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一卷） · 第十章　曾國藩

第一節　獲取功名，肆力理學 曾國藩，原名子城，字伯涵，號滌生。嘉慶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1811年12月26日），出生於湖南湘鄉縣南的白楊坪村（今屬雙峰縣）的一個中等地主家庭。祖父曾玉屏，為鄉村的土財主。父曾麟書，是個多年不第的老童生，直到43歲才考中秀才。在家庭的嚴格督促下，曾國藩從小勤奮讀書，熟悉了封建禮教綱常等一套儒家倫理道德，成為他以後立身處世的基本準則。道光十年（1830），他20歲時外出求學，先在衡陽唐氏家塾畢業，翌年改進湘鄉連濱書院。道光十三年（1833）考中秀才，進入長沙嶽麓書院學習。在這裡，他系統地接受了封建思想教育和湖南學風的薰陶，對他日後的治學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曾國藩於道光十四年考中舉人。在以後的兩三年間，他連續兩次前往北京參加會試，結果都名落孫山。但是這兩次北京之行，對促使他努力向學大有幫助。回到湖南家鄉後，他閉門在家，發憤攻讀，對歷史和古文潛心研究，因而較大地提高了學識素養。 道光十八年（1838）正月，曾國藩第三次赴京參加會試，以第38名中試。四月，殿試三甲42名，賜同進士出身。朝考一等三名，以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館。道光二十年散館，列二等19名，授翰林院檢討，秩從七品。 考中進士並被選入翰林院，對功名心切的曾國藩是一個很大的激勵。早在道光十一年他便改號滌生，要求自己「滌其舊染之污」而新生③。中進士後又「更名國藩」，期望作為國家的屏藩，立功業於亂世。特別是選入翰林院後更是「毅然有效法前賢，澄清天下之志」①，對於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學習都進行嚴格的要求，從而更勵志於探求學問。正好這時，湖南善化學者唐鑒由江寧藩司入官太常寺卿，曾國藩便「從講求為學之方」。唐鑒是個理學家，「專以義理之學相勖」，在唐的帶動影響下，曾國藩開始「肆力於朱學」。這時中英鴉片戰爭正在緊張地進行著。對於這一引起中國「數千年來大變局」的大事，曾國藩是很注意的。他當時對於英國資本主義勢力之入侵持憎惡和反對態度，譴責他們「逆性同犬羊，貪求無厭」②。讚揚姚瑩、達洪阿率領台灣軍民擊退侵台英國兵艦，俘獲英國士兵多人的正義反抗是「大快人心」的舉動③。 鴉片戰爭結束後，曾國藩更致力於理學，按照理學家的嚴格要求進行修身養性。他以倭仁為榜樣，「每日自朝至寢，一言一動，坐作飲食，皆有札記」④，將讀書與修身結合起來。他在治理學的同時又治古文辭，追隨桐城派學習古文、詩詞等。幾年以後又對考據之學感興趣。於是他認為的「自西漢③德菱（齡）：《清宮二年記》，《東方雜誌》10卷7號。 ①《曾文正公全集·日記》卷上，第27頁下「省克」。 ②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譜》卷1，第6頁。 ③《曾文正公手書日記》第1冊，辛丑（道光二十一年，1841）正月初九日。④《曾國藩全集·家書》（一），嶽麓書社1985年版，第16頁。 至於今識字之儒」的「義理之學、考據之學、詞章之學」三途⑤，都已涉身其中，因而為進一步研究學問打下了較為紮實的基礎。 ⑤《曾文正公手書日記》第1冊，辛丑（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 第二節上折陳言 然而，時事的變幻使曾國藩朝另一方向發展。 道光二十九年（1849），曾國藩已升任禮部右侍郎。當時，經過鴉片戰爭之後，西方資本主義經濟侵略自沿海向內地而逐步深入，國內原有的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進一步激化。面對著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動盪形勢，曾國藩感到憂心如焚，因而在咸豐帝即位後連續上奏，提出不少建議。其中，《應詔陳言疏》關於人才的培養與使用對咸豐帝有所震動，批示「切中情事，深堪嘉納」，令有關部門「評議以聞」，但經「部議格不行」；《議汰兵疏》進呈後獲「召見，嘉其切中時弊，諭以俟廣西事定再行辦理」①。 太平天國起義爆發後，曾國藩在極其焦急之中又向咸豐帝陳奏《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直接向咸豐帝提出三條尖銳的批評意見。其一是「防瑣碎之風」，批評咸豐帝「自去歲以來」只注重諸臣之「細節」，而疏於國家大計，表現在「發往廣西人員，..位置之際未盡妥善」；其二是「杜文飾之風」，批評咸豐帝「徒尚文飾」，不講實際，不能採納好的建議，「自去歲求言以來」，對一些「嘉謨至計，究其歸宿，大抵皆以『無庸議』三字了之」；其三是消「驕矜之氣」，批評咸豐帝去歲以來既下詔求言，結果卻拒諫自專，無視百僚的意見。指出「目今警報運籌於一人，取決於俄頃，皇上獨任其勞，而臣等莫分其憂，使廣西而不遽平，固中外所同慮也」②。也就是指責咸豐皇專橫獨斷，致使太平天國起義不能很快鎮壓下去。曾國藩上奏此折是想效古忠臣之鯁直敢諫，自以為不失為忠心耿耿之諍言，但卻差一點引起大禍，咸豐帝閱奏後大為震怒，「立召見軍機大臣，欲罪之」①。由於周圍大臣的勸說才作罷。這次事件對曾國藩教訓很深，此後他再也不敢憑一片赤誠去「冒犯天顏」了。 咸豐二年六月，他被派充江西鄉試正考官。七月，得悉其母病逝訊息，急忙回原籍奔喪。 ①《曾國藩全集·家書》（一），第55頁。 ②《國史本傳》，《曾文正公全集》卷首，第13頁；《曾文正公年譜》卷1，第21、25頁。①《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第32—38頁。 第三節　組織湘軍，屠殺會黨群眾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1851年1月），太平天國農民起義在廣西桂平縣金田村樹起了反抗清朝封建統治的大旗。經過兩年余奮戰，自廣西入湖南、進湖北，順長江而下，經江西、安徽、江蘇，於咸豐三年二月（1853年3月）攻下江寧府城，隨即將它定為國都，改名天京。 這時清皇朝的八旗兵早已腐敗，繼起的綠營兵也日趨衰敗。清廷先後調集大批軍隊前往廣西、湖南鎮壓，結果紛紛敗潰，只好尋求地方武裝力量進行阻擋。當咸豐二年太平軍進入湖南後，清廷便命令兩湖督撫等地方官員勸諭士紳，舉辦團練。此時，曾國藩正因母喪在原籍守制。這年十二月十三日（1853年1月21日），他接到湖南巡撫張亮基轉來軍機大臣轉達咸豐帝十一月二十九日上諭，要他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協助張亮基「辦理本省團練鄉民」。曾國藩接旨後四天即前往長沙，著手籌辦團練武裝。 鑒於清朝原有軍隊已不足以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的實際狀況，曾國藩認為必須從根本上著手，建立與培訓起一支有嚴密組織並有頑強戰鬥意識和實戰能力的新軍。為此，他擬定了他的建軍原則，竭盡全力組織起一支新的地主階級武裝湘軍。 在湘軍興起前，湖南已有新寧舉人江忠源兄弟等在本籍自募的楚勇和湘鄉儒生羅澤南、王錱師徒主持的湘勇，在鎮壓地方農民起義上都取得相當的成效。曾國藩與他們這些人有著師生或同鄉的情誼，便在他們原有的基礎上，吸收其經驗並大加發展。他的湘軍與舊軍隊比較，在兵源、選將、營制以至訓練辦法上都是「改弦更張」的。 首先，在兵源上，湘軍的官兵來源採取逐級自行召募的辦法，即：「帥欲立軍，揀統領一人，檄募若干營，統領自揀營官，營官自揀哨官，以次而下，帥不為制」。這個「帥」就是曾國藩，上一級負責挑選下一級，層層相連，最後歸屬曾國藩總指揮。當時湘軍士兵只在湖南省內，主要在長沙、寶慶二府內召募，尤以湘鄉人為多。這樣的募集辦法與清朝軍隊「將不必由帥選」，正好相反。它利用地域觀念和同鄉感情，促使彼此間團結合作，避免過去官兵「不相習」，上下缺乏感情聯繫，互不相干的冷漠狀況，而達到「一營之中，指臂相聯」，使「弁勇視營、哨，營、哨官視統領，統領視大帥，皆如子弟之事其父兄焉」②。 其次，在將士素質上，要求「凡募勇，取技藝嫻熟，年輕力壯，樸實而有農氣者；其有市井衙門氣者不用」①；而在將官上則選擇紳士與儒生，其主要將領大多是有同鄉、同學、師生、親友關係，且是氣味相投，講求「忠君」、「衛道」的程朱理學忠實信徒。用曾國藩的話是，「概求吾黨質直而曉軍事之君子」②，並具體要求「帶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歸根結蒂是必須肯為維護封建統治秩序作出個人犧牲，即具有「忠義血性」者，以能為封建主義制度效忠的政治標準為根本原則③。 ②朱孔彰：《中興將帥別傳·曾文正公別傳》卷1，第3頁。 ①以上見王定安：《湘軍記》卷20，嶽麓書社版，第338頁。 ②《湘軍記》，第340頁。 ③曾國藩：《與王璞山》，《曾文正公全集·書札》卷2，第32頁。 再次，特彆強調對士兵進行嚴格訓練。在「訓」字上，「以忠義激勵將士」，進行封建倫理和紀律教育。「崇紀律，重廉恥」，要求「有勇知方」。嚴禁將士吸食洋菸（鴉片）、打牌押寶（賭博）、姦淫婦女和結盟拜會等；在「練」字上則加強練隊伍和練技藝。每天必須按規定出操、練習各種武藝和陣法、巡邏放哨和列隊點名等，要求行動整齊，勇於作戰。 這樣，曾國藩利用封建宗法關係作為維繫湘軍的紐帶，使全軍上下歸他一人調度指揮，湘軍成為以曾國藩為首領的私人武裝。這是中國近代最早出現的軍閥集團。湘軍的骨幹多是以各種封建關係糾集在一起的中下層封建知識分子。他們出身於一般中小地主家庭，功名不高，或是諸生、文童，也沒有顯赫的政治地位。但這些人都浸透了封建正統思想，都以堅決維護封建名教和統治秩序為己任。這些人比腐朽的封建官僚有才幹，他們兢兢業業，有一股拚命向上爬以取得功名利祿的頑強精神和野心。曾國藩正是帶領這樣一批儒生們，結成「誓不相棄之死黨」④，而成為太平軍的死敵。 在曾國藩組織湘軍的過程中，即在咸豐三年間，尚未與太平軍正式作戰前，他就已指揮這些未成軍的練勇在湖南境內多次鎮壓過會黨起義，也曾派遣他們到江西支援過當地團練與太平軍作戰。在對待起義軍上，曾國藩採取極為殘忍的手段。早在咸豐三年二月他在給咸豐帝的奏摺中就提出：對起義軍「非嚴刑峻法痛加誅戮必無以折其不逞之志，而銷其逆亂之萌」，主張「欲純用重典以鋤強暴」，並聲言：「但得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殘忍嚴酷之名亦不敢辭。」①他的主張得到咸豐帝的積極支持，批示他「必須從嚴，務期根株淨盡」②，因而他更加放手大幹。這年上半年，他在長沙設審案局，依靠地方紳耆，大批捕殺，立三等法：重則處以斬梟；輕亦立死杖下；又輕則鞭之千百。他不「拘泥常例」，借用巡撫令旗，捕人多，殺人快，「案至即時訊供，即時正法」，心狠手辣，在百十天內，就屠殺了200多人。他這樣大肆殺戮的暴行，遭到社會輿論的嚴正譴責，人們給他起了「曾剃頭」和「曾屠戶」的綽號。 ④《與彭筱房、曾香海》，《曾文正公全集·書札》卷3，第2、3頁。 ①《與文任吾》，《書札》卷2，第35頁。 ②《奏稿》卷2，第2—3頁。 第四節　鎮壓太平天國 湘軍籌建於咸豐三年，原先只有陸師，以後為與太平軍爭長江水上優勢又籌建水師。水、陸兩支隊伍於咸豐四年正月下旬分別建成。水陸各5000人，營制每營500人，各分為10營。水師擁有「快蟹」40號，「長龍」50號，舢板150號，拖罟1號（作為曾國藩的座船），又購民船120號改造為戰船，另雇民船一百數十號，以載輜重。加上夫役水手7000餘人，水陸共有員弁兵勇一萬七千餘人，自衡州（今衡陽）出發，會師於湘潭，聲勢浩大，欲「東征」與太平軍決一死戰。 曾國藩於出師時，發布《討粵匪檄》，竭力維護封建專制制度和孔孟之道，同時也抓住了太平天國的某些弱點加以渲染。它充分反映了曾國藩對農民反封建鬥爭的仇恨，表明了他作為封建地主階級利益的維護者鎮壓農民起義的頑固立場。 當曾國藩率領湘軍大舉「東征」時，太平軍水師已據有長江天險，陸上則占有皖、贛、鄂三省的大部分。而這時安慶、九江早已在太平軍手裡，武昌也正處在太平軍包圍中，太平軍顯然占有絕對優勢。曾國藩的東征，戰略目的是在爭奪武漢、九江、安慶這長江中游的三大據點，然後進軍東南，包圍天京。因此，此後七八年間，湘軍便同太平軍對這三大據點進行了激烈的反覆的爭奪。 曾國藩面對太平軍強大的兵力及其所占有的優勢，認為必須逐步推進，步步為營，而不能急於冒進。他首先著眼於兩湖地區，與太平軍展開了拚死的戰鬥。戰鬥最早於咸豐四年（1854）三月上、中旬在岳州府周圍進行，老湘營王錱兵敗退守岳州，又縋城逃跑，大部分被殲，太平軍乘勝進占湘潭，鉗制長沙。曾國藩以湘軍主力力爭湘潭，並自率水師攻打長沙北之靖港，結果湘軍水勇潰敗，戰船三分之一被焚毀和為太平軍所獲。曾國藩羞憤交加，投水自殺，被隨從救出。湘潭方面雙方激戰7日，太平軍傷亡重大，被迫退出，長沙外圍緩解。曾國藩利用3個月時間休整，於六月中重新出動，七月初一日奪回岳州府城。 這年八月，曾國藩督率湘軍水陸師分三路進攻武漢。八月二十三日（10月14日）攻陷武昌、漢陽，太平軍停泊漢水的千餘艘船隻擬沖至長江，被截毀殆盡，湘軍水陸東下，進攻江西。十月十三日（12月2日），湘軍水師在彭玉麟、楊載福帶領下又攻斷湖北田家鎮至半壁山的攔江鐵鏈，焚毀太平軍船隻4500餘艘。湘軍大為得勢。 然而，風雲突變，這年十二月太平天國派石達開率軍在江西湖口、九江焚湘軍水師船隻。特別是十二月二十五日（1855年2月11日）在九江夜襲湘軍水師，焚戰船多艘，獲曾國藩座船，盡得其文卷冊牘，曾國藩走投無路，再次投水尋死，被人救起送羅澤南營中。緊接著咸豐五年春，太平軍第四次攻占漢陽，並第三次攻克武昌城，曾國藩率部龜縮南昌城內不敢出來。下半年十一月石達開回師江西，在短短3個月裡，贛中、贛北盡為太平軍所得。到咸豐六年上半年，曾國藩率湘軍東征與太平軍進行了將近3年的爭奪戰，彼此各有勝負，但總的形勢對湘軍是不利的，不僅長江中游三大據點都在太平軍手裡，而且太平軍還控制了從武昌到鎮江之間所有沿岸的城鎮；安徽、江西、湖北東部以及江蘇部分地區也都為太平天國所有。 然而不久，「天京事變」爆發，形勢急轉直下。曾國藩帶領湘軍趁機反攻。咸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856年12月19日），湖北湘軍胡林翼、楊載福等攻陷武昌。咸豐七年九月初九日（1857年10月26日），湘軍攻陷湖口，被阻隔3年之湘軍水師彭玉麟部與楊載福部在外江會合。 在此期間，自咸豐七年二月到八年六月的一年四個月時間裡，曾國藩因丁父憂回原籍守制。他與清廷的矛盾，也通過三四年來戰事的進展而有所增長。以咸豐帝為首的清朝統治集團對於曾國藩本來就懷有疑慮，始終都僅賜給他空頭銜而不予以實權，使他感到處處都有阻力。他曾向咸豐帝提出至少授給他以巡撫職務以便於辦理軍務，調動糧餉等，但沒有獲得同意，而讓他繼續「在籍守制」。到咸豐八年元月，由於胡林翼、駱秉章先後奏請他統兵援浙，他才再度出山。 經過幾年來與地方官吏和清廷的交涉折衝，又經過一年多來在原籍守制期間的反思，再度出山的曾國藩變得老練圓滑了。此後的曾國藩與清廷及與地方官吏的關係漸趨於合拍，他的職權地位也隨著形勢變化發展而不斷有所提高。 太平天國的實力由於領導集團的內訌而大為削弱，使總的形勢大有利於清廷，但就湘軍與太平軍的較量來看，在咸豐八年至十年的兩三年間則仍有起伏。咸豐八年四月，湘軍李續賓等會同水師楊岳斌（即楊載福）、彭玉麟聯合攻下九江，太平軍一萬七千餘人死難，長江中游第二據點又為湘軍所得。但同年十月，三河鎮之戰，李續賓所部湘軍精銳6000為陳玉成、李秀成聯軍全殲，湘軍悍將李續賓等被擊斃，給曾國藩及其湘軍集團打擊之大，不亞於咸豐四年冬湖口、九江曾國藩座船被俘獲之役，「不特大局頓壞，而吾邑士氣亦為不揚」③。 咸豐九年（1859），石達開部太平軍擬行入川，駱秉章與胡林翼計議，通過湖廣總督官文奏請清廷派曾國藩入川布置，以確保湖北餉源，而乘機為曾謀得川督。咸豐帝雖下令調派曾國藩率軍入川，卻無意授他以四川地方實權，因而胡林翼等又合計將曾國藩留駐湖北，共謀進軍安徽。此後曾國藩便以攻取安慶作為湘軍的戰略重點和當務之急，把安慶之戰看作是「目前關係淮南之全局，將來即為克復金陵之張本」來考慮①。 曾國藩進攻安慶採取圍城打援的策略。他以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的戰術，實行力取上游，逐漸及於下游，也就是先取安徽，再及於江、浙的方針，始終堅定不移。即使是咸豐十年春夏之間江南大營再次解圍，和春、張國樑兵敗身死，蘇常危急，咸豐帝一再催促曾國藩率湘軍東下支援，他都拒不從命，安然不動。咸豐帝萬不得已，只好賜曾國藩以兵部尚書銜，署理兩江總督，並連下諭旨，令他撤安慶之圍，馳援蘇常。他也還是奏稱「自古平江南之賊，必踞上游之勢，建瓴而下乃能成功」②，堅持原來的觀點。最後清廷不得不同意他的意見。由於堅持先打安慶再及江南的戰略方針，在此後安慶攻陷後，湘軍在圍攻天京上擁有更加有利的形勢。 但是，太平天國晚期洪秀全重用洪仁玕，輔以陳玉成、李秀成二人的善於帶兵和富於實戰經驗，使曾國藩的戰略意圖不可能輕易實現，而且經常陷於困境。咸豐十年夏至十一年初夏，曾國藩坐鎮祁門近1年，調兵遣將與太③同上書，第4頁。 ①《復劉霞仙》，《曾文正公全集·書札》卷7，第23頁。 ②《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1，第44頁。 平軍爭奪皖南。在十年十月和十一年四月，曾國藩就曾先後兩次因太平軍李秀成和李世賢分別率部逼近而驚慌萬狀，兩次都寫了遺囑安排後事，只是因為太平軍沒有進一步進攻而使之度過了危機。事後他還心有餘悸，再不敢身臨前線指揮作戰了。 安慶經過長期的圍困，於咸豐十一年八月初一日（1861年9月15日） 終於被湘軍曾國荃等部攻陷。在曾國藩支持下，曾國荃縱兵殺掠，乘機大發橫財。 安慶的失陷，使天京失去重要的屏障。太平軍從此居於守勢，湘軍與太平軍的主要戰場也由安徽轉移到江蘇。 咸豐十一年七月，咸豐帝死於熱河避暑山莊。這年十月，慈禧太后依靠帝國主義的支持，與恭親王奕發動了「辛酉政變」，奪取了政權。為了儘快鎮壓太平天國等農民起義，慈禧太后任命曾國藩管轄蘇、贛、皖、浙四省軍事，自巡撫、提、鎮以下文武各官皆歸節制；同治元年（1862）更加以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官銜。這時曾國藩渴望多年的宿願得以實現，軍、政、財大權一手在握，積極性也大為提高，從而加緊對蘇南、浙江進兵，為最終攻取天京作好布防。在他的支持下，曾國荃部湘軍包攬了對天京的圍攻。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1864年7月19日）天京淪陷，曾國荃部搶得了鎮壓太平天國的頭功，並縱兵對天京大肆擄掠燒殺。清廷論功行賞，曾國藩賞加太子太保銜，賜一等侯爵，世襲罔替，賞戴雙眼花翎。曾國荃賞加太子少保銜，賜一等伯爵，其餘湘軍將領也都賞賜有加。 在慈禧太后把持下的清廷，對曾國藩雖然委以重任並給予實權，但實際上還是很不放心的。特別是在曾國荃進兵雨花台以後，湘軍自數萬增至十餘萬人，曾氏兄弟手握重兵，對清廷不能不是一大威脅，因而清廷對曾國藩的態度便有所改變，不像以前那樣支持了。曾國藩憑其多年的政治經驗，意識到要保存性命，只有退讓。於是在攻陷天京後便主動提出裁撤湘軍和為曾國荃代請回籍養病，以消除清廷的疑慮。具體辦法是裁撤他所直接統率的湘軍主力二萬五千名，但保留後建的淮軍以「禦寇」；曾國荃辭去浙江巡撫的職務。對於曾國藩的自釋兵權和曾國荃引疾自請開缺，清廷很快便予以批准。 第五節　從主張抵抗到外敦「和好」 當曾國藩正率領湘軍與太平軍激烈搏鬥期間，發生了英法聯軍侵華的第二次鴉片戰爭。這時，曾國藩在對待外來侵略的問題上仍然是主張抵抗。兩年以後，咸豐九年五月二十五日（1859年6月25日）第二次鴉片戰爭前一階段戰役結束，《天津條約》已經簽訂，英法侵略者北上換約，他們故意不按清廷規定的路線，擅自闖入大沽口，遭到大沽駐軍的痛擊。曾國藩在得到消息後，認為這次勝利大快人心。他在寫給當時在僧格林沁營中當幕僚的郭嵩燾的信中說：「五月二十五日之戰，自庚子、辛丑（1840、1841）夷務初起後，至是始一大創之，中外人心為之大快。」③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出現了封建統治者與外國侵略者結合起來以對付農民起義的新局面，這便是「借兵助剿」的問題。 在「助剿」問題上，外國侵略者是很積極主動的。咸豐十年冬，俄、法駐華公使便連續向清廷表示願意共同鎮壓太平天國。這時通過第二次戰爭的再次接觸，清朝統治集團中的某些重要成員對於西方侵略者的認識已有較大轉變。他們認為太平天國和捻軍等農民起義軍是「心腹之害」，而外國侵略者不過是「肢體之患」或「肘腋之憂」①。於是借洋兵「助剿」便提到會議桌面上來。在談判桌上，俄、法、英、美很主動，而清廷則處在被動地位。就清廷方面而言，它未嘗不想借洋兵以鎮壓農民起義，但又感到「流弊滋多」，因而遲疑再三，最後只是在太平軍占有蘇、常，再次進攻滬、杭的嚴重形勢下，才不得不被迫接受。 但是，對於借洋兵「助剿」，曾國藩卻另有一番考慮。同治元年正月（1862年2月），他以兩江總督的身份在給江蘇巡撫薛煥的信中，就曾很不客氣地責問道：「其藉助西洋一事，未經奉商，遽行舉辦，此等情形鄙人前皆未聞。」①而當清廷表示「嘉其助順，聽其進兵」，逼他表態時，他在給同治帝的奏摺中表示不同意和洋兵聯合進行全面會剿，認為「目前權宜之計，只宜借兵守滬城，切勿遽務遠略」，始終強調「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華洋之人則可，借洋兵以助剿蘇州，代復中國疆土則不可」②。 由此可知，曾國藩對於洋兵「會剿」事是有條件的，他在給薛煥的信中曾直截了當聲稱：「弟所謂願執其咎者，專指保上海而言，而必欲攻取金陵、蘇、常，則始終不敢與聞。」③正是由於曾國藩等的反對，清廷最後沒有接受英、法、俄、美等國大規模的洋兵聯合會剿，而在同治元年夏的一個上諭宣告：「借洋兵助剿之議，疊經曾國藩等先後復奏，僉稱有害無利，前因上海吃緊，英、法兩國情願幫同戰守，是以姑事羈縻，未經阻止。」表示以後當主要依靠官軍①。 曾國藩之所以反對「洋兵會剿」，認為「只宜借兵守滬城」，真正的原③《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1，第44頁。 ①《復郭筠仙》，《曾文正公全集·書札》卷8，第35頁。 ①《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第8冊，第2675、2674頁。 ②《復薛覲堂中丞》，《曾國藩未刊信稿》，中華書局版，第27頁。 ③《復潘玉香觀察》，《曾國藩未刊信稿》，第7—8頁；《議復借洋兵剿賊片》（同治元年正月二十二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5，第19—20頁。 ①《曾國藩未刊信稿》，第27頁。 因是：第一，他不願洋人分占其利，特別是不甘願洋槍隊分占由他和其弟曾國荃湘軍主攻天京的頭功。這是最主要的。第二，這也是從清朝統治者的實際利益考慮。儘管這時這個政權已開始半殖民地化了，但它在能夠保有的獨立限度里，還是儘量想多維持一點自己的封建主權。 值得注意的還有阿思本船隊的事件。這事也發生在咸豐、同治之交，與借洋兵助剿差不多同時。咸豐十一年（1861），總理衙門大臣奕、桂良、文祥等首先奏請購置外國船炮以期早平「內患」，曾國藩很表贊同，稱為「今日救時之第一要務」②。第二年，經清廷批准，由總理衙門委託海關總稅務司李泰國趁休假回國之便，代購中號兵船3艘、小號兵船4艘。但李泰國違反總理衙門與他的協議，不僅多購1艘，船價由原定60萬兩增至107萬兩，而且擅自招募600餘名英國人為船隊水手軍官，聘請英國皇家海軍上校阿思本任船隊的司令。更嚴重的是他竟以中國代表自居，與阿思本訂立了十三條協定，「依據這協定的條款，司令除了皇帝之外，不接受任何人的命令，皇帝的命令要有李泰國副署才能有效」③。同治二年八月（1863年9月），這支新購的船隊到達中國，儼然是一支外國的海軍小艦隊。與曾國藩「原期操縱自如，指揮由我」的設想完全不是一回事。奕等「再四向李泰國嚴詞駁詰」，議定折衷辦法，訂立章程五條，「由中國選拔武職大員，作為該師船之漢總統，以阿思本為幫總統，均聽當地所在用兵地方督撫節制調遣」①，但遭到曾國藩等湘淮系的堅決抵制，最後不得不將阿思本船隊解散。 曾國藩對阿思本船隊的抵制，含有維護中國民族尊嚴的積極因素，但同時也反映曾國藩等湘淮軍實力派與外國侵略者之間尚存在一定的矛盾。 然而不管怎樣，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曾國藩對於西方國家的言論和對策，確實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在根本態度上，反覆強調起「與洋人交際，要言忠信，行篤敬」，「要開誠布公，與敦和好」。 曾國藩之所以對外國侵略者的態度有如此大的轉變，是因為他的認識有了根本的轉變。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1862年6月3日），他的日記記載了他與幕僚們的談話：「洋人（咸豐）十年八月入京，不傷毀我宗廟社稷，目下在上海、寧波等處助我攻剿髮匪，二者皆有德於我，我中國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②由於曾國藩對西方資本主義侵略者的認識和態度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有了如此截然不同的轉變，因而促使他由宋明理學的信仰者變為主張「師夷智」以「自強」的洋務派大員。 ②《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6，第18—19頁。 ③《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4，第10頁；《上恭親王》，《曾國藩未刊信稿》，第176頁。①何天爵：《中國的海陸軍》，《洋務運動》第8冊，第474頁。 ②《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21，第2頁。 第六節　舉辦洋務 舉辦洋務是封建統治階級中的實權人物被迫學習西方科技以鞏固其政權的活動，曾國藩是其中主要的倡導者。在當時聲勢浩大的農民大起義的衝擊下，為了對付太平天國和捻軍等，洋務活動必然首先是從興辦軍事工業開始。因此在咸豐十年提出借洋兵「助剿」和委洋商運米糧問題時，曾國藩就表示「目前資夷力以助剿、濟運以紓一時之憂，將來師夷智以造炮製船尤可期永遠之利」③。咸豐十一年，他就在安慶軍營里設內軍械所，召募科技人士開始製造洋槍洋炮。第二年，「試造洋器，全用漢人，未雇洋匠」，在徐壽、華蘅芳等中國科技人員努力下造成第一艘木質輪船「黃鵠」號，他計劃「以次放大續造多隻」①。為此，同治二年冬，他派遣早期留美學生容閎到美國購置機器，進行擴充。兩年後機器運到，在上海創建江南製造總局，「始以攻剿方殷，專造槍炮，亦因經費支絀，難興船工」。至同治六年（1867）曾國藩奏留海關洋稅二成，以其中一成充作造船費用，至第二年建造成一艘較「黃鵠」號大五六倍的木殼輪船，取名「恬吉」，時速也較前大有進步②。此後，直到曾國藩去世前，江南製造總局又陸續推出「操江」、「測海」、「威靖」三艘輪船，體積、吃水馬力與載重，一艘超過一艘。同治十二年又製造成一艘「海安」輪，馬力達1800匹，載重達2800噸。「在外國為二等，在國內為巨擘。」③但是曾國藩死後，製造局全由李鴻章管轄，改變了以自制輪船的方針為以買船為主，致使江南製造局在培養本國技術力量和技術設備上的發展受到相當的影響。 除了制槍炮、造船，曾國藩在江南製造局還設置了翻譯機構，「另立學館，以習翻譯」。他對於主持編輯翻譯的徐壽大加讚許，認為「此舉較辦製造局為尤要」，強調「翻譯一事，系製造之根本」，只有通過翻譯，才能「明夫用器與制器之所以然」。並聘請英、美傳教士偉烈亞力、傅蘭雅、瑪高溫等人專事翻譯製造的科技書籍多種①。此外，他還接受容閎的建議，在江南製造局兵工廠旁建立了一所兵工學校，以培養機械製造方面的工程技術人才。曾國藩還接受容閎的建議與李鴻章聯名奏請派遣幼童赴美留學。同治十年七月初三日（1871年8月18日），曾國藩（時任兩江總督）與直隸總督李鴻章聯銜會奏，委派陳蘭彬、容閎為正副委員選帶聰穎子弟赴美國肄習自然科學技術，具體辦法為：「派員在滬設局，訪選沿海各省聰穎幼童，每年以三十名為率，四年計一百二十名，分年搭船赴洋，去外國肄習十五年後按年分起，挨次回國。」②120名青少年後來雖因封建頑固勢力的阻撓破壞，未能按預定15年的期限學完，而於光緒七年（1881）便全部提前撤回，但通過這6到9年的學習，還是培養出一批中國近代早期的外交、海軍、航運、電報、路礦、教育等方面的新式人才，其中包括鐵路總工程師詹天佑等優秀科③《曾文正公手書日記》第13冊，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 ①《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2，第58頁。 ②《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7，第7—10頁；《清史稿·藝術傳四》；趙烈文：《能靜居士日記》卷15；《手書日記》同治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③《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7，第7頁。 ①《江南製造局記》，《洋務運動》第4冊，第125頁。 ②《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7，第7—10頁。 技工程人員，並且對以後中國派遣留學生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曾國藩辦理「洋務」的時間不長，所辦的洋務內容比起李鴻章、左宗棠和後起的張之洞等，要少得多。但是他起了創始者與帶頭人的作用，在近代中國洋務運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第七節　「剿捻無功」 曾國藩在功名仕進上曾一帆風順，但在鎮壓捻軍中因「無功」而招致清廷的不滿。 同治四年四月（1865年5月），捻軍將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的剿捻主力吸引到山東菏澤西北高樓寨，利用有利的地形進行伏擊，使僧軍被大量殲滅，僧格林沁本人也被擊斃。清廷大為震動，趕緊調派曾國藩督師北剿。清廷頒給曾國藩以欽差大臣關防，任命他督辦直隸、山東、河南三省軍務，所有三省八旗、綠營及地方文武員弁均由他節制。 針對捻軍流動作戰、行蹤不定的特點，曾國藩採取重點設防，堅壁清野，畫河圈圍的對策。他先駐紮在徐州，作為指揮中心，並在臨淮、周口、徐州、濟寧（以後加上歸德）等地駐防重兵，進行堵截，以後又分別移駐這些據點，重點圍攻，另外派遣精銳馬隊對捻軍進行跟蹤追擊，以達到最後聚而殲之的目的。為了割斷捻軍與群眾的聯繫，他實行查圩政策，進行堅壁清野，嚴禁群眾接濟捻軍，並採取軟硬兼施，威脅利誘，分化瓦解的政策，企圖徹底孤立捻軍。他以水師炮船封鎖黃河，防止捻軍北上，又利用運河、淮河、沙河、賈魯河等河流的自然地形，挖壕築牆，進行設防，企圖限制捻軍的流動。但所有這些，都沒能奏效。捻軍這時已分東、西兩支，仍然往來穿插，馳騁南北東西，使清軍經常處於被動挨打地位。同治五年八月（1866年9月），賴文光部東捻與張宗禹部西捻在河南開封大會師，一舉衝破曾國藩布置的沙河及賈魯河防線，大敗河南巡撫李鶴年的河防軍。然後乘勝東向，突破運河防線，進入山東水套地區。九月，自山東回師，再破清軍河防，重返河南，如入無人之境。這使曾國藩煞費心機辛苦經營的合圍河防「剿捻」計劃破產，不得不自認「剿捻無功」。 由於曾國藩勞而無功，清廷決定以李鴻章來接替他。曾國藩自己也深感這種局面難以維持，便於同治五年十月自請開缺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等職銜，另派欽差大臣接辦軍務，自己以散員留營效力，並附片暫將封爵註銷。清廷只撤換了他的剿捻欽差大臣，命令他南返兩江總督原任。 同治六年正月（1867年2月），曾國藩由周口剿捻據點，途經徐州，二月返抵江寧，還駐兩江總督衙門。此後兩三年間，清廷為了對他進行安撫，先後補授他以體仁閣大學士、武英殿大學士等頭銜，並於同治七年七月調他任直隸總督。這年十二月至翌年二月，他在北京受慈禧太后與同治帝的數次接見，並在國宴上班列漢官之首，與滿大學士倭仁東西相對，享受清廷的最高榮寵。然而在骨子裡，曾國藩通過實際的觀察體會，對清皇朝之前途及其當權人物深感失望，心情十分淒涼陰暗。還在同治六年六月間二十日晚（1867年7月21日），他就私下與他的機要幕僚趙烈文在閒談時透露出自己的憂慮。他對趙烈文的清廷「根本顛撲」，命運「殆不出五十年」的估計，起先不肯相信，以後覺得趙的分析有理，而希望速死，免得看到清朝的崩潰而難過③。以後他北上到京、津等地，通過親自考察和直接了解，對清廷及主要當權人物更是失去信心，感到清廷大勢已去，更增添了心頭的愁悶。 ③容閎：《西學東漸記》，湖南人民出版社版，第91頁。 第八節　「曲全鄰好」 同治九年五月（1870年6月）天津發生了重大教案，愛國民眾憤怒懲罰欺壓中國人民、無視中國主權的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等侵略分子，焚毀教堂和外國駐津機構多處。事件發生後，清廷派遣曾國藩前往處理。曾國藩到天津後，明知這次教案「曲在洋人」，但為了討好侵略者以維持「中外和好」，他不惜違心地大肆懲辦中國人民，將「啟釁」的罪名硬加到天津老百姓頭上。當時，在中法代表交涉期間，法國公使羅淑亞聲勢洶洶，以武力進行威脅，企圖迫使清廷完全接受其極為苛刻的條件，連清廷都感到事態嚴重，「有詔備兵以待」，而曾國藩卻說：「百姓小忿，不足肇邊釁」①。他的對外既定方針是「即令審得確情，實系曲在洋人」，「吾輩亦宜含渾出之，使彼有轉圜之地，庶在我不失柔遠之道」；「如其曲不在洋人，憑謠言以煽亂，尤須從重懲辦」②。在他主持下，完全滿足了法國侵略者的要求，任意逮捕了80餘名無辜群眾，重刑逼供。「先後兩次共得正法之犯二十人，軍徒各犯二十五人，天津知府、知縣發配邊疆，賠款四十九萬七千餘兩」③，還由清廷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為專使到法國賠禮道歉。曾國藩這種視人民如草芥、曲意討好外國侵略者的卑劣行為，不能不引起全國輿論的強烈反對，甚至連旅居北京的湖南士大夫也氣憤地砸掉他懸在湖南會館上的匾額，聲言開除他出同鄉會。在社會輿論的共同譴責下，曾國藩不得不承認對於這一事件「辦理過柔，寸心抱疚」，「內疚神明，外慚清議，為一生憾事」。以後還再三寫信對人表示「神明內疚，至今耿耿」。但實際上他又認為從維護清朝統治利益上講，是做得對的。他在向清廷奏報對天津教案一事的處理時說，「中國目前之力斷難遽啟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①，認為「兵端一開，不特法國構難，各國亦皆約從同仇。能御之一口，不能御之於七省各海口；能持之於一二年，不能持之於數十百年，而彼族則累世尋仇，不勝不休」②。他進而提出「皇上（指同治帝）登極以來，外圖強盛如故，惟賴守定和議，絕無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無事」③。他認為為了維護清朝封建統治階級的既得利益，惟有採取對外屈辱乞和的妥協方針。也就是在這個奏摺中所說的，今後「仍當堅持一心曲全鄰好，..兵端不可自我而開，以為保民之道」。 此後，他更與郭嵩燾、李鴻章往復討論。李鴻章說：「洋人所圖我者，利也，勢也，非真欲奪我土地也。自周秦以後，馭外之法，征戰者後必不繼，羈縻者事必長久。今之各國，又豈有異。」④曾國藩答覆道：「承示馭夷之法，以羈縻為上，誠為至理名言。自宋以來君子好詆和局，而輕言戰爭，至今清議未改此態。」①他們總結出的「馭夷之法，以羈縻為上」，作為他們對外行動指南，並成為清廷對外關係的總方針。 ①趙烈文：《能靜居士日記》卷27，《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3冊，第411頁。②李鴻章：《曾文正公神道碑》，《曾文正公全集》卷首，第62頁。 ③《復崇地山宮保》、《復恭親王》，《曾文正公全集·書札》卷32，第12、43頁。①《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77，第14—15、42—43頁。 ②《復陳津案各情片》，同治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9，第4頁。③《復劉霞仙中丞》，《曾文正公全集·書札》卷33，第4頁。 ④《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9，第49頁。 ①《復曾相》，同治九年閏十月二十一日，《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10，第27—28頁。曾國藩按以上指導思想辦理天津教案是完全得到清廷同意的，但是由於輿論的指責集中在曾國藩一人身上，使他一下子由「中興名臣」變成「賣國賊」。為了緩和「清議」，減少自己所受壓力，曾國藩上疏請求另派大臣到天津協同辦理。清廷接受他的請求，派遣工部尚書毛昶熙、江蘇巡撫丁日昌赴津會辦教案。這時正好兩江總督馬新貽被刺身死，便下令調曾國藩回任兩江總督，而派李鴻章接替他為直隸總督，複查天津教案。這實際上等於宣布曾國藩沒有處理好天津教案。清廷把曾國藩推出來當替罪羔羊，使曾國藩深感難堪，並為之寒心。 曾國藩於同治九年（1870）九月下旬離津入京，十月十五日（11月7日）由京南行，閏十月二十日（11月12日）抵江寧。此後他於同治十年十月曾乘船到江蘇長江南北諸城鎮巡視軍營，併到上海視察江南製造總局所屬各廠。由於重病纏身，加上長期的精神抑鬱，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1872年3月12日），曾國藩病逝於兩江總督衙門，終年62歲。 他死後，清廷給他以最高嘉獎，在專發的上諭和祭文中對他大加讚揚，稱他「公忠體國」，追贈太傅，諡以「文正」，入祀京師昭忠祠、賢良祠。並於湖南原籍、江寧省城建立專祠，將其生平政績宣付國史館立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