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一卷） · 第三章 工業
鴉片戰爭前，中國只有傳統的手工業生產。鴉片戰爭後，英國為首的西方列強最先在我國強行設置工廠進行機器生產。同治年間，清廷為加強國防、改進軍事裝備，開始創辦軍事工業，隨後又創辦民用工業。先軍事工業後民用工業的發展順序，反映了創辦者的政治、軍事需要和時代特點。與此同時，民間興辦的機器工業也開始陸續出現。從此，中國機器工業開始了緩慢的發展歷程。
機器工業是十八、十九世紀歐美「工業革命」的產物。它不僅迅速提高了社會生產力，改變了人們的生產和生活環境，而且成為人類最終戰勝封建制度、確立資本主義制度的強大革命武器。然而，西方列強在我國開辦機器工業的目的則在於經濟掠奪，在於將我國經濟納入其殖民地、半殖民地軌道。中華民族為了生存和發展，不得不在經濟條件尚不充分的條件下，開始興辦機器工業，使抵禦西方列強侵略和瓦解本國封建統治基礎的物質力量在日積月累中形成。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環境造成我國機器工業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然而，機器工業得到越來越多具有遠見卓識的愛國志士的歡迎和支持。他們紛紛將投資工業作為愛國、救國的實際行動，推動機器工業在不斷排除阻力中得以發展。其中，從咸豐十年至光緒二十年（1860—1894）大體為機器工業的產生時期；光緒二十一年（1895）至1919年則為機器工業的初步發展時期。
第一節 中國機器工業的產生（1840——1894）
外資工業的入侵鴉片戰爭後，西方列強開始在我國創辦便於對華經濟掠奪和多方面控制所需要的船舶修造、加工工業和租界內為其生活服務的公用事業。與此同時，還開辦了一些小規模的輕工業。
（一）船舶修造業最先出現的是由英國人柯拜於道光二十五年（1845）在廣州黃埔設置的柯拜船塢，專事船舶修理。其後，西方列強相繼在上海、廈門、香港、福州等沿海口岸地區建立船舶修理廠或修造廠，到光緒二十年（1894）有名可稽的廠累計約達39個，大多為英國資本家所經營。其中，規模較大的有：1.香港黃埔船塢公司。該公司由英商怡和洋行與大英輪船公司、德忌利士輪船公司合夥籌資24萬元，於同治二年（1863）創辦於香港。創辦伊始即收買了柯拜船塢公司。其後，該公司不斷擴充實力，增殖資本。在激烈競爭中，它先後吞併了阿白丁船塢、何伯船塢、於仁船塢公司、桑茲船台和環球船塢公司，到光緒初年已壟斷了香港、九龍、黃埔地區的船塢修造業。光緒二十年（1894）年，其資本已達156.25萬元。
2.祥生船廠。該廠由英商和記洋行於同治元年（1862）創辦於上海浦東。後在英人格蘭特等人經營下，迅速發展為擁有大型船塢和機器廠的大型企業，並於光緒十七年（1891）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資本達80萬兩。該廠不僅修理各種船舶，而且製造多種小型貨輪、汽船、拖船，有時甚至為清政府承造浮江炮艇、水雷艇等軍用船隻。僅據《捷報》零星記載，自光緒五年至光緒二十年（1879—1894）已造各色船隻約40艘。自光緒十七年至二十年（1891—1894），年純利與資本的百分比達17.5％—17.9％。①3.耶松船廠。該廠由英商佛南於同治四年（1865）創辦於上海虹口。它長期租用浦東的兩個船塢，下設若干分廠，能修理各種船舶並能製造汽船、客貨船、拖船、小炮船等。光緒十八年（1892）改組為有限公司，資本為75萬兩。其第一年度純利與資本的百分比為13.5％，第二年即升至21％②。這些企業，便利了英國對華經濟掠奪和壟斷航運業，同時又在數十年間壟斷了我國的輪船修造業，攫取了高額利潤，排斥、壓抑了我國船舶修造業的興起與發展。
（二）加工工業這是列強為便於掠奪原料、推銷商品的產物。在十九世紀後半葉，外資在華企業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以掠取原料而經營的加工工業為主，以推銷商品而經營的加工工業較少。其主要加工工業有：1.磚茶製造業。磚茶是俄國從中國攫取的重要商品。早在漢口開埠後，俄國商人即在同治二年（1863）投資設立「順豐磚茶廠」。最初用手工製造，10年後陸續使用機器生產。其後，機器制茶廠陸續開辦，到光緒朝中期以後，漢口已有「阜昌」、「新泰」等若干大型磚茶工廠。漢口磚茶出口量到光緒二十一年（1895）達35.4454萬擔，主要輸往俄國。此外，俄國還在福州、①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輯上冊，第20—26頁。
②同上書，第26—36頁。
九江等茶葉出口地相繼設立幾個規模較小的分廠，如「九江新泰磚茶廠」、「九江順豐磚茶廠」和福州的若干工廠等，從而基本壟斷了這些地區磚茶生產。其間，雖偶有英商等開辦磚茶廠，但均無力取代俄商地位。俄國在華磚茶業由於採取機器生產，產品成本低，又享有子口稅，致使我國舊式磚茶製造業每況愈下。
2.機器繅絲業。生絲是列強掠購的主要商品，出口量逐年增加。為使中國發展機器繅絲業，增加產量，以便運銷歐美從事絲織，英商怡和洋行於咸豐十一年（1861）在上海創辦了第一家機器繅絲廠①。其後，光緒四年（1878）美商「旗昌絲廠」試辦成功，大型機器繅絲廠「怡和」、「公平」、「綸昌」、「信昌」、「瑞綸」、「乾康」等相繼在上海開辦。其間，旗昌絲廠於光緒十七年（1891）歸法商接辦，改名「寶昌絲廠」；「乾康絲廠」成立不久即售予華商，因此，到光緒二十年上海共有外國絲廠7家。估計資產達530萬元②。光緒三年（1877），德商在煙臺也設立「繅絲局」，從事機器生產。3.其他。主要包括製糖、製革、軋花、打包等業。
製糖業：先後有英商怡和洋行於光緒元年（1875）在香港設立的「中華火車糖局」和太古洋行於光緒九年（1883）在香港設立的「太古糖房」。中華火車糖局還於光緒四年（1878）始在汕頭設立分廠。它們從華南和南洋掠取原料，從事機器生產，產品運銷歐美並部分返銷中國市場。
製革業：英商於光緒二年（1876）始在漢口開辦壓革廠，用機器壓縮皮革，減少了運費，便利了出口。光緒元年僅出口皮革5319擔，光緒三年即增達5萬擔。光緒七年（1881），英商還曾在上海設立熟皮公司進行生產，但不久毀於火。
軋花業：日本、歐美等國商人不顧中國政府一再禁阻、抗議，強行於光緒十四年（1888）在上海浦東設立「上海機器軋花局」，英商祥生廠在浦東設機軋花等。
打包業：有「隆茂洋行」、「平和洋行」、「德隆洋行」，自咸豐十年（1860）以來先後設立於上海、天津、漢口、重慶等地的打包廠，便利了皮革、羽毛、豬鬃、毛皮、棉花等原料出口。
此外，為出口加工蛋品、樟腦、茶葉、油料、毛絨等企業和為便於推銷商品所設立的加工工業也間或出現。如，德商瑞記洋行於光緒十九年（1893）在上海浦東修建有三個火油池，可儲煤油2500噸，並附設油箱製造廠，以便銷售。此後，汕頭、廈門、九龍等地繼有火油池及油箱製造廠出現。又如，為了推銷鴉片，它們還在香港、廈門等地設立鴉片製造廠等。
（三）小型輕工業這些輕工企業大部分集中在上海。從道光二十年到同治末年，首先有一批食品加工、化學工業和印刷業問世，包括了麵包製造、麵粉加工、製藥、釀酒、汽水、制酸及金銀熔煉、磚瓦及鋸木和印刷諸多種類。其中，老德記藥房、江蘇藥水廠、點石齋石印局等，後來都發展成規模較大的企業。
光緒六年（1880）前後，外商曾在上海形成一個投資熱潮，相繼有製冰、火柴、肥皂、造紙、玻璃製造、鐵器製造、家具製造等企業出現。火柴製造業中的「燧昌自來火局」、造紙業中的「華章造紙廠」、木材加工業中的「祥①采孫毓棠說。見《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輯，上冊，第67頁注③。②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輯，上冊，第238—341、244頁。泰本行」等規模較大。自光緒朝中後期，外資企業再次大幅度增加。其中，以生產多種飲料著稱的「泌藥水廠」、製藥業中的「屈臣氏藥房」、生產啤酒的「福利公司酒廠」，以及「美國菸草公司」、「上海水泥公司」等，在當時都頗具規模。這些企業的產品不僅供銷上海，而且銷往我國各口岸、城鎮，並深入到廣大農村。
與此同時，外國資本還先後在漢口、牛莊、廈門、福州、廣州等地興辦過製冰、鐵鍋製造、豆餅加工、金銀提煉等工業，並多次強烈表現出在我國投資棉紡織業和採礦業的企圖。
到甲午戰爭之前，外資在華投資的輕工業種類日漸增多，並呈現逐漸擴大的趨勢。
（四）租界中的公用事業這類企業主要集中在上海。同治三年（1864），英商在「公共租界」始設「大英自來火房」從事煤氣生產。最初資本10萬兩，至光緒二十年（1894）已增至20萬兩。煤氣出售量達4889萬多立方英尺。1866年，法商在「法租界」也建立「自來火行」，規模較小，後因經營不善，於光緒十八年（1892）被大英自來火房吞併。光緒九年（1883），英商在公共租界建成上海自來水公司，最初資本7.5萬英鎊，到光緒二十年增至14.4萬英鎊。該公司不僅對租界供水，並延伸到上海縣城邊，一晝夜可供1675萬加侖。光緒八年（1882），英商創設上海電光公司，開始架設電燈。後因經營不善，於光緒十四年（1888）改為新申電氣公司，光緒十九年（1893）又由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接辦，改為工部局電氣處。此外，天津開闢租界後，英商集股於光緒十五年（1889）也開辦了一個煤氣公司。
外商在租界開辦公用事業，目的在於改善其生活、工作環境，使其享受到在本國同樣的優越條件。但同時由於自來水、電燈、煤氣燈等設施的建立，也開始改變了舊城市的面貌。
到甲午戰爭前夕，外國資本在我國開辦的企業達191個，其中船舶修造和各種加工工業占到總數的60％①，且大多分布在以上海為中心的東南沿海口岸和長江流域的漢口。外資企業投資總額估計約達2800萬元②，利潤一般在10％至24％之間，僱傭工人約達34000人，占當時我國工人總數的34.6％至37％③。
應當指出，外資在華設廠是沒有任何法律或條約依據的侵犯我國主權的行為。愚昧、軟弱的清政府初則放任、遷就；繼則在民族工業初步發展之際試圖阻抑外資在華設廠。但這種阻抑除少數成功外，大多失敗。列強仍蠻橫設廠，我行我素，並進而圖謀攫取在我國設廠的法律權利。
外資企業依靠其種種特權和先進的技術設備，殘酷剝削中國人民，攫取豐厚利潤，阻礙與壓抑著我國民族工業的興起與發展。但在它的企業中卻產生了我國最早的產業工人。它依靠機器生產迅速提高生產率和成品質量、獲取高額利潤、改善人們生活的現實，又在相當大程度上激起中國人民學習西方、投資近代工業的願望和熱情。
①汪敬虞：《十九世紀外資對中國工礦企業的侵略活動》，《經濟研究》1965年第12期。②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輯上冊，第247頁。
③同上書，按第1201頁統計表計算。
中國機器工業的興起自同治初年，清政府開始主持創辦軍事工業；同治末年倡導興辦民用工業，與此同時，民間機器工業也陸續出現。此後二三十年間，我國機器工業逐漸發展，至甲午戰爭前已初具規模。
（一）清廷創辦的軍事工業嘉、道之際，我國製造軍器、火藥、戰船的技術已大大落後於歐美資本主義國家。鴉片戰爭爆發後，領導抵抗英國侵略的開明官員林則徐等人已明確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思想，並在愛國官紳、知識分子支持下試造新式船炮，進行了可貴的實踐。不幸，由於戰爭的失敗，腐朽的封建統治集團奢靡苟安，中斷了它的發展。
咸豐末年，清廷遭受到人民革命的沉重打擊，尤被英法聯軍所重創，乃至出現京師淪陷，皇帝北逃的慘劇。為加強封建國家機器，撲滅人民革命，提高國防實力，清皇朝中一部分正視現實的官員，倡導仿製西方船炮以自強，開始著手創辦軍事工業。
咸豐十一年十一月（1861年12月），兩江總督曾國藩在安慶創辦「安慶內軍械所」，用手工製造洋槍洋炮及子彈、火藥。沒有僱傭外國人，只是招募了一批有志於近代科技的知識分子，探討西方科技，研究新式船炮並製成一艘小輪船。不久，即派容閎赴美國購辦機器，準備建立近代軍事工業。同治元年（1862），江蘇巡撫李鴻章委派英國人馬格里在松江城外創辦「上海洋炮局」，用手工仿製炮彈、火藥。不久，形成由馬格里和劉佐禹、韓殿甲、丁日昌分別主持的三個洋炮局。同治二年（1863），馬格里主持的洋炮局遷往蘇州，改為「蘇州洋炮局」。馬格里協助李鴻章從遣退的「阿思本艦隊」上購回一批製造軍火的機器設備，使炮局開始機器生產，仿製長炸炮、短炸炮和炮彈、槍彈。
安慶內軍械所和上海洋炮局規模小、設備簡陋，除馬格里主持的炮局曾採用一些機器外，其餘仍為手工生產，生產能力有限。如安慶內軍械所仿製的輪船「行駛遲鈍，不甚得法」①，「新制之坐劈上炮，不甚合式」②。儘管如此，但這卻是中國經營近代軍事工業的開端，體現了由手工業生產向機器大生產的過渡。
同治三年（1864），湘軍攻陷太平天國首都天京，清朝統治暫時趨於穩定。為了發展軍事工業，清廷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引進機器設備、招攬技術人才，近代軍事工業於是迅速興起。
從同治三年以後的30年中，由清廷直接撥款或各省督撫自籌經費，共建立了規模不同的近代軍用企業共22個之多，它們的簡況如下表：清廷創辦近代軍事工業簡表（1864—1894）①①《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7，第7—10頁。
②《曾文正公手書日記》卷15，同治元年十一月十二日日記。
①資料來源：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輯，上冊。《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第4冊。局名創辦年創建人主要產品所在地江南製造總局1865曾國藩李鴻章槍、炮、子彈、火藥、水雷、兵輪和機器。設有煉鋼廠。
上海金陵製造局1865李鴻章槍、炮、子彈、火藥。南京福州船政局1866左宗棠修造輪船。福州天津機器局1867崇厚李鴻章槍、炮、子彈、火藥、水雷，設有煉鋼廠。
天津西安機器局1869左宗棠子彈、火藥。西安福建機器局1869英桂子彈、火藥。福州蘭州機器局1872左宗棠槍、子彈、火藥。蘭州雲南機器局1872？岑毓英炮、子彈、火藥。後停辦再建。昆明廣州機器局1874瑞麟子彈、火藥、水雷，修造小輪船。廣州廣州火藥局1875劉坤一火藥。廣州山東機器局1875丁寶楨槍、子彈、火藥。濟南湖南機器局1875王文韶槍、開花炮彈、火藥。長沙四川機器局1877？丁寶楨槍、炮、子彈、火藥。成都吉林機器局1881吳大澂槍、子彈、火藥。吉林金陵火藥局1881劉坤一火藥。南京浙江機器局1883劉秉璋子彈、火藥、水雷。杭州神機營機器局1883奕譞炮、槍、子彈、水雷等。北京山西機器局1884張之洞火藥。太原廣東機器局1885張之洞槍、炮、小輪船。廣州台灣機器局1885劉銘傳槍、炮、子彈、火藥。台北湖北槍炮廠1890張之洞槍、炮、子彈、火藥。漢陽奉天製造局1894依克唐阿不詳。瀋陽這22個局廠，規模較大的5個，即江南製造總局、金陵製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機器局、湖北槍炮廠。除福州船政局專造輪船外，其餘都能造槍、炮、子彈、火藥，有的還能造輪船、機器，並設有煉鋼廠；中型的有5個，即廣州機器局、山東機器局、四川機器局、吉林機器局、神機營機器局，一般能造槍、子彈、火藥，有的也能造炮。其他12個廠局，規模較小，一般只能造子彈、火藥，有的時開時停。下面簡要記述前4個較大的企業：1.江南製造總局（簡稱「滬局」）。
曾國藩、李鴻章創建。同治四年（1865）夏，由海關道丁日昌出面以6萬兩白銀買下設在上海虹口的美商旗記鐵廠及銅、鐵、木料，再將丁日昌、韓殿甲主持的兩個洋炮局和容閎買回的機器設備歸併一處，成立「江南製造總局」。局址初設虹口，同治六年（1867）遷至城南高昌廟，隨著購、造機器增多，先後建成機器廠、木工廠、鑄銅鐵廠、輪船廠、鍋爐廠、槍廠、炮廠、黑色火藥廠、槍子廠、炮彈廠、水雷廠、煉鋼廠、栗色火藥廠、無煙火藥廠及廣方言館、翻譯館、操炮學堂（後改為炮隊營）和10餘個附屬機構。這些機構和設備，使江南製造局成為能汲取西方科技知識、培養科技人才，具有綜合生產能力的新式軍工企業。
其產品主要分五類：一槍支。初期仿製舊式前膛槍。同治十年（1871），開始仿製林明敦中針後膛槍。光緒九年（1883），又加造黎意槍。不久，林明敦式已陳舊，遂於光緒十七年（1891）改制快利新槍。粗略統計，至光緒二十年（1894）共產各類槍51295支。
二大炮。初期製造舊式劈山炮和生銅炮，同治十三年（1874）試製成功12磅前膛來福炮。光緒四年（1878）設炮廠，開始仿製40磅子前膛快炮。光緒六年至七年（1880—1881）又先後造成120磅子、150磅子乃至180磅子前膛大炮。光緒十七年（1891）開始仿製全鋼後膛大炮。快炮重2噸多，炮彈重40磅；大炮短式的重48噸、長式重52噸，炮彈重800磅，大大提高了攻堅能力①。到光緒二十年，共生產新舊各類炮共585尊②。
三彈藥。生產槍彈、炮彈種類甚多，既有本廠所造槍炮配套成品，也為從國外購進的槍炮配製彈藥。火藥方面，先後試製成黑色火藥、栗色火藥和無煙火藥。此外還生產地雷、水雷。到光緒二十年（1894），共生產各種炮彈1201900枚；各種火藥4081469.5磅；各種水雷563具及大量子彈③。四輪船。同治六年（1867）始建輪船廠和船塢。次年，造成第一艘木殼兵輪「恬吉」號（後改名「惠吉」）。至光緒十一年（1885）先後造成兵船8艘及小型輪船7艘④。其中，8艘兵船的動力逐漸由400馬力上升到2000馬力，並造成兩艘鐵甲船，標誌造船技術日益提高。但由於經費不足，光緒十一年（1885）後，停止製造輪船，只從事修理南北洋各省船艦。
五煉鋼。光緒十六年（1890）前，鋼材全靠進口。為避免洋商哄抬物價，乘機敲詐及保證戰爭急需，遂於光緒十六年開始設煉鋼廠，逐步建成15噸西門士煉鋼爐和三噸煉鋼爐各一座。前者可日出鋼20噸，後者日出鋼3噸。雖然所出鋼材有限，但開我國自行煉鋼、自產鋼材之先河。
此外，到光緒二十年（1894）還生產車床、刨床245台，各種機器316具，並翻譯了大量西方科技、文化書籍，培養了一批科技及企業管理人才。2.金陵機器局（簡稱「寧」局）。
李鴻章於同治四年（1865）將蘇州洋炮局遷至南京擴建而成，規模不大。初期，仍由馬格里主持。馬格里並非內行，且專橫跋扈。光緒元年（1875），他主持製造的大炮在大沽炮台連續爆炸。他卻對事故百般抵賴，遂被撤職。此後，金陵機器局一直由中國人主持，不再任用洋人擔任監督。
金陵機器局建立後，逐漸增添機器，並於光緒五年（1879）合併了烏龍山機器局，下設機器廠3座，翻砂廠、熟鐵廠、木作廠各2座和火箭分局、槍子機器廠及鐵汽錘廠、拉銅機器廠等機構。主要生產過山炮、後膛炮等多種口徑大炮、炮彈、前後膛各種抬槍、槍子、水雷及炮車和其他軍用品。生產數量不詳。據劉坤一在光緒二十五年依據當時機器設備和產量計算「每年可造後膛抬槍一百八十枝，兩磅後膛炮四十八尊，一磅子快炮十六尊，各項炮彈六萬五千八百顆，抬槍自來火子彈五萬粒，毛瑟槍子彈八萬一千五百粒」①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輯上冊，第299—303頁。
②同上書，據第293頁表統計。
③同上書，據第293頁表統計。
④同上書，第286頁。
①。此外，還造成2艘小輪船。
3.福州船政局（簡稱「閩」局）。
左宗棠於同治五年（1866）創辦於福州馬尾山下。亦稱馬尾船政局。左宗棠調任陝甘總督後，由沈葆禎接辦。
該廠機器設備購自法國，先後建成鐵廠（包括錘鐵，拉鐵二廠）、水缸廠、輪機廠、合攏廠、鑄鐵廠、銅廠、儲材廠、鐘錶（儀器）廠、打鐵廠、轉鋸廠、木模廠、磚窯、鐵肋廠、魚雷廠等②。此外，還建有船塢、學堂、繪事院和藝圃，培養輪船製造和駕駛人員及技術工人，並向歐洲派遣留學生。初期，聘法國人日意格、德克碑為正副監督，及多名法國技師進行技術指導。同治七年（1868）初，開始興造輪船。同治八年，第一號輪船「萬年青」號下水。其後到同治十三年（1874）在日意格任職期間，共造船15艘，均為木質輪船。其中，除「揚武」號馬力較大（250匹）、配炮多（13門）外，其餘馬力均在70匹左右，火炮3至6尊不等，且艙位較大，實為武裝商船。光緒元年（1875），按約遣退洋人，開始自行設計製造兵艦，至光緒二十年（1894）共造成輪船18艘。除前4艘仍為木肋兵輪外，其他均為鐵肋或鋼甲；馬力由150匹上升到75O匹，最高達2400匹；速度由每小時4O里逐漸上升到110里①，提高了船艦戰鬥力，顯示了造船水平的提高。其中，光緒十四年（1888）下水的雙機鐵甲兵艦「龍威」號（後更名「平遠」），配置「康邦式」輪機兩副，馬力2400匹，標誌該局造艦技術和工藝達到了更高水平。光緒十二年（1886），始設魚雷廠，由出洋歸國學生陳才鍴開始試造魚雷。4.天津機器局（簡稱「津」局）。
是清皇朝急於建立由中央直接控制的軍工企業的產物。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於同治六年（1867）創建於天津。初稱「軍火機器總局」，同治九年改稱「天津機器局」。是年冬，由直隸總督李鴻章接管。光緒二十一年（1895），改稱「北洋機器局」。光緒二十六年被八國聯軍毀壞。
津局經歷年擴充，逐漸建成鑄鐵廠、熟鐵廠、鋸木廠、機器房、碾藥廠、洋槍廠、槍子廠、電氣水雷局、火藥庫、栗色火藥廠和煉鋼廠等機構，成為北方最大的軍火工廠。津局分東、西兩局。西局在城南海光寺，規模較小；東局在城東8里大直沽東北，規模較大。以上諸機構分隸於兩局。其中，東局以製造火藥、洋槍、洋炮、各類子彈、炮彈和水雷為主，並附設有水師學堂、水雷學堂和電報學堂。光緒十七年（1891），始設煉鋼廠，兩年後投產。西局則以製造軍用器具和開花子彈為主，也製造炮車器具、電機、電引及挖河船等，並於光緒七年（1881）製成兩艘130馬力的布雷艇。
天津機器局生產狀況無系統資料，據近人統計，從同治九年（1870）李鴻章接辦至光緒八年（1882）已生產火藥610萬磅，槍子1607萬多粒，炮彈40多萬枚，銅帽29746萬顆①，各式大小水雷、地雷3000具②。光緒十二年（1886）時人記載：機器局「每年可制槍炮火藥一百萬磅，銅帽五千萬粒，大小炮子數萬顆，毛瑟槍子五百萬粒，其餘各種水雷、電線及輪船機器之屬，①《劉忠誠公遺集·電奏》卷1，第58頁。引自《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輯上冊，第334頁。②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輯上冊，第395—399頁、443頁。①據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輯上冊，第422—423頁統計表。①王爾敏：《清季兵工業的興起》，第88頁。
②引自李時岳、胡濱：《從閉關到開放》，第87頁。
無不兼制」③。於此可見一斑。
各地興辦的軍事工業，經費全部由官方支出，管理人員由官方任命，企業所有權、管理經營權歸之官府，是典型的封建官辦企業。它們生產的產品基本上不是商品，不進入市場，而是由政府調撥。生產中雖然不能不考慮成本，但基本是以滿足封建統治集團的軍事、政治需要為前提，價值規律不起主導作用。
但是軍事工業已普遍採用大機器生產，開始實現由手工生產向機器生產的重大變革，改變了傳統的生產方式，極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率。這些企業雖然還沒有近代意義的資本家，卻已採用僱傭勞動，產生了一批進行大機器生產的工人，並鍛煉、培養了中國第一批近代科學家和技術人員，並翻譯、傳播了西方科學文化。
軍事工業製造的槍、炮、彈藥、軍艦等武器、裝備，開始改變我國武器、裝備陳舊、落後局面，逐步實現了軍隊由冷兵器向熱兵器的轉變。這固然加強了封建統治集團控制的國家機器，便於鎮壓人民革命，卻也增強了國防實力，在近代反侵略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二）清廷倡導與控制的民用工業鴉片戰爭後，外國廉價工業品依持特權大量傾銷中國，造成「進口洋貨日增月盛」，「出口土貨年減一年」①的嚴重局面。抵制洋貨傾銷，維護民族權益的需要，呼喚著民用工業的誕生。與此同時，正在興辦的軍事工業也不可能長期單獨存在與發展。它既需要獲得原料、燃料的供應以及交通運輸業的配合；也需要巨額經費支持。因此，軍事工業愈發展，對民用工業的需求與期待愈迫切。
當時，我國傳統的自然經濟結構在外國商品衝擊激烈的沿海、沿江等通商口岸地區日漸解體；城鄉商品經濟日漸發展，破產失業的農民和手工業者日漸增多，商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逐步擴大。一些官僚、買辦，商人在外資企業獲得高額利潤和本國軍事工業的刺激下，逐漸萌生投資民用工業的願望。
從同治末年起，清政府由單純求「強」發展到「富」、「強」並重，乃至提出：「必先富而後能強」的口號②，在興辦軍事工業的同時，開始倡導興辦民用工業。為便於控制，它大體採用官辦、官督商辦、官商合辦三種方式。官辦，即企業投資與管理均由封建官府負責；官督商辦，由商人投資，往往開辦初期要墊借部分官款，由政府委派官員監督管理。官商合辦，則由官、商各出一部分資本，經營管理權往往由官方操縱。這三種方式對某一企業不是固定不變的，往往因某種原因由一種方式變為另一種方式，但官督商辦在甲午戰前一直是主導方式。
從同治末年開始的20多年間，清政府倡導建立的近代民用工業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1.礦業主要分煤礦、金屬礦兩類。
機器採煤業是為適應軍事工業和輪船、炮艦對燃料的大量需求，抵制洋煤入口而產生的。從光緒元年（1875）李鴻章籌辦「直隸磁州煤鐵礦」開始，③周馥：《醇親王巡閱北洋海防日記》，載《近代史資料》1982年第1期，第14頁。①《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9。
②《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43，第43頁。
到光緒二十年（1894）止，共興辦大小煤礦8座。其中官辦的6座：直隸磁州煤礦（1875年）、湖北廣濟興國煤礦（1875年）、台灣基隆煤礦（1876年）、山東淄川煤礦（1887年）、湖北大冶王三石煤礦（1891年）和湖北江夏馬鞍山煤礦（1891年）。官督商辦的2座：直隸開平煤礦（1878年）和北京西山煤礦（1884年）①。其中官辦的基隆煤礦和官督商辦的開平煤礦籌建較順利，設備較完善。
基隆煤礦：由沈葆禎籌建於光緒元年。該礦僱傭英國礦師，採用英國機器設備並鋪設了由礦區到海口的輕便鐵道，於光緒四年（1878）開始出煤。當年產14029噸，第二年產30046噸，第三年產41236噸，第四年約產54000噸①，生產逐年上升，並於光緒九年（1883）解僱了外國礦師，自行生產。後來，由於礦局官吏腐敗日甚，使煤礦虧損日多。中法戰爭中，為避免淪於法軍之手，台灣當局遂將煤礦炸毀。戰後，先後採用官商合辦、商辦、官辦方式恢復，但成效不大。台灣巡撫劉銘傳曾試圖招商承辦，以摒除官場腐敗風習，無奈清廷不允，仍歸官辦，因而產量日減，煤礦日呈衰敗。光緒十八年（1892），該礦停止生產。甲午戰爭後，台灣淪陷，該礦遂為日軍所占。開平煤礦：由李鴻章指派唐廷樞等籌建於光緒二年（1876），官督商辦，招商集股，初募集銀20萬兩，後逐步增多。聘英國礦師，購置機器、建立礦井、煉焦爐、洗煤機、煤氣廠（供煤氣燈用）、及運煤的鐵路、河道等設施，於光緒七年（1881）開始出煤。初期，日產煤約300噸，其後日漸增多，光緒十二年（1886）已達日產800—900噸。光緒十八年（1892），張翼繼唐廷樞為總辦，生產能力仍持續上升，光緒二十一年（1894）日產量則高達1000—1500噸。是近代煤礦業中最成功的企業。
開平礦務局所產煤質好，「煙少火白，為他國所罕有」②，不僅長期供應天津機器局、北洋海軍、輪船招商局及諸多企業，而且抵制了洋煤進口，逐漸占領了天津市場，進而遠銷海外。與此同時，開平股票價格迅速上漲，面值100兩的股票在光緒九年（1883）已超過150兩。該局的設立還帶動了鐵路、航運、陶瓷、釀酒等行業的發展。光緒十二年（1886）該局所設立的「唐山細棉土廠」則開創了我國水泥生產之先河。
後來，張翼以借洋債代替招集商股，使外債在該礦負債總額中日漸增高，至光緒二十六年（1900）已達44％①。八國聯軍侵華之際，張翼逃入英國租界，委派德璀琳為開平礦務局總代理人。德璀琳遂與美國人胡華勾結，故設圈套誘使張翼在合同上簽字，將該局改組為中外合辦公司在倫敦註冊，使該礦墜入英商之手。
其他煤礦，除直隸磁州煤礦未能正式開辦和湖北廣濟興國煤礦開採失敗後改歸商辦外②，均得以正式開採。其後，雖有不少煤礦生產不佳，但大多數均查明了礦藏，開鑿了礦井，並不同程度地使用機器開採，從而為發展近代煤炭生產奠定了基礎。
①還有若干雖稱為官督商辦的煤礦，因只是商人請求官府批准，未曾依靠官款或借官款很少，基本上由商人管理，其性質實為「商辦」，故列到民間機器工業類中。金屬礦業亦如此。①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輯上冊，第590—591頁。
②《益聞錄，光緒八年四月初四日》。引自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輯下冊，654頁。①李時岳、胡濱：《從閉關到開放》，第176頁。
②該礦改歸商辦，是由盛宣懷主持，移至荊門開採，稱「荊門煤礦」。
自同治末年以來，社會對各種金屬需求日益增加。清廷遂與地方紳商投資開採金屬礦藏。從光緒七年（1881）起至光緒二十年（1894），先後開辦金屬礦達8座。其中官辦的3座：熱河土糟子遍山線鉛礦（1887年）、山東淄川鉛礦（1887年）和湖北大冶鐵礦（1890年）；官督商辦的5座：熱河平泉銅礦（1881年）、安徽池州銅礦（1883年）、貴州青谿鐵礦（1886年）、雲南銅礦（1887年）和黑龍江漠河金礦（1889年）。所開礦種包括金、銅、鐵、鉛。
這些金屬礦中，僅雲南銅礦、青谿鐵礦、漠河金礦和大冶鐵礦資本較多，規模較大。然而，前兩礦生產並不理想。雲南銅礦至甲午戰爭前仍未恢復到道光年間土法開採時的產量，青谿鐵礦曾為冶煉鋼鐵提供了原料，但不久即停產。較為成功的只有漠河金礦和大冶鐵礦。前者出產金砂日多，陸續歸還了所借官款，而且贏利；後者為漢陽鐵廠提供了原料。其餘諸礦，一般規模較小，採用機器不多，發展極為緩慢，有的甚至中途夭折。
2.鋼鐵冶煉。
鋼鐵是工業、國防、交通諸方面須臾不可離的重要材料。但是，一段時期以來我國只有依賴進口。為改變被動局面，隨著鐵礦的開採，清廷開始籌辦鋼鐵企業。光緒十二年（1886），貴州巡撫潘霨靠其胞弟潘露在青谿開採鐵礦基礎上建成官督商辦的青谿鐵廠。該廠坐落於鎮遠青谿小江口，擁有別色麻鋼爐2座，煉熟鐵爐8座，軋條機13副，軋板機1副①。光緒十六年（1890）正式投產，用西法冶煉，一晝夜出生鐵約25噸②，成為我國第一座近代鋼鐵企業。不幸潘露在投產當年病故，因承辦無人而停產。其後，江南製造局和天津機器局曾分別設置煉鋼廠，但產量有限。較大規模的是張之洞創辦於湖北的漢陽鐵廠。
漢陽鐵廠：初為官辦。光緒十九年（1893），包括煉鐵廠、機器廠、鑄鐵廠、煉貝色麻鋼廠、煉熟鐵廠、煉西門士鋼廠、造鋼軌廠、造鐵貨廠及大冶鐵礦、馬鞍山煤礦等在內的主要設施基本竣工。光緒二十年（1894）正式投產。「生鐵熟鐵兩爐全開，每日可出生鐵一百餘噸。其貝色麻鋼廠、西門士鋼廠、熟鐵廠三廠並煉，每日可出精鋼、熟鐵共一百噸，每年可出精鋼、熟鐵三萬噸」③。但因經費缺乏、煤炭供應困難，不能全部開工，並於第二年招商承辦。儘管如此，漢陽鐵廠仍是甲午戰前我國成功創辦的第一座大型鋼鐵聯合企業。它與其他鋼鐵廠共同為我國鋼鐵工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3.紡織業。
這是為抵制洋貨、開發利源而設的企業。從光緒五年至光緒二十年（1879—1894）主要有6個。其中，官辦2個：左宗棠於光緒五年（1879）設立蘭州織呢局；張之洞於光緒十五年（1889）在湖北設立織布官局。官督商辦1個：即李鴻章於光緒五年奏設的上海機器制布局。官商合辦3個：即張之洞於光緒二十年（1894）奏設的湖北紡紗局、湖北繅絲局和唐松岩於光緒十七①《潘霨致張之洞電》，光緒十五年十二月初一日。引自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輯下冊，第683頁。
②《潘霨致張之洞電》，光緒十五年十二月初一日。引自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輯下冊，第683頁。
③張之洞：《查復煤鐵槍炮各節並通盤籌畫折》。引自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輯下冊，第813頁。
年（1891）在上海創辦的「新華紡織新局」。這些企業的生產範圍包括制呢、紡紗、繅絲、織布諸門類。
蘭州織呢局：創辦經費約30萬兩，購置德國機器，聘用德國技師，於光緒六年（1880）建成開工。該廠有線錠1080枚，織機20張，本擬利用西北羊毛就地加工生產，無奈當地羊毛粗劣，產品質量不高，生產效率低；運輸不便，又造成銷售困難，開工不到兩年即停產。光緒十年（1884）被繼任陝甘總督譚鍾麟裁撤。
上海機器織布局：是籌建最早的機器棉紡織廠，曾奏准專利10年。但籌辦過程幾經波折，至光緒十六年（1890）才正式投產。資本最初招股50萬兩，後增至100萬兩。從英、美購置軋花、紡紗、織布全套設備，擁有紡錠35000枚，布機530台。投產初期，日產布200匹，產紗6000磅①，後逐步提高，每月獲利約達1.2萬兩②。不料，光緒十九年（1893）該廠毀於大火。此後，李鴻章指派盛宣懷規復，招募新股100萬兩，擴建為「華盛紡織總廠」，於次年開始部分投產。據盛宣懷稱，至年底，總廠已裝成紗錠50000枚，布機750張①。
湖北織布官局：由張之洞籌設於廣東，移建於武昌。先後籌資約134萬兩，購置英國機器，聘用英國技師，於光緒十八年（1892）建成投產。廠中共有紗錠30000枚，布機1000張。光緒二十年（1894）有600架織機開工，僅日班生產，每天即可產布330至450匹②。全年可產本色布70288匹、斜紋布5970匹、棉紗4413擔。
此外，「新華紡織新局」，資本達29萬兩，擁有紗錠7000枚，布機50台，也頗具規模。
這些企業的開辦，部分抵制了洋紗、洋布的進口，開闢了利源，為發展紡織工業積累了經驗，培養了技術力量。特別是大量僱傭女工，為社會開了新風。
綜觀甲午戰爭前20來年清廷控制、經營的採礦、煉鐵、紡織等企業，雖然有一些中途夭折，不少發展緩慢，但終歸形成了幾個頗具規模的大型企業。它們成為我國近代資本主義工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代表著當時社會生產力的新發展，對社會經濟、文化的進步、工業技術人才、管理人才的培養和產業工人的增多乃至民間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產生了重大作用。
（三）民間機器工業的出現幾乎與清廷興辦民用工業的同時，我國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員開始投資機器工業。他們資本有限，主要投資資金少、見效快的輕紡工業，只有少數人對重工業做了試探性投資。
1.輕紡工業。
最早採用機器生產的是上海洪盛米號，於同治二年（1863）始用機器碾米。不過，它還不是專門的碾米廠，只是米店的一部分。正規的機器生產企業則是廣東南海縣陳啟源於同治十二年（1873）創辦的繅絲廠。其後，機器①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輯下冊，第1063、1065頁。
②《翁文恭公日記》，光緒十九年三月廿五日。
①盛宣環：《愚齋存稿》卷24，第10頁。
②《蔡錫勇致張之洞電》，光緒二十年十一月初十日。引自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輯下冊，第918頁。
生產在諸多行業逐步推廣，出現了一批頗具規模的企業。
（1）機器繅絲業。
自陳啟源在廣東南海縣創辦繼昌隆繅絲廠以來，由於機器繅絲「出絲精美，行銷於歐美，價值之高，倍於從前」①，很快在當地得到推廣。其間，雖有守舊勢力阻抑、反對，甚至毀機拆廠，但南海、順德、三水等地機器繅絲廠有增無減，僅順德一縣在光緒七年至二十年間（1881—1894）就有35家開業②，到光緒二十七年（1901）已達200家以上③。廣州口岸出口廠絲（機器繅絲）從光緒八年至九年（1882—1883）的1254擔，到光緒二十至二十一年（1894—1895）猛增到18179擔；七里絲（按土法手工繅絲）則從光緒八年至九年的8302擔，到光緒二十至二十一年衰減到2159擔，充分顯示了用機器生產替代手工生產的趨勢。
在上海，機器繅絲業同樣發展很快。光緒七年（1881），商人黃佐卿在蘇州河邊創辦了當地第一家機器繅絲廠「公和永」絲廠。初期，僅有絲車100部，兩年後即增至900部①。其後，又有「坤記絲廠」（1884年）、「裕慎絲廠」（1890年）、「延昌絲廠」（1893年）、「正和絲廠」（1894年）、「綸華絲廠」（1894年）和「源昌絲廠」（1894年或1895年）等相繼開業。每廠約有二三百部絲車，僱傭工人五六百人至干餘人不等。這些工廠的出現，使上海地區成為我國機器繅絲業的又一中心。
此後，機器繅絲業又相繼在江蘇、浙江等地得到發展。
（2）棉紡織業。
機器軋花業最早出現於寧波，由嚴信原創辦於光緒十二年（1886），稱「通久源」軋花廠。該廠以5萬兩資本，購置日本所產軋花機40台，聘用日本技師，利用當地原料和工人進行生產，獲利頗豐。以後，相繼兩次擴大設備，提高生產能力。光緒十七年（1891）可產皮棉3萬擔，光緒十九年已達6萬多擔②。不久，上海接連開辦了「棉利」（1891年）、「源記」（1891年）、「禮和永」（1893年）等機器軋花業，分別擁有40台至120台軋花機。軋花企業的開辦，為發展棉紡織業提供了條件。
第一家商辦紗廠，是道員朱鴻度於光緒二十年（1894）在上海開辦的「裕源紗廠」。該廠機器設備購自英國，擁有2.5萬枚紗錠。同年，寧波嚴信厚在軋花廠附近增設「通久源紗廠」，擁有1.1萬多枚紗錠，400架織機。光緒二十二年正式開工，每月可產四種型號的棉紗25萬磅。此外，福州、鎮江、重慶、天津、廣州等地紳商也陸續醞釀籌設紗廠，但在甲午戰爭之前均未建成。
（3）糧油加工、火柴、造紙、印刷等工業。
糧油加工工業：產生於人口較多的大城市。光緒四年（1878），朱其昂在天津首創「貽來牟機器磨坊」，用機器磨麵，所產「面色純白，與用牛磨者迥不相同」，「每年獲利六七千兩」①。其後，相繼有「汕頭豆餅廠」（1879①《南海縣誌》卷21，第2頁。
②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輯下冊，第970頁。
③同上書，第969頁。
①繆鍾秀：《上海絲廠業概況》，引自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輯下冊，第972頁。②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輯下冊，第977—978頁。
①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輯下冊，第986頁。
年）、上海「裕泰恆火輪面局」（1882年）和「源昌碾米廠」（1888年）、「福州機器麵粉廠」（1887年）、「北京機器磨坊」（1891年）、汕頭「長髮油房」（1893年）等出現。這些企業，雖然規模不大，供應市場有限，但卻開始用機器磨麵、碾米、榨油，明顯提高了糧油加工水平。
火柴業：我國本無火柴，英、德、美等國遂大量傾銷。從光緒四年至十九年（1878—1893），廣東、天津、上海、重慶、福州、慈谿、太原等地相繼建立了火柴廠。其中，「天津自來火公司」（建於1886年，後改為中外合辦）、上海「燮昌火柴公司」（1890年）、重慶「森昌泰火柴廠」（1889年）和「森昌正火柴廠」（1891年？）規模較大，各傭工數百人。如，燮昌火柴公司有資本5萬兩，日產火柴30—50箱；森昌泰火柴廠也有資本5萬兩，年產量可達6.3萬箱②。它們的火柴行銷內地，價格較進口火柴便宜，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火柴進口。
造紙與印刷出版業：機器造紙業創辦於廣州和上海。早在光緒八年（1882），廣州已有造紙公司出現。光緒十五年（1889），商人鍾星溪在廣州鹽步水藤鄉創辦「宏遠堂機器造紙公司」③，資本15萬兩，設備齊全，日產紙62擔，光緒三十二年（1906）改為官商合辦。光緒十七年（1891），李鴻章等在上海楊樹浦創建「倫章造紙廠」，資本30萬兩，月產紙40萬斤。1906年，因外國進口紙傾銷，使該廠負債纍纍，被迫停業。
石印、鉛印技術傳入中國後，我國紳商自同治十二年（1873）開始在漢口、上海、廣州、杭州、蘇州、寧波、北京等地相繼創辦了十幾家刊行報紙和書籍的機器印刷企業。報刊印刷方面：艾小梅在漢口於同治十二年創辦的「昭文新報館」為最早；繼起者有容閎於次年創辦於上海的《匯報》、鄺其照於光緒十二年創辦於廣州的《廣報》等。書籍印刷方面：主要有徐鴻復、徐潤在上海創辦的「同文書局」（光緒八年，1882）、李盛鐸在上海創辦的「蜚英館石印局」（光緒十三年，1887）及北京的「擷華書局」等。這些印刷工業，主要採用石印技術，一般僱工100至200人，影印了大量古版書籍，對保存古籍和文化交流起了重要作用。
此外，木材加工，機器制茶、製糖、製冰、制玻璃、製藥、制煤磚等行業，都有規模較小的企業在以上海為中心的沿海城市和台灣地區出現。與此同時，我國紳商自辦的城市公用事業也開始起步。光緒十六年（1890），舊金山華僑黃秉常在廣州創設「廣州電燈公司」。該公司有兩台100馬力發動機和兩架發電機，可供1500盞燈用電，使廣州城40條街上店鋪和公共場所開始用電燈替代了煤油燈。廣州、漢口、沙市、南京、揚州等地，一些商人開始籌設自來水公司以改善城市用水。
2.重工業。
在重工業方面，民間資本薄弱，投資不多，僅在上海、廣州、漢口出現了一些船舶修造廠和機器修理廠。此外，有一些小型煤礦和金屬礦。
（1）船舶修造和機器修理業。
船舶修造廠一般以修理船舶兼打制零配件為主，有的可以製造小型輪船。其中，上海李松雲創設的「均昌機器船廠」（光緒八年，1882，後改名「發昌機器廠」）規模較大，修理過多艘不同規格的輪船，並能造小型汽船。②同上書，第993—995頁。
③該廠創辦人采孫毓棠說。同上書，第1000頁注。
機器修理廠主要從事機器修理及零件配製，其中規模較大的是祝大椿創辦於上海的「源昌機器五金廠」（光緒九年，1883年）。
（2）採礦業。
光緒初年，開始出現一批民間資本經營的小型煤礦。主要有：「安徽池州煤礦」（1877年）、「湖北荊門煤礦」（1879年）、「山東嶧縣煤礦」（1880年）、「廣西富川縣賀縣煤礦」（1880年）、「直隸臨城煤礦」（1882年），「江蘇徐州利國驛煤鐵礦」（1882年）、「奉天金州駱馬山煤礦」（1882年）、「安徽貴池煤礦」（1883年）等。這些煤礦大部分是在原來土法開採基礎上創辦的。其中，池州、利國驛煤礦具有中等規模，各有資本10萬兩左右，機器設備稍多，其餘各礦資本一般在二、三萬兩左右，設備因陋就簡，或僅在個別工序上使用機器。
民間資本投資金屬礦稍晚於採煤業。從光緒八年前後開始，10餘年間共創辦了10餘礦，適應著社會對金、銀、銅、鐵、鉛等金屬日益增長的需要。但是，由於民間資本不足，設備簡陋，大部分礦山只使用少量機器，規模一般不大。其中，「熱河承德府三山銀礦」（1882年）、「福建石竹山鉛礦」（1885年）、「直隸順德銅礦」（1883年？）、「廣東香山天華銀礦」（1880年）等，都因集資試采不成功，不久即停業。「湖北長樂鶴峰銅礦」（1881年）、「海南島瓊州大艷山銅礦」（1887年）、「廣西貴縣平天寨銀礦」（1889年）、「吉林琿春天寶山銀礦」（1890年）、「熱河建平金礦」（1892年）和「吉林三姓金礦」（1894年），則開採時間較長。當時，規模較大的金屬礦是由「廣東巨富」李宗岱於1883年創辦的「山東平度招遠金礦」，前後投資達80萬兩，開採區域達數縣。但是，由於經營不善以及地方官府不肯支持，最終歸於失敗。民間資本投資重工業，仍有極大困難。
綜上所述，從咸豐末年到光緒朝中期，我國機器工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門類日漸增多，地域日漸擴大。其中，由封建官府倡導、支持、保護的企業獲得較快發展。這些新生的機器企業儘管受到西方列強和本國封建勢力的阻抑、兼併和盤剝，但它代表了社會生產發展的方向，在不斷排除阻力，艱難緩慢的發展中為我國工業奠定了基礎。
第二節 中國機器工業的初步發展（1895—1919）
甲午戰爭後，帝國主義列強依恃中日《馬關條約》允許外國在華設廠的條款，急劇增加工業投資，使外資企業迅速擴張，在許多工業部門占據壟斷地位。與此同時，清政府控制的企業得到延續和發展，有些民用企業在承辦方式上發生明顯變化。民間機器工業在光緒三十一年（1905）收回利權運動時期有了顯著發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有了長足進步。
外資工業的擴張中日《馬關條約》不僅使列強原先擅自在華設立的企業獲得「合法」地位，更重要的是使它們得以急劇增加對華投資，使外資企業迅速發展。從光緒二十一年（1895）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1913年，創辦資本在10萬元以上的大型廠礦達136家，總資本為10300多萬元，約相當於此前50年投資的13倍①。按國別劃分，這136家外資企業中，英國占37家，資本4968.1萬元；日本占49家，資本2633萬元；德國占12家，資本768.1萬元；沙俄占17家，資本664.8萬元；其他國家共占21家，資本1281.3萬元②。其中，日本企業大量湧入最為顯著。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壓迫暫時放鬆，主要表現為商品輸入減少，工業投資速度趨緩，但外資企業仍在繼續擴大投資，提高生產能力。
列強對華工業的投資，主要分布在煤礦、造船、輕紡工業和城市公用事業等方面。
1.礦冶業。
甲午戰爭後，列強通過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合同，掠奪我國礦產資源。
其中規模較大的有：法國於光緒二十一年（1895）通過簽訂《中法續議商務專條附章》，奪取了開採雲南、兩廣各種礦產的權利；俄國於次年通過簽訂《東省鐵路公司章程》，奪取了中東鐵路沿線各種礦權；德國於光緒二十四年（1893）通過簽訂《中德膠澳租界條約》，奪取了膠濟、膠沂兩條鐵路沿線30里內礦產開採權；同年英國通過簽訂《山西採礦條約》，奪取了山西省煤、鐵、石油開採權；日本於光緒三十一年（1906）通過簽訂《滿洲協定秘密附件》，奪取了奉天省各種礦權。據不完全統計，從光緒二十一年（1895）到1912年，列強迫使清政府簽訂和攫取各地礦權的條約、協定、合同達42項之多，致使大量礦產資源落入列強之手。
在此基礎上，從光緒二十一年（1895）至1913年，列強先後採用自辦或合辦名義開辦煤、鐵、金、銀、銅、水銀等礦37家①。其中，開辦時資本在10萬元以上的32家，總資本達4996.9萬元，約占同期外國工礦企業總資本的48.4％。煤礦則占了絕大比重，開辦達27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列強對煤礦的掠奪仍在發展。1917年，英商福公司與中原公司合併，成立「福總公司」，隨後侵占了河南焦作煤礦。1915至1920年間，英國又霸占了北①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輯上冊，第3頁。
②同上書，第2頁。
①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輯上冊，第140—144頁。
京門頭溝煤礦。與此同時，列強又以借款或合辦名義，控制更多的礦區。1913年，全國煤礦投資總額為10710萬元，外資和中外合資達8537萬元（其中外資5882萬元），占全國投資總額的79.6％；1919年，全國煤礦投資總額為12660萬元，外資和中外合資達7675萬元（其中外資5922萬元），占全國投資總額的60.6％②。1913年，全國煤產量約達1288萬噸，其中外資控制的企業產量達713萬噸，占全國總產量的55.4％；1919年，全國煤產量約達2014萬噸，外資控制企業的產量達969萬噸，占全國總產量的48.1％①。由此可見，這一時期外資在煤炭生產方面的投資比重和產量比重雖有所下降，但絕對值仍在增長。我國鐵礦和冶鐵業則基本為列強所控制。
2.船舶及機器修造業。
甲午戰爭後，外資原有企業規模迅速擴大，新的船舶修造廠和機器工業明顯增多。在航運發達的上海地區，先後有英商創辦的「和豐船廠」（1896年）、英商瑞記洋行開設的「瑞澂造船廠」（1900年）、英商創辦的「萬隆鐵工廠」（1905年）等企業出現。1912年，瑞澂造船廠兼併了萬隆鐵工廠，增加了企業實力，擁有新式設備，可製造多種民用船隻。在此之前，原先的耶松船廠於1900年合併了和豐船廠。第二年，又與祥生船廠合併，資本增至557萬兩②，改稱「耶松船廠公司」。該公司憑藉其雄厚資本和先進技術設備，壟斷了上海船舶修造業。
在東北地區，日本船舶修造業急劇發展。在大連地區，日本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設立「西森造船所」、次年設立「川崎造船所」、宣統三年（1911）設立「小金丸造船所」。在安東，有「鴨綠江造船會社」等企業相繼出現。此外，哈爾濱、廈門、上海等地還有一些其他外商設立的造船廠或機器廠，承攬修造輪船和機器修理業務。
3.輕紡工業。
外商投資比較廣泛，但主要集中於紡織、麵粉加工和菸草工業。
（1）紡織工業。光緒二十三年（1897），外資棉紡織廠開始出現。當年既有英商「怡和紗廠」和「老公茂紗廠」、美商「鴻源紗廠」、德商「瑞記紗廠」四個大規模紗廠在上海開辦，資本合記421萬多兩，紗錠達16萬多枚。光緒末年，日商先後收買上海興泰紗廠、大純紗廠，改組為「上海紡績株式會社」，分設上海紡績第一廠、第二廠。宣統三年（1911）日本內外棉株式會社又在上海設立內外棉第三廠、第四廠和「日信紗廠」，1914年設第五廠西廠、1915年設第五廠東廠；1918年設第六廠、第十廠和第十一廠於青島；1919年設第七廠、第八廠於上海，並於同年收買華商裕源紗廠改為第九廠。此外，還有日商於1912年設立於青島的「大康紗廠」等。可見，日商在紡織業的發展極為迅速。在全國範圍內，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外資紡織工業空前擴大。據統計，1913年，外資在華紗錠為33.896萬枚，布機1986台；到1919年，紗錠增至57.701萬枚，布機達3839台①。這些外資紡織設備，約占我國當時棉紡織設備總量的一半。此外，外資還在機器繅絲、毛紡等門類設置了相當規模的企業。
②嚴中平：《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132—133頁。
①嚴中平：《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126頁。
②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輯上冊，第237頁。
①嚴中平：《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134頁。
（2）麵粉業。自光緒二十二年（1896）英商在上海設立「增裕麵粉廠」
以來②，沙俄、日本、德國、荷蘭等國紛紛在華投資設廠，到1913年達43家。其中突出的是沙俄和日本。沙俄於光緒二十六年（1900）在哈爾濱設立「第一滿洲麵粉廠」後，至1913年已在東北地區先後設立麵粉廠34家①。日本則後來居上，自光緒三十二年（1906）在鐵嶺設「滿洲制粉會社」後，先後在長春（1912）、哈爾濱（1918）、山東濟南（1918）設分廠。日商其他麵粉廠則遍及東北的撫順、大連、開源、遼陽及山東、上海、漢口等地。②（3）菸草工業。自光緒二十一年（1895）以來，菲律賓、希臘、俄國、英國和日本商人陸續在上海、哈爾濱、天津、瀋陽、營口等地投資菸草企業。其中，規模最大的是英商在光緒二十八年（1902）成立的「英美煙公司」。該公司先後在上海、漢口、瀋陽、哈爾濱、天津、青島等地設立捲菸廠、烤菸廠及一系列附屬企業，並以上海為中心建立了輻射大半個中國的產品推銷機構。到1913年，其資本由初創時的10.5萬元擴充到1100萬元，超過了當時中國所有20家紙菸公司資本總和137.8萬元的7倍③，攫取了巨額利潤。此外，俄國的「老巴奪父子煙公司」在光緒三十年（1904）從莫斯科遷移到哈爾濱，使俄國菸草逐步稱霸北滿。日本在日俄戰爭後，於光緒三十二年（1906）於瀋陽設立「三林菸草公司」；宣統元年（1909），日本「東亞菸草株式會社」在營口開設捲菸廠，日產量1000萬支。1917年，該廠又在天津設立分廠。
其他，如火柴、磚茶、製糖、啤酒、汽水、蛋粉、製冰、造紙、磚瓦、水泥、木材、皮革、軋花、豬鬃、榨油、碾米、精鹽、氧氣、樟腦、肥皂、鋼琴、電工器材等工業，外商也多有投資，並占有重要地位。
4.公用事業。
列強為鞏固在華租界的統治地位，繼續擴大對租界內電力、煤氣、自來水、電車等公共事業的投資，並由租界擴展到眾多被迫對外開放的商埠，同時阻撓中國人自行開辦。從光緒二十一年（1895）至1913年，英、日、法、比、德等國在上海、天津、漢口、北京、廈門及東北地區投資設立電廠19家，僅天津就有以上各國分別設立的電廠5家。自來水、煤氣、電車也陸續在各城市發展。其中，在公用事業比較完備的上海，外資在水、電、煤氣工業中形成三大托拉斯：即上海工程局電氣處、上海自來水公司和上海煤氣公司。上海煤氣公司原為大英自來水房，1900年改組為該公司。1914年春，上海煤氣公司資本已由開辦時的12.24萬兩增至120萬兩；煤氣年出售量達52484萬立方英尺，用戶達9020戶①。工部局電氣處開辦時資本僅6.61萬兩，光緒二十一年（1895）為21.6萬元，到1913年猛增至961.5萬元；其電廠容量為10400千瓦，1918年增至21222千瓦②，控制了大部分民族工業的電力供應。上海自來水公司設備不斷擴大，生產量逐年提高，到1913年水管總②《東方雜誌》第22卷第22號。
①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輯上冊，第285—286頁。
②祝慈壽：《中國近代工業史》，第350—351頁。
③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輯上冊，第400頁。
①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輯上冊，第270頁。
②祝慈壽：《中國近代工業史》，第334頁。
長度達84.92英里，放水總量為3497百萬加侖。③甲午戰爭後，列強對我國輕、重工業的投資可謂無孔不入，並在以上諸多方面居於壟斷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列強對華工業投資速度雖漸趨緩，但絕對值仍在上升，生產規模在眾多領域繼續擴大。它們不僅以此攫取巨額利潤，使資本飛速增殖而且嚴重阻抑了我國工業的發展。
官屬工業的演變與發展（一）清政府軍事工業的延續與擴充清政府為加強國家機器和國防，下大力更新軍事裝備和編練新軍，不僅維持原有軍事工業，而且增加經費和設備，使其生產能力和水平進一步提高，槍炮式樣和火藥品種程度不同地有所改進。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江南製造總局和湖北槍炮廠。
江南製造總局：從光緒「二十一年試造無煙火藥，停造水旱雷，專制各種銅引。二十四年造七密里九口徑新毛瑟槍，並將所有各式舊槍一律停造」①。其生產狀況，據光緒二十二年（1896）統計，「煉鋼廠每年可出快炮管、快槍筒及槍炮機件、炮架器具等鋼料二千餘噸；栗色藥廠每年可出栗色火藥二十餘萬磅；無煙藥廠每年可出無煙火藥六萬餘磅」②，其快炮、快槍、槍子、炮彈均已一律改造新式。其中，「加利新槍每年可成一千五百杆；一百磅子快炮每年可成六尊，四十磅子快炮每年可成十二尊，快利槍子每年可出一百二三十萬顆，快炮鋼彈每年可成一千五百餘顆，大小鐵彈每年可成一萬餘顆」③。但該廠管理體制腐敗，浪費嚴重。後來，在生產組織上逐漸推行包工制，雖有些成效，又出現以賄而求承包、製品粗糙、質量下降等問題。辛亥革命後，改稱「上海兵工廠」。
湖北槍炮廠：由張之洞籌設於廣東。後因張之洞任湖廣總督，遂於光緒十六年（1890）遷建於漢陽。機器設備主要購自德國。光緒二十一年（1895），以較新機器裝備的槍廠、炮廠、炮架廠、槍彈廠、炮彈廠等所屬各廠陸續建成投產。當年始「仿造德國一千八百八十八年五響毛瑟快槍，口徑7米里九式」；同年，還「仿造德國克魯森式陸路快炮口徑三生的七，及過山快炮口徑五生的七兩種」①。其後，陸續添設鎔銅、機器、鍋爐、翻砂、木樣、打鐵、打銅等廠，設備日趨完備。光緒三十年（1904）後，仿造丹瑪新式機關槍；1913年，仿造德國克虜伯式七五陸炮；1915年試造馬克沁機關槍，並可生產黑色火藥、白色火藥、黃色火藥和酸料等。到光緒三十四年（1908），共造成步、馬快槍11萬多支，槍彈4000多萬顆、各種快炮740多尊、前膛鋼炮120餘尊、各種開花炮彈63萬多顆、前膛炮彈6萬多顆及諸多槍炮器具②。③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輯上冊，第262頁。
①魏允恭：《江南製造局記》卷3，第1頁。
②劉坤一：《劉忠誠公遺集》卷26，第31頁。引自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輯上冊，第420頁。
③劉坤一：《劉忠誠公遺集》卷26，第31頁。引自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輯上冊，第420頁。
①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輯上冊，第424頁。
②同上書，第430頁。
當年改稱「漢陽兵工廠」。
此外，北洋機器局、金陵機器局、山東機器局、成都機器局等軍火工業的生產能力也有程度不同的發展。福州船政局則在造成大小兵輪、商輪40艘後，因經費竭蹶，效率不高而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停辦。辛亥革命後改稱「海軍造船所」。
這一時期，清政府開始注意在內地設置新的軍火工廠，以便戰時使內地與沿海沿邊相互接濟。新設的軍火工廠先後有：新疆機器廠（1895年後）、江西製造局（1898年）、山西製造局（1898年）、河南機器局（1899年）、湖南機器局（1903年）、北洋機器局新廠（1904年）。其中，北洋機器局新廠（亦稱「德州機器局」），規模較大。1900年，北洋機器局被八國聯軍焚毀後，北洋大臣袁世凱於1901年將原北洋機器局的殘餘設備移至山東德州，併購置新、舊機器，於光緒三十年（1904）建成投產。該局下設12廠，以製造子彈、火藥為主。
與此同時，部分軍工企業在「製造軍火之暇，兼造各種機器」①思想的指導下，開始改制民用產品。光緒三十一年（1905），江南製造總局將船塢、輪船廠、機器廠等劃出另組「江南船塢」，歸海軍督察，採用商辦方式，到1912年4月共製造各式兵輪、商輪130多艘，打破了由耶松船廠壟斷上海造船業的局面。辛亥革命後，江南船塢為海軍部接管，改稱「江南造船所」，並對設備有所擴充。從1912至1921年，江南造船所共承造兵、商大小輪船240餘艘。江南製造局則加添工匠，製造為礦務、農務所需的機器設備。福建機器局在光緒二十六年（1900）為本省善後局承擔鑄錢任務。安徽製造廠於宣統元年（1909）改為電燈廠，經營電燈、電話業務，而將原來承擔的修配槍械等事務另設修理所附設於電燈廠中。這些變化，體現了軍事工業兼造民用產品的動向。
辛亥革命後，清廷官辦軍事工業被北洋軍閥政府接收。
（二）清廷控制的民用工業的發展與演變從甲午戰爭到1913年，民用工業有了明顯發展。據統計，資本額在1萬元以上的新式工礦企業達549家，資本總額為12029.7萬元。其中，官辦、官督商辦和官商合辦企業達86家，資本額為2949.6萬元，約占這一時期新增資本的四分之一①。這86家官方控制的企業，有85家成立於清皇朝統治時期，並主要分布於採礦、冶煉、紡織等方面。
1.礦冶業。
近代工業、交通的發展，對燃料、原料的需求日益擴大，官方控制的採礦業有了發展。湖南、四川、廣西、福建、安徽、河南、湖北等省紛紛設立礦務公司主持其事，其中尤以煤礦為突出。
（1）煤礦。自光緒二十二年至宣統三年（1896—1911）新增設的資本在萬元以上的採煤企業達17家，占這一時期萬元以上採煤業總數41家的41％；資本為763.4萬元，占採煤業資本總額1410.3萬元的54％②。其中規模較大的煤礦有：北洋灤州煤礦有限公司：由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委派周學熙招商，設於①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輯上冊，第461頁，載《光緒32年閏4月商部奏》。①據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輯下冊，第869—919頁表統計。②據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輯下冊，第870—873頁表統計。光緒三十二年（1906），成立於次年四月，在開拓礦區，請照開辦諸方面享有特權。光緒三十四年（1908）改稱「北洋灤州官礦有限公司」。初定股額200萬兩，光緒三十四年增資300萬兩，實繳不過300萬兩。該礦從歐洲購置新式機器，修築運煤鐵路，設有發電站、煉焦爐等。到宣統二年（1910），已開採的6礦每天總產量為1300噸③，生產頗有起色，並與英商控制的開平煤礦展開競爭。辛亥革命之際，周學熙等轉而要求與開平煤礦聯合，遂於1912年兩礦合併成立「開灤煤礦總局」。從此，灤州煤礦亦為英商控制。
萍鄉煤礦：由盛宣懷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購置機器開採，主要礦區在江西萍鄉安源。該礦擁有採煤機械、洗煤機、焦炭爐、電燈、電車、鑄造廠等設備，日產量約在1000噸至3000噸之間。宣統三年（1911）前三季日產量平均達2240噸，日產焦炭達551噸。煤炭主要供應漢陽鐵廠。
（2）金屬礦冶。從光緒二十一年（1895）至1912年，官方控制的金、銻、銅、鉛、鋅等礦冶業達29家，占當時新增礦冶業總數39家的74％以上。投資在20萬元以上的有四川「麻哈金礦」（1895年）、湖南益陽「中路久通礦務公司」（1896年）、湖南平江「黃金洞金礦」（1897年）、雲南「蒙自官商公司」（1904年）、廣西「梧州煉銻廠」（1906年）、湖南常寧「水口山鉛鋅礦」（1907年）、江西「贛州銅礦」（1907年）、甘肅古浪「甘肅煉銅廠」（1908年）、雲南文山「寶華銻礦公司」（1909年）、湖南長沙「黑鉛煉廠」（1909年）、廣東曲江「寶昌公司（銻礦）」（1910年）。其中，湖南官辦礦業最為顯著。光緒二十一年（1895），省設湖南官礦局，採取官辦、官商合辦和官督商辦三種方式開礦，下轄企業頗多，除上述投資較多的大型金屬礦外，還有一批小型金屬礦和金屬冶煉廠，獲利頗豐。
（3）石油。陝西巡撫升允於光緒三十二年（1906）開始在陝西延長開工鑿井，設立「延長油礦」。該礦採取官商合辦方式，籌集官商股本600萬兩，從日本購置設備，聘日本技師。從光緒三十三年（1907）至1919年，共開鑿四井。其中，第3號井和第4號井無油報廢。第1號井自光緒三十三年至1919年，共產原油341.3萬斤；第2號井於宣統元年（1911）動工開鑿，日產原油二三百斤，因與1號井同源，後來產量互為增減。1919年，第2號井被毀①。該礦的設立為我國石油工業的起步提供了借鑑。
這一時期令人注目的是，湖北的漢陽鐵廠與大冶鐵礦和江西萍鄉煤礦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合併為亞洲第一家大型近代化鋼鐵聯合企業——「漢冶萍煤鐵廠礦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漢冶萍公司」）。企業也由官辦變為商辦。不過，由於漢冶萍公司資金嚴重不足，轉而大量向日本銀行借款，遂使日本勢力日漸侵入。
2.輕紡工業。
甲午戰爭前設立的紡織工業規模有所擴大，有的在向商辦轉化；同時，又有一批新紡織企業產生。此外，其他輕工業均有所發展。
紡織工業，主要是湖北官紡織四局和華盛紡織總廠的形成和發展。
湖北紡織四局：張之洞繼開辦湖北織布官局後，於光緒二十年（1894）
底設立繅絲局；光緒二十三年（1897）設立紡紗局，次年又設立制麻局，均為官辦企業。四局動用經費近400萬兩，利用本地原料，採用機器生產，使③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輯下冊，第775頁。
①陳真、姚洛：《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3輯，第655頁。
生產規模空前擴大，在我國近代輕工業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後因官辦經營不善，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租給粵商「應昌公司」經營；宣統三年（1911）轉歸張謇等人的「大維公司」承租，1913年又歸「楚興公司」承租。楚興公司承租時，議定每年租金11萬兩，租押25萬兩，租期10年。其生產的紗、布在武漢銷售，概免厘稅，如轉運它埠，在江漢關只完正稅，沿途概免厘稅，仍保留湖北官局名義。租辦期間，由於經營得法，扣除租金及機械修理費用外，「每年的淨利，據說都在15％以上」①。其盈利從1914到1919年達580萬兩②。
華盛紡織總廠：盛宣懷等人以官督商辦方式於1894年建成並部分投產，同時在上海招股購機籌設華新、裕源、裕晉、大純4個分廠。甲午戰爭後，該廠面臨洋商激烈競爭，經營頓入困境，致使「裕晉」廠賣給德商、「裕源」廠擬招洋商入股，「大純」和「華新」均岌岌自危。華盛總廠連年虧損，在支持了7年之後，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由盛宣懷改組為商辦的「集成」紡織廠，後又改名「又新」，實際上被盛攫為己有。辛亥革命爆發，盛宣懷怕被政府查抄，聘英國人為總理，一度在香港註冊，掛英國招牌。1913年又改名為「三新」。
這一時期，陝西、山西、直隸、重慶、新疆等地官府先後擬購機設置紗廠，但均未成功。官商合辦的呢絨廠有所發展，相繼有光緒三十二年（1906）在上海創辦的「日暉織呢廠」、次年在北京興辦的「溥利呢革廠」和光緒三十四年（1908）在武昌設立的「湖北氈呢廠」問世。1918年，南京建有官商合辦的「利民柞綢紡織工廠」。此外，官方控制的企業在捲菸、造紙、印刷、製革、陶瓷及公用事業的水、電等方面均有發展。比較著名的如：天津「北洋菸草廠」（1902年）、直隸唐山「啟新洋灰廠」（1906年）、「廣州士敏土廠」（1906年）、江西景德鎮「江西瓷業公司」（1907年）、山東「博山玻璃廠」（1907年）、廣州「廣東電力有限公司」（1908年）、「上海閘北水電公司」（1910年）等。
辛亥革命後，清廷所辦的民用工業一般為北洋政府接收，成為官僚資本企業。
（三）北洋軍閥政府控制和創辦的企業1.軍事工業。
辛亥革命後，北洋軍閥政府接收了清政府所辦的軍工企業，並由陸軍部軍械司作為主管機構，但江南造船所和福州船政局則劃歸海軍部管轄。它們在保留各地兵工廠基礎上，對湖北槍炮廠、廣州機器局、四川機器局等均有程度不同的擴充，製造槍炮日趨新式。後來，各地軍閥據地自雄，爭戰不已，紛紛「設立修械所、兵工廠等以造械彈」，造成軍工企業「系統紊亂，兵器龐雜」的局面①。其間，新建較大的兵工廠為河南鞏縣兵工廠。
河南鞏縣兵工廠：由北洋政府籌設於1915年。目的在於改變兵器製造「各廠自為風氣，參差不齊」的局面②，選定河南鞏縣孝義鎮建廠，以為各廠之規範。設備主要購自德國、美國，設有電廠、槍廠、壓炮彈廠、炮彈工作廠、①《中國棉貨》，第169頁。引自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輯上冊，第591頁。②陳真、姚洛：《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3輯，第294頁。
①《70年來中國兵器之製造》，《東方雜誌》第33卷第2號。1936年1月。②陳真、姚洛：《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3輯，第679頁。
引信廠、機器廠等。1921年後陸續建成投產。初期，專制各種山陸炮彈，後陸續投產製造手擲炸彈、飛機炸彈、攻城重炮彈、手槍、手提機關槍、八二迫擊炮、七九步槍等。全廠職員110多人，工人2200餘人，為北洋政府開辦的大型兵工廠。
此外，湖南曾設有陸軍工場機械廠。張敬堯督湘後，曾在原廠基礎上維持生產。張敬堯逃離湖南前使該廠遭受嚴重破壞。後來，在此基礎上建立「湖南兵工廠」，生產馬克沁水機關槍、哈乞開司旱機關槍、自來得手槍、勃郎寧手槍、寶林式手槍及軍刀、軍用器具、工作機械等。
2.民用工業。
清政府所辦的民用工業，一般由北洋政府接收，一些官督商辦、官商合辦企業為北洋政府收買，成為官僚資本企業。如北京清河鎮「溥利呢革廠」的設備規模在全國毛紡織廠中居第一位。1915年，北洋政府陸軍部將其收買，改為「陸軍織呢廠」。上海「日暉織呢廠」被財政部收歸官辦，1919年又轉租給商人經營。此外，北洋政府也創辦了一些企業，主要有：華新紡織公司：1915年，財政總長周學熙為北洋政府籌建於天津。額定資本1000萬元（官股十分之四，商股十分之六），以其弟周學輝為督辦，並取得在直隸、山東、河南三省30年專利權。當時政局動盪，商股裹足不前，籌建未見成效。袁世凱復辟帝制失敗後，段祺瑞內閣遂發文撤銷該公司，派官員前往接收。周學熙乃與股東多方活動，使公司得以保存，並撤銷官府督辦，改為商辦公司。1919年，該公司正式建成，並使天津、青島兩家紗廠投產。天津紗廠擁有25000枚紗錠，當年獲利150萬元。青島紗廠擁有33000多枚紗錠，當年投產5000枚。其後，該公司又分別各以80萬兩資本在唐山、衛輝建立兩個廠，使四廠股本總額達1000萬元，獲利頗豐。
湖南第一紡紗廠：原名經華紗廠，由吳作霖借公款始建於1912年。第二年被湯薌銘收為省有。後因政局不穩，建設遷延，至1917年改由華實公司承租續建，到1920年正式建成。該廠購置機器用費200萬元，有紗錠40000枚，但生產效益不高。1926年，收歸官辦，更名「湖南第一紡紗廠」。
陝西製革廠：光緒三十四年（1908），由陝西第一牧場公司經理高幼尼等提議創建於西安。宣統三年（1911）被收為官辦，隸屬省都督府，更名「陸軍製革廠」。年底擴充資本達12萬元。不久，又更名為「陝西製革廠」。該廠以生產軍用皮件為大宗，長期由軍人把持，對產品予取予求，很少營利。此外，北洋政府還經營有安徽宣城水東煤礦、貴池饅頭山煤礦、湖北象鼻山鐵礦、湖南常寧水口山鉛鋅礦、河北齋堂煤礦等一批民用企業。
北洋軍閥統治時期，不少軍閥、官僚的私人資本投向近代企業。當時，黎元洪、段祺瑞、靳雲鵬、曹錕、馮國璋、徐世昌、徐樹錚、梁士詒、倪嗣沖、張勳、周學熙、李純等45位軍政要人到1919年已投資採礦、冶煉業14家；建築水泥業3家；公用事業6家；化工6家；紡織業8家；糧食加工3家；農林墾漁等業9家；其他企業6家①。投資主要是商辦企業。投資地區遍及17省，但大半企業集中在華北，尤以天津為多。如天津在1915至1920年間組成的「裕元」、「恆源」、「華新」、「裕大」四大紗廠，為官僚、軍閥集資創辦，其中有總統4人、臨時執政1人、大元帥1人、總理2人、督軍9人、總長11人。這4家紗廠資本占天津市總資本的48.7％。
①據魏明《論北洋軍閥官僚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活動》一文載表統計，《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2期。這些軍閥、官僚往往一人在諸多企業占有股份，並憑藉政治權勢和經濟實力在企業中充當理事長、董事長、監察等要職，有的則獨資創辦。如王占元，除獨資創辦「漢口第一紡織公司」（1916年，資本300萬元）和「慶豐麵粉公司」（1921年，資本60萬元）外，還向「金城銀行」（1917年）、「中華懋業銀行」（1919年）等金融業投資。張勳曾投資於11個企業，其中在「中興煤礦」投資80萬兩，任該礦監察人；又在「久興紡織公司」投資90萬兩，任董事長。官僚、軍閥參與投資的企業在當時工業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民間機器工業的壯大甲午戰爭後，中國人民面對民族危機，掀起了「設廠自救」，實業救國熱潮。清廷也被迫放鬆對民族工商業的限制，並採取了一些獎勵民族工業發展的措施，使民間機器工業有了初步發展。從光緒二十一年（1895）到1913年，資本在萬元以上的民間機器工業約產生463家①，涵蓋了礦冶、紡織、繅絲、食品加工、水電、火柴等諸多類別。辛亥革命後，民族資產階級對投資設廠產生更高興趣，隨之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使列強一度減輕對我國經濟壓力，商品傾銷減弱，出口需求增大，商品市場擴大。這些因素，造成有利工業發展的社會環境，使1914至1919年間民間機器工業有了重大發展，企業數字成倍增長，尤以紡織、麵粉、電氣、菸草發展顯著，此外還湧現了化工、橡膠等一些新興工業。
1.輕紡工業。
（1）紡織業。從光緒二十一年（1895）至1913年，共設立軋花廠、紡紗廠、織染廠、繅絲廠、呢絨廠、織麻廠及其他紡織品廠共159家①。1914年後，紡織業空前發展，到1920年前，企業總數增至475家（含有少部分官方控制的企業）②。紗錠由1914年的502700枚增至1919年的851032枚；織布機由1914年的2300台增至1919年的2650台，1920年達到4310台③。其中，不少原有企業得到恢復和擴大，新設企業則逐步由東南沿海、沿江地區向奉天、山西、河南乃至陝西、甘肅等內地發展。此外，絲織業也有明顯發展，民國初年已約有433家，絲車達166754部。這些絲廠大多建於光緒二十六年（1900）後，每廠大約有絲車400至500部④。針織工業這時開始興起，機器織襪、織毛巾、織衫褲等企業逐漸在上海、江蘇、浙江、天津、山東、四川、遼寧、湖北等地區得到興辦。在各類企業中，出現了一些較大規模的棉紡織企業。
申新紡織公司：以榮宗敬、榮德生兄弟為主體，集資30萬元，1915年創辦於上海。1916年，第一廠正式生產。1917年，在上海收買恆昌源紗廠，改為第二廠。1919年，在無錫設立第三廠。其資本在初創時僅為21.73萬元，到1917年達到70萬元，1920年達到189.2萬元，5年間，增長約8.7倍。①據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輯下冊，第869—920頁資料統計。①據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輯下冊，第890—904頁資料統計。②陳真、姚洛：《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輯，第56頁。
③祝慈壽：《中國近代工業史》，第487頁。
④同上書，第511頁。
其設備增長很快，紗錠數在1916年為12960枚，到1922年達到134907枚，較前增加10.4倍。布機數在1918年為600台，到1922年增至1615台，增加2.69倍⑤。到抗日戰爭前夕，申新已有9廠之多，成為我國著名的民族資本紡織企業。
大生紡織公司：張謇於光緒二十一年（1895）籌設於江蘇南通。光緒二十五年（1899）建成第一廠，試生產成功。光緒三十三年（1907）在崇明久隆鎮創辦大生二廠。到宣統三年（1911）止，兩廠已獲淨利約370餘萬兩。為給紗廠提供原料，從光緒二十七年（1901）冬開始創建通海墾牧公司，10年後初具規模，其所產棉花在南洋勸業會上獲優等獎牌。從光緒二十七年至三十三年（1901—1907），張謇圍繞大生紗廠創辦了19個企業，主要有利用軋花棉子榨油的「廣生油廠」；利用油廠「下腳」製造皂燭的「大隆皂廠」；磨粉以供漿紗與食用的「大興麵粉廠」；為解決運輸而設立的「大達輪步公司」和「船閘公司」；為解決機械設備維修設立的「資生鐵冶廠」；從事實驗的染織考工所等，形成以紡紗為中心的大型企業。到1921年，大生一、二兩廠資本增至360多萬兩，歷年純利累增總額達770餘萬兩。到1924年，大生已增為4個廠，資本達770餘萬兩，紗錠150000枚，布機1500多台。（2）麵粉業。機制麵粉業在甲午戰爭後續有增長。光緒二十二年（1896）至1913年新設企業57家；1914至1919年新增64家，1919年時實有企業99家，資本達2043.5萬元①。這些企業，主要分布於沿海長江流域、東北、華北及湖南、四川、雲南等廣大地區。
較大的麵粉企業有以榮宗敬、榮德生兄弟為主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
創建於無錫的保興麵粉廠。光緒二十九年（1903），該廠改名「茂新公司」，獲利頗豐。1912年，又在上海創辦「福新麵粉公司」。旋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戰列強無暇東顧之機，極力擴充企業。茂新到1919年擴大為3個廠，福新到1926年擴展為8個廠。1921年，茂新、福新麵粉公司日產麵粉達7.6萬包，其生產能力已占全國的23％，占民族資本麵粉廠的31％。榮氏兄弟因此有「麵粉大王」之稱。此外，孫多森創建於上海的「阜豐麵粉公司」（1898年），以及上海的「華興麵粉公司」（1902年）、漢口的「海豐麵粉公司」（1906年）、北京的「天民麵粉公司」（1918年）、濟南的「惠豐麵粉公司」（1918年）等，均有較大的生產規模。
麵粉工業的迅速擴大，提高了麵粉質量，改善了人民生活，同時抵制了西方麵粉的輸入。在中外貿易中，麵粉從1915年起變為出超，行銷俄國、英、法和日本、南洋等地，至1919年出超金額達1039萬餘海關兩①。
（3）火柴業。光緒二十年（1894）前，我國僅有12家火柴廠，資本額約為40萬元左右。其後，發展逐步加速，到1913年達到52家，資本294萬多元。1919年達到98家，資本490多萬元②。這些企業，一般資本不多，平均資本不過5萬元。由於資金薄弱、設備簡陋，為在競爭中立住腳跟，原先的天津自來火局、漢口燮昌火柴廠、重慶森昌泰、森昌正火柴廠都先後依靠當地政府取得10至25年專利。與此同時，又有一些規模較大的火柴廠問⑤《榮家企業史料》上冊，第111頁、第613頁。
①《舊中國機制麵粉工業統計資料》，第32—33頁。
①祝慈壽：《中國近代工業史》，第531頁統計表。
②同上書，第545頁統計表。
世。如1917年由天津「華昌」和北京「丹鳳」火柴廠合併而成的「丹華火柴公司」，成為我國當時最大的火柴公司。此外，上海的「熒昌火柴公司」、「利民火柴廠」，天津的「北洋火柴廠」等，均有相當規模。這些企業為抵制洋火柴進口，發展民族火柴業作出了可貴貢獻。
（4）菸草業。我國菸草工業是在抵制洋貨、挽回利權、振興國貨的熱潮中興起的。自光緒二十五年至三十四年（1899—1908），私人投資菸草業達18家，資本約126.8萬元。其後，發展日趨迅速，在1912—1920年間，資本年平均增長率達36.7％①。如上海地區，光緒三十一年（1905）僅有1家，1919年已達9家，1927年則高達182家②。在這些企業中，南洋兄弟菸草公司規模最大。該公司由簡照南、簡玉階兄弟光緒三十一年（1905）創辦於香港，資本10萬元，機器購自日本。宣統元年（1909）該公司改組後，產品質量日漸提高，產量逐年上升。特別是辛亥革命後，獲得迅速發展。1913年盈利10萬元，1914年盈利16萬元。1915年開始在上海設廠，逐步把公司重心由香港移到內地，在廣州、漢口、北京等地設分公司，在各地設代銷處，其分支機構遍及各大城市及南洋群島。1916—1919年，每年盈利100萬元以上。1919年，與英美煙公司競爭，改為股份有限公司，集資達1500萬元，成為華商中最大的菸草企業。
此外，輕工業在榨油、釀酒、食品加工、製糖、造紙、印刷、製藥、肥皂、化妝品、製革、玻璃、油漆等方面都有較大發展。如張振勛創辦的「張裕釀酒公司」（1895年創辦於煙臺）自1914年投產以來，產品暢銷，馳名中外，多次在博覽會獲獎；夏瑞芳等創辦的「商務印書館」（1897年創辦於上海）和陸費逵創辦的「中華書局」（1912年創辦於上海）均成為規模較大的印刷、出版企業。
2.重工業。
我國煤、鐵礦在甲午戰爭後大量被帝國主義列強所攫取。清末，收回利權運動興起，相繼收回了一些礦區，同時刺激了民間採掘、冶煉、製造等工業的發展。
（1）煤礦。一方面一些原有土法開採的小型煤礦逐漸向機械開採過渡，另一方面商辦機械採煤業有了新發展。光緒二十二年至宣統三年（1896—1911）開辦的民間機械採煤企業達25家；1914—1919年間註冊的又有5家。這些煤礦一般規模不大，產量有限，年產量在20噸以上的，僅有山東嶧縣中興煤礦、河南六河溝煤礦、磁縣怡立公司和山西保晉公司等數家①。1919年，全國年機械採煤量約為312萬噸，民間企業約產68.4萬噸，占總量的21.9％②。
（2）有色金屬礦。這一時期銅、鎢、銻、鉛、鋅、錳、汞等礦的機械開採有所增加，冶煉技術明顯提高。全國銅礦年產量最高達1600噸，冶銅技術率先在雲南「東川礦業股份有限公司」得到改進，開始用「12噸鼓風爐冶煉精銅」③。歐戰時期，各國對鎢、銻等需求加大，價格猛漲，致使不少人投①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第125頁。
②嚴中平：《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162—163頁。
①祝慈壽：《中國近代工業史》，第566頁。
②嚴中平：《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154頁。
③陳真、姚洛：《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3輯，第616頁。
資開採，使鎢礦年產量1918年達1萬多噸；銻礦最高年產量1916年達4萬噸④。錫礦1917年產量為1.1萬多噸。其中，鎢、銻產量均為世界首位。錫產量居世界第四位。在這些礦產中，民間投資日趨增多。湖南省光緒三十四年（1908）成立的「華昌煉銻公司」大獲厚利，新化、安化、益陽等重要產地驟增許多新礦，雲南、貴州、廣東等地也紛紛開採。據1916年統計，兩湖、兩廣、雲南五省已有煉銻廠64處之多。
（3）鋼鐵業。光緒三十四年（1908）後，漢冶萍公司的漢陽鐵廠和大冶鐵廠（1914年籌設，1920年出鐵）向商辦轉化，此外尚有華商經營的上海「和興鋼鐵廠」（1914年籌設，1917年出鐵）、山西保晉公司的陽泉鐵廠（1916年籌設，1920年出鐵）、漢口揚子機器公司鐵廠（1919年籌設，1920年出鐵）和龍煙鋼鐵公司的石景山鐵廠（1918年籌建，1922年因資金不足而停產）等數家。規模以漢陽和大冶兩廠為大。1919年，全國生鐵產量為407743噸，鋼產量為34851噸①。
（4）機器製造業。從光緒二十一年（1895）至1913年，先後有15家（內含兩家官辦企業）機器製造業出現。其中，較大的有「求新機器輪船製造廠」（1902年上海）、「大隆機器鐵廠」（1902年上海）、「揚子機器廠」（1907年漢口）、「天津鐵絲鐵釘廠」（1908年天津）等。與此同時，天津三條石地區機器工業也開始起步。如建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左右的郭天成機器廠，最初僅能生產織布機零件，光緒三十三年（1907）後已可生產整套織布機。以後，相繼又生產彈花機、軋花機、打包機②。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國內對機械五金需求增加，而進口削減。機器製造、五金生產企業日漸增多，在上海及其他通商口岸等工商業發達地區較為集中。如上海地區，不僅機器製造業數量迅速增多，而且逐漸由機械修理為主轉向機械製造，逐漸能夠仿造紡織、繅絲、針織、印刷、農產品加工乃至車床、小型動力機等諸多機器設備。到1920年，全國機械五金企業達252家，資本3888.5萬元①。
水電等公用事業：這一時期發展較快，從光緒二十六年（1900）到1913年，新設電燈廠、自來水廠46家，其中41家為商辦企業，區域遍及北京、上海、天津、廣州、漢口、南京、福州、重慶、長沙、太原、長春、成都、鎮江、蘇州、昆明、煙臺等城市，尤以沿海地區為集中。其後，發展日趨普及。1914至1919年間，有開辦年月可查的商辦電燈、電力廠達103家②，使以電為動力的工廠日漸增加。工業集中的上海市，宣統三年（1911）工廠使用馬達總量為1775馬力，到1919年已增至33062馬力③。
此外，水泥、建築等工業也有相應發展。
3.新興工業。
這一時期，有一些新興工業陸續出現，主要是化學工業和橡膠工業。
（1）化學工業。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我國還沒有無機化學的基礎工業，所需酸鹼主要靠進口。1914年後，「洋鹼」銳減，致使以鹼為原料的工廠紛④據陳真、姚洛《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4輯，第981頁出口數量估計。當年出口量為43324噸。①嚴中平：《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141頁。
②南開大學歷史系、天津歷史博物館：《天津三條石早期工業資料調查》。①陳真、姚洛：《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輯，第56頁。
②《中國近代史記》中冊，第93頁。
③祝慈壽：《中國近代工業史》，第583頁。
紛倒閉，甚至日常生活中發麵做饅頭用的鹼面也難以保證。面對窘境，愛國實業家范旭東首先於1914年在天津塘沽創辦「久大精鹽公司」，1916年9月第一批國產精鹽運銷天津。然後，在化學家侯德榜支持下籌建鹼廠。此前，山東、上海曾有人試辦鹼廠，但或因方法不宜，或因成本過高而失敗。范旭東於1918年在天津正式創立「永利制鹼公司」，克服重重困難，終於在1922年正式出鹼。日平均產量達90餘噸。此後，相繼有「山東魯豐化工機器制鹼公司」、「上海電解工廠」、「天津漂粉公司」成立。
（2）橡膠工業。最早的橡膠工業是1917年產生於廣州的「兄弟樹膠公司」，專制橡膠靴鞋。1919年，上海有「中華橡膠廠」創立。其後，以廣州、上海為中心的橡膠工廠日漸增多。如廣州地區1922至1923年間，已先後有23家橡膠廠出現。這些橡膠企業為製造車胎、膠鞋、膠帶、雨衣、兒童玩具等橡膠製品提供了原料。
據不完全統計，到1920年前，我國共有近代工廠1759家，其中紡織工業475家，食品工業280家，印刷文具業51家，機械五金業252家，化學工業383家，冶煉工業12家，公用事業243家，軍械工業23家，鑄鐵工業5家，其他工業35家，總資本達500620萬元①。這些工廠的興辦，使我國工業門類日漸增多，數量日漸增大，生產設備、技術和產品質量明顯提高，工業資本空前增長，從而大幅度拓寬了我國的工業基礎，增強了經濟實力。與此同時，我國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隊伍也空前增長，形成可觀的政治力量。然而，從我國經濟總體發展看，民族工業仍沒有成為社會經濟的主要形式，作為基礎工業的重工業仍相當薄弱，帝國主義列強控制的工業在諸多領域仍占據壟斷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帝國主義勢力捲土重來，國內則軍閥混戰不已，民族工業發展又面臨新的困境。
①陳真、姚洛：《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輯，第5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