿論界大展身手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②《三十自述》，《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第16頁。 ①《清代學術概論》，《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三十四，第61頁。 第二節宣傳維新變法和君主立憲 梁啓超最為自信並常常引以為自豪的，就是他激揚文字、馳騁輿論陣地的宣傳才能。從登上政治舞台起，梁啓超就與新聞報刊結下了不解之緣，撰寫了大量的文章。特別是在維新運動時期和流亡日本之初，他站在時代潮流的前面，猛烈抨擊封建專制統治，極力宣揚改良和變革，熱心介紹西方的思想文化，在社會上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成為輿論界的驕子。 光緒二十一年（1895）春，梁啓超和康有為入京參加會試，正值清廷與日本侵略者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消息傳出，群情憤慨。梁啓超受康有為之命，「鼓動各省，並先鼓動粵中公車，上折拒和議」②。四月初八日（5月2日），康有為、梁啓超發動了著名的「公車上書」，邀集1000餘名舉人聯名上書清廷，要求拒和、遷都、實行變法，從而揭開了維新運動的序幕。梁啓超作為康有為的重要助手，不僅協助組織會議，聯絡人士，而且還撰文謄錄，起草奏書，發揮了突出的作用。六月，康有為在北京創辦《萬國公報》（不久改為《中外紀聞》），梁啓超是該報的主要撰稿人，他「日日執筆為一數百字之短文」①，宣傳西學，鼓吹變法，在鼓動輿論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報開兩月，輿論漸明」，那些士大夫「初則駭之，繼亦漸知新法之益」①。梁啓超在辦報過程中也得到了鍛煉，顯示了才華。他那高度的熱情和出眾的能力，受到了人們的重視。短短的幾個月時間，梁啓超就從一個人微言輕的普通士子，成為一個廣為人知的維新運動的領袖人物了。 光緒二十二年（1896），黃遵憲、汪康年等人在上海籌辦《時務報》，梁啓超應邀前往主持筆政。在主編《時務報》時期，他以新穎犀利的議論和通俗流暢的文字，寫出了《變法通議》、《論中國積弱由於防弊》等一系列文章，系統闡述維新變法理論。他指出：中國要強盛，必須進行變法，「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萬國蒸蒸，日趨於上。大勢相迫，非可閼制。變亦變，不變亦變。變而變者，變之權操諸己，可以保國，可以保種，可以保教。不變而變者，變之權讓諸人，束縛之，馳驟之，嗚呼，則非吾之所敢言矣！」②梁啓超在這些文章中，還大力介紹西學，明確提出要改革中國羸弱落後的面貌，就必須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制度。他還根據西方資產階級的民權學說和議會制度，竭力宣揚「民權論」，痛駁「唯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的封建說教，在當時起到了振聾發聵的作用。他把歷代帝王斥為「民賊」，認為「君權日益尊，民權日益衰，為中國致弱之根源」③，呼籲要「伸民權」，「設議院」，實行君主立憲。並且強調，這是維新變法中最為根本的問題。他滿懷信心地說：「西人百年以來，民氣大伸，遂而勃興。中國苟自今日昌明斯義，則數十年其強亦與西國同，在此百年內進於文明耳。」①②梁啟勛：《「萬本草堂」回憶》，《文史資料選輯》第25輯。 ①《康南海自編年譜》，《戊戌變法》第4冊，神州國光社1953年版，第130頁。①《鄙人對於言論界之過去及將來》，《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第2頁。②《康南海自編年譜》，《戊戌變法》第4冊，第133頁。 ③《變法通議》，《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8頁。 ①《西學書目表後序》，《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28頁。 梁啓超擅長用淺顯流暢的文字來闡述重大的時事問題和深刻的道理，文章常帶感情，有很強的鼓動性。他對封建專制制度的大膽抨擊和對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大力宣揚，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間具有很大的感染力。連嚴復這樣著名的學者也評價「任公文筆，原自暢遂。其自甲午以後，於報章文字，成績為多，一紙風行海內，觀聽為之一聳」②。由於梁啓超的參加，《時務報》的影響迅速擴大，幾個月間銷量即達一萬餘份，「為中國有報以來所未有」③。梁啓超的名聲也隨之日重。 變法理論的宣傳，有力地促進了維新運動的開展，但也引起了那些反對維新運動人物的不滿和嫉恨。洋務派的代表人物張之洞，授意汪康年進行干預，力圖控制《時務報》，梁、汪矛盾日益激化。梁啓超難與其爭，遂應湖南巡撫陳寶箴之邀，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十月離滬赴湘，就任長沙時務學堂總教習。由辦報改而教學，條件和環境都不同了，但梁啓超並沒有放棄宣傳工作。在講學過程中，他大力闡述康有為的改制理論，宣傳維新思想，培養維新人才。特別是在批答學生札記時，梁啓超往往借題發揮，鋒芒直指封建專制制度。他甚至大膽宣布，「二十四朝其足當孔子至號者無人焉。間有數霸者生於其間，其餘皆民賊也」④。這些激昂的言辭，對於那些深受封建思想禁錮的青年學子來說，猶如是出征的戰鼓，激勵他們投身到改造社會、拯救民族的歷史洪流中去。事實上，梁啓超的不少學生，如李炳寰、林青、秦力山、蔡鍔等，後來都參加了反對封建專制統治的鬥爭，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 甲午戰爭以後，中國面臨著非常險惡的局勢。清廷的腐敗和無能，通過這次戰爭暴露無遺。帝國主義各國趁火打劫，力圖擴大自己在華的勢力範圍。瓜分危機，迫在眉睫。光緒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德國出兵侵占膠州灣，康有為趕到北京，積極組織救亡活動。梁啓超由於在湖南受到反維新勢力的攻擊，也於次年二月返回上海，隨即辭去《時務報》主筆之職，於三月初來到北京，跟隨康有為奔走呼號，決心為挽救民族危亡而儘自己的一份力量。他撰文演說，呼籲要使全國民眾「咸知吾國處必亡之勢，而必欲厝之於不亡之域，各盡其聰明才力之所能及者，以行其分內所得行之事」。梁啓超反覆強調，只有如此，才能拯救國家和民族的危亡①。隨著維新運動的高漲，梁啓超的作用和名聲也越來越大。在「百日維新」期間，有關新政的奏摺、章程，不少出自他的手筆。五月十五日（7月3日），光緒帝召見梁啓超，「命進呈所著《變法通義》，大加獎勵」②，賞六品銜，並讓梁啓超負責辦理京師大學堂譯書局事務。 戊戌變法失敗以後，梁啓超逃出北京，東渡日本，開始了他的流亡生活。嚴酷的現實已經證明，改良的道路在近代中國是走不通的。不推翻腐敗的清朝統治，不摧毀封建的專制制度，所謂救亡圖存也就只能落空。然而譚嗣同等「六君子」的鮮血並未能使梁啓超醒悟過來。儘管初到日本之時，他一度與革命派接近，甚至利用康有為去加拿大組織保皇會的機會，與孫中山等革②《與嚴又陵先生書》，《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09頁。 ③《與熊純如書（三十九）》，王栻主編：《嚴復集》第3冊，第648頁。④胡思敬：《戊戌履霜錄》卷4。 ①《覺迷要錄》卷4。 ②《保國會演說辭》，《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28頁。 命人士往來密切，並試圖聯合立會，「擬推中山為會長，而梁副之」。後因康有為得知此事，嚴厲反對，聯合立會才告作罷。但是，梁啓超與革命派畢竟不是同路人，他繼續追隨康有為，堅持改良立場。他們公開提出「保皇」的口號，四處建立保皇組織。特別是梁啓超遵從師命來到檀香山後，以「名為保皇，實則革命」為幌子，積極擴大保皇會，以致當地許多興中會員也受到蒙蔽而加入保皇會，給革命運動造成了很大危害。 為了控制、利用輿論，擴大保皇派的影響，梁啓超十分重視宣傳工作，於光緒二十四年十一月（1898年12月）在橫濱創辦《清議報》，鼓吹「斥後保皇」，為改良活動搖旗吶喊。他竭力宣揚「光緒聖德」，說什麼「今日議保全中國，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今日之變，為數千年之所未有。皇上之聖，亦為數千年之所未有。天生聖人，以拯諸夏，凡我同胞，獲此慈父，..今雖幽廢、猶幸生存，天之未絕中國歟！」③儘管與此同時，梁啓超在一系列文章中也抨擊封建主義，宣傳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但是「改良」與「尊皇」，卻仍然被他看作是救國救民的靈丹妙藥。 《辛丑條約》簽訂以後，推翻清朝統治政權的呼聲日益高漲，一批宣傳愛國思想、號召救亡圖存的刊物相繼創刊，民主革命的思想得到更為廣泛的傳播。為了與革命派爭奪輿論陣地，光緒二十八年一月（1902年2月），梁啓超又在橫濱創辦《新民叢報》，繼續宣傳改良主張。與以前不同的是，梁啓超迫於形勢，已不得不放棄「保皇」口號，而代之以「新民」之說。他指出：「中國所以不振，由於國民公德缺乏，智慧不開」，因此，「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①。此後，梁啓超又在一系列文章中，進一步闡述自己的觀點。當然，梁啓超把中國貧弱的原因歸咎於國民缺乏公德和知識，這並沒有抓住問題的根本，不過他所指出的中國國民性中的許多弱點，確實是一個帶有普遍性的問題。因此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他的文章，在體裁上打破了死板古文的形式，能夠用通暢易曉的語言，表達其思想內容，而且很有氣勢、富於感染力。當時成為一種新文體，以至於「學者競效之」。 由於康、梁等人頑固堅持改良立場，仇視和抵制民主革命，並且通過自己所控制的輿論工具，攻擊革命。為了批駁改良派的謬論，消除改良思想的不良影響，進一步推動革命運動的順利開展，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對改良派作了堅決的鬥爭和有力的批判。自光緒三十一年（1905）同盟會成立以後，雙方的論戰達到了高潮。 在這場激烈的論戰中，梁啓超在《新民叢報》上連續發表文章，鼓吹「開明專制」論。仍然強調中國國民程度太低，「未有共和國民之資格」，因此，「與其共和，不如君主立憲；與其君主立憲，又不如開明專制」。他攻擊革命派要求推翻清朝統治是一種「復仇主義」，污衊同盟會提出的「平均地權」是為了「博一般下等社會之同情，冀賭徒、光棍、大盜、小偷、乞丐、流氓、獄囚之類悉為我用」①。通過這場論戰，梁啓超及其所代表的改良派企圖以改良的君主立憲來抵制民主革命，以所謂「開明專制」來抵制民主共和的面貌暴露無遺。如果說，在維新時期，梁啓超還是作為時代的弄潮兒在歷史舞台上大顯身手的話，那麼此時他已經由於不能與時俱進而成為一個時代的落伍者了。 ③《戊戌政變記》，《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一，第28頁。 ①李華興等編：《尊皇論一》，《梁啓超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0頁。①《本報告白》，《新民叢報》創刊號。 《辛丑條約》簽訂後，中國社會面臨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愈趨尖銳。 清朝統治階級為了平息不斷高漲的反清浪潮，調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和博得帝國主義歡心，以達到維持統治的目的，從光緒二十七年（1901）開始推行「新政」；光緒三十一年（1905），又表示要仿行憲政，並派五大臣前往歐、美、日本等國「考察政治」。五大臣回國後，密奏實行立憲有「皇位永固」、「外患漸輕」、「內亂可弭」三大好處，主張先宣布立憲，「至於實行之期，原可寬立年限」①。光緒三十二年七月（1906年9月），清廷正式宣布「預備仿行憲政」，同時又強調，由於「規制未備，民智未開」，所以不能「操切從事」，而要「視進步之遲速，定期限之遠近」②。實際上清廷根本沒有打算實行立憲，只不過是妄圖用「立憲」的招牌繼續維持封建專制統治。 然而對於改良派來說，清廷的「預備立憲」卻是很有誘惑力的。因為他們不僅始終對清朝統治者抱有幻想，而且與國內的一些士大夫和資產階級上層代表人物也保持著一定的聯繫，因此便企圖利用這個機會，來挽回自己的頹勢，阻止革命力量的發展。光緒三十三年（1907），康有為宣布將保皇會改組為「中華帝國憲政會」。九月，梁啓超也與蔣智由等人在日本東京成立「政聞社」。他在《政聞社宣言書》中寫道：「所謂改造政府，所謂反對專制，申言之，則不外求立憲政治之成立而已」，表示了擁護清廷「仿行憲政」的立場。梁啓超甚至還明確宣稱：「政聞社所執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動，為正當之要求。其對於皇室，絕無干犯尊嚴之心；其對於國家，絕無擾紊治安之舉」③。但是，梁啓超的這些表白，依然只是一廂情願。清廷所標榜的立憲，完全是為了迷惑民眾，混淆視聽，在行動上始終沒有什麼實際的表示。立憲派對此漸感不滿，各團體多次聯名上書，並開展請願活動。梁啓超控制的政聞社，也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致電憲政編查館，請定3年內召開國會。他們哀懇陳詞，乞求清朝統治者賜予一些政治權力。清廷本來就對立憲派組織的請願活動心懷忌恨，伺機鎮壓，於是便藉口政聞社內有梁啓超等「悖逆要犯」，下令查禁政聞社。這對梁啓超來說，無疑是一個意外而沉重的打擊，他極力挽救，但毫無效果，政聞社最後不得不宣告解散。 然而這些沉痛的教訓，仍未能使梁啓超從希望清朝立憲的迷夢中清醒過來。溥儀即位後，梁啓超又上書攝政王載灃，為清廷實行立憲出謀獻策。他寫道：「今日中國之病，不在憲法之未頒，不在國會之未開，而在人才之委靡，人心之敗壞。」「今日欲舉預備立憲之實，萬事皆枝葉，惟此養人才、正人心之一事，實為本原」①，婉轉地表示了自己這個人才願為清廷實行立憲效力的心情。此後，梁啓超著力宣傳立憲政治，撰文介紹歐、美、日本各國憲政，說明君主立憲政體最適合於中國國情。但是，梁啓超的政治主張，畢竟是與清朝統治者的願望相牴觸的，他利用輿論工具敦促清廷加快立憲，企圖模仿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制度來治理中國；而清朝政府的本意則是以立憲為名，擴大皇權，強化封建專制，梁啓超的主張，自然不會被接受。因此，直至清朝滅亡，梁啓超苦心設計的救國方案一直未被採納；他本人作為清廷①《開明專制論》，《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七，第53、74頁。 ②戴澤：《奏謂宣布立憲密折》，《辛亥革命》第4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29頁。③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冊，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44頁。①《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第23、28頁。 的「悖逆要犯」，也始終沒有得到赦免。 第三節　民初政壇的風雲人物 戊戌以後，梁啓超的政治活動，大都是在海外進行的，與國內政界的聯繫，只能以其他人物或團體為中介。因此，儘管梁啓超憑其卓越的才能，在鼓動輿論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在統治集團中卻始終沒有扮演過什麼顯赫的角色。隨著武裝起義的爆發，清廷被迫開放黨禁，這為梁啓超躋身政界提供了機會。 面對蓬勃開展的武裝鬥爭和日益高漲的反封建浪潮，梁啓超不得不承認，「今後新中國之當採用共和政體，殆已成為多數之輿論」。但為阻止革命勢力的擴展，梁啓超與康有為又提出了「虛君共和」的主張，意欲使革命派與清廷實行妥協。他牽強附會地解釋說：在共和政體中，中國必須選擇「虛戴君主共和政體」，「此雖未敢稱為最良之政體，而就現行諸種政體比較之，則圓妙無出其右者」①。宣統三年九月二十六日（1911年11月16日），袁世凱組成「責任內閣」，任梁啓超為法部次官。對此，梁啓超感到十分欣慰。在他看來，自己和袁世凱是當時中國政治舞台上的兩個關鍵人物，只要能夠聯合起來，那麼社會就會出現轉機。所謂「項城坐鎮於上，理財治兵，此其所長也。鄙人則以言論轉移國民心理，使多數人由急激而趨於中立，由中立而趨於溫和，此其所長也。分途赴功，交相為用」①。梁啓超自視甚高，他認為自己若以局外人的身份出現，才便於控制輿論，影響國民。「若就此虛位，所能補於項城者幾何？而鄙人則無復發言之餘地矣，此所謂棄長用短也。」②他對袁世凱的邀請推辭不就，而繼續堅持為鼓吹「虛君共和」奔走呼喊，實際上是在觀察形勢，等待時機。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皇朝，結束了封建專制統治，但革命的勝利果實，卻為袁世凱所篡奪。1912年2月清帝退位，3月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權力的法碼，似乎倒向了袁世凱一邊。為了博得袁世凱的信任，梁啓超對這位新的當權者大加吹捧，說什麼：「歐陽公有言：不動聲色，而厝天下於泰山之安，公之謂矣。三月以前，舉國含生，汲汲顧影。自公之出，指揮若定，起其死而肉骨之，功在社稷，名在天壤，豈俟鯫生揄揚盛美者哉。今者率土歸仁，群生託命，我公之所以造福於國家者，實僅發端，而國民所責望於我公者，益將嚴重。」他表示，「今感情之時代既去，建設之大業方始，謠諑之集，當不如前，驅策之勞，略堪自貢，亦擬俟冰泮前後，一整歸鞭，盡效綿薄，以贊高深，想亦為大君子所不棄耶？」③這些言辭，十分清楚地表明了梁啓超急於投靠袁世凱的心情。「虛君共和」的調子收起來了，與政府的關係也不「斷絕」了，梁啓超改而要為袁世凱政府效力了。 1912年10月，梁啓超結束了長達14年的流亡生活，從日本回國。由於他聲望很高，名聲在外，所以回國以後受到許多人的熱烈歡迎。他也決心利用這個機會做出一番事業來。 這時候的中國，剛剛經過了一場改朝換代的巨大變動，各派政治力量不①《上攝政王書》，《梁啓超選集》，第549、550頁。 ①《新中國建設問題》，《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七，第34、43頁。②《致羅惇曧書》，《梁啓超選集》，第605頁。 ③《致羅惇曧書》，《梁啓超選集》，第605頁。 斷分化，新的政黨相繼成立。主張實行議會政治的宋教仁，將同盟會與幾個小政黨合併在一起，組建了國民黨，以期擴大力量，參加競選，控制內閣。為了與國民黨對抗，梁啓超也積極活動合併政黨，他先是組建了民主黨，1913年5月又與共和黨、統一黨合併為進步黨，成為民初唯一能與國民黨對抗的大黨。與此同時，梁啓超還辦報撰文，鼓吹集權，竭力為維護袁世凱的統治服務。特別是在「二次革命」爆發之後，梁啓超利用他所控制的輿論工具，肆意詆毀革命黨人，反對革命運動。他在《革命相續之原理及其惡果》一文中，以先覺者的口吻說道：「革命只能產出革命，決不能產出改良政治。改良政治，自有其塗轍，據國家正當之機關，以時消息其權限，使自專者無所得逞。」①他把革命鬥爭說成是「暴民政治」，攻擊革命黨人是「亂暴派」，聲稱「暴民政治之禍，更甚於洪水猛獸」，並公開表示他要以「亂暴派」「為第一敵，先注全力以與抗」②。梁啓超及其領導的進步黨，為維護袁世凱的統治搖旗吶喊，因而得到袁世凱的賞識。1913年7月，袁世凱任命進步黨的熊希齡為內閣總理，9月內閣組成，號稱「第一流人才內閣」，梁啓超擔任司法總長。 但是，袁世凱的真正目的，是要獨攬大權，做一個新的獨裁者，梁啓超所醉心的「改良政治」，是他根本不願也不可能接受的。當袁世凱利用進步黨登上正式大總統的寶座之後，熊希齡的所謂「人才內閣」，對他來說就不僅是多餘的，而且是礙事的了。1914年1月，袁世凱在當上大總統後僅三個月，就下令取消國會。2月，熊希齡內閣倒台。儘管袁世凱改任梁啓超為幣制局總裁，但這個沒有多少實權的職位，實在難以引起梁啓超的興趣。12月，他辭去幣制局總裁之職，攜家遷往天津。以後，袁世凱又任命梁啓超為政治顧問，委派他考察地方司法教育事宜，梁啓超都推辭未就。 在此期間，梁啓超與袁世凱保持著一種若即若離的關係，他既不滿於袁世凱的專制統治，但又對他寄於希望。對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和企圖帝制自為的行徑，梁啓超是反對的。當日本政府迫脅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的消息傳出後，梁啓超在報刊上連續發表《中日最近交涉評議》、《中日時局與鄙人之言論》、《解決懸案耶新要求耶》等一系列文章，抨擊日本的擴張政策和侵略野心。他在文中正告日本政府：「我國雖積弱已甚，而國民常自覺其國必能巋然立於大地，歷劫不磨，此殆成為一種信仰，深銘刻於人人心目中而未由拔。」①「若欲並其不可屈者而屈之，吾勸日本人亦勿作此妄想也。」然而梁啓超在指責袁世凱為一己私利而不惜損害國家和民族利益的同時，又不時為他作一些難以自圓其說的辯護。他說：「四月來之交涉，我政府盡瘁事國之誠，良不可誣；其應付之方略，亦不得雲大誤。」①似乎袁世凱及其政府不僅沒有多大罪惡，而且還有很大的功勞。 由「二十一條」引起的政治風潮剛剛開始消歇，袁世凱就加快了恢復帝制的步伐。他的一些外國顧問相繼撰文，鼓吹中國應當實行帝制。受袁世凱控制的籌安會也宣告成立，公開打出了復辟帝制的旗幟。只是到這時候，梁啓超才對袁世凱完全失望。面對全國已經蓬勃開展起來的反袁鬥爭，梁啓超①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啓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15、618頁。②《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第57頁。 ①《共和黨之地位與其態度》，《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第20頁。①《中日時局與鄙人言論》，《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二，第96—97頁。恐為「牛後」，終於發出了討袁的檄文。8月20日，梁啓超拒絕袁世凱的重金收買和武力威脅，毅然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猛烈抨擊袁世凱及其同夥鼓吹帝制的謬論，強調當今中國決不可行君主之制，正告袁世凱之流不要「無風鼓浪，興妖作怪，徒淆民視聽而貽國家以無窮之戚」②。文章義正辭嚴，犀利尖銳，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與此同時，梁啓超又與蔡鍔密謀，積極策劃武力討袁。 12月25日，蔡鍔在雲南組成討袁「護國軍」，隨即成立雲南軍政府，與袁世凱進行軍事抗爭。為策應雲南的起義，梁啓超於1915年底從天津來到上海。他與蔡鍔等人函電往來，幫助護國軍擬定計劃，起草文告；又與廣西都督陸榮廷秘密聯絡，促其獨立。1916年3月，梁啓超應陸榮廷的邀請，繞經香港、越南趕到廣西，直接參加「護國」起義。他一方面向北京施加壓力，要求以袁世凱辭職作為停戰的條件；一方面又全力策劃廣東獨立。4月19日，護國軍兩廣都司令部宣告成立，梁啓超任都參謀。隨後，他又積極籌備組織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的聯合政府，以期擴大勢力，與北洋政府抗衡。5月6日，軍務院在廣東肇慶成立，梁啓超任撫軍兼政務委員長。在職期間，軍務院的布告、文電大都由梁啓超親自執筆。 護國運動高舉反對復辟帝制的旗幟，得到全國人民的廣泛支持。繼雲南之後，貴州、廣西、廣東、陝西、浙江等省也相繼宣告獨立。一心想要黃袍加身的袁世凱，陷入了內外交困、眾叛親離的窘境，因而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廢除「洪憲」年號。護國運動打破了袁世凱復辟帝制的迷夢，結束了袁氏的反動專制統治，又一次顯示了時代車輪不可逆轉的發展趨勢。梁啓超作為這次運動的核心人物，在發動、組織、宣傳等方面做了大量而有效的工作，為護國運動的勝利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護國運動以後，梁啓超就深深地陷入北洋軍閥的內部紛爭之中了。1916年6月6日，袁世凱病死。之後，北洋派系的另一個軍閥段祺瑞任國務總理，主持國務院事務，成為新的實力人物。梁啓超很快成為段祺瑞的支持者。他在給南方各都督司令的電文中說：段祺瑞「宅心公正，持躬清直，維持危局，非彼莫屬」，否則「大局將不可問」，要他們協力予以援助③。在北京政府宣布恢復《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召集國會復會，並表示要懲辦帝制禍首之後，梁啓超便活動撤銷軍務院，以避免與北方對峙而發生衝突。在梁啓超的一再催促下，軍務院於7月14日宣告解散，南北「合作」，段祺瑞輕而易舉地「統一」了中國。 復會以後的國會，議員主要由原進步黨和國民黨成員組成。隨著北洋軍閥內部矛盾的加深，國會也形成了兩派主要勢力。進步黨議員組成憲政研究會（通稱研究系），支持總理段祺瑞；國民黨議員組成憲政商榷會，依靠總統黎元洪。兩派力量互相對抗，矛盾重重。梁啓超是憲法研究會的領袖人物，他憑藉自己在社會上的影響和地位，全力為段祺瑞張目。1917年3月，段、黎在對德宣戰問題上發生尖銳衝突，梁啓超不顧全國多數人的反對，支持段祺瑞對德宣戰。當參戰案被國會否決後，梁啓超甚至指示研究系議員辭職，以向黎元洪和國會施加壓力。在兩派互相傾軋的鬥爭中，段祺瑞及梁啓超運用各種手腕，先藉助張勳「辮子軍」趕走黎元洪，然後又反過來討伐張勳復②《痛定罪言》，《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第1—2頁。 ③《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三十三，第95頁。 辟清室的罪行，最後，段祺瑞又以「再造共和」為資本，重新掌握了北洋政府的大權。梁啓超和研究系，也因擁段有功而成為新內閣的重要成員，梁啓超還掛上了財政總長兼鹽務總署督辦的頭銜。這時候的梁啓超，可以說是志滿意得，雄心勃勃。然而他卻再一次錯估了局勢，委身投靠腐敗透頂的北洋軍閥，是不可能有什麼作為的。梁啓超在任職期間，極力為段祺瑞擴充軍備、鞏固統治效勞，並代表北京政府與日本帝國主義簽訂了兩筆以損害民族利益為代價的借款。這些軍閥及其同夥的倒行逆施，引起了人們的強烈不滿，遭到輿論界的嚴厲譴責。11月15日，段祺瑞政府被迫辭職，梁啓超也遞送了辭呈。從此以後，梁啓超就結束了他的從政生涯，轉而以主要的精力，來從事文化教育和學術研究活動了。 第四節　多變的政治思想和卓越的學術成就 近代中國是一個風雲激盪、發展迅疾的時代。面對列強的侵略和欺凌，為了挽救民族危亡，許許多多的熱血之士都在進行努力的奮鬥和艱苦的探索，尋求有效的救國方案。而隨著中西文化交流範圍的擴大，各種各樣的西方政治理論和思想學說也相繼傳入我國，這為那些先進的政治家、思想家構築自己的理論提供了重要的啟示。可是近代中國社會的發展之快，變化之大，又往往出乎人們的意料，以至於一些人對自己剛剛提出的主張、見解還來不及細細回味，就又要忙於修改訂正了。多變的時代造成了多變的思想，梁啓超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稱自己「保持性與進取性常交戰於胸中，隨感情而發，所執往往前後相矛盾，嘗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①。而事實也確實是這樣的。 梁啓超一生致力於中國社會的改造，為了民族強盛和國家繁榮，竭力吶喊，四處奔走，付出了幾乎全部的心血。然而他的政治主張卻又因時而異，不斷變化，前後矛盾，以致難以令人信服。 在維新運動期間，梁啓超隨康有為一步一趨，無論辦報或教學，都注意並且用力闡述康有為的改良思想和變法理論。他以公羊三世說和西方進化論為依據，鼓吹變法，講求維新，抨擊封建專制制度，宣傳西方科學文化，充分顯露了年輕愛國志士的朝氣和銳氣。戊戌變法的失敗，使梁啓超一度認識到要救中國，必須進行一次「破壞」：「歷觀近世各國之興，未有不先以破壞時代者。此一定之階級，無可逃避者也。有所顧戀，有所愛惜，終不能成。」①但是這種居於改良和革命之間的搖擺，在梁啓超的身上並沒有持續多久，他仍然和康有為一道，鼓吹改良，主張「斥後保皇」。當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論戰展開之後，梁啓超又改變舊說，轉而提倡實行「開明專制」，試圖與「革命」理論相對抗。使梁啓超難堪的是，正當他還在口乾舌焦地鼓吹開明專制，反對實行憲制的時候，清廷卻正式宣布要「預備仿行憲政」了。以後，梁啓超又高唱憲政，在立憲運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隨著武昌起義的爆發，統治中國近270年的清皇朝已經行將就木，眼看革命派就要取得政權，共和之制勢在必行，梁啓超再一次改變了以前的政治主張，提出了「虛君共和」的口號。直到民國之後，這種多變的特徵，在梁啓超的政治生涯中依然時有反映，從擁袁到反袁，從護國到擁段。一變再變，終於技窮。 儘管梁啓超在不斷地變，然而歷史似乎在與他開著玩笑，無論梁啓超的政治思想和主張怎樣變，時代潮流卻總是毫不留情地把他拋到後面。這當然不能說是歷史的不公平，而是梁啓超的種種變化，歸根到底都不能超出改良主義的樊籬，改良、漸進，是他政治思想的基本點。而近代中國恰恰是一個呼喚革命、變化急遽的時代。因此，梁啓超的落伍，也就是難以避免的了。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梁啓超與蔣百里、張君勱等人前往歐洲。梁啓超的歐洲之行，長達1年之久，先後到了英國、法國、比利時、荷蘭、瑞士、義大利、德國諸國。在國外，梁啓超除遊覽名勝古蹟，了解風土人情外，還旁聽了英國國會會議，參觀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場，看到了戰①《致各都督各總司令電（六月三十日）》，《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三十三，第70頁。①《清代學術概論》，《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三十四，第63頁。 爭給社會帶來的破壞和災難，聽到了列強在巴黎和會上為爭權奪利而發出的吵鬧。1年多的實地考察，使他了解到了資本主義國家存在的許多嚴重社會問題。他所崇仰的西方社會，他所宣揚的西方文明，原來也充滿了弊端和罪惡。梁啓超認識到：「自從機器發明、工業革命以還，生計組織起一大變動，從新生出個富族階級來。科學愈昌，工廠愈多，社會偏枯亦愈甚。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物價一日一日騰貴，生活一日一日困難。」①「一百年物質的進步，比從前三千年所得還加幾倍，我們人類不惟沒有得著幸福，倒反帶來許多災難。」①他由此認為西洋文明已經破產，拯救世界還要依靠東方「固有文明」，主張極力發揚傳統文化。梁啓超從一個舊世界的批判者，成為一個舊傳統的提倡者，這種變化，不僅反映了他對資本主義社會的不滿和失望，以及對新文化運動和馬克思主義的忌恨與反對，而且也有力地說明，在近代中國，找不到出路的改良主義者，在時代浪潮的衝擊和對社會現實的迷惘中，只能迴轉身來向中國傳統文化復歸，甚至把倒退看做是出路。 梁啓超不僅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宣傳家，而且也是一位知識廣博、學有專攻的大學者。他的學術成就，是相當廣泛而巨大的，涉及到文學、史學、哲學、佛學等諸多領域，其中尤以在歷史學和中國思想史方面的貢獻為多。梁啓超早年投身於政治運動，從歐洲回來之後，他雖然仍不能算作一個自甘寂寞、潛心書齋的學者，但確實是用主要的時間和精力，來從事文化教育和學術研究活動了。他的一些有較高學術價值的著作，大部分都是在歐遊歸來之後寫成問世的。 梁啓超的學術研究和活動，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學術與政治的密切結合。在從維新運動至他辭去財政總長這一期間，梁啓超一直是中國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作為一個宣傳家，他寫下了大量的文章和著作，其中許多論著，都是通過介紹國內外的歷史文化知識和社會政治制度，來闡發自己的見解和主張。同時，他的一些學術研究，也往往是出於現實政治的需要，例如他對管子、王安石等歷史上改革人物的研究，對中國民族關係和先秦政治思想的探討，就帶有強烈的時代氣息和明顯的政治目的。梁啓超積極參與、鼓動的「詩界革命」和「小說革命」，也不僅僅是文學史上關於文學體裁和作品風格的爭論，他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一文中明確指出：「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②。可見其在文學領域所進行的「革命」，是與他的政治改良相輔相成的。即使梁啓超晚年所醉心的對佛學和中國文化史的研究，也是與他鼓吹要以東方文明來拯救世界的政治主張密切關聯的。 梁啓超學術的另一個特點是，大量運用西方資產階級的觀點和方法來從事研究工作。他所寫的《中國史敘論》、《新史學》等著作，用資產階級的史學理論，對中國傳統史學進行了猛烈的批判，揭起了「史學革命」的旗幟。他以進化論解釋歷史現象，套用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的發展模式來研究清代學術。他以資產階級史學家的價值觀念，對歷史上的民主精神和改革人物大加稱頌，而對專制制度和獨裁暴君則攻擊無遺。儘管梁啓超的研究存在很多缺陷和不足，有時為了現實鬥爭的需要還不惜對事實進行牽強附會的引申和無①《破壞主義》，《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二，第25頁。 ①梁啓超：《歐遊心影錄》，《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二十三，第7頁。 ②同上書，第12頁。 中生有的發揮，然而他畢竟是近代中國運用新的觀點和方法來比較全面地從事學術研究的開創者之一。梁啓超自稱是晚清「新思想界之陳涉」①，事實上，在學術研究中，他也往往開一代之風氣。梁啓超的許多精闢分析和獨到見解，不僅給當時，而且也給後來的學者以重要的啟示。他所留下的累累碩果，為中國近代學術史增添了絢麗的光彩。 梁啓超晚年曾任清華大學研究院導師，並在一些著名大學任教。除了著述和講學外，他還先後擔任過京師圖書館館長、北京圖書館館長、司法儲才館館長等職務，為培養人才和發展我國的文化教育事業作出過有益的貢獻。1929年1月29日，梁啓超病逝於北京協和醫院，終年57歲。他的遺著，由友人林志鈞編成《飲冰室合集》，共148卷，1000餘萬字。 ①《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6、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