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一卷） · 第八章 奕
第一節 兄弟積怨
奕，號樂道主人，生於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33年1月11日）。道光帝第六子，由孝靜成皇后所生，與咸豐帝（奕詝）屬異母弟。但奕生母孝全皇后早死，是奕生母孝靜皇貴妃受皇后託孤遺命撫育奕。奕與奕詝同在一母照拂之下，且年齡相仿，同在書房學文讀經，無異於親兄弟。奕從小受到極為嚴格而又特殊的封建教育。他天資聰穎，頗有才氣，6歲進乾清宮上書房讀書，拜狀元翁心存為師。逾年，翁心存以母老乞養，告假歸里，奕乃師事賈楨。在名師教授下，他學習儒家典籍10餘年，對於儒家學說是頗為精通的。道光三十年（1850），道光帝病逝，遺命奕詝即位。奕詝登基後，改元咸豐，封奕為恭親王。咸豐二年（1852）分府，命仍在內廷行走。翌年九月，太平天國北伐軍打到天津附近，北京告警，咸豐帝命奕署領侍衛內大臣，辦理巡防，奉旨仍佩先帝生前所賜白虹刀，以示隆崇。十月，任軍機大臣，旋兼任都統、宗人府宗令等職。
奕的文才武功均在奕詝之上，道光帝也最鍾愛這個兒子。按清朝傳統，皇位傳給諸皇子中才德兼優者，奕有得皇位的可能。咸豐帝的老師杜受田深知奕詝的智識才具都「萬不敵」奕，不能以條陳時政和騎馬習武取勝，乃對奕詝面授機宜，以仁孝之心取悅於道光帝。一日，道光帝領諸皇子狩獵，奕詝故意一箭不發，「上問之，對曰：『時方春，鳥獸孳育，不忍傷生以干天和。』宣宗（道光帝廟號）大悅曰：『此真帝者之言！』立儲遂密定。」①道光末年，道光帝違和，纏綿病榻，自思多年痼疾，將不久於此位。其時，奕詝伏地流涕，痛切異常，「帝大悅，謂皇四子仁孝，儲位遂定。」咸豐帝得位有取巧之嫌，聰明的奕未必服氣。由此，兄弟倆猜疑不和，心存芥蒂，只是礙於君臣之禮，彼此心照不宣，加上咸豐帝乳母（已尊為康慈皇貴太妃）去世，失去中間調節人，雙方感情日益疏遠。咸豐五年（1855），恭親王生母孝靜皇太后崩。早在孝靜病篤之時，奕即請旨尊封皇太后，撫育之恩，咸豐帝不能不依奏，但奕請封時不免衝動，形同挾制，咸豐帝心終怏怏。孝靜皇太后死後，「帝雖持服百日如制」，但在給太后上諡時卻不以本朝家法而沿用明朝故事，有意「減殺太后喪儀」，諡法有異，對孝靜皇太后「不系宣宗諡，不袝廟」①，表示嫡庶究竟有別。對此，奕深表遺憾和懊惱。手足參商，兄弟失和表面化。在奕異常悲痛的時刻，咸豐帝卻責其「辦理皇太后喪儀疏略」②，降旨撤銷其軍機大臣和宗人府宗令等職，仍在內廷行走，回上書房讀書，以示懲罰。咸豐七年（1857），奕復起，受命為都統，九年授內大臣。
①《上諭檔》光緒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①《清史稿》卷385《杜受田傳》。
②《清史稿》卷214《后妃傳》。
第二節留守京師辦理「和局」
時值內憂外患，紛至迭起，清皇朝險象叢生，危機四伏。太平軍雄踞金陵，虎視江南，與清廷嚴重對峙，雖幾經曲折，其勢仍迅猛異常。江南未平，外患又起，英法聯軍由南犯北，進逼京師。奕年輕氣盛，主張左右出擊，以消除內外兩大敵人對清皇朝的威脅。咸豐帝對外態度矛盾，主戰情緒時高時低，舉棋不定。咸豐八年（1858）五月，英法聯軍攻占大沽炮台後，溯白河西上，直撲天津，擺出進攻北京的架勢。在侵略軍咄咄逼人的威懾下，咸豐帝速派員赴天津談判。奕對此表示不滿，上奏《通籌大局不能稍涉遷就折》，反對對侵略者委曲順從，指出「夷性無厭」，倘若「因其桀驁，勉強議准，以圖暫了目前，則無厭之求，轉瞬又生枝節，日甚一日，仍歸於戰而後已。與其追悔於後日，不若堅持於此時」③。但咸豐帝無心抵抗，為解京畿之危，他採納欽差大臣桂良、花沙納等人力主妥協的意見，決定接受侵略者的無理要求，簽訂中英、中法《天津條約》。奕又立即提交了反對簽約的《江岸通商貽患甚巨宜早籌戰備折》，指名道姓地指斥其岳父桂良的妥協言論和張惶恐懼的心理，並提出了一些制敵方針。咸豐帝則企圖通過「和談」方式促使英法聯軍退兵。但是，《天津條約》的簽訂助長了英法聯軍的囂張氣焰和侵略欲望，它們向清廷提出了更為苛刻的要求。在這種情況下，朝廷主戰派一片主戰呼聲。奕也力言朝廷只要主戰，對侵略軍進行堅決抵抗，「實可制其死命」①，希望咸豐帝拿定主意，堅持對外作戰，上下同心，統一意志，與敵軍決勝於疆場之上。再次表達了他對外主戰的態度。鑒於英法兩國要價太高，「天朝體制」面臨嚴重破壞，咸豐帝也表現出強硬態度，欲修改或廢除《天津條約》，並表示英、法如果帶兵前來，「惟有與之決戰」。於是，咸豐九年（1859）發生了大沽口激戰。咸豐十年（1860）八月，清軍連連敗北，九月下旬，英法聯軍向通州以西的八里橋清軍防線發動總攻。清軍一敗塗地，死傷慘重，八里橋失陷。侵略軍長驅直入，進逼京師。咸豐帝聞訊，大為震驚，在慌亂中命奕為欽差大臣，便宜行事，留守北京，督辦和局，自己則帶著后妃和一批王公大臣，倉皇逃往熱河。
清軍在戰場上的節節敗退，「戰守均不足恃」，於是奕的主戰熱情開始冷卻，傾向求和。尤其是太平天國在南方的迅猛發展，使他痛感「內憂外患，至今已極」。權衡利害，奕得出了「攘外必先安內」的結論，認為如不對外妥協，則內患不已，最終確定了對內鎮壓、對外乞和的方針。十月初，英法聯軍洗劫、燒毀圓明園，向清廷提出更為嚴厲的勒索和訛詐，促成奕加快了對外妥協的步伐。十月下旬，他按照咸豐帝的旨意，全盤接受了侵略者提出的苛刻要求，先後與英、法代表交換了《天津條約》批准書，並訂立了喪權辱國的中英、中法《北京條約》。接著，又與俄國簽訂了《中俄北京條約》。第二次鴉片戰爭就這樣以中國出賣大片領土主權結局。
③《清史稿》卷221《恭忠親王奕》，第9105頁。
①齊思和主編：《第二次鴉片戰爭》第3冊，第367頁。
第三節 中外「合作」鎮壓農民起義
《北京條約》簽訂後，英法聯軍退回天津，迅速南駛，表示並無取代清朝統治和占據土地的野心。奕以為「外夷」尚執條約為據，戰爭的結果只是索取賠款和權益，「並不利我土地人民..似與前代之事稍異」，產生了洋人「猶可以信義籠絡馴服其性」①的思想。英、法、俄等侵略者，出於各國私利，都曾先後主動表示「願為中國攻剿發逆」①，並多次派人向奕表示這一願望。「兩害相權則取其輕」，他愈發堅定了先對付人民起義的信念，強調要首先「安內」，肅清「匪患」，擺脫「捻熾於北，發熾於南」的困境。所以，在咸豐十一年（1861）初，他上疏奏陳：「臣等就今日之勢論之：發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國壤地相接，有蠶食上國之志，肘腋之患也；英國志在通商，暴虐無人理，不為限制，則無以自立，肢體之患也。故滅發、捻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②在這份奏摺里，奕雖然也看到了資本主義列強窺伺中國的侵略嘴臉，看到了中國所面臨的被侵略的險惡形象，包含著防範外來侵略的因素，但是，他已經明確地提出了太平天國和捻軍才是心腹之患，只有先消滅太平軍和捻軍，才能維護清朝統治的戰略部署，開始醞釀「借師助剿」的計劃，以撲滅人民革命的烈火。是年正月十一日（1861年2月20日），他和文祥、桂良等人向咸豐帝上疏建言，認為當今之勢，必須採取三國時「聯吳伐魏」的策略，稱「今日之御夷，譬如蜀之待吳。蜀與吳仇敵也，而諸葛亮秉政，仍遣使通好，約共討魏，彼其心豈一日而忘吞吳哉？」③要求咸豐帝和西方列強「約共伐魏」，共同鎮壓太平天國和捻軍起義，為了消除朝廷對英、法的疑懼，維持中外「和好」的局面，奕還提出一個原則規定，即所謂「按照條約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隱示羈縻，數年間即系偶有要求，尚不遽為大害」①。奕的主張得到咸豐帝的批准，也得到地方實力派湘系軍閥曾國藩等的支持，當太平軍攻占寧波又連克鎮海時，清廷害怕太平軍會由海道北上。奕派人與英、法聯繫，大沽海口各炮台擬由英法兩國派兵防守，而清軍則專守北塘。對清廷「助剿」的請求，英、法欣然同意，並表示「停泊各口之船隻、兵丁，悉聽調遣」，以便儘早「掃除狂寇」。至此，中外反動勢力終於勾結起來共同鎮壓太平天國革命。
為進一步調整中外關係，便於與列強「合作」，奕又奏請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專門負責處理外交事務。此前，清廷並無專門的外交機構，《北京條約》簽訂後，外國侵略者向奕提出專門設立外交機構的要求。英國駐華使館參贊威妥瑪表示：如能設立專辦外國事務機構，則數十年求之不得。奕向咸豐帝多次請求，力陳此舉勢在必行。迫於大勢，清廷採納了他的意見，於咸豐十一年正月二十日（1861年3月1日）任命奕、桂良、文祥等人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辦理對外交涉事宜。這是一個規模小、權力大的機關，它的職能除掌握清廷外交外，還逐漸總攬了財政、軍事、教育、礦務、交通等方面的大權，實際上，它是決策與管理一切涉及洋務的總衙門，①齊思和主編：《第二次鴉片戰爭》第3冊，第367頁。
①《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卷71，第18頁。
②《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卷13，第54頁。
③《洋務運動》第1冊，第2頁。
①《洋務運動》第1冊，第5—6頁。
權勢很大，地位突出。這樣，在咸豐帝迴鑾以前，無形中在北京形成了列強支持的以奕為首的另一個權力機構。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設立後，奕在「自強」名義下積極倡導購買洋槍洋炮和創辦近代軍事工業，以增強清皇朝的軍事實力，儘快「剿滅」太平天國和連綿起伏的各地農民起義。奕在奏摺中指出：「查治國之道，在乎自強，而審時度勢，則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又以制器為先。」咸豐年間，內患外侮，一時並至，「抑有制勝之兵，而無制勝之器，故不能所向無敵」②。由此出發，奕於正月二十一日（3月2日）向咸豐帝提出：「法夷槍炮均肯售賣，並肯派匠役教習製造，倘酌雇夷匠數名，在上海製造用以剿賊，勢屬可行，應請飭下曾國藩、薛煥酌量辦理。」①咸豐帝再次採納了他的意見。於是，購買洋槍洋炮事宜立即進行，曾國藩很快便在安慶辦起軍械所，開始仿效西方自造洋槍洋炮。接著，以生產新式武器為基本內容，「師夷智以造炮製船」的近代軍事工業便在古老的中國大地上應運而生。奕以他的地位和影響力，首倡洋務運動，並積極地把其洋務思想播及臣僚，有關洋務事業的大計方針，差不多均由他參與制定和指示貫徹，各地的洋務事業也深得其支持。因而，他理所當然地成了洋務派的首領。此外，奕作為欽差大臣，曾負責撫辦「和局」，在與列強的頻繁接觸中，密切了同外國侵略者的關係，爾後又主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迎合外國的需求，深受列強的賞識和信任。它們極力支持和培植奕為代表的政治勢力，增強了他在朝廷中的地位和聲望，希圖由他來掌握清政權的中樞機構，迅速接過軍政大權。但是，清廷中掌握實權的另一股政治勢力，即跟隨咸豐帝逃往熱河的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以及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肅順等人，對外國侵略者的疑懼未解，對奕鄙夷不屑，將奕的內政、外交政策擱置不理。咸豐帝雖委託奕辦理和局，而且後來的和議經奕辦理結束，但咸豐帝與奕的隔閡始終未能消除。和議成，奕多次請求咸豐帝迴鑾，咸豐帝卻一再延宕，遲遲不肯回京。七月初，咸豐帝病重，奕力求到承德省侍，他強起倚枕，手書批示說：「相見徒增傷感，不必來覲。」②彼此的惡劣關係至死未曾改善。奕對此十分傷感，並遷怒於咸豐帝所倚重的載垣、肅順等左右權臣。種種矛盾交織在一起，雙方的鬥爭迅速激化起來。
②《洋務運動》第1冊，第5—6頁。
①《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25，第1頁。
②齊思和主編：《第二次鴉片戰爭》第5冊，第354頁。
第四節 發動「辛酉政變」
咸豐十一年（1861）七月，咸豐帝在熱河病死，兒子載淳繼位，改年號為「祺祥」。幼主沖齡，咸豐帝遺詔令載垣、端華、肅順等8人為贊襄政務王大臣，顧命輔政。「祖制重顧命」，按親疏遠近關係，應該是奕排在第一位，但咸豐帝余憾未釋，把奕摒棄於顧命大臣的行列之外，這更加深了奕與載垣、肅順等人的矛盾。載淳的生母懿貴妃，本是咸豐帝的寵妃，她常代咸豐帝批閱奏章，與聞政務。肅順精明幹練，跋扈專擅，但深得咸豐帝信任。他對懿貴妃一直嚴加防範，每欲裁抑，懿貴妃因之惱恨，視肅順為仇敵。幼主繼位，母以子貴，懿貴妃被尊為慈禧太后。她想利用皇太后的地位，用心攬權。但「顧命」制度使慈禧太后大權旁落，因而與肅順等人嚴重對立。面對「顧命」制度的挑戰，慈禧太后與奕均痛感自身的權勢受到威脅。利害攸關，只有一個辦法，即推翻「顧命」制度，除掉顧命大臣。於是，慈禧太后和奕勾結起來，開始了爭奪最高權力的鬥爭。
在慈禧太后示意下，先是御史高延祐上請「垂簾」，接著御史董元醇又上疏說：「暫請皇太后垂簾聽決，並派近支親王一二人輔政。」垂簾建議立即遭到載垣、肅順等人堅決反對。慈禧太后雖然惱怒，但考慮時機尚未成熟，只好隱忍讓步，把高、董分別治罪，平息風波。不久，在奕授意下，大學士賈楨、欽差大臣勝保等奏請「皇太后親理大政、另簡近支親王輔政」。載垣、肅順等顧命大臣以清朝家法，只有顧命輔政，向無女主垂簾為理由，痛加駁斥。慈禧太后和奕表面上處處「示人以無為」，暗中卻加緊部署。八月初一日（9月5日），奕以奔喪為名，到熱河叩謁梓宮。為了取得列強的支持，事先他特派文祥拜訪英、法等外國公使，說明意圖。外國侵略者對肅順這派政治勢力的外交路線不滿，深感這派勢力是辦理對華交涉中的障礙，他們決意扶植奕為首的政治勢力，故對奕此舉，明確表示贊成和支持。肅順等人對奕早有防範，曾以各種藉口阻撓，不允許奕到承德。奕到熱河後，肅順又以太后無召見外臣之理以及叔嫂避嫌為詞，阻止奕和慈禧太后見面。慈禧太后設法拉攏、勸誘忠厚的慈安太后出面，兩宮太后以垂詢家屬私事和敘說親情為名，兩次召見恭親王，「奏對良久」，終於達成了默契。奕認為，要發動政變，非早日還京不可。慈禧太后對外國侵略者尚存恐懼、猜疑，怕迴鑾北京難保安全，奕保證說：「外國無異議，如有難，惟奴才是問。」①慈禧太后釋此顧慮，遂與奕密商了回京發動政變的計劃。
奕於八月初七日（9月11日）兼程趕回北京。他憑著自己的特殊地位和親信們的多方疏通遊說，爭取到了大學士賈楨、周祖培和刑部尚書趙光、戶部尚書沈兆霖等部院大臣的支持，還爭取到了蒙古親王和大臣的臂助。奕又竭力拉攏統領重兵駐紮在京津地區的兵部侍郎勝保，並把勝保的部隊布置在密雲一帶。同時，還籠絡了擁有重兵的實力人物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這樣，便控制了北京周圍的軍隊，抓住了發動政變所必須的武裝力量。
九月二十八日（11月1日），慈禧太后攜載淳從熱河先行抵達北京。當天，她便立即召見奕和其他親信大臣秘密部署。次日黎明，奕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奉「特旨」捉拿了載垣、端華等人，並派睿親王和醇親王至①王闓運：《祺祥故事》，《東方雜誌》第14卷，第12期。
密雲迎捕了擔負送咸豐帝靈梓重任的肅順。顧命八大臣束手就擒，徹底失敗。肅順被斬決，載垣、端華「賜令自盡」，其餘五大臣均「革職」，或充軍，或「加恩免其發遣」。旋即廢除「祺祥」年號，改元同治。這就是中國近代史上有名的「辛酉政變」。
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1861年12月2日），在紫禁城養心殿舉行了垂簾大典。兩宮太后垂簾聽政。奕參與政變有功，「扶傾定危」，破例地以議政王的名義任軍機處領班大臣兼攝首席總理衙門大臣，復授宗人府宗令、總管內務府大臣，賞食親王雙俸，王爵世襲罔替，等等。另外，慈禧太后特許他在紫禁城騎馬，把只有中宮嫡長女才能享有的「固倫公主」稱號授予他的長女，以示優禮。至此，兩宮臨朝稱制於上，恭親王總攬全局於下；慈禧太后攫取了清皇朝的最高統治權力，奕在朝廷中的權勢也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第五節 對外妥協與禦侮的雙重心態
辛酉政變的成功，使侵略者感到非常滿意。事後，英國駐華公使卜魯斯說：由於支持奕上台掌權，英國已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滿意的關係」；聲稱由於這一「令人滿意的結果」，英國已經在某種程度上成為「這個政府的顧問」。所以，英國在中國的喉舌《北華捷報》強調指出：在這個特別的關頭，英國比過去任何時候「更有必要去支持帝國的現存政府」。法國人對政變的結局也感到高興，其駐華公使在日記中寫道：「宮廷革命沒有騷動地結束了」，「恭親王成為執政者，以後的談判將更易進行」。對於列強的扶植和支持，奕自然心領神會，所以，當他執掌大權以後，通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努力謀求與列強「和好」相處。用他自己的話說，即「換約以來，事事皆推誠相待」①，滿足侵略者的要求和貫徹侵略者的意圖。他所倡導的洋務活動基本是圍繞「滅發捻為先」的方針，「購洋槍、置洋炮、辦機器、造輪船，凡力所能及、有益於戰事者，無不隨時籌畫」。以其顯赫的權勢，支持曾國藩、李鴻章等人創辦一批近代軍用工業，借用「外夷」之力，生產槍支彈藥以征剿農民起義。與此同時，奕還積極實施「借洋兵助剿發逆」的計劃，奏請朝廷對曾國藩、李鴻章、薛煥等東南疆吏「借師助剿」「有請必行，不為遙制」，嚴厲鎮壓太平天國，以「俾洋人益形鼓舞」。咸豐十一年（1861），他同意委派李泰國和赫德相繼擔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把中國的海關管理大權交給英人掌握。同年，奕以巨款託付李泰國購買船艦，籌建海軍。同治二年（1863），這支艦隊開到了中國，但艦隊的指揮卻是英國皇家海軍上校阿思本，還招募了600多個英國海員和水手。李泰國還私許阿思本對艦隊有完全指揮權，除清朝皇帝以外，他不接受任何中國官員的命令，並對皇帝的諭旨有權加以選擇。這是由清廷出錢供養，歸英國侵略者指揮、控制的一支艦隊。奕不但沒有抵制，還準備接受英國侵略者這一無理要求，甘受外人挾制。這種對外一味順從的懦弱行為，連曾國藩、李鴻章都感不滿，向總理衙門提出抗議，要求將艦隊解散。清廷詔令遣散船員，留下船艦。英國方面無理取鬧，堅持「既不用其人，則船炮亦應繳還本國」，還向清廷索取賠款。最後，奕只好曲從其意，退還船隻，向英國賠禮賠款。同治三年（1864），奕同意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簽署《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將新疆大片領土割給沙俄。同治九年（1870）五月，天津爆發反洋教鬥爭，群眾焚毀教堂，殺死法國領事和外籍教士多人。在處理這起重大涉外事件中，奕明知「曲在洋人」，卻在法國等列強的要挾下，一再遷就，息事寧人，支持曾國藩鎮壓群眾，懲處天津知府和知縣，了結天津教案，取媚洋人，與外國「曲全鄰好」。奕對外妥協的外交政策，連其弟奕譞也深為惱火，他詰問奕說：「素日無備，故臨事以『無可如何』四字塞責，自庚申至今十年，試問所備何事？」①奕譞還指責奕主持總理衙門以來，「夷務尚無起色」，對「外夷」提出的要求「有可無否」，全盤否定了奕所執行的外交政策。
奕譞的指摘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也應該看到奕矛盾的對外態度。咸豐十一年（1861），他在奏請練兵「自強」的奏摺中說道：「撫議雖成，而國威未振，亟宜力圖振興，使該夷順則可以相安，逆則可以有備，以期經久無①王闓運：《祺祥故事》，《東方雜誌》第14卷，第12期。
①《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3，第26頁。
患。」後來，在談到為什麼要購造輪船以求「自強」時又說：現在「雖英、法漸見信服，有日匿而就我之意，而為國家謀久安之策，則防患正不可不深。」同治三年（1864）初，他見太平天國大勢已去，「金陵死守孤城，斷難久踞」，對清皇朝構不成威脅了，便與英公使卜魯斯言明：「金陵不用幫助，當議定撤退常勝軍，專用中國官兵圍剿」，無須再借洋人之力，以免「地方被其蹂躪..城池未復而要挾已深」①。天京攻陷後，太平軍餘部轉戰福建、廣東，福建巡撫徐宗幹慌亂中又奏請借師助剿。奕極為惱火，上奏「請旨飭下福建、廣東兩省將軍督撫，毋再倉皇議調洋兵，致滋流弊，貽患疆圉」②，可見奕借師助剿的程度是有分寸的。他在屈從列強、妥協退讓的同時，又認為「夷情猖獗，凡有血氣者無不同聲忿恨」，聲稱英、法等侵略軍「為我仇敵」，只是「時事多艱」，不得不忍辱退讓，「隱消其鷙戾之氣，尚未可遽張以撻伐之威」。事實上，即使在鎮壓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時候，奕舉辦洋務的目的也有兩重意思在內。在奕看來，乘太平天國還沒有被鎮壓的時候，「託名學制以剿賊，亦可不露痕跡」，如果太平天國業已蕩平才去學習，「則洋匠雖貪重值而肯來，洋官必疑忌而撓阻」。故應乘此時機，實力講求，以期盡窺其中之秘，練兵與辦軍事工業，「有事可以禦侮，無事可以示威」。還說刻下列強憑強凌弱，「洋人之向背，莫不以中國之強弱為衡」，倘若我能自強，器利兵精，則中外可以相安無事，否則，「我無可恃，恐難保無輕我之心」③。所以，他倡辦近代軍事工業，主要是消除內患，鎮壓農民起義，但也有攘外的準備，禦侮的目的。同治二年（1863）五月，他在奏請購買洋艦時就指出：「如果用之得宜，則近之剿辦長江逆匪，遠之備御外侮，破浪乘風，縱橫萬里，實為長駕遠馭上策。所最要者，在我須勤為學習，速得其法，庶不致日久為洋人把持。」①奕的這些政治見解和種種作為，既反映了當時洋務派的普遍思想，也得到慈禧太后的信任和支持。
①《翁文恭公日記》第10冊，第56頁。
②《中國近代對外關係史資料選輯》上卷，第1分冊，第204頁。
③《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15，第33頁。
①《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25，第2—3頁。
第六節 遭慈禧太后的懲儆
正當奕勢權顯赫、「聲譽日隆」的時候，慈禧太后突然對他施加打擊，使他從權力的高峰滑了下來。辛酉政變後，奕和慈禧太后之間的關係還算融洽。慈禧太后為坐穩自己的寶座，需要奕出力，對他極意籠絡，百般優容恩禮。奕主政期間，羅致了文祥、寶鋆等人內膺重任，作為他主持朝政國事的得力助手；依靠曾國藩、李鴻章等人外膺封疆，興辦洋務，鎮壓農民起義。奕在有分寸地懲辦了載垣、端華、肅順等人的黨羽後，繼續執行肅順重用漢人地主知識分子的政策，又將受肅順排擠打擊的部院大臣平反覆職，安撫各方，收拾人心，迅速把政局穩定下來。由於奕等人的通力合作，清廷暫時渡過了難關，出現了所謂「同治中興」的局面，奕因此博得朝野的一片讚賞。這對慈禧太后攬權是潛在的威脅。在慈禧太后看來，她要保持清朝最高統治者的地位，必須依仗恭親王奕以控制、操縱朝政，駕馭群臣，但同時又害怕他的力量過於強大，危害自己的統治地位。在這種矛盾心理的支配下，她有意識地扶植兩派、甚至多派政治勢力，使他們互相牽制。所以，她一面支持奕為首的洋務派，一面又放任頑固派對奕等洋務派的攻擊和非難，力圖控制和排擠奕，削弱他的權勢。這種局面的出現，奕當然是不滿的。況且他年輕氣盛，躊躇滿志，處於矛盾的漩渦之中，仍然是勇於任事和剛愎自用。工於心計的太后對此難以容忍，說他「狂妄自大，跋扈專擅」。於是，慈禧太后與奕之間的關係出現裂痕，彼此猜忌日深。
同治四年（1865）三月，日講起居注官蔡壽祺揣摩慈禧太后的意旨，上疏彈劾奕，給奕羅織了「貪墨、驕盈、攬權、徇私」等罪名。慈禧太后決計藉此罷黜奕，打掉他的威風。三月初七日（4月2日），慈禧太后召集大學士周祖培、倭仁、吏部尚書朱鳳標等，公布一道由她親筆書寫的諭旨，斥責奕「自議政以來，妄自尊大，諸多狂傲，倚仗爵高權重，目無君上；看主沖齡，諸多挾制，往往暗使離間」，令其「毋庸在軍機處議政，革去一切職務，不准干預公事」。一紙嚴詔，筆挾風雷，令人悚然。滿朝王公大臣驚詫萬分，紛紛要求慈禧太后收回成命，任用奕，而倭仁等人則對慈禧太后的諭旨表示附和。倭仁思想保守，對奕迷戀「洋務」，視洋務為「身心性命之學」的做法一向鄙夷不屑。他在這次政潮中故意從中作梗，藉以打擊奕。後來，慈禧太后雖難違眾論，恢復了奕的職務，但奕議政王的稱號從此取消了。經過這次打擊，奕在統治集團中的聲望無可挽回地受到影響。
第七節 與頑固派的論爭
不久，奕和倭仁作為洋務派和頑固派的代表，在同文館要求增設天文算學館的問題上進行了一次激烈的交鋒。
同文館設立於同治元年（1862），主要任務是培養翻譯人才。它招收十三四歲的八旗子弟入學，注重外語的學習。這是奕為首的洋務派早期的一項重要措施。由於開始規模尚小，影響不大，倭仁等雖有異議，卻沒有公開表示反對。但是，作為頑固派的首領，倭仁主張講求「聖人之道」，嚴防「以夷變夏」，堅持以「禮義廉恥」、「天道人心」來維護封建統治，保存天朝的體制。他和醇親王奕譞、協辦大學士李鴻藻等人過從甚密，聯成一氣，「以不談洋務為高」，堅守封建的綱常名教。他們對奕等人提倡學習西方語言文字，引進先進技術，採用機器生產以及其外交政策強烈不滿，認為是擅改祖制，以夷變夏，伺機進行攻擊。同治五年（1866）十二月，奕以「洋人製造機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軍，無一不自天文算學中來」為理由，奏請在京師同文館內增設天文算學館，指出「若不從根本上用著實功夫，即習學皮毛，仍無裨於實用」②。為保證質量，要求招收30歲以下的滿漢秀才、舉人、進士、翰林及科舉出身的五品以下的官員入學，並厚給薪水，住館學習，聘請西人擔任教師。還規定學習3年試居高等者，「均准各按升階，格外優保班次」。對此，頑固派極為惱火，山東道監察御史張盛藻首先上奏表示反對，緊接著倭仁親自出馬，對奕此舉大張撻伐，興師問罪。他向朝廷上了一份奏摺，力言：「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指出令學士、大夫學習制器之理，且用升官、銀錢去引誘他們，這是重名利輕氣節，「上虧國體，下失人心」。倭仁尤其反對「奉洋人為師」，他質問奕：「天下之大，不患無才，如以天文算學必須講習，博採旁術，必有精其術者，何必夷人，何必師事夷人？」①倭仁的保守思想和言論得到守舊的滿族貴族、官僚士紳和許多八股士子的擁護。一批守舊衛道之士群起效尤。一時「謗議繁興」，鬧得「京師口語藉藉」。對倭仁等人的攻擊、非難，奕毫不示弱。他直截了當地斥責倭仁「守舊衰謬，不識時務」，無事則嗤外國之利器為奇技淫巧，以為不必學；有事則驚外國之利器為變怪神奇，以為不能學，指斥倭仁「以忠信為甲冑，禮義為干櫓」，「徒以道義空談」①，是極其謬誤的。奕故意將倭仁一軍，請旨飭令倭仁「著即酌保數員」，並「另行擇地設館，由倭仁督辦講求」，與同文館「互相砥礪」。上諭發抄，衛道之士大嘩，倭仁更是啼笑皆非，狼狽不堪，只好向朝廷明白回奏，「意中並無精於天文算學之人，不敢妄保」，懇求朝廷取消原來的奏議。奕仍不罷休，決心再出個難題給倭仁去做，奏請倭仁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要他直接參與為其所深惡痛絕的「洋務」活動。急得倭仁食難下咽，夜不安枕，陷於進退維谷的窘境。倭仁屢疏懇辭，奕再三駁斥，致使倭仁無法申辯，十分尷尬，只好硬著頭皮走馬上任，「中途故墜馬，遂以足疾請假」②。這場鬥爭，使頑固派的氣焰有所收斂。是時，各地人民起義相繼被鎮壓，奕②《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15，第33頁。
①《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6，第3頁。
①《洋務運動》第8冊，第231頁。
②《洋務運動》第2冊，第33頁。
所謂的「心腹之患」暫時減輕了。於是他在處理朝政時，較多地注意「抵禦外侮」方面。同治九年（1870），李鴻章調任直隸總督，奕要他議辦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頓海防，以備禦侮。為捍衛海疆起見，他支持左宗棠自行設廠造船的建議和實踐，認為此時東南要務，以造輪船為先，倘若「制於人而不思制人之法與禦寇之方，尤非謀國之道」。同治十年（1871）七月，沙俄乘中國西北邊疆動亂之機，以「代為收復」為名，悍然出兵侵占伊犁。奕認為「沙俄既於伊城遂其鳩居之計，復於各處冀為蠶食之謀，其心殊為叵測」①，贊同任命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左宗棠平定阿古柏匪幫的叛亂後，奕又全力支持左宗棠大軍屯兵新疆，準備從沙俄手中收復伊犁。同治十三年（1874），日軍入侵台灣，奕奏請派船政大臣沈葆楨為欽差大臣，辦理台防，指示沈葆楨「示以兵威」，決不能對日本示弱懼戰。但他後來還是接受了李鴻章關於「兵端不可遽開」，只有「力保和局」的建議，向日本妥協，簽訂了屈辱的《台事專約》。這對奕是一個很大的刺激，深感自辦洋務以來，往往「空言自強」，事實上「迄今仍並無自強之實」，乃至「以一小國之不馴，而備御已苦無策」。為有效地禦侮，他提出了「練兵、簡器、設廠、籌餉、用人、持久」等六項具體建議，強調建設中國海軍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奕的建議被各省督撫稱之為「救時要策」和「切要之圖」。福建巡撫丁日昌為此草擬了《海軍水師章程》六條，奏請設立北洋、東洋、南洋三支水師。經奕敦促，清廷原則上採納了籌建三洋水師的建議，但限於財力，決定「先於北洋創設一軍，俟力漸充，由一化三」。於是，中國近代海軍正式籌建了。同時，奕還倡導和支持各地洋務派興辦近代民用企業，「以商為戰，收回利功」，「以防外人爭利」。
①李岳瑞：《春冰室野乘》。
第八節 被罷黜閒置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1875年1月），同治帝崩。載淳無嗣，慈禧太后以旁枝側出，立醇親王奕譞之子、年僅4歲的載湉為帝，改元光緒，再度垂簾聽政。為駕馭群臣，控制「內輕外重」的政治局面，慈禧太后暗中放任「清流」議論時政，裁量人物，「以清議維持大局」②，並進一步排擠和控制奕。慈禧太后還籠絡奕譞，利用奕譞與自己的姻親關係，以及他政治上的幼稚短視、性格懦弱等特點，促使他們兄弟矛盾深化，手足參商。在慈禧太后的鼓弄和支持下，「醇邸挾太上之尊，樹用私人，結黨相傾」，「日伺恭王之短而攻之」①。奕因遭慈禧太后的排擠，又迭遭奕譞和某些清流人物的交相攻擊，「勢漸孤」，在大臣中的威望日益下降。其間，奕為重振勢力曾作了些抗爭。如同治八年（1869），由慈安太后和年少的同治帝出面，命令山東巡撫丁寶楨以「內監擅離京師，祖制當斬」的罪名，就地誅殺潛過山東境內的慈禧太后幸臣、總管太監安德海。慈禧太后當然知道其幕後策劃者是奕，表面上不能不承認斬殺安德海是正確的，心裡卻難免對此耿耿於懷。同治十三年（1874），慈禧太后以「召對失儀」的罪名，把奕降為郡王，並奪去他的長子載澂的貝勒爵位。但是第二天又恢復如故。慈禧太后這種出爾反爾的做法，目的無非是讓奕明白只有她才掌握奕及其全家的榮辱和生殺予奪大權。奕在慈禧太后的打擊下，憂慮自己的身家地位，對慈禧太后處處退讓，竭力委曲求全。即使如此，奕仍沒有逃過慈禧太后對他的嚴重打擊。光緒十年（1884），中法戰爭失敗，奕受到「言路交章論劾」。慈禧太后乘機將奕等軍機大臣全體罷黜，把他及其勢力從軍機處和總理衙門全部清洗出去。這次奕被罷官長達10年之久。在罷官期間，奕過著「超然塵事外，..不知憂與患」②的賦閒生活。只是於光緒十四年（1889），光緒帝親政後，他對慈禧太后明作撤簾而暗中操縱深為不滿，曾上疏指責慈禧太后貪握權柄，有悖祖制。慈禧太后置之不理。
②《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88，第34頁。
①鄭觀應：《盛世危言》卷4。
②胡思敬：《審國病書》，《國聞備乘》。
第九節 對日主和，反對變法
光緒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慈禧太后信任李鴻章，避戰求和，又招敗績。清皇朝危機四伏，矛盾重重。慈禧太后被迫再次起用奕，想借重其過去的聲望來調和各種矛盾，打擊帝黨勢力。八月底，她發布諭旨，令奕「在內廷行走，管理各國事務衙門，並添派總理海軍事務，會同辦理軍務」①。十月初，清廷成立督辦軍務處，光緒帝發布諭旨，「派恭親王督辦軍務，所有各路統兵大員，均歸節制」，旋復授其軍機大臣職務。然而，此時的奕年老多病，並無實權；多年失勢，對政務亦有所隔膜，加以他一再遭受慈禧太后的打擊，銳氣大減。重新上台後，只敢順著慈禧太后的意旨辦事，不敢稍有出格。光緒二十一年（1895）春，清廷派李鴻章到日本馬關談判。四月初三日（4月27日），李鴻章電告清廷和約十條，奕表示贊成，力主「再不能言戰」①。四月十七日（5月17日），李鴻章在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上簽字。五月初二日（5月25日），奕會同奕劻等人請求尚在遲疑的光緒帝批准條約，並派伍廷芳等赴煙臺換約。未幾，「三國干涉還遼」事起，翁同龢等人主張延期換約，奕卻以「不換約則兵端立至」②為由，贊成換約，出賣民族權益。
戊戌維新變法期間，奕針對清廷某些弊端提出了諸如興辦學堂、修築鐵路、振興工商、改革武科考制等主張。但它基本上是洋務派主張的老調重彈，實際上是對康有為、梁啓超等維新派提出的君主立憲等變法主張的抵制。他不僅利用自己的身份對光緒帝時加牽制，而且和「議論專主變法」的帝師和軍機大臣翁同龢嚴重對立。早在光緒二十二年（1896）初，翁同龢接受康有為的建議，令其僚屬、戶部主事陳熾起草了十二道新政詔書，擬請光緒帝陸續頒行。翁同龢將這些新政詔書「商之於恭邸」，想爭取他對變法的支持，殊料竟遭奕的堅決反對。奕還奏請慈禧太后，撤掉漢書房，將翁同龢趕出毓慶宮，使他失去了和光緒帝「造膝獨對」的機會。此後，奕和翁同龢「議事齟齬」，「論事不合」，對翁同龢的政治主張和贊助康、梁變法的行動很不以為然，往往從中作梗，阻撓變法。他還指斥翁同龢攬權、狂悖，每每對他裁抑、刁難，施加壓力，阻止他對維新變法的幫助支持。光緒二十四年（1898）初，沙俄強占旅大事件發生後，光緒帝召見王公大臣，極言時危，「以變法為急務」，立志改革。奕「默然」不答。不久，康有為上書請開制度局，定國是，奕也表示反對。
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初十日（1898年5月29日），奕舊疾復發，旋病重而死，時年67歲。清廷優加恩典，皇帝臨奠，輟朝五日，賜益曰「忠」，配享太廟。
①奕：《萃錦吟》卷6。
①《清季外交史料》卷97，第3頁。
②《翁文恭公日記》第34冊，第2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