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一卷） · 第十四章　秘密結社

秘密結社也稱秘密社會，是封建社會末期下層窮苦人民的秘密團體，是經濟上貧窮、思想文化上愚昧落後的產物。最初只是為了消災祈福或互濟互助，以後隨著組織的發展，逐漸成為少數人藉以滿足個人慾望（追求金錢或權力）的手段，或成為首領們實現某種政治目的的工具。 加入秘密結社者，多出於對自己處境的不滿，而憑藉個人力量，通過正常手段又難以使自己的處境與命運得到改善，因而寄希望於秘密結社的組織，用這種「越軌」的手段來達到改變自己命運與前途的目的。秘密結社的首領，往往用一些反對社會秩序的口號，來動員群眾，發展組織。 清代秘密結社分兩大類：一類是宗教型的，通過茹素誦經，消災祈福相號召，以師徒傳授的方式發展組織，用宗教迷信作為維繫內部團結的紐帶，簡稱教門①。另一類是幫會型的，以互濟互助、自衛抗暴相號召，以歃血結盟、焚表結拜弟兄的方式發展組織，用忠於誓言，講究信用和義氣作為維繫內部團結的紐帶，簡稱會黨。 教門根植於自然經濟下小農經濟的土壤之中。小農（自耕農、自由佃農與依附農民）過著與外界隔絕的封閉式生活，以一家一戶作為一個經濟單位，生產只是為了滿足一家人的消費及交租、納稅，很少同市場發生聯繫，彼此間僅存在地域關係，很少有政治和經濟方面的關係，不可能建立起維護自己利益的組織。他們勢單力薄，只能勉強維持簡單再生產，很難承受天災人禍的襲擊，對於未來總是充滿不安與畏懼。由於貧困與落後造成的愚昧，他們只能把嚮往美好生活與改善自己命運和前途的願望，寄託於神靈的庇祐、救世主的降臨。正是這種經濟與思想狀況，使廣大農民特別易於接受教門的宣傳，使他們湧入教門之中。清代前期，北方各地自然經濟的統治比較牢固，教門的組織也比較盛行。 會黨也是小生產者的組織，是在自然經濟開始解體，商品經濟有一定發展的情況下產生的。其成員主要是從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轉化過程中的小生產者與小私有者。清代前期，我國南方閩粵等省商品經濟比較發達，因而這裡的會黨勢力較大。 鴉片戰爭後，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社會性質的變化，對秘密社會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客觀上加速了中國封建自然經濟的解體與商品經濟的發展。自然經濟的解體，使教門賴以存在的土壤逐漸流失，但商品經濟的發展，則湧現出大批小商販、小手工業者、無業游民等，他們紛紛來到城鎮市圩，或到異地他鄉去謀生，為了在新的謀生地得以立足，互濟互助，便大量投入會黨。 近代秘密結社的發展，大體上分為兩個時期。 ①以往學術界多將宗教型秘密結社稱作「秘密宗教」或「民間宗教」以區別於正統的佛、道等教。但從本質上看，這類組織並非宗教或教派，而是民間秘密結社，故稱「教門」為宜。 第一節　鴉片戰爭到太平天國時期教門 鴉片戰爭後，從總的發展趨勢來看，白蓮教系統的各個教門組織，都逐漸衰落了。其中比較活躍的青蓮教，已開始向會黨轉化或與會黨融合。青蓮教是大乘教的一支，又稱金丹教。該教門自稱：「金者堅之稱，丹者圓之謂」，故稱金丹教①。青蓮教在江西、湖南一帶，人們因其徒眾茹素食齋而謂之為齋教。傳到北方熱河的一支，又稱「金丹八卦教」。教內有嚴格的等級，教徒分為頂航、引恩、寶恩、證恩、添恩等。凡入其教門，須由添恩遞進，逐級升級。教門內又設有上、中、下三蓋經牌，領得上蓋、中蓋者，才可以傳徒②道光年間，青蓮教由四川傳入湖南武崗、新寧一帶。道光十五年正月十九日（1835年2月16日），青蓮教首王又名從四川成都至湖南武崗縣，以算命打卦為名，傳徒糾眾，宣稱青蓮教教人坐功運氣，是金丹大道。凡習其教者，可以消災祈福，成仙成佛。該縣程孔固聽從入教。王又名向他傳授坐功運氣之術，早晚誦經，懺悔過惡；令他供奉「無生老母」，誓食長齋。後又帶他到四川，傳給他《龍華經》、《上靠定經》及《眾生啟上懺悔經》即《五報十懺》，並坎卦圖章一個。告以：上字言太上無極，靠字是言告人不可為非，定字是言人有定志。「眾生啟上」是言眾人啟告太上，懺悔過惡。坎卦是天一生水，取坎填離之意。程孔固回到武崗後，用紅紙書寫「無生老母」牌位，供奉家中，勸人吃齋入教，先後傳徒程孔讀、潘明德、雷倡和等40餘人，使之入教。後程孔固之徒雷倡和又傳瑤民藍正尊入教，使青蓮教又在該地瑤民中傳開。 青蓮教在雷再浩、李沅發時，開始向會黨轉化。 雷再浩是湖南新寧縣瑤民，與廣西全州人李世德等素相交好，同入青蓮教，在武崗一帶以「茹素邀福」為號召，傳教收徒。後因「本地葷食之人不肯允從」，難以傳教，遂仿照附近天地會的方式，糾人結拜弟兄，於道光二十七年（1847）在該縣創立棒棒會。結會時，「先搭高台，以一頭目居其上，稱曰大哥。令新入會者拜伏於下，各齋錢一百八十文，焚香歃血為誓」①。由會首發給每人小白旗一方，上書「關口渡牌牒」五字，蓋以「保和堂」戳記，作為相互識別之暗號。雷再浩見入會之人漸眾，遂與李世德等率眾在武崗縣黃陂洞地方舉行武裝起義。後因雷再浩兵敗被俘，起義失敗。 雷再浩以後，又有青蓮教首領李沅發在新寧一帶創立把子會。李沅發是新寧水頭村人，家貧無田地，靠編織草鞋為生。後因難以維持生計，離家「在外遊蕩」。道光二十七年（1847）參加雷再浩起義，充任「總鐵板」。事敗，逃歸新寧。道光二十九年，新寧暴雨成災，「谷價昂貴，富戶不肯發賣，本縣並不勸諭減價，又不開倉平糶。紳士只把賓興倉義谷出售，為數不多。八月收復後，又勒索重利，貧民無力償還」。同年十月，李沅發見本地「人心不服」，與同縣之謝興有、劉復昌等「說及生計艱難」，商議結拜弟兄，興立「把子會」，以「劫富濟貧」相號召。凡入其會者，「各出錢百文，買備①檔案《軍錄》裕泰折，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 ②檔案《朱批奏摺》江西巡撫吳文鎔折，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①《新寧縣誌》卷16，《兵事志》。 香燭雞酒，朝天同拜盟誓，如有翻悔，死在刀下」①。後因會內楊倡實被知縣萬鼎恩搜獲，李沅發遂率領會眾300餘人，於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十三日（1849年11月18日）深夜起義，進攻新寧縣城。起義者頭裹紅巾，軍旗上寫有「萬雲龍」字樣，帶有天地會特色。起義軍在城內會眾接應下，攻占縣城，救出楊倡實等，處死知縣萬鼎恩。李沅發下令「眾弟兄一齊蓄髮」，以表示對抗清廷的決心。起義軍在城內設立五營，首領皆稱「大哥」，李沅發被尊為「總大哥」，總管五營。又分造五色旗幟及「三軍司令」、「劫富濟貧」兩面大旗。起義軍在新寧堅持了40天，後因清軍將城牆炸裂，被迫突圍，最後失敗。青蓮教的另一支，則直接與天地會相融合。道光二十五年（1845）八月，江西南康縣人董言台，即董時詒，在贛州與當地人劉仙爵會遇閒談。劉仙爵告以自己曾學習金丹教，入教後茹素食齋，可以獲福延年。教內有洋布牌，書寫乾、震、離三卦，蓋印圖章兩個，一是八卦，一是「三官會慶」四字，領得布牌者即可自行傳徒。董言台即拜劉仙爵為師入金丹教即青蓮教，禮敬無生老母。劉仙爵傳給咒語，令其盟誓，並給予布牌一個。董言台入教後，不食葷酒，人皆稱他為「齋公」。道光二十七年二月，董言台來到湖南，與同教蔣萬成、黃松壽及添弟會內唐幗通結拜添弟會。唐幗通向添弟會首領張老二借得拜會時傳抄字帖，仿照刊刻印刷，分頭糾人。同年三月初五日（1847年4月19日），董言台、唐幗通等同至湖南臨武縣社下地方，共74人，一同結拜添弟會。其後蔣萬成又因貧苦難度自行傳教斂錢，陡照造圖章、經牌，自稱金丹教教首，糾得丁茂盛等8人，拜他為師入教。道光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七日（1847年7月9日），董言台回至江西長寧縣，又與素識之謝嗣封等人結拜天地會，後改稱「關爺會」。 鴉片戰爭後，教門逐漸衰落，在群眾中的影響也在減弱，以致窮苦人民越來越多地投向會黨，甚至有的教門的組織也開始向會黨轉化或與會黨融合。 會黨鴉片戰爭後，會黨的發展甚為迅速。不僅天地會系統的會党進一步發展，而且又興起了兩大會黨系統，即青幫與哥老會。 天地會系統的會黨。 鴉片戰爭後，天地會總的發展趨勢是從秘密傳播走向公開的武裝反抗鬥爭，在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鬥爭中衝鋒陷陣。從組織上來看，比清代前期又繁衍出更多的名目，主要有以下一些。 隆興會。廣東香山縣人高名遠、周佩居等人創立。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845年1月4日），周佩居來至高名遠家中閒坐，談及彼此孤單，恐人欺侮，商議糾人拜會，以便遇事互相幫助。高名遠憶及以前外出謀生時，曾於不識地名山洞中拾得布包一個，內有天地會《會簿》一件，遂向周佩居商議結拜天地會，以期遇事互相幫助，兼可恃眾搶劫。周佩居允從，二人分頭糾得黃孔懷等68人，於十二月初二日（1月9日）在香山縣草旅山地方齊集。每人出銅錢300文，交給高名遠買備香燭雞酒。眾人推高名遠為「大哥」，高名遠在桌上設立洪令牌位，率眾跪拜。另外用竹篾扎圈為門，門口①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李沅發供詞》。 架起紙刀兩把，令眾人從刀下鑽過，傳授「開口不離本，出手不離三」暗號，宰雞滴血入酒分飲。高名遠以天地會名目已久，恐難招人，遂改名隆興會①。關爺會。江西贛州人凌成榮、謝嗣封糾人創立。道光二十七年（1847） 正月，贛州長寧縣人凌成榮、僧道祥等赴素好之謝嗣封家探望。謝嗣封稱贛州一帶向有天地會名目，同會之人彼此幫扶，可以免人欺侮，倡議糾人結會。凌成榮等允從，分頭糾得24人，於是月二十六日（3月12日）齊赴謝嗣封家會齊。謝嗣封用紅紙寫立關爺牌位，又做紙旗五面，上寫「忠義堂」三字，插入米斗之內，並買備香燭雞酒。謝嗣封先將入會者名單寫入紙上，復與眾人一同向神牌跪拜。謝嗣封自居老大，凌成榮、僧道祥等為「散老大」，其餘按年齡大小排列。謝嗣封站立上首，口念：「有忠有義，無得欺兄騙弟，如有欺騙，立見消亡。」命令眾人：此後總老大有事呼喚，不許不至。誓畢，宰雞取血滴酒分飲。相約會內之人皆以髮辮向左盤為記號。其後，謝嗣封「因天地會歷奉拿辦，恐致張揚敗露，遂改為「關爺會」②。 紅錢會。福建建陽李先迓等創立。李仙迓原籍江西南豐縣，向在福建建陽縣種山度日。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與同鄉饒聶狗相遇，往來交好。道光二十七年三月，饒聶狗患病時，李先迓為之出資調治。饒聶狗感激之餘，向李告知自己以前曾在三點會首領李魁家中傭工，得到結會歌訣一本，遂將歌本交李先迓收存。嗣後饒聶狗病故，李先迓遂欲糾眾結會，先後糾得130餘人。眾人皆拜李先迓為師，李先迓傳授「開口不離本，出手不離三」口訣，及吃飯拿物俱用三指暗號。旋因三點會查拿甚嚴，遂改名紅錢會。相約將銅錢用銀硃塗紅，每人各給一枚，作為入會憑據①。 尚弟會。湖南衡陽人左家發與廣東人李丹所結。左家發即劉開三，又名劉沅龍，行醫為業。道光三十年（1850）七月，由湖南衡山縣搭船外出行醫，會遇同船之廣東人李丹及湖北人張添左。適值李丹染患眼病，為左家發治癒，遂相契好。李丹遂向左家發等述及廣東舊有添弟會，現改名尚弟會，凡入會者，互相幫助，並可恃眾搶劫，按股分銀。左家發等遂拜李丹為師。李丹給予三圈印票數十紙，稱為門牌。告以內有上蓋、中蓋、下蓋之分。上蓋為天盤，中蓋為地盤，下蓋為人盤，粘貼門首，遇會內之人搶劫，能免劫掠。領買上蓋者需繳錢3400文，可保一族；中蓋繳2400文，可保一家；下蓋繳1400文，可保一身。並稱會內分黃、紅、白三家，廣東老萬山之朱九濤為黃家，住處設有忠義堂；李丹為紅家；張添左為白家。紅、白二家皆聽黃家統屬。並傳授歌訣：「金丹始祖洪啟盛，洪英傳授與丹隆，大明國璽高溪義，五祖留記教萬宗。太極天圖高懸掛，天書寶劍插斗中。不知原來真正義，牛八下世坐山宗。」稱時常念誦，可免災患。相約會中人相見，髮辮由左盤右，將線垂下，便可識別②。 邊錢會。清前期的邊錢會尚非天地會系統之會黨，後來受到天地會的影響，到近代成了天地會的分支。咸豐元年（1851），江西寧都人李運紅等在崇義縣所結邊錢會，已與天地會毫無二致。是年九月，李運紅從荒擔上買得舊書一本，內有邊錢會結會口訣，遂起意糾人結會。九月二十日（11月12①《軍錄》耆英折，道光二十五年九月廿八日，轉引自莊吉發：《清代天地會源流考》，第108頁。②《軍錄補》，兩廣總督徐廣縉折，道光二十八年九月初三日。 ①《朱批奏摺》福建巡撫徐繼畲折，道光二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②《軍錄》程矞采折，咸豐元年十月初七日。 日），與素識之盧金標等8人，每人出錢1000文，同赴山僻空廟內結拜。李運紅於供桌上設立洪二和尚牌位，用布搭「橋」，令盧金標等從「橋」下鑽過。李運紅口念：「有忠有義橋下過，無忠無義劍下亡。」宰雞取血，滴入酒中分飲。並傳授口號「開口不離本，出手不離三」及「三八二十一」暗藏洪字口訣。相約髮辮盤在頭上，從左至右，作為相互識別之標誌。又發給每人紅布一塊，分別糾人①。 齋公會。咸豐二年（1852）正月，廣東南雄縣人曾河闌等人結拜天地會，改稱齋公會。曾河闌藏有舊布包一個，內有天地會《會簿》一件、「太極八卦圖」木戳一個。是年正月，與同縣之張大萌商議糾人結會。曾河闌用黃布刷印會單，蓋以「太極八卦圖」戳記，交張大萌等糾人。先後糾得饒四姊等共552人，每人出錢100文，交曾河闌買備香燭雞酒。眾人共推曾河闌為大哥，張大萌為頭目，於正月二十三、二十六、二十九（3月13、16、19）等日，在該縣大嶺背湖口圩空廟內，歃血盟誓。曾河闌傳授「開口不離本，出手不離三」暗號。因恐天地會名稱「沿用已久」，難以招人，遂改名「齋公會」②。是年廣西也出現「齋公會」。 除上述新出現的名目外，鴉片戰爭後有些地方的天地會組織，仍沿用清前期已經出現的名稱。 添弟會。道光二十七年（1847），湖南湘潭人張老二等結拜添弟會。是年二月，張老二由廣東來到湖南臨武縣以演習拳棒謀生，遇唐幗通，談及曾在廣東望海山地方遇一遊方僧人，向他告知結拜添弟會可以斂錢，互相幫助，並交給他一張字帖，內寫「奉天安民興明室」。唐幗通因家道貧苦，起意自行糾人結會。先後邀得唐大旺等74人，內有曾入金丹教的蔣萬成、董言台等多人，於三月初五日（4月23日）在臨武縣社下地方結拜添弟會。唐幗通向張老二借得會內傳抄字帖，仿照刊刷，寫立牌位，安設五色紙旗，用尺、剪、戥子各一把，插放米斗內，開寫入會者名單，供奉香燭雞酒，設立竹圈。眾人推唐幗通為大哥，唐幗通站立上首，令眾人向牌位跪拜，並從竹圈下鑽過，名為「過關」。唐幗通又傳授眾人：「逢人問姓，答以本姓某，改姓洪，接遞物件，只用三指。」是為「開口不離本，出手不離三」。然後宰雞滴血入酒同飲。又刻忠義堂圖章，每人分給紅布一塊，作為拜會憑據①。 雙刀會。道光二十四年（1844），福建漳浦人戴仙、廣東潮陽人黃悟空等結拜雙刀會。道光二十三年七月，戴仙在廣東陸豐縣大安圩地方，遇長樂縣人曾阿三。曾阿三告以從前在漳州曾得有天地會歌訣圖一張，戴仙即照樣寫畫一張。道光二十四年八月，戴仙來到揭陽縣地方，假冒曾阿三之名，糾約黃阿隆、黃悟空等結拜天地會。每人出錢120文，交黃悟空買備香燭雞酒，共推黃悟空為大哥。黃悟空設立洪姓牌位，領眾跪拜。並用竹篾扎門，架起雙刀，令眾人從刀下鑽過。黃悟空復傳授「開口不離本，出手不離三」暗號，每人分給會單一紙，宰雞滴血入酒分飲。其後，黃悟空又製備紅布三角小旗，上寫「靝■岸」字樣，意為天地會，作為入會憑據。因天地會名目已久，恐難糾人，遂改名雙刀會①。 ①《軍錄》江西巡撫陳啟邁折，咸豐四年九月初六日。 ②《軍錄》葉名琛折，咸豐二年九月初六日。 ①《軍錄》兩廣總督徐廣縉折，道光二十八年九月十三日。 ①《軍錄》耆英折，道光二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小刀會。在近代史上，小刀會中比較有名的有兩支，一支是閩南小刀會或廈門小刀會，另一支為上海小刀會。 閩南小刀會。由新加坡歸國華僑陳慶真於道光三十年（1850）在廈門創立。陳慶真（道光八年至咸豐元年，1828—1851），祖籍福建廈門店前鄉，出生於新加坡。及長，與原籍同安的王泉「合作資本」，在暹邏（今泰國）收買洋貨，販至廣東銷售。旋因生意折本，於道光二十五年（1845）回到廈門，在英國駐廈門領事館內充當雇員。道光三十年，陳慶真因前在廣東時曾稔知三點會即添弟會歌訣、口號，遂與王泉商議糾人結會，以期遇事相幫。議定後，分頭糾得劉標等10人，於同年六月在廈門旗杆腳地方，按照添弟會的儀式結拜，取名小刀會。其後，同安、龍海、海澄等縣之人，紛紛入會。「不數日間，入會者已近萬人」②，遂為官府覺察。福建巡撫徐繼畲派令新任興泉永道張熙宇前往查辦，張抵廈門後將陳慶真捕獲杖斃。小刀會由黃位繼任首領。咸豐三年（1853），黃位、黃德美率領小刀會起義，攻占海澄、同安等縣城，占領廈門達半年之久。 上海小刀會。鴉片戰爭後，上海開闢為通商口岸，成為商業、交通運輸業發達，人口眾多的大城市。居民除本地人外，還有大量來自福建、廣東、江蘇、浙江等省的「客民」。這些人中，除少數人因經商致富外，大多成為手工業工人、航運工人、小商販、小手工業者、雜役或無業游民。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使上海的棉紡織業和航運業遭到沉重打擊，藉此為生者，生活更加惡化。為了求得生存，他們結成了各種勢力集團，有些以地域劃分，「閩則曰建、曰興化；粵則曰廣、曰潮、曰嘉應；浙則曰寧波，而土著則上海也。」①這些勢力集團又分別屬於不同的會黨，如以李咸池為首的福建小刀會；以劉麗川為代表的廣東三合會；此外還有以嘉定農民、手工業者為主，以徐耀為代表的羅漢黨；以朱自峰為首的廟幫或彭王黨；以及以周立春為首的青浦三合會。這些會黨，逐漸融合，統一在小刀會這一總的名稱之下，於咸豐三年（1853）八月，舉行了著名的上海小刀會起義，在上海建立政權，堅持了17個月，為上海人民革命鬥爭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天地會的傳播與發展，不斷遭到清廷的鎮壓。被破獲的天地會組織，為首者或被凌遲，或為斬決；為從者則被發遣到邊遠地區。一些被發遣者，往往在配所繼續結會。咸豐四年七月，被發配到新疆伊犁的天地會成員段洸前，便在配所糾人結會。段洸前原籍湖南常寧，與因搶劫案被發遣伊犁的河南人吳六在配所熟識。段洸前素習算命，來配所後以裁縫為生，吳六則受僱於旗人巴通阿■鋪，充當夥計。咸豐四年七月二十日（1854年8月13日），段洸前來■鋪裁製衣服，趁僱主不在家，與吳六談及貧苦難度。吳六稱如今內地戰事紛擾，莫若趁機糾眾搶劫倉庫、富戶，以便得財回家。段洸前稱恐人少難以成事，從前添弟會內楚粵各省之人最多，可以結會聚眾，遂議定糾人「興復舊會」。二人分頭糾得彭正有等6人，於是年閏七月初一日（8月24日），照添弟會儀式結拜，吳六等共推段洸前為大哥，段洸前取出木印一顆，上刻「段成心堂」4字，稱系自己執掌之印。又描出5字，令吳六刻成圓木印5顆，分給彭正有等執掌。又製成青、黃、赤、白、黑五色旗，按前後中左右分立5營，作為會內大頭目。復裁紅紙各方，描出角、亢、氐、房等28②《軍錄》，閩浙總督裕泰折，咸豐元年五月十六日。 ①《上海小刀會起義史料匯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28頁。宿字樣，刻成小木戳28個，以便照數糾人，作為小頭目。會內設有號簿一本，用來登記入會者名單，由吳六收藏①。 其他會黨鴉片戰爭後，不僅天地會系統的會黨不斷發展，天地會系統之外一些小的會黨，也在繼續傳播，並出現了一些新的名目。 天罡會。道光年間，江西宜黃縣潭坊地方有鄒姓兄弟二人，糾人結拜天罡會，自任首領。其兄名鄒良俚，綽號「梁王」，弟名鄒松俚，綽號「松王」。家中供有「天罡星神牌位」，焚香叩禱。遇村鄰有人患病請治，即約會族人七八名或數十名，於紙上書寫天罡神牌位，用架扛抬，各執鐵叉，問明病人常走道路，沿途吶喊「收魂」。兄弟二人手下有六七百人，會內編有仁、義、禮、智、信字號，刻有印信。規定遇有事情，先呈頭目，持其印票往召，各字號如約而至。若遇緊急情況，則於信封上加插雞毛，表示急如風火，嚴如軍令。每月定期聚會，屆時首領升堂，會眾皆各帶軍器防身。遇有爭執，由首領剖決是非曲直，或罰或責，俱各聽命。因會內有文武生監書吏衙役等人，地方官也不敢過問。以鄒氏兄弟家中供奉天罡星神位，故名天罡會①。 抬天會。由江蘇東安縣張克賢、張克貫等在該縣五港鎮創立，聚有200餘人，稱抬天會②。 斗台會。由湖南東安縣雲集庵僧人景灼於咸豐元年（1851）所立。是年八月，景灼於已故僧人葆沅經卷箱內檢出書本、木戳、布牌等物，見書內畫有斗台佛像，遂設立佛像供奉，並邀人結拜弟兄，先後糾得黃芹藻等42人，於八月二十六日（1851年9月21日）在庵內會齊，各出錢100文，交景灼買備香燭雞酒。景灼用木斗設立佛像，令眾人跪拜盟誓。眾人共推景灼為大哥，拈香結拜。因供奉斗台佛像，故名③。 道光、咸豐年間的會黨，除上述以會為名者外，還有諸多以「堂」為名者，稱某某堂。 征義堂。湖南瀏陽東鄉地方周國虞首倡，初稱忠義堂。周國虞素習拳棒，膂力強悍，並有「封刀」、「封銃」等「邪術」。凡習法術、書數、醫卜、星相及粗曉天文、地理，有一藝之長者，均收入堂中。道光二十二年（1842），因附近發生武裝反抗事件，周國虞與曾世珍、馬二等糾集村眾，制裁操練，藉資防禦，將村內社廟改為征義堂，作為教習場所。由周國虞總管內事務。凡入其會，先出制錢1000文，報名登簿，邀入暗室，飲符水一碗，將頭伸入瓦瓮內，盟誓永不改悔。會內定有記認，隨時更換。初以紅繩作汗衫紐瓣，其後改用它物。堂內將心腹之人，散布於縣署及省城督撫衙門，充當書差、兵役，以暗通消息，省城、縣署之一舉一動，征義堂無不周知①。 合勝堂。道光二十九年（1849）廣東人鄧南保等創立。是年正月二十六日（2月18日），廣東英德縣人鄧南保與劉亞才、譚觀欣等人會遇，彼此共①《軍錄》奕山折，咸豐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①《軍錄》，金應麟折，道光十三年六月十二日。 ②莊吉發：《太平天國起事前的天地會》，載（台）《食貨月刊復刊》8卷12期。③莊吉發：《太平天國起事前的天地會》，載（台）《食貨月刊復刊》8卷12期。①《軍錄》署理湖南巡撫駱秉章折，咸豐三年八月十四日。 談貧苦。鄧南保稱佛岡廳大廟地方，地僻山深，與清遠、英德等縣連界，富戶甚多。倡議結拜弟兄，以便「恃眾索詐。若不允從，即行劫掠」。眾人遂共推鄧南保為大哥，分頭糾人，先後糾得390人。鄧南保以「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11字編列號次②。 廣西的「堂」甚多，如廣義堂、義勝堂、永義堂、得勝堂、洪勝堂、大勝堂等，不一一贅述。 青幫與哥老會的興起大約在道光與咸、同之際，又興起了兩個新的會黨即青幫與哥老會。 青幫的興起，與漕運水手的行幫和羅教有著密切的關係。明清兩代，中央政府每年把征自江南③、浙江、江西、湖廣、山東、河南等省的糧米，通過京杭大運河，運往北京。清代的漕運仍沿用明代的衛所制，各省的糧船，按省分幫，每省又按地區分為若干分幫。每個分幫由衛所千總1人或2人領運，稱為「運弁」。每條船有運丁1名，雇用「諳練駕駛」之水手9人承運。糧幫水手大多來自北方直隸、山東等省的破產農民，他們「終年受僱在船，無家可歸」①。所得雇價甚低，嘉白等十幫，重運時，頭工給銀六兩五錢，舵工五兩二錢，水手四兩；回空時，舵工僅給銀一兩七錢，水手一兩三錢②。水手們駕船航行在千里大運河上，不但勞動極為艱苦，而且十分危險，常有遇風覆沒之虞，經濟上還要遭受種種勒索。糧船運行是有季節性的，每年約有半年時間無事可做，水手們只得臨時外出「傭趁」，藉以餬口。 水手們終年生活在命運未卜、死生不定的畏懼之中，所以早在明季秘密宗教羅教便在水手中傳播，入教之後，可以消災祈福，保祐水手們四季平安，這對水手們頗有吸引力。而且，明季時有密雲人錢姓、翁姓，松江潘姓在杭州建有羅教庵堂，回空水手多借居其中，「相率皈依」③。以後這些羅教庵堂逐漸成為糧船水手們「生可托足，死者掩埋」之所。水手們每年平安回來，各出銀五分，「置備香燭素供，在庵酬神」。那些「無處傭趁」的水手，衣食無著，則由守庵之人墊給飯食，待來年「重運將開，水手得有雇價，即計日償錢，藉沾微利」④。這樣，羅教不僅在精神上給水手們以慰藉，而且在經濟上予以幫助，因而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水手入教，羅教庵堂也成了糧船水手們互助性聚居之所。隨著漕運的發展，羅教庵堂數目日增，至雍正年間，僅在杭州就有羅教庵堂70餘處。 清統治者為了禁絕羅教及防止水手聚居滋事，不斷對羅教庵堂加以打擊迫害。雍正五年（1727），浙江巡撫李衛曾查封杭州的羅教庵堂50多處。乾隆三十三年（1768），浙江巡撫永德又下令拆毀了杭州續存的33所羅教庵堂。經過這次打擊，羅教便把庵堂從陸地轉移到糧船之上。水手們在糧船中建立起「老堂船」，每幫設老堂船l只，供奉羅祖圖像，分派1人專管香火②《軍錄》兩廣總督徐廣縉折，道光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③包括江蘇、安徽。 ①《史料旬刊》第12期，浙江巡撫永德折及《江蘇海運全案》卷1，監察御史熊遇泰折。②《漕運則列纂》卷9。 ③《史料旬刊》第12期，浙江巡撫永德折及《江蘇海運會案》卷1，監察御史熊泰折。④《史料旬刊》第12期崔應階折。 及通幫水手用錢帳目，稱為「當家」。大幫的當家稱「老管」，與各幫當家共同組成船幫水手領導集團。老堂船作為幫內議事場所，設有標誌老幫規、家法的「神棍」，可對不服管束的水手施以懲處。糧船水手之間，原有互濟互助的傳統。水手的勞動是集體性的，必須齊心協力，才能完成。特別是通過運河閘口時，每一幫的全部水手、縴夫，都要參加拉縴，才能把所有一幫的船全都拉過閘去。同時，船幫還夾帶走私貨物與私鹽，也與水手們共同的經濟利益相關。在老堂船建立之後，水手行幫內部的互助性又有了發展。老管對水手所得雇值，「按名提出若干，收有生息，遇水手患病醫藥或身故買棺，則老管即於此項內酌量資助」①。在水手的行幫內，實行嚴格的等級制度與家長統治。凡拜師習教，皆按照羅教內排定的輩份，論資排輩②。幫內供奉天地君親師牌位，宣揚「師徒如父子，同參如手足」③。從乾隆中葉到道光初年，在糧船水手中已逐漸形成了組織嚴密的幫會，既在水手中互濟互助，又從事走私販私，殺人越貨。不過這時還未正式出現「青幫」這個名稱。 大約在嘉道年間，又出現了一種與漕運有關的武裝走私團體，專門幫助糧船水手幫會夾帶走私品與私鹽，其成員既有各地遊民，也有被逐的糧幫水手，號稱「青皮」。道光末年，漕運水手大量減員，被裁水手大量加入青皮的隊伍。咸豐三年（1853），浙江漕糧改行海路，浙幫被遣散，數以萬計的失業水手、縴夫，同青皮相結合，在兩淮鹽場、運河沿岸及長江中下游從事走私、販賣私鹽及搶劫活動。咸豐、同治之際，在江蘇安東、清河一帶的遊民，「私結黨羽，號稱師徒」①，也從事走私及販賣私鹽的活動，稱為「安清道友」。這樣，從道光開始到咸、同之際，在江浙兩淮一帶，便形成了一支由糧船水手行幫、青皮與安清道友融合而成的會黨，通稱「青幫」。 道光、咸豐年間興起的另一新的會黨是哥老會。哥老會也稱哥弟會，在四川稱「袍哥」，江南一帶又稱「紅幫」。 哥老會的源流問題，向來言人人殊。以往大多認為哥老會乃是天地會的分支，為鄭成功創立②。近年有學者認為哥老會是天地會系統的仁義會和江湖會發展而來③，也有人認為哥老會乃嘓嚕之音轉④。又有學者提出，哥老會是以嘓嚕的組織形式為胚型，吸收了天地會、白蓮教等組織的若干特點，逐步形成起來的⑤。 從歷史發展的實際和檔案史料來看，哥老會的產生，與道光、咸豐年間長江中下游木、帆船上的水手、縴夫們的行幫及沿岸的會黨有著密切的關係。在外國輪船侵入長江以前，長江中、下游（從四川重慶到湖北宜昌再到上海），無論是貨運還是客運，都主要是依靠木、帆船。檔案史料記載：「長江未通商以前，商賈運貨，行旅往來，悉系雇用民船，帆櫓如織。」①因而需①《軍錄》江蘇巡撫陶澍折，道光五年七月廿四日。 ②即：「清淨道德，穩誠佛法，能仁智慧，本來自性，元明興禮，大通文學。」③《漕運匯選》，第51頁。 ①《軍錄》卞寶第折，同治元年十一月廿九日。 ②陶成章：《教會源流考》，劉師亮：《漢留全史》。 ③朱金甫：《清代檔案中有關哥老會源流的史料》，《故宮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2期。④莊吉發：《清代哥老會源流考》，（台）《食貨月刊》（復刊）第9卷第9期。⑤蔡少卿：《中國近代會黨史研究》，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213頁。①《中國近代航運史資料》第1輯，第1274頁。 要雇用大量舵工、水手和縴夫。據外國人觀察，長江「上遊船只，按其大小可以分為三類。最大的船，平均六十至七十噸，需要水手十六人棹划船只，..另有八人在小引水船，又稱五板，用作航行的前驅船」。這是上水船。至於下水船，「大號船約需水手七十人，中號者約四十人，小號者二十至三十人」②。在輪船進入長江之前，重慶至宜昌航線上，共有船夫、縴夫20萬人③。航船上的水手、縴夫，漂泊在千里江湖之上，所從事的勞動極為艱苦，而且是集體性勞動，因此在生活與生產上，都需要彼此間互相幫助。他們往往採用歃血結盟的方式結拜弟兄，形成水手行幫。沿岸各地的秘密結社成員與行幫接觸後，受其影響，不斷加入水手行幫的隊伍，使水手行幫同各地秘密結社進一步融合。這些秘密結社，在四川有「嘓嚕子」④；在兩湖地區有天地會、江湖會、仁義會，還有秘密宗教白蓮教、青蓮教；在江西有擔子會、邊錢會。經過互相影響與融合，便在長江水手行幫基礎上，形成了新的會黨——哥老會。正因為哥老會中有其他秘密結社的因素，所以清人往往說：「蓋哥老會者，本川黔舊有嘓嚕匪之別名也。」①或稱哥老會②，「又號江湖會」③。或稱江湖會為「變名哥老會」④。 因為哥老會的興起與長江中下游航船上的水手行幫有密切關係，並受到長江沿岸各地秘密結社的影響，所以哥老會的活動據點稱作「碼頭」，首領稱為「舵把子」，並因受到仁義會、嘓嚕子、江湖會、邊錢會的影響，又稱首領為「帽頂」、「老帽」、「老么」等⑤。至於受到天地會的影響，則更為明顯，如有的哥老會成員也自稱「洪家」，會內也有隱語暗號，內容也與天地會相類似，以致人們往往把二者視為同一系統的秘密結社。 外國輪船侵入長江航線以後，造成了長江中下游木帆船業的迅速衰落。 「1860年開放長江，輪船通航，數千艘帆船遂被逐入支流。這些帆船對於當時行駛在支流中的小船是一個強有力的競爭者；..在他們的競爭下，數百名小船的船夫，被貧困和誘惑所屈服。..其中許多人為了吃飯而不得不加入叛軍」⑥。事實上，支流上小船的水手，長江航線被裁減下來的大批水手、縴夫，有的加入太平軍，有的則加入清軍或湘軍。 滲入湘軍與清軍兵營中的哥老會，往往也稱哥弟會、仁義會、洪江會、江湖會、英雄會、烏龍會等。哥老會之所以能夠在湘軍與清營中傳播，主要因為它投合了兵丁們的需要，即遇事互相幫助。「自軍興以來，各省招募勇丁，在營之日類多結盟拜會，誓同生死，期於上陣協力同心，乃歷久之習慣」②同上書，第1337—1338頁。 ③同上書，第1339頁。 ④四川的「嘓嚕子」是來自各省遊民中的秘密結社，一部分活躍於川陝老林地區，一部分在川東瀘州到重慶以下的川江之上，充當水手，或駕船為生。見檔案《朱批奏摺》舒常折，乾隆四十六年九月七日及李世傑折，乾隆四十七年三月十四日。 ①《左宗棠奏疏》卷33。 ②《軍錄》張之洞折，光緒廿五年正月廿一日。 ③《軍錄》左宗棠折，同治五年五月初八日。 ④《軍錄》閩浙總督英桂折，同治八年三月初一日。 ⑤《軍錄》署四川總督錫良折，光緒三十年二月十二日。 ⑥《中國近代航運史資料》第1冊，第1307頁。 ①。湖南湘勇中，「哥弟會黨，人數多不可計」。不僅一般勇丁，甚至「積功保至二三品官階」者，也紛紛結拜哥老會。咸豐八年（1858），清營中發現藍翎都司饒嘉賓與都司龍正文、守備劉吉芬等30餘名軍官結拜哥老會②。光緒五年（1879），一名被革職的總兵楊開泰與曾任知縣、都司等職務者，結拜哥老會③。左宗棠的湘軍中，哥老會尤多。當左宗棠率湘軍來到西北時，哥老會也隨之傳至陝、甘及新疆等省④。 太平天國失敗後，清軍、湘軍大量裁撤、遣散，被裁遣者，生活無著，遂沿襲軍營中結會之習，在各地開堂「放飄」，使哥老會迅速發展。據清官員奏：「自咸同軍興以來，湘民釋耒從戎轉戰者，湘軍幾遍寰區。從軍既久，習於游隋，又兼素無恆業，遂不肯復安耕鑿，每踵軍營積習，結拜弟兄。」⑤咸同以降，哥老會受到天地會與青幫的影響，或與之融合，往往也帶有洪門與青幫的某些特色，如哥老會一般稱紅幫，因有些哥老會成員也加入洪門或青幫（安清道友），故人們往往把它與青幫、洪門相混，或訛為青紅幫。實際上哥老會自有其獨特的風格和獨立的組織，與天地會（洪門）和青幫不同。哥老會的組織立有山、堂、香、水，如光緒年間湖南哥老會首領龍松年便立有雙龍山、公義堂、五湖香、四海水。哥老會內有嚴格的等級，首領稱正龍頭、副龍頭。其下設有五堂：即坐堂、陪堂、刑堂、禮堂與執堂。舉行儀式時，還臨時設有「盟證」、「香長」，一般由五堂中人兼任。另外還設有頭目，分為：心腹、聖賢（又分文聖賢、武聖賢）、當家（又分披紅當家、插花當家）、紅旗、黑旗、巡風等。頭目之下還有大九、小九、大麼、小麼、大滿、小滿。結會開堂，稱為「開山」，要舉行開山式，一般在深山古廟或人跡罕至之處舉行。會場正面設壇，上祀五祖、關羽，並有用紅紙書寫之「進山東」、「出山東」，內容為誓辭、條規、檄文等。由正龍頭向神壇朗誦。一般頭目、會員對神禮拜，行「抖海式」立誓。一般會員入會，也要舉行入會式，於清淨之處舉行。新會員入會，須有老會員介紹，稱為「保舉」。會場之布置，也與開山式相同。由管事者引保舉及新入會者進入會場，新入會者跪於神前，由管事者提問，新入會者作答，內容皆有定式。然後舉行「抖海式」。這時，管事者斬一白雄雞，口稱若日後背盟，即「有如此雞」。誓畢，再行禮起立。禮畢，由管事者將新入會者之姓名，填記於「寶」即名錄之中，並繳納會費，即算入會①。 隨著哥老會組織的發展，其成員遍布各省，號稱其成員不持一文，可往來全國。每至一處，先謁外管，稱「拜碼頭」，繼而引見龍頭，待以賓客之禮。臨行時，復按其在會內之職位高低與路程遠近，送給盤費。若需要巨款時，則由龍頭派人「拖隊伍」，即進行搶劫。 ①《軍錄》湖南巡撫劉崐折，同治六年六月初一日。 ②《軍錄》英桂折，同治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③《軍錄》貴州巡撫岑毓英折，光緒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④《軍錄》左宗棠折，同治六年九月初二日。 ⑤《軍錄》湖廣總督張之洞折，光緒十八年七月廿三日。 ①平山周：《中國秘密社會史》第4章，商務印書館1911年版。 第二節　義和團運動和辛亥革命時期義和團運動期間的會黨 這一時期，教門在組織上又發生了新的變化。由於帝國主義侵略的加深，中國已陷入被帝國主義瓜分的危機之中，中華民族同帝國主義的矛盾已經上升為社會的主要矛盾，國內各階級之間的矛盾則降為次要和從屬地位。因此，除少數賣國分子外，全國人民都能團結一致，共同反對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以前深受教門影響，被視為教門「羽翼」的民間武術團體，如義和拳、大刀會、金鐘罩等，紛紛同各地的地主武裝——團練結合起來，組成義和團，以「扶清滅洋」為口號，進行反對外國帝國主義侵略的鬥爭。在這種情況下，白蓮教系統的教門組織，也發生了分化。有些成員，放棄了「反清復明」的口號，接受了義和團「扶清滅洋」的口號，加入義和團①。有些繼續反對清廷，因屢遭鎮壓而加入了基督教與天主教②。有些則成為純粹的封建迷信團體，在民間傳播封建迷信思想，靠騙錢財來維持，如光緒八年（1822）成立的一貫道，便是在原來白蓮教基礎上建立的，後來進一步墮落為反動會道門。 義和團運動期間，各地會黨組織十分活躍，在反對外國教會侵略的鬥爭中，衝鋒陷陣。其中較著名的事件，有四川大足龍水鎮余棟臣領導的哥老會反對外國教會侵略的鬥爭，長江流域各省反對外國教會的鬥爭。在浙江，這時還成立了以反對外國教會侵略為宗旨的會黨。 終南會。屬哥老會系統，也稱終南山，其首領張恭、蔣天山及沈榮卿都是知識分子，思想比較開明。他們密切注意局勢的發展，議論時政，日益感到「四夷交侵」的險惡形勢。在原首領離去後，他們改終南山為龍華會，向群眾介紹西方科學文化，宣傳革命思想，有眾2萬餘，已傾向於資產階級革命。 雙龍會是由拳師王金寶受終南會之委託而創立，亦有2萬餘眾，以反對外國教會侵略為宗旨，提出「洋教為非當滅」等口號。 伏虎會，亦稱伏虎山，系終南會分支，由海寧人王錫桐創立。光緒二十六年（1900），海寧官府支持天主教會欺壓群眾，王錫桐挺身而出，據理力爭，結果遭官府關押。獲釋後，「立會招賢，以排外為宗旨」，創立伏虎會。光緒二十九年（1903），他組織上萬群眾，反對外國教會，占領海寧縣城，焚毀該縣天主教總堂。後遭清廷鎮壓，事敗，伏虎會併入龍華會。 白布會。最初是浙南一帶的團練組織，後來流入嚴州一帶，變成客民的同鄉會。在濮振聲出任首領後，改訂章程，按軍事編制，建立「獨立軍」，從事反對外國侵略的鬥爭。光緒二十八年（1902）秋，「天主教民專橫，官不能制」，濮振聲率領白布會起義，活躍在建德、桐廬、新城三縣交界處，擊敗清軍防守營，繼破從桐廬前來「進剿」的清軍，占據桐廬、分水兩縣，並進兵嚴州府城。後來濮振聲不幸被俘，被監禁在仁和縣署。起義失敗後，白布會仍在嚴州各地活動。 平洋黨由嵊縣竺紹康創立，最初是為了向當地土豪蔡老虎報殺父之仇，①《軍錄》兩廣總督葉名琛折，道光二十八年九月十二日。 ②王明倫：《團練與義和團運動》，載《義和團運動與近代中國社會》，四川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路遙編：《義和團運動》，巴蜀出版社1985年版，第267—271頁。 由於清廷包庇蔡老虎，因而把矛頭指向官府，接受了反清革命思想。 鳥帶黨原是諸暨一帶無業游民的組織，以「劫質富戶，勒索財寶」為事。因腰纏玄帶為號，故名。辛亥革命時期因王金髮等人加入而重新活躍起來。王金髮是嵊縣人，秀才出身，有文化知識，在革命思想影響下，於光緒三十年（1904）創辦大同學社，以研究學術為名，進行反清活動。在他們的帶動下，鳥帶黨也逐漸傾向於反清革命。 除以上較大的會黨外，還有金錢黨、祖宗教、百子會、白旗會、紅旗會、黑旗會及青幫系統的私販黨等。 辛亥革命時期，教門作為一個帶有濃厚封建迷信色彩的原始形式的民間秘密組織，在資產階級推翻清皇朝封建專制統治的鬥爭中，更難發揮正面的作用。一些會黨則由於接受了資產階級革命黨人的聯絡與領導，逐漸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 辛亥革命時期的會黨辛亥革命時期，積極參加反清鬥爭的秘密結社主要是會黨。這些會黨大多屬於天地會與哥老會兩大系統，也稱「洪門」與「漢留」。其活動地區主要在兩廣、江浙、江西、安徽、四川、兩湖及陝甘等省，甚至寧夏、新疆也發現過哥老會的活動。 辛亥革命時期會黨的狀況同以前相比，有了很大變化。 首先，這時會黨的成員雖然仍以農民和其他小生產者、小私有者為主，但這些階級、階層本身已發生了變化。會黨活躍的省份，大多經濟比較發達，自然經濟解體和商品經濟發展的程度都比較高；農民和其他小生產者、小私有者，多已捲入商品經濟的浪潮之中，希望發展資本主義。這種要求在受到國內封建統治的阻撓與外國資本主義的打擊以後，他們日益產生不滿情緒，不斷進行自發的反抗鬥爭。他們的鬥爭往往由於會黨本身的弱點和落後性而陷於失敗。一些有較高文化素養，特別是受過西方教育薰陶的知識分子加入會黨以後，他們開始積極引導會黨群眾加入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行列。其次，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已經登上歷史舞台，一支由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已經形成。他們中間許多人曾留學國外，接受過西方資產階級的教育，在思想上同封建專制制度日益格格不入，傾慕歐美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制度。當帝國主義的侵略日益加深，腐朽的清廷採取投降賣國的政策，使中華民族面臨被帝國主義瓜分的嚴重危機時，資產階級革命派已經認識到要挽救祖國的危亡，必須推翻清廷這個「洋人的朝廷」，從而提出「革命排滿」的口號，主張廢除封建的專制制度，建立資產階級的共和國。資產階級革命派在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時，亟需農民和其他下層人民的支持，而同下層群眾有著密切聯繫的會黨，便成了資產階級革命派可資利用的一支現成力量。會黨也只有得到先進階級的領導，才能在反帝反封建鬥爭中作出更多的貢獻。 辛亥革命時期，會黨接受資產階級革命派的領導，不僅有可能性，而且有現實的基礎。 會黨具有長期從事秘密活動的經驗，有互濟互助，患難與共的傳統和「富團結力，守秘密，重然諾，急公死義」的精神。而且有自己一套組織系統，是一支現成的隊伍。資產階級革命派大多是出身於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雖有奮不顧身的革命熱情，卻缺乏深入到群眾中做艱苦細緻的組織工作和發動工作的本領，他們希望有一支現成的隊伍為自己所用，會黨正是這樣一股力量。資產階級革命派對會黨的聯絡，雖只限於其首領，而會黨的家長制統治，重義氣，絕對服從首領的傳統，恰好有利於革命派這種聯絡工作。只要首領被動員起來，便可以帶動一大片。革命派通過會黨，又可以進一步聯繫廣大下層群眾。 會黨長期受到清廷的鎮壓與迫害，具有較強的反抗意識，一直以「反清復明」為口號，這同革命黨人「革命排滿」的口號，在形式上頗為相似。經過革命派的聯絡與教育，會黨大多從原始、落後和帶有濃厚封建色彩的組織，轉化為具有民主革命傾向的團體。一些會黨不僅組織上接受革命黨人的領導，而且政治上也接受了革命黨人的綱領，把原先「反清復明」和盲目排外的宗旨，變為以推翻清皇朝封建專制制度、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為宗旨，其活動逐漸納入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軌道，因而在辛亥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 1.兩廣天地會。 辛亥革命時期兩廣地區的會黨，主要是天地會系統的三合會與三點會。 其成員除農民和其他下層群眾外，也有一些具有較高文化水平的知識分子參加，並成為會內首領或骨幹。他們中間一些人，接觸到西方資產階級文明的影響，產生了民主意識，思想上已不同於以往會黨的首領，所以容易並樂於接受資產階級的領導，有的後來完全轉變成革命黨人了。如廣東順德人尤列，少年時曾肄業於廣州算學館，17歲時曾漫遊上海，繼至日本長崎、神戶。後來在上海「入闈」加入洪門。光緒十五年（1889）充任廣東輿圖局測繪生，後聞香港華民政務司署招考書記員，尤列「欲藉此諳習外情，遂毅然至港投考」。光緒二十一年（1895）與孫中山等創立興中會，其後又在南洋創立中和堂（洪門組織），以後併入同盟會①。廣東惠州三合會首領鄭士良，少年時即與洪門中人相往還，後至廣州德國教會開辦的禮賢學校學習，皈依基督教。畢業後進入博濟醫院附設的華南醫學堂，接受了許多西方自然科學知識。後來輟學回到惠州，專門從事會黨的聯絡工作②。有的會黨領袖雖非知識分子出身，但因曾在海外領略過資本主義的新鮮事物，思想上也發生了變化。如廣西壯族人王和順，少年時曾投入劉永福部下，後來參加了三合會。光緒三十一年（1905）廣西起義失敗後，「漫遊海外、博考各國之政治典物」③，也有了新的思想。 這些具有新思想的會黨首領與骨幹，在革命形勢的影響下，迫切要求接受資產階級革命黨人的領導，把會黨引導到革命的軌道上去。鄭士良曾對孫中山說：「我雖是三合會的頭目，但我近來想，非有新思想的人不能成大事。所以我想找一個這樣的人，我覺得你是這樣的人，便跟著你來了。」④光緒二十五年（1899）興中會邀集長江哥老會、廣東三合會首領在香港舉行聯合會議。會黨方面代表表示：「現今世運大開，國事亦非昔比，吾國豈能固步自封？因此特來向諸位請教。」又說：「現在如不了解國際情勢，貿然揭竿而①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尤列事略》，中華書局1981年版。 ②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鄭士良事略》。 ③《中國日報》1907年9月28日。 ④《宮崎滔天談孫中山》，《廣東文史資料》第25輯，第321頁。 起，則將遺禍於百年之後。而我們會黨之中，無人通曉外國情形，所以對孫先生期望甚切。」①革命黨對會黨也頗重視，孫中山提到，廣西會黨「既然有出奇的戰鬥力，那麼，如果給予足夠的供應，誰還說他們無法從中國消滅滿清勢力呢？」②兩廣地區革命黨人對會黨的聯絡工作，採取多種方式，有的加入會黨，成為其首領。如革命黨人陳少白首先加入廣東三合會，被封為「白扇」，其後又加入哥老會，被推為「龍頭之龍頭」。有的革命黨人則介紹會黨首領加入革命團體，如會黨首領楊子華、相玉昆等加入興中會，王和順、黃明堂等加入同盟會。有的革命黨人則使會黨與革命團體合併，建立新的革命團體，如光緒二十五年（1899），興中會邀請哥老會、三合會首領在香港成立興漢會，其綱領則完全採用興中會的革命綱領③。 革命黨人聯絡會黨的過程，也就是向會黨灌輸革命思想的過程。會黨長期以來以「反清復明」為口號，並不反對封建專制帝制，僅反對滿族人做皇帝，代之以漢人做皇帝。經過革命黨人的教育，會黨首領的思想起了變化，帶動整個會黨也傾向於民主革命。廣西會黨首領王和順曾說：「從孫中山先生游，得與聞國之大本，始知民族主義雖足以復國，未足以強國，必兼樹國民主義，以自由、平等、博愛為根本，掃專制不平之政治，建立民主立憲之政體，行土地國有之制度，使四萬萬人無一不得其所。」④會黨有了思想覺悟的提高，因而積極參加革命黨人在兩廣地區發動的武裝起義。如光緒二十一年（1895）廣州起義；光緒二十六年（1900）惠州起義；光緒三十三年（1907）潮州黃岡起義；同年惠州七女湖起義，廣西鎮南關起義；光緒三十四年（1908）欽廉上思起義等，會黨或成為主力，或全由會黨群眾參加。 2.浙江的會黨。 辛亥革命時期浙江的會黨一部分屬於哥老會系統，一部分是本地自發產生的。 鑒於浙江各會黨在以往反帝反封建鬥爭中的表現，辛亥革命時期，革命黨人對會黨十分重視，並對會党進行聯絡。最早聯絡會黨的是光復會的陶成章。光緒二十九年（1903）秋，王錫桐領導伏虎會起義的消息傳到日本浙江籍留學生中，海寧留學生祁文豹等即建議陶成章前往聯絡，並為之介紹。陶成章到達海寧後，起義已經失敗，但這件事卻堅定了陶聯絡會黨的決心。光緒三十年（1904），陶成章與魏蘭回到浙江杭州，經《杭州白話報》主筆孫翼中介紹，兩次走訪被囚於仁和縣署的白布會首領濮振聲。彼此「商談頗洽」，濮振聲為陶成章出具介紹函數件，名片數十紙，幫助他們往各地與會黨首領接洽。陶成章與魏蘭前往富陽、桐廬、分水等地，「遍謁白布會諸頭目」，「歷探各種秘密會黨之內狀」①。其後，陶成章又單獨取道陸路，由分水入建德、壽昌、湯溪、龍游、遂昌、松陽以至雲和。他每天步行七八十里，邊跑路，邊調查，邊聯絡，邊進行革命宣傳。繼陶成章之後聯絡會黨者，還有敖嘉慶、徐錫麟、秋瑾等革命黨人。經過革命黨人的聯絡、宣傳、教育，浙江①宮崎滔天：《三十三年之夢》，第168頁。 ②《孫中山選集》（上），第62—63頁。 ③宮崎滔天：《三十三年之夢》，第168頁。 ④《中國日報》1907年9月28日。 ①陶成章：《浙案紀略》，《辛亥革命》第3冊。 各會黨皆「易排外宗旨為排滿宗旨」，參加了反清革命。 3.兩湖地區的哥老會。 辛亥革命時期湖南的會黨主要是天地會與哥老會及其分支。辛亥革命前，這些會黨曾多次自發地進行反抗鬥爭，有的以「劫富濟貧」相號召，有的以「官逼民反」為旗幟，有的把鬥爭矛頭直指土豪劣紳，有的則投入反對外國教會侵略活動的鬥爭。辛亥革命時期，湖南的會黨接受了資產階級革命派的領導，走上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道路。光緒二十五年（1899）冬，孫中山派史堅如、畢永年等到長江流域聯絡會黨，會晤了湖南哥老會首領李雲彪、楊鴻鈞、張堯卿等，向他們宣傳「革命排滿」的思想。為了改變湖南會黨山堂林立的局面，革命黨人譚人鳳於光緒三十年（1904）邀約湖南會黨中各個山堂首領在長沙嶽麓山舉行「游山會」，把各個會黨的會名、規章統一起來，皆稱麓山道義堂，以「同心撲滿，當面算清」八字為口號①。 經過革命黨人的聯絡與教育，湖南會黨的覺悟有了很大提高，把從前「劫富濟貧」、「反清復明」等口號，改為帶有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綱領：「破除數千年之專制政體，不使君主一人獨享特權於上。必建立共和民國，與四萬萬同胞享平等之利益，獲自由之幸福。」甚至提出：「使地權與民平等，不致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會。」②正是基於這個思想基礎，會黨在辛亥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華興會成立後，湖南哥老會大頭目馬福益接受了革命黨人黃興、劉揆一的領導，以同化會少將、起義副總指揮的身份，把瀏醴、衡陽、常德、岳陽、寶慶五路會黨的力量組織起來，動員數萬名哥老會員，積極準備長沙起義。起義失敗，馬福益被捕犧牲。其後，湖南會黨在同盟會領導下，又參加了萍瀏醴起義。宣統三年九月一日（1911年10月22日），會黨又在焦達峰領導下，為長沙起義作出了重要貢獻。 辛亥革命時期湖北的會黨，主要是江湖會、哥老會。太平天國失敗後，長江、漢水沿岸哥老會的勢力有很大發展，多次自發地進行反對外國教會的侵略鬥爭，提出「反清」、「滅洋」等口號。但因力量分散，多陷於失敗。辛亥革命時期，湖北會黨的勢力相當可觀，但湖北的革命黨人對聯絡會黨一事最初頗有分歧，認為會黨「發難易，成功難。既成而囂悍難制，不成則徒滋騷擾」①。革命黨人吳祿貞也拒絕聯合會党進行革命。直到湖北的革命團體科學補習所成立後，才開始聯絡會黨的工作。 科學補習所成立之時，適值湖廣總督張之洞擴大新軍，於是由負責聯絡會黨的胡宗琬等，動員會黨成員加入新軍，致使湖北新軍中有大量會黨成員。科學補習所以後的革命團體如群治學社、共進會等，皆比較重視聯絡會黨的工作。他們對分散的會黨山堂，不是簡單地加以聯絡，而是由革命黨人和會黨群眾共同建立新的革命團體，將其置於革命黨人的領導之下，使會黨不再拘泥於舊日山堂的組織形式，而以個人身份參加革命團體。如共進會領導人便採用「換帖拜把」這種會黨群眾熟悉的方式，組織會黨群眾並向他們灌輸革命思想。這樣，使湖北的會黨（包括新軍中的會黨分子）在武昌起義中起了重要作用。 4.四川的哥老會。 ①陳浴新：《湖南會黨與辛亥革命》，《文史資料選輯》第34輯。 ②《中華國民起義檄文》，《辛亥革命》第2冊，第476頁。 ①楊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記》，第11頁。 辛亥革命時期，四川的會黨主要是哥老會。哥老會在四川通稱「袍哥」，又稱江湖會，所以四川人把加入哥老會稱做「江湖」，哥老會內部稱入會為「進步」或「光棍」①。 辛亥革命時期，哥老會的組織在四川已遍及各地城鄉，並滲透到各個階層中去。「入會者自紳商、學界、在官人役以及勞動苦力群，不逞之徒，莫不有之」。各個交通沿線的鎮場，哥老會皆設立「公口」、「碼頭」，他們是一支強大的社會勢力，因而受到革命黨人的重視。黃興認為，「欲收發難速效，則宜採用哥老會，以彼輩本為反對滿清，而早有團結」。因而囑革命黨人李肇甫等「招邀熊克武、但懋辛、余競成、張百祥之在會黨有聲望者，先後東渡，深相結合，授以機宜」②。同盟會在四川建立組織後，便著手進行聯絡會黨的工作，他們提出：「四川幫會勢力強大，散布地區也廣，這是我們必須爭取的社會力量」，並制訂了「因地制宜，互相聯絡，聯合哥老，適時起義」的方針③。 經過革命黨人的努力，會黨接受了革命黨人的領導，革命黨人派一些同盟會員加入會黨，並成為領導者。革命黨人熊克武回到四川後，由佘英介紹加入哥老會，當了會內「大爺」；侯橘園加入廣漢向陽鄉的哥老會，也「當上了碼頭上一步登天的大爺」④。保路同志軍的首領王天傑、秦載賡等，都以同盟會員身份兼任會黨首領。革命黨人還有意識地吸收會黨首領加入革命團體，使之以革命黨人的身份在會党進行領導。會黨的首領張百祥、佘英、李紹伊、張捷先、張達三等，都先後加入了同盟會，成為四川武裝起義的骨幹。 經過革命黨人的宣傳與灌輸革命思想，大大提高了會黨群眾的覺悟。四川的哥老會，原來一直停留在舊式農民起義的水平上，「以為革命是想做皇帝」①。經過革命黨人的教育，他們走上了民主革命的軌道。孝義會的首領李紹伊原以「興漢排滿」為宗旨，加入同盟會後，領導同志軍起義時宣稱：「我們這次起義的目的，只是為了推翻清王朝，打倒專制餘毒，恢復漢族自由，解救人民痛苦，並不是爭城奪地，想當帝王。」②哥老會首領周鴻勛加入同盟會後，將所率隊伍「改換旗幟，用大黃旗上書『中華國民軍』，傍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十六字」，並在發布的《中華國民軍邀集革命同人啟》中提出：「共和創政，平等分疆」③，已經完全接受了資產階級革命派的綱領。 5.陝西哥老會與刀客。 辛亥革命時期陝西的會黨十分活躍，主要是哥老會與刀客。哥老會又分①石云：《辛亥革命時期的四川哥老會》，《四川師範學院學報》1983年第1期。②《黃興傳記》，《辛亥革命》第4冊。 ③《辛亥革命回憶錄》（三），第6、249頁。 ④廣漢政協：《廣漢同志軍的活動》，轉引自隗瀛濤等：《論同盟會與四川會黨》，見《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上），第558頁。 ①楊兆蓉：《辛亥革命四川回憶錄》，《近代史資料》1958年第2期。②轉引自隗瀛濤：《論同盟會與四川會黨》，載《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上），第557—558頁。 ③轉引自隗瀛濤：《論同盟會與四川會黨》，載《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上），第557—558頁。 為許多山堂，比較著名的有太白山、提籠山、秦鳳山、定軍山、賀蘭山與通統山等。這些山堂之間雖然互相聯繫，在反清這一點上也相一致，但並未形成統一的組織與領導。大體上陝北較少，關中較多，陝南更多。刀客是關中地區渭河兩岸的一批特殊人物，因每人攜帶一把「關山刀子」，作為自衛武器，人們稱他們為「刀客」，主要由破產農民和城市手工業者組成。最初多三兩成群，販運私鹽、私茶，或為商家充當保鏢。既有反抗意識，也頗具抱打不平、拔刀相助的義氣。沒有具體的組織，更沒有明確的政治目標和統一領導。辛亥革命時期多集體加入軍隊①。 陝西的革命黨人最初對聯絡會黨也頗有分歧。有些同盟會員認為會黨知識淺陋，難以接受革命道理，加之力量分散，難以集中，並擔心會黨會泄露秘密。經過長時間醞釀討論，才最後決定聯絡哥老會與刀客。新軍中的哥老會，經過具有哥老會與同盟會雙重身份的錢鼎的活動，接受了同盟會的綱領。宣統二年（1910），同盟會主要人物與新軍頭目，同哥老會首領在西安大雁塔舉行了一次結盟儀式，在大慈恩寺佛像前供奉「關帝聖君」神位，供桌上擺著香表蠟燭，由哥老會中資深的朱福勝帶領眾人叩拜禮，歃血盟誓，鞏固了同盟會與哥老會間的團結，為辛亥武裝起義奠定了基礎。 宣統三年（1911），四川保路運動給了正在醞釀中的陝西革命以有力的推動。當時西安城內盛傳新軍中的革命黨人將於農曆八月十五日舉行起義，清廷遂加強了戒備。不久，武昌起義的消息傳來，使原已準備起義的陝西新軍，如弦上之箭，不得不發。他們決定在九月八日（10月29日）舉行起義，旋因新軍突然接到開拔之令，起義又被迫提前舉行。當時同盟會在新軍中的影響遠不如哥老會大，也未建立自己的組織。哥老會則在新軍中建有與軍隊編制相應的組織系統，標有「標航」，營有「營舵」，控制著本標、營的哥老會成員。起義爆發後，新軍中原有的建制被打亂，哥老會在新軍中的各級舵把子和資深人物，便順利地控制了各個隊伍的領導權。所以西安的起義及攻打滿城，和後來東西兩路抗擊清軍，主力都是哥老會。這樣，軍政府成立後，實權便控制在哥老會手中了。這時，哥老會的弱點也逐漸暴露出來。哥老會首領萬炳南公開爭著要當大統領，張雲山也同軍政府領導人張鳳翽唱對台戲，而且到處增設「碼頭」，散發「票布」，擴展勢力，以為是哥老會出頭的日子到了。甚至干涉地方行政事務，把「碼頭」置於地方行政之上。有的甚至勒索、搶劫財物，激起地方民眾的義憤，給革命帶來嚴重危害。 6.海外洪門。 辛亥革命前，海外洪門在華僑中擁有相當大的勢力。美洲華僑之洪門團體，稱「致公堂」，「華僑列籍堂內者，占十分之八九」①。在東南亞華僑中，情況也大體相同。道光年間，新加坡已有天地會成員10000餘人，占華僑總數的十分之八②。到光緒十六年（1890）末，新加坡秘密會黨成員已達68000餘人③。在越南華僑中，從事體力勞動者，十之八九都參加了洪門組織三合會④。但是，海外洪門組織，主要在華僑中從事互濟互助性質的福利工作，很少①《陝西辛亥革命回憶錄》，第258—278頁。 ①馮自由：《革命逸史》第6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39頁。 ②俞雲波：《海外天地會研究》，見《會黨史研究》，第113頁。 ③蔡少卿：《中國近代會黨史研究》，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399頁。④廣東文史資料選輯：《孫中山與辛亥革命》史料專輯，第27頁。 政治內容，以「聯衛共濟，手足互助，患難相顧」為堂規，以「捍禦禍害」，「賙恤同人」為義務，成為華僑藉以對付逆境，互濟互助的福利性團體，在北美曾以「華人共濟會」的名義，在當地政府註冊。各個「堂口」之間，往往為了各自的利益或意氣之爭，互相鬥毆，稱為「堂斗」，影響了華僑內部的團結。而且有極深的門戶之見，凡非洪門弟兄，皆視為「細仔」，即奸細。所以當孫中山最早在美洲宣傳革命時，因未入洪門，「洪門人士無助之者，即以其非同盟手足也」。孫中山感到，「非列籍洪門，不足以聯絡多數之同志」，遂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在檀香山加入洪門，並成為「洪棍」①。這使他後來在美洲的革命活動，得到洪門組織的大力支持與幫助。 孫中山加入洪門後，不僅向洪門成員灌輸反清革命的思想，而且從組織上加以整頓，綱領上加以改造。他首先提出重訂洪門章程，規定各地洪門組織「前有名目不同者，今概改正，名曰致公堂，以昭劃一」。並且明確美洲致公堂「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其宗旨。其次，又倡議洪門總註冊，以整頓美洲各地的洪門組織。再其次，為了爭取更多的海外華僑加入革命組織，孫中山與美洲洪門首領黃三德商定，將美洲致公堂與同盟會合併。在《致公總堂廣告》中提出：「同盟會員熱心祖國，全體公認其未入洪門者，一律入圍，聯成一體。」「盡釋從前門戶之見，冀贊將來光復之偉業」②。經過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的努力，美洲致公堂從原來一個華僑中福利性組織，變成了傾向於反清革命的團體，在辛亥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 首先，為革命黨人舉行的歷次武裝起義籌款。為了支援反清革命，美國和加拿大的致公堂建立了「洪門籌餉局」，為革命黨人的武裝起義籌集活動經費與購買軍火之資金。宣統三年（1911）廣州起義前夕，急需軍火，加拿大維多利亞的致公堂，因臨時捐款「緩不濟急」，遂決定把該地致公堂堂樓向銀行抵押30000元港幣，全部匯給設在香港的革命軍統籌部。其後各地致公堂紛紛效仿，「變產助餉」。其次，組織洪門成員積極回國直接參加武裝起義。光緒二十一年（1895）廣州起義前，檀香山洪門成員鄧蔭南返回廣東，「時常來往於香港、廣州間，為義師盡力」①。陳南、黃復、鄧子瑜、許雪秋等洪門中人，都積極回國參加辛亥革命。光緒二十六年（1900）惠州起義時，有大批洪門成員參加。據《香港西報》所載，當時惠州起義時革命黨人與深圳會黨「聯成一氣」，並有「在美洲及新嘉坡之會友相助」②。 ①馮自由：《革命逸史》第6集，《致公堂與孫總理》。 ②近代史資料專刊：《華僑與辛亥革命》，第287頁。 ①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43頁。 ②《辛亥革命》第1冊，第23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