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一卷） · 第十六章　中國革命的新曙光

第一節　民族工業的發展和工人階級的壯大 中國的民族工業自其產生之日起，就一直受著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雙重壓迫，發展非常緩慢。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反動統治，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以孫中山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令，以保護和獎勵工商業的發展。袁世凱竊取政權後，為了籠絡資產階級以贏得他們的支持，也把一些資產階級上層的代表人物吸收到政府中來。資產階級利用手中的權力，又制訂出了一些有利於發展民族工業的政策和法令，逐步解除了某些對資產階級的封建束縛。1915年，日本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後，全國掀起了抵制日貨、提倡國貨的愛國運動，有力地推動了民族工業的發展。這樣，在1911年革命後，中國出現了興辦資本主義工業的熱潮。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各帝國主義國家忙於戰爭，暫時放鬆了對中國的壓迫，這就給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造成了一個有利的機會。這期間，曾給民族工業造成嚴重壓力的外國的商品傾銷有所緩和。由英國輸入的貨物，1918年跟1913年相比，差不多減少了一半，法國貨減少了1/3，德國貨幾乎完全停止進口。同時，帝國主義國家為了滿足戰爭的需要，也需從中國購買大量的戰略物資，使中國的出口貿易額出現了連年遞增的趨勢，這也刺激了中國民族工業中某些部門如鐵、麵粉等行業的發展。從1912年到1919年的8年之間，中國民族資本建成的廠礦有470多個，加上原有企業的擴建，新增資本至少有一億三四千萬元，超過了過去50年投資的總和。 民族工業在這時期的發展，主要以輕工業為主，其中又以紡織業和麵粉業的發展最為迅速。在紡織業方面，1913年前有紗廠16家，紗錠約50萬枚，1918年增至35家，紗錠約65萬枚。紗廠的盈利也非常豐厚，在1914年，16支紗每包盈利為19.58元，1917年達到36.93元，1919年更高達70.56元①。 基礎一向薄弱的麵粉工業，在這一時期也有了迅速的增長。由於戰爭的關係，帝國主義國家糧食短缺，對麵粉的需求迫切。這使得中國的麵粉業不僅擴大了國內市場，而且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國際市場。1911年，全國有麵粉廠40家，1922年增至123家，資本從600多萬元增至約4000萬元，其中民族資本經營的105家。從麵粉的進出口來看，1912到1914年，每年都入超200萬擔以上，從1915到1921年，每年出超百餘萬擔以上。 此外，如火柴、毛紡織、捲菸、造紙、製革、肥皂等輕工業也有較大的發展。至於重工業，這一時期雖有一定程度的增長，但主要都在帝國主義勢力的控制之下。 中國的民族工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雖有較快的發展，但仍不能擺脫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束縛。特別是日本和美國在戰爭期間，還乘機加緊了對中國的經濟侵略。美國在1917年和1918年輸入中國的貨物值白銀6000萬兩左右，約合1913年英貨入口總值的60‰。日本在中國的企業投資，1913①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165頁第41表。到1919年，從38000多萬日元增到88000多萬日元。日資幾乎控制了中國生鐵和鐵礦的全部生產，並占有了煤礦生產的1/3。在棉紡織業方面，日資企業占全部開工設備的1/4以上。日本在中國的經濟擴張，形成了對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新的巨大壓力和障礙。 中國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並沒有改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特點。 民族工業的發展還不能排除帝國主義對重工業的控制和在輕工業中已經形成的勢力。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列強又捲土重來，致使民族工業立即開始萎縮。中國的資本主義的發展仍然直接受到帝國主義勢力的嚴重束縛。民族工業的發展，也不能改變封建經濟在全國經濟中仍舊占絕對優勢的地位。高額的封建地租、高利貸和商業利潤都限制了產業資本的形成和擴大。中國資本主義跟本國封建主義也仍然保持著既矛盾又依賴的關係。 隨著中國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和外國在華投資的增加，中國無產階級的隊伍也相應地壯大起來。辛亥革命前，全國產業工人約有五六十萬人，到1919年已增至200多萬人。中國的產業工人主要集中在礦山、鐵路、紡織、火柴、捲菸及輪船航運等企業中，並集中在上海、武漢、天津、廣州、青島、大連、哈爾濱等十幾個大城市。單是上海，就集中了三四十萬產業工人。中國無產階級高度集中的特點，使他們得以較早地聯合、團結起來，成為一支強大的戰鬥隊伍。 中國無產階級身受外國帝國主義、本國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三重壓迫，處於社會的最底層。中國工人的工資之低、工時之長，為世界罕見。辛亥革命以後，中國無產階級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地位並沒有得到改變。在軍閥統治下，工人的生活更加困苦，政治上也毫無民主權利，一切集會、言論、罷工的自由都被剝奪。北洋政府先後頒布的《中華民國暫行新刑律》、《治安警察條例》、《治安警察法》，都把工人罷工定為妨礙「社會秩序和安寧」的犯罪行為，公開宣布要「採取警察力量，防止一切工人結合與行動」。中國無產階級所受的剝削和壓迫，「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見的；因此，他們在革命鬥爭中，比任何別的階級來得堅決和徹底」①。辛亥革命後，中國工人罷工的次數越來越多。從1912到1919年5月間，工人罷工130多次，比革命前的7年增加了1倍多。在這幾年內，罷工的規模和鬥爭的水平都有顯著的提高，具有了新的特點。工人的罷工最初還主要是為了提高工資、改善勞動條件和生活待遇，後來逐漸由單純的經濟鬥爭發展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鬥爭。在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賣國的政治鬥爭中，中國無產階級旗幟鮮明，堅決徹底，所起的作用日益顯著。1915年在反對日本與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的愛國運動中，上海碼頭工人首先罷工，上海、長沙等地日資企業中的中國工人都參加了這場鬥爭。1916年，天津法資企業中的中國工人舉行罷工，反對法國強占天津老西開，擴大租界。在工人罷工的推動下，天津的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北京等地的工人也掀起了支援罷工、反對帝國主義鬥爭的高潮。天津各業工人組織了「工團」，領導了罷工鬥爭和示威遊行。罷工鬥爭堅持了五六個月，終於制止了法帝國主義這次侵略行為。這些鬥爭，表明了中國無產階級已成為一支堅強的力量。 工人在罷工中互相支援和舉行同盟罷工，標誌著中國工人運動已經由分散的、自發的要求改善生活待遇的經濟鬥爭，很快發展到聯合的、有領導的①《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44頁。 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政治鬥爭。從1912年1月到1919年4月，產業工人大規模的同盟罷工有六七次之多。在罷工鬥爭中，近代的工會組織陸續建立，代替了原來的行幫組織。1917年上海商務印書館的工人罷工，向資本家明確地提出了不准干涉工會活動的要求，就是由工會領導的。中國工人階級的壯大和工人運動的發展，表明了中國無產階級正在由自在的階級轉變為自為的階級。無產階級的成長和政治覺悟的提高，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準備了階級條件。 第二節　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 以袁世凱為代表的北洋軍閥在竊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後，實行專制獨裁統治，搞帝制復辟，並在思想文化領域掀起了一股尊孔復古的逆流。為了捍衛共和、反對倒退，一批民主主義知識分子針鋒相對地發起了一場反封建的新文化運動。 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陳獨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懷寧人。他創辦的雜誌，標誌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從第二捲起，改名為《新青年》，1916年遷到北京出版。李大釗、魯迅、胡適等先後參加了雜誌的編輯或撰稿。李大釗（1889—1927），字守常，河北樂亭人。魯迅（1881—1936），原名周樹人，字豫才，浙江紹興人。胡適（1891—1962），字適之，安徽績溪人。這個雜誌聯繫了一批進步的知識分子，成為開展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在《新青年》的影響下，宣傳新思想、新文化的刊物在全國各地大量湧現。 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內容包括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宣傳民主和科學。這是新文化運動的基本內容。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認為，辛亥革命沒有在中國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治，因而大力宣傳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堅決反對專制政治，希望以此來爭取實現名副其實的資產階級共和國。1916年2月，陳獨秀在《吾人最後之覺悟》一文中指出，中國必須拋棄延襲數千年的「官僚的專制的個人政治」，實行「自由的自治的國民政治」。而這又有賴於全國人民在政治上的真正覺悟①。李大釗也認為「民」與「君」、「自由」與「專制」不能兩立，「是故君主生則國民死，專制活則自由亡」。他強調說，對於「國家之叛逆、國民之公敵」的「復辟之輩」，決不能姑息和優容，必須與之進行堅決的鬥爭，「永絕其萌，勿使滋蔓」②。這樣的主張在當時雖不可能實現，但對封建軍閥的反動統治是一個有力的揭露和衝擊。 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所提倡的科學，就是要反對迷信、盲從。他們運用近代自然科學知識來反對鬼神迷信，批判「君權神授」、「禍福天定」等謬論，宣傳無神論觀點，介紹西方資產階級唯物主義哲學。陳獨秀認為「科學之興，其功不在人權說下，若舟車之有兩輪」，表明提倡人權、民主，必須同時提倡科學。他號召人們要以科學的態度來分析、認識問題，打破「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傳的虛榮、欺人、不合理的信仰」，樹立「真實的合理的」信仰①。魯迅也大力宣傳科學思想，認為「科學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主張用「科學」來救治人們的迷信和愚昧②。 其次，批判封建的儒家學說。隨著運動的發展，鬥爭的鋒芒指向了被歷代儒家不斷發展了的以維護封建專制為基本內容的儒家學說。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從反對政治專制出發，對思想領域的文化專制也發起了猛烈的攻擊。其焦點就是批判三綱五常，反對尊孔復古。針對北洋軍閥的尊孔復古，以及康有為等要求「以孔子為大教，編入憲法」的鼓譟，他們以進化論闡明了孔①《新青年》第1卷第6號。 ②《民彝與政治》，《李大釗選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6頁。①《偶像破壞論》，《新青年》第5卷第2號。 ②《隨感錄》三十三、三十八，《新青年》第5卷第4、5號。 子之道已不適應於現代社會生活，不能編入憲法，不能把孔教定為國教。李大釗認為，社會、道德都是進化發展的，「孔子之道，施於今日之社會為不適於生存」，「孔子者，數千年前之殘骸枯骨也。憲法者，現代國民之血氣精神也。以數千年前之殘骸枯骨，入於現代國民之血氣精神所結晶之憲法，則其憲法將為陳腐死人之憲法，非我輩生人之憲法也」③。他們還揭示了維護專制制度的孔教與民權、平等的思想是背道而馳的。陳獨秀認為民主共和國重在平等精神，孔教重在尊卑階級，「若一方面既然承認共和國體，一方面又要保存孔教，理論上實在是不通，事實上實在是做不到」①。他們還集中批判了封建的三綱五常，指出「儒者以綱常立教，為人子為人妻者，既失個人之獨立人格，復無個人獨立之財產」②。魯迅的名著《狂人日記》、《我之節烈觀》，吳虞的《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儒家主張階級制度之害》、《吃人與禮教》等，也都揭露了封建禮教的罪惡，對封建的倫理道德進行了尖銳的批判。 在批評舊的封建倫理道德的同時，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還大力提倡資產階級的新道德，強調個性解放。他們認為個人是社會、國家的基礎，「社會是個人集成的，除去個人，便沒有社會；所以個人的意志和快樂，是應該尊重的」③；「集人成國，個人之人格高，斯國家之人格亦高；個人之權鞏固，斯國家之權亦鞏固」④。沒有個人的獨立人格，個人的權利，個性的解放，思想的解放，個人的智慧才能便不能釋放出來，社會便不能進步，國家也難以達到民主富強。 第三，提倡文學革命。在新文化運動中，《新青年》還提出了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的口號，開展了一場「文學革命」。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一文，提出了「文學改良」的口號，主張以白話文作為中國文學的「正宗」，並提出了「不用典」、「不用套語」、「不作無病之呻吟」等改革文學的八項主張。2月，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革命論》，進一步提出了「文學革命」的口號，主張用「國民文學」、「寫實文學」、「社會文學」取代「貴族文學」、「古典文學」和「山林文學」。他還明確地把文學的革新同政治的變革聯繫在一起。白話文的寫作由來已久，但是，白話文成為一種具有廣泛社會影響的運動，則是以此為開端的。《新青年》從第4卷第1號（1918年1月）起，改用白話文，採用新式標點符號。文學革命中的主將魯迅從1918年5月起，開始陸續在《新青年》上發表了《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小說和多篇雜文，出色地把反封建的革命內容和現代小說的藝術形式結合起來，樹立了新文學的典範。 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引起了封建勢力的仇視和恐懼。反動軍閥誣衊新文化運動是「異端邪說」、「洪水猛獸」，一些守舊的文人也對它發起了攻擊。1919年1月，劉師培等支持組織了《國故》月刊社，以「昌明中國固有之學術為宗旨」，反對新文化運動。林紓也在報紙上發表影射小說《荊生》、《妖③《孔子與憲法》，《李大釗選集》，第77頁。 ①《舊思想與國體問題》，《新青年》第3卷第3號。 ②陳獨秀：《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號。 ③陳獨秀：《人生真義》，《新青年》第4卷第2號。 ④陳獨秀：《一九一六年》，《新青年》第1卷第5號。 夢》，咒罵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煽動軍閥以暴力壓制新文化運動。他還公開致書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攻擊新文化運動是「覆孔孟，鏟倫常」。對此，蔡元培公開回信作答，強調他所主張的「兼容並包」、「思想自由」的原則，有力地維護了新文化運動。 從1915到1919年的新文化運動，由於領導者的世界觀基本上還是資產階級的，給運動帶來了缺點和局限，主要是忽視人民群眾，沒有把新文化運動跟廣大群眾相結合，使它局限在知識分子的圈子裡；缺少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形式主義地對待文化問題，存在著片面性等。但是，新文化運動沉重地打擊了封建的思想文化，解放了人們的思想，鼓舞了人們敢於打破傳統束縛的革命精神和勇氣，促進了中國人民進一步的覺醒，鍛煉、孕育了嶄新的一代人物。它促使人們加緊追求救國救民的真理，為偉大的五四運動作了思想先導，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開闢了道路。 正當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的時候，列寧領導的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消息傳到了中國。中國的先進分子熱烈歡呼，並從中看到了拯救中國的新希望。於是由向西方學習轉向研究和宣傳十月革命和馬克思列寧主義。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傳播過程中，中國產生了第一批以李大釗、陳獨秀等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1918至1919年間，李大釗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等文章，宣傳十月革命，傳播馬克思主義，歡呼「試看將來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①。他還組織了「馬客士主義研究會」，團結一些進步青年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和俄國革命。1919年4月出版的《每周評論》，摘譯了《共產黨宣言》中的一段，並在按語中稱這「是表示新時代的文書」。1919年5月，在李大釗主持下，《晨報·副刊》開闢了馬克思研究專欄，陸續刊載馬克思著作的譯文和介紹馬克思生平的文章。1919年7月在長沙創刊由毛澤東主編的《湘江評論》，對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也起了重要作用。這樣，馬克思列寧主義開始在中國傳播開來。 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新文化運動迅速發展為學習和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運動。中國革命也迅速地轉變為新民主主義革命。以1919年5月4日開始發動的五四運動，轟轟烈烈地展開了，這標誌著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終結和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始。 ①《李大釗選集》，第11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