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一卷） · 第三章　洪秀全

洪秀全，原名仁坤，小名火秀，大約在信拜上帝後自行改名秀全，自此以秀全之名著聞於世。清嘉慶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1814年1月1日）出生於廣東花縣官祿■。父洪鏡揚，母王氏，兄仁發、仁達。 第一節　從應科舉到拜上帝 清康熙中期，洪秀全的五世祖從廣東嘉應州遷到花縣官祿■，到洪秀全的父親洪鏡揚時，經歷四世，時逾百年，家族繁衍，世代務農。洪秀全7歲入本村書塾，五六年間就能熟讀「四書五經」、《孝經》和許多古文，很受業師稱許。洪鏡揚和族中人都期望和相信他會很快獲得功名，光宗耀祖。洪秀全雖聰明而用功，但在科舉考場上卻始終不得志。大約從十五六歲起，直到31歲的十幾年間，他多次應考，但從未得中秀才。 道光二十三年（1843），洪秀全又一次應考失敗後，仔細閱讀了一本叫《勸世良言》的書。這是早年的基督徒、廣東高明人梁發編寫的一本宣傳基督教的小冊子，其內容是摘引新、舊約《聖經》的某些片斷，加以中國化的敷衍講解，宣傳拜上帝、敬耶穌，反對拜偶像邪神和天堂永樂、地獄永苦等說教。洪秀全於道光十六年（1836）在廣州應考時得到這本書，但當時只略一翻閱就置於書笥。這次細讀後，他在思想上產生了強烈震動，「覺得已獲得上天堂的真路和永生快樂之希望，甚為歡喜」①。於是他和表兄李敬芳二人按書中所說自行施洗，向上帝祈禱，答應自此不拜邪神，不行邪事，遵守天誡。 此後，洪秀全首先向親友「宣講拜偶像之罪惡及拜真神上帝之要」，說服了父母兄嫂侄輩和友人同拜上帝，其中包括他的至好馮雲山、族兄洪仁玕。但洪秀全不是一般地信仰上帝，而是自認為負有向世人宣傳拜上帝、斥偶像以拯救世界的特別使命。他之所以產生這種自我意識，是同他個人的內心經驗有密切關係的。他在道光十七年（1837）病中曾連續地產生一系列模糊的幻覺，似乎有人迎接他到一處華麗而光明的地方，有一老人對洪秀全說，世人都是他生養的，但都忘記了他，反而去拜事妖魔；授給洪秀全一柄斬妖魔的劍和一枚治服邪神的印，要他放膽去做。這些幻象可能是他曾大略瀏覽過的《勸世良言》中關於上帝、天堂、邪神等片斷印象的再現。這次他仔細閱讀《勸世良言》，把當年病中的幻象同這些幻象所由產生的本源——《勸世良言》加以對照比附，「大覺大悟，如夢初醒」，認為自己的靈魂曾經升天，見過上帝，他自己就是上帝所派的拯救世人使人們回到敬拜上帝之路的使者。 梁發的《勸世良言》只是一本粗淺的基督教傳道書，但他為了從中國傳統的意識形態中奪取陣地，卻很通俗有力地揭露了中國社會的弊病，並且許諾人們只要信仰上帝，就可以純潔靈魂，消除邪惡，達到「君正臣忠，父慈子孝，官清民樂」，實現「夜不閉戶，道不拾遺的清平好世界」。由於自身前途無望而對舊世界、舊信仰產生失望、懷疑的洪秀全，接受了這種新的說教，相信這就是真理。從此，他拋棄功名仕進之途，為著反對世上之陋俗和拯救邪惡的社會而誠心誠意地作一名宣傳上帝福音的使者。 道光二十四年（1844）春，洪秀全、馮雲山等以極大的熱忱離開本鄉去外縣和廣西傳教。在廣西潯州府貴縣賜谷村洪秀全表兄王盛均家，他們停留了幾個月，發展信徒百餘人。但王家貧苦，難以久住，洪秀全於冬十月返回廣東，馮雲山不願回來，獨自到桂平縣，輾轉進入紫荊山，在那裡做工、教書、傳教。 ①韓山文著、簡又文譯：《太平天國起義記》，1935年燕京大學圖書館印。第9頁上文字據英文稍有改動。洪秀全回家後，仍以執教為生，並繼續在本鄉和附近傳教。他在廣西傳教時和回家後的道光二十五、二十六（1845、1846）兩年中寫了五十多篇文章。現在留存的有寫於道光二十四年的《百正歌》和寫於道光二十五年的《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 《百正歌》宣傳「正」這樣一種道德觀念，要求君臣、父子、夫婦、男女和富人、貴人各色人等悉由「正道」行事，反對「不正」的言行。詩歌列舉堯、舜、禹、稷、周文、孔丘等古聖先賢，說他們是君正、臣正、父正、子正的典範，列舉桀、紂、齊襄、楚平等由於貪色，淫妹、納媳、縱妻等不正的行為而受到懲罰。洪秀全在這篇詩歌中以正和不正為國家興衰、個人禍福之根源。 《原道救世歌》首先宣傳所有人應該只拜上帝，不拜邪神。但它的主要篇幅是較《百正歌》更為具體地提出「正道」的思想行為準則，以夏禹、伯夷、叔齊、周文、孔丘、顏回等人為例，宣傳孝順、忠厚、廉恥、非禮四勿、貧富有命等「正道」的思想行為準則；反對六不正即反對淫、忤父母、行殺害、為盜賊、為巫覡、賭博、吸洋菸、飲酒、看風水、相命等。如詩歌題名所示，這是洪秀全當時的救世方案。 《原道醒世訓》譴責「世道乖離」、「人心澆薄」，批判國家之間、省府縣裡鄉各地區之間、族姓之間相陵相奪相鬥相殺的現象。洪秀全提出天下男女都是兄弟姐妹，不應有此疆彼界之私、爾吞我並之念，憧憬唐虞三代之世「天下為公」的大道。他以為，陵奪鬥殺的原因在於「所愛所憎一出於私」，在於人們不知道上帝是大家的共同父親，「見小故其量小」。所以實現大道之途徑在於皈依天父上帝和「心好」、「量寬」、「各自相安」。 洪秀全在鄉間的傳教活動為在廣州的美國傳教士羅孝全所聞知。從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初（1847年3月下旬）直到六月，除短期回鄉外，洪秀全一直在羅孝全教堂學習。 羅孝全的教堂稱為「粵東施蘸聖會」，成立於清廷對傳教弛禁後的道光二十五年六月（1845年7月），當時在粵的著名傳教士裨治文、吉勒斯匹和《勸世良言》的作者梁發均任該聖會的教務評議員。 洪秀全在教堂參加了聖經班，每天接受教導兩小時，學習了舊約、新約聖經。羅孝全對洪秀全似乎是滿意的，說「他學得了比較完備的知識」，「其行為舉止無可指責」。在此期間，洪秀全請求受洗並加入教堂。於是，羅孝全委派了一個委員會到洪秀全家鄉作調查考核；考查報告是有利的，接著就在教堂進行口試。就在要接納他的時候，洪秀全對教堂沒有薪金表示了猶豫，這使羅孝全宣布無限期推遲洗禮①。 洪秀全在羅孝全教堂受洗不成，決定不回花縣，於六月初十日（7月21日）去廣西尋找馮雲山。這造成了洪秀全一生中最重要的轉折。 ①關於羅孝全教堂和洪秀全在教堂學習、申請受洗和口試問答等情況，均據美國弗吉尼亞州里士滿市「美國南部浸會差會部」收藏的羅孝全檔案和發表於1856年美國《PutuamMonthly》的羅孝全文章《太平王（TaipingWang）》。 第二節建立太平天國 馮雲山同洪秀全於道光二十四年在廣西貴縣分手後，輾轉到了桂平縣紫荊山內大沖曾家做塾師，同時向周圍人民宣傳拜上帝、去偶像。由於他的堅持不懈的努力，信徒日多，約至道光二十六年已形成了一個稱為「拜上帝會」的團體。道光二十七年六月（1847年8月）洪秀全到紫荊山會見了馮雲山。他們分手已近3年，馮雲山傳教獲得了這樣大的成績，使洪秀全喜出望外。於是，洪秀全常親自向新信徒講道，拜上帝會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約在洪秀全會合馮雲山前後，信徒人數已達2000，遍及桂平、平南、武宣、貴縣、象州、博白等縣。馮雲山是團體的創建者，但馮雲山拜上帝的信仰得自洪秀全，「洪先生」的名聲在團體中早已眾所周知，因而洪秀全到廣西後立即成為權威的教主。 充滿著救世、醒世願望的洪秀全，幾年來在廣東家鄉苦口婆心對世人的勸誡，只獲得寥落的反應，也不能阻擋世風之日下。現在他的好友馮雲山竟已取得這樣的成功，造成了一個很大的團體，並且人人尊奉著迄未識面的洪先生，這使他心中充滿喜悅。他在羅孝全教堂請求受洗而不可得，到廣西後竟成了拜上帝會的教主。他到紫荊山後一個多月，就同馮雲山等商量尋找「隱固處所」棲身，這表明洪秀全的救世主意識正向打江山的帝王抱負發展，因而需要一個密議大事的隱蔽處所。 洪秀全思想的這一巨大轉變，是有其主客觀條件的。洪秀全信仰的上帝雖然是中西合璧的，但對於中國的既有文化傳統，畢竟是一種異端，是對現有意識形態的觸犯。而且，他不是一般地拜上帝、去偶像，而是同時不滿於當時的腐敗社會，憧憬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因而蘊藏著反抗現實社會的思想。他思想中的這種異端因素和積極因素，在一定條件下就有可能向革命方面轉變。 廣西的社會條件有利於洪秀全思想的這種轉變。廣西地處中國南陲，素稱多盜之鄉。鴉片戰爭後，「粵東水陸撤勇，逸盜或潛入梧、潯江面行劫，或迭出南、太邊境擄掠，勾結本省土匪及各省游匪，水陸橫行，勢漸鴟張。至道光二十七八年間，楚匪之雷再浩、李元發兩次闌入粵境，土匪陳亞貴等相繼滋事，小之開角打單，大之攻城劫獄，浸成燎原之勢」①。封建統治階級為了對付這種局面，竭力倡辦地方團練。以下層人民和各種形式的起義勢力為一方，封建官府和地主團練為另一方的對壘日益尖銳。這種形勢促進了早已對現存社會不滿的洪秀全走向反清革命的道路。 洪秀全到紫荊山後，曾偕馮雲山等遠徵象州，搗毀當地群眾信服的甘王廟，還進行了其他搗毀偶像的活動。這些行動激發了拜上帝會信徒的信心，同時也引起了本地封建勢力的仇視。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紫荊山秀才王作新帶團練拘捕馮雲山，被拜上帝會群眾奮力搶回。王作新向衙門控告馮雲山等「結盟供拜上帝妖書，踐踏社稷神明」，知縣「嚴提兩造人證質訊」，馮雲山被解縣羈押。馮雲山先後向縣、府反訴，結果以無業遊蕩之名被判解回廣東原籍。但馮雲山在途中說服解差信仰上帝，一同回到了紫荊山。 馮雲山被羈押事件前後約歷時半年。在此期間，道光二十八年三月（1848年4月），發生了楊秀清以上帝附體代天父發言的事。接著，半年後又發生①嚴正基：《論粵西賊情兵事始末》，《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2冊，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3頁。蕭朝貴以耶穌附體代天兄發言的事。這兩件事使拜上帝會內部形勢發生了變化。 洪秀全以教主的身份承認了楊、蕭代天父上帝、天兄耶穌發言的地位，自此，楊、蕭在會內分別取得了天父、天兄代言人的地位，從而使洪、馮，特別是馮的地位受到削弱。楊秀清、蕭朝貴都是紫荊山人，出身寒苦，但富於社會閱歷和組織才能。他們兩人，連同紫荊山麓金田村的韋昌輝和貴縣那幫村的石達開，與洪秀全、馮雲山逐漸形成了一個密謀起義的領導核心。洪秀全在道光二十七至二十八年間寫作了《原道覺世訓》。它強調上帝創造世界、主宰世界，並從上帝的權能恩德方面論證人人當拜上帝。但另一方面，它鮮明地提出上帝的對立面，以「閻羅妖」為各種妖魔邪神的代表，指出閻羅妖是「天下凡間我們兄弟姐妹所當共擊滅之惟恐不速」的敵人。這篇宗教歷史論文曲折地反映了洪秀全決心與清朝統治對抗的政治態度。 道光三十年（1850）春，洪秀全等決定發動起義，在紫荊山連續舉行了拜上帝會的骨幹分子會議，確立起義大計，洪秀全並曾穿黃袍，這意味著太平天國起義一開始就以推翻清皇朝統治為目標①。五月，洪秀全派人去廣東接家屬來廣西，接著就通知各地會眾到金田集中，發動起義。大約至遲從七月起就有起義的會眾來到金田，此後四五個月內，來自貴縣、平南、象州、陸川、博白等地數以千計的起義者，扶老攜幼舉家奔赴金田。這年的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38歲生日這天，他們在金田宣布起義，建立太平天國國號，洪秀全稱天王。隨即以楊、蕭、馮、韋為正副軍師，與石達開分領五軍主將；稍後又封五人為東、西、南、北翼五王，以東王楊秀清總理軍政，節制其餘四王。經過在廣西、湖南、湖北等地兩年多的戰鬥，馮雲山、蕭朝貴先後陣亡，終於在咸豐三年二月十二日（1853年3月21日）攻占南京，在南京建立太平天國的首都，稱為天京。 ①王慶成編註：《天父天兄聖旨》，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下同），第40頁。 第三節　社會經濟理想和思想文化政策 洪秀全從道光二十三年起信仰、宣傳上帝，以後轉變成為造反起義的太平天國天王，在後世看來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歷史角色，但對於洪秀全自己，兩者之間仍有一以貫之的思想，這就是要「恢復上帝之綱常」。他根據自己對中國歷史的獨特研究，認為中國古代也是信仰上帝的，這才有唐虞三代的盛世，只是秦漢以後邪教流行，致使世人沉淪，社會污濁，他奉有拯救這個世界重新回到上帝之道的使命。這使命，在他信仰上帝之初希望通過苦口婆心的勸誡去實現，如他自己所說，「婆心固結不能忘，言之不足故言長」。後來，他決心推翻清朝統治，因為清朝統治是一切邪教邪神的保障，所以要以劍與血來恢復上帝之天下。太平天國之具有宗教色彩，其原動力主要在於洪秀全。 與此相聯繫的，洪秀全在起義前後另一個一以貫之的思想是恢復他理想中的大同世界。他以為上帝之綱常與大同世界是並存的，而他心目中的大同世界就是他早年憧憬的「天下為公」的社會。太平天國內部的思想傾向是各各不一的，有石達開、李秀成等的愛民、濟貧政策，有洪仁玕效法西方經濟制度的主張，而居于思想指導地位的洪秀全則始終偏愛他自己的理想世界。太平天國起義後，隨著武裝鬥爭的勝利，洪秀全在所占領的地區不遺餘力地打擊佛、道「邪教」，摧毀廟宇，以簡單的拜上帝的教義推行於軍隊和人民，實踐著「為上帝爭綱常」。建都天京後不久，太平天國頒布了《天朝田畝制度》，這正是洪秀全描繪的大同世界的一幅圖景。 《天朝田畝制度》有這樣一些主要內容：1.「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田分9等，照人口（不論男女）均分，15歲以下減半。 2.以軍、師、旅、卒、兩、伍編組所有人戶。每兩25家，為基層單位。 3.每兩設一國庫。收成時，「兩司馬督伍長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則歸國庫。凡麥豆苧麻布帛雞犬各物及銀錢亦然。」 4.每兩人戶所有婚娶彌月喜事所需俱用國庫，但有限式，不得多用。鰥寡孤獨由國庫供養。 5.每戶養5母雞，2母豬。凡25家的陶冶木石等匠，俱由本兩人戶在農隙擔任。 6.每兩設一禮拜堂。禮拜日各至禮拜堂頌祭上帝，聽講道理。童子逐日至禮拜堂聽兩司馬教讀太平天國刻印的聖經和洪秀全等的著作。 7.兩司馬處理本兩內的爭訟，對本兩內各戶是否遵守天條、命令，是否勤於耕作，每年逐級上報。 8.每歲一舉，以補諸官之缺，由兩司馬逐級保舉；諸官三年一升貶，各首領各保升奏貶其統屬。 《天朝田畝制度》要求實現的，是一個平均的、自給自足的、公有的小農社會。這是上帝的救世藍圖。《天朝田畝制度》在規定一切剩餘生產物俱交國庫後說：「蓋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歸上主，則主有所運用，天下大家處處平均，人人飽暖矣。此乃天父上主皇上帝特命太平真主救世旨意也。」這對於洪秀全早先在《原道救世歌》中的救世方案是一個深化，對在《原道醒世訓》中憧憬的理想社會是一個具體化。洪秀全的這些思想主張，局部地曾依靠戰爭的勝利而得到推行，如以軍師旅卒兩伍編組人戶和推舉鄉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實施，但其主要的部分即關於均分土地和公有共享的規定卻未能貫徹於社會。太平天國在軍隊中實行過公有共享制度，即軍中所有金銀財物都必須上繳公庫，個人不得私藏；將領士兵的生活需要，由公庫供給，供給大體平均。這種公有共享的聖庫制度的基礎是人無私財和大致的平均分配，其原則即是《天朝田畝制度》提出的「人人不受私，物物歸上主」和「人人飽暖，處處平均」。但這一原則和基礎在太平軍中並未能持久堅持，起義之初洪秀全就多次下詔要求將士們上繳財物，違者處以重罰，直至斬首，反映出違反制度的現象之大量存在。隨著軍事勝利，克復城鎮日多，財貨來源豐富，將士們各有私財，高級領袖生活日奢，供給配額已無實際意義，公有共享名存實亡。在全社會實行均分土地和公有共享，那是更複雜的問題。一切人都有土地，都在平均的原則下得到溫飽的保障，在這方面，它代表了無地少地的窮苦農民的利益。但農民既是勞動者，又是小私有者，農民不會願意把自己勞動所得的剩餘生產物都交給上帝去統一運用，在這方面它又不符合當時農民的要求。同時，在這個理想國里，每25家就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單位，雖然提到了銀錢的存在，但沒有商品交換的地位，事實上要求小農業和手工業在公有制的基礎上更加牢固地結合，使社會固定在不要商品經濟的自然經濟上。《天朝田畝制度》的規定缺乏實踐的基礎，難以得到人民的支持。據記載，太平天國曾有向農民徵收剩餘生產物的條例和告示。脫離分配土地而向農民徵收剩餘生產物，自然更難被接受。「此令已無人理，究不能行」①。這樣，太平天國在實踐中不得不另訂他策。 太平天國在從廣西北出的沿途征戰中，普遍地以豁免錢糧為號召，軍餉支應主要依靠對清朝官庫的沒收和對敵對分子財產的剝奪。建都天京後，事業發展，人員擴充，農民繳納剩餘生產物之規定既不可行，於是約在咸豐三年到四年間，楊秀清、韋昌輝、石達開聯名提出「照舊繳糧納稅」的辦法「以充軍儲而裕國課」，得到洪秀全的同意施行。這一辦法是在大體上不觸動原有的地權關係的情況下向土地持有者徵收錢糧。以後，終太平天國之世都基本上實行這一政策。但太平天國在後期仍重新頒布過《天朝田畝制度》，說明洪秀全在思想上始終沒有放棄他的理想社會。 建都天京以後，洪秀全在意識形態、思想文化方面在獨尊上帝的原則下進一步提出了激烈的政策，這就是徹底排斥孔孟和諸子百家、古人古書。洪秀全青少年時代熟讀經史，對孔孟儒學和諸子百家有很深的基礎。信仰上帝後，排斥佛、道不遺餘力，但對儒家仍持調和態度，除不承認孔子的教主地位以外，不少儒家典籍中的言論仍被稱引於他的著作，以印證上帝之恩德權能。但在建都天京後，洪秀全發動了大規模排斥孔孟、焚禁古書的運動。這次運動的景象，當時身居天京的地主文人有所描繪：「爾本不識孔與孟，孔孟於爾亦何病？搜得藏書論擔挑，行過廁溷隨手拋，拋之不及以火燒，燒之不及以水澆。讀者斬，收者斬，買者賣者一同斬。」①太平天國官員也曾宣布：「凡一切孔孟諸子百家妖書邪說者盡行焚除，皆不准買賣藏讀也，否則問罪也。」②洪秀全對自己已出版的重要著作《太平詔書》（即百正歌、原①張德堅：《賊情彙纂》卷10，科派。《太平天國》第3冊，神州國光社1952年版，第275頁。①馬壽齡：《金陵癸甲新樂府》，《太平天國》第4冊，第735頁。 ②《詔書蓋璽頒行論》，《太平天國》第1冊，第313頁。 道救世歌、醒世訓、覺世訓的匯編）和《天條書》等都作了刪改，刪去《百正歌》全篇，刪去其他篇中一切稱引儒家典籍的段落文句。從這些刪改來看，這次運動所排斥的不只是儒家典籍、儒家和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而且包括了各種歷史人物。 洪秀全發起這場運動的目的，在於加強思想的統制。太平天國從建都時（或略早）起，就開始刻印舊遺詔書、新遺詔書（即舊、新約聖經），接著就實行新的印書制度，即把太平天國的出版物加以統一編目蓋印，只有經過編目蓋印的舊遺詔書、新遺詔書和「天命詔旨書」（即洪秀全和太平天國的著作）才准閱看。排斥孔孟和古人古書、刪除已出版著作中的所有儒家典籍中的章句的做法，是同以上幾件事聯繫在一起的，可以看作是加強思想統制的一部分。 洪秀全強暴地推行排斥孔孟和一切古人古書的政策，遭到楊秀清的反對。咸豐四年正月（1854年2月），楊秀清以天父下凡的方式明確指示不應當毀棄古書，對「四書」「十三經」，對歷代史書和古代忠正人物作了肯定評價①。二月，洪秀全下詔設立刪書衙，宣布對古書進行刪改後准人民閱讀，對古人古書實行焚禁的政策有所緩和。但洪秀全接受天父的指示——也就是楊秀清的意見，是勉強的、思想不通的。刪書的工作終太平天國之世並未實現，所謂刪改後准讀只是一句空話；他本人直到晚年仍堅持「有讀聖賢書者父師並斬」，還禁止兒子讀一切古書。他自己常看古書，但看完後就付之一炬②。 洪秀全這種對待古人古書的態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太平天國同知識分子的關係。太平天國立國之始就開科取士，其後制度日備，有會試、鄉試、縣試等，而且錄取頗寬，這顯然有吸引知識分子的用意。太平天國開科考試雖然仍用八股文，但題目卻不准用舊時的「四書五經」，完全出自太平天國的教義。這些題目是只熟悉孔孟的讀書人難以理解甚至望而卻步的。由於這方面的原因，還由於人們對太平天國的偏見，雖然也不乏士子前往應考的事例，但多數是粗知文義的醫卜星相之流。太平天國很多將領和下層官兵珍視讀書人，用他們為「先生」。但所謂「先生」，只是司筆墨、任抄寫書記工作，並不是用為謀主、備任政治軍事之顧問。即使應考得中者，也大都只用為基層鄉官，位高的，或用為考官。太平天國失敗後，李秀成以「無讀書人」為太平天國的缺陷，這可以說是他對太平天國失敗原因的一個補充看法。①《天父天兄聖旨》，第101—103頁。 ②幼天王供詞別錄，原件為台北故宮博物院收藏。 第四節　洪、楊內訌 太平天國建都天京以後，軍事上繼續發展，長江中下游的兩岸地區多入版圖。在內部，基於洪秀全的以上帝為天下人共同之父的「天下一家」理論，以衣食與共、安老憐幼恤孤為倫理準則，起著鼓舞人心和團結互助的作用，使太平天國推翻清朝的事業具有勝利的希望。但是，發生於咸豐六年（1856）下半年的領導集團內訌，使太平天國的事業遭到了嚴重的挫折。 內訌主要發生於洪、楊、韋、石四人之間，特別是在洪秀全、楊秀清之間。 洪、楊間的矛盾種因於太平天國的宗教、政治體制。洪秀全為拜上帝會教主，起義後為太平天國天王，本應是太平天國第一人。但自楊秀清被承認為天父代言人後，洪秀全的地位事實上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儘管洪秀全稱天父之次子，曾親身上天受命，但一旦楊秀清天父附體時，洪秀全就必須俯伏聽命。這樣，洪秀全地位之得到尊重，洪、楊間關係之得到正常協調，就只能依靠楊秀清的善意，依靠他不濫用天父下凡的特殊權力。 但楊秀清的權勢欲很大，不能謹慎使用自己的特殊權力。他獲得天父代言人地位之初，天父下凡時所作的指示，有一些是告誡會眾應確信洪秀全是他們的「主」，這起了鞏固洪秀全地位的作用。這可以看作是洪、楊間的一種默契。但「天父下凡」很頻繁，所作指示的內容五花八門。根據現存的資料，其中有不少是直接否定洪秀全的主張、打擊洪秀全的威信和地位的。如上述否定洪秀全排斥古人古書的政策即是一例。楊秀清還曾以天父下凡的方式否定過洪秀全建都於河南的主張，否定過洪秀全出版新舊約《聖經》的決定。這些都是事關重大的政策問題，無論天父的指示是否正確，都使洪秀全的地位受到了傷害。 更有甚者，楊秀清還常因一些細小的事情頻頻以天父名義使洪秀全難堪。如一次，因洪秀全待4名女官過嚴，天父竟下凡要當眾杖責洪秀全。又一次，因洪秀全要求妻妾去問候婆母時應速去速回，天父下凡責備，告以此等事也應與楊秀清商酌。又一次天父在半夜下凡，直入金龍殿，召洪秀全之妻出來加以「教導」。如此等等，都是洪秀全所難以容忍的。 楊秀清假借天父下凡的另一類內容是處分太平天國的官員、將領和其他犯罪人員。這類事很多，處分往往隨意而嚴厲。如秋官又正丞相陳宗揚因犯天條——私自與妻同宿而被天父判決立即雙雙斬首；燕王秦日綱因作戰失利獲罪被貶為奴；天官正丞相曾水源因未報告女官對楊秀清失敬的話而被即行處死；北王韋昌輝因天父下凡時未通告眾人而被杖責四十①，等等。 楊秀清在起義之初已被封為軍師，但他獲得節制西王以下各高級領導人的地位是在幾個月以後，始於被封為東王之時。無論軍師或東王，同天王之間是君臣關係，這是明確的，從現存的若干文書可知，一些大小事情如處決吸食鴉片犯、修繕天王府、實行照舊繳糧納稅政策等，均由楊秀清上奏天王批准，就可說明。軍師、東王都是臣下，非近代虛君制之首相、總理可比。楊秀清之所以權傾上下，可以不經過洪秀全而任意處分諸事，甚至包括洪秀全的事在內，顯然不是因為他是軍師，而是因為他是天父代言人。天父的權力是無章可依的，一切都是任意的，楊秀清正是憑藉這樣的地位在很多問題①以上事例均見《天父天兄聖旨》。 上架空了洪秀全，侵奪了有司的職權並使洪秀全和許多高級官員難堪的。洪秀全性格剛毅執著，又有濃厚的君尊臣卑思想，按常理是難以容忍楊秀清的侵逼；但楊秀清有大功於起義，「天父降凡」久已成為立國之本，所以只好長期隱忍不發，然而，楊秀清的權勢欲沒有止境，雖在「天父降凡」時可以為所欲為，仍不滿於世俗地位上居於「一人之下」。他的部屬早就公開揚言「四海之內有東王」、「護衛東王早作人王」。咸豐六年（1856）夏，擊潰天京城下的清朝「江南大營」後，楊秀清以為外患已除，就進一步威脅洪秀全天王的地位。這使洪秀全忍無可忍。於是矛盾劇發。 楊秀清威脅洪秀全地位的具體內容，據李秀成供詞是「逼天王親到東王府封其萬歲」。太平天國沿封建舊制和民間舊習，洪秀全稱萬歲，楊秀清稱九千歲，萬歲和九千歲的區別是君臣間的分界標誌，太平天國起義之初就頒布的《太平禮制》一書，對此規定很嚴。楊秀清也稱萬歲，至少意味著「君臣不別」，與洪秀全並為太平天國的君主。 楊秀清逼洪秀全去東王府的日期是咸豐六年七月十五日（1856年8月15日）。洪秀全不得不同意楊秀清的要求，但同時卻密召其時在外督師的北王韋昌輝等迅速返京。楊秀清自以為計劃將要實現，但他在此前對一些高級重要人物的錯誤處置，卻孤立了自己，為洪秀全加強了對付自己的力量。咸豐六年三月初七日（1856年4月11日），楊秀清為了自作威福，杖責地位僅次於他的韋昌輝。六月十五日（7月16日），楊秀清鎖押洪秀全次兄洪仁達。七月十五日即他召洪秀全到府的同一日，他指摘領導集團中的有力人物秦日綱、陳承瑢「幫妖」，又批評「朝內諸臣不得力，未齊敬拜帝真神」①。這幾乎把所有領導人推向了對立面。 咸豐六年八月初四日（1856年9月2日）凌晨，韋昌輝和秦日綱的部隊自外地回師包圍東王府，襲殺了楊秀清及其親屬部眾。次日，洪秀全以韋、秦殺戮過多，下詔處以鞭刑。楊秀清部屬數千人前往觀刑，當晚又遭襲殺。此後，忠於洪秀全的和韋昌輝、秦日綱等的部隊同楊秀清的餘眾在城內交戰，被殺者數以萬計。 洪秀全因楊秀清逼迫而密召韋昌輝等回京，是否同時也密令韋殺楊秀清，這是沒有明確的史料可以證明的。從殺楊以後洪秀全責備他們株連太多，僅處以鞭刑來看，殺楊是符合洪秀全的意圖的，是為洪秀全解決了問題。殺楊後不久，太平天國的另一重要領導人石達開自湖北前線趕回天京。 石達開也是應洪秀全之召回京的，因路遠到達較遲。他也久不滿於楊秀清的專橫，但他同時也譴責韋昌輝等濫殺無辜，危及國家。當晚他逃出城外，起兵靖難，要求洪秀全殺韋昌輝和秦日綱。石達開得到眾多太平軍將士的擁護。在這種情況下，洪秀全殺了韋、秦，石達開回到天京，眾人推舉他「提理政務」，時為太平天國丙辰六年十月末。 這次血腥的內部鬥爭使太平天國失去了領導核心中的幾位重要人物和至少兩萬名將士，但洪秀全作為天王的地位得到了鞏固；石達開富於謀略，深得人心，太平天國的前途仍大有可為。然而，不幸的是，洪、石之間的關係又發生了問題。 洪、石間矛盾的主要問題是洪秀全對石達開的猜忌。當時已擔任中級將領的李秀成敘述雙方的關係和將士的態度說：「翼王回京，合朝同舉翼王提①均見《天父天兄聖旨》。 理政務，眾人歡悅。主有不樂之心，專用安、福二王，安王即王長兄洪仁發，福王即王次兄洪仁達，主用二人，朝中之人甚不歡悅。」①洪秀全封兩位兄長為王以牽制石達開，但這兩位兄長並無才幹，議事時眾人不聽，石達開議事則「環繞以聽」。石達開的威信越高，洪秀全的疑忌越深，牽制越多，以致石達開不安於位，於咸豐七年（1857）四月底逃出天京。自此，石達開獨立行動，脫離了天京政權。 ①李秀成供詞，見羅爾綱著：《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14頁。 第五節　重建領導 經過楊、韋先後被殺和石達開分裂出走等內部大動亂，太平天國受到極大的打擊。實力損失，包括被石達開帶走的，減員近10萬人。領導骨幹或死或走，首義諸王只剩下洪秀全自己。這是有形的損失，還有無形的損失。太平天國以天下一家、互助友愛的宗教政治理論為號召，內亂和互相殘殺，使人心渙散失望，使這種理論面臨危機。這種在思想、政治方面的後果，是比有形的損失更為嚴重的。 後期太平天國面臨的外部環境也嚴峻而複雜。楊、韋事起至太平天國七、八年間，武昌失守，湘軍反攻江西，先後占湖口、九江，「江南大營」捲土重來，占廬州、鎮江，再逼天京。咸豐十年（1860），太平軍徹底消滅了「江南大營」，克復甦、常，一度取得輝煌勝利。但同時，太平天國面臨的敵人是更為有力的曾國藩湘軍和在長江中下游地區已獲得巨大利益的外國侵略者。 在軍事形勢逆轉和內部動亂損失了大批幹部的情況下，選拔新幹部是當務之急。洪秀全識拔了後起的陳玉成、李秀成、李世賢等青年將領，以他們和韋志俊、蒙得恩為前後左右中五軍主將，委以軍務。又新設「掌率」職位，以蒙得恩為正掌率，陳玉成為又正掌率，李秀成為副掌率，掌理朝政。但陳玉成等主要是在京外征戰，朝政實際主要由在京的蒙得恩掌理。這樣，到咸豐八年（1858），太平天國中央的一些重要領導職位都已重建，「稍可自立」①。陳玉成、李秀成、李世賢是太平天國後期的支柱，選拔他們擔當大任，是洪秀全用人的成就。 但洪秀全在重建中央領導的過程中有些做法也反映了矛盾和弱點。軍師本是「朝綱之首領」，是實際處理軍政各務的。洪秀全自兼軍師，本來應該意味著親自管理大事，在經過大亂元氣大傷的情況下，也只有他親自掌握政務，才較能振奮人心、團結將士，解決所面臨的問題，但洪秀全卻另設「掌率」一職，由蒙得恩擔任。「掌率」的職任未見明文解釋，據蒙得恩之子蒙時雍說，他父親「升正掌率二千歲，爵同王位，數年以來，掌握重權，總理國事」洪，可見「掌率」是負責國事的，是軍師以下的又一軍師。這說明，洪秀全雖自兼軍師，但並不真正作為軍師實際處理國事。 洪秀全不樂於親理政務和猜忌外姓，是他後期重建領導核心和任用幹部方面的兩大弱點。在這樣的情況下，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於咸豐九年（1859）春從香港輾轉來到天京，洪秀全很快就封他為精忠軍師、干王，卸去自己的軍師兼職，讓洪仁玕擔負總理國事的名義和責任。 洪仁玕幼年曾從洪秀全學，又是最早的拜上帝信徒之一。但他沒有在廣西參加過拜上帝會的活動，也沒有趕上金田起義。他在香港流亡多年，接觸西方傳教士和西方文化較多，咸豐九年歷盡艱辛到天京，決心效忠太平天國。洪秀全見洪仁玕到來，「彼此悲喜交集」，稱他「志同南王（馮雲山），歷久彌堅」①。但由於洪仁玕與太平天國淵源較淺，驟封為王和軍師，引起宿將不服。洪秀全堅持原議，說「風浪暫騰久自息」，特聚集眾將眾官，讓洪仁玕登台受印。另一方面，洪秀全接著先後封戰功最著的陳玉成、李秀成為英洪仁玕自述語，《太平天國》第2冊，第851頁。 ①《蒙時雍家書》，《太平天國》第2冊，第756頁。 王、忠王，以調整新老關係。洪秀全「曾當眾飭諭，京內不決之事問於干王，京外不決之事問於英王」②。這表明了洪秀全對於二人的倚重，但同時也表明洪秀全不樂於親理政務的態度，因而把京內京外的事都交臣下處理。後來，他還借天父夢中傳言說，天父叫他不要親理庶務。這樣，他自己就不免愈益脫離實際。從這些情況可以看出，洪仁玕雖居軍師之位，但實際上不可能像前期軍師那樣統理軍政。這主要不是軍師職位的功能有什麼制度上的改變，而是由於實際的形勢與前期有所不同。內亂以後，除了洪秀全本人，已很難有人發揮集中統一領導如同楊秀清那樣的作用。 太平天國後期，由於家天下思想影響，洪秀全多任用兄弟子侄。他原封長兄洪仁發、次兄洪仁達為安王、福王以牽制石達開，後因朝臣不服，撤去王封，改封安、福爵，但仍以王長兄、王次兄名號位居群臣前列，後又封信王、勇王之位。據「李秀成自述」，洪秀全在朝中第一重用的是幼西王蕭有和，掌一切本章是否上奏之權。其次重用的是長兄、次兄和駙馬鍾萬信、黃棟樑等①。這些人或缺乏才能和威望，如長兄、次兄；或年幼無知，如蕭有和是洪秀全的外甥，只是十二三歲的孩子。他們居於高位，既不能提高中央領導的水平，反而加劇了將士的離心傾向。於是洪秀全「加恩惠下」，大量加官晉爵，以固結人心。這收到了暫時的效果，「各又振作同心」②。但此種辦法一發而難以收拾，不少人「動以升遷為榮，幾若一歲九遷而猶緩，一月三遷而猶未足」，統兵將領甚至對下屬「私鑄印信，私給官憑」③。這不但進一步助長了各各據地自雄的分散主義，而且使官職越封越多，越封越大，一直封到2700個王，簡直成為兒戲。洪仁玕到天京後，打算加強中央集權，抑止濫施爵賞的局面，但毫無效果。這樣，終太平天國之世未能重建真正有力的領導。 ②「洪仁玕供詞別錄」，台北故宮博物院收藏；「封干王詔」，《太平天國》第2冊，第569頁。①見「洪仁玕供詞別錄」。 ②「李秀成自述」語，見羅爾綱前引書，第190—191頁。 ③「李秀成自述」語，見羅爾綱前引書，第190—191頁。 第六節　對外關係 太平天國起義，正值鴉片戰爭爆發外國勢力侵入中國。因此，它要對付的不只是清朝封建統治，還有外國侵略者。早在咸豐三年（1853），英、美、法等就先後派它們的駐華使節到南京訪問，窺探太平天國的虛實和政治、軍事、宗教狀況。太平天國內亂後，英、法等國經過第二次鴉片戰爭，從中國攫取了更多的權利，包括中國開放長江中下游的幾個口岸城市。深入的外國侵略勢力同後期的太平天國短兵相接，使洪秀全和太平天國面臨更為嚴峻複雜的外部環境。 咸豐八年五月（1858年6月），清廷和英國簽訂天津條約，規定英國船隻可到「長江一帶各口」通商，但當時南京、安慶等沿江大埠都在太平天國統治下，英國要獲得條約的權利，必須和太平天國打交道。十月（11月），英國侵華軍統帥額爾金率艦自上海溯江航行作實地探測，在南京江面遭到太平天國炮擊，雙方交戰半小時。太平天國後來向他們道歉、贈禮，並給他們一份洪秀全寫的詔旨。這件詔旨中有一些關於中西關係的話，如：「西洋番弟聽朕詔，同頂爺哥滅臭蟲，萬事爺哥朕作主，弟們踴躍建萬功」；「西洋番弟把心開，..替天出力該又該。替爺替哥殺妖魔，報爺生養戰勝回。」所謂「滅臭蟲」、「殺妖魔」，都是指消滅清朝官兵。洪秀全這些話的意思，是在褒獎「番弟」對清朝的打擊。 關於兩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是站在英國一邊的。早在（1853年）英國使節第一次訪問太平天國時，鎮守邊境的大將羅大綱致書英使：「偽清猖獗，盜據宗邦，內毒生靈，外拒與國。此前此貴邦創義入境，良有以有也。」④這不是由於策略上的需要而造成的錯誤，主要的原因在於太平天國錯誤的基本理論觀念——不以滿族人為中國人。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太平天國很關心戰況，曾在招貼板上公布英法聯軍在大沽、天津戰勝清軍的消息，並在消息之末寫上「殺盡妖魔」的口號①。地方守將與英、法打交道時認為聯軍入侵是由於清朝「曾欺尊國」，「去歲天津叛議，以致復勞征戰」②。 這一切表示出太平天國對英國的侵略是沒有認識的。額爾金宣告他們此行是「履行條約權利」，今後還會有其他船艦來往於長江一帶，洪秀全的詔旨沒有涉及，太平天國的官員在會談中也沒有拒絕，只要求事先告知，以免發生如這次炮擊的誤會。 咸豐十年（1860），太平天國重整旗鼓，消滅清軍江南大營，洪秀全親自主持確定了東取蘇杭上海，然後購買輪船沿江上取湖北的大戰略。太平天國於四月十三日（6月2日）占領蘇州，半個多月後李秀成即致書在上海的英國公使，表示願與各國友好，「結為兄弟之國」，現即將收復上海，為避免誤犯，邀請各公使來蘇面商③。其後李秀成、洪仁玕又一再去信，都未得復。李秀成於七月（8月）進軍上海，出乎意料地遭到在上海的英、法軍隊炮擊，失利退回。這是太平天國同外國的首次軍事對抗。 洪秀全幻想著「番弟」為上帝出力，但「番弟」卻用大炮回報了他。這④洪仁玕《立法制諠諭》，北大文科研究所編：《太平天國史料》，開明書店1950年出版，第147頁。①羅大綱照會原件影印，見《文物》1979年第8期。 ②據T.W.Blackiston《FiveMonthsontheYang-tze》（1862）書中R.J.For-rest的報告。③何文慶致法國領事照會，《太平天國文書匯編》，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322頁。是因為英、法等國已從清廷手中獲得巨大利益，儘管清廷在《天津條約》換約時有所抗拒，但普魯斯已認定必須幫助清朝免於解體。於是，咸豐十年七月（1860年8月）當英法聯軍正在北方打擊清軍、壓迫清廷就範之際，他們在南方卻協同清軍和太平軍作戰。這是侵略者自身的利益決定的。這使洪秀全從自身的體驗中逐步認識到他們與「番弟」並無共同的目標。 咸豐十年九月（1860年10月），英法聯軍在火燒圓明園以後，同清廷簽訂《北京條約》，獲得了更多的利益，長江的鎮江、南京、九江、漢口都開放為通商口岸。他們迫切希望這些利益在太平天國統治區落實。咸豐十一年正月（1861年2月），英國侵華海軍司令何伯及其政治助手巴夏禮一行自上海率艦隊執行這一使命。他們照會太平天國，聲稱他們已獲自由航行長江的權利，要求不干涉持有護照的英國船隻，還要求太平軍不進入上海及其他開放口岸百里以內地區，其條件是清廷不從這些地方派軍進攻太平天國。他們同時又聲稱這是為了保護商業，對中國內戰仍保持「中立」。 洪秀全同意了英船可自由航行長江，拒絕了不進入上海等口岸城市百里以內的要求。咸豐十一年一月（1861年3月），巴夏禮等與太平天國贊嗣君、蒙時雍等幾經會談，巴夏禮等竟闖到天王府要求面見洪秀全。二月二十三日（4月2日），洪秀全終於同意在本年內不進入上海百里以內地區。 洪秀全以為這次妥協只是有限的讓步，因為進取上海本不在本年的軍事計劃之內，而對方則沒有堅持太平軍不進攻漢口、九江，還聲稱願守中立，不助清廷，因此誤以為這對雙方有利，是可以一勞永逸的協議。洪秀全因此發表詔旨，稱「中西永遵和約章，太平一統疆土闊」。但事實上，在南京協議之前不多天，英國人已悄悄地干擾了太平天國進取武漢的行動。二月初八日（3月18日），陳玉成占領了湖北黃州府，武漢旦夕可下，巴夏禮面見陳玉成，勸誘他不要進攻已向英國開放的武漢，陳玉成改變了進軍方向。 在本年內不進攻上海的協議即將期滿之際，李秀成經略浙江，占領了杭州，準備再次攻取上海。這時，英國官方對太平天國的敵意已日益明顯。咸豐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861年12月27日），英國艦長賓漢奉何伯之命，提出了幾項蠻橫的要求，主要是：1.稱英國臣民在太平天國地區遭搶劫，要求立即賠償；2.不僅英國船隻，懸掛英國旗的木船，也得自由航行長江，不受檢查；3.應無限期不進入上海、鎮江、九江、漢口的百里以內地區。 幾天後，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1862年1月1日），蒙時雍等復照賓漢，全面拒絕英方的要求，指出：所謂搶劫，事無憑據，不能賠償；前已同意英船可自由航行，但不能同意英國雇用的中國木船也有此權利；太平天國志在光復全國，不能允諾不進攻上海等地；倘上海等地沒有清兵或英國願負責驅逐清兵，太平天國可以不用武力，只派員進駐安撫。 這篇有力的復照對英國的動機和立場提出責問，指出，正當太平天國攻克杭州和派軍進取長江下游之際，「貴國欲我軍勿攻該地，目的何在？」「貴國偽托友好，暗助滿妖，派兵駐守彼等重地，箝制我軍行動，寧非怪事？」①英方當日致書太平天國，威脅說：「貴方對我總司令提議之拒絕，..我國必將相應對待之。」自此，太平天國政府同外國不再有官方往來，英國①太平天國庚申十年五月李秀成致「大英國全權欽差大臣」，原件藏耶魯大學東亞圖書館。全文見王慶成《太平天國的文獻和歷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02—304頁。急劇地走向武裝干涉太平天國之路，包括公開支持「常勝軍」與太平軍作戰。據洪仁玕憶述，洪秀全在起義前就有各國和平相處、友好交往的思想①。但他這種觀念可能是朦朧的。他並不了解當時世界之形勢，甚至也不知道世界上有哪些主要國家。起義後他自稱天下萬國之真主，其意義雖然主要是宗教上的，但卻容易和中國傳統的天朝上國觀念相通。太平天國前朝英、法、美使節來訪，楊秀清等在文書往來中，以歸順、來朝、進貢視之，引起了若干禮儀上的爭執。但另一方面，他們同時又以宗教相同，同拜上帝，概以「洋兄弟」、「番弟」稱外國人，表現出「傲慢和兄弟情誼的奇特混合」。後期，洪秀全給額爾金的詔旨，雖仍自居真主，但只稱額爾金是來「朝上帝」的，沒有直接說是來朝拜真主本人，這在外交的方式上是一個進步——雖然把額爾金之來意當作「朝上帝」也是誤解。幾個月後，洪仁玕來到天京，建議外交來往中不用「萬方來朝、四夷賓服及夷、狄、戎、蠻、鬼子一切輕污之字」，洪秀全同意。自此，太平天國在外交的觀念上拋棄了舊日的落後傳統，但對外國侵略的實質仍然沒有認識，仍然幻想著同拜上帝的「洋兄弟」和他們有同一的目標。 從自居天朝上國、幻想外國和自己有共同的目標，到指斥英國「偽托友好、暗助滿妖」，是洪秀全和太平天國根據實際的體驗而產生的認識上的變化和進步。太平天國拒絕不進攻上海等地的要求，同外國侵略軍和僱傭軍浴血奮戰，他們的戰鬥具有反侵略的性質。 但他們的反侵略鬥爭是依據怎樣的原則？或者說，他們的對外政策的基本原則是什麼？太平天國所強調的是國家領土的完整。以贊嗣君蒙時雍等的名義拒絕允諾不進攻上海等地的照會中再三申述的理由就是疆土，說：「我軍肩負重任，為上帝光復全國，不能棄寸土於不顧」，「我國以疆土為重，..所欲恢復者中國也」。由於堅持光復全部疆土，洪秀全在晚期還作出了一項重要決策：不與外國武力合作以平分地土。這件事是「李秀成自述」中提及的，他說：鬼子到過天京，與天王及（敘）過，要與天王平分地土，其願助之。天王雲不肯：「我爭中國，欲相（想）全圖，事成平定（分），天下失笑，不成之後，引鬼入邦。」②此事不見於其他中外文獻記載。李秀成以太平天國的軍事統帥提到這件事，其真實性是無疑的。 光復全國，不能棄置寸土，或者說，我爭中國，欲想全圖，這正是洪秀全堅持的原則。這一原則不論是否可以稱為「民族主義」，但在道光、咸豐年間外國入侵的年代，卻指導了太平天國作出了反侵略的業績。 ①復照原件不存，此據（英）呤唎著、王維周譯《太平天國親歷記》，中華書局1861年版，第323—326頁。 ②見簡又文譯：《太平天國起義記》，《太平天國》第6冊，第853—854頁。 第七節　後期的政策和失敗 洪仁玕到天京受任精忠軍師干王后，向洪秀全呈遞了一篇《資政新篇》的重要文件。它對太平天國的政治、經濟、法律、外交、社會、文化、宗教，提出了全面的政策見解，洪秀全幾乎完全表示同意。 《資政新篇》主張興車馬舟楫技藝之利，鼓勵製造輪船火車和各種器皿，准許專利；興銀行，准富民集資設立，以利於商賈士民；興寶藏，准民探礦開礦；興郵亭、書信館以通公私書信；興新聞館以報時事常變，物價低昂；興市鎮公司以司工商水陸關稅；興士民公會，由民辦理救濟、教育事業；興醫院、跛盲聾啞院、鰥寡孤獨院等以濟民間疾苦，等等。這是一幅發展資本主義和使中國近代化的藍圖，與洪秀全早年提出的《天朝田畝制度》的旨趣大不相同。 洪秀全雖然贊同洪仁玕的綱領，批准鐫刻頒行，但一年以後他又重新頒布《天朝田畝制度》，說明了他思想上的矛盾，說明了他對古代大同世界的偏愛勝於近代資本主義的樂園。然而，如前所述，他的大同理想由於不切實際，並不能刺激農民的積極性。洪秀全沒有找到其他的真正出路，於是只好轉向輕徭薄賦以吸引、團結人民的傳統政策。 咸豐十年（1860）太平天國克復甦州和蘇南各屬州縣以後，洪秀全發布了一道諭「蘇省及所屬郡縣四民」的詔旨。這是存世洪秀全詔旨中少有的直接涉及民生問題的文件。詔旨首先表明太平天國關心民生疾苦：「民有饑溺朕饑溺，痌■在抱秉至情」，「上帝基督帶朕幼，照見民困發政仁。酌減徵收舒民力，期無失所安眾心」。它宣布：「朕格外體恤民艱，於爾民應徵錢漕正款，今（令）該地佐將酌減若干。」①洪秀全的詔旨在蘇南各縣得到了宣傳、執行。詔旨於太平天國庚申十年九月頒刻，十一月，常熟縣「堂然偽天王黃榜，撫恤民團，起征糧米」①。這一年減征的成數不詳，但存世的兩件東珊縣（今吳縣東山）民人辛酉十一年、壬戌十二年地丁銀完納執照，均鈐有「奉令減免一成，遵照九成完納」的印記，可見減免政策一直實行了幾年。蘇南主要是李秀成的轄區，李秀成有強烈的仁政、愛民思想，他貫徹減征政策是尤為突出的：「蘇州百姓應納糧稅，並未足收，田畝亦是聽其造納，並不深追」②。 獲得民心，爭取人民的擁護，是太平天國戰爭勝負的重要因素。清朝有識見的統治者也明白這一點，駱秉章、胡林翼、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與太平天國對抗的同時，先後在長江流域各省推行「減賦」，其重點「在裁減浮收，剔除中飽」，其用意之一，即在與太平天國爭奪民心。洪秀全「減征」，減及田賦的正額，比清朝的政策更進一步，而且太平天國雖允許業主收租，但在若干地區又有限租、減租之規定。這本來應更有利於太平天國爭取包括自耕農和地主在內的土地所有者以及佃農的支持，但事實卻不然。太平天國版圖內人民的負擔，田賦僅是其中之一。後期疆土縮小，但征戰頻繁，軍需日殷，更非田賦收入所能支持。因此，各統兵將領、基層官員經常向地方派征銀兩、物品，各種捐稅名目繁多，其負擔甚至遠超過田賦的正額。如駐在①見羅爾綱著：《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第351頁。 ①《諭蘇省及所屬郡縣四民詔》，《太平天國文書匯編》，第51頁。 ②柯悟遲：《漏網喁魚集》，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50頁。 安徽旌德縣的一名將領給鄉官下令，要每旅籌辦餉銀1000兩，食油1000斤，鹽1000斤。按規定的編制，一旅只有500戶，要他們負擔1000兩餉銀，就相當於上萬畝的田賦。又如浙江桐鄉縣徵收軍需捐，是田賦以外的附加稅，但高出正額1倍以上。這些捐稅的名目，有些似乎是統一規定的，如田憑費、店憑費、門牌費、田捐等等，另有不少則系地方將領或鄉官自定。捐稅和攤派大多按田畝計征，使土地所有者的負擔遠甚於正額減徵得到的好處。還有一些是按戶計征的，更波及了無地的貧民。洪秀全的輕徭薄賦政策最後也像肥皂泡一樣破滅了。失去了廣大農民的支持，太平天國的鬥爭就成了一種單純的軍事鬥爭，在清朝和外國侵略者的聯合進攻下，不能不陷於失敗。 後期太平天國雖曾取得占領蘇南、浙江大部分地區的勝利，但好景不長，自同治二年（1863）後又相繼喪失，而後天京被曾國藩直接指揮的曾國荃軍包圍。在形勢逆轉並且日趨嚴重的情況下，李秀成建議「讓城別走」，即放棄天京，經江西、湖北與在西北的太平軍會合，另圖發展。「這確是當時太平天國唯一的救亡良策」③，但洪秀全堅持死守南京。城中被困缺糧，餓死者日增，洪秀全命「合城俱食甜露，可以養生」。甜露是舊約聖經神話中上帝從天降下的一種食物，洪秀全這裡所指的是一種草。他自己久食此草，因而得病，於太平天國甲子十四年四月十九日（同治三年四月十九日，1864年5月24日）去世。十多天後，天京城破，太平天國滅亡。 洪秀全和太平天國的失敗，標誌著中國舊式農民革命的終結。 ③李秀成自述語。見羅爾綱著：《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第22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