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一卷） · 第十四章　鄭觀應

第一節　從買辦生涯到投資洋務企業 鄭觀應，又名官應，字正翔，號陶齋，別號杞憂生，晚年自號羅浮偫鶴山人。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十七日（1842年7月24日）生於廣東香山（今中山市）一個知識分子家庭。鄭觀應的家境並不富裕，祖父鄭鳴岐是一位「不屑以尋章摘句為能」②的普通文人，父親鄭文瑞終身未獲科名，長期作鄉村塾師。鴉片戰爭以後，在廣州、上海等口岸，買辦成了時髦的職業，成為發財致富的捷徑。在這種社會風氣的影響下，鄭觀應的叔父鄭廷江、同宗兄鄭濟東都作了上海外國洋行的買辦。 鄭觀應幼承庭訓，攻讀四書五經，企圖博取功名。但是，16歲那年應童子試名落孫山後，他「即奉嚴命，赴滬學賈」①，走上當買辦的道路。 初至上海，鄭觀應先寄居在任新德洋行買辦的叔父鄭廷江處，邊聽差，邊習英文。咸豐九年（1859），入英商寶順洋行作低級雇員，擔任管絲樓兼管輪船客載的工作。在公餘之暇，他與廣東鄉友梁綸卿入英國傳教士傅蘭雅開辦的英華書館夜課學習英文。在寶順期間，他為洋行開闢了江西、福州等處攬載行，還投資加入中外商人合辦的公正輪船公司。 同治七年（1868），寶順洋行停業。鄭觀應改任和生祥茶棧通事，代兩湖、江西、徽州茶客沽茶，兼營榮泰駁船公司。同治十一年（1872）和生祥茶棧停業後，他又當上揚州寶記鹽務總理。這時的鄭觀應不僅是一位腰纏萬貫的富商，而且是一位見多識廣、經驗豐富的企業經營家了。 同治十二年（1873），英商太古輪船公司成立。第二年，鄭觀應被聘任為該公司總理，兼管賬房、棧房等事務。他後來回憶道：「該公司所有輪船攬載用人事務，歸餘與美人晏爾吉商辦。」②可見其在該行中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經鄭觀應等人的苦心經營，太古輪船公司營業規模不斷擴大，盈利豐厚。光緒三年正月（1877年2月），鄭觀應與太古簽訂的僱傭合同期滿，因公司當局欣賞他的才幹，又與他續訂了為期五年的合同。 自光緒初年始，鄭觀應投資於清廷所辦的洋務企業，在上海機器織布局、津滬電報局、輪船招商局、開平煤礦局、山東登、萊、青、莒四府和東北錦州的五金礦等企業中都有他的投資或股份。此外，他還聯絡同人集股開辦造紙公司和開墾公司。 清代的富商通常兼有官僚身份，鄭觀應也不例外。同治八年（1869），他在皖營報捐員外郎，次年捐升郎中。光緒四年（1878），他在上海與盛宣懷、經元善等人勸募款項，資賑晉、豫、直、陝災區難民，受到清廷褒獎，膺受道員銜。 ②《張文襄公年譜》卷9，第206頁。 ①鄭觀應：《先考榮祿大夫秀峰府君行狀》，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22頁。 ②鄭觀應：《復考察商務大臣張弼士侍郎》，《鄭觀應集》下冊，第619頁。 第二節撰《救時揭要》和《易言》 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法、俄、美等國再次以武力強迫清政府簽訂了不平等條約，中國蒙受割地賠款、主權受損的恥辱。鄭觀應受到很大刺激，開始在愛國思想指導下「究心泰西政治實業之學」①，逐步形成社會改良思想。就他當時的思想狀況來說，舊的封建傳統觀念，特別是道教思想占有重要地位。鄭觀應好道教有家庭根源，其父即是「善青烏術」的好道儒者，並用它來教化子弟。緣此，鄭觀應「童年好道」①，「嘗讀《性理全書》、《五子近思錄》、《唱道真言真詮》諸丹經」②。在同治、光緒間，他除了出資鐫刻刊印道教典籍外，還編輯了一些宣揚因果報應、神仙俠客等迷信說教的小冊子，如《陶齋志果》、《富貴源頭》、《劍俠傳》等。由於時代和經歷的不同，鄭觀應的思想並沒有重蹈其父舊轍，而帶有了更多的對社會現實的不滿和憂國憂民之情。他在咸豐、同治間陸續寫成的《救時揭要》一書，就集中地反映了這個時期的思想狀況。這部書主要包括反對外國侵略者販賣華工、禁止鴉片煙、救災恤貧、勸人行善和辦近代航運業等內容。作者以滿腔憤慨揭露了當時社會的一些腐敗現象，描繪出鴉片泛濫、江河水決、哀鴻遍野、人民苦不堪言的悲慘情景。他尤其憤恨的是外國侵略者竟然明目張胆地「拐販華人過洋為奴，..被騙出洋而死於難者，每年以千百計」，倖存者亦「賤同螻蟻，命若草菅」③。他質問當道：對這件大失「中朝之體統」之事，「各國禁之於先，而中土不聞禁之於後，抑獨何欽？」①在《論中國輪船進止大略》一章，他提出發展近代航運業的主張。針對官辦造船企業存在的弊病，他要求「改官造為商造」。因為企業由商人自辦，「則該事系商人身家性命所關，即無人督責，亦不慮其不造乎精巧」。只有這樣，才算「操泰西立法之大旨本源」②。這是他最初提出的學習西方的思想主張。 鄭觀應在這本書中提出的解救社會積弊的主張還是陳舊的。他把社會治亂興衰歸結於人心的善惡，「此心不治，而可以自立於人世者，未之有也」。據此，他主張救世之法，惟有勸人「一心向善，積現前莫大之功」③。這些觀點還沒有擺脫勸善積德、善惡報應的說教。 在以後的幾年中，鄭觀應的思想不斷發生著變化，逐漸形成了比較系統的社會改良主張。成書於同治、光緒間的《易言》，就是他改良思想初步形成的重要標誌。 《易言》基本上揚棄了《救時揭要》中善惡有報的消積因素，貫穿著改革變法、學習西方的積極精神。他在序言中指出：「由今之道，變今之俗，宜覽往古，法自然，諏遠情，師長技，攻其所短，而奪其所恃。」④這正是《易①鄭觀應：《盛世危言·商船下》，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41頁。①鄭觀應：《稟商部條陳六弊請通飭各總商會舉調堂員互相砥礪事》，《鄭觀應集》下冊，第604頁。②鄭觀應：《上通明教主權聖陳抱一祖師表文》，《鄭觀應集》下冊，第100頁。③鄭觀應：《重刊慧命經序》，《鄭觀應集》下冊，第30頁。 ①鄭觀應：《救時揭要·澳門豬仔論》，《鄭觀應集》上冊，第6頁。 ②鄭觀應：《救時揭要·論禁止販人為奴》，《鄭觀應集》上冊，第13頁。③鄭觀應：《救時揭要·論中國輪船進止大略》，《鄭觀應集》上冊，第55頁。④鄭觀應：《救時揭要序》，《鄭觀應集》上冊，第4頁。 言》一書寫作的宗旨。 《易言》的字裡行間洋溢著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充滿著對西方列強侵略罪行的譴責。鄭觀應認為，在西方列強咄咄逼人的形勢下，中國的出路「一言以蔽之曰：莫如自強為先」①。他說的「自強」與洋務派片面發展軍事工業的「自強」不同，重點強調發展本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經濟。他指出：「歐洲各邦皆以通商為大經，以製造為本務。蓋納稅於貨，而寓兵於商也。」②在該書的《論商務》、《論開礦》、《論火車》、《論電報》、《論機器》、《論船政》等篇中，他詳細地闡述了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重要性和具體辦法，積極主張近代企業由商民自辦，認為中國商政不興，主要在於政府官員的巧取豪奪和官場腐敗積習的干擾。一旦企業歸商民自辦，「彼將視為身心性命之圖，製造必精，程功必速，成本必廉，虛費必省」③。在政治改革方面，他大膽地提出設議院的主張，批評封建專制制度的弊病，「於政事之舉廢，法令之更張，唯在上之人權衡自秉」，上下「情誼相隔」，不如西方議院制度優越。他把西方議院制度比附為士大夫所嚮往的堯舜「三代制度」，希望中國能夠「上效三代之遺風，下仿泰西之良法」，實現「長治久安之道」④《易言》成書後，鄭觀應即將手稿郵寄客居香港的名士王韜。王韜閱後讚嘆不已，遂由他主持的中華印務總局刊印發行。後來，《易言》還傳到朝鮮、日本等國，在這些國家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①鄭觀應：《易言自序》，《鄭觀應集》上冊，第63頁。 ②鄭觀應：《易言自序》，《鄭觀應集》上冊，第63頁。 ③鄭觀應：《易言·論商務》，《鄭觀應集》上冊，第92頁。 ④鄭觀應：《易言·論船政》，《鄭觀應集》上冊，第92頁。 第三節　任職輪船招商局 為抗法戰爭作貢獻光緒初年，鄭觀應在清廷開辦的企業中兼職。光緒四年（1878）和光緒六年（1880），他兩次襄辦上海機器織布局，光緒七年總辦上海電報分局，光緒八年二月接受北洋大臣李鴻章委任，就職輪船招商局幫辦，正式脫離太古輪船公司。鄭觀應辭去待遇優厚的買辦職務而投身於創辦伊始的中國近代企業，主要出自振興民族經濟、挽回國家權利的考慮。 鄭觀應初到輪船招商局上任，正值該局處於困難時期。當時具有10年歷史的招商局外受怡和、太古洋行的排擠傾軋，內受官場積弊侵蝕，連年虧耗，難以維持。李鴻章不得不下令整頓。鄭觀應在了解到招商局的弊端之後，擬訂了救弊大綱16條，包括用人宜賢、合理調度、減少消耗、加快船運周轉、賞罰分明、禁止工作人員舞弊等措施。與此同時，他偕唐廷樞於光緒九年與怡和、太古簽訂為期6年的齊價合同。這一合同雖然向外商作了某些妥協，但也起到一定的限制外商傾軋的作用。經過上述整頓，招商局業務頗有起色，出現了「股票價大漲」⑤的局面。因此，鄭觀應被擢為該局總辦。 光緒十年二月（1884年3月），鄭觀應被督辦粵防軍務大臣彭玉麟奏調赴粵，會辦湘軍營務處。在中法戰爭期間，他多次給醇親王奕譞、兩廣總督張樹聲、北洋大臣李鴻章以及彭玉麟上書言戰。是年五月，他受彭玉麟派遣，「往西貢、暹羅（今泰國）偵探敵情」①。鄭觀應此行歷時64日，往返水路行程兩萬餘里，歷盡艱辛，為抗法戰爭作出了積極貢獻。同年秋，他被札委辦理援台事宜，到香港租輪船運送軍隊糧餉，接濟沿海和台灣的抗法將士。⑤鄭觀應：《易言·論議政》，《鄭觀應集》上冊，第103頁。 ①鄭觀應：《稟北洋通商大臣李傅相為招商局與怡和太古訂立合同》，《鄭觀應集》下冊，第790頁。 第四節　擴編《易言》為《盛世危言》 鄭觀應從廣州抵達香港，因太古洋行索欠款事被拘留在港，再加上上海機器織布局虧欠事件的糾纏，他便辭去各項差委，歸鄉閒居。在鄉居期間，他從事撰述，擴編《易言》，於光緒十八年（1892）成書，定名為《盛世危言》。他不斷根據變化的形勢，對此書一再增補。《盛世危言》版本很多，經鄭觀應手訂的版本有光緒二十年5卷本、二十一年14卷本和二十六年8卷本。 《盛世危言》以「圖強禦侮」為宗旨。鄭觀應認為，中國若與強敵相處，自己必須要有力量，「所謂勢均力敵，而後和約可恃，私約可訂，公法可言」。而要強盛就必須變法，「非變法不能富強，非富強不能合縱連橫」①。他的改革主張就是緊緊圍繞著這一宗旨而展開的。他提出的主張概括起來是：經濟上開展「商戰」，軍事上練兵造械，政治上設立議院，文化上推廣西學。其中開展「商戰」和設立議院是其主要內容。 所謂「商戰」，就是採用西方國家的先進經濟技術，發展本國的資本主義工商業，以抵制列強的經濟侵略，維護中國的民族經濟。鄭觀應認為，實行「商戰」的首要前提是改變中國傳統的「重本抑末」經濟政策，建立保障工商業利益的制度和法律。他指出：中國傳統的思想，視工商為牟利之賤業，「但有困商之虐政，並無護商之良法，雖欲商務之興，安可得哉？」②鄭觀應很重視發展近代機器工業。他說：「論商務之原，以製造為急；而製造之法，以機器為先。」並從爭取民族獨立的角度強調發展機器工業的重要性，指出：如果沒有自己的機器工業，機器一旦損壞，仍然依靠洋人，「設洋人不肯修理，則有機器如無機器同，其有不受制於外人者乎？」這樣一來，「商戰」就成了一句空話。他主張中國宜專設機器製造廠，先仿造各種機器，使「中國之利自不至外溢矣」①。 鄭觀應看到，西方國家的經濟之所以發達，「皆導其源於汽學、光學、化學、電學」②。日本近代工商業發達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大力「講求格致、製造、機器、種植、礦務諸學」③。因此，他極力主張改革中國的傳統教育，推廣西學。他對八股制藝深惡痛絕，認為「時文不廢，則實學不興；西學不重，則奇才不出」④，建議改變科舉考試和學校教育的內容，鼓勵士人學習西學，掌握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 在政治上，鄭觀應對學習西方政治制度，實行議院制表現出更加強烈的願望。他明確表示：「君主者權偏於上，民主者權偏於下，君民共主者權得其平。」⑤唯有這種制度可以避免暴君權臣「施其虐」、「擅其權」，作到「君民共治，上下一心」。他根據中國的實情提出了具體建立議院制度的方案：①鄭觀應：《南遊日記》自序，《鄭觀應集》上冊，第941頁。 ②鄭觀應：《盛世危言·邊防六》，《鄭觀應集》上冊，第801頁。 ①鄭觀應：《盛世危言·商務二》，《鄭觀應集》上冊，第609頁。 ②鄭觀應：《盛世危言·商務五》，《鄭觀應集》上冊，第626、627頁。③鄭觀應：《盛世危言·西學》，《鄭觀應集》上冊，第274頁。 ④鄭觀應：《盛世危言·商務二》，《鄭觀應集》上冊，第609頁。 ⑤同上書，第280頁。 「本中國鄉舉里選之制，參泰西投匭公舉之法，以遴議員之才望，復於各省多設報館，以昭議院之是非。」①認為實行這一辦法的結果，將使中國轉弱為強。 然而，由於時代和階級的局限，在鄭觀應的改良思想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一些缺陷。鄭觀應雖然提出社會改革的主張，但是，他並沒有新的理論武器去批判封建傳統思想和論證自己的主張，所依據的理論還是儒學的道器觀、變易思想和歷史循環論。他說：「拙作《盛世危言》首篇，亦嘗論法可變而道不可變。」②他所說的「道」是指「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以來，列聖相傳之大道」③，也就是延續幾千年之久的封建傳統思想體系。這些是不能改變的，要變更的只是具體的「治法」和「器用」。儘管如此，《盛世危言》在近代中國社會發展中產生了積極影響。中日甲午戰爭以後，戊戌維新運動興起，《盛世危言》受到維新志士的歡迎。蔡元培稱讚其「時之言變法者，條目略具矣」④。梁啓超把它列入《西學書目表》，向社會大力推薦。渴求新知的青年，把它看作「圯上天書」⑤。《盛世危言》還直接影響到統治階級的上層，禮部尚書孫家鼐、安徽巡撫鄧華熙都把它推薦給傾向變法的光緒帝。光緒帝對該書作了硃批，發到總理衙門，印了2000部，分給各省有司。《盛世危言》的影響很深遠，毛澤東在青少年時代就受過它的啟發。他回憶說：「我讀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書，我當時非常喜歡這本書」，「《盛世危言》激起我恢復學業的願望」①。 ①鄭觀應：《盛世危言·議院下》，《鄭觀應集》上冊，第316頁。 ②鄭觀應：《盛世危言·議院上》，《鄭觀應集》上冊，第313頁。 ③鄭觀應：《答潘蘭史微君論讀經書》，《鄭觀應集》下冊，第250頁。④鄭觀應：《盛世危言·道器》，《鄭觀應集》上冊，第242頁。 ⑤蔡元培：《雜記》手稿，高平叔編著：《蔡元培年譜》，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8頁。①柏文蔚：《五十年經歷》，《近代史資料》1979年第2期。 第五節　再度任職企業與信仙求道 光緒十七年（1891），鄭觀應重被起用，出任開平煤礦粵局總辦。次年，清廷為了扭轉招商局在與怡和、太古洋行航運競爭中所處的劣勢地位，再次請他入局，就任幫辦。鄭觀應入局後，對招商局內部進行了一系列整頓，改進了經營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與外國船商競爭的能力。在中日甲午戰爭期間，他上書當道，進獻應敵之策，並通過各種渠道搜集日軍情報，揭穿敵人「虛聲恫喝之詞」②。 鄭觀應再度出山，受到重用，主要借重於盛宣懷的舉薦。因此，他對盛氏深懷厚誼。光緒二十二年（1896），盛宣懷準備接辦連年虧損的漢陽鐵廠，鄭觀應鼎力相助，併兼任該廠總辦，竭盡全力地經營操勞。從光緒二十三年至二十九年（1897—1903），他先後擔任過粵漢鐵路總董、吉林礦務公司駐滬總董、上海醫局總董等職。 鄭觀應對戊戌維新運動給予了一定的同情和支持。光緒二十一年十月，他介紹康有為謁見王韜，與維新派發生聯繫。以後，他與康廣仁、經元善等人創辦上海《自強報》。戊戌政變後，他對罹難的維新志士表示同情，稱讚他們有「救國之心」③，資助和掩護被清廷緝拿的有關人員。不過，他的支持僅此而已，卻始終沒有成為戊戌維新運動的積極參加者。其原因在於：第一：他對康、梁等人的變法理論和政治活動並不完全贊成，認為他們的作法「事速則不達，恐於大局有損無益」。第二：畏懼封建頑固勢力的強大，擔心「改革甚難有效」①。再加上他與洋務派官僚在政治思想上的密切聯繫，使他基本上置身於維新運動之外。 光緒二十九年，鄭觀應被廣西巡撫王之春奏調札委統領三江緝捕，後又代理左江道篆兼辦左江營務處，參與鎮壓當地的會黨起義。不久，王之春被革職，鄭觀應辭官回粵。同年六月，鄭觀應被盛宣懷札委粵漢鐵路廣東購地局總辦。光緒三十一年（1905），廣東設立商務總會，他擔任廣州商務總會協理。 光緒二十九年（1903），廣東、湖北、湖南三省人民要求廢除向美國借款修築粵漢鐵路合同，收回利權，掀起了粵漢鐵路風潮。鄭觀應一方面撰文揭露美國侵害中國主權，迫害華民的罪行，一方面參與交涉事宜，表現出愛國熱情。 粵漢路權收回後，繼續由湘、鄂、粵三省分別出資築造，但在籌款的問題上遇到了麻煩。署理兩廣總督岑春煊主張派捐加稅，受到紳商們的抵制，籌款工作一時陷於僵局。擔任廣東商辦粵漢鐵路有限公司總辦的鄭觀應及時提出用印發小股票的辦法來徵集民資，得到採納。這項建議實行的結果，民眾購買踴躍，「數月之間，集股八百餘萬元」②，大大超過原擬招股四百萬元的額數，而且股票隨即上漲。正當他要大顯一番身手的時候，發生了粵路風潮。有人羅織罪狀對他進行攻擊，新任兩廣總督周馥也施加壓力，迫使他不②《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同斯諾的談話》，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11頁。③鄭觀應：《上兩江總督列論中日戰務書》，《鄭觀應集》下冊，第486頁。①鄭觀應：《致何君穗田書》，《鄭觀應集》下冊，第1166頁。 ②鄭觀應：《致經君蓮珊書》，《鄭觀應集》下冊，第1165頁。 得不辭職，歸居澳門。 在澳門居住期間，鄭觀應主要從事《盛世危言後編》的編輯整理。光緒三十四年（1908），他被粵商會舉為總商會協理兼工藝院、保險公司董事。次年，他第三次入輪船招商局。當時，招商局已被袁世凱把持多年。但在光緒帝、慈禧太后死後，袁世凱遭到罷黜，盛宣懷便乘機利用商股的不滿情緒，企圖將招商局重新奪回自己手中。鄭觀應入局後，以盛氏支持者的身份捲入了這場爭奪。在盛宣懷的支持下，鄭觀應等人設股東維持會，成立董事會，力爭招商局歸「商辦」。鄭本人也是董事之一。是年九月，為爭取招商局商辦事，他代表局商赴京，到商部催請註冊。經過激烈的爭議，終於被批准註冊商辦。宣統二年十月（1910年11月），他被委為廈門招商局總辦，三年改任上海招商局職事稽查的會辦，維持著處於風雨飄搖之中的招商局。 在辛亥革命前的幾年，鄭觀應仍然保持著改良的政治立場，對清廷的「新政」和「預備立憲」很感興趣，積極參與了資產階級立憲派掀起的國會請願運動。光緒三十四年，清廷頒布《欽定憲法大綱》，宣布「預備立憲」，預備期為9年。鄭觀應不以為然，要求速開國會，縮短「預備立憲」期。宣統二年，他給攝政王載灃上書，批評清廷的拖延態度，陳述了「銳行憲政，速開議院」的道理。他警告清廷說：「若不及早立憲，效法強鄰，尚自因循粉飾，必致內亂，四面楚歌，悔之無及！」①他的目的是既要乞求清廷向資產階級開放政權，爭得發展資本主義的條件，又要抵製革命的發展，維護清朝的存在。 宣統三年八月（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巡察長江各埠分局的鄭觀應當時正在重慶鄉間避亂。十一月（1912年1月），他返回上海，支撐招商局的局面。1913年5月，招商局在上海張園開股東常會，他當選為董事。1914年，他因年邁多病，向招商局提出辭呈，並於冬月寫好遺囑，準備修身靜養，安度晚年。晚年的鄭觀應對教育事業傾注了很大熱情，曾長期擔任招商局公學的住校董事兼主任、上海商務中學的名譽董事。由於他在商界深孚眾望，1919年6月招商局股東常會改選董事時，他仍繼續當選。 辛亥革命以後，袁世凱篡奪了革命勝利的成果，建立了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軍閥割據，連年混戰，共和國名存實亡。嚴酷的社會現實，使鄭觀應的改良思想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挫折。為了尋求精神上的解脫，在他人生的最後幾年，求仙信道。他聲稱「名利二字久已看破，等諸過眼之浮雲矣」①，表示今後「凡入世出世之方，治家治國之道，均不敢再談，當學金人之三緘其口，敬謝親友，覓地潛修」②。鄭觀應不再從昔日的改良思想中找救世良方，而是乞求神靈，「由仙佛法力，懾服亂世魔王，消滅各種火器，務使五大洲生民安居樂業」①。 1922年5月，鄭觀應在上海提籃橋招商公學宿舍與世長辭，終年81歲②。第二年，他的靈柩移葬於澳門。他的著作除了《救時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盛世危言後編》外，還有《南遊日記》、《西行日記》、《羅①鄭觀應：《致九善堂總商會請粵路董事會開股東大會時提議》，《鄭觀應集》下冊，第765頁。①鄭觀應：《上攝政王請速行立憲書》，《鄭觀應集》下冊，第287頁。②鄭觀應：《致萬雯軒先生書》，《鄭觀應集》下冊，第86頁。 ①鄭觀應：《答張君弼士並錄寄香港張君潤生、星加坡何君善園》，《鄭觀應集》下冊，第73頁。②鄭觀應：《上通明教主權聖陳抱一祖師表文》，《鄭觀應集》下冊，第101頁。浮偫鶴山人詩草》等多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