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一卷） · 第九章　光緒帝

第一節　沖齡即位 光緒帝，姓愛新覺羅，名載湉，滿族，生於同治十年六月二十八日（1871年8月14日）。4歲繼承皇位，因在位年號為光緒而被稱作光緒帝，是清朝自順治帝以來的第九位皇帝。 載湉是同治帝載淳的七叔醇親王奕譞之子。本來按清皇朝家法，在同治帝身後無子的情況下，應當從皇族近支中的晚輩里挑選一人立嗣繼承皇位，然而載湉卻是作為載淳的同輩接替了皇位，這樣一個不同尋常的事情是清廷內部矛盾與爭鬥的結果。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年僅19歲的同治帝病死，作為其生母的慈禧太后在悲痛之餘關注更多的是怎樣繼續得以垂簾聽政的問題。從慈禧太后的角度來看，假如從溥字輩挑選一人為帝，那麼她就會因此被尊為太皇太后，這固然已很尊貴，但相差兩輩的疏遠會直接影響她對清朝統治大權的操縱，在權力欲的支配下，她決意從與同治帝同輩的人中選擇了醇親王奕譞之子載湉為帝位繼承人。為掩人耳目，慈禧太后在「懿旨」中稱立載湉為嗣皇帝乃不得已之舉，表示「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繼大行皇帝為帝」③。此時載湉只有4歲，待他有子再承接同治帝的帝位，至少要有十幾年的時間。慈禧太后立載湉為帝，以便繼續垂簾聽政。 光緒元年正月二十日（1875年2月25日），清廷在紫禁城太和殿為載湉舉行了登基典禮。接著，兩宮皇太后又以皇帝年幼為名再度垂簾聽政，重演同治帝即位時的故伎。載湉雖成了皇帝，而操縱政局的人物卻仍是慈禧太后。 ③同上書，第38頁。 第二節幼帝生涯 載湉經過嗣稱帝，與慈禧太后形成了「母子」關係。本來，載湉作為咸豐帝的侄子和慈禧太后外甥的雙重身份已與慈禧太后是親上加親，慈禧太后選中載湉為帝除了有攬權的用意之外，她也是考慮到由其胞妹之子接替皇位是最為合適的選擇。小皇帝入宮後，離開了他的親生父母，慈禧太后自然要對這個幼童予以關懷，據她自己對臣屬說：載湉「常臥我寢榻上，時其寒暖，加減衣衿」，「我日書方紙課皇帝識字，口授讀四書詩經，我愛憐惟恐不至」①。當然，這種愛憐是具有既出於對幼童體貼的人情味，而又試圖通過不斷調教使載湉依附於慈禧太后的雙重含意。載湉入宮後，「其父母不敢給以食物」②，表明載湉只能與慈禧太后之間有「母子」之情。慈禧太后還叮嚀載湉身邊的侍從對載湉講他已不是醇親王的兒子，他應當「永遠承認太后是他的母親」③。隨著載湉長大懂事，慈禧太后又搬出「家規」要求載湉每日向她問安一次，並常常用孝道來訓導載湉對她要俯首貼耳，恭敬聽命。作為皇帝的載湉在向慈禧太后請安時，不命之起不敢起，太后稍不如意，就罰令長跪。慈禧太后外出時，載湉「亦必隨扈，炎風烈日，迅雷甚雨，不敢乞休」①。以至於載湉每次面見慈禧太后，總是「戰戰兢兢」，「膽為之破」②。幼小的光緒帝迫於慈禧太后的淫威，產生了對慈禧太后畏懼的心理，甚至聽見鑼鼓、吆喝、雷電等聲都會感到震驚，這種怯懦的心理可以說對他的一生都帶來了無法擺脫的影響。 在載湉即帝位11個多月後，慈禧太后於光緒元年十二月十二日（1876年1月8日）頒發「懿旨」，稱「皇帝沖齡踐阼，亟宜乘時典學」，決定讓光緒帝在毓慶宮入學讀書，並派內閣學士翁同龢、兵部左侍郎夏同善「授皇帝讀」③，一切讀書事宜由醇親王奕譞管理。翁同龢當初曾在弘德殿為同治帝授讀，他第一課所講的明代張居正的《帝鑒圖說》即以生動自然博得小同治帝的喜愛，由他再充任小光緒帝的師傅顯然堪稱此任。 在光緒帝入讀毓慶宮前，翁同龢等人在養心殿對其進行了入學前的啟蒙教育。光緒二年正月二十二日（1876年2月16日），為光緒帝開蒙的第一天，翁同龢先是握著光緒帝的小手臨摹「天下太平」、「光明正大」8個字，然後教他認「帝」和「德」兩個字，接下去講解《帝鑒圖說》的首篇《三皇五帝》。開蒙4個月後，5歲的光緒帝於四月二十一日（5月14日）在毓慶宮正式入學讀書。根據清朝對幼帝進行教育的慣例，光緒帝所學的課程主要有「四書」、「五經」等儒學經典，「聖祖聖訓」等先帝治術，由滿、漢師傅分別用滿文與漢文講解，還要由武臣教會拉弓射箭等武功。讀書的頭兩年，以認字和聽講書為主，規定生書每日讀20遍，熟書讀50遍。小載湉起初厭煩讀這麼多遍書，經翁同龢的變通，採用以讀會為準的辦法，逐步使光緒帝喜歡上讀書。翁同龢不僅教書，還從生活上關心體貼光緒帝，以長輩的厚愛①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第1冊，總第2頁。 ②《戊戌變法》第4冊，第223頁。 ③徐珂：《清稗類鈔》第3冊「宮闈類」，第36頁。 ①德齡：《瀛台泣血記》，第74頁。 ②徐珂：《清稗類鈔》第3冊「宮闈類」，第45頁。 ③梁啓超：《戊戌政變記》，第57頁。 跨越了君臣名份的阻隔，使光緒帝受到創傷的心感受到溫暖，以至於他們二人通過毓慶宮的讀書與教書關係而建立了深厚的友情。翁同龢等人針對光緒帝伴隨年齡的增長需要新知的特點，在光緒八年（1882）載湉11歲時，增添授課內容，講解了賀長齡、魏源所輯《皇朝經世文編》，兩三年後又進講了越南、朝鮮、日本、中國台灣地圖書和魏源撰《聖武記》、《海國圖志》等書，隨後又講解有關洋務的折件，使光緒帝眼界大開。到光緒十二年（1886）載湉虛齡16歲時，即中國傳統觀念認為已為成人之際，據稱就已具備了「披閱章奏，論斷古今，剖決是非」④的能力。在告別幼帝生涯的當口，光緒帝所面對的一個現實問題就是能否順利地親政。 ④《德宗景皇帝實錄》卷23，第7頁。 第三節　親政波折 當初兩宮皇太后立載湉為帝、再度垂簾聽政之時，曾把聽政解釋為「一時權宜」之舉，保證「一俟嗣皇帝典學有成，即行歸政」①。光緒十二年六月初十日（1886年7月11日），慈禧太后在「懿旨」中重申了前面所說的話，並宣布「著欽天監選擇吉期，於明年舉行親政典禮」①。表面看來，慈禧太后是在信守諾言，而實際上幼帝長大後遲早都要面對親政的問題，慈禧太后早做預謀，目的是在無可奈何地讓光緒帝親政後她仍然能夠找到一個新的方式操縱清廷大權。對於她的這個用意，醇親王奕譞是心領神會的。奕譞在兩年前的「甲申朝局之變」中取代了恭親王奕在朝廷的地位而成為慈禧太后的心腹。他在慈禧太后準備讓光緒帝親政的「懿旨」頒布後僅5天，就上奏稱與各位王大臣審時度勢，合詞懇請慈禧太后「訓政」，並表示皇帝「將來大婚後，一切典禮規模，咸賴訓教飭誡」。他提出的訓政模式為：「必須永照現在規制，一切事件，先請懿旨，再於皇帝前奏聞」②。慈禧太后順水推舟，表示接受奕譞的訓政請求。這年十月，禮親王世鐸就訓政的細則奏報慈禧太后允准，其中「凡遇召見引見，皇太后升座訓政」③一條，實質上與垂簾聽政並沒有什麼區別。光緒十三年正月十五日（1887年2月7日），清廷為光緒帝舉行了親政儀式。這與其說是光緒帝親政的開始，倒不如說是慈禧太后通過訓政的方式為其日後歸政於光緒帝而鋪平了一條能夠長期對皇帝加以控制的通道。 在慈禧太后訓政兩年之後，光緒帝的大婚典禮於光緒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1889年2月25日）在清宮隆重舉行。此時，慈禧太后沒有打破幼帝一經大婚便要親理朝政的祖宗之法，只好搬出皇宮到頤和園去「頤養天年」。但這並不意味著她已甘心地去讓光緒帝行使皇權，而是在歸政前後搞了一連串的活動，以便對親政後的光緒帝加以控制，繼續操縱清廷大權。為對光緒帝施加她的影響，在光緒十四年十月擇定由她的侄女葉赫那拉氏為光緒帝的皇后。為加強對朝廷的控制，她在文武官員的安排任命上多用對其效忠之人，以至於光緒帝親政之時所面對的幾乎儘是太后聽政與訓政時期的重臣。為便於把握光緒帝的動向，她決定將光緒帝讀書的書房由毓慶宮改在頤和園附近的西苑，要求光緒帝每日到頤和園向她請安，親政後的光緒帝必須將朝中大事向她「稟白而後行」。顯然，慈禧太后為光緒帝親政設置了重重路障。光緒帝的親政歷程由醞釀到開始經過了兩年半多時間，並且是一波多折。但是，已長大成人且漸漸成熟的光緒帝一經正式親政，其所作所為則是慈禧太后始料不及的。儘管慈禧太后仍不斷以各種方式箝制著他，然而作為一個年輕的皇帝，他總還要施展一下自己的政治抱負，他與慈禧太后之間的矛盾與衝突已經不可避免。 ①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第2冊，總第2119頁。 ①《德宗景皇帝實錄》卷1，第1頁。 ②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第2冊，總第2119頁。 ③同上書，總第2123—2124頁。 第四節　甲午主戰 光緒帝親政以後，慈禧太后仍然時常干預朝政，從而引起了部分臣屬的不滿。一些大臣表示出對光緒帝的同情和支持，光緒帝也為衝破滿朝多是慈禧太后舊臣的局面，相繼提拔了志銳、文廷式等少數官員，總算有了一點政治勢力。雖然慈禧太后多年所卵翼的勢力明顯地大大強於皇帝，仍保持著「同、光以來，內外重臣，皆孝欽所親拔」④的狀況，但光緒帝的親政卻不能不說對慈禧太后的獨專朝政是一個潛在的威脅。特別是年輕的皇帝經其師翁同龢多年的指點，已具備了掌理朝政的能力。儘管慈禧太后想把他培養成唯自己之命是從的皇帝，但他們兩人在對施政方略認識上的不同遲早會發生爭鬥。到甲午年（光緒二十年，1894年）就如何對待日本的侵略問題上，帝後之間就主戰還是主和方面的矛盾公開化了，於是出現了帝黨與後黨之爭。所謂後黨是指以慈禧太后為中心的一派政治勢力，而帝黨則是指以光緒帝為中心的另一派政治勢力。慈禧太后多年操縱政局，不僅在王公中培植了醇親王奕譞、禮親王世鐸等親信，而且重用孫毓汶、徐用儀等人控制軍機處，委任徐桐主管吏部，指使李蓮英控馭紫禁城的深宮內院，並對封疆大吏中頗有實力的李鴻章加意籠絡，形成後黨勢力。帝黨的形成晚於後黨，勢力也明顯弱於後黨。帝黨成員主要是光緒帝的師傅翁同龢，還有禮部侍郎志銳、侍讀學士文廷式、翰林張謇、工部主事沈曾植等人。在甲午年面對日本的軍事挑釁，慈禧太后及後黨傾向於主和，光緒帝及帝黨傾向於主戰。 日本自明治維新後，在發展資本主義的同時走上了軍國主義的道路，對外積極推行侵略擴張政策，加緊制訂了侵略中國、稱霸亞洲的所謂大陸政策。光緒二十年（1894）春，朝鮮發生東學黨領導的農民起義，由於歷史上形成的中朝之間的宗藩關係，朝鮮政府請求清廷出兵幫助鎮壓農民起義。日本以保護僑民為藉口，乘機出兵朝鮮，屢向中國駐軍進行挑釁，中日戰爭迫在眉睫。怎樣對待這一局勢，是對清朝統治集團的一次考驗。 慈禧太后與後黨主張對日妥協，加以光緒二十年十月初十日（1894年11月7日）是慈禧太后的六旬慶辰，在年初就已緊鑼密鼓地開始修建頤和園的活動正在步步加緊進行。慈禧太后唯恐戰爭爆發會影響她的「萬壽慶典」。因此，她一心力保和局。後黨附和她的思路，由軍機大臣孫毓汶等人操縱於上，直隸總督李鴻章執行於下，擺出主和姿態。光緒帝及帝黨成員則從中華民族的利益出發，認識到日本進行戰爭挑釁的嚴重性，痛感「我中國從此無安枕之日」①，積極籌備抗戰事宜，表示出主戰的願望。光緒帝多次下詔令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籌備戰守事宜，並命南洋各督撫大臣預為籌備，反對李鴻章懇求列強出面調停的做法。為了打破由世鐸、孫毓汶、徐用儀控制下的軍機處一再向清廷封鎖有關中日戰端消息的局面，光緒帝於六月十三日（7月15日）下令派翁同龢和禮部尚書李鴻藻參與軍機處事宜，與諸軍機大臣會商中日朝鮮爭端。軍機處乃直接輔佐皇帝的政務機構，為商承處理軍國大事的中樞部門，非軍機大臣不得參與軍機處事宜。翁同龢、李鴻藻是奉特旨與會，非同尋常。在會上，翁、李二人提出備戰禦敵的方策，得到認可。會後第二天，與會諸臣聯銜向光緒帝遞上《復陳會議朝鮮事宜折》，折中采④同上書，總第2180頁。 ①《戊戌變法》第4冊，第278頁。 納了翁、李的主戰見解。對此，光緒帝大為贊同，於六月十六日（7月18日）再次下詔令李鴻章抓緊軍事部署。李鴻章只好調派衛汝貴所部開往平壤，租用英輪「高升」號運兵增援駐牙山的清軍。但在此之前，日本早已做好了發動戰爭的準備，正當「高升」號輪船於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在北洋海軍「濟遠」、「廣乙」艦護衛下運兵行至豐島海面時，蓄謀已久的日本海軍突然發動襲擊，擊沉「高升」號輪船，悍然挑起中日甲午戰爭。 面對日本已發動侵略戰爭的事實，朝野上下要求主戰禦敵的呼聲日趨高漲，光緒帝也毅然決定對日宣戰。光緒二十年七月初一日（1894年8月1日），清廷發布對日宣戰的「上諭」，指出日本「不守公法，任意鴟張，專行詭計，釁開自彼，公論昭然」，決定「著李鴻章嚴飭派出各軍迅速進剿，厚集雄師，陸續進發」，「並著沿江沿海各將軍督撫及統兵大臣，整飭戎行，遇有倭人輪船入各口，即行迎頭痛擊」①。自此，光緒帝的主戰禦侮願望總算通過這份宣戰書的頒布得以實現。許多帝黨官員也希望「中國果能因此振刷精神，以圖自強，亦未始非靖邊強國之一轉機也」①。 光緒帝頒布了對日宣戰的諭旨後，期待著戰況能向有利於中國的方向進展。於是，他於七月初二、初三日（8月2日、3日）接連旨令李鴻章迅速電催各軍「星夜前進，直抵漢城」，「一俟諸軍齊到，即可合力驅逐倭寇，以解漢城之圍」②，希望能痛擊侵朝日軍。七月初四日（8月4日），衛汝貴和馬玉崑率部始至平壤。隨後，左寶貴部與豐升阿部也趕到平壤。各軍期待著從平壤進軍漢城。但李鴻章卻在電文中指示衛汝貴稱：「平壤要地，宜會商何軍留守，方可前進」③，主張以防守為主。對此，光緒帝表示不滿，又在七月十六日（8月16日）諭令李鴻章「電飭各統將，籌商妥協，迅速進兵」④。李鴻章則在第二天請總理衙門代奏，強調目前只能堅扎平壤，待後路布置妥當再「相機進取」。七月下旬，葉志超率部抵平壤，光緒帝根據李鴻章的提議命其總統平壤各軍。不料葉志超是一個畏敵怯戰的統帥，他以「各軍馬步有未到齊者」為由，請求繼續「籌調添募」軍隊，在平壤按兵不動。八月五日（9月4日），光緒帝再次諭令李鴻章稱：「朕為軍情至急，昕夕焦急。該大臣慎毋稍涉大意，致有疏虞，自干咎戾也。」①這次李鴻章未敢怠慢，電催葉志超出兵，葉志超也感到再不出兵無法向皇帝交待，隨即先派騎兵一哨出探，方知日軍已向平壤逼來。八月十六日（9月15日），日軍向平壤發起總攻，葉志超率部望風而逃，而馬玉崑、左寶貴則分別在船橋里、玄武門率部同日軍進行了血戰，終因寡不敵眾，平壤陷於日軍之手。這樣，光緒帝設想在朝鮮戰場抗擊日軍的計劃落了空。 在日軍進攻平壤的第二天，李鴻章調派的援軍分乘5艘運兵船，由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率12艘主力戰艦護送，駛至鴨綠江口。當晚10營援軍登岸，次日丁汝昌率航隊返航。當北洋艦隊行駛於鴨綠江口大東溝附近的黃海海面時，與日本聯合艦隊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海戰，是為黃海海戰。海戰中，鄧世①《中日戰爭》第2冊，第624頁。 ①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第3冊，總第3441頁。 ②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中日戰爭》第1冊，第42頁。 ③《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6，第6頁。 ④《李文忠公全書》電稿卷16，第40頁。 ①《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6，第39頁。 昌不畏犧牲誓與艦船同存亡的英勇表現感動了光緒帝，他親賜輓聯曰：「此日漫揮天下淚，有公足壯海軍威。」②就黃海海戰的結局而言，中日雙方艦船均有所創，並且是日本艦隊先退出了戰場，表明這是一次未分勝負的海戰。但這次海戰後，李鴻章卻極力主張「避戰保船」，從而喪失了制海權，導致北洋艦隊最終被日本艦隊困扼于山東威海劉公島基地而全軍覆沒。光緒帝壯海軍之威的願望只能成為泡影。 甲午戰爭爆發後，清廷為招募軍隊、添購兵船積極籌款。作為光緒帝師傅又兼任戶部尚書的翁同龢更為籌款四處奔波，費盡心思。他在光緒帝的支持下，根據文廷式、安維峻等人多次上奏要求慈禧太后停辦「萬壽慶典」籌備的各折，於八月十四日（9月13日）以戶部名義上奏請求停止為祝壽所搞的慶典工程，以節省經費。光緒帝不僅對此折大加稱讚，而且又授意志銳、高燮曾等人上奏呼籲移祝壽工程之費為戰費。慈禧太后在輿論壓力之下，只好在八月二十九日（9月28日）宣布停辦各點景、戲台，簡化慶典活動，祝壽地點由頤和園改在宮中受賀。這算是光緒帝有生以來第一次迫使慈禧太后作出的讓步。慈禧太后雖在無奈之中同意了移頤和園工程之費以作軍費，但她卻在內心裡充滿了不滿，聲稱：「今日令吾不歡者，吾將使其終生不歡」，尋找報復的機會。 當日軍繼攻占平壤又將戰火引至鴨綠江邊時，慈禧太后感到惶恐不安，把求和的希望再次寄託到列強的出面調停上來。她聽說俄國公使喀西尼假滿回任將路過天津的消息，便在八月二十八日（9月27日）出面召集樞廷會議，主張由李鴻章出面與俄使交談。因俄使不願出面調停，慈禧太后的聯俄制日求和活動未能實現。接著，她又鼓動恭親王奕與英使聯繫，寄希望於英國的調停。本來在甲午戰爭爆發後，帝黨官員紛紛要求光緒帝起用已被閒置10年之久的恭親王奕。光緒帝採納了這個建議，於九月一日（9月29日）任命奕為總理衙門和海軍衙門的總理大臣，希望他能以老臣的資歷對戰局做些指導。不料這位在「甲申朝局之變」中被慈禧太后罷黜的恭親王，竟在復出後又站到了慈禧太后一邊，實令光緒帝惱火。但光緒帝仍幻想利用奕與慈禧太后長期政爭的矛盾，又於十月初五日（11月2日）任命奕為新成立的督辦軍務處的首腦。光緒帝還在同日任用翁同龢為軍機大臣，試圖以此來改變軍機處由後黨操縱的局面。光緒帝的主戰與慈禧太后的求和固然形成鮮明的對比，但他對奕的重用卻是一個失誤。奕在督辦軍務處僅兩天後，就去商請英、法、德、美公使以賠償兵費等為條件由列強出面調停。 也在日軍逼近鴨綠江之際，光緒帝強調加強鴨綠江防線，在給李鴻章的諭令中稱：「著李鴻章統籌進止機宜，妥為調度，朝廷不為遙制。」③李鴻章在掌握統籌進止之權後，並未作積極的防守，以致日軍在九月二十六日（10月24日）強渡鴨綠江，接著連陷九連城、安東、鳳凰城、金州、旅順等地。光緒帝於十月二十七日（11月24日）旅順失守後「責李鴻章調度乖方，褫職留任」①。於此光緒帝調兩江總督劉坤一到山海關前線，負責指揮戰事，試圖用湘軍取代淮軍以改變不利狀況。但湘軍的戰況依然不佳，到光緒二十一年（1895）春，日軍又接連攻占了山海關外的海城、營口、田台莊等要地，②《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9，第13頁。 ③鄧素娥：《鄧世昌遺事及有關文獻》，《圖書館雜誌》1982年第2期。①《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20，第28頁。 幾乎控制了遼東半島。 光緒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895年1月20日），日軍又在山東榮城灣登岸，從後路包抄威海。光緒帝連發諭令，要北洋艦隊和陸軍「奮力衝擊」，「切勿再失事機，致以戰艦資敵」②。但早已在李鴻章「避戰保船」方針下躲在劉公島基地的北洋艦隊不僅無法控制制海權，還遭到日軍在威海後路的合力夾擊，最終以日本艦隊於光緒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2月17日）侵入威海衛港和北洋艦隊的覆滅而結束了威海衛之戰。 日本軍隊向威海衛進攻之日，正是清廷遣使赴日求和之時。還在奕要求各國公使出面調停的時候，他派出總理衙門大臣張蔭桓去天津同李鴻章密商直接派員赴日求和問題。李鴻章建議由天津海關稅務司德璀琳前往日本，結果日本以德璀琳不是清廷欽派大員為藉口拒絕接待。慈禧太后又同奕商定，由張蔭桓作為全權代表赴日。正月初六日（1月31日），張蔭桓一行抵達日本廣島。日本為全殲北洋海軍，不願在此時議和，便以張蔭桓等人全權不足為由不予開議，日方表示只有奕或李鴻章親自赴日，才能作為談判對手。在日軍占領劉公島的當天，慈禧太后決定派李鴻章為全權議和代表赴日談判，李鴻章在旅順失陷時所受的處分也予以撤銷。慈禧太后作了這些安排之後，自己便抱病不出，把怎樣議和的爛攤子甩給光緒帝。李鴻章於正月二十八日（2月22日）來京後，與樞臣討論了議和中的有關問題。李鴻章起初表白「割地之說不敢承擔」，想把割地的責任推給朝廷。翁同龢認為「但得辦到不割地，則多償當努力」，這代表了光緒帝的意見。後黨成員孫毓汶、徐用儀便稱：「必欲以割地為了局」①。帝、後黨之間在割地問題上分歧明顯。後來李鴻章以如議和不成日本將「照舊進兵，直犯近畿」②相要挾，加以英、俄等國也脅迫清廷儘快議和，光緒帝只好作出妥協，命奕代傳口諭，授李鴻章「以商讓土地之權」，又「令其斟酌重輕，與倭磋磨定議」①。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李鴻章在日本抱著「宗社為重，邊徼為輕」②的宗旨，與日方草簽了《馬關條約》。由於該約內容苛刻，光緒帝以割地太多為由，表示對該約「不允」③，拒絕簽字用寶。此時，愛國官員的諫諍和舉人的上書活動風起雲湧，光緒帝懷著通過遷都而與日本周旋的想法到頤和園請求慈禧太后接受這唯一可行之策，結果遭到拒絕。四月初八日（5月2日），軍機大臣孫毓汶拿著李鴻章從天津送來的和約稿本與奕等人共同逼迫光緒帝簽字，慈禧太后在這時也指令必須批准和約，光緒帝「繞殿急步約時許，乃頓足流涕」，被迫在《馬關條約》上籤了字，第二天「和約用寶」④。 在甲午戰爭中力主抗擊日本侵略的光緒帝，因戰敗而吞下了苦果。然而，他並沒有因此消沉下去，卻是以「不願做亡國之君」的姿態迎合了正在興起的維新變法運動。 ②《清史稿》第4冊，第908頁。 ①《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30，第21頁。 ②《中日戰爭》第4冊，第538—539頁。 ①《中日戰爭》第1冊，第83頁。 ②《中日戰爭》第3冊，第609頁。 ③《中日戰爭》第3冊，第609頁。 ④《中日戰爭》第1冊，第126頁。 第五節　下詔變法 在光緒帝被迫接受了《馬關條約》並在該約文本上簽字的當天，即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初八日（1895年5月2日），由康有為聯絡在京參加會試的1300餘名舉人聯名簽字的以「拒和、遷都、變法」為主要內容的上清朝皇帝書正式呈遞都察院，要求上達光緒帝，是為頗為有名的「公車上書」。都察院以《馬關條約》已用寶為名，拒絕接受這份上書。但上書的內容卻被廣泛傳抄和刊印，產生了深遠影響。「公車上書」活動拉開了維新變法運動的序幕。接著，康有為又撰寫了上清帝第三書，呈遞都察院。五月十一日（6月3日），這份上書送到了光緒帝的手中。此時，正在為甲午喪師痛感不安、為簽約用寶深懷內疚的光緒帝，亟切需要的是怎樣雪恥自強之方，康有為這份上書中所詳細陳述的「富國」、「養民」、「教民」、「練兵」等實施變法的具體內容，所申明的必須「及時變法」，「求人材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圖自強，以雪國恥，而保疆圉」⑤的剴切之言，引起了他的共鳴，對上書「覽而喜之」，立即命令再抄錄副本4件，以1件呈送慈禧太后，1件留存軍機待日後發交各省督撫討論，1件存放乾清宮南窗小篋，1件存勤政殿以備隨時「覽觀」①。這是光緒帝同維新派的代表人物康有為透過紫禁城的高高厚牆，在思想上發生接觸的開始。當然，在守舊官員把持朝政的情況下，這種接觸是非常困難的。20餘天后，康有為又寫下呈光緒帝第四書，先後請都察院、工部等衙門代遞，均遭到拒絕，表明康有為與光緒帝之間的溝通道路障礙重重。 鑒於這種情況，康有為深深認識到：「變法本原，非自京師始，非自王公大臣始不可。」②於是，他把帝黨官員視為靠山，同翁同龢聯繫密切。翁同龢早在光緒十四年康有為第一次向清帝上書時就聞知了他的名字，當光緒二十一年的會試期間，翁同龢作為朝考閱卷大臣，對康有為加意賞拔，使其考中進士。出闈後，康有為拜訪了翁同龢，反覆向翁同龢講述了變法的重要性，希望光緒帝能夠「力任變法，推見賢才」。翁同龢感到康有為對宮中情況不甚了解，便對他說：「與君雖新見，然相知十年，實如故人，姑為子言，宜密之。上實無權，太后極猜忌，上有點心賞近支王公大臣，太后亦剖看，視有密詔否？自經文芸閣召見後，即不許上見小臣，即吾之見客，亦有人窺門三巡數之者。」③臨別時，康有為送給翁同龢兩本他自己所寫有關俄國、日本變法的書籍《俄彼得變政記》、《日本變政考》。不久，康有為又引薦梁啓超、譚嗣同、黃遵憲等人結識了翁同龢。翁同龢則將帝黨官員文廷式、李盛鐸、陳熾等人介紹給康有為等維新志士。這樣，維新派與帝黨的結合，對於維新運動的不斷高漲起到了促進作用。這一年夏季，《萬國公報》（後改名《中外紀聞》）的創刊和強學會的成立，有力地擴大了變法的宣傳，壯大了維新的力量。 光緒帝能夠對康有為等維新志士進一步加深了解並逐步確立變法的信心，與帝黨官員起到的紐帶作用是分不開的。他第一次展讀康有為的上書時，翁同龢在場向他介紹了康有為的才華。隨後「備以康之言達皇上，又日以萬⑤同上書，第128頁。 ①《康有為全集》第2集，第132頁。 ②《戊戌變法》第4冊，第131頁。 ③同上書，第132頁。 國之故，西法之良」來「輔導皇上」①，使光緒帝眼界大開。在光緒二十三年（1897）冬德國強占膠州之際，康有為又呈上清帝第五書，痛陳中國面臨被列強瓜分的危局，要求光緒帝立即變法圖存。這次上書又遭頑固大臣阻撓而未遞到光緒帝手中。恰在此時，曾三次讀過康有為上皇帝書的給事中高燮曾上奏為康氏的遭遇鳴不平，請求光緒帝親自召見他，委以重任。這是清朝官員第一次正式在奏摺中向光緒帝舉薦康有為。翁同龢也鼓勵光緒帝傳旨召見康有為。光緒帝採納了這些建議，不料卻遭到奕的反對，理由是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能召見，康有為是一個小臣，只能由大臣問話後傳語。光緒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日（1898年1月24日），康有為被請到總理衙門西花廳問話。參與問話的翁同龢把康有為在問話時所陳言的有關變法重要性、內容及步驟向光緒帝匯報後，光緒帝命令臣屬今後對康有為遞上的條陳，要即日進呈，不得阻攔或積壓。於是，康有為在問話後的第5天，向光緒帝上第六書，提出了下詔定國是的要求，強調中國變法「莫如取鑒日本之維新」，要義有三點：「一曰大誓群臣以革舊維新」，「二曰開制度局於宮中」，「三曰設待詔所」②。光緒帝讀了這份上書後頗以為然，堅定了變法的決心。二月二十日（3月12日），康有為第七次向光緒帝上書，要求光緒帝以俄國彼得大帝為榜樣，以君權厲行變法。三月二十七日（4月17日），康有為等人組織了保國會，由御史李盛鐸領首。守舊大臣攻擊該會「名為保國，勢必亂國」①，甚至要追究入會之人。光緒帝則指出：「會為保國，豈不甚善！」②有力打擊了頑固勢力的氣焰，支持了維新派。 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春夏之交，光緒帝既受到康有為等人力言變法圖存主張的影響，又目睹這年春季俄國強占旅順、大連後列強交迫、國勢日蹙的嚴重狀況，決心通過變法維新，使自己成為一個有所作為的皇帝。四月十二日（5月31日）恭親王奕的病逝，給光緒帝提供了一次實施變法的機會。他請慶親王奕劻轉告慈禧太后稱：「太后若仍不給我事權，我願退讓此位，不甘作亡國之君。」③康有為也致函翁同龢，促其及時策動光緒帝變法，勿失時機。翁同龢便授意康有為代御史楊深秀、內閣學士徐致靖擬「請定國是」的奏摺兩件，由楊、徐兩人分別於四月十三日（6月1日）、二十日（8日）向光緒帝進呈。光緒帝在二十二日（10日）令翁同龢代擬宣布變法的國是詔。經翁同龢一夜的努力，詔書撰就。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光緒帝頒布了《明定國是詔書》，宣告變法。詔書中稱：「朕惟國是不定，則號令不行，極其流弊，必至門戶紛爭，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積習，於時政毫無裨益」。「嗣後中外大小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憤為雄，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採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①光緒帝在宣布變法兩天之後，又下詔定於四月二十八日（6月16日）召見康有為。慈禧太后卻先發制人，迫令光緒帝在召見康有為的前一天以翁同①《戊戌變法》第4冊，第132—133頁。 ②《戊戌變法》第2冊，第18頁。 ①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內府抄本：《傑士上書匯錄》卷1。 ②《戊戌變法》第2冊，第485頁。 ③《戊戌變法》第4冊，第143頁。 ①《戊戌變法》第1冊，第331頁。 龢「攬權狂悖」為由將其免職，逐回常熟原籍。光緒帝在一度「戰慄變色」後，仍如期在頤和園勤政殿召見了康有為，商討變法事宜。康有為首先陳述中國面臨著嚴重的民族危機，指出「非盡變舊法與之維新不能自強」。光緒帝表示同意，他說：「今日誠非變法不可」。為了減少頑固派的壓力與阻撓，康有為建議「就皇上現在之權，行可變之事」②。召見之後，光緒帝任命康有為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特許康有為專摺奏事。康有為充分利用皇帝賦予他的專摺奏事之權，不斷上奏，提出一系列有關新政的建議。光緒帝從下詔變法到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前的103天中，先後發布了有關新政的各種詔令達180條左右，其主要涉及的層面和所包括的內容為：第一，文化教育方面，創辦京師大學堂，改革科舉制度，廢除八股而改試策論，設立譯書局，派留學生出國等；第二，經濟方面，保護農工商業，成立農工商局，獎勵發明創造，設立鐵路、礦務總局，發展鐵路和採礦業，設郵政局，裁撤驛站，改革財政，編制國家預算等；軍事方面，裁減舊軍，訓練新式海陸軍，陸軍改練洋操等；政治方面，改革舊機構，裁撤閒散重疊的衙門，准許官民上書言事，允許自由創辦報館和學會等。這些改革措施，雖然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從北京紫禁城發出的一道接一道的新政詔令，畢竟是光緒帝革舊圖新決心的體現，畢竟使維新派的變法願望得到部分實現，這就在文教上打擊了舊學，提倡了新學，經濟上有利於資本主義的近代化，政治上給人們某些言論、出版、結社的權利，因而具有進步作用。新政詔令卻遭到封建守舊勢力的抵制和反對，許多頑固大臣引慈禧太后為奧援，唯「懿旨」是尊，不把光緒帝放在眼裡，甚至明目張胆地阻撓新政，致使光緒帝的變法詔書大多成了一紙空文。 從新政詔令頒布始，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守舊勢力就預謀著對政局的控制。在翁同龢被開缺回籍的諭令發布當天，慈禧太后又脅迫光緒帝宣布以後凡授任新職的二品以上官員，須到頤和園向她謝恩。同日，任命慈禧太后的親信大臣榮祿署理直隸總督，以控制京津一帶的兵權。光緒帝也未一味示弱，七月十九日（9月4日），他下令將阻撓禮部主事王照上書的禮部尚書懷塔布等6人全部革職，並對王照予以獎賞。次日，他任命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為軍機章京，賞給四品卿銜，參加新政。七月二十二日（9月7日），把阻撓新政的李鴻章逐出總理衙門。光緒帝的這些反擊措施，進一步引起慈禧太后的忌恨，她不斷派人去天津與榮祿密謀策劃，京津一帶也盛傳秋季慈禧太后偕光緒帝去天津閱兵時將廢掉光緒帝。 隨著天津閱兵日期的迫近，光緒帝驚慌不安，於七月二十八日（9月13日）交給楊銳一道密詔，稱：「朕維時局艱難，非變法不足以救中國，非去守舊衰謬之大臣，而用通達英勇之士，不能變法。而皇太后不以為然，朕屢次幾諫，太后更怒。今朕位幾不保，汝康有為、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可妥速密籌，設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勝企望之至。」①光緒帝這種置自身命運於度外的精神使康有為等人大為感動，但他們在捧詔痛哭之後，卻是束手無策，最後只好把希望寄託於東交民巷的公使館和曾參加過強學會並握有新建陸軍的袁世凱身上。各國公使只是虛表「同情」，不願干預。康②《德宗景皇帝實錄》卷418，第15頁。 ①《戊戌變法》第4冊，第145頁。 有為等人便策劃了兵圍頤和園捕殺慈禧太后的行動①；一方面敦請光緒帝於八月初一日（9月16日）召見袁世凱並破格重賞侍郎候補；一方面物色湖南會黨首領畢永年為捕殺慈禧太后的人選；又一方面則是由譚嗣同在八月初三日（9月18日）夜訪袁世凱，鼓動袁世凱先誅榮祿，再兵圍頤和園。畢永年進京與康有為交談，認為袁世凱不可靠，此事不可恃，便逕赴日本。袁世凱表面上答應了譚嗣同，卻在八月初五日（9月20日）再次受到光緒帝召見後，於當日趕到天津向榮祿告了密。榮祿便連夜馳奔京城，向慈禧太后密報。慈禧太后聞訊，深夜從頤和園還宮。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晨，慈禧太后宣布重新訓政，下令緝捕康有為等維新派人士，戊戌政變發生。康有為在政變發生的前一天逃離北京，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康廣仁、楊深秀「六君子」於八月十三日（9月28日）被殺於北京菜市口。慈禧太后在八月初八日（9月23日）舉行臨朝訓政禮後，囚光緒帝於中南海瀛台涵元殿。轟動一時的「百日維新」被慈禧太后為代表的頑固守舊勢力所扼殺。 ①《戊戌變法》第2冊，第92頁。 第六節　曲折餘生 慈禧太后在發動戊戌政變後，就一心想廢掉光緒帝，卻因遭到英、日等國的反對而未能得逞。當她令太醫捏造「脈案」，謊稱光緒帝已病重的消息公布後，英國駐華公使竇樂納就通知總理衙門稱：「我堅信，假如光緒帝在這政局變化之際死去，將在西洋各國之間產生非常不利於中國的後果。」②竇樂納還派一名醫生為光緒帝診斷病情，結果是宣布光緒帝無病。慈禧太后只好暫時忍氣吞聲，但與英、日的矛盾加深，並伺機再謀廢立。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899年12月31日），榮祿向慈禧太后密獻計策：「擇宗室近支子，建為大阿哥，為上嗣。」①「大阿哥」，即皇位繼承人。清朝在康熙帝晚年時已頒立下「永不建儲之諭」，慈禧太后卻背離祖宗「家法」，接受了榮祿的建議，以光緒帝無子為由，決定立端郡王載漪之子溥儁為大阿哥，於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初一日（1900年1月31日）舉行了立大阿哥的典禮。面對慈禧太后「名為立嗣，實則廢立」的陰謀，輿論譁然。英、日、美等國駐華公使拒不參加典禮，列強的軍艦也由上海北駛表示對此事要加以「干預」。慈禧太后策立了大阿哥，卻未敢廢掉光緒帝的帝位。但那位年方15歲、終日以玩犬為樂的溥儁卻進了皇宮成了皇位繼承人，而光緒帝仍然是被囚在瀛台的掛名皇帝。 通過廢立問題的一連串鬧劇，慈禧太后對列強的不斷干預十分不滿，於是便利用了義和團反帝風暴作為她進行報復的工具。本來，列強對光緒帝的支持，是擔心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勢力再回到閉關自守的老路，對列強在華的侵略權益不利。而光緒帝與維新派共同掀起的戊戌變法，又是以挽救民族危亡為前提的，列強對此也並非完全讚賞。但就光緒帝的開明和慈禧太后的守舊而言，列強自然會選擇前者。當戊戌變法失敗後，中國又發生了「扶清滅洋」的義和團運動。義和團的反帝愛國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其盲目排外的一面卻恰中守舊勢力之下懷，慈禧太后便藉以發泄了對列強在廢立問題上對她屢次拆台的不滿情緒。於是，她在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中旬接受了協辦大學士剛毅對義和團「宜撫不宜剿」的建議，一改過去「剿撫兼施」的政策，下了對義和團加以「招撫」的決心，默許義和團進入北京。與此同時，俄、英、德、法、美、日、意、奧八國拼湊2000餘人，在英國海軍中將西摩率領下由天津向北京進犯，開始了八國聯軍的侵華戰爭。各國又繼續向大沽增兵，試圖不斷擴大侵略戰爭。 面對八國聯軍的侵略，清廷必須在和與戰問題上作出抉擇。自五月二十日（6月16日）至五月二十三日（6月19日），慈禧太后連續在4天之內召集4次御前會議討論和戰問題。光緒帝參加了會議，他不贊成對外宣戰，認為頑固大臣所聲言的「義民可恃，其術甚神」是靠不住的，指出「諸國之強，十倍於日本，合而謀我，何以御之？」「奈何以民命為兒戲？」①載漪、載濂、剛毅等頑固大臣則不僅一再申明要靠義和團的「神術」去「報雪仇恥」，而且還指使人編造出一個「請太后歸政，廢除大阿哥」的所謂「外交團照會」，②參見楊天石：《康有為謀圍頤和園捕殺西太后確證》，《光明日報》1985年9月4日。①《英國藍皮書》中國第1號，1899年，第303頁。 ①《戊戌變法》第1冊，第478頁。 使慈禧太后大為惱怒，聲稱：「外人無理至此，予誓必報之。」①經慈禧太后與守舊排外大臣的反覆密商後，於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月）頒布了宣戰「上諭」。但就在宣戰後僅4天，慈禧太后就向列強表示「朝廷慎重邦交，從不肯輕於挑釁」②。又過了4天，又表示「此種亂民，設法相機自行懲辦」③。可見，利用義和團去同八國聯軍作戰以實現慈禧太后報復外國人，又試圖對義和團加以鎮壓，這就是慈禧太后宣戰的實質。 七月二十日（8月14日），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慈禧太后慌忙挾光緒帝西逃。在此之前，她調派李鴻章為全權代表與列強議和。經李鴻章與列強的談判交涉，慈禧太后得知「懲凶」的名單上沒有她，對列強十分感激，表示要「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④，授權奕劻、李鴻章與列強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隨後，她與光緒帝返回北京，並將大阿哥溥儁廢掉。光緒帝返京後，不再被囚於瀛台，而是常常臨朝，回復到以往的帝位生活，但慈禧太后對他仍嚴加控制。此時的清廷固然仍在推行著自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開始下詔變法所實行的新政，似乎是把戊戌變法時期的新政措施又一步步恢復，然而光緒帝在頒發新政詔令時卻不得不服從慈禧太后的旨意「先自罵兩句」，說「康有為之變法，非變法也，乃亂法也」①。他在對德齡的自白中表達了苦衷：「我有意振興中國，但你知道我不能作主，不能如我的志。」②就是在如此心境之下，光緒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光緒帝懷著無限的惆悵逝於北京。 ①《義和團》第1冊，第13頁。 ②黃鴻壽：《清史紀事本末》卷67，第2頁。 ③《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第186頁。 ④同上書，第203頁。 ①《義和團檔案史料》下冊，第945頁。 ②《德宗遺事》，第4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