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一卷） · 第十五章　康有為

第一節　勤學與苦悶 康有為，又名祖詒，字廣廈，號長素。戊戌政變後，易號更生；張勳復辟覆敗，又號更甡；晚號天游化人。咸豐八年二月初五日（1858年3月19日）生於廣東南海西樵山銀塘鄉一個官僚地主家庭。祖贊修，官連州訓導；父達初，江西補用知縣；從叔祖國器，護理廣西巡撫，參加鎮壓太平天國運動。 康有為5歲「能誦唐詩數百首」。6歲，從簡鳳儀讀《大學》、《中庸》、《論語》和朱熹所注《孝經》，11歲，父親去世，跟隨祖父接受嚴格的封建正統教育，攻讀經史。這時，太平天國失敗不久，他「頻閱邸報，覽知朝事，知曾文正、駱文忠、左文襄之業，而慷慨有遠志矣」③。 同治十一年（1872），康有為再應童子試不售，致力於考試和八股文。 十三年（1874），「始見《瀛寰志略》、地球圖，知萬國之故，地球之理」。光緒二年（1876），他應鄉試不售，從朱次琦（九江）學習。朱次琦教學重「四行五學」：四行是「敦行孝弟，崇尚名節，變化氣質，檢攝威儀」；五學是經學、文學、掌故之學、性理之學、詞章之學。主張「濟人經世，不為無用之空談高論」；「掃去漢、宋之門戶，而歸宗於孔子」。康有為受其影響，「以聖賢為必可期」，「以天下為必可為」。又攻讀顧炎武、錢大昕、趙翼等人論述歷史的著作，於是「議論宏起」。 光緒四年（1878），繼續跟隨朱次琦讀書，攻讀《周禮》、《儀禮》、《爾雅》、《說文》、《水經注》諸書，以及《楚辭》、《漢書》、《文選》諸文，「大肆力於群書」。不久，以日埋故紙堆中，汨其靈明，漸厭之，乃「閉戶謝友朋，靜坐養心」。「靜坐時忽見天地萬物皆我一體，大放光明。自以為聖人則欣然而笑，忽思蒼生困苦則悶然而哭」①。國家的危亡，現實的刺激，使他對傳統的文化學術發生懷疑。 光緒五年（1879），入西樵山，居白雲洞，專講道家、佛學之書，「養神明，棄渣滓」。剛好在北京任職的張鼎華（延秋）偕四五人來游西樵山，使康有為接觸到當時正在醞釀的改良主義思潮。不久，康有為「薄游香港」，親眼看到英國侵略者所建立的殖民統治秩序，以為資本主義制度比封建制度要好得多，從此，開始了「向西方尋找真理」的歷程。 ③鄭觀應的卒年說法不一，這裡從夏東元《鄭觀應傳》說。 ①《康南海自編年譜》「同治七年戊辰，十一歲」。 第二節「參中西之新理」 光緒八年（1882），康有為赴順天鄉試，「道經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術之有本。舟車行路，大購西書以歸講求」。 光緒九年（1883），「購《萬國公報》，大攻西學書，聲、光、化、電、重學及各國史志、諸人遊記皆涉焉」。創《不裹足會草例》，規定入會的人皆不裹足，凡已裹而復放的，「賀而表彰」。 光緒十年（1884），中法戰爭爆發，兩廣受到侵擾。康有為「感國難，哀民生」，獨居一樓，「所悟日深，因顯微鏡之萬數千倍者，視虱如輪，見蟻為象，而悟大小齊同之理」①。俯讀仰思，「日日以救世為心，刻刻以救世為事」。 光緒十一年（1885），從事算學，撰《人類公理》，後來又編「內外篇」。康有為自稱是「合經子之奧言，探儒佛之微旨，參中西之新理，窮無人之賾變，搜合諸教，披析大地，剖析今古，窮察後來」的作品。《人類公理》未見手稿，「公理書」的修訂稿《實理公法全書》①和《內外康子篇》尚有存留。在《實理公法全書》的《凡例》中說：「凡天下之大，不外義理、制度兩端。義理者何？曰實理，曰公理，曰私理是也。制度者何？曰公法，曰比例之公法、私法是也。實理明則公法定，間有不能定者，則以有益人道者為斷，然二者均合眾人之見定之。」他以為幾何公理是「一定之法」，如1、2、4、8、16、32，是「必然之實」，但它「不足於用」，於是「不能無人立之法」。「人立之法」，「其理較虛」，本來沒有「定則」，只是「推一最有益於人道者，以為公法而已」。什麼是「最有益於人道」的「公法」呢？那就是平等。 康有為以為人類平等是「幾何公理」，所以要「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要「以互相逆制立法」，使之平等。他認為現實不合幾何公理，如「人不盡有自主之權」，如「君主威權無限」等，認為「實理公法」是「天地生人，本來平等」的。 這種「平等」思想，在康有為《自編年譜》和《康子內外篇》中也有反映。他這時的著作，除存有封建學說外，還滲透著西方資本主義的東西，康有為「公理書」、「內外篇」的醞釀和撰述，象徵著一個封建知識分子走向資產階級改良派的歷程。他憂患人生，嚮往平等，孕育有一種「大同境界」。①《康南海自編年譜》「光緒四年戊寅，二十一歲」。 ①《康南海自編年譜》「光緒十年甲申，二十七歲」，又康有為有《顯微》手稿，藏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 第三節　從崇古文經學到尊今文經學 光緒十二年（1886），撰《教學通議》，列目二十，在序文中標明撰書的目的是：「今天下治之不舉，由教學之不修也」；「教學之不修」，「患其不師古也」。而所學只是「師古之糟粕，不得其精意」。認為「善言古者必切於今，善言教者必通於治」。它的宗旨是「言教通治，言古切今」。康有為認為，周公是「言教通治」、「言古切今」的典範。經書中的典章，是「周公經綸之跡」，「周公以天位而制禮，故範圍百世」。他「熔鑄一時」，「以時王為法」，從而「制度美密，纖悉無遺，天下受式，遏越前載，人自無慕古之思也」。周公不是空洞說教，而是「有德有位」，用以「綱維天下」，使「教學大備」、「官師咸修」②的。 《周禮》是古文經典，周公是古文經學崇拜的對象，康有為講《周禮》官守，崇周公權威，渴望能有「有德有位」的周公其人，以「時王為法」，頒行新政，「天下奉行」，敷教言治，「易民觀聽」。 光緒十四年（1888），康有為鑑於中法戰後，帝國主義侵略勢力伸入中國西南邊境，民族危機嚴重，趁赴京應試的機會，於十月初八日（12月10日）上書變法，這是資產階級改良派第一次向清廷正式提出的建議。他痛言帝國主義的侵逼，指責頑固派的「酣嬉偷惰，苟安旦夕」，批評洋務派的「洋差、洋務局、學堂之設，開礦公司之事，電線、機器、輪船、鐵艦之用，不睹其利，反以蔽奸」。提出了「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政治主張。但這次上書為頑固派所阻，光緒帝沒有看到。康有為且備受頑固守舊分子的嘲笑和攻擊。這使他認識到找尋新的思想武器的必要。 光緒十五年（1889）秋，康有為離開北京，年底，回到廣州。次年春，移居徽州會館。這時，他晤見了廖平，廖平是今文經學家。今文經學是講究「微言大義」，主張「通經致用」的。康有為一方面感於「外患日深」而上書不達，另一方面受了廖平的啟示，覺察陸、王心學雖「直捷明達，活潑有用」，但不如今文經學的「靈活」；佛教哲學雖講「慈悲普渡」，但「與其布施於將來，不如布施於現在」①。這樣，他便從今文經學中汲取可資運用的東西進而論政，由以往的崇《周禮》、尊周公而崇《公羊》、尊孔子，將今文「三統」說闡發為「改制」、因革的理論，將今文「三世」說推演為「亂世」、「昇平世」（小康）、「太平世」（大同）的系統，「愈改而愈進也」。還寫了《毛詩偽證》、《周禮偽證》、《說文偽證》、《爾雅偽證》等攻擊古文經傳之書。 光緒十六年（1890），移居廣州雲衢書屋，在學海堂肄業的高材生陳千秋聽到康有為的聲名，前往謁見，大為欽仰。是年秋，陳千秋告訴梁啓超，康有為的學說「乃為吾與子所未見，吾與子今得師矣」。梁啓超隨同往見，康有為「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取其所挾持之數百年無用舊學，更端駁詰，悉舉而摧陷廓清之」，梁啓超感到如「冷水澆背，當頭一棒」，對康有為極②《實理公法全書》和《康子內外篇》，未刊，原藏康同璧先生處。1947年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圖書館製成顯微膠捲，後美國加州大學劉廣京教授將該片影印本複製贈予康同璧先生。又《康子內外篇》共15篇，內9篇曾在《清議報》發表，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予輯入。 ①分見《教學通議》中《六經》、《從今》等篇，稿本，上海市文物保管會藏。為佩服，「自是決意捨去舊學，自退出學海堂而間日請業南海之門」①。①梁啓超：《康有為傳》第三章《修養時代及講學時代》。 第四節　長興講學，撰《偽經考》、《改制考》 光緒十七年（1891），康有為徇陳千秋、梁啓超之請，在廣州長興里萬木草堂開始講學。講學內容主要是「中國數千年來學術源流、歷史政治沿革得失，取萬國公法比例推斷之」①，「大發求仁之義，而講中外之故，救中國之法」②。次年，「移講堂於廣州衛邊街鄺氏祠。十九年（1893），仍講學於衛邊街。冬，遷草堂於府學堂仰高祠，這時已有100多個學生了。 康有為在長興講學時，「著《長興學記》以為學規」，主張治學要「逆乎常緯」，反對「積習」。在「義理之學」、「考據之學」、「詞章之學」之外，增加「經世之學」，以「通變宜民」。認為孔子「因時立教」，「天下道術至眾」，而應「以孔子為折衷」。後來，還到廣西桂林講學，鼓吹孔子改制。這幾年中，他在弟子的幫助下，刊行了《新學偽經考》，並從事《孔子改制考》的編纂準備。 《新學偽經考》大旨謂：東漢以來的經學，多出劉歆偽造，「始作偽、亂聖制者，自劉歆，布行偽經、篡孔統者，成於鄭玄」，所以叫做「偽經」；劉歆「飾經佐篡，身為新臣」，是新莽一朝之學，與孔子無涉，所以叫做「新學」。「凡後世所指目為『漢學』者，皆賈、馬、許、鄭之學，乃新學，非漢學也；即宋人所尊述之經，乃多偽經非孔子之經也」③。這種「逆乎常緯」的反抗，予漢學、宋學以根本的打擊，予維護封建專制制度的傳統思想以大膽的掃蕩，它在學術意義上是推翻古文經學的「述而不作」，在政治意義上是打擊頑固派的「恪守祖訓」，為掃除變法維新的絆腳石準備了理論條件。《孔子改制考》的「立例編括，選徒助纂」，始於光緒十七年，而正式出書則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他認為孔子以前的歷史，是孔子為救世改革的目的而假託的宣傳作品，都是茫昧無稽。中國歷史，從秦、漢以來才可考信。周末諸子紛紛起來創立教義，企圖憑自己的理想來建立自己認為最好的社會制度，並把自己所建立的制度托為古代曾經實施，藉以爭取人們的信仰。孔子創立儒教，提出一套他自己創造的堯、舜、文、武的政教禮法，作六經以為「托古改制」的根據。經過諸子爭教，儒墨「顯學」，從戰國曆秦到漢，孔子成為全國教主。他打通了《春秋公羊傳》、《王制》、《禮運》、《論語》以及其他各經各子，尊孔子為教主，用孔教名義提出變法維新的主張，把孔子裝扮成為「托古改制」者，成為變法改制的張本。 《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是康有為在戊戌時期兩本最主要的著作，它不是一般的「考辨專著」，而是衝擊封建勢力提出改制變法的理論著作。它是披著經學外衣，把資產階級所需要的措施，掛上孔聖人的招牌，拿孔子來對抗孔子，以減輕非聖無法的壓力，從而為變法維新創造條件的著作。①梁啓超：《三十自述》。 ②梁啓超：《三十自述》。 ③《康南海自編年譜》「光緒十七年辛卯，三十四歲」。 第五節　發動「公車上書」，組織強學會 光緒二十年（1894），中日戰爭爆發，中國又一次慘敗；次年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清廷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瓜分危機更是迫在眉睫。康有為趁入京應試的機會，聯合各省應試舉人1300餘人，於四月初八日（5月2日）聯名請願，發動「公車上書」。他在「公車上書」中，請求拒和、遷都、練兵、變法，提出「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等改良派的救國綱領。認為變法著重在富國、養民和教民三方面。提出富國之法有六：一、鈔法，戶部用精工造鈔票，設官銀行，以擴充商務；二、建築鐵路，收我利權；三、製造機器、輪舟，獎勵新製造，並發展、保護民營工業；四、礦務，開設礦學，請比利時人教導勘測，選才督辦，不濫用私人；五、鑄銀，各省設鑄銀局，以塞漏卮；六、郵政，設郵政局。養民之法有四：一、務農；二、勸工；三、惠商；四、恤窮。教民之法則為分立學堂、開設報館，以「化導愚民，扶聖教而塞異端」。這是康有為的第二次上書，也是改良派正式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幕。 「公車上書」被拒絕代呈，光緒帝沒有看到。不久榜發，康有為得中進士，授工部主事。康有為又於同年五月初六日（5月29日）呈送《上清帝第三書》，提出了變法的步驟，指出自強雪恥之策有四：即富民、養民、教士、練兵，而如何審端致力於上述四策，則在乎「求人才而擢不次」、「慎左右而廣其選」、「通下情而合其力」三者，以求「人才得，左右賢，下情達」。這次上書由都察院代呈，光緒帝第一次讀到他的上書。 接著，他又上《第四書》，再次籲請「尊賢而尚功，保民而親下」，使「有情必通，有才必用」，並正式提出了「設議院以通下情」的主張，但又被頑固派拒絕代呈。 康有為在不斷上書光緒帝，以爭取進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的同時，又「日以開會之義號之於同志」，認為「思開風氣，開知識，非合大群不可」，「合群非開會不可」。於是先辦《萬國公報》，於光緒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1895年8月17日）創刊於北京，「遍送士夫貴人」，使之「漸知新法之益」，「告以開會之故」，並於十月初（11月中）成立了強學會，又名譯書局，也叫強學書局。參加強學會的還有梁啓超、陳熾、沈曾植、沈曾桐、文廷式、丁立鈞、楊銳等，翁同龢等也予支持，強學會成為改良派與帝黨相結合的政治團體。《萬國公報》後改為《中外紀聞》，於十一月初一日（12月16日）正式出版，雙日刊，有閣抄、新聞及「譯印西國格致有用之書」，譯印後每加附註，論說不多。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1896年1月20日），後黨御史楊崇伊上疏彈劾，「請飭嚴禁」。強學會被改為官書局，專欲「譯刻各國書籍」，不准議論時政，不准臧否人物，這樣，「專為中國自強而立」的強學會已違失原旨。 康有為在北京發起籌組強學會後，於光緒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1895年10月17日）出京，至南京遊說張之洞，在南北之匯的上海設立強學會，「以上接京師，次及於各直省」。十月，上海強學會成立，擬定章程，說明設立的目的是通聲氣、聚圖書、講專門、成人才、扶「聖教」。十一月二十八日（1896年1月12日），刊《強學報》，以孔子紀年，欲「托古以改今制」，宣傳設會辦報，倡導維新變法。北京強學會被劾奏，上海強學會也遭封禁。不久，在此基礎上創辦《時務報》，由梁啓超任主筆，鼓吹康有為的變法主張，議論敏銳，文字新穎，在當時影響廣泛。 第六節　推進戊戌變法維新 光緒二十三年（1897），德國強占膠州灣，俄國艦隊駛入旅順灣，強租旅大，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危機日深。康有為趕回北京，於十一月第五次上書光緒帝，提出「采法、俄、日以定國是」，「大集群才而謀變政」，「聽任疆臣各自變法」，提出亡國危險的嚴重警告說：如果現在再不變法強國，「恐自爾之後，皇上與諸臣雖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與諸臣，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矣」。還提出國事付國會議行，並請頒行憲法。 光緒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日（1898年1月24日），光緒帝命王大臣延康有為於總理衙門，「詢問天下大計，變法之宜」。康有為批駁了榮祿「祖宗之法不可變」的頑固思想與李鴻章維持現狀的保守思想，講述了變法的具體措施。旋又上書統籌全局，說明推行新政，就要走明治維新的道路，認為明治維新的要義有三：一曰大誓群臣以定國是；二曰設待詔所以征賢才；三曰開制度局於宮中。制度局下分設法律、稅計、學校、農商、工務、礦政、鐵路、郵政、造幣、遊歷、社會、武備等十二局，分別推行各項新政。 康有為「既上書求變法於上，復思開會振士氣於下」，結合各省旅京人士紛紛倡設學會，「以續強學會之舊」。於是粵學會、蜀學會、閩學會、關學會先後成立。此時需「成一大會，以伸國憤」，遂於三月二十七日（4月17日）開會，擬定《章程》三十條，主要內容是：一、「以國地日割，國權日削，國民日困，思維持振救之，故開斯會，以冀保全，名為保國會」；二、以保國、保種、保教為宗旨，即「保國家之政權土地」，「保人民種類之自立」，「保聖教之不失」；三、講求變法、外交、經濟，以協助政府治理國家。規定在北京、上海設總會，各省府縣設分會，略具政黨規模。共集會三次，意在合群策、群智、群力，發憤救亡，推動維新。接著，保滇會、保浙會、保川會成立。吏部主事洪嘉與慫恿浙江舉人孫灝出面攻擊，說康有為是「厚聚黨徒」，「辯言亂政」，「形同叛逆」。御史潘慶瀾也上疏彈劾，說康有為「聚眾不道」。御史黃桂鋆參劾保滇會、保浙會、保川會，認為是「乘機煽惑，糾合不第舉子，逞其簧鼓之言」，「若准各省紛紛立會，恐會匪聞風而起，其患不可勝言」，要求嚴禁。這樣，保國會雖未封閉，然已形存實散，但它「合群結社」，表達了禦侮圖存的愛國意願，促使了各省自保的救亡運動和「詔定國是」的實現。 這時，康有為又上《請告天祖誓群臣以變法定國是折》，又代楊深秀擬《請定國是而明賞罰折》，代宋伯魯擬《請講明國是正定方針折》。光緒帝採納了他的建議，於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下「定國是詔」，宣布變法，並於二十八日（16日）召見了他。此後，康有為迭上奏摺，對政治、經濟、軍事、文教方面提出不少改革建議，包括擬定憲法、開制度局、禁止婦女纏足、裁冗官、置散卿、廢漕運、撤厘金、裁綠營、放旗兵、廢八股試帖楷法取士、改書院、廢淫祠等，希望中國有一個不要根本改變封建制度而可以發展資本主義的憲法；要求保護工商業，予中國資本主義適當的發展；要求重練海陸軍，挽救中國被帝國主義瓜分的危機；要求廢科舉、辦學校，以培養新的人才。這時，他還和梁啓超、譚嗣同、楊深秀等積極策劃推行新政。 「百日維新」期間，新舊鬥爭異常尖銳，例如廢八股疏上，後黨即多方阻撓，公開宣稱嫉惡康有為如仇敵，說是「搖惑人心，混淆國是」①；還有人嚴參康有為，說其「聚集匪徒，招誘黨羽」，「遍結言官，把持國是」①。康有為和御史宋伯魯、楊深秀等予以反擊。但是，後黨掌握了軍政實權，而光緒帝則只有起草上諭權。七月中旬，後黨懷塔布、楊崇伊先後到了天津看榮祿，陰謀策劃政變，推翻新政。光緒帝先後發出兩次「密詔」，擔心「今朕位幾不保」，並明諭康有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遷延觀望」。八月初五日（9月20日），康有為離京南下。次日，慈禧太后再出「訓政」，政變發生。①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序目》，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中華書局1981年8月版，第92—93頁。①許應騤奏，《光緒朝東華錄》，中華書局1958年版，總第4100—4101頁。 第七節　流亡海外，創設保皇會 九月初十日（10月24日），康有為經由吳淞、香港到達日本，他在途中發表公開信，說是「天禍中國，際此奇變」，稱慈禧太后為「偽臨朝」，稱幽廢光緒帝為「罪大惡極」，並將「密詔」改竄露布，提出「無徐敬業之力，只能效申包胥之哭」②，表示要「奉詔出外求救」。 接著，康有為發出《奉詔求救文》，首數慈禧太后大罪十條，繼言光緒帝「勤政愛民，大開言路」等「聖明」。說明自己「過承知遇，毗贊維新，屢奉溫室之言，密受衣帶之詔」，準備「奉詔求救」。當他在香港時，就想「動身到英國去」，並「先告英使署參贊及上海領事、香港總督，請其電英廷相救」。還謁見英國子爵柏麗斯輝，「請其出力相救」③。他的弟子梁啓超在逃亡途中上書伊藤博文，請他與英、美諸公使商議揭破慈禧太后「欲殺寡君之陰謀，詰問其幽囚寡君之何故」①。等到了日本，康有為又請文部大臣犬養毅予以支持②；又上書同文會領袖近衛篤麿，說明「受衣帶之詔，萬里來航，泣血求救」③。 這時，資產階級革命派孫中山、陳少白也在日本，「以彼此均屬逋客，應有同病相憐之感」，擬親往慰問，借敦友誼，曾托日人宮崎寅藏、平山周等向康有為示意。康有為表示自己奉有「密詔」，不便和革命黨人往來，拒絕合作。孫中山又通過日本人的關係，組織一次孫、陳、康、梁的會談，商討合作方法，康有為不到會，派梁啓超為代表，沒有談出什麼結果。孫中山復派陳少白往訪，梁啓超導陳見康，陳少白反覆辯論至3小時，請康有為「改弦易轍，共同實行革命大業」。康答曰：「今上聖明，必有復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無論如何不能忘記，惟有鞠躬盡瘁，力謀起兵勤王，脫其禁錮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④。 光緒二十五年（1899），清廷向日本交涉，不准康有為留日。二月二十三日（4月3日），由日本外務省贈以旅費，康有為自橫濱乘和泉丸渡太平洋，抵加拿大，在溫哥華、烏威士晚士打等地演說：「惟我皇上聖明，乃能救中國」，希望華僑「齊心發憤，救我皇上」①。旋渡大西洋赴美國，企圖運動美國政府干涉中國內政，扶助光緒帝重掌政權，未能實現。又重回加拿大，於六月十三日（7月20日），與李福基等創設保皇會，亦稱中國維新會。《會例》指出：「專以救皇上，以變法救中國黃種為主」，準備在美洲、南洋、日本、香港、澳門各埠設會，以澳門《知新報》和橫濱《清議報》為宣傳機關，以保救光緒帝，排除慈禧太后、榮祿、剛毅一夥頑固勢力為宗旨。同年，②文悌嚴參康有為折，《光緒朝東華錄》，總第4116—4121頁。 ③《新聞報》，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初五日。參見湯志鈞撰《關於光緒「密詔」諸問題》，《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4期。 ①康有為：《謝奉到衣帶密詔折》。 ②梁啓超、王照：《致伊藤博文書》，《伊藤博文關係文書》「外國人書簡」八，日本塙書房版，第413—414頁。 ③康有為、犬養毅筆談記錄，共二版，日本岡山縣木堂紀念館藏。 ④《近衛篤麿日記》第2卷，日本鹿島研究所出版社昭和四十三年六月版，第184—185頁。①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戊戌後孫康二派之關係》。 印有《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說要保國保種非變法不可，要變法「非上聖如皇上不可」，凡是有「忠君愛國救種之心」的都是會中同志。他把「忠君」和「救國」聯繫起來，把光緒帝和變法聯繫起來，「救聖主而救中國」，在海外頗有一些號召力。 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康有為由香港抵達新加坡，正式接受英國政府保護。這時，義和團運動展開，他主張「助外人攻團匪以救上」②，「先訂和約以保南疆，次率勁旅以討北賊」③，說是光緒帝復位，就能「輯睦外交」，「中國可安，億兆可保」④，醞釀「討賊勤王」。結果，實際活動的唐才常在漢口事泄被殺，演成自立軍悲劇。 ②康有為：《在烏威士晚士打演說》，《清議報》第十七——十八冊，光緒二十五年五月初一日出版，羅裕才筆記，見《康有為政論集》，第407頁。 ③康有為：《致各埠保皇會公函》，《康有為政論集》，第414頁。 ④康有為：《上粵督李鴻章書》二，《知新報》第126冊，光緒二十六年一月十五日出版。 第八節　反對民主革命 義和團運動以後，推翻清朝封建統治逐漸成為時代主流。光緒二十七年（1901），章太炎在東京《國民報》上發表《正仇滿論》，指出：「夫今之人人切齒於滿洲而思順天以革命者，非仇視之謂也」，清廷腐敗，「無一事不足以喪吾大陸」，不能「隱愛於光緒皇帝一人」，處於今日，「革命固不得不行」。「然則滿洲弗逐，而欲士之爭自濯磨，民之敵愾效死，以期至乎獨立不羈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浸微浸衰，亦終為歐、美之奴隸而已矣」①。 革命形勢的發展，連康有為的弟子梁啓超、歐榘甲都有些搖惑，康有為很是焦慮，連函切責。光緒二十八年（1902），發出《答同學諸子梁啓超等論印度亡國由於各省自立書》和《答南北美洲諸華僑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二文，前文對梁啓超等「搖於形勢」，「妄倡十八省分立之說」予以駁斥，主張「今令以舉國之力，日以擊榮祿請歸政為事，則既倒政府之後，皇上復辟，即定變法變新政而自強，是則與日本同軌而可望治效耳」。如果「移而攻滿洲，是師法印人之悖蒙古而自立耳，則其收效亦與印度同矣」。後文以為：「談革命者開口攻滿洲，此為大怪不可能之事」，「吾四萬萬人之必有政權自由，必不可待革命而得之，可斷言也」；「且捨身救民之聖主，去數百年之敝政者，亦滿人也」；「吾今論政體，亦是『滿漢不分、君民同治』八字而已！故滿漢於今日無可別言者也，實為一家者也」；「欲革命則革命耳，何必攻滿自生內亂乎？」 康有為以為革命自立是「求速滅亡」，而立憲可以避免「革命之慘」，不准各埠再言革命，不準保皇黨人稍涉游移，再三「布告同志」：「本會以保皇為宗旨，苟非皇上有變，無論如何萬不變。若革命撲滿之說，實反叛之宗旨，與本會相反者也。謹布告同志，望篤守忠義，勿聽莠言，仆與諸公既同為保皇會人，仆以死守此義，望諸公俯鑒之。」②表示死守此義，保皇不變。這時，康有為寫了《孟子微》、《論語注》、《春秋筆削微言大義考》以及《大同書》。隨著他的政治思想的日趨沉淪，「大同」三世學說也起了變化，說是孔子之時，「身行乎據亂」，是「亂世」，如果能循「孔子之道」，推行至於隋、唐，應該進化到「昇平世」（「小康」）了；隋唐以後，「至今千載」，中國應該「先大地而太平矣」，但因秦、漢的崇「刑名法術」，王莽、劉歆的「創造偽經」，晉代以後的「偽古學大行」，以致「微言散絕」，「三世之說，不誦於人間；太平之種，永絕於中國」，而二千年的中國，只是「篤守據亂之法以治天下」。據此而言，中國二千多年的歷史，不過是「亂世」，並非「小康」，與戊戌變法前的「三世」說已不同了。 過去，他以為「今者，中國已小康矣」，通過變法維新，就可逐漸達到他所嚮往的「大同」境界。現在卻以二千多年的中國是「亂世」，而以資本主義君主立憲制為「昇平世」（小康）。「亂世」的中國，要經過「公議立憲」，才能符合世界潮流，進入「昇平」；至於「太平」（大同），是必需「假梯級」，必需循序漸進，不能「躐等」的，如仍「據亂」則「大亂生」；①康有為：《托英公使交李鴻章代遞折》，《知新報》第133冊。 ②章太炎：《正仇滿論》，《國民報》第4期，1901年8月10日出版。「而欲驟期至美國、瑞士之界，固萬無可得之勢，不待言也」①。以喻中國只可實現「小康」（昇平世），只可採取由上而下的改良方式，實現君主立憲，「萬無一躍超飛之理，凡君主專制、立憲、民主三法，必當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則必大亂」①。 光緒二十九年（1903），章太炎發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把康有為等人奉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光緒皇帝斥為「載湉小丑」，沉重打擊了改良主義。接著，孫中山發表《敬告同鄉書》，明確指出：「革命者，志在倒滿而興漢；保皇者，志在扶滿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馳」②。號召劃清革命與保皇的界限。而康有為則漫遊各地，離印度、居香港。光緒三十年（1904），自香港至檳榔嶼，自檳榔嶼赴歐洲，重渡大西洋去美洲。 ①康有為：《與李福基等書》，光緒二十九年五月初六日。 ①康有為：《大同書》，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73頁。 ②康有為：《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立憲書》，《政論集》，第476頁。 第九節　成立帝國憲政會，開展立憲運動 光緒三十一年（1905）春，康有為自加拿大南遊美國。秋，赴歐洲，旋迴美國，撰《物質救國論》，以為「中國之病弱」，在於「不知講物質之學」。這年，中國同盟會成立。為了抵製革命，清廷於次年七月十三日（1906年9月1日）頒布「預備立憲」。正在歐洲漫遊的康有為大喜過望，九月四日（10月21日），發出《布告百七十餘埠會眾丁未新年元旦舉大慶典告藏，保皇會改為國民憲政會文》，謂：「仆審內外，度形勢，以為中國只可君主立憲，不能行共和革命，若行革命，則內訌紛爭，而促外國之瓜分矣。」「今者舉國同心，咸言憲法，遂至使臣周咨於外，朝廷決行於上。頃七月十三日明諭，有準備行憲政之大號，以掃除中國四千年之粃政焉。」說是「今上不危，無待於保」，準備於「丁未新年元旦行大慶典」，宣布舊保皇會「告蕆」，新開國民憲政會。說什麼「向日之誠，戴君如昔」，「開天之幕，政黨我先」③，希望重溫立憲之夢。 光緒三十三年二月十日（1907年3月23日），保皇黨人在紐約召開大會，康有為自歐洲趕來，「議行君主立憲」，正式定名為帝國憲政會，對外則稱中華帝國憲政會。在章程第二條中申明：「本會名為憲政，以君主立憲為宗旨，鑒於法國革命之亂，及中美民主之害，以民主立憲萬不能行於中國，故我會仍堅守戊戌舊說，並以君民共治、滿漢不分為本義，凡本會會眾當恪守宗旨，不得誤為革命邪說所惑，致召內亂而啟瓜分。」第三條申明：「本會以尊帝室為旨。」①帝國憲政會成立後，康有為企圖回國從事政治活動未果，指使梁啓超等與清朝皇室貴族、國內立憲分子聯繫，又借用僑商名義，寫了請願書，「乞立開國會而行憲法」。 光緒三十四年八月初一日（1908年8月27日），清廷宣布自本年起第九年召開國會，再於下月頒布《憲法大綱》。這個《憲法大綱》的主要目的是要保存封建專制制度。革命派採取了堅決反對的立場，而保皇派則表示擁護。《憲法大綱》頒布不到兩個月，光緒帝就「龍馭上賓」了。康有為又說帝國憲政會「本以保皇為事，忠義昭著」，「應發討賊之義」，但是榮祿早死，慈禧太后也卒，誰是賊呢？「查大行皇帝之喪，實由賊臣袁世凱買醫毒弒所致」，於是「簽名上書監國公，請殺賊以報先帝之仇」②。 宣統二年（1910），康有為用帝國憲政會名義草書請開國會，指出「若待九年，恐國非其國」，請「立下明詔，定以宣統三年開國會」①。這時，保皇會與國內的國會請願會聯繫頻繁，擬於年底改帝國憲政會為帝國統一黨，向清民政部申請註冊，說是「不曰會而曰黨，乃合全國人士與蒙古藩王共之」，「故益光明廣大之」②。 宣統三年（1911），清廷嚴制國會請願。四月，組織皇族內閣，以慶親王奕劻為總理大臣。康有為對奕劻並不信任，一些保皇會員在海外製造輿論，③《孫中山全集》第1冊，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30—232頁。 ①民意：《希望滿洲立憲者之翻案》，《民報》第13號。 ②《帝國憲政會大集議員會議序例》，光緒三十三年二月十日。 ①康有為：《光緒帝上賓討賊哀啟》，《戊戌變法》第1冊，第433—434頁。②康有為：《代美國憲政會請開國會書》，宣統二年。 散布揭貼，說是「今舉中國之敗壞危亡，非他人，皆奕劻一人為之而已；阻撓立憲，阻撓國會，非他人，皆奕劻一人為之而已」。警告奕劻：「若不即開國會，則為舉國公敵，為賣國大賊」③。五月，赴日本，初住箱根，後移居須磨。八月，武昌起義。康有為聽到消息，「憂心如焚」，仍持「革黨必無成」之說，想「用北軍倒政府，立開國會，挾以撫革黨」，還想「乘此以建奇功」。自我陶醉地說：「人知革之無成，士大夫皆思吾黨而歸心」，「他日國會開時，吾黨終為一大政黨，革黨亦自知無人才，不能為治也」④。③《民政部准帝國統一黨註冊論》。 ④《奕劻賣國揭貼》，宣統三年。 第十節　鼓吹尊孔，擁護溥儀復辟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制度結束，康有為已無皇可保了，但他仍戀棧舊制，眷念君主，是年冬發表《共和政體論》，說「專制君主以君主為主體，而專制為從體；立憲君主以立憲為主體，而君主為從體；虛君共和，以共和為主體，而虛君為從體。故立憲猶可無君主，而共和不妨有君主」。又說：「中國積四千年君主之俗，欲一旦全廢之，甚非策也。況議長之共和，易啟黨爭，而不宜於大國者如彼；總統之共和，以兵爭總統而死國民過半之害如此。今有虛君之共和政體，當突出於英、比與加拿大、澳洲之上，盡有共和之利，而無其爭亂之弊，豈非最法良意美者乎？」①混淆民主制與君主制度的界限，以最徹底的民主制度為最壞，越不徹底、封建殘餘保存越多的就是最好；並提出「虛君共和」的口號，想掛一個「共和」的招牌，恢復清朝的統治。 此後，發表《救亡論》和《中華救國論》②，妄說：「共和政體不能行於中國」，「立憲國之立君主，實為奇妙之暗共和國」，而「滿族亦祖黃帝」，還應由清朝復辟。 1913年，以母喪歸。在國外15年，至此歸國。去國時是一個進步的維新運動領袖，回國時卻是一個保守的人了。袁世凱邀請他去北京，作為反動政權的點綴。康有為沒有答應，這是為了記住袁世凱出賣戊戌變法的舊恨，反對袁世凱乘著革命危機逼垮了清朝。葬母畢，移居上海，辦《不忍》雜誌，主張「以孔子為國教，配享天壇」，說是「若今不尊孔，則何從焉，將為逸居無教之民歟？暴戾恣睢，以快嗜欲，而近於禽獸乎，則非待烹滅絕種而何？」③戊戌變法前的孔子，在康有為的心目中是「維新」的孔子；這時的孔子，卻是封建勢力的代表者了。 1916年3月，電請袁世凱退位。6月，袁世凱死，康有為電黎元洪，「望早召正式國會」①，又請「以孔子為大教，編入憲法，復祀孔子之拜跪明令，保守府縣學官及祭田，皆置奉祀官，勿得荒廢汗菜，勿得以以他職事假賃侵占」②。 1917年，張勳擁護溥儀復辟，康有為於事先《擬復辟登極詔》，說是「民主政體只能攘亂，不能為治，不適於中國」③，並受弼德院副院長職。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康有為發表《請誅國賊救學生電》，首謂「曹汝霖、章宗祥等力行賣國，以自刈其人民，斷絕其國命久矣」。繼稱「幸今學生髮揚義憤，奉行天討，以正曹汝霖、陸宗輿之罪。舉國逖聞，莫不歡呼①康有為：《致衷孟、慧儒書》，辛亥十一月九日，手跡。廣州中山圖書館藏。②康有為：《共和政體論》，《康有為政論集》，第690—691頁。 ③《救亡論》撰於1911年冬，發表於1912年，《康有為政論集》，第652—678頁；《中華救國論》撰於1912年，載《不忍》第1冊，《康有為政論集》，第691—731頁。 ①康有為《孔教會序二》，載《不忍》第1冊，《孔教會雜誌》第1卷第2號，見《康有為政論集》，第740頁。 ②《康有為政論集》，第945頁。 ③《致北京電》，《康有為政論集》，第957頁。 快心」，「政府宜亟釋放被捕學生而誅賣國賊」④。 1922年，游曲阜、登泰山，反對聯省自治，認為「分裂則必爭而大亂，統一則必治而修明」①。11月，杭州別墅一天園建成遷居。12月，溥儀「大婚」，康有為在杭州「望闕叩賀」。溥儀賞以「御書」，他又賦詩誌慶。1923年，游開封，與直系軍閥吳佩孚往還，又至陝西演講數次，夏曆年底返滬。 1924年，馮玉祥部入京，把溥儀趕出清宮。康有為電北京當局，說是「挾兵逼宮」，「何以立國？」次年，從上海去天津「覲見」溥儀，漫遊各地後返滬，辦天游書院。 1927年2月，赴天津祝溥儀壽。旋上《追述戊戌變法經過並向溥儀謝恩折》，表示「以心肝奉至尊，願效墜露輕塵之報」②。3月8日（二月初五日），70壽，溥儀「賜壽」。康有為有詩謝恩。18日，赴青島。31日（二十八日），病逝。 康有為所寫論著，據《萬木草堂叢書》目錄所列，經部有《孔子改制考》、《偽經考》、《春秋董氏學》、《春秋筆削微言大義考》、《禮運注》、《大學注》、《中庸注》、《論語注》、《孟子微》等19種；史部有《時務芻言》、歷次上書、《戊戌奏稿》、《政見書》、《官制考》、《物質救國論》、《金主幣救國論》、《理財救國論》、《救亡論》、《共和政體論》、《中華救國論》、《共和平議》等64種；子部有《大同書》、《諸天講》、《長興學記》、《桂學答問》等26種；集部有文集、詩集等28種，共137種。 ④見《康有為政論集》，第990頁。 ①見《康有為政論集》，第1066—1067頁。 ②康有為：《斥趙恆惕聯省自治電》，《康有為政論集》，第1076—108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