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一卷） · 第二章　手工業

第一節　鴉片戰爭前後至太平天國時期的手工業 鴉片戰爭以前，清代社會仍然沿續著統治中國兩千餘年的封建制度，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社會經濟中的主導地位，手工業和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兩大基本生產部門。手工業中，家庭手工業（即農民家庭手工業和城鎮個體手工業）占絕對優勢。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家庭手工業的一些產品已作為商品來生產和售賣。官府手工業同以前一樣，占有著當時社會最高的生產技術和最大量的手工業勞動力。清代官府手工業的經營範圍不及明代廣，主要經營紡織、陶瓷、軍火、錢幣鑄造及造船等，其中規模較大的官營手工業工場有：江寧、蘇、杭三織造局，京內織染局，景德鎮御窯廠，戶部寶泉局，工部寶源局，福建造船等。官府手工業的產品只供統治集團的消費和為其政治統治服務，它是封建經濟結構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清代前期，民間工場手工業已在一些商品經濟發達的地區，在某些生產行業中出現和發展著。絲織業早在明代就已出現手工工場，到了清代又有了進一步發展，規模愈加擴大，分布地域更加廣泛。另外，與絲織業相關聯的染印業也出現了手工工場。其他如雲南的煉銅業、四川的井鹽業、廣東的冶鐵業、景德鎮的陶瓷業，以及陝西漢中的造紙業，均出現了規模較大的手工工場。在這些手工工場中萌芽著新型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但是，由於受到封建統治者的嚴重摧殘，民間工場手工業發展的速度極為緩慢。 鴉片戰爭以後，以英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用大炮轟開了中國大門。從此，外國資本主義勢力侵入中國，大量的外國商品傾銷到中國市場，封建的自然經濟結構遭到破壞。中國的手工業面臨著與外國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競爭的不利局面。 在鴉片戰爭結束後的最初十多年中，中國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上發展的家庭手工業，對外國資本主義商品的輸入進行了頑強的抵抗。這時期，外國資本主義輸入中國的商品以洋紗和洋布為主。而中國的家庭手工業主要從事的就是棉紡織業，且質量、價格俱優於洋紗洋布。一個英國人曾記載說：「遠在1844年，我曾把這種土布的各種質地的樣品，標明每一種的價格送回英國。和我通信的人都說，按照所標的價格，他們在曼徹斯特也做不出來。而所標的價格比此地（中國福建省。引者注）的價格還壓低了很多」①。中國家庭手工業生產的棉布，有時甚至比曼徹斯特生產的洋布的成本還低②。在這種情勢下，外國商品在中國市場上的銷售十分有限。有資料表明：英國輸華貨值，鴉片戰爭前為數十萬英鎊，戰後增至200多萬英鎊，但道光二十六年（1846）以後開始下降，到咸豐四年（1854）為100萬英鎊多一點，僅略超過戰前的水平①。 這個時期家庭手工業遭受洋紗洋布打擊的，主要是東南沿海，接近通商口岸的一些地區，如廈門，由於洋紗洋布的輸入，「江浙之棉布，不復暢銷，①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1卷，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504頁。②嚴中平：《英國資產階級紡織利益集團與兩次鴉片戰爭史料》，《經濟研究》1955年第2期。①嚴中平：《英國資產階級紡織利益集團與兩次鴉片戰爭史料》，《經濟研究》1955年第2期。商人多不販運；而閩產之土布土棉，遂亦因之壅滯不能出口」②。寧波自五口通商後，其地的棉紡織手工業「已經受到了顯著的影響」，「六年以前，每疋售價六元的白布（叫南京土布），現在只要三元五角就能買到。這樣和本地貨相同的貨物的進口，已經使許多織布機停了下來」③。松江太倉的棉花梭布原來非常出名，但道光二十六年（1846）包世臣在《答族子孟開書》中說：「近日洋布大行，價才當梭布三之一。吾村專以紡織為業，近聞已無紗可紡，松江布市，消減大半。」④可見這裡的手工紡織業也明顯地衰落了。另外，廣東順德的織布業也由於「西洋以風水火牛運機成布，舶至賤售」，導致原先遍於縣市的織布「女工幾停其半」⑤。 但總的看來，除上述幾個地區外，這一時期，中國的家庭手工業所受到的外國資本主義商品的衝擊並不很大。 咸豐元年（1851），洪秀全領導的空前規模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爆發。 起義者以天京（南京）為首都，建立了與清皇朝對峙達14年之久的農民政權。為了保證革命鬥爭的需要，太平天國建立了自己的官營手工業體系，將分散的手工業工人組織起來，按照技術專業的不同，分別設立「諸匠營」和「百工衙」。諸匠營和百工衙在「永安建制」時即在軍隊中設置了，到天京後更加擴充。諸匠營採用軍事編制，有水營，管理船隻及水上運輸；土營，最初專門擔任攻城挖地道的任務，後來水泥匠編入該營，又擔任土木建築工作。除「水營、土營而外，又有木營，其卒皆木工；金匠營，其卒皆金銀匠；織營，其卒皆織機匠；金靴營，其卒皆靴鞋匠；繡錦營，其卒皆男繡匠；鐫刻營，其卒皆刻字匠，各營以指揮統之」①。百工衙在軍隊中所設比較簡單，計有典旗幟、典炮衙、典鉛衙（鉛彈）、典紅粉（火藥）、典硝衙、典鐵匠、典木匠、典竹匠、典繩索等9種，都是軍需品的生產。定都天京後，又在食品、服裝、建築、交通、日用品、印刷、美術，以及印璽、器飾、貨幣等各種手工業行業都設立了許多「衙」，如：豆腐衙、舂人衙、宰夫衙、典織衙、縫衣衙、國帽衙、梳蓖衙、油漆衙、戰船衙、鐫刻衙、刷書衙等等，名目繁多。另外，太平天國還設有各種典官，如：典金官、典玉局、典繡錦、典金靴、督銑炮、鑄銅炮等等，職同指揮，每官領有人數不等的工匠。 諸匠營和百工衙只為供應太平天國政權的需要而生產，產品直接分配給各級單位，不進入市場。生產者除吃、穿之外別無報酬。這種制度下，生產效率相當高，「凡軍中所需，咄嗟立辦」②。它對於支援太平天國的革命戰爭，滿足太平軍各項需要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太平天國非常重視有技術專長的手工業者。《天朝田畝制度》規定：「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長卒為之，農隙治事。」定都天京後洪秀全曾下「招賢榜」，稱：「江南人才最多，英雄不少，或木匠、或竹匠、或銅鐵匠，吹鼓手你有那長，我便用你那長；你若無長，只可出出力的了。」②《清代鈔檔：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十七日敬■奏》。 ③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1卷，第494頁。 ④包世臣：《答族子孟開書》，《安吳四種·齊民四術》，第34頁。 ⑤馮奉初等：《咸豐順德縣誌》卷3，第45頁。 ①張德堅：《賊情彙纂》卷5上。 ②張德堅：《賊情彙纂》卷4。 ①由於太平天國採取了有利於生產發展的各項經濟政策，其統治區內，手工業生產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這裡是我國主要的蠶桑產區，在太平天國統治期間，生絲的出口基本保持著增長的趨勢。一個外國人記載說：「自1853年太平天國占領南京以來，他們獲得揚子江下游的大塊產絲區域。1853年以前的10年中，中國的生絲出口，每年平均在16000包至25000包之間。1853年的出口為25571包。1854年即陡增至61984包。1860—1861年間太平軍占領蘇州後，事實上握有整個產絲區域，絲的出口為69137包。次年，增至88754包。1862—1863年，太平軍占領產絲區域的最後一年，絲的出口為83264包」②。另外，茶葉的出口也保持著增長的趨勢。「1852—1853年，出口為72900000磅。1853年，太平軍定都南京的一年，出口為77210000磅。1854—1855年，為86500000磅。1860—1861年為87220754磅。1861—1862年增至107351649磅。1862年又增至118692138磅」③。這種增長趨勢，表明了這裡蠶桑業和制茶業的發展。 但是，在太平天國反對清皇朝統治的鬥爭中，以及清廷鎮壓太平天國的戰爭中，各地的手工業，包括蠶桑業，也受到了程度不同的破壞或影響。清軍攻陷南京後，蠶桑產區遭到了極大的破壞，生絲的出口量急劇減少，下降了一半以上，同治三年至四年（1864—1865）生絲的出口僅為41128包①。戰爭期間，南京、杭州的絲織業均遭到了極大的破壞。太平軍攻克南京後，這裡的絲織業機戶一半以上逃亡別處，「織工流離四散」②，加之戰時難以從附近產絲區獲得正常的原料供應，產品也難以順利推銷出去，導致南京的絲織業急劇衰退。杭州受戰爭的破壞更加厲害，其絲織業的衰退情況比南京還嚴重。《杭州市經濟調查》記：「杭州機戶，昔以萬計。洪楊之役，遂致星散，倖存者不過數家。」③遠在北方的直隸，其絲織業也因生絲流通不暢而衰落。直隸饒陽縣出產饒綢，「從前織此綢者共有十餘家。..溯自南省不靖，絲價騰貴，此綢亦遂料薄價昂，無人購買，各織戶俱賠累，陸續關閉，近年僅存二家」④。另外江蘇及吳江盛澤鎮的絲織業，浙江平湖的棉紡織業，淮南的製鹽業，四川、雲南的製鹽業、礦冶業，貴州的礦冶業、茅台的釀酒業，江西景德鎮的陶瓷業，安徽合肥的碾米業，福建崇安的制茶業，廣東新會的制葵扇業等等，均因受戰爭的影響或衰退，或遭到破壞。一直到同治末年以後，各地的手工業生產才逐步得到了恢復。 ①徐珂：《雪窗閒筆》，《康居筆記匯函》，第92頁。 ②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1卷，第544頁。 ③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1卷，第544頁。 ①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1卷，第544頁。 ②同上書，第602頁。 ③《杭州市經濟調查·絲綢篇》，第71頁。 ④劉長佑：《停貢饒綢片》，王廷熙等：《皇朝道咸同光奏議》卷27下，第32頁。 第二節　同光年間手工業的衰落 咸豐六年至十年（1856—1860），爆發了第二次鴉片戰爭。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從清廷手中攫取了更多的特權和利益，使中國的手工業陷入更加不利的境地。 同治以後，隨著機器大工業生產力的迅速提高，外國資本主義輸入中國的商品的價格不斷下降，加之西方商人逐漸了解了中國人所喜歡的商品的質量、價格、式樣等，改變了以前盲目輸入商品的做法，從而使其商品在中國市場上的銷售迅速上升。這樣，中國相同產品的銷路便受到了愈來愈嚴重的損害。生產這些產品的手工業因此趨向衰落。 手工紡織業是衰落較早的部門。造成中國手工紡織業衰落的經濟原因來自兩方面。一方面，外國資本主義輸入中國的棉紗量迅速增加。據資料：同治中年，洋紗每年輸入不過100餘萬海關兩，光緒初增至300餘萬海關兩，中法戰爭後迅速增至一千二三百萬海關兩，甲午戰爭前後更達三四千萬海關兩①。光緒初年以前，中國棉紗市場由英紗獨占，此後，中國各通商口岸的銷量，便無不以印紗為主了②。甲午戰爭以後，日本紗也開始在中國市場上銷售。與此同時，洋紗的價格大幅度降低，同治十一年至光緒十六年（1872—1890），進口棉紗的價格下降了1/4以上，如以同治十一年（1872）的進口棉紗價格為基數，光緒十二年（1886）時進口棉紗的價格僅為它的66.9％①。而同時期土紗的售價遠遠高于洋紗，如光緒十三年（1887）時，牛莊地區的洋紗售價，每包（300斤）57兩白銀，而同樣重量的土紗卻要87兩左右②，土紗比洋紗貴52.6％。這樣，自然使一些地區的手工織布者捨棄土紗而改用洋紗。另一方面，中國市場上原棉價格的提高。由於英國棉紡織業對印度棉花的大量需要，以及印度本土棉紡織業的發展，使印度棉花向中國輸出的數量大為減少。不僅如此，由於日本的棉紡織手工業也發展起來了，其本國出產的棉花不能滿足需要，因而從中國大量收購棉花。在這種情勢下，中國市場上的原棉價格上漲，其價格甚至與進口的印度棉紗的售價相仿。宜昌海關在光緒十六年（1890）的報告中說：「印度棉紗和（東部諸省來的）棉花的零售價格相差無幾，所以買進棉花再來紡紗，反而比直接用洋紗更貴。」③因此，土紗再無市場了。 洋紗代替了土紗，造成各地手工紡紗業大批破產。同治、光緒年間，廣東、閩南、江浙蘇松杭及長江流域各省手工紡紗業紛紛停業破產，山東土紗紡織業也「幾乎全部停歇」④。到甲午戰爭前後，全國各地「無一省不有大批手工紡紗業破壞的情形」⑤。《中外日報》載江西的情形：「近年省屬各處銷售洋棉紗多至數萬包，土棉紗已無人過問，婦女紡業多廢。間有無工可作仍從事紡紗者，然土紗每斤售錢二百五六十文，洋紗每斤售錢二百八九十文。①楊端六：《六十五年來中國國際貿易統計》。 ②參見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北京科學出版社1955年版。 ①參見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 ②參見《海關貿易報告冊》（英文本），1887年，牛莊口，第2頁。 ③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第79頁。 ④《海關貿易報告冊》（英文本），1887年，煙臺，第43頁。 ⑤樊百川：《中國手工業在外國資本主義侵入後的遭遇和命運》，《歷史研究》1962年第6期。土紗不及洋紗勻潔，故價格日跌。鄉村婦女因失業而困苦者，不知凡幾」①。江南一帶「鄉間幾無自軋自彈自紡之紗」②。貴州黃草壩「過去曾為不可少的紡車都擺在一邊，滿布著灰塵，被遺棄了」③。廣州附近「紡紗之業，風流雲散，至覓一紡紗器具而不可得」④。大致到民國初年，中國手工紡紗業除了偏僻地區和純粹為了自給之外，大部分都已在外國機制棉紗的壓迫下停歇了⑤。和手工紡紗業同時出現衰落趨勢的，是與之相關的手工織布業。洋布最初輸入中國，只是城裡的一些有錢人才穿用。一個外國人在他的調查報告中說：「沿海城市裡一部分富裕階級穿用我們的布匹，在夏天，為了節省絲綢與縐紗；在冬天，則加上棉絮，節省皮衣和厚重的緞子。商店的賬房先生和店員穿用我們的布匹也相當普遍。洋布比同等的土布好染色而顯得光彩。..富裕階級之所以穿洋布，也不是因為洋布好，而是因為做起所需衣服來，碰巧洋布比他們土布便宜罷了。」⑥而大多數人，尤其是廣大農民仍使用土布。道光以後，歐洲棉紡織業生產技術大幅度提高，生產費用顯著降低，布匹的售價也大幅度下降。「例如：本色布在1866年（同治五年）的售價是2兩9錢至4兩，1867年是2兩5錢至3兩，而1868年的價格大約在2兩2錢到2兩5錢之間。外國棉布在這樣的低價下就能與土布競爭，並能負擔運輸費用而深入到內地去」①，因而洋布得以大量湧入中國市場。同治末年以後，進口棉布增長的速度尤為明顯，光緒元年（1875）棉布進口金額為1700多萬海關兩，光緒六年（1880）為1900多萬海關兩，光緒十一年（1885）為2500多萬海關兩，光緒二十六年（1900）達4500多萬海關兩，光緒三十一年（1905）更是達到11000多萬海關兩②。由於洋布價廉，在農村中穿用的人也日益普遍起來。「過去中下層人因土布比洋布價廉耐用而偏好土布，現在這一層理由可以說已不存在了。..洋漂布主要流行於本省（浙江）貧瘠和人口稀少的區域，如衢州、姚州（即餘姚）、金華便是」③。同治十年（1871），《英國領事商務報告》中也提到：「中國（漢口）農民開始發現這種外國貨物（洋布）比他自己的（土布）便宜得多，在某種程度內，（洋布低廉的價格）抵補了（洋布）不耐用的（缺點）。」④光緒元年至二年（1875—1876）的該報告還稱：「土布和進口商品（洋布）相競爭，（在品質上）決不就處於不利的地位。但是手織土布的售價較高，因而貧苦的中國人便不得不買便宜的但並不耐用的競爭品（洋布）了。」⑤鄭觀應在《盛世危言》中也指出：「迄今通商大埠，乃內地市鎮城鄉，衣土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七八。」其①《中外日報》光緒二十五年三月六日。 ②《利國宜廣製造論》，光緒二十一年八月一日《申報》。 ③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卷，第214頁。 ④鄔慶時：《番禺末業志》，「工商業」第四，卷4；又見梁鼎芬等：《番禺縣續志》卷12《實業志》，「工商業」，第36頁。 ⑤參見樊百川：《中國手工業在外國資本主義侵入後的遭遇和命運》，《歷史研究》1962年第6期。⑥轉引自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第80頁。 ①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卷，第220—221頁。 ②參見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上海市棉布商業》，中華書局1979年7月版，第16頁。③《關冊》（英文），1871—1872年，第133—134頁。 ④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卷，第220—221頁。 ⑤轉引自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第222頁。 言雖不很準確，但也可見一般。在這種情勢下，中國的手工織布走上沒落的道路。如浙江鄞縣，所產土布因結實、耐用而聞名，俗稱結布或老布，「為民間家庭工藝之最普泛者」①。但是，「迨至光緒十年後，..則巡行百里，不聞機聲」②。在江蘇，同治中期以前「土布遍銷內地，為土民出產之大宗。..十年之後，逐漸稀少。又十年而通都大邑，竟至絕跡。今日雖在窮鄉，聆紡織之聲，詫為異矣」③。甲午戰爭前後，北方「畿輔深、冀諸州，..近來外國布來，盡奪（我國）布利，間有織者，其紗仍購之外國」④。湖南嶽州，「目下欲求一匹真土紗都布（布名），幾如披砂揀金」⑤。廣西貴縣也因「洋布輸入，土製紗布，相形見絀，紡織之業，遂一落千丈」⑥。 但是，手工織布業的衰落在進程上較手工紡紗業緩慢。這是因為一些具有長期商品生產傳統，手工紡織業收入在農民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地區，當其手工紡紗業幾乎全部停頓時，大量的勞動力又以低於價值的價格，投入到與之接近的手工織布業中，同時在手工織布中大量使用價格低廉的進口機制棉紗，從而使手工織布業在洋布的強大衝擊下，得以保存，甚至有了新的發展。光緒八年至十七年（1882—1891）《海關十年貿易報告》（英文本）載：廣東瓊州「隨著大量的洋紗進口，土紡織業幾乎全部停止了。..文昌女工既失其紡紗職業，便轉入織布，據說她們的收入現在已較前些年約增加一倍」①。江西《廬陵縣誌》也載：「十數年來，紡車朽蠹，而機杼不減於舊，蓋業布者市洋紗為之，貧婦計段責值而已。」②有些地區用洋紗織成的土布，不僅比用土紗織成的土布便宜，甚至比進口的洋布還便宜。光緒十八年（1892）鎮江口海關報告稱：「北方各處之人，俱購洋棉紗自織，其織成布匹較市中所售價廉而堅。」③光緒二十一年（1895）九江口的海關報告也稱：「內地人民有盡用洋棉紗織成土布款式，取其工省，而價值亦較土棉紗為廉，且較買市肆洋布，更為便宜。」④這樣使土布得以抵抗洋布的衝擊，甚至擠占洋布的銷路。如江蘇「通州所出布匹，銷場極大。各省之人，皆聞其名，皆樂於購」⑤，致使從鎮江進口的「洋布減銷尤甚。..從前如江北內地各州縣，均用洋布，近則用土布者漸多」⑥。一個外國人在他對貴州安順府、黃草壩和獨山的調查報告中說：「這三個主要織布中心，近二十年來，織布業有了迅速的成長。據消息靈通的外國僑民說，這種情形正方興未艾。我們不論在那裡參觀，人們都以愉快而直率的態度向我們解說進口洋布貿易範圍過於狹小和家庭織布業的範圍之廣大。例如黃草壩一個最大的商人曾著重指出洋布的①鄭觀應：《盛世危言》卷7《紡織》，第20頁。 ②蔡藏卿、馬厓民：《鄞縣通志》第三《博物志》，第81頁。 ③《書徐侍御請減土布落地厘捐後》，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十五日《中外日報》。④吳汝綸：《深州風土記》記21，第46頁。 ⑤《關冊》（中文），1903年，下卷，第30頁。 ⑥梁崇鼎等：《民國貴縣誌》卷11，第337—338頁。 ①參見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卷，第233頁。 ②曾燦材等：宣統《廬陵縣誌》卷4，第14頁。 ③《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光緒十八年，鎮江口。 ④《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光緒二十一年，九江口。 ⑤《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光緒十八年，鎮江口。 ⑥《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光緒十九年，鎮江口。 進口每年不超過1500匹，而另一方面，黃草壩鎮上和近郊的織布機數，據他的合理估計有2500台。這些織布機共出多少布，可惜無法確定。但是進口的布匹，不論在價值和數量上和本地布比較起來，便顯得不足重視。」①上述情況，在長江下游江浙一帶，湖北沙市附近，廣東佛山、興寧，四川重慶、樂山，直隸高陽、寶坻等地均有發生，使手工織布業又有了新的發展。 還有一些地區，由於外省手工織布者的大量湧入，使本地織布業迅速發達。如雲南府，光緒十七八年，「城內僅有少數幾架織機」，到二十一二年已發展到幾百架，「這種增長完全由於四川移民和廉價的印度棉紗幾乎是同時來到雲南所致」②。其時雲南南部，「全體人民都是穿的印度棉紗織成的布」③。而「雲南府的洋布貿易所值甚微，重慶一天的貿易等於雲南府一年的貿易」④。 從整體上看，中國手工織布業在進口洋布的打擊下總趨勢是日漸衰落了。但由於這種打擊的程度是不平衡的，一些地區破壞程度較輕，其手工織布業還可以有一定的發展。而個別邊遠地區甚至從未見過洋紗洋布，其家庭紡織業自然也就仍占統治地位。 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不僅使中國的手工紡織業出現衰落的趨勢，也使其他一些手工業出現了衰落的趨勢，其中冶鐵煉鋼業、蠟燭業、制針業、制靛業等部門遭到了比手工棉紡織業更為慘重的破產的命運。 中國的冶鐵煉鋼業是手工業中比較發達的一個部門，在古代社會，其技術長期領先於世界各國。鴉片戰爭前後，外國鐵及鐵製品的輸入數量很少，但從同治年以後，其輸入量急劇增長。歷年海關報告》記：同治六年（1867）進口鐵為113441擔，光緒十一年（1885）增加到1202881擔，不到20年增加了近10倍。而光緒十七年（1891）更劇增至1726056擔①。洋鐵大量湧入，使土鐵日益受到排擠。寧波、煙臺一些地方，同治中期就已出現洋鐵差不多全部占奪土鐵銷路的情況。中法戰爭前後，天津也主要進口洋鋼了②。洋鐵能夠代替土鐵的最重要原因，仍然是其價格低廉。此外，輸入的洋鐵多為鐵條、鐵片等，因而使用加工便利，可以大大地節省時間和勞力，很受用者歡迎。這樣土鐵的銷路逐漸縮減，大批冶煉作坊先後倒閉。例如：鐵工業最著名的廣東佛山鎮，原有鐵磚行10餘家，後來全部關閉；10餘家鐵線行也僅剩不多的幾家；原本極興盛的鐵釘行，其營業也十分冷落了③。安徽蕪湖出產的鋼「為舊日馳名物產」④。咸豐、同治時，其鋼坊已從過去的數十家減少為14家，到光緒中期蕪鋼絕跡於世⑤。湖南邵陽，「原名寶慶，所產之鋼，稱曰寶慶大條鋼。..前清初葉，寶慶大條鋼，極負盛名」⑥。其鋼坊在同治年間還①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卷，第250頁。 ②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卷，第251頁。 ③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卷，第251頁。 ④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卷，第251頁。 ①參見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卷，第164頁。 ②《海關貿易報告冊》，1888年，天津口，第19頁。 ③參見洗寶乾等：《民國佛山忠義鄉志》卷6，第15頁。 ④鮑寔等：《民國蕪湖縣誌》卷35，第6頁。 ⑤參見張九皋《蕪湖手工煉鐵業片斷史料》，《安徽史學通訊》1958年第1期。⑥《中國實業志》（湖南省），第7編，第349—350頁。 有20餘家，到宣統二年（1910）僅剩8家，以後不久也全部停歇了⑦。湘潭的蘇鋼以前也較有名。咸豐年間，這裡的鋼坊有40餘家，以後相繼停閉，到宣統二年僅剩3家，不久也全部停頓了⑧。山西的生鐵、熟鐵，以前在南北各省都有大量銷路。鴉片戰爭前後，僅晉城縣就有生鐵爐10餘座，熟鐵爐百餘座①。洋鐵大量輸入後，同治、光緒之際，其「銷路局限於中國北部」②，產量逐漸減少，不久因連年大旱，煉鐵「爐數頓減大半」③，到光緒末年，這裡所存爐數已不及昔日的1/10④。其他各地的手工冶鐵煉鋼業，雖或衰歇的時間略有先後不同，但大致情形雷同。 其他各種手工業，凡是生產與進口商品相同，或可以用進口洋貨替代的產品，都遭到了和冶鐵煉鋼業相同的命運，如蠟燭業被煤油排斥，火石和鐵片被火柴排斥，土針、土靛被洋針、洋靛排斥等等。這些手工業部門都只有被逐步淘汰的命運，而不可能獲得新的發展機會。 與手工棉紡織業及冶鐵煉鋼業不同，絲、茶手工業在外國資本主義侵入後走上了另外一條道路。絲、茶是外國資本主義著重掠奪的中國產品，中國出口商品中，占大宗的始終是絲、茶兩項。同治、光緒之際，二者在出口貨物總值中所占比重達90％左右，以後雖逐漸下降，但到甲午戰爭前後仍占60％⑤。絲、茶的大量出口，直接刺激了繅絲業和制茶業的發展。繅絲業方面，如浙江烏程縣南潯鎮出產的輯里絲，以前其銷路僅限於國內，「銷行範圍既小，營業不盛」⑥。五口通商後，「銷售上海洋莊轉運出口，其名始顯」⑦。其後「外商需求既殷，收買者踴躍赴將，於是輯里絲價雀起，蠶桑之業乃因之而愈盛」①。到光緒二十年前後，「南潯附近各鄉居民，及震澤、黎里一帶，約有車戶二三千家。每家平均約有車四部」②。江蘇溧陽在太平天國起義前每年產絲約260萬兩以上。太平天國失敗後，育蠶者漸漸增加，生絲產量增多。光緒六年（1880）生絲產量達500萬兩之多，其中80％運往上海輸出國外③。廣東的生絲，光緒六年（1880）輸往歐洲12000包至14000包（每包重80斤）；輸往緬甸3000擔至4000擔；輸往美國10000箱（每箱75斤）；本省消費為20000擔④。其他如四川、貴州、湖北、山東、奉天等省的繅絲業均有較大發展。制茶方面，湖南平江縣「道光末紅茶大盛，商民運以出洋，歲不下數十萬金..凡山谷間向種紅薯之處，悉以種茶」⑤。福建「自開海禁以來，⑦《中國實業志》（湖南省），第7編，第349—350頁。 ⑧《中國實業志》（湖南省），第7編，第349—350頁。 ①李希霍芬：《旅華日記》，第560頁。 ②《中國實業志》（山西省），第3編，第171—172頁；第6編，第478頁。③《中國實業志》（山西省），第3編，第171—172頁；第6編，第478頁。④《中國實業志》（山西省），第3編，第171—172頁；第6編，第478頁。⑤參見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3冊，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609頁。⑥中國經濟統計研究所：《吳興農村經濟》，第120—121頁。 ⑦《中國實業志》第三編，第11頁。 ①中國經濟統計研究所：《吳興農村經濟》，第122頁。 ②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3冊，第11—12頁。 ③參見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卷，第73頁。 ④中國經濟統計研究所：《吳興農村經濟》，第94頁。 ⑤同治《平江縣誌》卷20「物產」，第3頁。 閩茶之利，較從前不啻倍蓰」⑥。廣東「鶴山山多田少，山地最適於茶樹之栽培，故植茶者較多。清道光年間，為中國茶葉之全盛時代，全年出口有二百萬擔之多。時該縣無論土著客家，多以植茶為業」⑦。此外，湖北羊樓峒一帶，皖南建德、祁門，及江西等省，種茶制茶業，都因出口的增長而有很大發展。但是，由於絲、茶出口貿易差不多完全掌握在外國人手中⑧。國內市場亦受洋商及其買辦的操縱，致使「華商之業絲茶者，反仰洋人之鼻息，釐毫不能主持。..洋人洞知華商資本不足，華人心志不齊，每屆絲茶上市，為欲取先予之計，視來貸之不旺，故抬價值；迨已群聚，則又故作觀望，相持久之，則華商之心虛膽怯者，急思脫手，必有自願跌價者矣。迨市貸既空，則又故抬其價以招之。如此幾經番手，華商悉墮其術中。洋商心計本工，加以通事買辦之嗾導，不肖市僧之輸情，深識華人之情偽，故張弛操縱之間，不至盡傾華商之血本不止」①。這樣，儘管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刺激了中國絲茶手工業的發展，但同時也使之陷入了依附於外國資本主義的境地，成為其附庸經濟，仰其鼻息，隨其波動。同治、光緒之際，由於中國絲、茶在國際市場上受到外國絲、茶的競爭，洋商抑勒價格，造成大批絲、茶業者破產，如九江一地，過去茶莊林立，每年或五六十家，或三四十家，此時僅存10餘家，甲午戰爭前後更只剩四五家。②中國手工業，在外國資本主義侵入後，除走向上述兩種道路外，還有一些部門因為是在中國社會經濟和文化等特殊條件下產生的，有的甚至還帶有特種手工業的性質，如陶瓷業、爆竹業、制扇業、宣紙業、中草藥加工業、刀剪業、銅錫器製造業等，大多沒有受到直接的影響，或無較明顯的影響，除少數部門曾隨中國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風尚的變遷逐漸衰落下去以外，大多都得以保存下來。另外，還有一些手工業部門具有長期發展的歷史，手工工場和商品生產比較發達，仍有較多發展的餘地，如榨油業、碾米業、採礦業、絲織業等。由於外國資本主義經濟勢力在這些部門暫時還不可能很大發展，雖然也曾受某種外國商品的壓力，有過短期的衰退，但因出口數量的增大和國內商品經濟的發展，在較晚時期，又有了新的發展，少數企業還逐漸過渡到機器工業。①⑥呂佺孫：《閩省徵收運銷茶稅》，求自強齋主人：《皇朝經濟文編》卷54，第3頁。⑦陳興琰：《廣東■山之茶業》，《國際貿易導報》第8卷第5期，第130頁。⑧參見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1卷，第488頁。 ①商霖：《整頓絲茶策》，求自強齋主人：《皇朝經濟文編》卷49，第2頁。②參見《茶事近聞》，《農學報》第29冊。 ①樊百川：《中國手工業在外國資本主義侵入後的遭遇和命運》，《歷史研究》1962年第6期。 第三節　官手工業的變化 鴉片戰爭後，隨著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清朝的官府手工業也發生了變化。一些部門，如軍火手工工場衰落了。軍火手工工場本是清朝重要的手工業部門之一，主要生產刀、矛等冷兵器。同治年間，洋務運動興起，清廷從外國引進技術和設備，在各地設立了一些用機器生產軍火的軍事工廠，仿製洋槍、洋炮，裝備清軍，逐漸替代了大刀、長矛等冷兵器。到光緒末，舊式的軍火手工工場先後被廢止了。還有一些部門，如鑄錢手工業，改用機器生產，鑄造銅圓。這樣，其生產技術，生產過程，乃至生產關係都發生了變化，脫離了舊式手工業，進入近代機器工業行列。其他手工工場雖繼續存在，但地位逐漸下降，規模越來越小，內部的生產關係也發生了一些變化。如蘇杭織造局，開始「准許織工在完成北京定貨以後，可在閒余時間接受私人定貨」②，光緒三十年（1904），作為清廷江南三織造局之一的江寧織造局因「物力艱難」③被裁撤。這一時期，地方政府紛紛籌辦了一些官府手工業，如湖南蠶桑總局、福州織布局等，廣西的桂林、梧州、慶遠、柳州等二十幾個府廳州縣都設立了蠶絲機坊，出產生絲。這些手工工場的工匠系自行招募而來，工銀按技術高低發給，故生產關係變化更大。如湖南蠶桑總局從浙江招募工匠，規定每人先借予安家費60至80元；准許一年回家探親一次，路費由「局中賞給」；教授本地學徒合格者，給予一定的獎勵等等。①戊戌變法後，清廷在繼續經營原有官府手工業的同時，在所謂「振興實業」的口號下，興辦了一些工藝局和工藝傳習所工場。其中規模較大的工藝局是農工商部工藝局和北洋工藝局。 農工商部工藝局創辦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到光緒三十二年十月全部開工，設有織工、繡工、染工、木工、皮工、藤工、料工、紙工、鐵工、畫漆、圖畫、井工等12科。仍屬官辦手工工場，工師匠徒缺乏人身自由，如《各科匠徒執事規則》規定：「凡匠徒在場工作，必須整齊嚴肅，不准接談嘻笑。下工時，各依次序，按照體操便步法行走，不得紊亂。下工後，各歸宿舍，亦不得雜聚喧譁」。「匠徒無故不准擅出大門，如有事外出，應報明情由；經監工處允准後，領公出小牌，到稽查處掛號，限時繳牌回場，不得逗留遊蕩。」《雇募工師條例》規定：「工師除婚喪大事外，到局三年，方准給假回籍省視。..工師亦不得無故曠工，請假回籍。」《招募工徒條例》規定：「畢業工徒，須在本局效力三年期滿，方准赴他處作工。」「官費工徒，未經畢業；或已畢業，未滿效力年限，而私往他處作工，或故意犯規被革者，均須追回曆年所給工食津貼，及書器等費。」①但其所出產品，除供統治者消費外，大部分作為商品行銷各處，不完全同於舊式官府工業。北洋工藝局創辦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為北洋官營實業之總機關」②。下設高等工業學堂，「以培養工業人才為宗旨」③，分化學、機器、製造、繪圖四②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卷，第5頁。 ③朱壽朋：《東華續錄》，第13頁。 ①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卷，第19—22頁。 ①參見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卷，第511—515頁。 ②周淑媜：《周止庵先生別傳》，第3—4頁。 ③《光緒三十年直隸總督袁世凱奏籌辦工藝各事浙著成效分別臚陳折》，周爾潤：《直隸藝志初編》，章科；考工廠，「以啟發工商智識為宗旨」④，「購求各省及外國常用稀用品物，標籤陳列，任人參觀，俾資取法改良」⑤。其下附設工商研究所、工商演說會、工業售品所（後改稱天津勸工陳列所）；教育品陳列館，「以浚發學識，教育實驗為宗旨」⑥，「羅列大中小學堂各項教育用品，及各種學科成績書籍，以備參觀，購取有所師承」⑦；實習工場，「以傳習手藝，提倡各項公司為宗旨」⑧，為培養工匠之才以興實業，分設機械、勸工、彩印、染色、木工、窯業、刺繡、提花、圖畫、燭皂、制燧（即火柴）等11科。北洋工藝局對於推動天津及附近地區手工業的發展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當時士大夫多重清談，鮮有自辦實業者。自有實業工廠之示範訓練，故技術人手漸多，遂有醵資創辦各種工廠：如天津造胰公司，丹鳳火柴公司等，為一時士紳所籌辦，皆間接受實習工場之啟導」⑨。與此同時，各省也紛紛建立了工藝局，但名稱不一，有稱工藝廠，也有稱工藝所，主要是官辦的，也有一些是由官紳投資興辦的。在各省的工藝局之下，都設有許多傳習所工場。由於它們多從事商品生產，所以雖是在原有官府手工業基礎上的進一步發展，但已屬於資本主義性質了。據1913年《世界年鑑》對直隸、奉天、吉林等22個省的統計，有工藝局228個，各種傳習所519個，勸工場10個，公私建設備工場247個①。它們不僅為各地手工業的發展培養了一批技術力量，對清末各地手工業的發展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而且也為機器工業培養了一定的技術工人。牘類，卷上，第1—2頁。 ④《光緒三十年直隸總督袁世凱奏籌辦工藝各事浙著成效分別臚陳折》，周爾潤：《直隸藝志初編》，章牘類，卷上，第1—2頁。 ⑤周淑媜：《周止庵先生別傳》，第14頁。 ⑥《光緒三十年直隸總督袁世凱奏籌辦工藝各事浙著成效分別臚陳折》，周爾潤：《直隸藝志初編》，章牘類，卷上，第1—2頁。 ⑦周淑媜：《周止庵先生別傳》，第14—17、4—6頁。 ⑧《光緒三十年直隸總督袁世凱奏籌辦工藝各事浙著成效分別臚陳折》，周爾潤：《直隸藝志初編》，章牘類，卷上，第1—2頁。 ⑨周淑媜：《周止庵先生別傳》，第14—17、4—6頁。 ①參見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卷，第576頁。 第四節　清末手工業的新變化 清末，隨著帝國主義在華投資的激增以及民族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中國的手工業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其一是：舊的手工業部門中手工工場的增多和使用新式機器的新的生產部門的出現與形成。在舊的手工業部門中，榨油業、碾米業、織布業、煤礦業等增設手工工場最為顯著。榨油業，如江蘇武進「在清光緒二十年至宣統初元，為油坊最盛時，..全縣境內，共有油坊八九十家」②；山東是出產花生油的主要省份之一，榨油業的歷史很悠久，但最昌盛的時期，則是在「航運通達，津浦鐵路築成之後」③，約當二十世紀開始的一二十年間，幾個產量較大的地區，如煙臺，光緒二十六年至宣統三年（1900—1911）榨油作坊和手工工場有四五十家，濰縣哈蟆屯有30家左右，安丘也有數家④；東三省盛產豆油，大連「自1906年雙和棧油坊開設以來，1908年增加成18所工廠，1909年增至35家，逐年呈倍加的盛況。..其他各重要都市，油坊工廠的設立亦陸續增加，據說當時油坊總有300餘家」①；山西大同、神池等地，「光緒年間，斯業頗盛」，各有油坊百餘家②，其發達時間差不多也都是在清末。碾米業是遍於南方各城鎮的重要手工業部門之一。安徽蕪湖在道光年間碾米作坊僅20餘家，到清末增至100餘家③；長沙碾米業有數百年的歷史，但是發達時也在清末，作坊達600餘家④；漢口的碾米業也大約在同時期增至100餘家⑤。織布業在這期間也出現了大批手工工場。如江蘇「常熟之有織布廠，實始於前清光緒二十九年。厥後逐漸增多，至三十一家」⑥；「1907年起上海郊區計有小型工場百餘家，主要由安徽幫手工棉織業者自安徽安慶、蕪湖等地遷來」⑦。據不完全統計，光緒二十七年至宣統三年間（1901—1911），全國新設織布手工工場約達300餘家⑧，成為最重要的工場手工業部門。新興手工業部門的產生和形成差不多全在清末，如針織業，到宣統三年（1911）止，先後設立了約40家⑨；火柴業自光緒二十三年（1897）湖北漢口燮昌火柴廠創辦以後，至光緒三十四年（1908），各地興辦火柴手工工場不下17家①。其餘如皂燭業、捲菸業，玻璃業等也都是這一時期新興的一批手工工場。 其二是，資本主義家庭勞動的廣泛形成和發展。一方面，由於新興的工場手工業和許多帶有工場手工業性質的新興工業中，一部分工作不需要集體②於定一：《武進工業調查錄》，第6—7頁。 ③《中國實業志》（山東省）第8編，第153頁。 ④參見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卷，第344—347頁。 ①沈學源譯：《東三省物產資源與化學工業》上冊，北京輕工業出版社1959年版，第128—131頁。②《中國實業志》（山西省）第6編，第172頁。 ③民國《蕪湖縣誌》卷35《實業志·商業》，第1頁。 ④參見《中國實業志》（湖南省）第7編，第115—116頁。 ⑤《支那經濟全書》第1輯，第247頁。 ⑥《江蘇省實業視察報告書》，常熟縣，第126頁。 ⑦《上海手工業調查報告》，1951年10月。 ⑧樊百川：《中國手工業在外國資本主義侵入後的遭遇和命運》，《歷史研究》1962年第6期。⑨樊百川：《中國手工業在外國資本主義侵入後的遭遇和命運》，《歷史研究》1962年第6期。①參見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卷，第334頁。 協作或使用機器生產，如火柴業、捲菸業的糊紙盒工作，毛織業的紡毛絨工作，草帽業的編草辮工作，機器製造廠的零活和非標準件的加工等等，因此便廣泛地採用了家庭勞動的形式來承擔。這些家庭手工業者（包括小作坊主）成為手工工場或工廠的場（廠）外計件領酬勞動者，其生產關係具有資本主義性質。另一方面，由於機器工業和工場手工業的發展，刺激和促使商業資本不再像以前那樣單純地作為商品交換的媒介，而開始直接控制商品的生產，從而造就了一大批從事商品生產的資本主義家庭勞動。如河北高陽的織布業，這裡自清光緒末年以後，織布業興起，過去經營高利貸資本的錢糧商人見此業利厚，紛紛輸入大量機制洋紗。與此同時，足踏織布機也逐漸輸入高陽，因其比舊式木機生產效率可提高若干倍，農民凡能力所及都要買一架，從而使用紗量激增。當時除極少數資力雄厚的農民，可以自購原料，依自己的計劃，織布出售外，大多數農民，只能從商人手中購買原料，「為原料不致缺乏計，不得已只有仰商人的鼻息，替商人織布而賺取工資」，商人則收取成布，運銷各地。這樣「農民雖仍在自己家內用自己的工具來織布，但性質上完全受商人的監督而受僱於商人」①。河北寶坻縣及山東濰縣的情形與高陽差不多。其他各地的織布業，雖或發生的時間稍晚些，也都經歷了相同的過程。 其三是，為適應市場擴大的需要及企業間日益劇烈的競爭，一部分資力較充裕的手工工場逐漸過渡為機器工業。光緒十三年（1887）浙江寧波軋棉業的通久源軋花廠「購置了蒸汽引擎和鍋爐，附有40架日本大阪製造的最新式的軋花機，以原有場房加上新的建築作為機器軋花之用」②。此大概為中國手工業較早採用機器生產的企業。其後，廣東三水和山東煙臺的繅絲業，及遼寧營口的榨油業，也改用機器生產。清末，天津的肥皂業、江蘇寶山的薄荷油業、四川彭縣的銅礦業、雲南箇舊的錫礦業，浙江杭州、安徽蕪湖、江蘇武進的碾米業，及武進的印刷業等都開始採用機器生產③。 中國手工業在清末所出現的上述新的變化表明，它們已不再孤立於資本主義之外獨立發展，而是逐漸納入了資本主義發展的範圍和軌道，這無疑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但是這些新的變化並不是中國手工業自然發展的結果，主要是由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所造成的巨大經濟壓力所致，同時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對手工業的這些變化也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①參見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卷，第415—420頁。 ②同上書，第392頁。 ③同上書，第386—39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