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一卷） · 第二章　龔自珍　魏源

清道光年間，中國社會急劇地發生著變化。龔自珍作為中國封建社會末世向近代社會轉換時期的代表人物，他的重要影響越來越被日益覺醒的人們所認識。正如梁啓超所說：「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確與有功焉！光緒間所謂新學家者，大率人人皆經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初讀《定盦文集》，若受電然！」①這一變革時期產生的另一個傑出人物是與龔自珍相齊名的魏源。作為龔自珍的好友和同道，他們生活在同一時期，共受今文經學影響，都猛烈地抨擊封建末世的黑暗，主張改革，提倡「經世致用」之學。龔自珍的特點在於以「但開風氣不為師」標榜，對舊的社會現象和士林風氣進行了最早、最尖銳的揭露和批判，其鋒芒所向，主要在封建社會內部。鴉片戰爭爆發後1年，龔自珍即逝世，在新的時勢面前，發展改革思想的旗幟便由親歷了鴉片戰爭硝煙的魏源繼續高舉。他以「師夷長技以制夷」的響亮口號，開闢了反抗外國侵略、學習西方文明的新方向。 ①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三十四，第54頁。 第一節　龔自珍 生平事略 龔自珍，又名鞏祚，字璱人，號定盦，晚年居住崑山羽琌山館，又號羽琌山民。浙江仁和（今杭州）人，生於清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初五（1792年8月22日），卒於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二日（1841年9月26日）。他出身於一個仕宦的書香門第，祖父龔敬身為乾隆進士，曾任內閣中書、知府、道員等官；父親龔麗正為嘉慶進士，曾任知府、兵備道、署江蘇按察使等官，是乾嘉時著名訓詁學家段玉裁的門生和女婿；母親段馴，在當時也頗有文名，著有《綠華吟榭詩草》。龔自珍從小受到經學和舉業的薰陶，8歲便讀《登科錄》。 嘉慶七年（1802），11歲的龔自珍隨父親來到京師，先師事建德貢生宋璠，次年又隨外祖父段玉裁學習《說文》，接受了嚴謹的訓詁訓練。14歲即考究古今官制，撰有「漢官損益」等文。16歲開始通讀《四庫全書提要》。他不滿足於私塾之學，曾逃到附近的法源寺去讀書。21歲時，龔自珍由副榜貢生考充武英殿校錄。未幾，又隨父往徽州任官，參加了《徽州府志》的編撰，負責修撰「人物誌」，並創立「氏族表」，初步顯示了才華。然而，他的科舉仕途卻坎坷不平，27歲考中舉人，以後五次參加會試考選進士，都落榜不第。十幾年中，他隨父親升遷調任，往來於直隸、江蘇、安徽一帶，出入官場，目睹吏治的黑暗腐敗、貪污橫行。這些人間不平事與他胸中積聚的懷才不遇悒鬱心情屢屢撞擊，進發出改革弊政的思想火花。 嘉慶十八年（1813），天理教徒攻入皇宮的巨變震驚了朝野，嘉慶皇帝也不得不下「罪己詔」，然而同時卻把責任推在群臣身上，斥責他們寡廉薄德。龔自珍藉此機會，撰成著名的《明良論》，第一次明快地表露了自己的政治見解，對君權專制進行抨擊。他指出，腐敗的原因首先在於皇帝視臣下如犬馬、奴才，使大臣不知廉恥，只知朝夕長跪，只知追求車馬、服飾，以言詞取媚君上。在這種制度下，「官愈久則氣愈媮，望愈崇則諂愈固，地愈近則媚益工」①。入骨三分的針砭，令外祖父段玉裁閱後又驚又喜，他欣然加墨批點：「四論皆古方也，而中今病，豈必別制一新方哉？」他欣慰地說「猶見此才而死，吾不憾矣！」②這一時期，龔自珍詩文中「傷時之語，罵坐之言，涉目皆是」，「甚至上關朝廷，下及冠蓋，口不擇言，動與世忤」③。龔自珍這一時期的政論文章，揭露重於說理，感情重於理性。他需要更深刻的思想理論來闡明自己的思想主張。 嘉慶二十四年（1819），28歲的龔自珍會試不售，在京師與魏源一起師事今文學家劉逢祿，研讀《公羊春秋》。今文經學本是西漢的一個儒家學派，他們以五經推測人間禍福，以微言大義解釋統治權術，帶有濃厚的神秘色彩，在諸經中尤重《春秋公羊傳》。古文經學則相反，注重銓釋詞義、訓詁名物，不問政事，在諸經中推崇《周禮》。自魏晉以降，今文經學一直無立足之地。①《龔自珍全集》上冊，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31頁。 ②同上書，第36頁。 ③張祖廉纂：《定盦先生年譜外記》，《龔自珍全集》下冊，第648頁。然而到了清中後期，作為對乾嘉漢學埋頭考據、脫離實際的一種挑戰，今文經學開始復興，首倡者為莊存與，劉逢祿是他的外孫和學生。龔自珍從劉逢祿講述的今文經學那裡找到以微言大義、托古改制的形式來闡發自己改革思想的理論根據，他興奮地在詩中吟道：「昨日相逢劉禮部，高言大句快無加；從君燒盡蟲魚學，甘作東京賣餅家。」①從此，他便以今文經學家的繼承者自許，「但舉大誼，不為巵詞矣」。 嘉慶二十五年（1820），龔自珍會試再度落第，以舉人挑選為內閣中書。從道光元年起，又任國史館校對等官職，先後十幾年。其間，他閱讀了內閣豐富的檔案和典籍，勾索舊聞，探討歷代得失，以後又參加《大清一統志》的修撰，寫出了《西域置行省議》等有深刻見解的文章。 道光九年（1829），38歲的龔自珍經過第六次會試，終於考中進士。他在殿試對策中仿效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撰《御試安邊撫遠疏》，議論新疆平定張格爾叛亂後的善後治理，從施政、用人、治水、治邊等方面提出改革主張。「臚舉時事，灑灑千餘言，直陳無隱，閱卷諸公皆大驚。」②主持殿試的大學士曹振鏞是個有名的「多磕頭、少說話」的三朝不倒翁，他「以楷法不中程，不列優等」，將龔自珍置於三甲第十九名，不得入翰林，仍為內閣中書。在歷任京官的20年中，龔自珍雖困阨閒曹，仍屢屢上書，指斥時弊，但都未被採納，甚至被同僚視為「痼疾」。這一時期，他也撰寫了更加成熟的一些政論，如《乙丙之際箸議》、《大誓答問》、《古史鉤沉論》等，譏刺封建官僚的昏庸。 在京中，與龔自珍密切交往的好友，除了魏源等常州學派的師友外，還有不少憂國憂民的有識之士，如姚瑩、湯鵬、張際亮、黃爵滋、包世臣等。他們常常在詩酒酬唱、賞花觀月的聚會中抒發自己救時補弊的情懷。道光十八年（1838）十一月，湖廣總督林則徐受命為欽差大臣到廣東禁菸，龔自珍極表支持，作《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向林則徐建議嚴懲煙販，積極備戰，並表示願隨同南下，共事禁菸。 由於龔自珍屢屢揭露時弊，觸動時忌，因而不斷遭到權貴的排擠和打擊。道光十九年（1839）春，他又忤其長官，決計辭官南歸，於四月二十三日（6月4日）離京。同年九月又自杭州北上接還眷屬。兩次往返途中，百感交集的龔自珍寫下了許多激揚、深情的憂國憂民詩文，這便是著名的《己亥雜詩》315首。 道光二十一年（1841）春，龔自珍執教於江蘇丹陽雲陽書院。三月，父親龔麗正去世，龔自珍又兼任了原由其父主持的杭州紫陽書院講席。夏末，他曾寫信給江蘇巡撫梁章鉅，準備辭去教職，赴上海參加反抗外國侵略的戰鬥。但八月十二日（9月26日），突患急病暴卒于丹陽，年僅50歲。 政治思想龔自珍的思想在政治、學術、經濟、文學諸方面，都起到了振聾發聵、開一代風氣的作用，其中尤以他猛烈批判封建黑暗、鞭撻混濁士林風氣的政治思想最為激奮。 ①《龔自珍全集》下冊，第441頁。 ②吳昌綬：《定盦先生年譜》，《龔自珍全集》下冊，第618頁。 嘉慶、道光年間，雖已內盡隳壞，但官僚地主、士子文人卻還沉醉在「盛世」的迷夢之中，文恬武嬉，歌舞昇平。龔自珍以鋒利的筆觸，挑破了欺人外皮，無情地擠壓著內中的污穢。他在《西域置行省議》一文中指出，嘉慶以來國勢陵夷，已是「日之將夕，悲風驟至」的衰世了：承乾隆六十載太平之盛，人心慣於泰侈，風俗習於遊蕩，京師其尤甚者。自京師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戶變貧戶，貧戶變餓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賤，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問年歲？①然而，在這樣危翳四伏的社會裡，高踞於統治階級廟堂之上的又是些什麼人物呢？久居官場、出入士林的龔自珍看得很清楚：京師和地方到處充塞著昏庸卑劣之徒，他們只知道升官發財、封妻蔭子。這些醜類互相勾結，盤根錯節，已形成一股強大的惡勢力。在他們控制下，「俄焉寂然，燈燭無光，不聞余言，但聞鼾聲，夜之漫漫，鶡旦不鳴」②，整個社會呈現出一幅豺狼當道，正氣不伸，鴉雀無聲，黑暗淒涼的景象。龔自珍還指出，另一個使人才被壓抑、摧殘的原因是官場論資排輩的用人制度和專重八股的科舉制度。朝廷取士全看代聖賢立言、脫離實際的八股時文，因為內容空疏無以見高下，便用楷法工整作標準。一個有幸得中的士子又面臨著以歲月的累積決定升遷的漫漫之路。自庶吉士至尚書，大約需30至35年，至大學士又需要10年，這時身膺重任的一品宰輔「齒髮固已老矣，精神固已疲矣」，「仕久而戀其籍，年高而顧其子孫」③，就像官府門口的石獅子，徒有其形，相向而坐。為了表示憤慨，龔自珍毅然將自己耗盡「華年心力」的2000篇八股文付之一炬。他尖刻地嘲笑，「我家婦人，無一不可入翰林者，以其工書法也！」在這樣的惡勢力和制度的束縛下，整個社會各階層都在倒退，思想窒息，人才枯竭。以至到了「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閫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廛無才工，衢無才商」的地步①。目睹這種衰世頹敗現象，龔自珍晚年悲憤地呼出自己的心聲：「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瘖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②他大膽地預言，一場大的動亂為期不遠了。果然，在他去世的前後幾年，鴉片戰爭的戰火和太平天國的風雷便無情地衝擊著這個衰朽的皇朝。 在龔自珍的政治思想中，閃耀著特異光輝的是：揭露、批判腐敗現象的矛頭已經觸及到了君主專制制度。他斥責封建帝王為了樹立自己「一夫為剛，萬夫為柔」的淫威，「未嘗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號令；去人之恥，以嵩高其身」，「震盪摧鋤天下之廉恥」③。在這種威脅利誘之下，士大夫養成阿諛奉承的習氣，「自其敷奏之日，始進之年，而恥已存者寡矣！」④因此，政事日壞，人才日鮮，也就是必然的了。龔自珍的揭露，實際上已把社會黑暗的根源歸結於封建君主專制。儘管他的認識還不具有從根本上改變封建制度的要求和意義，但他這種大膽淋漓的揭露，對後世的資產階級思想家每每①《龔自珍全集》上冊，第106頁。 ②《尊隱》，《龔自珍全集》下冊，第88頁。 ③《明良論三》，同上書，第33頁。 ①《乙丙之際箸議第九》，《龔自珍全集》，第6頁。 ②《己亥雜詩》，《龔自珍全集》下冊，第521頁。 ③《古史鉤沉論一》，《龔自珍全集》上冊，第20頁。 ④《明良論二》，《龔自珍全集》上冊，第31頁。 有啟迪作用。 龔自珍是一定時代和社會階級的代表人物，時代和歷史的進程，向中國封建社會提出了改革的要求。作為這種時代社會要求的反映，龔自珍在揭露和抨擊衰世弊政和士林風氣的同時，還提出了救時補弊的改革主張，他大聲疾呼，「自古及今，法無不改」，「奈之何不思更法？」並提出一系列具體改革措施：淘汰冗員，將八股改為策試，加強大臣的權力，興修水利等等。但是社會歷史條件還不可能使他突破封建制度的門檻和地主階級的局限，只好把這一切寄托在希望出現的聖君身上，勸說皇帝自動改革。由於他的企求仍建立在補救舊制度之上，因而其改革思想較之對舊制度的揭露和鞭撻頗為遜色，一系列具體主張也不外乎前人早已唱過的老調。 面對「外夷」強陵的時勢，龔自珍產生了抵禦外侮的愛國主義思想。他和林則徐、黃爵滋一起主張嚴禁鴉片；建議林則徐赴廣東禁菸，「火器宜講求」，「多帶巧匠」，「修整軍器」。並申明這場反侵略自衛戰爭的正義性質：「此驅之，非剿之也」，「此守海口，防我境，不許其入」，而不是畏縮顢頇之流誣衊的「開邊釁」①。龔自珍對鴉片戰爭的發展態勢很有預見，據記載，直隸總督上奏請裁撤天津水師，「謂無所用，歲計費且數十萬，上可其奏」。龔自珍聞知，急上書萬言，「言不可撤狀」，但不為所用。兩年後，英國軍艦果然北上攻打天津，「人始服其先識」②。龔自珍對西北邊疆也十分關注，曾協助歷史地理學家程同文、徐松修撰《會典》「理藩院」一門，在研究西北山川地理、部落源流的基礎上，較早地提出在新疆設省，開墾移民，防止外國殖民者入侵。龔自珍的早逝，使他的抵禦外侮愛國主義思想在政治思想內容中未能得到進一步發展。 學術思想龔自珍的學術思想，主要體現在他利用了「今文經學」這箇舊的形式，使之與「經世致用」相結合，成為他關心國計民生，批評時政、改革社會的武器。 龔自珍並非清代今文經學興起的首倡者，他之前已有莊存與、孔廣森、劉逢祿幾代學人。莊存與生活在封建危勢漸露的清中期，再度提倡漢代應變的公羊思想，企圖以此調整舊的社會秩序，但他主要還是一個經學大師，與現實政治尚保持一定距離。劉逢祿雖然強調何休的「微言大義」，使公羊學逐步和實際相結合，由此可能引申出改制變革的新意，但他們都未脫出漢代以來今古文經學傳統鬥爭的窠臼。龔自珍自幼吮吸的是清代占統治地位的乾嘉漢學濃郁空氣，但面臨腐朽頹敗的社會現實，他對社會的認識也開始發生了變化，從而對今文經學的《春秋公羊傳》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封建末世的社會危機感和挽救這種危機的責任感，使他毅然離棄和抨擊脫離現實的考據漢學和宋明理學，「言生平惡《周禮》」，指斥「著書只為稻粱謀」，「至竟蟲魚了一生」的迂腐學風。他認為，道和學、治，本是一體。得天下者為王，佐王者為宰、卿大夫，交租稅者為民，民之有識者為士。王、宰、卿大夫與民「相與以有成者，謂之治，謂之道」，「是道也，是學也，是治也，①《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龔自珍全集》上冊，第170頁。 ②《龔自珍研究資料集》，第342頁。 則一而已矣」①。這種把經學和現實政治緊密結合的認識，在清代今文經學中是一個新的發展。同時，龔自珍對漢代以來舊的今文經學也進行了改造和批判。 龔自珍十分強調人的作用，他批判董仲舒「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 的公羊學天人感應論，指出「天地，人所造，眾人自造，非聖人所造」，而人也是「自造」，「非聖造，非天地造」①。極力主張破除對自然現象的迷信和神秘觀念，反對用今文經學對人間災異作穿鑿附會解釋：「最惡京房之《易》，劉向之《洪範》，以為班氏《五行志》不作可也。」建議根據欽天監中歷來彗星運行的記錄檔案，研究其規律，撰成一書，「可以摧燒漢朝天士之謬說矣」②。他打破了由來已久的今古文經學森嚴門戶的拘束，吸收了「六經皆史」觀點，認為《易》、《書》、《春秋》等，都是「卜筮」、「記言」、「記功」之史，從而將今文學家眼中塗有神秘色彩的諸經，還原為社會歷史的記載。龔自珍雖然以服膺今文經學相標榜，但實際上他與漢代董仲舒諸人已相去甚遠，既不主張尋章摘句、考據訓詁的漢學，也不主張以讖緯迷信附會臆說的公羊學，而是用今文經學的微言大義去闡發經世致用思想。在這個宗旨下，他又提出了樸素的辯證思想。 龔自珍認為，「自古及今，法無不改，勢無不積，事例無不變遷，風氣無不移易」③。制度和朝代一樣，都是新舊更替，不斷變革的，已經陳舊過時了的制度、政令如果不自行改革，就必然被新勢力強制改革所代。他引申了公羊三世說的「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把社會歷史解釋為「治世——亂世——衰世」三階段。從經世致用思想出發，他明確指出，當時的社會是「起視其世，亂亦竟不遠矣」，必須對種種醜惡黑暗的現象和制度予以揭露和改革。但是，究竟怎樣改革，他卻找不出明確的答案。儘管龔自珍是那個時代、那個營壘的佼佼者，但他畢竟要維護封建階級的根本利益，這種立場的限制，就使他的辯證思想仍然跳不出封閉的循環的圈子。他說：「萬物之數括於三，初異中，中異終，終不異初。」只承認現象的變異而否認質的變化，因此事物最終還要回復到原始的狀態。這種認識反映在政治態度上，即是一方面對腐敗現象嫉惡如仇，一方面又主張「風氣之變必以漸也」。在抨擊腐惡、開通風氣鬥爭中表現為勇敢的猛士，在傳統儒學和封建根本倫常面前卻表現得迷惘和怯懦。這樣，篤信今文經學的龔自珍，晚年又「猶好西方（佛教）之書」，校讎佛經，撰《龍藏考證》等。這種矛盾交織的現象，說明他在經世致用、開闢新路的挫折中，「忽然擱筆無言說，重禮天台七卷經」，只好向域外去尋求一些精神安慰和解脫了。 經濟思想龔自珍的經濟思想，是其政治思想在經世致用過程中，思索衰世之源和尋覓救世之方的反映。 他看到了社會經濟中存在的嚴重貧富不均現象，揭露了清統治者對人民①《乙丙之際箸議第六》，《龔自珍全集》上冊，第4頁。 ①《壬癸之際胎觀第一》，《龔自珍全集》，第12頁。 ②《龔自珍全集》，第346頁。 ③《上大學壬書》，《龔自珍全集》下冊，第319頁。 血汗的無止境榨取，譴責開捐例、加賦、加鹽價等政策是「割臀以肥腦，自啖自肉」，痛斥官僚大吏只知以苛捐雜稅中飽私囊，致使封建社會賴以存在的農村經濟嚴重破壞，廣大農民流離失所。透過種種社會經濟凋敝現象，龔自珍力圖從社會財富分配方面去尋找動亂之由。他在《平均篇》中指出：「其始，不過貧富不相齊之為之爾。小不相齊，漸至大不相齊；大不相齊，即至喪天下。」①這裡，他能夠覺察到封建社會的興衰取決於社會財富的分配是否平均，並且覺察到由於分配不均而形成的貧富懸殊和社會矛盾，力圖從經濟根源上尋找皇朝治亂和新舊更替的原因，這無疑是一個比較深刻的認識。但是，他對造成嚴重貧富不均現象的進一步分析，則陷入了主觀意識決定論，他把這種現象歸結於「人心亡，世俗壞」，因而官吏貪污無忌，商人「皆欲並十家、五家之財」，而不可能揭示封建制度的本質。所以，龔自珍頭腦中的經濟改革主張只是調整貧富懸殊的較大差別，保持「小不相齊」，防止「大不相齊」，即「富貴者，天所以待王公大人君子」，統治階級按其等級地位，應該占有較多的財富；「貧賤，天所以限農畝小人」，被統治階級居於貧賤也是合理的，企圖用調和的辦法去緩和尖銳的社會階級矛盾。具體到土地分配上，他在《農宗》一文中提出以西周宗法制度來確定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的辦法，將宗法組織中的成員分為「大宗、小宗、群系、閒民」4個等級，按此進行土地多寡的分配。這種以復古的辦法來解決農民喪失土地、淪為流民的現實，顯然是虛幻的。龔自珍一方面對土地兼併的積弊強烈不滿，一方面又苦於公羊學的空洞，在古代經書中既找不到解決實際問題的典章制度，在自己頭腦中又設計不出重新規劃社會秩序的有效方案，於是也像以前的今文經學家一樣，只好從古文經《周禮》中向回歸上三代社會那裡去尋找出路。然而這是一條違背歷史發展規律的不通之路。 任何先進思想家的思想都必然是社會經濟發展趨勢的反映。儘管封建社會長期停滯，但到了龔自珍時代，商品經濟在中國，特別是在江南地區仍然有了某些發展。晚年的龔自珍，也由早期重農抑商思想開始向較為重視商品經濟轉化。他改變了商人是破壞社會經濟因素的看法，提倡發展蠶桑木棉等商品原料生產，主張「且仿齊梁鑄餅金」來抵制外國銀元，並建議林則徐在抵禦外侮的同時，發展有限的「互市」。當然，在中國社會自然經濟受到外來衝擊之前，龔自珍的經濟思想內容是比較浮淺的，對商品經濟的認識也是出於直觀的現實感受。他的建立在維護封建土地所有制原則下的平均思想，其積極意義在於尖銳地揭露了這種制度造成的「貧者日相傾，富者日愈壅」的社會現象，並從經濟上尋找社會危機的原因，向統治者發出了「喪天下」的嚴厲警告。 文學成就龔自珍的文學成就，如同其政治思想是鴉片戰爭前夕這個變革時期的產物一樣，也以新的內容和風格在封建末世獨放異彩。 他寫成於南歸旅途中的《己亥雜詩》，是中國詩史上罕見的大型組詩，總結了幾十年來師友交遊、仕宦沉浮、著書倡說的經歷，也是對沿途所見社會凋敝、民不聊生景況所發的感慨。他的詩有意境清新、詞語瑰麗、高言快①《龔自珍全集》上冊，第78頁。 語的特點，不過使他的許多詩作不脛而走，備受推崇的真正原因，還在於它對社會腐惡現實的無情鞭撻，引起了人們的共鳴和激賞。 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田橫五百人安在，難道歸來盡列侯？①浩蕩離愁白日斜，吟鞭東指即天涯；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津梁條約遍南東，誰遣藏春深塢逢？不枉人呼蓮幕客，碧紗■護阿芙蓉。②這些慷慨、悲憤、擲地有聲的鍊句，深深地打動了迷惘而又不甘沉溺的青年知識分子的意緒，喊出了久被壓抑的人們的心底之聲，因而使他的詩歌從清代詩壇王士禎「神韻說」、沈德潛「格調說」、翁方綱「肌里說」等專重形式的樊籠中沖躍出來，被後世譽為「三百年間第一流」。龔自珍的詩歌在藝術和思想、形式和內容的融合上，展示了一個新的境界，成為晚清現實主義詩歌的開創者。 龔自珍生活在鴉片戰爭之前的中國社會，他的思想在政治、學術、經濟、文學等方面都反映出了對當時人間痼疾的強烈不滿和深沉憂慮。經世致用、治國安邦的抱負，促使他以開通風氣、扭轉頹世為己任，然而，重重的羈絆，黑暗的閘門，又使得他徒有雄心，無所用事；階級的局限和傳統思想的纏繞，更使得他實際上提不出改革時弊的有效辦法。這種有志救國、無力回天的苦惱和四處碰壁仍奮擊不止的生活實踐，用他自吟的兩句詩概括就是：「何敢自矜醫國手，藥方只販古時丹」，「一事平生無■幬齕，但開風氣不為師」。還沒有等到鴉片戰爭結束和太平天國起義爆發，這位近代改革的先驅者就與世長辭。 ①《詠史》，《龔自珍全集》下冊，第471頁。 ②《已亥雜詩》，《龔自珍全集》下冊，第509、517頁。 第二節魏源 廣泛問學 魏源，原名遠達，字默深，又字墨生、漢士，晚年因信佛，自稱「菩薩戒弟子魏承貫」，湖南邵陽人，生於乾隆五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1794年4月23日），卒於咸豐七年三月初一日（1857年3月26日）。其父魏邦魯曾任江蘇海州惠澤司巡檢、寶山縣主簿等地方佐雜官，管理刑名、錢糧、水利等事務，受到歷任布政使林則徐、賀長齡、梁章鉅和巡撫陶澍的好評。這對魏源後來經世致用思想的形成有一定影響，也使他能較早地結識一批當時較為注重國計民生的疆臣。 魏源七八歲時入私塾學習，讀書十分刻苦，每至通宵達旦仍不釋卷，自幼沉默寡言，常獨坐深思。15歲時考中縣學生員，開始潛心研習明代理學家王陽明的心學。嘉慶十八年（1813），他20歲，舉為拔貢。次年，又隨父親魏邦魯入京。在北京，他被延館於侍郎李宗瀚家，結識了京師當時各種學術流派的名士，先隨胡承珙學習漢學，又師事姚學塽究心宋學，同時仍常常向在湖南時選拔他為貢生的座師湯金釗請教王陽明心學。廣泛的求學，刻苦的鑽研，使魏源很快名滿京師，名士醇儒相與交納。嘉慶二十四年（1819），他考中順天鄉試副貢生。道光元年（1821），再赴順天鄉試，卻仍被抑置副貢生。這個時期，魏源一面為自己打下了堅實的學術基礎，一面也在不斷探討治國安邦的學問。 講求經世致用，批判時弊道光二年，魏源以第二名的成績考中順天鄉試舉人。不久，他赴古北口受館於直隸提督楊芳家，並考察山川關隘。道光五年（1825），他被江蘇布政使賀長齡延為幕賓，編輯清代經世致用文章集大成的《皇朝經世文編》，「遂留意經濟之學」。巡撫陶澍是一個注重國計民生的名臣，也常常和他商籌海運水利等政事。 魏源少龔自珍兩歲，他們生活在同一個時代。岌岌可危的衰世同樣刺痛著他的憂國憂民之心。作為幕賓，通過治民理案，得以體察社會，從而使他對社會危機和官場積弊有了比較深刻的了解。 痛感時世腐敗的同時，魏源開始思索世道日衰的原因所在。他在京求學之時，正值清代今文經學崛起，便拜在今文經學家劉逢祿門下，研習《公羊春秋》。在那裡，魏源結識了龔自珍，兩人都為劉逢祿所激賞，常常在一起切磋古文辭，探討實學。 道光六年（1826），魏源與龔自珍同赴禮部試。劉逢祿適為會試同考官，得浙江、湖南兩卷，「經策奧博」，認為必是龔、魏，極力推薦，但他們還是落第了。劉逢祿感慨萬端，於是作《題浙江湖南遺卷》詩以表痛惜，但從此世以「龔魏」並稱二人。 同龔自珍一樣，魏源對乾嘉之際沉迷於訓詁考據、繁瑣無用的學風十分反感，他尖銳批評道：「自乾隆中葉後，海內士大夫興漢學，而大江南北尤盛。..爭治訓詁音聲，爪剖釽析」，他們將明末清初顧炎武、黃宗羲等的經世致用之學摒於經學之外，卻以專事尋章摘句來「錮天下聰明智慧使盡出於無用之一途」①。為了糾正這種學風，並從根本上否定這種風氣賴以流行的護身符，魏源從今文經學的角度對一些被清代漢學家奉為神明的經典提出大膽質疑。在《詩古微》中，他指斥《毛傳》和大小序皆系晚出偽作；在《書古微》中，他認為馬融、鄭玄之學都出於偽作的杜林《漆書》，提出古文《尚書》是否存在尚有疑問，被視為「閻百詩以後第二重公案」。魏源認為，《六經》並不是萬古不變的教條，只是「網羅放失，纂述舊聞，以昭代為憲章，而監二代之文獻」②。既然上古三代與後世的天地人物都不同，法令和制度也都隨之發生變化，那麼就不能泥守古法，必須變革。他舉出了從唐代租庸調至兩稅法，再到明代一條鞭法的一系列賦稅制度變化，來說明「變古愈盡，便民愈甚」③，改革越徹底，進步就越顯著。這種建立在歷史進化論之上的改革思想，較之龔自珍又深入了一步。經學發展到龔、魏手中，開始擺脫了繁瑣無用的學風，逐漸與通經致用、改革時弊結合起來。 魏源還猛烈抨擊了使士林醉心於功名利祿的八股科舉制度，他譏諷這種考試的結果，「專以無益之畫餅，無用之雕蟲，不識兵農禮樂工虞士師為何事」的「科舉兔冊」④之人來遍任六官之職，治理四方之民。針對嘉道時期專以楷法工整取士的科舉制度，他在詩中辛辣地嘲笑：小楷書，八韻詩，青紫拾芥驚童兒；書小楷，詩八韻，將相文武此中進。..從此掌絲綸，從此馳鞀鐸，..從此考樞密，從此列諫官，盡憑針管銹鴛鴦。..雕蟲竟可屠龍共，誰道所養非所用！①儘管他厭惡以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但又只能通過這個途徑獲得一個官職，來實現自己經世致用的抱負。因此，他仍不斷地參加會試。 參與鹽務、漕運、治河的改革道光八年（1828），魏源以舉人捐資為內閣中書舍人，在閱讀內閣史館如「掌故之海」的典籍檔案中，他積累了大量有關典章制度的資料，為以後著史理政奠定了基礎。道光十一年（1831），魏源以父喪居鄉3年。賞識魏源經濟才幹的兩江總督陶澍，延請魏源入幕協助改革鹽政。直至鴉片戰爭以後，魏源在鹽務、漕運、治河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主張，並進行具體的嘗試和努力。 清代鹽的生產和運銷，一直由官府壟斷。長期以來，鹽官和官準的場商、運商勾結在一起，形成了一個特權集團。官僚管理的虧損，對皇室的報效，貪官奸商的中飽，都轉移到鹽的生產者、消費者身上，造成鹽價昂貴、產銷停滯的嚴重積弊，致使私販蜂起，清廷雖以嚴刑緝私，也緝不勝緝。魏源清楚地看到了壟斷的癥結，提出改行「票鹽」制度的方法。由商人向官府交納一定的鹽稅後，官方便發給鹽票，憑鹽票可以自由買鹽、自由販賣。這樣減少了中間環節各級官吏的層層盤剝，「特盡革中飽蠹弊之利，以歸於納課請①《武進李申耆先生傳》，《魏源集》上冊，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58頁。②《國朝古文類鈔敘》，《魏源集》上冊，第228頁。 ③《默觚下·治篇三》，《魏源集》上冊，第48頁。 ④《默觚下·治篇一》，《魏源集》上冊，第37頁。 ①《都中吟》，《魏源集》下冊，第675—676頁。 運之商」①，所以鹽價降至一半而商人仍有利可圖，私販自然不禁自滅。魏源的主張被陶澍採用後，果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每年「倍額溢課數十萬」②。此後的歷任兩江總督陳鑾、林則徐、璧昌、李星沅、陸建瀛等，遇有鹽政要務，都常來與魏源商議。 水災頻仍，黃河泛濫，是清朝統治者深感頭痛的問題。「無一歲不虞河患，無一歲不籌河費」，可是河患依然如故。魏源認為，河患水災有來自自然的一面，更重要的還在於人禍，即治河官吏的侵蝕河工經費、地方豪強的壟斷水利。所以，「欲興水利，必除水弊。除弊如何？曰：除其奪水奪利之人而已」③。魏源還認為，過去治理黃河的方法也不對頭，「下游固守，則潰於上；上游固守，則潰於下」④。這樣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無濟於事。他主張因勢利導，使黃河人工改道，北流入海。指出這是遲早會發生的自然趨勢，而以人力預先改道為上策，如果等待黃河一旦崩決，自然改道，則後果不堪設想。魏源的這兩種見解，在當時都無法實行。官吏貪污是封建官僚制度的必然產物，無法根除。而在道光咸豐衰世，即使一次小的整頓也困難重重。黃河人工改道，工程浩大，財政上捉襟見肘的清廷也無暇及此。鴉片戰爭以後，魏源在出任興化知縣等地方官時，又儘自己微薄的力量，在小範圍進行了水利治理。興化境內臨近運河和高郵、洪澤二湖，時有澇災。一次，高郵湖將決，他親率民卒護堤保稻，「冒風雨伏堤上」，以致「目赤腫如桃」，終於保住了大堤，百姓遂將當年收成稱為「魏公稻」①。治水過程中，魏源撰寫了籌河、水利、堤防等文多篇，見解雖好，然而生逢末世，終不為所用，使他的才能得不到發揮。魏源臨終前二年的咸豐五年（1855），黃河果然如他所預料的那樣，於銅瓦廂大決口，改道入海，給下遊人民造成慘重損失。漕運，是當時又一積弊。自明清以來，南糧北運一直通過運河，朝廷設有漕運總督等一系列官員進行管理。至晚清，由於各級官吏把持盤剝、地方豪強敲詐勒索日形嚴重，弄得怨聲載道。魏源看到漕運之弊已是積重難返，便主張改為海運，由商人承辦，不再以官府壟斷。他指出，海運不經河閘，不經層層中飽和饋送，有四利、六便，對國家、人民、吏治、商人均有好處。他進一步指出，商人辦海運，可以把江浙之貨附於漕船，運往北方，將促進南北物資交流，使物價下降，繁榮國內的商業。道光五年（1825），魏源在巡撫陶澍幕中，還實際參與了籌劃海運活動，撰有《籌漕篇》、《道光丙戌海運記》等文，並在《皇朝經世文編》書中對這一關係國計民生和吏治的重大改革予以讚揚。 道光十五年（1835），魏源為了奉養母親，在揚州買了一所庭園，取名「絜園」，內有「古微堂」書屋，他在此寫成了許多詩文，集為《古微堂集》、《古微堂詩集》。在魏源宏富的著述中，還有闡發「微言大義而辟東漢馬、鄭古文之鑿空」的有《詩古微》、《書古微》、《公羊春秋古微》、《董子春秋古微》，探討學術、評論政治的有《默觚》，以及《元史新編》、《禹貢說》等。 ①《淮北票鹽志敘》，《魏源集》下冊，第439頁。 ②《太子太保兩江總督陶文毅公神道碑銘》，《魏源集》上冊，第329頁。③《湖廣水利論》，《魏源集》上冊，第391頁。 ④《籌河篇上》，《魏源集》上冊，第367頁。 ①魏耆：《邵陽魏府君事略》，《魏源集》下冊，第956頁。 綜觀鴉片戰爭以前魏源的思想和活動，主要是抨擊封建末世的黑暗現實，與龔自珍一起以今文經學的形式，倡導關心國事民瘼，主張改革社會政治風氣。他繼承明末清初經世致用崇尚實學的思潮，提出了一些有積極意義的主張和具體措施，但思想範疇仍未超出探掘闡發古代經書「微言大義」和「經世致用」的框架。 參與抗英和編撰《海國圖志》道光二十年（1840），鴉片戰爭爆發，正在揚州治河的魏源趕至寧波前線，在欽差大臣伊里布軍中參加審訊俘虜的英軍軍官安突德。從其口供中，魏源對西方的人文地理有了一些了解。次年，他結合其他英俘的口供，撰成《英吉利小記》，後收入《海國圖志》。 道光二十一年，魏源在兩江總督裕謙幕中籌辦浙江防務。裕謙是一個堅決主張抵抗侵略的疆臣，但部下將領餘步雲等貪生怕死，清軍武器裝備又極為落後，終使浙江海防失守，裕謙自殺。親歷了這一抵抗英國侵略戰爭的魏源，看到了英軍的殘暴行徑和堅船利炮，看到了清朝統治者張惶失措、昏聵庸懦的醜態，「羯虜雲翻覆，驕兵氣指揮。戰和誰定算，回首釣魚磯」。他也看到了沿海軍民忠勇抵抗、不怕犧牲的氣概。從此，魏源的思想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 魏源從事實中認識到，鴉片戰爭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清統治者的昏庸腐敗，指出了他們對世界情勢的懵懂無知、虛妄自大而又畏敵如虎：「承平恬嬉，不知修攘為何事，破一島一省震，騷一省各省震，抱頭鼠竄者膽裂之不暇，馮河暴虎者虛驕而無實。」①他希望清統治者勵精圖治，整軍備武，以求長治久安。為了振奮人心，鼓舞抗擊強敵的士氣，魏源根據自己任內閣中書舍人以來積累的大量資料，發憤撰寫了《聖武記》14卷，於道光二十二年（1842）中英《南京條約》簽訂之時完成。書中歷述了清初以來的武功方略，討論了兵制、戰術等具體問題，反映出他要求富國強兵的強烈愛國主義熱情。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林則徐被遣戍，從重發往伊犁，途中經過鎮江。林、魏當年在北京即志同道合，意氣相投，此時相會，兩人感慨時事，推心長談。林則徐把他在廣東抗英時所譯的《四洲志》、《澳門月報》和粵東奏稿及有關西方槍炮、地理圖樣交給魏源，囑「鉤稽貫串，創榛辟莽，前驅先路」，編撰一部《海國圖志》。魏源果然不負重望，他結合曆代史志及明以來的島志和近日所得「夷圖、夷語」等大量資料，於道光二十二年底編成《海國圖志》50卷，4年後增廣至60卷。咸豐二年（1852），又補充以葡萄牙人瑪吉士《地理備考》、美國人高理文《合省國志》等，擴展為100卷，予以重刊。《海國圖志》是中國第一部較系統介紹世界各國地理、歷史、經濟、文化、軍事等內容的新書，它的刊刻問世，對國內有識之士開拓眼界，了解世界起了重要的促進作用。咸豐八年（1858），兵部侍郎王茂蔭曾奏請將此書廣為刊印，使親王大臣每家置一編，並令宗室八旗作為教材學習。然而酣嬉悠遊和麻木僵化的王公大臣、貴胄子弟們已經失去了接受任何新鮮事物的能力。雖有王茂蔭煞費苦心的推薦，《海國圖志》在中國上層統治者中，還沒有達①《道光洋艘征撫記》，《魏源集》上冊，第187頁。 到在日本的受重視的程度。自道光三十年（1850）第一部《海國圖志》傳入日本，至明治維新前已傳入十數部，被日本學人摘譯翻刻達22種版本以上①，對日本的維新開通風氣，起到了重要影響。 在《海國圖志》中，魏源開宗明義地提出了學習西方先進技術以抵禦外侮的思想，「是書何以作？曰：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②。駁斥了「夷兵不可敵」的畏敵觀點及視西方科技為「奇技淫巧」的謬論，並臚列了「師夷長技」的具體內容和措施。「師夷長技以制夷」思想的提出，不僅把中國近代地主階級改革派思想，推向了有更廣泛代表性的抵禦外侮、學習西方的近代愛國主義思想新高度，而且開始打破了長期的思想封閉狀態，使魏源成為近代中國最早睜眼看世界的呼號者和改革維新思想的先驅者。 魏源對「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認識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他認為師夷是為了制夷，而認真研究夷情是制夷的重要條件。「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不善師外夷者，外夷制之」③。這是對長期以來清朝閉關政策和陳舊國防觀念的否定和批判。同時，他把師夷作為制夷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也涇渭分明地表現出與一味求和、以媚夷求苟安的妥協派的根本區別。其次，魏源明確地指出，夷之長技是「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所謂「長技」，「無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利民用」④，而不是什麼稀奇古怪的不祥之物。他肯定了西方近代科學技術是人類生產進化的結晶，嘲笑清統治者中的頑固分子長期以來顢頇蒙昧。最後，魏源具體地指出了要學習的西方長技內容「有三：一戰艦，二火器，三養兵練兵之法」。魏源是在反侵略戰爭失敗中認識西方的，而戰爭失敗的具體原因之一，就是因為中國缺乏「夷之長技」。因此，他把加強反抗侵略的軍事手段作為當務之急，把學習西方的認識焦點凝聚在西方軍事工業技術上，是很自然的。 魏源提出了一系列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具體措施。(1)買進西方堅船利炮，並在國內設廠製造。起初，他以為只靠買進船炮，就可以掌握長技，後來進一步認識到必須自己生產才不受洋人牽制，因而具體提出建議：在廣東虎門外設置船廠、火器局，延請法國、美國等「夷目」分攜工匠前來司造船械。如此，「我有鑄造之局，則人習其巧，一二載後不必仰賴於外夷」。(2)發展「自修自強」的對外貿易，學習西方技藝，利用西方各國之間矛盾。魏源認為，對外貿易如果沒有鴉片進口，是有利於中國的。他以道光二十七年（1847）情況為例分析，外國輸入中國的貨物（不包括鴉片）值銀「二千十四萬八千元」，而中國出口之貨值銀「三千五百有九萬三千元」，「使無鴉片之害，則外洋之銀有入無出，中國銀且日賤，利可勝述哉？」①在進口物品中，他主張進口大米的同時，進口武器及發展工業所需的「鉛、鐵、硝」等物，也准外商以「艘械抵茶葉湖絲之稅。」(3)積極培養掌握西方長技的人才。魏源認為中國也應該像西方那樣，鼓勵學習科學技術，改變單純以科舉詞章取士的制度。如有能造西方戰艦、火輪船、大炮、水雷等新式器物者，即可給以科①黃麗鏞：《魏源年譜》，第228頁。 ②《海國圖志敘》。 ③《海國圖志》卷37。 ④《海國圖志》卷2。 ①《海國圖志》卷2。 甲出身。(4)設立譯館，翻譯介紹西方書籍。魏源說：「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譯館翻夷書始。」①他十分稱讚林則徐在廣東設譯員翻譯《澳門月報》等外文書報的舉措，自己也非常注重西方著作。他在《西洋人瑪吉士地理備考序》中說：西方有「明禮行義，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徹物情，貫串古今者，是瀛寰奇士，域外之良友」，應該積極地向他們學習。據統計，《海國圖志》一書中魏源引用的西方著作就達20種之多。 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在近代中國社會的早期有著特殊的意義。它衝擊了自明清以來唯我獨尊、視外國為「夷狄」，視中外交往為「來貢」的蒙昧傳統，大膽提出「師夷」的口號，開創了吸收外來先進文明的風氣。儘管這種吸收和學習在魏源身上只達到對西方部分物質表層的認識階段，但他開創了為拯救中國、抵抗外國侵略而向西方尋求真理的先河，這種符合歷史發展趨勢的思想，在中國近代相當長的時期中，一直為各個階層的先進人物所遵循。如王韜所說：「師長一說，實倡先聲。」②值得注意的是，在魏源為抵禦外侮而激發的新思想中，朦朧地閃現著一些代表近代資本主義要求的思想光芒。他提出的建立新式軍事工業的主張，也包含有建立近代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的因素。他看到軍事工業的興起，必將刺激國內商業的勃興和新技術的傳播，對近代工業產品必有蜂起的需求，「蓋船廠非徒造戰艦也。戰艦已就，則閩廣商艘之泛南洋者，必爭先效尤，寧波上海之販遼東、販粵洋者，亦必群就購造」。因此，軍事工業除造戰艦外，其他如「量天尺、千里鏡、龍尾車、風鋸、水鋸、火輪舟、自來火、自轉碓、千斤秤」等等，「凡有益民用者」，都可以製造。在軍事工業生產民用品的基礎上，他終於提出「沿海商民有自願仿效廠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聽之」的主張①。在鴉片戰爭硝煙散去不久的幾年中，魏源的眼光已超越了林則徐等同時期單純以「制夷」為目的的先進人物，開始發出了中國近代新式工業的誕生呼喊。在《海國圖志》中，魏源還通過介紹歐美資產階級政治制度，隱約地表達了自己對西方民主政治的憧憬。他說，美國總統以四年為一任，期滿更代，「總無世襲終身之事」；選官舉賢自下而上公舉，「可不謂公乎？」②魏源的介紹和推崇，一直影響到幾十年後的戊戌維新思潮，可以說是中國近代維新思想的發軔。當然，在魏源提出這些主張的時候，中國還沒有資本主義經濟的土壤。他朦朧地看到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某些長處，但還不能設計出近代中國的政治藍圖。他的基本立場仍是立足於補救封建制度。儘管他比龔自珍較多地接觸了西方資本主義，在政治見解上也超過了龔自珍開出的「古方」，但在抨擊封建君主專制弊害方面卻比後者要含蓄、緩和。如果說龔自珍是詛咒和鞭撻封建專制制度的勇士，那麼魏源就是改革弊政、富國強兵的積極追求者了。 魏源在鴉片戰爭中，看到了沿海人民反侵略鬥爭的偉大力量，給予很高的評價：「三元里之戰，以區區義兵，圍夷酋，斬夷帥，殲夷兵，以款後開網縱之而逸。孰謂我兵陸戰之不如夷者？」③他主張利用沿海勞動民眾與海上①《海國圖志》卷37。 ②王韜：《漫遊隨錄·扶桑遊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2頁。①《海國圖志》卷2。 ②同上書，卷59、60。 ③《籌海篇一》，《魏源集》下冊，第855頁。 漁民練成兵卒，抵抗侵略，駁斥了封建官僚污衊他們為漢奸的讕言：「若謂閩粵民兵雖可用，而多通外夷」，為什麼廣東「斬夷酋、捐戰艦者皆義民？」為什麼台灣「兩禽夷船」、「南澳」「火攻夷船」的也都是義民？①同時，魏源對中華民族戰勝侵略者也充滿必勝信心，認為中國人的聰明才智並「不亞西土」，只要「集眾長以成一長，則人爭效力」，就能「風氣日開，智慧日出」，不僅可以戰勝西方的侵略，而且可以趕上和超過西方。外國資本主義對中國的入侵，使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轉化為外國資本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在保衛民族生存的前提下，代表地主階級改革派人物的魏源，其思想在一定時期與人民利益表現了一致性，從而達到了他那個時代所能達到的高峰。 晚年遭遇道光二十四年（1844），51歲的魏源終於考中禮部會試第十九名貢士，但因試卷文稿草率，被罰停殿試一科，次年才補中三甲進士，以知州用分發江蘇，先後赴東台和興化縣任知縣。道光二十六年，他以母喪丁憂去官，後又南遊廣東，至澳門、香港，與外國人接觸，觀其景況，深感「擴我奇懷，醒我塵夢，生平未有也」②。北歸途中，歷游兩廣、兩湖、江西、安徽、江蘇7省，行程8000里，經時半年。道光三十年（1850），又出任北海州分司運判，協助兩江總督陸建瀛改革鹽政。 咸豐元年（1851），太平天國起義席捲中國南部大地，魏源時補授高郵州知州。咸豐三年，太平軍定都南京，二月又攻克揚州，距高郵僅40里。魏源以知州先辦團練，防禦潰逃官軍沿途焚掠，又鎮壓了湖西太平莊響應太平天國的地方起義軍。三月，他被督辦江北防剿的楊以增以遲誤文報而奏劾革職，咸豐皇帝在上諭中飭責魏源：「於江南文報並不繞道遞送，屢將急遞退回，以至南北信息不通，實屬玩視軍務！」①不久，欽差大臣周天爵又延魏源入幕參謀軍務，因攻打宿州捻軍有功，十一月奉旨復官。但這時的魏源卻「以年逾六十，遭遇坎坷，世亂多故，無心任宦」②辭歸。從此舉家避兵興化，不問政事，唯手訂生平著述，又潛心佛學，會譯《無量壽經》等。魏源晚年輾轉於清軍與太平軍激烈角逐的江浙地區，雖在任職時參與抵抗太平軍，但總的說來態度是不積極的，甚至有傳說稱魏源曾被太平軍聘為謀士③。 咸豐六年（1858），魏源出遊至杭州，寄住僧寺，閉門謝客。咸豐七年三月初一日逝於杭州，終年64歲。 ①《籌海篇二》，《魏源集》下冊，第858頁。 ②《香港島觀海市歌》，《魏源集》下冊，第740頁。 ①《清文宗實錄》卷88。 ②魏耆：《邵陽魏府君事略》，《魏源集》下冊，第958頁。 ③據《世載堂雜憶》：劉禺生在香港聽容閎回憶，李秀成之弟侍王李侍賢「府中有三老人，稱為中國年高有大學問者，最為王所禮遇」。一是古文大家梅曾亮，一是安徽包世臣，「其三為湖南魏先生，通達中外地理」。又李柏榮《日濤雜著》：「默深聲既宏偉，又值洪秀全建國南京，提倡文化，設科取士，乃聘江寧梅伯言、涇縣包慎伯及默深為鄉三老。」 第三節　龔、魏的不同性格 龔自珍和魏源有很深的交誼，同在劉逢祿門下研習今文經學，常常作「促膝之談」；同任內閣中書時，又時時相聚飲酒賦詩，縱論時弊。魏源離京後，龔自珍深感孤寂地嘆息：「默深去後，更可緘舌裹足，杜絕諸緣。」①道光十五年（1835）後，魏源遷居揚州絮園養親，龔自珍自都中歸，必過園留宿。他曾為絮園書一對聯：「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綜一代典，成一家言。」道光二十一年，龔自珍逝世前不久，還一至揚州，宿魏源園中。二人曾約定，「孰後死孰為定集」。待龔自珍逝去，魏源即受其子龔橙之請，親手校訂遺稿，編定《定盦文錄》12卷、《定盦外錄》12卷，並為之《敘》。 實際上，這兩位齊名於世的密友性格迥然相異。龔自珍性情豪邁，「嗜奇好客」，多出奇僻激烈之言，又「喜與人辯駁，雖小屈，必旁徵博引以伸己說」②。他抨擊時弊常常不顧忌權貴，罵坐之言，隨口而出，被人譏諷為「龔痴」。魏源則「默好深湛之思」，喜獨居一處，晚年尤寡言，雖見門生親友，「接二三語，便寂對若望」。他深為龔自珍的放蕩不羈性格擔憂，曾致書勸說：「近聞兄酒席談論，尚有未能擇言者，有未能擇人者。夫促膝之言與廣廷異；密友之爭與酬酢異。苟不擇而施，則於明哲保身之誼深恐有悖。」「此事要須痛自懲創，不然結習非一旦可致，酒狂非醒後所及悔也。」③龔自珍也曾試圖壓抑自己胸中憤世嫉俗的不平之氣，幾度戒詩，燒詩，但戒了又作，作了又戒，甚至為戒詩而作詩：「百髒發酸淚，夜涌如源泉；此淚何所從，萬一詩崇焉。」④他對現實的叛逆性格終已鑄就，一出都，鞭撻時弊的詩作即如連珠泉涌。其實，魏源內心對龔自珍的性格和政治、學術見解十分欽敬，並引為同志。他在贈別龔自珍詩中把兩人共比為：「天昌二鳥鳴，同謫胥江浦，使為世所■，又為譏所俯」，「誓回屠龍技，甘作亡羊補！」①使他們緊緊吸引在一起的，正是這種強烈不滿現實企圖挽回頹危的抱負和意氣。但腐朽沒落的中國封建社會，已經容不得這樣傑出的人才了。 龔自珍和魏源是中國近代初期並稱的傑出人物，他們所開創的經世致用新風，對後世的維新改革有巨大影響。梁啓超多次給以很高評價：「自珍、源皆好作經濟談，而最注意邊事」，「故後之治今文學者，喜以經術作政論，則龔魏之遺風也。」②「數新思想之萌櫱，其因緣固不得不遠溯龔魏。」③另一個戊戌變法的領袖譚嗣同也認為清代文士中，魏源、龔自珍「皆能獨往獨來，不因人熱。其餘則章摹句效，終身役於古人而已」④。 把兩人的性格對照相比，龔自珍以其浪漫的熱情、尖辣的筆墨，對封建末世的黑暗腐朽進行無情砍殺；他的方向，主要在於向鴉片戰爭以前舊的統①《甲寅雜誌》第1卷第7號。 ②吳昌綬：《定盦先生年譜》，《龔自珍全集》下冊，第603頁。 ③《甲寅雜誌》第1卷第7號，《魏源集》未收。 ④《戒詩五章》，《龔自珍全集》下冊，第451頁。 ①《崑山別龔定庵自珍》，《魏源集》下冊，第600頁。 ②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三十四，中華書局1989年影印本，第56頁。③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97頁。④譚嗣同：《論藝絕句》，蔡尚思、方行編：《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上冊，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77頁。 治擲出投槍。而魏源則顯得深沉、嚴肅、實際，以具體口號和身體力行從正面提出了抵禦外侮、學習西方的建設性方案；他的方向，主要在於對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前途的探索。龔自珍和魏源，以他們清新的思想、共同的追求、不同的格調，在鴉片戰爭前後這個中國社會大變革時期，奏出了改革浪潮的主旋律。他們的政治思想，也在此後100多年中國人民尋求解放的鬥爭史詩中，不斷閃耀出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