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一卷） · 第一章 近代農業和農學技術
鴉片戰爭以前，中國是一個封建國家，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在整個經濟部門中占著絕對統治地位。男耕女織，個體經營，生產技術落後等，構成了傳統農業經濟的基本狀況。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傳統農業隨著社會狀況的變化出現了新的發展趨勢。這一方面表現為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因受到各種社會因素的影響，呈現出衰落的狀況；另一方面表現為在外國資本入侵的衝擊下，逐步走上了半殖民地化的道路。
第一節 中國農業經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開端（1842—1894）
傳統農業經濟的衰落「男耕女織」的自然經濟曾經在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過程中起過積極的作用，但到封建社會後期當商品經濟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以後，這種生產方式的落後性日益暴露出來，成為阻礙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經濟形式。在鴉片戰爭以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小農經濟不僅在整個社會經濟結構中占絕對統治地位，而且呈現出日益衰落的趨勢。這種狀況導致了中國封建社會的停滯和僵化。
晚清時期，地主階級的土地占有制仍然是中國農村最主要的經濟制度。
農業土地占有方式有官田（公田）與民田（私田）之分，官田屬於封建國家所有，民田屬於地主或自耕農所有。由這種土地占有制而導致的土地兼併及土地集中的現象，在鴉片戰爭以後不僅沒有得到遏制，反而更為變本加厲。清朝皇帝是全國最大的地主，掌握著大量土地。清朝初年，內務府所轄官莊數量有限，如近畿官莊只有132處。到光緒朝中期，據內務府會計司統計，由內務府管轄的官莊共886個，占有土地3360965畝，僅畿輔一帶就有官莊373處，有地758739畝①。依靠鎮壓太平天國而崛起的一大批「軍功」地主，大都夥同當地豪紳巧取豪奪，暴發致富。兼併土地自然是其必行之舉。以合肥為中心的皖中地區，許多土地落入淮系軍閥官僚的手中。如總督張樹聲、提督張樹珊兄弟，巡撫劉銘傳，提督周盛傳、周盛波兄弟，提督唐殿奎、唐定奎兄弟等，每家每年收租谷在2萬石至5萬石不等。最大的地主還是李鴻章兄弟，李家分布在合肥東鄉原籍的土地就有50多萬畝，占該鄉全部土地的三分之二②。在擴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過程中，除了皇族和貴族、官員外，一般地主、商賈、高利貸者等，也是兼併土地的積極參加者。土地兼併的結果，迫使大批中小土地占有者失去生產資料，大大加強了大地主土地所有制，激化了階級矛盾、社會矛盾，對農業生產造成了直接的威脅。
戰爭和自然災害的頻繁發生也是構成中國近代農業發展遲緩的重要因素。
鴉片戰爭以後，由於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和封建主義的黑暗統治，中國社會危機嚴重，矛盾激化，內憂外患接踵而至。僅在光緒二十一年（1895）以前，東西方列強就發動了第一次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等較大的侵略戰爭。這些戰爭給中國造成極大的破壞，尤其對農業經濟的破壞更為嚴重。發生於咸豐、同治兩朝的內戰對中國農業經濟的破壞是無法估量的。為了鎮壓太平天國起義，清廷動員了全國的兵力，對起義者大加殺戮。這場戰爭不僅延續時間長，而且波及到全國大部分地區，使一些城鄉變成廢墟，大量人口死於戰亂，成千上萬畝良田荒廢。據統計，在嘉慶十七年（1812）以前，清代歷朝各省耕地面積均呈逐年擴大的發展趨勢，①《清朝續文獻通考》卷6《田賦考·八旗田制》。
②郭漢鳴等：《安徽省之土地分配與租佃制度》，引自李文治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輯，第182、183頁。
如順治十八年（1661）為5492577頃，康熙二十四年（1685）為6078429頃，雍正二年（1724）為7236429頃，乾隆三十一年（1766）為7807156頃，嘉慶十七年（1812）為7913939頃，而到咸豐元年（1851）則下降為7716254頃，到同治十二年（1873）又下降為7703515頃。直到14年後的光緒十三年（1887）才達到8477606頃。①顯然，咸豐、同治兩朝各省耕地面積的大幅度減少，是這個時期戰亂影響的結果。
自然災害頻繁發生，也是導致晚清農業衰落的一個重要原因。晚清的災害種類主要有水、旱、震、風、蟲、疫、雹、霜、雪、火等，其中水災、旱災次數最多，危害也最大。據有關統計，在道光二十年至宣統三年（1840—1911）間，我國發生較大的水災共236次①。黃河、長江、淮河等重要的江河經常發生水患，不僅淹沒了大量農田，而且禍及城鎮。如道光二十一年六月（1841年8月）河南開封南廳祥符汛三十一堡的黃河堤防決口，不僅吞沒了大量村莊，而且水迫開封，圍困開封城達8個月之久。我國南方遍布江河湖泊，水災亦甚頻繁。王先謙在光緒十一年（1885）上奏的《三海工程請暫行停罷折》中說：「兩江兩湖兩廣，大水成災，為數十年所未有。自臣鄉來者言，湖南省城西關外，水與屋齊，城內半通舟楫。男女露處啼號，慘動心目。常澧一帶，淹斃萬餘人。各省災民，流離道路，情形大略相同」。②光緒三年（1877），中國北方發生了空前嚴重的大旱災。受災地區波及陝西、山西、河南、河北及山東部分地區，僅山西一省，「迭遭荒旱..赤地千有餘里，饑民至五六百萬口之多，大祲奇災，古所未見」③。由於我國當時社會生產水平低下，廣大民眾抗災御災能力十分薄弱，再加上清朝吏治敗壞，各級官員並不盡心組織民眾御災，甚且吃災賣荒，這就大大加劇了自然災害的破壞力，對農業經濟的發展造成極大摧殘。
除此以外，中國傳統農業還面臨著技術條件差，耕作方式落後的嚴重問題。一位外國人在考察了湖北地區種植情況以後說：是處播植，如所見小麥、油菜、蠶豆各種子，並不選擇堅好肥碩之品；甚至雜有草種，亦不剔除。最為可異，其所用農具，頗欠精良。..所見棉花較美國遠遜，其故殆由排種太密，不知選子，且地氣嫌太濕、太冷、太酸。見耕地之法似欠講求，所用齒鈀、鋤、犁等具，均甚笨拙，翻土既不能深，碾土又不能細；所用耕牛大車，蹇緩無力。外國耕地多用馬，中國馬少，倘不能改用，宜用壯健之牛，或一犁雙牛，較可得力。至農具尤亟應改制精良，庶幾事半功倍。①這種說法大致反映了鴉片戰爭後中國農業生產的一般狀況。農業技術的低下決定了農作物產量的低下。在許多地區生產不足或產量遞減的情況十分普遍。耕畜減少、肥料缺乏、土地貧瘠等問題時時困擾著廣大農戶。農作物產量長期徘徊在較低的水平，甚至還出現遞減的情況。江蘇松江府，「嘉道前，每畝（指棉花）得收一二百斤，每斤值售錢七八十文。..①李文治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輯，第60頁。
①陳高傭等編：《中國歷代天災人禍表》，上海書店1986年版。
②李文治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輯，第723頁。
③曾國荃：《曾忠襄公奏議》，李文治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輯，第741頁。①《農學教習白雷平考察湖北大冶武昌左近山田種植情形報告》，李文治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輯，第582頁。
及爾年收數日薄，售日賤，以致生計漸蹙，戶口蕭條」②。另據《各省歷年夏季收成分數統計》顯示，直隸、河南、山西、陝西、江西、湖北、福建等省，在道光年間夏季收成多在七八成左右，而咸豐以後大都下降至五六成，河南省從咸豐十年至宣統三年（1860—1911）連續51年收成僅有五成。安徽則從同治八年至光緒二十三年（1869—1897）連續28年只有五成的收成③。中國傳統的小農業本來就經濟實力薄弱，技術水平落後，生產力低下，再加上地主階級土地兼併，內外戰亂破壞及自然災害的侵襲，更形雪上加霜，發展艱難，出現衰落蕭條自難避免。
外國資本的衝擊和自然經濟開始解體第一次鴉片戰爭後，中國小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結構對外國資本主義的商品侵略曾有過頑強的抵抗，在最初的短時間內起了一些延緩作用。第二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革命失敗以後，由於腐朽的清皇朝與外國侵略者的勾結，並且日益成為外國侵略者的統治工具；資本主義各國在中國權益的擴大和經濟侵略活動的加強，為擊破中國自然經濟結構創造出比以前更為有力的條件。再加上買辦階層的形成等等，都增加了外國資本主義商品對中國自然經濟的競爭力，自然經濟則處於不利境地，逐步退卻，並且普遍開始了解體的過程。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外國資本主義對於中國的社會經濟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破壞了城市的手工業和農民的家庭手工業；又一方面，則促進了中國城鄉商品經濟的發展。」①1.農村家庭手工棉紡織業的解體及其與農業的分離。
在中國封建社會裡，手工棉紡織業的生產主要是與小農經濟相結合，以家庭手工業形式進行的，這種「耕織結合」的小農經濟結構是自給自足自然經濟的核心。因此，中國農村家庭手工棉紡織業的衰落與農業的分離，是自然經濟解體的主要標誌。小生產競爭不過機器生產，一定要被機器大生產擊破。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隨著外國資本主義對中國商品傾銷和原料的掠奪，手工棉紡織業便在全國許多地區出現了開始解體的狀況。中國農村手工棉紡織業解體的過程，大體經過兩個步驟：首先是洋紗代替土紗，即手工紡織業者放棄手紡，從而使手紡與手織業分離；其次是洋布代替土布，使手織業與農業分離。
從鴉片戰爭，特別是七十年代以後，中國家庭手工棉紡織業由於外國廉價機制紡織品的傾銷開始廣泛解體，標誌著中國二千多年以耕織結合的自然經濟開始解體。若按照資本主義的正常發展，一般是在手工業中，由小商品生產經過工場手工業過渡到大機器生產，其中工場手工業在資本主義工業形成的發展中具有重大的意義，它為大機器工業準備了分工和市場的基礎。因此，自然經濟解體後手工業與農業分離，會使社會內部的資本主義萌芽得以發展，而且自然經濟解體得充分、解體得越快，這種資本主義萌芽發展速度也會越快、程度也會越高。然而，鴉片戰爭前的中國沒有出現過資本主義的②《申報》，光緒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③參見李文治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輯有關統計表，第755—757頁。①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頁。工場手工業階段；中國自然經濟的解體是在外國資本主義侵略的打擊之下開始的，中國的手工業被破壞，大部分遭到破產或消滅，使中國手工業中的資本主義萌芽失掉了生長的基礎，失去了成長為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並由此過渡到大機器工業的可能。中國已不可能正常地向資本主義發展。因此，外國資本主義經濟侵略引起的重大變化就是堵死了中國資本主義獨立發展的正常道路，使解體後的農村經濟具有明顯的半殖民地性質。
2.農產品商品化的增長。
鴉片戰爭，尤其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後，手工棉紡織業被破壞，廣大農民被迫到市場上購買洋紗洋布及其他必需的生產資料、生活資料等工業品，不得不在農業中經營某種商品作物以換取貨幣；出口的激增使農民擴大種植那些市場需要的農作物，尤其某些手工業原料的農產品。結果，小農經濟日益與市場聯繫起來，農業生產商品化發展成為自然經濟解體的另一方面重要表現。
農業生產商品化發展，主要表現在茶、桑、菸草、豆類和罌粟等種植的擴大和水稻、小麥等糧食作物商品率的提高。以棉花為例，鴉片戰爭前後，國內用棉還靠印度輸入補充，六十年代後，印度棉花被美國大量吸收，中國進口棉花來源減少。不久，日本興起機器棉紡織業，到中國收購棉花，使中國棉花出口劇增，從同治七年（1868）的587821兩增到光緒十七年（1891）的3841129兩，光緒二十一年（1895）激增到11202661兩①。棉花從入超轉成出超。需要的增長和棉價的提高，促使棉花種植的擴大。原來產棉較多的江蘇、浙江、河北、山東等省，種植面積更為擴大，像松江府，所屬州縣「均栽種棉花，禾稻僅占十中之二」，原來不種棉花的華亭縣也開始「改禾種花」②了；以前種棉花不多的湖北、江西、安徽等省棉花面積幾乎年年擴大；一些向來專門從事養蠶植桑的人也都兼種棉花。種植商品化發展最快的是罌粟。鴉片戰爭，尤其第二次鴉片戰爭後，鴉片輸入合法化，為鴉片銷售提供了市場。腐朽的清政府完全喪失禁菸能力，卻鼓勵農民種植罌粟以增加稅收，因此罌粟種植日益擴大，很快普及全國各省，尤以西南為甚。咸豐六年（1856）時，罌粟在雲、貴、川三省已經「連畦接畛」了；當時「川東無處不種罌粟，自楚入蜀，沿江市集賣鴉片煙者，十室中不啻六七」；蘇皖浙省，年產煙達7萬擔，煙田230萬畝；山西幾乎「無縣無之」；東三省「種罌粟者不下十之六七」①。罌粟的種植完全是外國資本主義對中國販毒的直接結果，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帶來極其嚴重的危害。首先，占去了大量農田，排擠了糧食和其他經濟作物的生產，許多產糧區成了缺糧區。如素稱沃野糧倉的陝西渭南地區，就因為「遍地罌粟」成了缺糧區，而「不得不仰給於渭北」。同時罌粟最耗地力，種了罌粟之後的良田，即令改種糧食和經濟作物，收穫也要銳減。其次是摧殘了社會生產力。全國種植的罌粟所制煙土，絕大部分是內銷，隨著種植面積的擴大，人民吸食者日益增多，農民染上吸毒嗜好，嚴重損害了身體健康，變得「黃稿奄奄，不任操作」，不少勞動人民因吸食鴉片傾家蕩產。
糧食商品化的程度，是考察自然經濟狀況的重要標誌。鴉片戰爭前，糧①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390—391頁。②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第418—419頁。
①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458—464頁。食作為商品已經廣泛存在，但是在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的情況下，糧食貿易都是在城鄉、地區間較小範圍內進行的交換，數量亦不大，商品率只占總產量的10％以下。鴉片戰爭後，由於擴種經濟作物占用了原來種植糧食作物的耕地，導致這些發展經濟作物地區對外地糧食需要的增加，如原來是餘糧區的浙江餘姚，因為棉花、罌粟種植較多而成了缺糧區；以產棉為大宗的江蘇南通「稻則不足供一邑之食」，只好仰仗他鄉輸入糧食；原來就缺糧的山西、陝西、河南、甘肅等省因為棉花、菸草、罌粟等經濟作物的廣泛種植不得不遠從江南、東北輸入糧食；廣東則靠越南、緬甸每年輸入百萬石大米維持。隨著通商口岸的開闢和這些商埠經濟的發展，上海、武漢、廣州等中心城市的興起，亦增加了商品糧的需求量，這些為糧食商品化提供了必要的市場條件。一些地主、商人為了購買洋貨也大量出賣糧食，經營糧食投機生意，促進全國糧食更廣泛規模和更大數量的販運。產糧較多的湖南、四川成為長江下游各省和華北一些地區商品糧的重要來源，重要城市如長沙、武漢等便成了全國有名的糧食集散中心。此時糧食作物的商品率有了普遍提高，從道光二十年至光緒二十年（1840—1894）全國糧食商品率由10％增長為16％，說明商品經濟在一定程度上的增長。然而，這一時期農產品商品化的增長卻是外國資本主義破壞城鄉手工業和加緊掠奪農產品，尤其所需要經濟作物原料的結果，從總體上說，中國農產品商品化過程緩慢、程度不高，未成為促使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主要因素，而且還帶有明顯的半殖民地特徵。
綜上所述，外國資本——帝國主義憑藉侵略戰爭和不平等條約攫取的一系列特權對中國進行大規模經濟侵略和衝擊，是中國自然經濟初步分解的外部條件。以手工勞動為基礎的分散的個體小農經濟和小手工業生產既無法與外國資本主義傾售的商品競爭，也無法長期阻擋先進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衝擊；航運、鐵路等交通事業的發展、城鄉經濟聯繫的加強，又促使商品經濟也在初步發展的情況下進一步改組，這是中國自然經濟逐步分解的內部根源。從鴉片戰爭後，特別是七十年代到甲午戰爭之前的時期內，以「男耕女織」為核心的中國自然經濟開始解體。但是在外國資本主義傾銷下，與農業結合的手工業，特別是棉紡織手工業開始解體，其他城市手工業也遭到破壞，廣大農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和生產資料不得不因而依賴於市場，成為世界市場的購買者；另一方面，在外國資本主義原料掠奪下，中國農產品的商品化也迅速擴大，廣大農民又成為世界市場的原料供給者，這正是中國農業經濟半殖民地化的重要標誌。然而這種情況僅僅是開始，獨立的封建經濟剛剛遭到破壞，還要經歷一個相當長的過程，因此這個時期又是農業經濟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開始。
第二節 中國農業經濟的進一步半殖民地半封建化（1895—1927）
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掠奪和對中國經濟命脈的控制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世界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先後過渡到帝國主義階段，資本輸出具有決定性意義。殖民地不僅是最廉價的原料產地和最好的商品銷售市場，也是最有利的投資場所。於是各帝國主義列強對於處在半獨立狀態的中國加劇了侵略和分割活動，他們已不滿足於獲得通商口岸、最惠國待遇、協定關稅等殖民特權，而是更迫切需要用戰爭手段強迫清政府完全取消種種限制，獲得投資設廠、修築鐵路、開礦等進行資本輸出的特權了。甲午戰爭失敗後簽訂的「中日馬關條約」，除一般的割地、賠款、開商埠外，又允許外國人在中國境內投資設廠。從此，帝國主義各國對中國的資本輸出取得了合法地位，並通過借款加強了對清政府的控制，繼之而來的是瓜分「勢力範圍」的狂潮，從光緒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1895—1899），短短4年內，中國領土幾乎都被帝國主義劃成了各自的勢力範圍。
各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鐵路修築權和礦山開採權也展開了瘋狂的掠奪，投資修築並控制長達1.2萬公里的鐵路，向長江上游和一些內河伸展了航線。外國商品長驅直入，在向中國輸出「過剩資本」獲取高額壟斷利潤的同時，擴大了已有的商品輸出和原料的掠奪。光緒二十七年（1901），列強在聯合鎮壓了義和團為代表的中國人民反帝鬥爭之後，迫使清政府又一次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帝國主義列強操縱中國的政治、軍事，控制了財政經濟命脈，為其資本輸出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中國農村經濟的半殖民地化1.帝國主義侵略下中國自然經濟的加劇解體。
甲午戰爭後，帝國主義開始以資本輸出為主的經濟侵略，同時繼續擴大商品輸出，在這兩方面力量夾擊下大大加速了中國農業經濟的解體過程：一方面更加廣泛深入地破壞了自然經濟的基礎；另方面則更有力地促進了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
第一，耕織結合的進一步破壞。
光緒二十一年（1895）以後，國內機紗量迅速增長，農戶使用機紗、摻和土紗織布的日益增多了，土布中機紗比重也從光緒十九年（1893）的23.4％增到73％，長江上游的四川等地光緒二十一年（1895）以後進口紗布也急劇增加，說明更多農民放棄紡紗改為買紗，機紗進一步代替了土紗。1913年以後，機織布更深入中國腹地及西南、西北、東北地區，光緒二十年（1894）全國棉布消費量中機織布只占14.1％，1913年已占34.7％，充斥市場的洋貨機布代替了土布。再從中國的進出口貿易來看，1895—1926年中國進口貿易總值增加700％，農產品原料的出口價值與出口增值的百分比則從1873年的2.6％增到1920年的38.4％，充分說明半殖民地的中國已日益成為帝國主義工業品銷售市場和農業原料取給地。
帝國主義正是通過對中國的「貿易」和在中國投資這兩個方面大力傾銷其工業品和加緊掠奪農產品原料的。比如機制棉紡織品，光緒十九年（1893）進口棉布總值4.491餘萬元，棉紗約140餘萬擔，1911年棉布增加為11.653餘萬元，棉紗增到264萬擔；在外資棉紡織工業的紗錠從光緒二十三年（1897）的16萬枚增至1913年的34萬枚，從而加劇破壞了中國手工業、特別是廣大農村的家庭手工業。帝國主義的資本輸出對中國自然經濟的解體則具有摧毀性力量。修築鐵路、擴大內河航行，增設商埠、投資設廠等特權，不僅使商品輸出擴大到中國內地的更廣大地域，而且徹底摧毀了自然經濟的頑強抵抗能力，其解體速度和範圍比前階段快得多、廣得多。除手工紡織外，其他農村手工業如麻紡織、絲織、土煙等也加速從農業中分離出來。上海、寧波、廣州及長江中下游地區的「紡織之戶，十停八九」，有些地方「巡行百里，不聞機聲」，「近年洋布洋紗大行，中國織戶機女，束手饑寒者，不下數千萬人」。這些受外國商品侵略較早的地區，手工紡織業已基本趨於破滅。帝國主義資本輸出的直接結果就是自然經濟的加速解體。
第二，中國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
首先是一般經濟作物面積的擴大和商品率的提高。二十世紀初，棉花、大豆、花生、油菜、菸草和蠶桑等經濟作物較前一時期有較快增長。隨著棉花種植的逐年擴展，棉田所占耕地面積的比重不斷上升，從光緒三十年至宣統元年（1904—1909）的11％上升到1914—1919年的14％，再上升到1924—1929年的18％，河北、山東、山西、陝西、河南、江蘇、浙江等省迅速發展成為中國的棉花生產地。以山西為例，辛亥革命前棉花種植不多「只供日常生活所需，並無餘額外銷」，可到1919年全省棉田面積已達40餘萬畝，此後連年擴展。1920年達50餘萬畝，1926年猛增到140餘萬畝。棉產的商品率也在提高。光緒二十年（1894）棉花出口和國內紗廠購買量約70萬擔，1923年增為600餘萬擔。從1921—1925年間，棉產商品率平均達31％。再以大豆為例，大豆從光緒十六年（1890）到1920年出口總額增長187倍。中國大豆生產商品化的出現，正是資本主義世界市場需要增長的結果。某些商品性經濟作物的種植也與政府的鼓勵政策有很大關係，例如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山西省地方政府曾大力提倡植棉，在臨汾設立棉業試驗場，購買美國棉籽，無償發給農民，還宣布「凡植棉有成績者，給獎勵金30元」①。從整體上講，這個時期經濟作物商品率的增長還是資本主義世界市場需求的增長。其次是糧食作物商品率的提高。甲午戰爭後，糧食商品量從光緒二十年（1894）到1918年增長率達41.7％，商品率從光緒二十年（1894）的16％增到1919年的22％左右。個別省份主要糧食作物的商品率總平均達38％以上，尤其一些自給性的穀物生產的商品化受經濟作物擴種的排擠而有顯著增長，如光緒二十六年（1900）至1924年山東、河南等地花生所占耕地面積從4％上升到30％以上，排擠了各種穀物，進一步促進穀物生產的商品化。這一時期糧食作物商品率提高，除了前一階段中所談到的因素之外，還應看到農業生產技術的不斷改進和農業生產水平的不斷提高，比如肥料質量的提高、耕作方法的改進、品種的改良等等，使糧食單位面積產量有提高，一些地區農民家庭的剩餘農產品有了增加，為糧食作物商品化發展提供了可能的條件，從而促進異地間糧食貿易的增長。
再次是新的農業專門化區域的形成。甲午戰爭後，由於國內外經濟需要，①章有義：《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二輯，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198頁。特別是國際市場的需要，經濟作物的發展和糧食作物商品化的結果，若干新的農業化區域逐步出現，主要是大豆、花生、菸草等作物生產區域的形成。大豆產區主要在東北，中國所產大豆占世界總產量的80％，其中60％—70％產於東北，種大豆的土地日益增多。宣統二年（1910）播種面積中大豆占20％，1927—1928年已上升到平均約29％。花生產區主要是山東、河南、江蘇、湖北，尤其山東花生的產量約為全國總產量的4/5。由於國際市場需求的增多，山東章邱花生種植面積與耕地面積百分比從光緒二十六年（1900）的0.1％上升到1920年的45％。菸草產區主要是河南、山東、廣東、湖北等省的部分地區。1923年河南許昌7個重要菸草區的產量占全國菸草總產量的45％，山東膠濟鐵路沿線菸草種植面積1926年為1913年的250倍。另外還出現了產棉區、產茶區、蠶桑區等等。農業生產專門化區域的出現既是農產品商品化程度提高的表現，也是自然經濟解體的重要標誌。
最後是農民與市場聯繫的密切。據金陵大學對安徽、河北等七省2000多個田場的調查，在1921—1925年間，農產品出售部分占52.6％，家庭自用部分占47.4％；在另一項調查中1922—1925年間，農戶生活資料的全部價值中，從市場購買的占34.1％①。說明農民的生產活動在較大程度上受市場的支配，包括在個人消費方面或者在自己的生產方面。農民的生產不取決於自己生活上的需要，主要服從於市場需要，這是自給自足自然經濟加劇解體的反映。
總之，中國農村商品經濟的這些初步發展，主要不是資本主義農業經營發展的結果，而是帝國主義的掠奪造成的，所以，中國農產品商品化實質上就是農業經濟的半殖民地化。
2.中國農村商品市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
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憑藉特權控制和操縱中國農產品市場，中國農村經濟日益陷入帝國主義殖民地市場的深淵。毛澤東指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把中國變成他們的工業品市場，同時又使中國的農業生產服從於帝國主義的需要」②。中國農產品商品生產的發展或衰落以外國需要的增加或減少為轉移，受世界市場支配。以茶葉種植的波動為例，茶是中國具有悠久歷史的主要出口貿易產品，光緒二十年（1894）以前一直占出口物的第一位，由於各帝國主義列強在它們的殖民地發展茶葉生產，中國茶葉在國際市場上的地位就動搖了，光緒十九年（1893）以前中國輸出的茶占世界總輸出量的50％以上，而到1920年只占了6.2％。在茶葉生產日益虧本的情況下，大量茶樹被砍。這時期帝國主義向中國大量傾銷剩餘農產品，進口洋米從光緒二十六年（1900）以來逐漸增加，光緒三十二年（1906）已達1277萬擔以上，1922—1927年每年平均在1500萬擔左右。洋麥進出口也從平均每年數十萬擔到1923年就猛增到300—400萬擔。大量過剩農產品的傾銷，使中國農產品價格大跌，嚴重打擊和破壞了中國的農業經濟，其結果反而使中國的農產品市場依附於國際市場。中國農產品的價格取決於國際市場，並且實際價格比國際市場價格還要低。
各帝國主義壟斷和操縱了中國農產品市場後就支配中國的農村商品生①轉引自中國人民大學農業經濟系主編：《中國近代農業經濟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93頁。
②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9頁。產，掠奪中國農民。比如世界資本主義國家在與中國貿易上採取不等價交換的方式，用「剪刀差」掠奪高額利潤。光緒六年（1880）至1920年間，農產品物價指數上升6.8倍左右，而同期工業品物價指數卻上升12.5倍，這就是說，農民以同樣數量的農產品所換回的工業品只及原先的一半。帝國主義列強還以操縱市場價格來影響農民的生產，使其服從於自己的需要。比如英美煙公司，在1914—1915年間選定河南襄城、葉縣兩地以較高價收買菸草，在價格刺激下，兩地菸草種植迅速擴大，不幾年，以許昌為中心菸草種植區發展到附近幾十個縣，每年生產的菸草價值達2400萬元。再如湖北土質宜種植美國菸葉，英美煙公司就在1913年派人分給農民煙種，極力提倡種植菸草，第一年豐收後，公司將菸草分為三級全部收購，一等菸草百斤值價14兩，三等為9兩。但是到了第二年農民多種了菸草之後，該公司就以品質不良為藉口，只以上年數量的3/4進行限額收購，價格也低於上年，其餘菸草只好被迫減價賤售，最高價不過3—5兩。這是對中國農民赤裸裸的掠奪。
為了向中國農村推銷工業品和掠奪農產品原料，帝國主義還勾結和支配中國封建地主階級、買辦商人結成為帝國主義服務的商業資本，通過抑價收購和貸款預購手段對農民進行剝削。如湖南，1927年每擔稻米價格在收成前為13元，而在收成後僅值5元，農民的產品幾乎絕大部分被商人以低價掠奪去了。又如在一些產煙區，農民缺乏資金，向洋商和買辦商人貸款，得把菸草按半價預賣給他們。上海一帶產絲區，商人以貸款方式按每擔低到1—1.5元的價格預買農民的桑葉，到桑農急需桑葉時，則以5—6元高價出售，若按一擔上等繭需桑葉25擔，每擔5元計算，需要125元，可是當時一擔好繭很難賣到80元以上，那麼只有讓蠶餓死！這種窒息生產的剝削，比中國農村一切資本主義以前的剝削形式有過之而無不及。帝國主義和中國農村封建勢力、城市買辦商人勾結在一起，從中國的通商都市直到窮鄉僻壤，編織成一個買辦的和商業高利貸剝削網。農民貧困破產的加速，使中國農村在半殖地深淵裡愈陷愈深。
綜上所述，甲午戰爭後，主要由於帝國主義掠奪中國農產品原料引起的中國農村自然經濟的加劇解體和農產品商品化的發展，標誌著中國農業經濟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加深。
第三節 中國農村經濟中資本主義的滋長
中國農村自然經濟的加劇解體和農產品商品化的發展，也使中國農村中產生了一些資本主義因素，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富農經濟是中國近代農業資本主義的主要成分由於自然經濟的解體和農業商品化發展，加速了農民的分化，自耕農中的少數上層在經濟上從富裕中農上升到富農。這些富農一般占有20—60畝不等的土地，僱傭2—5名長工，農忙時雇些短工，雖然自己也參加勞動，但是依靠剝削僱工為其生活來源的一部分或大部分。因為有餘錢，他們一般還放高利貸或經營商業。還有一些富農是佃富農，租地主土地僱工耕種，類似西方租地場主；一些城市商人、資本家也租地主土地種植果樹或其他經濟作物，資本主義性質更為典型，但是規模不大，一般數十畝，百畝以上土地者較少，而且多是手工勞動，很少有機器生產。中國富農大多有一部分土地出租，又放高利貸，對於僱農剝削也很嚴重。例如，僱工勞動時間很長，除每天休息六七小時之外，其餘時間都要為僱主勞動；報酬很低，有些地方還實行「工償制」，即不給長工工資，只撥一點薄地叫僱工耕種來代替工資；受僱短工還要自帶工具；僱工隨便受僱主役使或打罵，沒有完全的人身自由。這些都反映出中國富農經濟的半封建性質。
中國的富農經濟不僅採用僱工剝削形式，而且經營規模比中農或佃農大，資金比較多，擁有較完善的生產工具和較多的肥料，也比較注意改良生產技術。所以勞動生產率和商品率比一般小農高，是當時農業中代表一種比較先進的資本主義成分。但是整個富農經濟成分在農業經濟中所占比重並不大（富農約占農村人口5％左右①），發展也不平衡，並具有半封建性質，尤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環境下，本身微弱的富農經濟的發展前途，不是擴大經營面積、發展其資本主義性質的因素，而是愈來愈多的擴大土地出租部分，最終退化為完全的封建地主經濟。正如時人所論：「這種極少數的資本主義富農，在一般封建關係占著統治地位的環境之下，他們的發展前途，多分是向著半地主化的方向進行，否則，就是墮落下去。」②富農經濟的微弱及不斷向封建地主經濟退化，是中國近代資本主義農業經濟極不發達的集中表現，反映近代農村經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
租地農場主和農牧墾殖公司的出現二十世紀初，在部分地區出現了租地農場主和以集資組成公司的名義來經營的農林牧墾殖企業，而租地農場主經營和極少使用機器的部分農墾企業卻具有較完全的資本主義性質，是舊中國資本主義農業經濟成分中最先進的部分。據北洋政府農商部的統計，光緒二十八年（1902）至1912年，全國17省登記成立的農墾公司有171家，江蘇、安徽、浙江、山西、河南、吉林、察哈爾8省在1912年共有農牧墾殖公司59家，資本總額286萬元；1919①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5頁。②朱新繁：《中國農村經濟關係及其特質》，引自章有義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2輯，第446頁。年已發展到100家，資本總額1245萬元。經營範圍甚廣，農、林、牧、副、漁業俱全，其中種植棉花、桑樹等經濟作物的較多。投資人主要是軍閥、官僚及買辦商人、華僑和少數工業資本家。二十年代前期，租地農牧場經營就已經大量出現，如在綏遠歸綏東南，牧場經營者租了一塊蒙古人的大牧場，蓋起飼養牛羊和馬的房舍廄圈，以月工資2元僱傭人工放牧。1915年廣東商人楊某，在江灣租地60畝，仿照西法種植靛青，經營獲利，第二年租地200畝擴大經營。於是一些「農業資本家」紛紛用自己的資本，向一個或數個地主租地，僱傭農民耕地，自己完全屬於監督地位，少數農墾公司大量採用資本主義經營方式，收到成效。如1915年，黑龍江有一個寧波人經營的大農場，資本達80萬元，面積36萬畝，有大型拖拉機5台、25馬力拖拉機2台、打穀機3台、割禾機8台、播種機8台、大型犁3台，僱工45人，主要種植小麥和燕麥，並附設麵粉加工廠，產品行銷縣內外。再如廣東香山，1919年也出現規模較大的種植糧食的農業公司和種植水果的公司①，這些公司在引進近代農業機械、新品種種植和先進生產技術以及促進商業性農業生產的發展等方面，都起了積極作用。
但是必須看到，這類農墾公司是屈指可數的少數幾個，大部分農墾公司主要還是封建性的。許多公司成立僅僅是為了賤價領取官荒，然後再以高出若干倍價格將土地出售，並未開墾，只是一種土地的投機，屬於封建地主經濟範疇。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後，由於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壓迫加之內部經營管理的腐敗，許多農牧墾殖公司相繼破產，而且相當普遍。所以這一時期的農墾公司，基本上是封建性的，並帶有一些資本主義性質；完全系資本主義性質的農場為數極少。從這些農場的發展趨勢看，也多向封建地主經濟逆轉，沒有向資本主義繼續發展。
經營地主的增加甲午戰爭後自然經濟的廣泛解體及農產品商品化的發展，為經營地主從事經營農業及生產提供了更為廉價的勞動力和農產品銷售市場，因而從鴉片戰爭後已出現的經營地主不斷增加，並且在清末民初較普遍存在，如肥城東向村的618戶中有富農4戶，僱工123人，經營地主則有6戶，雇長工4—9人以上。山東章邱縣東礬硫村太和堂最為典型，光緒三十年（1904）擁有土地515.5畝，在外村的43.5畝出租給農民耕種，472畝僱工經營，每年雇長工213人，其中5人總攬經營業務稱「大夥計」，常雇20—45名短工，有耕牛9頭、驢騾各4頭、羊100餘只、豬40餘頭，還有牛犁、大小車輛、各種農具。由於生產手段優越和協作勞動的形式，勞動生產率較高，作物畝產量比當地一般農戶高出一倍以上，除經營土地外，太和堂還同時經營酒店、雜貨鋪、藥鋪、賃貸鋪等商業，並放高利貸。①經營地主與租佃地主相比，其特點為：經營地主自己指揮生產、直接剝削僱工的剩餘勞動，而不是以地租剝削為主；採用僱工經營，與僱工之間基本上是一種貨幣關係；生產目的也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獲取利潤，因此或多或少帶有資本主義性質；他們一般經營面積較大，也集中，便於管理，勞動①章有義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2輯，第352—359頁。
①以上資料引自景蘇等：《清代山東經營地主的社會性質》，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4—66頁。生產率比中農、富農要高，相對租佃地主來說有較大區別。但是經營地主在生產目的上帶有自給自足性質，生產管理上基本是封建家長式；全部土地中一般有相當數量放佃收租，兼有租佃地主身份；不少人兼營商業和高利貸剝削；他們和僱工之間一般還帶有一定人身依附關係，因此又帶有濃厚的封建性。由此可見，經營地主具有封建性和資本主義性質這兩重性質：一方面，經營地主本質上仍屬於地主經濟，經營地主本人仍然過著地主式的剝削生活，這是主要方面；另一方面又僱工經營，集體勞動，部分地為市場生產而獲取利潤，具有一定程度資本主義性質。與租佃地主比較，有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的積極作用，因此可以說經營地主是一種由封建地主經濟向資本主義農業經濟過渡的一種形式。
就全國範圍看，經營地主並不發達，在二三十年代，全國地主僱工經營的土地面積約占其所有土地面積的10％，約占全國耕地總面積的5％左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條件下，這種過渡形式被不斷排擠而逐漸萎縮、窒息，不可能向資本主義方面發展下去。
農村手工業中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生長在自然經濟解體過程中，農村出現了原料、市場、生產品種均不相同的一些著名手工業區，其中以棉麻紡織業，特別是織布業最為廣泛，河北高陽、寶坻、定縣和江蘇南通，山東濰縣、浙江平湖等地較為典型。如定縣從事紡紗的農戶中，86％的農戶紡紗都是為了出賣，供織戶用，而不是自織①。1932年時，平均每戶手織業的收入，在定縣已占全家總收入的17.8％，在高陽已占78.9％，說明這些地區手工棉紡織業基本上商品化了，這些織戶也基本上脫離農業，以織業為生了。
手工業生產的商品化必然導致兩極分化並產生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這在高陽、寶坻、南通等地最為突出，一些織戶已屬資本主義作坊或手工業工廠性質；隨農戶手織業的商品化，織戶與商人之間成為實質上的資本主義僱傭關係了，於是工資織戶不斷增加，如高陽織機總數中，工資織戶所占比重從1912年的34.5％增到1917年的69.2％，1927年達到88.6％。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在手工棉紡織業較發達的地區出現了。但是這些工廠規模很小，織機也只10架左右，僱工僅10餘人，很難積累起足夠資金去使用機器動力，因此，無法上升為近代機器工業。馬克思說：「工場手工業根本不能離開保護，因為只要其他國家發生任何一點小的變動都足以使它失去市場而遭到破產。」②這些工場手工業一旦遇到帝國主義加緊傾銷或者遇到封建勢力的摧殘勒索就很快衰退下去，例如寶坻棉布工場，由於日本勢力的伸入而開始衰落，1923年的67家包買主，到1929年減為40家，1931年為18家，1933年僅剩7家；工資織戶也由1923年的67％降到8％。說明在帝國主義壓迫和封建勢力束縛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中國農村由於自然經濟解體和商品化發生而生長起來的資本主義手工業和民族資本主義機器業一樣沒有前途。上述四個方面表明，這一時期中國農村經濟的資本主義因素開始滋長，但是力量極其微弱，發展速度極為緩慢，這是因為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雙①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科學出版社1955年版，第273頁。
②馬克思：《費爾巴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5頁。重壓迫，阻礙著它的發展。在外國資本——帝國主義侵略基礎上產生出來的農業資本主義完全在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支配與控制之下，中國農業經濟的商品化不可能有持久的繁榮，相反，在不斷遭受銷路阻滯及破產失業的打擊下，無法進行內部積累，根本不會有發展資本主義經營的可能；各種封建勢力的苛捐雜稅、地租和高利貸剝削限制農業資本主義經營的發展，在封建剝削制度重壓下，一些經營者重新走回封建經營的老路。這就決定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歷史條件下產生出來的農村經濟資本主義因素不可能獲得獨立發展的時機，不可能衝破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縛向資本主義方向發展。
第四節 中國農業生產力水平的低下
近代中國的農業生產力曾出現了一些重要的變化：如在一些農墾殖場中使用了農業機械；中國資本主義工業產生後，一些民族資本家為獲得廉價優質原料曾向政府提議改良棉花、蠶桑、茶、小麥的品種，要求設立試驗場，以便從事品種研究和推廣，像1920年一些紗廠、紡織廠就從美國購買大量優質棉種，散發給河南、陝西、山西等省農民試種；帝國主義各國為了把中國變成他們的優良原料供應地，也派人來中國調查、宣傳和直接進行農作物品種的改良工作。像英美煙公司曾在山東、河南等省大力推廣美國菸草品種的種植，日本在河北、東北等地推廣過美棉、水稻、甜菜等的種植和蠶的飼養等等；甲午戰爭後，有些地區開始使用化肥，中國也開始進口外國化肥。這些說明農業中產生了新的生產力，但是，這些新的生產力發展很緩慢，在農業生產力中的比重很小。中國近代農業生產力的基本狀況仍是以個體的手工勞動為特徵，以家庭經營為形式，技術極為落後，勞動生產率很低，每個農業勞動者生產的產品少、產值低。如1921—1925年，中國小麥每公頃產量僅9.7公擔，可宣統元年（1909）至1913年丹麥每公頃產量已為33.1公擔，比利時25.3公擔，英國21.2公擔，日本13.5公擔，法國13.1公擔，可見中國近代農業生產力水平的低下程度了。
中國近代農業生產力水平低下的原因，首先在於小農經營的普遍存在。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條件下，地主利用土地放佃收租的剝削方式繼續保持，小農經濟也廣泛地保存下來，並在農業生產中繼續占據優勢地位，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國還是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1922年浙江、江蘇、安徽、山東、河北5省9縣農家田場規模平均十畝以下的竟占58.1％，11—25畝的占24.1％，26—50畝的占9.4％，51畝以上僅占8.3％。這些小農經濟不僅數量大，而且規模小，地塊比日本種植水稻的規模還要狹小許多，田場面積還在不斷縮小，如1922—1927年，無錫3村全部農戶中，使用田地在10畝以下的增加了3.15％，使用田地在10—19畝之間的就減少了0.82％，使用田地20畝以上的就減少了2.43％。小農財少力單、耕作土地少，無力購置新式農具，更限制了大型農機具的添置，生產方式多以手工勞動為主也限制新式農具和大型機具的添置，因而是生產力水平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中國封建土地所有制也導致農業生產力水平的低下。中國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重要特點在於土地可以買賣，社會積累不是用於農業生產工具的更新和改進以及擴大經營規模，而是統統向購買土地、進行土地投機轉移。如金陵大學的調查顯示：2866家田場，平均投資於購買或典當土地的竟占75.5％，而用於牧畜和農具的只占6.3％。這種封建土地所有制窒息了農業生產力。
第三，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雙重壓榨下，廣大農民極端貧窮。中國的封建地主階級是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支柱，因而「帝國主義到處致力於保持資本主義前期的一切剝削形式（特別是在農村），並使之永久化，而這些形式是它的反動的同盟者生存的基礎」①。正因為帝國主義的支持、栽培，在中國近代農業中，封建剝削制度繼續保存，帝國主義列強與中國的地主、買辦、高利貸等各種封建勢力結成一個剝削網，對農民敲骨吸髓的榨取，造成農村①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9頁。金融枯竭，農民的赤貧乃至無力購買機械設備和改進農業生產技術，甚至連農業再生產亦難維持；儘管農業中商品性生產有所提高，但在帝國主義極力阻撓之下也不可能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中國農村經濟一直保持落後的生產方式，長期停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狀態，最根本原因在於帝國主義的侵略。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勢力相勾結共同扼殺了農業生產力。
第四，天災人禍對農業生產力的巨大摧殘和破壞。近代中國，政治混亂、戰爭頻仍、社會環境動盪。帝國主義在多次侵華戰爭中燒、殺、搶、掠，嚴重摧殘了農業生產。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全國發生過112次戰爭，每次戰爭持續時間長、規模大，單是1916—1924年間，平均每年的戰區面積達7個省。戰爭造成農田荒蕪、水利失修，使自然災害更加肆虐，1913年，全國受災農田達6.5億畝，占全國耕地總面積的一半，到1926年已是全國各省皆災，農業經濟陷入空前嚴重的困境之中。
綜上所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農村經濟下，生產力水平低下是必然的。
生產力水平低下，也是近代中國經濟，尤其農業經濟落後的重要根源。
第五節 鴉片戰爭後中西農學的交匯①
如前所述，鴉片戰爭後，中國自給式農業解體，中國逐漸成為西方列強農產品的傾銷市場和工業原料供應地。中國的傳統農學遲滯，但在遲滯中，也還是有緩慢的進展。
中西農業生產技術在國際範圍比較、競爭十九世紀下半葉，中西農產品和農業生產技術開始了廣泛的對比和競爭。中國是絲茶的故鄉，絲茶曾是中國對外貿易中的主要商品。自印度、錫蘭、日本大量發展植茶，創製揉茶機、烘茶機，採用成套機器，進行加工製作，印、錫紅茶在英國迅速占領市場，日本綠茶在美國很快打開銷路。中國絲製品也遇到手工作坊生產與工廠機器加工製作產品質量相差懸殊的困惑。陳熾曾提到：「中國出口之絲，每包百斤，僅值三百餘金。上海西人所設繅絲各廠，購中國蠶繭，以機器繅之，每包值七百餘金。高下懸殊，理不可解。後知中國手繅之絲不勻不淨，不合西人織機之用，伊購歸里昂各埠，必以機器再繅，則以三百金購之華人者，仍以七百餘金售之西人，此四百餘金者，約為再繅工本，而彼之獲利無窮矣。」①外貿的消長和農產品質量的對比，促使人們深思。光緒十五年（1889），浙江海關稅務司派江金生、金炳生到法國學習其養蠶業製造無病毒蠶種的方法。光緒二十四年（1898），《農學報》《奏摺要錄》中載敘福建茶商曾有人「至印度學習，歸用機器焙制，去歲出口四萬箱，獲利甚厚」。光緒三十一年（1905），清兩江總督派鄭世璜去印度、錫蘭考察茶業，回來後，力主「設立機器制茶廠，以樹表式」。這些，對茶、絲等技術的發展，都有一定的推進作用。
出國官學人員甚為關注本國農業的興衰。容閎（1828—1912）是最早的赴美留學生之一，他在其所寫《西學東漸記》一書中，記敘同治二年（1863）他在安慶晉見曾國藩時，提出建設機械廠，其目的之一是生產農機具。1876年被派往美國費城參加萬國博覽會的李圭，對博覽會中「機械院」、「耕作院」中外展品作了比較。他已注意到西人「不僅器具便巧，尤講究種植之法」。他見到吸水機器，「因思中國江河之水，漲落不時，旱澇互患。西北高原，種植每艱灌溉。講水利者，尤以此為亟務」①。清廷派出首任駐英法使臣郭嵩燾1876—1879年間在英法期間頗為留心農業，他曾到英國伊普斯威奇的工廠參觀新穎農田機器，對刈麥、刈草、犁田、出麥、吸水機器甚感興趣②，所見鋸木機器能將圓圍七八尺的巨木，「鋸成寸許木板，用鋸齒十八，得板十九」。稱其「一機器兼四十人之力，而神速又復倍之」。到英國里丁參觀子種局及子種會，注意到英國種子公司已將「其蔬子及花草諸子種販運各國」，並精心設計參加國際博覽會的種子展櫥。郭氏嘆稱「西洋之務為奇博如此」。郭①《皇朝經濟文編》卷49，第7頁；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輯，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554頁。
①陳熾：《續富國策》卷1，「種桑育蠶說」。
①李圭，1876《環遊地球新錄》，《走向世界叢書》第1輯第六冊，嶽麓書社1985年版。②郭嵩燾，1876—1879《倫敦與巴黎日記》，《走向世界叢書》第1輯第四冊。嵩燾還曾到過法國格立雍（農業學館）農學院，參觀其農田機器圖式院、谷種院，了解課程設置和各種儀器設施。注意到有一館專討論牛馬諸獸骼骨及筋絡血管及辨馬齒年歲。參觀了格致院，「始知西洋園戶種花變易顏色，一出於格致之功，即所謂化學也」。
列強對中國農林資源的肆意掠奪鴉片戰爭之後，列強侵占我國國土與農林資源。僅在東北就失去頗大範圍的農林權益。1896年《中俄密約》簽訂後，俄國開辦中東鐵路，舉凡枕木、電杆、建築材料，皆無償取自林中。俄國公司接連進入中國招人採伐森林，開拓伐木業務。光緒三十四年（1908）《外務部奏中日合辦鴨綠江右岸木植訂定采木公司章程折》中提到：「伏查鴨、渾兩江一帶，林木蓊鬱，確係絕大利源，自日俄戰事（1904）起，兩國兵民恣意斫伐，日本軍隊，復立廠所抽收軍用材料，木把（伐木的包工把頭）生計，半為所奪。」俄日等列強以武力侵奪或其商人依靠鐵路、海運的運輸條件，資本雄厚，採用較新式的伐木製材器械，迅速在我國拓展業務，有的在林區設制材廠，就地加工。近代林學創始人之一德國的H.科達（Catta，H.）曾稱「林業科學是木材必需或匱乏的產兒」。這從一定程度上反映其國家工業建設中對林木需求和撫育的認識與實踐過程。中國則是在戰爭連綿、毀林開荒和外國侵占森林資源、掠取林木利權的背景下發展近代林業。除光緒四年（1878）華商張子尚等較早在上海創辦鋸木廠。到光緒三十年（1904）以後，東北才接連出現國人興辦的機器制材廠。中國近代林業是在劇痛中滋長起來的。
農業技術必須兼采中西各法的走向中外農業產品與技術比較中，高低互見。清廷一些要員認為艦船、槍炮、機器等是強國的關鍵，曾倡行「洋務運動」。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國又一次敗北，這激發人們關注農業工業。1897年《農學報》首期載清光緒皇帝的上諭中也稱：「農務為國家根本，亟宜振興，各省可耕之地，未盡地力者尚多，著各督撫督飭各該地方官，勸諭紳民，兼采中西各法，切實興辦，不得空言搪塞。」十九世紀後期，農業技術兼采西法已是不可阻遏的潮流。1.引進優良作物、林木品種。
大規模引種與品種培育從光緒十八年（1892）購入美棉種子開始。張之洞於光緒十六年（1890）在湖北武昌倡辦湖北織布局，為解決機器紡織所需棉花原料問題，於光緒十八年以2000兩白銀，通過清政府出使美國、日本、秘魯的大臣崔國因在美國選購適宜湖北氣候土壤的兩種陸地棉種子34擔，寄湖北棉區試種。由於所購棉種寄到湖北已過了種植節候，且栽種太密而收成不好。張之洞未因頭一年引種美棉受挫而氣餒。翌年又電請崔國因「再行多購美國棉子百餘石運寄來鄂」。「並考究外洋種法，刊刷種棉章程，分發曉諭，以冀廣為如法勸種」。張之洞引種美棉，顯出了見識和決心，對那一時期江蘇、浙江、山東、河北、河南等省引種美國棉種有相當的推動作用。近代樹木引種也較活躍。光緒三年至四年（1877—1878），清政府駐日本副使張斯桂從日本將刺槐種子帶至南京試種成功。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出使義大利的官員吳宗濂、錢恂見當地桉樹生長迅速，且有除濕祛病的功效，曾攜回種子苗木試種，吳宗濂還翻譯有關桉樹著作，撰寫了一部《桉譜》，對我國桉樹種植的發展，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①。
在近代林業中，華僑致力經濟林的開拓是甚有意義的。光緒三十二年（1906），華僑何麟書曾在海南島創辦中國第一家橡膠墾植公司。何麟書在馬來西亞橡膠園裡做過工，對橡膠樹的培植管理有豐富的經驗。他心繫祖國，將橡膠引種到海南島，最初幾年用種子繁殖，歷經種植失敗和集來股本付諸東流的挫折，他以百折不回的精神，變賣自己的產業，重新集股，經過精心培育，開拓出200多畝膠園。探索出一條從播種到移植樹苗的成功道路，以約10年的努力，獲得在中國土地上正常收取橡膠汁液的良好成效。
2.畜禽優良品種引進。
畜禽優種以乳牛引進為最早。上海乳牛業的發展為其一例。1842年「南京條約」後，外國官員商賈人等帶著家眷紛紛擁至上海，急需多量牛奶。鄉民以水牛擠奶挑擔零售，是牛奶業的雛形。同治九年（1870），外僑引入愛爾夏牛，乳牛業得到一定發展。不久，法國人引入一批供自己需用的紅白花牛。光緒五年（1879），肖神父在浦東設奶棚飼牛40頭；光緒七年（1881），當地人開設太和奶柵，用黃牛擠奶；光緒十二年（1886），外僑引進黃白花奶牛並逐漸傳到中國人手中，成為上海乳牛業發展的基礎。光緒十九年（1893），安福奶棚使用雜交技術改良當地黃牛獲得成功。各僑民奶棚大都雇用中國人操作，使奶牛飼養繁育等經驗和用奶公牛改良黃牛的技術很快在中國人辦的奶棚中傳開。光緒二十七年（1901），徐家匯天主堂修道院引入黑白花奶牛6頭（其中公牛1頭），由於它較黃白花牛產奶量高，在上海很快得到傳播①。
馬的引種。清初禁止內地漢人養馬，只有武童和取得功名的人可以養坐騎。清中葉以後，馬禁才開。但馬的行速和挽重與國外馬匹相較，差距頗大。光緒二十六年（1900），法國人曾由北非輸入阿拉伯血統公馬百匹到東北。馬群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分散售與內蒙各地，血統逐漸混雜，為地方馬種同化。光緒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軍牧司在察哈爾兩翼牧場建立模範馬群。宣統二年（1910），購有德國產純血公馬1匹、俄產公馬3匹、母馬1匹，曾產生一些雜種。
傳入優良種豬。道光二十年（1840）後，俄國人將一種白色豬種帶入東北，德國人將約克夏豬帶入山東，日本人將約克夏、巴克夏豬帶入東北。光緒二十三年（1897）台灣由日本購進盤克夏種豬7頭，供試驗繁殖及與本地豬作雜交之用。光緒二十七年（1901）直接由英國進口約克夏種豬，在農業試驗場作繁殖、飼養試驗，認為均適合當地風土，且為改良本地豬的良好品種。
羊的引種。光緒十八年（1892）政府商情報告有美利奴羊6隻運往察哈爾供雜交改良之用的記載。光緒三十年（1904）陝西高憲祖等人集資20萬元興辦牧羊公社，在安塞縣北路周家洞附近開設牧場，飼養美利奴羊數百隻，對附近各村綿羊改良有明顯指導作用。光緒三十二年（1906），奉天省設立農事試驗場，由日本輸入美利奴羊32隻，以改良綿羊業。
優種雞的引進。雞因體型小、繁殖快，中國曾較早引進外國優種。光緒①黃森木：《桉樹引種小考》，《林史文集》（1），農業出版社1989版，第131—132頁。①李文梁：《我國近代國外畜種的引進和開發利用史》，北京農業大學碩士學位論文，1988年。二十六年（1900），羅振玉即提到：「近雞卵之輸出者日益眾，而價亦日昂，此莫妙之機也，宜選佳種而獎勵養雞業。考歐洲有名『列古吽』（萊航）者，富產卵力，多可得卵二百七八十至三百，長成極速，五閱月即產卵，宜求此類之種，而配以華種而事移植改良，則利莫大焉。」①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黑龍江哈爾濱雞場養萊航雞近萬隻，以產卵為主。山東濟南雞場飼養萊航、洛島紅，曾進行雜交及試驗推廣。但一些權威學者概括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前的養雞業也指明：「引進外種類別繁多，所做工作均如大海投石，影響所及，既小且暫。」①3.引進機器裝備。
中國近代採用機器耕田首見於光緒六年（1880）的《益聞錄》第66號，其載文稱：「天津有客民在距津150里地方批租荒地5萬畝，概從西法，以機器從事。」對於引進國外農業技術裝備，在如何應用方面也有所論評。麥孟華（1895）年5月在《時務報》著文說：「西國農工，競於新法，石膏以化土，魚料以肥培，電氣以速長，沸湯以暖地，玻罩以禦寒，汽機以播刈，一切機器，日新月異，徒守舊法，必不足以盡地利矣。」提到中國農業經營規模「罕及百畝，一用新機，必至虧損」。覺察到獨立經營，資本微落，維持「化學之器，動費數石，打稻之機，佳者逾千，工作之夫，少數於百」的難處。但是，西方農業機械、裝備、化肥、農藥等終於引進來了。不少地方農業家開始添置、創製新的農業器械。光緒二十四年（1898）《農學報》第54期《秣稜興農》文中提到江蘇上元張是保「現在江寧講求農學」，「又購買美犁，導農深耕雲。」光緒三十三年（1907），久居海外的華僑、祖籍廣東新會的陳國圻在黑龍江創辦興東公司，曾引進外國火犁，進行開墾。光緒二十六年（1900）前後，清政府提倡振興實業，鼓勵官商投股或利用華僑資本購置機器，興辦墾殖企業，並給予優惠政策，曾在全國範圍出現興辦墾殖公司的高潮。至1912年，各類型農業墾殖公司達170家，申報的資本逾600萬銀元。①近現代漁業技術的肇興，主要表現為開始使用漁輪及與之相適應的漁業科學技術的發展。光緒三十一年（1905），商部的頭等顧問官張謇條陳商部，並奏清廷獲准於沿海7省組織漁業公司，開發海洋漁業。翌年，張謇在上海創辦江浙漁業公司，兼任經理。同年，該公司將一艘在青島捕魚的德國500馬力蒸汽機拖網漁輪購買過來，命名為「福海」號，為我國近代漁業史上的第一艘漁輪。它在航行上不再依靠風力，生產操作上藉助機械的傳導，增大了網具，提高了捕撈生產效率，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生產安全。「福海」號漁輪投入捕撈運轉，為中國採用國外先進技術，邁向漁業機械化的一個起點。②①羅振玉：《農事私議》卷上，第3頁。
①蔡無忌等：《中國現代畜牧獸醫史料》引言，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56年版。①汪敬虞：《論近代中國的產業革命精神》，載《近代中國》第1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版，第16—18頁。
②徐榮：《上海機輪漁業的起源與發展》，《古今農業》1991第1期，第76—81頁。
第六節 《農學報》的刊行和農業學堂、農事試驗場的創辦
建立農學會、出版農學報刊的先導作用中日甲午戰爭中國失利簽訂「馬關條約」，中國有識之士已知悉：「日人揚言，此次和約，意欲使中國五十年後不能自振。」「日人以中國輿圖，用五色畫界，指示西洋各國，擬與西洋各國瓜分。」①沉重的割地賠款負擔和國家民族存亡的危機感，激起民眾紛起抗爭，尋求出路。振興農業已成為人們的共識。1895年孫中山曾在廣州籌建農學會，並寫有《創立農學會徵求同志書》。張謇在所撰《請興農會奏》主張立國之本「在乎工與農，而農為尤要」，提倡講求農學，行西國農學所得之法。1896年，梁啓超任主筆的《時務報》在上海創刊，同年羅振玉等人聯名在《時務報》刊出公啟，發起成立農學會。孫中山建立的農學會，由於清軍搜捕，孫中山出走海外而停頓。羅振玉等人發起的農學會由於創辦農業報刊則起到介紹、普及推廣新農學的先導作用。
從十九世紀中葉，我國學術界已在翻譯西方生物學、農學著作，但尚無將中國傳統農學與西方實驗農學結合起來並加以分析的情形。羅振玉從1897年創《農學報》，開了這方面的先例。
《農學報》光緒二十三年四月（1897年5月）創刊，半月一刊，載「務農會」的略章，農事奏摺、條陳、農事（農業生產情況）西報、東報（譯文），會事。翌年增加了稟牘、事狀欄目，改成旬刊。到光緒二十六年（1900），《農學報》的篇幅每期減半，格局變化為文篇與譯篇，羅振玉《農事私議》各文，多在此年各期刊載。至光緒二十八年（1902），刊頭開始加「江南總農會印」字樣。羅振玉在主編《農學報》時，組織力量，收集國內和翻譯國外農學書籍，匯編成為《農學叢書》，署「江南總農會」編，分七集，包括233種譯著（一說235種），清光緒末年（1900—1903年間）石印出版。這套叢書匯集了我國古代農業科學技術的不少要籍，增添了不少民間農業生產調查內容，反映了當時中國傳統農學及其發展趨向。它又通過譯述歐美日本農書，較全面地引進實驗農學的豐富材料。《農學報》、《農學叢書》也以此確定了它在中國近代農業科學技術歷史上的重要地位。
創辦農業學堂對中國近代型農業肇始、發展起基礎作用的是興辦農業教育。沈宗瀚認為：「中國採用外國科學新法謀改良農業者，初由學校教育入手。」①早在光緒十六年（1890），孫中山在《致鄭藻如書》中，就力主辦學，提到「雖多置鐵甲，廣購軍裝，亦莫能強也，必也多設學校，使天下無不學之人，無不學之地」。光緒十七年前後，他所寫《農功》一文，對比中西農政、農學，提出「農部有專官，農功有專學」的主張。光緒二十年（1894），他在《上①張謇：《代鄂督條陳立國自強書》，1895，載《張季子九錄》《政聞錄》，中華書局聚珍仿宋版，1931年。
①沈宗瀚：《中國近代農業學術發展概述》，《中華農業史論集》，（台）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275—304頁。
李鴻章書》中，即切陳發展農業、興辦農業學堂的重要。他說：「竊以我國家自欲行西法以來，惟農政一事，未聞仿效，派往外洋肆業學生，亦未聞有入農政學堂者，而所聘西儒，亦未見有一農學之師，此亦籌富強之一憾事也。」中國農業教育最早發展起來的是實業學堂。光緒二十二年（1896），江西高安縣曾籌辦蠶桑學堂。次年，在中國蠶絲生產區浙江杭州，由杭州知府林迪臣發起創辦蠶學館，於翌年開學，修業年限3年。1898年3月，張之洞在《設立農務工藝學堂暨勸工勸商公所折》里提出「於湖北省設立農務學堂，研究種植、畜牧之學」。同年5月，清光緒皇帝下詔各省州縣皆立農務學堂。光緒二十六年（1900），光緒帝下詔出茶葉的省設立茶務學堂，出生絲的省設蠶業學堂。1902年1月，清政府又令各省為振興農業，於省城設農務學堂。光緒三十年（1904），北洋馬醫學堂在保定成立。光緒三十二年（1906），在安東建起奉天中等林學堂。1910年5月在天津建立第一個水產講習所。光緒三十一年（1905）起，張謇即在南方籌辦的水產學堂，1912年選址在上海炮台灣正式成立江蘇省立水產學校，涵蓋船舶駕駛、水產捕撈、水產加工、海水養殖、漁業經營等學科。
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總理衙門在《遵籌開辦京師大學堂折》中，所擬方案「學問宜分科」裡面，第七項為「農學科，種植水利附焉」。光緒二十八年（1902），朝廷頒發的《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書有：「農業科之目四，一曰農藝學，二曰農業化學，三曰林學，四曰獸醫學」的規定。翌年又頒《奏定大學堂章程》，其第六節農科大學項開列農學、農藝化學、林學、獸醫學各科課程，教學時數、實習安排，已具有新式農業教育的格局。及至光緒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被迫明令取消了科舉。同年，從光緒二十四年（1898）籌議的京師大學堂農科，被批准正式興建為京師大學堂農科大學，在崎嶇的籌備、發展道路上行走了8年。首任農科大學監督為羅振玉。他沒有經受學校教育訓練而首任農科大學監督（校長）；他沒有農業科學基本功底而致力於農學的倡導和傳播。羅振玉是中國從帝制到共和、由廢科舉到辦學校教育巨大轉折特定歷史條件下曲折多態的著名人物，其事跡迄今仍能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研討的興趣。
光緒二十六年（1900）前後清政府頒行的教育制度，學校分為普通教育和實業教育。普通教育分為小學堂、中學堂、高等學堂、大學堂。大學堂分科，中有農科大學。實業學堂分初、中、高三等。農業實業教育有初等農學堂、中等農學堂、高等農學堂。據統計，宣統元年（1909）全國有高、中、初等農學堂95所，在校學生6028人。中國早期高等農業教育，教材、實習內容受日本影響較多。1913年，金陵大學農科建立後，美歐農業教育科學體制曾發揮較大作用。
創辦農事試驗場光緒二十八年（1902）起，河北、山東等不少省份建立了農事試驗場。
光緒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設立農工商部，內設農務一司，管理農業行政。同年，選擇北京西直門外二里許樂善園舊址，即今北京動物園及以西一些地區，由農工商部籌設農工商部農事試驗場①，初建樹藝、蠶桑、畜牧等科，①穆祥桐：《農工商部農事試驗撤，《中國科技史料》1987（4），第22—27頁。不久重新劃為農林、蠶桑、動物、博物、畜牧等科，作了中外種子比較，中外農器比較，肥料、植物病蟲害、農藥、畜牧獸醫試驗，在中國，肇始將農業生產、技術改進建立在科學實驗的基礎之上。試驗場還曾辟博覽館，展示優良品種等。
新式農科大學、農業學堂播下的種子，新型農事試驗場所開闢的基業，為興起的中國近代農業科學技術領域培育著一批又一批人才。這些人才中不少成了我國新農業科學教育戰線和開拓新學科領域的元勛。當年他們披荊斬棘，探索新路，為農業各分支學科打下發展基礎的可貴創造精神，為後輩所景仰和永誌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