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一卷） · 第十三章 兵制
第一節 湘軍
湘軍起源與初創
清朝兵制的變化始自咸豐年間湘軍的出現。咸豐二年十二月（1853年2月）曾國藩在湖南長沙組建起以招募農民為勇、由紳士管帶、兵隨將轉、兵為將有為特色的湘軍，從而以募兵製取代了清朝長期實行的兵權掌握於兵部、兵皆世業、將弁由清廷按定製委派的世兵制。
在湘軍出現以前，八旗早已腐朽，清朝所依賴的主要軍事力量為採用世兵制的綠營。當咸豐二年，太平天國農民起義軍衝出廣西、攻入湖南並向湖北挺進之際，清朝的軍隊無論是八旗還是綠營均一敗塗地，無力阻止太平軍的攻勢。咸豐帝在無奈中於年底命令大江南北各省在籍官紳舉辦團練，組織地主反動武裝，希望以此舉措扼殺太平天國。湘軍正是作為這樣的地主武裝中的一支而出現的。
咸豐二年（1852）十一月，在湖南湘鄉（今屬雙峰縣）因丁母憂守制在籍的禮部右侍郎曾國藩接到了清廷「令其幫同辦理本省團練鄉民」的諭旨①。十二月二十一日（1853年1月28日），曾國藩來到省城長沙，與湖南巡撫張亮基及張的幕賓左宗棠等人「感慨深談」，「無日不共以振刷相勖」②。在曾國藩抵達長沙的兩天之前，左宗棠代張亮基擬有《籌辦湖南堵剿事宜折》，根據湖南能力阻太平軍對長沙長達80餘日的進攻而終於迫使太平軍退兵的經驗，強調要編練一支善戰的勇營。折中指出：「委明干官紳，選募本省有身家來歷、藝高膽大之鄉勇一二千名，即由紳士管帶，仿前明戚繼光束伍之法行之。所費不及客兵之半，遇有緩急，較客兵尤為可恃。」③曾國藩對張亮基、左宗棠的這項建議表示贊同，他在到長沙的第二天撰有《敬陳團練查匪大概規模折》，指出：「自軍興以來，二年有餘，時日不為不久，糜餉不為不多，調集大兵不為不眾，而往往見賊逃潰，未聞有與之鏖戰一場者，往往從後尾追，未聞有與之攔頭一戰者。」其原因是「所用之兵，未經練習，無膽無藝，故所向退怯也」。因此，他強調：「今欲改弦更張，總宜以練兵為要務。臣擬現在訓練章程，宜參照前明戚繼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濟，不求速效」，他「與撫臣熟商，意見相同」④。這兩份內容稍異但根本點相同的奏摺，構成了張亮基、曾國藩、左宗棠創辦湘軍的最初設想。他們都認識到綠營兵訓練不精，不足與恃的狀況，都想要建立起由紳士管帶、招募鄉勇並採用戚繼光的成法進行編練的軍隊。恰在此時，張亮基於十二月二十五日調任湖廣總督，左宗棠隨同前往，曾國藩由「幫同辦理」而為獨立承擔起編練湘軍的任務。曾國藩將先前經張亮基、左宗棠檄調來長沙的以王鑫、羅澤南為首的兩批湘鄉團練編練成第一支湘軍陸師。湘軍①王先謙編：《咸豐東華錄》卷18。
②《曾文正公全集·書札》卷2，第8頁。
③《張大司馬奏稿》卷1，第35頁。
④《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第56頁。
的起源實由張亮基、左宗棠啟其端，而經曾國藩繼其成。
湘軍的組建與營制曾國藩組建湘軍的過程，可以分為在長沙與衡州的兩個階段。在長沙組軍階段，曾國藩除先收編王鑫、羅澤南兩營外，又在咸豐三年（1853）春，招募了由鄒壽璋、曾國葆分別管帶的湘勇兩營。曾國藩還在對駐省城綠營兵的整頓中，奏獎提拔了塔齊布，從而使塔齊布所部綠營改編加入湘軍行列，經擴充為湘軍的兩個營。在八月離開長沙赴衡州前，曾國藩又招募儲玟躬、周鳳山兩營。這樣，經曾國藩編練後，湘軍在長沙已編成8營。這年八月，曾國藩抵達衡州。在衡州組軍階段，曾國藩不僅擴編了陸營，而且建立了水師。在此階段，雖有因王鑫與曾國藩不和而獨立出去的情況，但曾國藩仍在不斷擴充湘軍陸營，至咸豐四年（1854）正月，曾國藩率軍離開衡州前，編成湘軍陸師13營，計5000餘人。曾國藩於咸豐三年十月在衡州設廠造船，十二月招募水師弁勇。至咸豐四年正月，船工告竣，製成座船1艘，快蟹船40艘，長龍船50艘，舢板艇150隻，又購釣鉤船120隻改為戰船，雇民船100餘只裝載物資並配以炮位。同月，募得水師弁勇5000人，遂編為10營，湘軍水師正式組建。
湘軍的營制，分為陸師營制、水師營制和以後組建的馬隊營制3種。湘軍以營為單位，營制源自陸師的編練。咸豐二年十二月奉調到長沙的湘鄉團勇已有以360人為一營的營制，經過曾國藩的不斷完善，至咸豐三年十月至十二月間，曾國藩初步確定了湘軍陸師營制，即一營500人，分為4哨，每哨8隊，火器與刀矛各半，此外配長夫180人。①這一營制由曾國藩在咸豐十年（1860）改定於祁門，基本上仿照了在長沙、衡州組建湘軍時的營制，即每營500人，另有營官1員、哨官4人，營下分設前、後、左、右4哨，哨轄8隊。②水師營制既仿照陸師，又結合自身無前例可循的特點不斷完善。有關水師營制，曾國藩在咸豐五年所寫《水師得勝歌序》中曾有一些記述，但不具體，羅爾綱在《湘軍兵志》一書中根據王定安《湘軍記》等文獻考訂後對此作了闡述：「凡水師，每營營官一員，每船哨官一員。初制營官領快蟹船一隻，各哨官領長龍船十隻，舢板船十隻，合二十一船為一營。..一營共四百二十五人。至咸豐五、六年間，裁快蟹船，減長龍船為八隻，增舢板船為三十二隻，合三十船為一營，每營共五百人。營官、哨官都在外。」③至於咸豐九年（1859）曾國藩又設立的湘軍馬隊，仍然是基本上沿用了湘軍陸師的營、哨編制。
曾國藩在編練湘軍和制訂營制的過程中，仿效了戚繼光的「束伍」之法來編練軍隊。所謂「束伍」，即編制軍隊。戚繼光的束伍制以「隊」為基本單位，隊長轄士兵；隊上為「哨」，「四隊為一哨」，哨長轄隊長；「四哨為一官」，哨官轄哨長；前、後、左、右四「哨官」為一「總」，「把總居之」④。這樣，「把總」成為一「總」的統將。湘軍營制採用營、哨、隊三①參見《曾文正公全集·書札》卷5。
②《曾文正公雜著》卷2，《營制》。
③羅爾綱：《湘軍兵志》，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94—95頁。
④戚繼光：《紀效新書·束伍》卷1。
級的編制，明顯地是採用並改進了戚繼光的束伍之法。
曾國藩以湘軍的營制來編制軍隊，目的在於使湘軍能夠完全聽命於他，其營官由統領挑選，哨弁由營官挑選，什長由哨弁挑選，勇丁由什長挑選的辦法，改變了綠營官弁由兵部任用，官弁不知兵的狀況。在湘軍編練成軍的過程中，由於勇營是由招募而來，「凡勇皆服原募之人」①。對此，湖南巡撫駱秉璋曾指出：「先擇將而後募勇，有將領而後有營官，有營官而後有百長，有百長而後有什長，有什長而後有散勇，其長夫又由各散勇自募。」②顯然，以此成軍規則編練的湘軍，較之「官皆補選，兵皆土著，兵非弁之所自招，弁非將之所親信，既無恩義，自難鈐束」③的綠營兵來說，能夠「上下相維，將卒親睦，各護其長」④，一去綠營呼應不靈、指揮不動的積弊。對此，曾國藩在其晚年奉旨訓練直隸練軍時歸納了湘軍招募制的特色：「勇營之制，營官由統領挑選，哨弁由營官挑選，什長由哨弁挑選，勇丁由什長挑選，譬之木焉，統領如根，由根而生枝、生葉，皆一氣所貫通。是以口糧雖出自公款，而勇丁感營官挑選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誼相孚，臨陣自能患難相顧。」⑤曾國藩編練湘軍時，既注重對所招募兵勇的選擇，又不斷強化對他們以封建的倫理綱常進行訓示。在曾國藩擬訂的《營規》中，有一條簡明的規條稱：「募格須擇技藝嫻熟，年輕力壯，樸實而有農民土氣為上。其油頭滑面，有市井氣者，有衙門氣者，概不收用。」①曾國藩在招募這些農民為勇而編練湘軍時，便一面對他們進行封建綱常的訓導，一面以訓家規、訓營規的方式提高其戰鬥力。他在長沙每逢湘軍各營操演時，便「集諸勇而教之」，聲稱：「今日百廢莫舉，千瘡並潰，無可收拾，獨賴此精忠耿耿之寸衷，與斯民相對於骨岳血淵之中，冀其塞絕橫流之人慾。」②曾國藩在訓家規時雖未頒布正式條文，但他明確主張在湘軍中應當禁嫖賭、戒游惰、慎言語、敬尊長，並強調「將領之管兵勇，如父兄之管子弟」③。他還頒布營規，就如何遵守點名、演操、站崗、巡邏、放哨等軍營規則來訓導兵勇。曾國藩對湘軍的教練也十分重視，士卒不僅要掌握冷、熱兵器的使用，還要練爬坡、跳坑、系沙袋步行等提高身體素質的能力，經曾國藩在衡州制訂十日一輪轉的操練日程表，各營紛紛加緊對軍事技術的教練。
這樣，經過整整一年的編練，湘軍迅速地從初創到成軍，形成一支擁有陸師13營5000人，水師10營5000人，外加長夫及其他丁役6000人，合計全軍約有16000人的不可輕視的軍事力量。曾國藩隨之由幫辦團練大臣而為湘軍的統帥。
湘軍的發展與撤留①《曾文正公家書》卷6。
②《駱文忠公奏稿》卷7，第62頁。
③《清史稿》第14冊，第3903頁。
④王闓運：《湘軍志》，第163頁。
⑤《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8。
①《曾文正公全集·雜著》卷2。
②《曾文正公全集·書札》卷2。
③《曾文正公全集·批牘》卷2。
湘軍編練的緣起是出於鎮壓太平天國的目的，當其一旦成軍之後，所起到的反動作用是十分明顯的。咸豐四年正月二十八日（1854年2月25日），曾國藩統帥湘軍從衡州出發趨往長沙，準備北上同太平軍作戰。曾國藩發布了《討粵匪檄》，聲言太平天國危害巨大，「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盪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自稱「本部堂奉天子命，統師二萬，水陸並進，誓將臥薪嘗膽，殄此凶逆」①。湘軍從咸豐四年正月出師同太平軍作戰，到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1864年7月19日）攻占太平天國的都城天京，在10年半的戰爭過程中起到了鎮壓太平天國的骨幹作用。其間在咸豐八年和咸豐十年由綠營軍組成的江北、江南大營被太平軍全部擊垮後，標誌著清朝正規軍的崩潰，清政府只好全力依賴湘軍同太平軍對峙。咸豐十年（1860），曾國藩被授為兩江總督，左宗棠被任命為「襄辦曾國藩軍務」，左宗棠受曾國藩函囑在湖南招募了5000人的楚軍，該軍成為湘軍的一個支系。咸豐十一年九月三十日（1861年11月2日）的北京政變發生後，操縱清廷大權的慈禧太后進一步重用在鎮壓太平天國進程中崛起的漢族地主地方實力派，十月十八日（11月20日），曾國藩奉旨受命督辦蘇、皖、贛、浙四省軍務，巡撫及提、鎮以下文武官員皆歸其節制，於是他布署了由三面進攻太平天國的戰略：一路由曾國荃率湘軍主力從安慶沿江東下，主攻天京；一路由李鴻章招募組建起的淮軍進入上海，主攻蘇南；一路由左宗棠率楚軍進取浙江，形成對太平天國蘇浙根據地分路進剿之勢。太平天國最終敗於湘軍及淮軍之手。
同治三年（1864）湘軍攻占天京之際，人數已發展至30餘萬，其中直接由曾國藩統轄的嫡系有12萬。如此龐大的軍隊，儘管在鎮壓太平天國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其存在對清皇朝統治也構成了一定的威脅。曾國藩對此有清醒的認識，深知「用事太久，兵柄過重，利權過廣，遠者震驚，近者疑忌」①，於是在攻下天京僅十幾天後就上奏以「統軍太多」為由，準備對湘軍進行裁撤。接著，曾國藩一面陳請其弟曾國荃開缺回籍調養，一面著手遣撤曾國荃所部50000湘軍，令一半回籍，餘留部分守金陵。曾國藩對曾國荃說：「處大位大權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幾人能善其末路者？總須設法將權位二字推讓少許，減去幾成，則晚節則漸漸可以收場耳。」②這一語道出了曾國藩裁撤湘軍的苦心。經過一年多的裁撤，曾國藩所直接統轄的湘軍，除水師改編為經制兵長江水師，陸師保留了鮑超、劉松山等營10000餘人外，其餘110000人均被遣撤回籍。在曾國藩大規模裁撤湘軍的同時，李鴻章的淮軍和左宗棠所統轄的另一支湘軍（楚軍）卻基本被保留下來。
曾國藩創辦湘軍，開了募兵制替代世兵制之先河，湘軍營制亦為淮軍所仿效，其影響深遠。
①《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3，第2頁。
①《曾文正公全集·書札》卷23，第34頁。
②《曾國藩全集·家書二》，第926頁。
第二節 淮軍
淮軍的創辦及其特點
淮軍的創辦原因同湘軍一樣，均是出自同太平軍作戰的需要。同治元年二月（1862年3月），李鴻章在安徽安慶組建起淮軍，成為維護清朝統治的又一支武裝。
早在咸豐三年（1853）春太平軍攻占安徽省城安慶之際，清廷便詔諭工部左侍郎呂賢基前往安徽辦理團練以阻止太平軍的攻勢。呂賢基奏請簡派時任翰林院編修的安徽籍同鄉李鴻章隨他幫辦安徽團練。李鴻章在籍舉辦團練5年多，戰場上屢屢受挫，於咸豐八年（1858）底投身曾國藩幕府，隨同曾國藩辦理湘軍軍務。咸豐十一年（1861），曾國藩率湘軍攻占安慶並旋又受任督辦蘇、皖、贛、浙四省軍務後，囑李鴻章「創立淮勇新軍」，「以濟湘軍之窮」①，於是李鴻章奉命去創辦淮軍。
李鴻章創辦淮軍之前，太平天國在蘇南一帶非常活躍，對中外反動勢力聚集地上海屢屢構成威脅。上海官紳一面藉助於華爾的洋槍隊（常勝軍）防禦太平軍的進攻，一面派法部主事錢鼎銘赴安慶面見曾國藩請求派兵援滬。身為統轄蘇、皖、贛、浙四省軍務的曾國藩在天京上游攻占安慶之後，也企圖分兵援滬，「由下搗上」②，形成在天京上游與下游合攻太平天國都城天京之勢，況且曾國藩還看到「上海為蘇杭及外國財貨所聚，每月可得厘捐六十萬金，實為天下膏腴」③，可謂一舉兩得。曾國藩遂於咸豐十一年十一月（1861年12月）囑李鴻章迅速招募淮勇，組建援滬之師。
李鴻章受命後，坐鎮安慶，策劃按照湘軍營制對廬州一帶的團練進行整編以組成淮軍。他一面寫信給廬州團首潘鼎新稱曾國藩「意將合閣下照湘軍營制募練五百人」，「寄上營制刊本，可覆按照請也」①，一面又在安慶約見合肥團首張樹聲面商一切。潘鼎新、張樹聲積極響應，僅用兩個月的時間就募勇數營。同治元年正月（1862年2月），由李鴻章招募的淮勇陸續到達安慶，其中有潘鼎新的鼎字營、張樹聲的樹字營、劉銘傳的銘字營和吳長慶的慶字營。接著，原由李鴻章辦理皖北團練時招募的張遇春的春字營本來歸隸湘軍，這時也交由李鴻章節制，改屬淮軍。李鴻章招募的廬州、合肥一帶淮勇4營抵安慶後，曾國藩親自為其「定營伍之法」，凡「器械之用、薪糧之數，悉仿湘勇章程」②。淮軍創辦後，李鴻章於正月二十四日（2月22日）離開曾國藩幕府，前往安慶北門城外淮軍營內任淮軍統帥。為進一步加強淮軍的力量，曾國藩又根據李鴻章的請求，從湘軍中調撥8營劃歸李鴻章率領，其中有韓正國的親兵營2營、太平天國降將程學啟的開字營2營、滕嗣林、滕嗣武的林字營2營、陳飛熊的熊字營1營、馬先槐的垣字營1營。這樣，新組建的淮軍共計13營，每營500人，合有6500人。
淮軍不僅在營制上完全仿照湘軍，而且李鴻章自認為湘、淮軍這種招募①《曾文正公全集·書札》卷24，第13頁。
②《太平天國史料專輯》，第96頁。
③《曾國藩全集·家書一》，第797頁。
①《李鴻章致潘鼎新書札》，第1頁。
②黎庶昌：《曾國藩年譜》第8卷，第146頁。
制明顯優於綠營的世兵制，他後來曾說：「滌帥與弟，治軍十餘年，皆先選將，而後募營，其營哨須由統將自擇，呼應較靈。」③這是湘軍、淮軍的共性。但李鴻章創辦淮軍時已同曾國藩當年初創湘軍極力強調「使儒生領農民，各自成營」④的招募方式已有明顯的不同，淮軍各營的統領除潘鼎新為舉人、張樹聲為稟生外，其他諸如劉銘傳、吳長慶等人均不屬儒生，這是淮軍的一個特點。曾國藩在選擇營官時要求「帶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①。到左宗棠招募楚軍時就改為「營官多用武人」，「止取其能拌命打硬仗耳」②。待李鴻章創辦淮軍時，或順手牽來的是已有數年規模的安徽地主團練，或由曾國藩從湘軍中調撥給他數營，這時湘軍營官的身份已不再一律要求以儒生為統領，淮軍在短短兩個多月中成軍之急只能廣收雜攬了。淮軍體系繁雜，且多半來自湘軍，這是淮軍的又一個特點。
淮軍的擴充與作為防軍留用淮軍成軍後，李鴻章急於率兵進抵上海。經反覆斟酌，曾國藩與李鴻章決定雇英國輪船由安慶運兵至上海，其間沿長江航線要經過金陵江面，但為早日實現剿殺太平天國的計劃，他們不顧「乘夷船越賊境」的風險，於同治元年三月初七日（1862年4月5日）開始從安慶運兵，歷經兩個多月，淮軍13營全部抵滬。
李鴻章在三月初十日（4月8日）到達上海後僅17天，就被清廷任命為署江蘇巡撫。他初到上海，感觸最深的是由他統帥的這支以勇營組成的軍隊的素質問題。淮軍因武器以刀矛為主和僅配有少量土槍土炮，並且軍裝不整而受到了外國人的嘲笑。李鴻章又親眼看到洋兵使用西式武器同太平軍作戰的情形，在致曾國藩函中作了如此描述：「洋兵數千，槍炮並發，所當輒靡，其落地開花炸彈，真神技也。鴻章遵師訓『忠信篤敬』四字，與之交往，密令我營將弁隨從，學其臨敵之整齊靜肅，槍炮之施放準則，亦得切磋觀感之益。」①於是，劉銘傳所部銘字營率先聘用外國教官教練洋槍，繼而其他各營也紛紛仿效。正如李鴻章向清廷奏報的那樣：「臣軍由江南剿賊，入手本宜水而不宜陸，嗣因西洋火器精利倍於中國，自同治二年以後，分令各營雇覓洋人教練使用炸炮洋槍之法，傳習日久，頗窺奧妙。」②淮軍聘用外國軍官教習槍炮與陣法，卻沒有採用外國軍隊的編制，這是淮軍以及湘軍不同於以後的新軍的一個顯著標誌。李鴻章認識到了外國槍炮的長處，便從購買與仿製兩個方面著手，從同治二年（1863）起，李鴻章著手創辦了3所洋炮局，主要為淮軍提供軍火。
李鴻章率淮軍抵滬的主要目的是以上海為基地，主攻太平天國蘇南根據地。他感到僅以13營之兵頗難完成此任，便大力擴充軍隊。他抵上海兩個月後，就派張樹聲、吳長慶回安徽招募9營兵力。但這種派人回籍招募的辦法③《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14，第22頁。
④王闓運：《湘軍志》，卷15，頁一，《營制篇》。
①《曾文正公全集》書札，卷3，第2頁。
②《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5，第51頁。
①《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1，第20頁。
②《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8，第35頁。
常常受到各種阻礙而使李鴻章感到「千里募軍，殊為耽心」③，因而他不再仿照湘軍遣人返籍募兵之法，決意對前江蘇巡撫薛煥所轄軍隊和兩淮團練以及太平軍降眾加以改編，擴充淮軍。這樣，到同治三年（1864）淮軍已增至近40營。李鴻章還在淮軍中增設水師，其中劉銘傳下轄水師2營，潘鼎新、張遇春各下轄水師1營。
淮軍在擴充過程中，不但普遍向使用洋槍洋炮以更新裝備的方向發展，而且隨著人數的急劇擴充，它日益成為太平天國的勁敵。淮軍初到上海就與英、法駐華軍隊及華爾的「常勝軍」勾結起來，遏制住太平軍對上海的攻勢。接著，淮軍在同治二年、三年（1863、1864），先後陷常熟、太倉、崑山、蘇州、無錫、常州、丹陽等地，擊垮了太平天國的蘇南根據地。在湘軍攻占天京後，淮軍又配合湘軍攻下浙江湖州，旋又追剿太平軍餘部。
在清政府依賴湘軍、淮軍基本上鎮壓了太平天國之後，無論是湘軍還是淮軍因性質屬於勇營，按清制勇營在事平後予以遣散本是定例。曾國藩對所部湘軍作了大規模裁撤，而李鴻章所部淮軍卻原封不動地只作了一下裁減的樣子便被保留下來，這既與時太平軍餘部尚存、捻軍起義方興未艾有關，又因清廷感到綠營兵已不可恃，於是把在同太平軍作戰中起到關鍵作用的勇營作為防軍保留只能是唯一的選擇。這樣，裁湘留淮的結果使淮軍的地位躍居湘軍之上。於是，清朝的軍隊構成中出現了以勇營屯住各地的情況，李鴻章的淮軍、左宗棠部湘軍以及其他未被裁撤的湘軍連同被保留的各省仿湘軍而建的一些勇營，被稱作防軍納入清朝軍隊的行列，清朝兵制為之一變。
此外，清廷從同治五年（1866）起，由總理衙門大臣奕從綠營經制額兵內挑選精壯按照湘軍的營制、營規編練軍隊，共選練6軍，15000人，於是又出現了練軍。
由於湘軍、淮軍以及練軍均程度不等地使用了外國新式槍炮，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奕等也認識到近代化的堅船利炮的長處，主張購買與仿製並舉，特別是淮軍與練軍及左宗棠部湘軍較普遍地使用了外國新式武器，且模仿「洋人陣式」，表明作為勇營留作防軍的淮軍與湘軍和從綠營兵中挑選而練成的練軍，已經同以往的八旗、綠營有了很大的區別，從而成為由舊式軍隊向新式軍隊過渡型的軍隊。但因其營制仍與近代西方國家的軍隊編制有明顯的差異，這與此後以完全仿西法編練的新軍還是不盡相同的。就淮軍、湘軍與八旗、綠營比較，前者已屬新式軍隊。而淮、湘兩軍與甲午戰後的新軍比較，前者又成了舊軍。
③《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卷2，第24頁。
第三節 新軍胡燏芬與定武軍
在中日甲午戰爭中，先是李鴻章的淮軍從朝鮮平壤敗退至中國遼東，接著劉坤一統率的湘軍又全線潰敗，繼而李鴻章的北洋海軍全軍覆沒，盛極一時的淮軍與湘軍迅速瓦解，清朝軍制的落後充分暴露出來。中國在戰爭中敗於「蕞爾島國」日本的嚴重現實，引起了許多官員對於改革兵制的思考並紛紛提出一些建議，形成了「內外交章，爭獻練兵之策」的氛圍。其中，出使英俄大臣許景澄的奏請頗有代表性。他說：「自遼海軍興，戰守不利，中外論者，審溯兵事得失，無不以仿用西法，創練新兵為今日當務之急。」①清廷也覺察到日本是「專用西法制勝」，決定採用西法編練新式軍隊，聲稱：「一代有一代之兵制，一時又有一時之兵制，未可泥古劑以療新病，居夏日而御冬裘也。」②這樣，編練一支新式陸軍以取代淮、湘舊軍，就為形勢所迫切需要的了。由胡燏芬編練的定武軍實開清末編練新軍之先聲。
光緒二十年十月（1894年11月），受命在天津辦理東征糧台的廣西按察使胡燏芬，接到清政府督辦軍務處令其「主練兵」的任命，於是他在馬廠屯駐，募兵訓練，聘德員漢納根為教習，開始編練新式軍隊的活動。次年春，胡燏芬初步編練成「定武軍」，於九月移駐距天津東南70里處的新農鎮即小站。小站原是淮系周盛傳、周盛波所統領盛軍的練兵場，因甲午平壤之戰時盛軍繼任統帥衛汝貴臨戰潰逃而被處斬，盛軍亦由此覆滅。胡燏芬利用此地，編就定武軍10營，包括步兵3000人，炮隊1000人，馬隊250人，工程隊500人，共計4750人。
胡燏芬在編練定武軍時揭露了清朝舊軍「軍需如故，勇額日缺，上浮開，下折扣，百弊叢生」的情況，指出湘、淮各軍武器裝備混亂，陣法陳舊，「同屬一軍，而此營與彼營之器不同，前膛後膛，但期備數，德制奧制，並作一家」，「攻守之法，又沿舊習」①。有鑒於此，胡燏芬所編練的定武軍，在編制、訓練、戰術、武器等方面均一改湘、淮各軍的舊習，而使用德國陸軍的模式。據他在向清廷的上奏中稱：「此次創練新軍，一切操練章程，均按照西法辦理。」②以往的「舊軍」雖然也部分地採用了西式操點，並裝備有新式槍炮，但卻是以防勇或綠營的軍事建制為其特徵，定武軍則是完全照西法編練的一支「新軍」，它的出現引起清代兵制的重大變化。
光緒二十一年十月二十日（1895年12月6日），清政府派胡燏芬督辦津盧鐵路。兩天後，清廷又根據督辦軍務處的奏請，命令銜至浙江溫處道的袁世凱負責督辦天津小站的練兵事宜。袁世凱將定武軍加以擴編，易名為「新建陸軍」。
張之洞與自強軍①劉錦藻編：《清朝續文獻通考》兵二。
②劉錦藻編：《清朝續文獻通考》兵二。
①《光緒政要》卷21。
②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第4冊，第3556頁。
有感於《馬關條約》的喪權辱國，署兩江總督張之洞於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二十七日（1895年7月19日）向清廷呈上《籲請修備儲才折》，首先痛陳和約之害：「此次和約，其割地駐兵之害，如猛虎在門，動思吞噬。」接著提出9條「力求補救」之策，其中第一條為「宜亟練陸軍」。他指出：「中國自剿平發捻以來，軍威頗振，何以此次軍務竟不能支。查發捻雖甚猛悍，然究系流寇，與敵國不同。日本用兵，皆效西法，簡練有素，餉厚械精，攻取皆有成算」，而「我軍則倉卒召募以應之，心既不齊，械亦不足，技又不習」，加上「積習已深，將領以剋扣為故，常以應酬為能事」，甲午戰敗並非偶然。因此，他強調「非一變舊法必不能盡除舊習」。況且「今外洋各國，無一國不汲汲於兵事日夜講求，淬厲以相角相伺。我若狃於和局，從此罷兵節餉，而不復為振作之計，是中國永無戰勝之日矣」。他建議用1年的時間在全國仿德國陸軍建制編練陸軍30000人，並就江南情形酌量籌議，「擬練萬人一軍」，其教練之法「悉照洋法」①。
隨後，張之洞開始著手編練新式軍隊。因經費不足，擬編練10000人的設想未能實現。張之洞通過招募和從衛隊、護軍營中選拔精兵等措施，編成「江南自強軍」。該軍有步隊8營，每營250人，炮隊2營，每營200人，馬隊2營，每營180人，工程隊1營為100人，合計成13營，2860人。為得西法練兵的真髓，張之洞聘請春石泰等35名德國軍官為自強軍教習和擔任營、哨兩級指揮官，並選中國「壯健有志」的軍官為副營官，選天津、廣東武備學堂畢業生為副哨官。在訓練中，張之洞常常「親加閱視」，目睹自強軍「號令甚嚴，功課甚勤，兵勇則教以槍炮取准並拆卸修理之法，繪圖測量開溝築壘之事」①。張之洞經過對自強軍半年的編練，充分認識到「練兵必須改用洋操」的重要性，並強調「額必足，人必壯，餉必裕，軍火必多，技藝必嫻熟，勇丁必不當雜差，將領必不能濫充」等7條為「軍之體也」，認為「凡事必其體先立，然後其用可得而言」，主張「捐棄舊法，別開局面」，以「舍舊圖新」②。這樣，張之洞編練的自強軍與胡燏芬所編練的定武軍開了中國創辦新式軍隊之先河。
光緒二十二年（1896）初，張之洞由兩江返任湖廣總督，自強軍由新任兩江總督劉坤一接續辦理。光緒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徵調自強軍到山東歸屬袁世凱節制操練。後來在袁世凱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編練北洋陸軍時，自強軍被編入北洋陸軍第六鎮。
張之洞從兩江返湖廣時，隨同調走護軍前營至湖北。他依照編練自強軍取得的經驗，加大力度在湖北編練新軍。他以從兩江調來的護軍前營為基礎，招募新兵，重新組建了護軍前營、後營及工程隊，從自強軍中選聘德國軍營擔任教習。光緒二十八年（1902），張之洞較大規模地擴充了湖北新軍，計有護軍步隊8營、馬隊1營、炮隊l營、工程隊1營，武建軍步隊8營，武愷軍步隊4營，武防軍步隊4營，鐵路營步隊4營，合計9500人。張之洞還設立參謀營務處、督操營務處、執法營務處，負責統轄湖北新軍。光緒三十年（1904），清廷確定新軍軍制，計劃在全國編練新軍36鎮，湖北新軍被統一編為陸軍第8鎮和暫編第21混成協。淵源於自強軍的湖北新軍成為清末僅①《張文襄公全集·奏議》卷37，第17—20頁。
①《張文襄公全集·奏議》卷38，第3頁。
②《張文襄公全集·奏議》卷40，第2頁。
次於北洋新軍的一支武裝。
袁世凱與北洋新軍在甲午戰後清政府裁減舊軍與創辦新軍之際，袁世凱因早在光緒八年（1882）曾隨淮軍提督吳長慶入朝鮮，負責前敵營務處並幫助朝鮮國王訓練「親建新軍」的經歷和他在甲午戰爭中曾辦理過駐朝通商事務，並在歸國後留任清廷督辦軍務處差委，積極建議創建新軍等因素而被清廷選中為接替胡燏芬負責在天津小站練兵的人選。清廷諭令他在訓練新軍時須「參用西法」，「嚴加訓練，事事核實」，「倘仍蹈勇營習氣，惟該道是問」①。光緒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1895年12月16日），袁世凱抵天津小站接任練兵事宜。袁世凱接統定武軍後，向督辦軍務處呈遞了新建陸軍的營制餉章和聘請洋員合同，得到批准。接著，他在定武軍10營4750人的基礎上，又招募步隊2000人，馬隊250人，成7000人之數，改定武軍為「新建陸軍」。
新建陸軍的軍制與營制比較完備，帶有明顯的近代化陸軍的特色。在軍制方面，新建陸軍的領導指揮機構已經基本上職能化。該軍以督練處為總部，袁世凱自任督練總攝其成。督練處下轄參謀營務處、執法營務處和督操營務處，這3個任務處的總辦在袁世凱指揮下，按照各自的職責分工管理新建陸軍的日常事務。督練處另附設糧餉局、軍械局、轉運局、洋務局、軍醫局、教習處等機構。這樣，新建陸軍的領率機關形成了協調有序、職責明顯的完整指揮體系。在營制方面，新建陸軍分為左、右兩翼，翼設統領管轄，統領下設分統，負責各營的訓練，營設統帶，管轄一營。營下設隊，隊下設哨，哨下設棚。於是形成翼、營、隊、哨、棚5級建制。
新建陸軍重視募兵的質量與採取厚給薪餉的辦法穩定軍隊。袁世凱意識到「兵力強弱，在慎選於募兵之始。凡募兵必須遴派委員分赴風氣剛勁各處，厚給口食，逐細挑選」①。後來又強調：「練兵之道，養兵為先，兵資餉以為生，餉視兵而尤重，故籌餉為練兵根本。」②光緒二十四年（1898），直隸總督榮祿在幫助慈禧太后發動戊戌政變之後，將駐紮在直隸境內的毅軍、甘軍、武毅、新建陸軍等軍合編為武衛軍，由榮祿本人統轄。武衛軍分前、後、左、右、中5軍，袁世凱的新建陸軍被編為武衛右軍，仍駐紮小站。從此，「新建陸軍」之名由「武衛右軍」所取代。武衛軍各軍編制為10000人，袁世凱趁機添募3000人，增強了實力。第二年，由於義和團運動在山東不斷發展，清廷鑒於山東地方官彈壓不力，改派袁世凱接替毓賢的山東巡撫之職，袁世凱帶領武衛右軍入山東。袁世凱對山東防勇加以裁併改編，編練「武衛右軍先鋒隊」10000餘人，加上武衛右軍，使其統轄的軍隊達20000餘人。在光緒二十六年（1900）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中，除袁世凱所部武衛右軍在山東避戰火外，武衛軍其他4軍在京、津一帶或被消滅，或受重創而潰不成軍。
光緒二十七年（1901），袁世凱被清廷任命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他率武衛右軍由山東返直隸。此時，清廷正在推行新政，其中一條為編練新軍。①《德宗實錄》卷378。
①《新建陸軍兵略錄存》卷1。
②《袁世凱奏議》，第113頁。
袁世凱作為北洋大臣兼練兵大臣，在保定設立督練公所，委任段祺瑞為參謀處總辦，馮國璋為教練處總辦，並以武衛右軍為基礎，從光緒二十八年至三十年（1902—1904）在保定編練起「北洋常備軍」。自袁世凱擔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和練兵大臣起，他所統轄的新軍自然應當是「北洋軍」之稱的源起。北洋軍閥日後的形成，也開始於此。
北洋常備軍的營制開始設「鎮」一級建制，先後編有5鎮，其建制順序由上到下依次為鎮、協、標、營、隊、排、棚，使新軍的營制更加完善。光緒二十九年（1903），清廷設立練兵處，發布諭旨稱：「前因各直省軍制操法器械，未能一律，疊經降旨，飭下各省督撫認真講求訓練，以期畫一。乃歷時既久，尚少成效，必須於京師特設總匯之處，隨時考查督練，以期整齊，而重戎政。著派慶親王奕誆總理練兵事務。袁世凱近在北洋，著派充會辦練兵大臣。」①次年，清廷又提出在全國編練新軍36鎮的計劃，力求以新軍代替舊軍。袁世凱利用會辦練兵大臣的身份和擴編新軍之機會，於光緒三十一年（1905）編成北洋新軍6鎮。
北洋新軍6鎮依次為：（1）光緒二十九年袁世凱奉命挑選八旗兵3000人編練「京旗常備軍」，光緒三十一年該軍改稱北洋陸軍第1鎮；（2）光緒二十八年袁世凱令王士珍等人在直隸募兵6000人在保定訓練，二十九年編成「北洋常備軍左鎮」，三十年改稱北洋常備軍第1鎮，三十一年改編為北洋陸軍第2鎮；（3）光緒三十年，袁世凱借日俄戰爭在中國東北爆發而需加強防務之機，派人在山東、河南、安徽等省募兵編成北洋常備軍第3鎮，三十一年改編為北洋陸軍第3鎮；（4）光緒二十九年至三十年間，袁世凱以親軍馬隊為基礎，又在直隸、山東、河南、安徽募兵，編成北洋常備軍右鎮，旋改稱北洋常備軍第2鎮，三十一年改編為北洋陸軍第4鎮；（5）光緒三十一年袁世凱以山東「武衛右軍先鋒隊」為基礎，從第4鎮抽調兵力並從山東募兵，編成北洋常備軍第5鎮，旋改稱北洋陸軍第5鎮；（6）光緒三十一年，袁世凱將駐紮北京的武衛右軍以及歸屬於他的自強軍加以合編，成北洋常備軍第4鎮，後改稱北洋陸軍第6鎮。
光緒三十一年（1905）北洋新軍6鎮的建立，標誌著作為軍事集團的北洋軍閥開始形成。袁世凱通過編練北洋6鎮，握有京畿一帶的兵權。清廷為獨攬軍權，於光緒三十二年（1906）合兵部與練兵處為陸軍部，試圖將「所有各省軍隊，均歸該部統轄」①。袁世凱由此與清廷產生矛盾，他憑藉多年編練新軍安插親信使北洋6鎮完全聽命於他。當光緒三十四（1908）光緒帝與慈禧太后先後死去，醇親王載灃攝政之後，載灃為給其兄光緒帝雪袁世凱在戊戌變法時向慈禧太后告密而釀成政變之恨，以袁世凱患「足疾」為名，要他回河南彰德「養病」。但袁世凱依然操縱著兵權。他不僅賄賂買通慶親王奕，而且在朝內朝外遍布著他的「小站舊人」，文官如徐世昌、唐紹儀等，武將如馮國璋、段祺瑞、王士珍、張懷芝等，均是他的心腹，以袁世凱為核心形成的北洋軍閥集團勢力，在清朝統治集團中已居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宣統三年（1911），湖北新軍發動了武昌起義。袁世凱又被清廷起用，他既通過調派北洋新軍去攻打南方的革命軍，又以軍事力量向清廷進行要挾。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成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擔任臨時大總統。袁世①《德宗實錄》卷522。
①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第5冊，總第5601頁。
凱則以逼迫清朝皇帝退位的方式來換取孫中山的讓位。4月1日，孫中山於南京辭臨時大總統職，袁世凱在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自此，袁世凱依恃著北洋新軍建立起北洋軍閥在中國的黑暗統治。
第四節 近代海軍
清廷籌議海防與籌建新式海軍
清朝原有舊式水師，無近代化海軍。鴉片戰爭時期，林則徐向道光帝奏稱：「從此制炮必求極利，造船必求其堅」，「制炮造船，則制已可欲如。」①他又建議奕山籌辦「外海戰船」，認為「此系海疆長久之計」①。這些主張系開創辦近代海軍之先聲。由於道光帝對林則徐的奏摺朱批為「一片胡言」，奕山對林則徐的意見也置之不理，林則徐的願望未能實現。
第二次鴉片戰爭津沽失陷，京師遭劫的情況對清朝統治集團帶來了較大的刺激。咸豐十年（1860），曾國藩委託幫辦軍務的左宗棠上奏陳言：「將來師夷智以造炮製船，尤可期永遠之利。」②在許多官員主張仿造輪船的同時，清廷於同治元年（1862）準備從國外購進一支艦隊。總理衙門大臣奕通過時任總稅務司的英人李泰國向英國訂購兵艦。次年，購到船艦8艘，由英海軍上校阿思本將艦隊帶到中國。中英雙方因艦隊的指揮權爭執不下，清廷決定遣散艦隊，此為「英中聯合艦隊事件」。此後，清政府開始對設廠造船和籌辦海軍略加重視。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鑒於「自海上用兵以來，泰西各國火輪兵船直達天津，藩籬竟成虛設，星馳飈舉，無足當之」③的狀況，提出「整理水師」和「設局監造輪船」的建議。次年，丁日昌提議「創建輪船水師」，要求設立北洋、中洋、南洋提督，分別駐紮大沽、吳淞口、廈門。福州船政局與江南製造總局仿造的輪船陸續下水，中國有海無防情況開始得到改觀，但海防空虛的局面並未從根本上扭轉。
同治十三年（1874），發生日本侵略台灣事件，清政府大為震動，要求加緊建立海軍的呼聲一度高漲，「於是有海防之議」④。總理衙門呈上切籌海防的奏摺，提出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等6條「緊要機宜」，請飭沿海、濱江督撫詳細籌議。丁日昌通過廣東巡撫張兆棟代為遞上《海洋水師章程》6條，主張「設北、東、南三洋提督」，分駐天津、吳淞、南澳，建立北洋、東洋、南洋3支海軍。3支海軍各設大兵船6艘，根缽輪船10艘，每半年會操一次，使「三洋聯為一氣」①。總理衙門奏請將丁日昌所擬章程發交沿海、濱江督撫，匯入總理衙門籌辦海防的奏摺，限督撫們1個月內妥議復奏。沿海、濱江督撫的復奏大多對總理衙門提要的6條切籌海防的建議和丁日昌提出的章程表示贊同。又經親王、郡王會同大學士、六部、九卿的「廷議」，清廷於光緒元年四月二十六日（1875年5月30日）確立加強海防與建立海軍的方針，任命直隸總督李鴻章和兩江總督沈葆楨分別督辦北洋、南洋海防事宜，並擬「先就北洋創設水師一軍」。這樣，清廷的海防議促進了中國近代海軍的產生與發展。
在光緒十年（1884）的中法戰爭中，福建海軍幾乎全軍覆滅於馬尾之戰，①《林則徐集》奏稿中冊，第885、862頁。
①見《海國圖志》卷80，第10頁。
②《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2，第58頁。
③《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8，第2頁。
④《洋務運動》第2冊，第337頁。
①《洋務運動》第1冊，第31—32頁。
這又對清朝統治集團帶來頗大的刺激。於是，要求大力發展和治理海軍的議論再起，形成了新一輪的海防之議。
光緒十一年五月初九日（1885年6月21日），清廷發布諭旨稱：「自海上有事以來，法國恃其船堅炮利，橫行無忌。我之籌畫備御，亦嘗開立船廠，創立水師，而造船不堅，制器不備，選將不精，籌費不廣。上年法人尋釁，疊次開仗，陸路各軍屢獲大勝，尚能張我軍威；如果水師得力，互相應援，何至處處牽制。當此事定之時，懲前毖後，自以大治水師為主。」②督撫們的奏摺主要圍繞著設立海軍衙門以統一海軍指揮權和設立幾支海軍兩個問題進行了議論。有關設立海軍衙門問題，左宗棠主張宜設海防全政大臣，或海部大臣，特建衙署駐紮長江；穆圖善建議宜設海部於天津；吳大徵謂宜在京師設水師總理衙門；李鴻章主張或設海部，或設海防衙門。在海軍應設立幾大支問題上，左宗棠稱海軍宜立10大軍；穆圖善說海軍宜區4部；楊昌浚認為水師宜設3大支；李鴻章主張宜設水師4支。對於設海軍衙門，督撫們與清廷意見一致。關於怎樣編練海軍，軍機處會同總理衙門妥議的結果是：「然與其長駕遠馭，難於成功，不如先練一軍，以為之倡。此後分年籌款，次第興辦，自可日就擴充。查北洋屏蔽畿輔，地勢最為扼要，現有船隻亦較他處稍多。擬請先從北洋開辦精練水師一支」。①九月初五日（10月12日），清廷成立了海軍衙門，委派醇親王奕總理海軍事務，所有沿海水師悉歸節制調遣，另派奕、李鴻章會同辦理，善慶、曾紀澤幫同辦理，並責成李鴻章專司北洋精練海軍事宜。海軍衙門的設立，是第二次海防之議的重要成果，清政府確立「以大治水師為主」的方針促進了近代海軍的發展。其中在北洋「精練海軍」方略的確定，又為北洋海軍的迅速成軍帶來新的機遇。
海軍衙門的設立，為統一各支海軍的指揮權和籌餉擴充海軍起到了積極作用。但作為慈禧太后親信的奕，在後來卻挪用海軍經費近1000萬兩會為慈禧修築頤和園，又影響了海軍的正常發展。光緒十七年（1891）奕病死，總理海軍衙門大臣一職由奕繼任。光緒二十年（1894），甲午戰爭爆發，被慈禧太后罷官10年的奕又重新主政總理衙門，併兼管海軍衙門。甲午戰敗後，清廷於光緒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1895年3月12日）下令裁撤海軍衙門。
在兩次海防議的推動下，清廷對籌建海軍和加強海防逐步加以重視。在這個過程中，清政府曾建立有4支海軍，即福建海軍、廣東海軍、南洋海軍、北洋海軍。其中以北洋海軍規模最大，體制較完備，具備典型性特色。
北洋海軍的興起得益於光緒元年（1875）第一次海防議時清政府「先於北洋創建水師一軍」的方針。光緒五年（1879）李鴻章在天津設水師營務處，辦理北洋海軍事務。光緒七年（1881），李鴻章奏准任命淮軍將領丁汝昌為北洋海軍提督。光緒六年、七年，李鴻章委派駐德公使李鳳苞在德國訂造兩艘鐵甲艦，兩艦於光緒十一年（1885）編入北洋艦隊，分別被命名為定遠、鎮遠艦。同年，李鴻章分別向英、德兩國各訂巡海快船即巡洋艦2艘，這4艘快船於光緒十四年（1888）編入北洋艦隊，分別被命名為致遠、靖遠、經遠、來遠。是年，北洋海軍主力艦購進並編入艦隊，李鴻章認為北洋海軍的②《洋務運動》第2冊，第560頁。
①《清末海軍史料》上冊，第59頁。
正式成軍已水到渠成，便親自主持編就《北洋海軍章程》，呈報海軍衙門轉遞慈禧太后。八月二十八日（10月3日），清廷批准了該章程，這標誌著北洋海軍的正式成軍。由於該章程在起草過程中參照了西方國家的海軍章程，章程中對船艦等級、人員編制及升擢事宜、俸餉雜支等作了具體規定，表明這是一個帶有海軍近代化色彩的章程，開了中國軍制改革之先河。在《北洋海軍章程》的《船制》一章中，提出應添置各類艦艇18艘，合原有之艦艇「共大小四十二艘，以之防守遼渤，救援他處，庶足以壯聲威而資調遣」。①此時，北洋海軍的艦艇總數已達42艘，總噸位為45000餘噸，且形成了以鐵甲艦、巡洋艦為主力艦、魚雷艇等艇船為輔助艦的組軍結構，其實力已超過日本海軍，中國具有了一支能躋身於世界海軍之列的艦隊。然而，北洋海軍自成軍之日起便止步不前了。這主要是由於奕挪用海軍經費去修築頤和園和陶醉於現狀等原因所致。從北洋海軍正式成軍至甲午戰爭爆發的6年間，日本卻傾全國之力發展海軍，添置軍艦12艘，日本海軍在艦船總噸位、航速和炮火的發射能力方面均超過北洋海軍。在這種情況下，北洋海軍敗於甲午之役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清末民初的海軍甲午戰爭之後，清朝統治集團內部又出現了重振海軍的呼聲。張之洞在光緒二十一年（1895）上奏籲請「宜亟治海軍」，指出：「今日禦敵大端，唯以海軍為第一要務」，「今日無論如何艱難，總宜復設海軍」。他提出的具體建議為：「以南洋、北洋、閩洋、粵洋各設海軍一支為正辦，若限於物力大巨，則南北洋兩支斷不可少」①。此時，北洋海軍已在甲午戰爭中全軍覆沒，清廷為支付對日賠款，又無財力投入海軍建設，甚至海軍衙門也被裁撤。直到光緒二十四年（1898）的「百日維新」期間，光緒帝在新政詔令中強調要復興海軍。六月十一日（7月29日）的「上諭」中稱：「國家講求武備，非添設海軍，籌造兵輪無以為自強之計」①。同時，又督促各省如數撥解福建船廠經費，要求沿海、濱江督撫籌辦水師學堂，並派留學生到日本、英國學習海軍專業。在籌造兵輪的同時，清政府又從外國訂購的一批軍艦，包括向英國訂造的海天、海圻2艘巡洋艦，向德國訂造的海容、海籌、海琛3艘巡洋艦，以及海龍等4艘魚雷艇和飛霆號驅逐艦。光緒二十五年（1899），從國外訂購的各艦均駛至天津海口，北洋海軍得以重建，清廷任命葉祖珪為統領，薩鎮冰為幫統，統領衙門設於天津紫竹林。此後10年間，海軍發展緩慢。宣統元年五月二十八日（1909年7月15日），清政府設籌辦海軍事務處，「著派郡王銜貝勒載勛、提督薩鎮冰充籌辦海軍大臣」②。載洵、薩鎮冰乘輪船前往歐洲考察海軍，在義大利訂造了鯨波號炮艦，在奧匈帝國訂造了龍湍號驅逐艦，在德國訂造同安號等4艘魚雷艇和江鯤號等2艘炮艇，在英國訂造了肇和、應瑞號巡洋艦2艘。第二年，兩人又到美國、日本考察海軍，在美國訂造飛鴻號巡洋艦，在日本訂造永豐、永翔號炮艦。
在清廷設立籌辦海軍事務處的同月，將海軍分列巡洋艦隊、長江艦隊兩①《張文襄公全集·奏議》卷37，第22—23頁。
①《清末海軍史料》下冊，第933頁。
②《清末海軍史料》上冊，第96頁。
大艦隊，統一划規籌辦海軍事務處指揮。清廷任命原北洋海軍廣丙艦管帶程璧光為巡洋艦隊統領，任命原北洋海軍定遠艦大副沈壽堃為長江艦隊統領。巡洋艦隊負責海防，有艦艇15艘。長江艦隊負責江防，有艦艇17艘。第二年，清政府又改籌辦海軍事務處為海軍部，由載洵任海軍大臣。接著，又任命海軍提督薩鎮冰「統制巡洋、長江艦隊」①，設司令部於上海高昌廟，薩鎮冰成為首任海軍總司令。
清廷於清末兩次復興海軍，取得了一些成效，但與世界海軍強國的發展水平相比，卻是瞠乎其後的。它在抵禦外國侵略方面幾乎沒有任何建樹，而在對內鎮壓革命方面曾一度成為清廷的工具，但不久便在辛亥革命的影響下以起義的形式轉向與清王朝相對立的方向。
在宣統三年（1911）武昌起義爆發後，清廷調派薩鎮冰率海軍軍艦15艘駛抵漢口協助北洋新軍圍攻革命軍。留在上海至吳淞口江面的策電號等9艘軍艦則在革命黨人的策動下於九月十二日（11月2日）宣布起義。經湖北軍政府都督黎元洪以薩鎮冰學生身份，不斷派人送信勸薩鎮冰反正歸附革命軍後，薩鎮冰自行脫離海軍統制之職，其所率海軍各艦於九月二十二日（11月12日）宣布起義，駛離漢口返航上海。各艦代表在上海推選程璧光為海軍總司令，黃鐘英為副司令，黃裳治為參謀長。清政府經營的海軍轉向革命。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臨時政府下設包括海軍在內的9個部，黃鐘英、湯薌銘分別被任命為海軍部總長、次長。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在臨時政府成立之日發布《通告海陸軍將士文》，指出：「曠觀世界歷史，其能成改革大業者，皆必有甲冑之士反戈內向」。「觀於吾陸海軍將士之同心戮力，功成不居，而有以知共和民國之必將有成也。用敢勉策駑鈍，以從吾人之後。吾願海陸軍將士，上下軍心，共勵初心，守之勿失。」①孫中山對海軍起義表示讚賞，希望海軍能成為維護共和的力量之一。接著，海軍參加北伐。北伐艦隊由海容號巡洋艦及其他艇船組成，從上海北上，先後駛至煙臺、秦皇島、大沽、牛莊、營口等處，配合北伐陸軍形成強大的陣式，對迫使清廷退位起到一定的作用。
1912年4月1日，孫中山將臨時大總統職位讓與袁世凱。隨著臨時政府的北遷，海軍部從南京遷至北京。袁世凱對海軍進行了人事改組，任命原海天艦艦長劉冠雄為海軍總長，湯薌銘為海軍次長，主管海軍部。又任命黃鐘英為海軍總司令，薩鎮冰為顧問，司令部仍設在上海高昌廟。同時，袁世凱又將原來的巡洋、長江兩艦隊改編為左、右兩艦隊，規定「左、右兩司令所轄之艦隊，即按巡洋、長江性質劃分權限」②。是年12月，袁世凱又改海軍左艦隊為第一艦隊，海軍右艦隊為第二艦隊。第一艦隊有艦艇13艘，由海軍主力艦構成。第二艦隊有艦艇25艘，基本上仍是以往長江艦隊所使用的小艦艇。
袁世凱任用劉冠雄為海軍總長顯然是為了控制海軍。劉冠雄在光緒三十年（1904）任海天艦艦長時，因該艦觸礁沉沒，本當處斬，經袁世凱力保得免。劉冠雄便投靠於袁世凱，成為其親信。袁世凱在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開始了北洋軍閥在中國的統治時期，海軍亦成為其實施專制獨裁統治的工具。
①《清末海軍史料》下冊，第940頁。
①《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3—4頁。
②《中華民國海軍史料》，第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