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一卷） · 第十四章 武昌起義。中華民國的成立和清皇朝的滅亡
第一節 武昌起義及全國的響應
宣統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它是國內階級矛盾日益尖銳、人民反抗鬥爭不斷高漲的結果。
武漢素有「九省通衢」之稱，是帝國主義侵略的重要據點和清皇朝的一個統治重心，也是資產階級革命黨人活動非常活躍的一個地區。自科學補習所成立之後，湖北的革命黨人就把新軍作為進行革命活動的主要對象。雖然革命團體多次遭到破壞，但是從日知會、湖北軍隊同盟會、群治學社、振武學社，直到文學社和共進會等各革命團體，始終都注意在新軍和學生中進行革命宣傳和組織工作，將大批青年學生和會黨群眾輸送入伍。經過努力，在新軍的基層建立起了革命組織，參加的士兵達5000多人，占全省新軍人數的1/3左右，為武昌起義的發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宣統三年六月，四川省爆發了保路運動，並迅速激化，發展成武裝鬥爭。這使湖北的革命黨人深受鼓舞，文學社和共進會幾經磋商，決定聯合發動起義。為此，革命黨人建立起統一的領導機構，推舉文學社社長蔣翊武為總指揮，共進會領導人孫武任參謀長，預定在中秋節（10月6日）起義。
然而，待起義日期臨近，因時間倉促，準備不夠，革命黨人決定將起義延期到八月二十日（10月11日）。不料，在十八日發生了孫武檢測炸彈失慎爆炸事件，起義的領導機關遭到破壞，起義計劃暴露。湖廣總督瑞澂立即下令全城戒嚴，開始大肆搜捕革命黨人。蔣翊武逃脫，彭楚藩等被捕犧牲。新軍里的革命黨人見事態緊急，決定提前起義。
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夜，新軍工程第八營的革命黨人打響了起義的第一槍，武昌起義爆發。革命軍猛攻總督衙門，瑞澂等官員倉皇逃走。經過一夜的激戰，革命軍占領了武昌。二十一日，又占領了漢陽、漢口，完全控制了武漢三鎮。
武昌起義的勝利，迅速推動了全國各地群眾革命熱情的高漲。革命黨人在各省積極發動新軍、會黨起義，農民、工人、手工業者和城市貧民也紛紛自發地起來參加鬥爭。
最早響應武昌起義的是湖南和陝西兩省。九月初一日（10月22日），革命黨人焦達峰、陳作新率新軍、會黨攻占長沙，建立湖南軍政府，焦、陳分任正、副都督。
同一天，同盟會員籠絡會黨和新軍在陝西發難，建立了陝西軍政府，原日知會成員、新軍隊官張鳳翽為都督。
九月初二日（10月23日），江西九江新軍起義，宣布九江獨立。九月初十日（10月31日），駐紮南昌的新軍起義，建立江西軍政府。後來，由同盟會員李烈鈞任都督。
九月初八日（10月29日），山西新軍中的革命黨人發動起義，組成山西軍政府，新軍標統閻錫山任都督。
九月初九日（10月30日），雲南同盟會員聯合新軍發動起義，次日成立雲南軍政府，新軍協統蔡鍔為都督。
九月十三日（11月3日），上海革命黨人起義成功，同盟會員陳其美出任上海軍政府都督。
九月十四日（11月4日），貴州新軍起義，占領貴陽，成立了貴州軍政府，新軍教練官楊藎誠為都督。
同日，杭州新軍起義。次日，成立浙江軍政府，立憲派首領湯壽潛出任都督。
九月十五日（11月5日），在立憲派和紳商、官僚的勸說下，江蘇巡撫程德全宣布獨立，並任軍政府都督。
九月十七日（11月7日），廣西獨立，廣西巡撫沈秉堃任軍政府都督。
不久，原廣西提督陸榮廷兵變，自任都督。
九月十八日（11月8日），在立憲派的勸說下，安徽巡撫朱家寶宣布獨立，並出任軍政府都督。後來，他感到形勢不穩，便逃離了安徽。同盟會員孫毓筠、柏文蔚先後出任都督。
同一天，革命黨人許崇智率新軍在福建起義。九月二十一日（11月11日），福建軍政府成立，新軍統制孫道仁任都督。
九月十九日（11月9日），廣東獨立，同盟會員胡漢民任都督。
至此，在武昌起義爆發後的短短一個月內，全國已有鄂、湘、陝、贛、晉、滇、浙、蘇、貴、皖、桂、閩、粵等13省及全國最大的城市上海，先後宣布脫離清廷獨立。在其他省的許多州縣，也紛紛爆發了起義。在革命洪流的衝擊下，清廷的反動統治陷於土崩瓦解的局面。
湖北的革命黨人在武昌起義的第二天，即開始籌組政府。他們接受立憲派的建議，推舉清新軍軍官黎元洪做都督，成立了湖北軍政府。又推舉立憲派首領湯化龍任民政部長。接著，宣布廢除宣統年號，改國號為「中華民國」。在革命形勢迅速高漲的背景下，革命派也暴露出了自身的一些弱點。他們沒有一個統一的堅強的領導核心，缺乏把革命推向前進的勇氣和力量。他們既擔心帝國主義出面干涉，又懼怕廣大群眾把反封建鬥爭深入開展下去，只是希望儘快推翻清朝統治，建立共和制度，對封建的舊勢力缺少足夠的警惕。另外，在革命浪潮的衝擊下，許多立憲派人士也轉向了革命，有的參與了起義，有的積極策動清廷官員宣布獨立，這對於壯大革命聲勢，加速清廷的滅亡，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不少立憲派人物利用革命派的妥協進入政權之後，煽動叛亂，殺害革命黨人，阻礙了革命的深入。湖南省宣布脫離清廷後不久，以咨議局議長譚延闓為首的立憲派，就殺害了革命黨人都督焦達峰而控制了湖南的政權。有的省只是表面獨立，實質與舊政權並無區別。江蘇巡撫程德全只是在巡撫衙門掛上軍政府的招牌，把巡撫改稱都督，而對其餘一切都無所改變。還有一些革命黨人在掌權之後，革命意志衰頹，逐漸蛻化為新官僚。
第二節 南京臨時政府的成立
武昌起義勝利後，各省紛紛獨立，建立一個統一的共和國政府的問題，已提到了議事日程。圍繞著中央政府的建立，各種政治勢力相互鬥爭，重新組合，形成了湖北、江浙等地方政治集團。
宣統三年九月十九日（1911年11月9日），以黎元洪為首的湖北集團電邀各省代表到武漢商議組織中央政府。二十一日（11月11日），以江蘇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湯壽潛、上海都督陳其美為首的江浙集團也發出通電，要求各省代表到上海開會。九月二十五日（11月15日），已光復的各省代表在上海召開了第一次會議，定名為「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後在湖北集團的要求下，上海方面同意將代表聯合會移往武漢。
十月十日（11月30日），各省代表在漢口租界舉行會議。當時，袁世凱已向南方發出了停戰議和的試探，革命陣營內部也出現了妥協傾向。十月十二日（12月2日），會議通過了《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並決定臨時大總統一席虛位以待袁世凱反正歸來。當天，江浙聯軍攻占南京。會議也移至南京繼續舉行。
十月二十五日（12月15日），正在南京舉行會議的各省代表獲悉袁世凱「贊成」共和的消息，決定暫緩選舉臨時總統，虛位待袁，先推舉大元帥、副元帥。但又在人選問題上爭執不下，臨時政府陷於難產。
正在這時，孫中山於十一月初六日（12月25日）從海外回到上海。各省革命黨人大都主張推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立憲派和舊官僚也認為在袁世凱「反正」之前，只有孫中山堪稱總統的最佳人選。十一月初十日（12月29日），各省代表會議選舉孫中山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職，宣布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改用陽曆，當年稱中華民國元年。接著，選舉黎元洪為副總統，並在南京成立了臨時參議院，作為立法機關。南京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所在地。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成立，標誌著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政權建立起來了。
以孫中山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產物，這個政府中雖然有立憲派和舊官僚參加，但資產階級革命派居於領導地位。臨時政府的行政首腦，由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副總統黎元洪和九名國務員（各部總長）組成。其中，陸軍總長黃興、外交總長王寵惠、教育總長蔡元培是同盟會員，實業總長張謇、交通總長湯壽潛為立憲派首領，內務總長程德全、司法總長伍廷芳為舊官僚，海軍總長黃鐘英是起義的艦長，財政總長陳錦濤是曾在清廷任職的所謂「理財專家」。按照同盟會設計的「部長取名，次長取實」的方案，由孫中山直接任命的各部次長、局長和總統府秘書長等，除海軍次長外，都是同盟會的骨幹。程德全、湯壽潛、張謇等沒有到南京就職，各部多由次長代理。所以，革命派掌握了政府的實權。在臨時參議院中，40餘位參議員中，有同盟會員30人，立憲派不足10人。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在短短的3個月內，頒布了許多有關政治、經濟和社會改革的法令。根據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天賦人權」的原則，宣布人民享有選舉、參政等政治權利，以及居住、信仰、集會、結社、出版、言論等自由；廢除刑訊；保護華僑，禁止販賣華工；嚴禁買賣人口，廢除奴婢；禁止種植和吸食鴉片；獎勵興辦工商業和華僑在國內投資，等等。在文化教育方面，提倡以「自由平等博愛為綱」的「公民道德」；否定忠君尊孔的封建教育，廢止中小學讀經；禁用清廷學部頒行的各種教科書。這些措施都有利於民主政治和發展資本主義。但它沒有觸動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基礎，無法解決人民切身的基本要求，特別是廣大農民的土地要求。所以，南京臨時政府的群眾基礎是很薄弱的。
第三節 袁世凱的竊權和辛亥革命的失敗
帝國主義勢力對中國革命的迅猛發展非常恐懼和仇視。武昌起義之後，它們大力支持清廷，破壞革命。在幾天之內，英、美、日、德、法等國的十幾艘軍艦聚集在武漢江面，日夜升火待命，隨時準備進行武裝干涉。由於形勢發展很快，帝國主義者被迫偽裝「中立」，實際卻暗中支持清廷。它們不僅繼續把關稅送到北京，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還貸給清廷白銀300多萬兩，企圖藉此維持清廷的腐朽統治。俄國也竭力破壞中國革命，妄圖乘機分裂中國。它指使一小撮蒙古王公宣布外蒙「獨立」，並出兵強占黑龍江省呼倫道（今海拉爾）、滿洲里等地。
但是，由於革命風暴已席捲全國，在這種情況下，帝國主義對於直接出兵干涉的後果也是心存顧忌。於是列強轉而催促清廷起用被罷黜的袁世凱，希望他能夠把革命鎮壓下去。
受形勢所迫和帝國主義的壓力，宣統三年八月二十三日（1911年10月14日），清廷任命袁世凱為湖廣總督，要他率領北洋軍去鎮壓革命。野心勃勃的袁世凱對此並不滿足，他以「足疾未痊」為由，拒不出山。九月初六日（10月27日），清廷任命袁世凱為欽差大臣，節制湖北水陸各軍。九月十一日（11月1日），皇族內閣辭職，清廷被迫任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在掌握了清廷的軍政大權之後，袁世凱立即派兵攻打武漢革命軍，奪取了漢口。
帝國主義國家在扶植袁世凱的同時，還對南方施加壓力，迫使革命黨人與袁世凱停戰議和。革命政權內部的立憲派、舊官僚和一部分革命黨人也同意進行談判，並表示願意擁護袁世凱。十一月，南北雙方開始和談。和談期間，英、美、俄、日、法、德六國領事向南北雙方的代表提出了照會，要他們「儘速成立和解」，以迫使革命派交出政權。帝國主義還在政治上拒絕承認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政權，並在經濟上切斷了南京臨時政府的財源，使之陷入嚴重的財政危機。
革命黨人在內外反動力量的壓迫下妥協了，同意在清帝退位和袁世凱贊同共和的條件下，把政權讓給袁世凱。於是，袁世凱轉而向清廷施加壓力，由北洋將領發通電逼清廷同意共和。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儀退位，結束了統治中國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次日，袁世凱聲明「贊成」共和，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並由臨時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為了能夠對袁世凱有所約束以確保革命成果，孫中山在辭職時提出了定都南京、新總統到南京就職和遵守《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三項條件。孫中山還派蔡元培等為專使，北上迎袁南下。袁世凱指使部下在北京發動「兵變」，以此為藉口拒絕南下。列強也從各地調兵進京，故意製造緊張局勢。孫中山被迫讓步，同意袁世凱在北京就職。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建立起大地主大買辦階級的反動政權。革命的勝利果實被袁世凱所竊奪，從此開始了北洋軍閥對中國的統治。
在袁世凱就職的第二天，孫中山在南京公布了臨時參議院匆忙趕製出來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規定了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國家制度、政府組織機構和人民所應享有的各項民主權利。如「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人民一律享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有請願、選舉和被選舉等項權利。它具有資產階級共和國憲法的性質，帶有革命性、民主性。但是，在失去政權的情況下，指望以一紙《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來約束袁世凱的野心，只能是一種幻想。袁世凱一方面表示擁護《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另一方面又說以後要進行修改，從而為其日後廢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留下了伏筆。
4月1日，孫中山正式解除臨時大總統職務。次日，臨時參議院決議將臨時政府遷往北京。南京臨時政府夭折。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歷史上只是曇花一現，就被中外反動勢力所絞殺了。這次革命推翻了最後一個封建皇朝，但沒有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中國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繼續統治著中國，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民主革命還遠遠沒有完成。
辛亥革命雖然失敗了，但它仍有著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它結束了延續了2000餘年的君主專制，建立了共和國。它使中國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一次大解放，使民主觀念深入人心。正如林伯渠在1956年紀念孫中山誕辰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所說：自辛亥革命以後，「就是民主主義成了正統。過去專制主義是正統，神聖不可侵犯，侵犯了就要殺頭。現在民主主義成了正統，同樣取得了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侵犯了這個神聖固然未必就要殺頭，但為人民所拋棄是沒有疑問的。」①不僅如此，辛亥革命還解放了清朝專制統治禁錮下的生產力，為民國初年資本主義經濟進入較大規模發展的「黃金時代」開闢了道路。
①《人民日報》1956年11月12日。
第四節 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思想文化
辛亥革命時期的學術文化，以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思潮為主要思潮。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努力向西方尋找救國的真理，把盧梭的《民約論》當作福音，把法國革命和美國獨立視為楷模。他們廣泛地介紹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政治理論、歷史、哲學等，以此為武器，批評封建主義和改良主義，舉起「民主共和」的旗幟，走「流血革命」的道路。孫中山提出的三民主義學說，成為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政治理論綱領。
在辛亥革命時期，西方社會政治學說得到廣泛的流傳。中日甲午戰爭以前，國內翻譯的西學書籍大多是自然科學方面的。維新運動期間，對西方社會科學的譯介雖有所增加，但數量仍然有限。西方社會政治學說譯介的大量增多，是在辛亥革命時期。當時從事譯書工作的，既有革命黨，也有改良派和其他人士。歐美主要哲學流派和代表人物，從古代到近代，都被介紹到了中國，如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笛卡爾、培根、斯賓諾莎、霍布斯、達爾文、盧梭、孟德斯鳩、邊沁、康德、黑格爾、叔本華、尼采、以及詹姆士的實驗主義。政治思潮除民主主義外，「五四」前後在各種思潮中曾占有優勢的無政府主義思潮，也是在此時被介紹到中國。對中國產生了偉大影響並成為實踐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思潮，也是在此時就介紹進來。其中以《民報》的貢獻為大，朱執信的表現為突出。他在文章中肯定了社會主義社會是「最進步的社會」，並介紹了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及階級鬥爭學說。
這一時期，對於外國歷史有不少的翻譯介紹，主要是介紹英、法等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史，美國、義大利、希臘等國的獨立史，以宣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梁啓超等人用進化論的觀點，對中國傳統的史學思想和歷史著作進行了批評，指出他們不過是帝王將相傳記的匯集，不能說明社會進化的趨勢和歷史事件的因果關係。他提出建立資產階級「新史學」的主張，要求歷史學應該「敘述人群進化的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①。章太炎在同時期也提出了類似的見解。用這種觀點來編寫中國歷史的第一部著作，是光緒三十年（1904）出版的夏曾佑的《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後改名為《中國古代史》。資產階級革命派對教育也很重視。他們指出：「社會教育之不興，我祖國其將不國矣。」②基於這種認識，他們大力提倡「興學堂，普及教育」，並利用學校進行革命活動，「以學堂為鼓吹之地」。當時，全國很多學校都受到革命黨人的影響，有的就直接掌握在革命黨人的手中。如蔡元培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在上海創設的愛國學社，秋瑾主持的浙江紹興大通學堂等。這些活動不僅培養了大批革命人才，而且傳播了科學文明，衝擊了守舊陋習，促進了近代教育事業的發展。
以慈禧太后為首的清廷為了統治需要，在這時期將各省省城書院改為大學堂，各地普遍設立中、小學堂。並任命了管學大臣，主管京師大學堂和全國一切學堂事務。光緒三十一年（1905）又成立了學部。但這只是形式上的改變，在教育內容上還是以「修身讀經為本」，把誦習儒家經典和遵循封建道德擺在了首位。次年，清廷明令宣布以「忠君」、「尊孔」為教育宗旨，①《新史學》，《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3—4頁。
②雲窩：《教育通論》，《江蘇》第3期。
這就明顯暴露了它興辦學校的目的。
為了侵略中國的需要，西方的傳教士在中國各地建立了教會，並創辦了大批學校。到戊戌變法失敗時，僅直隸、山東、山西、河南四省天主教會舉辦的中、初級學校已有500多所。光緒二十四年（1898），美國在中國的教會學校，已達1100多所。它們還在中國設立高等學校，到辛亥革命時期，已有北京匯文大學、武昌文華大學、濟南齊魯大學和上海聖約翰大學等。
在文學藝術方面，人們翻譯了大量的西方資產階級的作品。光緒二十五年（1899），林紓譯法國小仲馬的《茶花女》在福州刊印。辛亥革命時期，對外國小說的翻譯有了很快的發展。到宣統三年（1911），翻譯出版的小說有幾百種，翻譯的範圍也日益擴大，如莎士比亞、狄更斯、巴爾扎克、雨果、普希金、托爾斯泰等人的作品都被陸續翻譯出版。其中，譯書最多的是林紓。林紓，字琴南，福建閩縣（今閩侯縣）人。在光緒三十一年（1905）反對美國虐待華工運動的高潮中，他譯出了《黑奴籲天錄》，用美國虐待黑奴的故事激勵人們的愛國思想。
資產階級改良派提出了小說改良的主張，極力強調小說對改良政治社會的作用，認為「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①。在小說的創作方面，出現了一大批譴責現實黑暗的小說，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吳■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曾樸的《孽海花》、劉鶚的《老殘遊記》等最為有名。這些小說用通俗易懂的白話文寫成，廣泛運用諷刺和誇張的藝術手法，對封建統治階級和外國侵略者的罪惡活動作了不同程度的揭露。
革命知識分子還有意識地通過詩歌及其他通俗的文藝形式，宣傳革命思想。秋瑾不僅是一個女革命家，同時也是一個詩人。她寫了大量詩歌，表現了她堅決的革命意志和強烈的愛國主義熱忱。宣統元年（1909），以同盟會會員為中心的「南社」成立了。這是一個革命的文學團體，由柳亞子等編輯出版了《南社叢刻》，用詩歌來鼓舞革命。
在戲劇方面，從道光年間逐漸流行的京劇，具有深厚的民間藝術基礎，集中了許多地方戲曲的優點，在唱腔、表演、念白、武打等方面逐漸超過了以往的各個劇種，廣泛地吸引了觀眾。咸豐以後三四十年，京劇的劇目豐富，題材廣泛，名演員大量湧現，創造了許多生動優美的藝術形象，成為在全國影響最大的一個劇種。在名演員中，對京劇的形成和發展作出重大貢獻的有程長庚、譚鑫培等人。辛亥革命時期，隨著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發展，在京劇界也產生了影響。著名的演員汪笑儂（1858—1918），在八國聯軍入侵後編演了《哭祖廟》，借三國末年蜀北地王劉諶反對投降、哭祭祖廟的歷史故事，宣傳愛國思想，抨擊清廷的腐朽。有的演員還嘗試排演時裝戲，直接諷刺時政。辛亥革命爆發後，上海的一些京劇演員參加了攻打江南製造總局的革命活動。
資產階級革命派把戲劇作為宣傳革命的武器。光緒三十年（1904），陳佩忍、柳亞子在上海創辦了第一份專業戲劇雜誌《二十世紀大舞台》，提倡戲劇改革。
話劇是在清末開始出現的。話劇一產生就和革命緊密結合在一起。光緒三十三年（1907），一部分留日學生在東京組織「春柳社」，把《黑奴籲天錄》改編成五幕話劇，公開演出，配合了反對美國虐待華工的鬥爭。此後，①《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6頁。
上海又上演了《秋瑾》、《徐錫麟》等話劇。宣統二年（1910）成立的進化團和1912年成立的「新劇同志會」，是話劇創始時期兩個重要的職業劇團，有較大的影響，演出的劇目如《共和萬歲》（歌頌辛亥革命勝利）、《黃鶴樓》（贊武昌起義）、《黃花崗》（紀念七十二烈士）等，起了宣傳資產階級革命的作用。
在科學技術方面，清末的中國是更為落後了，但也有一些成就。光緒三十一年（1905），中國開始建築自辦的從北京到張家口的鐵路，由詹天佑任總工程師。這條鐵路長約200公里，里程雖不長，但要經過燕山山脈，地形複雜，在工程上有許多困難。一些外國人曾以極其輕蔑的口吻進行諷刺，說什麼會修這條鐵路的中國工程師「尚未誕生」。詹天佑（1861—1919），安徽婺源人。同治十一年（1872），清廷選派第一批幼童30人赴美學習，十二歲的詹天佑就是其中的一員。光緒七年（1881），他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耶魯大學，獲土木工程學士學位，隨即回國為祖國效力。他為了替祖國爭氣，勇敢地承擔起主持這條鐵路的修建工程。他和工人們克服重重困難，創造性地解決了被認為是世界鐵路工程史上罕見的艱險工程，把隧道的長度減少到原來歐美技術人員設計方案的一半，同時又用兩個機車和「人」字形的軌道解決了爬坡的難題。這條鐵路於宣統元年九月（1909年10月）正式通車，比原計劃提前完成，工銀也有節餘。
詹天佑的成績，是在艱難的條件下取得的，是難能可貴的。這又一次表現了中國人在創造發明上的才能。但由於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裡，帝國主義勢力和國內反動政權的嚴重壓迫和摧殘，使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長期陷於落後的狀態。
附表：清世系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