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一卷） · 第十三章　中國同盟會的成立。清廷的「預備立憲」

第一節　中國同盟會的成立 革命形勢的急速發展，使原來由各革命團體分頭活動的鬥爭形式，已難以適應形勢的需要。革命黨人深切地感到有必要組建一個全國性的統一政黨來領導革命運動。於是，深孚眾望的革命領袖孫中山，開始同各革命團體的負責人廣泛接觸，致力於建立起一個具有更廣泛的社會基礎和明確的政治綱領的革命政黨。經過與黃興、宋教仁等人的磋商，決定成立一個全國規模的統一的革命組織，以便指揮全國革命鬥爭。經孫中山提議，該組織定名為中國同盟會，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綱領。光緒三十一年七月二十日（1905年8月20日），孫中山和黃興等聯合興中會、華興會和光復會等革命團體的部分成員，在日本東京正式舉行了中國同盟會成立大會。會議通過了同盟會的章程，選舉出它的領導機構，孫中山被推舉為總理。 同盟會的本部設在東京，其機構按照三權分立的原則，在總理之下設有執行、評議、司法三部。黃興為執行部庶務科總幹事，總理外出時，即由黃興負責主持本部工作。國內分設東、西、南、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已暴露出來的各種矛盾和弊病，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未能解決土地問題。為了能夠使中國在革命成功後避免資本主義的禍害，以致造成新的社會危機，他提出了民生主義，希望能夠「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①。 三民主義是一個比較完整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綱領，它的提出，對於統一革命黨人的思想，動員、號召群眾，起到了巨大的積極作用。但是，同盟會的綱領沒有明確提出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戰鬥口號，沒有提出徹底的土地綱領。因此，它是一個不徹底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綱領，這反映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 此外，同盟會成員對其綱領的理解也不盡一致。有的只是從單純反滿的角度去理解民族主義，有的不贊成民生主義，而只接受民族、民權主義，有的雖然接受了三民主義，但在具體解釋上卻又有著很大的差異。在組織方面，同盟會所計劃中的組織系統，始終未能完備地建立起來。在支部一級，僅建立了海外的南洋支部和國內的南方支部。本部和地方分會之間還缺乏緊密有效的聯繫，而且同盟會內部還存在著較為嚴重的派系鬥爭。這一切，都為日後革命運動的發展留下了隱患。 中國同盟會的成立及其綱領儘管還存在著種種缺點和不足，但它畢竟使中國革命有了一個領導核心和統一的指導思想。同盟會的成立及其綱領的形成，標誌著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預示著全國性的革命高潮即將到來。 同盟會成立後，在孫中山領導下，立即著手在兩個方面展開了革命活動。一是在政治思想上對改良派的論戰，一是發動了一系列武裝起義。 就在同盟會成立的當年，清廷迫於形勢宣布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並於次年宣布了「預備立憲」。此舉使流亡海外的康有為、梁啓超等改良派大①《〈民報>發刊詞》，《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289頁。 受鼓舞，他們更加起勁地宣傳保皇立憲，反對革命。為了使民主革命的思想深入人心，就必須對改良派的改良主張予以批判。革命黨人在《民報》創刊號上發表文章，闡述三民主義學說，宣傳以共和代專制，用革命救中國，並點名抨擊了康、梁的觀點。改良派立刻撰文反擊。從光緒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1905—1907）間，雙方分別以東京的《民報》和橫濱的《新民叢報》為主要陣地，展開了一場大論戰。兩派在新加坡、檀香山、舊金山和香港等地的報紙，也相繼投入了戰鬥。 論戰所涉及的問題範圍很廣，但論戰的中心問題還是圍繞著同盟會所提出的綱領即三民主義而進行的，也就是中國是否應以革命手段推翻清廷的統治，是否應當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並改變封建的土地制度。 改良派竭力歌頌君主立憲，詆毀革命。他們認為要使中國富強，不必推翻清廷，只要勸清廷改良，要求它實行君主立憲就可以了。他們攻擊革命，斷言革命必將造成社會的動盪，招致外國干涉，導致國家的滅亡。康有為詆毀革命是「殺人流血」，聲稱：「革命之舉，必假借於暴民亂人之力，天下豈有與暴人亂民共事，而能完成者乎，終亦必亡，不過舉身家國而同斃耳。」①對此，革命黨人針鋒相對地指出：清廷一點權利也不肯放棄，根本不可能實行君主立憲。他們指出清廷已成了帝國主義的走狗，如果不推翻清廷的反動統治，中國將被它完全斷送。他們認為：「革命不免於殺人流血固矣，然不革命則殺人流血之禍可以免乎？革命之時，殺人流血於雙方爭鬥見之。若夫不革命之殺人流血，則一方鼓刀而屠，一方觳觫而就死耳。為國而死，則吝惜之；為野蠻異族政府所蹂躪而死，則忍受之，何死之不擇也。」①他們還指出，革命可以「救人救世」，「無革命則亦無和平，腐敗而已，苦痛而已」②。在革命戰爭中，殺人流血是不可不免的。但革命正是要以流血換來不流血，換來廣大人民群眾免受反動統治階級的蹂躪、屠殺。革命派認為，中國所面臨的被瓜分的危險，也不是來自革命，而在於清廷的腐敗和賣國。所以，推翻清廷的革命正可以避免中國被列強所瓜分。 中國是否能夠建立民主共和國，是這次論戰的又一個重點。康、梁一貫認為政治改革必須循序漸進，經過一個長期的君主立憲階段，然後才能實行民主共和制。如果「躐等」，驟然實行民主共和，必然險象環生，最終仍將歸於專制。對此，梁啓超曾專門撰寫了《開明專制論》和《申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等長文來加以闡述。他的結論就是與其革命不如改良；與其共和，不如君主立憲；與其君主立憲，不如開明專制。所謂「欲為種族革命者，宜主專制而勿主共和；欲為政治革命者，宜以要求而勿以暴動。」③革命黨人則認為，追求民主共和是世界潮流、大勢所趨，中國人民完全有能力在推翻封建專制統治之後，建立起一個民主共和的國家。孫中山指出：「所以吾儕不可謂中國不能共和，如謂不能，是反夫進化之公理也，是不知文明之真價值也。且世界立憲，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稱為真立憲。同一流血，何不為直截了當之共和，而為此不完不備之立憲乎？」①至於國民政治素質不①康有為：《法國革命史論》，《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2卷上冊，第308頁。①《民報》第9號。 ②思黃：《中國革命史論》，《民報》第1號。 ③《開明專制論》，《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七。 ①《在東京中國留學生歡迎大會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283頁。高這個問題，革命黨人強調要以革命開民智來加以解決。 這場論戰的雙方存在著原則分歧，但也有一些共同點，並都反映出了其理論上的幼稚和階級的局限。儘管如此，這次論戰仍具有重大的意義。在這場論戰中，對於改良派的主張，革命黨人作了有力的辯駁，揭露了他們反對革命的實質，進一步劃清了革命與改良的界限，擴大了革命陣地，在理論戰線上擊敗了改良派，取得了思想領導權，從而使民主革命思想深入人心，促使革命形勢蓬勃發展。經過這場論戰，就連立憲派也不得不承認：「數年以來，革命論盛行於國中，..其旗幟益鮮明，其勢力益磅礴而鬱積，下至販夫走卒，莫不口談革命，而身行破壞。」以致主張立憲者「氣為所懾，口為所鉗」②。 革命黨人在與改良派進行論戰的同時，還在國內發動了一系列的武裝起義。 光緒三十二年（1906），江西省萍鄉縣和湖南省瀏陽縣、醴陵縣一帶爆發了由會黨、農民、礦工參加的武裝起義。同盟會會員參加了起義活動，並為起義軍發布了以同盟會政綱為內容的革命文告，號召群眾奮起反抗。起義隊伍很快發展到30000餘人，並迅速控制了四五個縣，屢次擊敗清軍。清廷急調數省軍隊50000多人加以圍剿，才把起義鎮壓下去。 光緒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1907—1908），在孫中山的直接領導下，同盟會在廣東、廣西、雲南等省接連發動了六次起義，即潮州黃岡起義，惠州七女湖起義，欽廉防城起義，鎮南關起義，欽廉上思起義，河口起義，廣州新軍起義。在廣西省鎮南關的起義中，孫中山親自參加了戰鬥。 就在同盟會連續發動武裝起義的同時，光復會也在浙江、安徽發動了起義。同盟會成立之後，光復會的部分成員雖然加入了同盟會，但由於意見分歧等原因，一些人實際上仍以光復會的名義自行活動。光復會的陶成章、徐錫麟、秋瑾等人，在浙江秘密聯絡會黨，在紹興創辦大通學堂作為據點，策划起義。原來準備浙江、安徽兩地同時舉事。但由於組織不嚴，浙江嵊縣的會黨先期發難失敗，致使事機敗露，各地會黨武裝相繼遭到鎮壓。徐錫麟聞訊後倉促行動，於光緒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1907年7月6日）刺殺了安徽巡撫恩銘，發動了起義，失敗後被捕遇害。受此牽連，秋瑾也被捕犧牲。宣統三年三月二十九日（1911年4月27日），孫中山和黃興等經過半年精心籌備，發動了震動全國的廣州起義。革命黨人分路發動進攻。黃興率領的100多人攻破了兩廣總督衙門，跟前來鎮壓的大隊清軍展開激烈的巷戰。由於孤軍力薄，激戰一夜而失敗，黃興等負傷逃脫。戰鬥中英勇犧牲和被捕就義的有近百人。廣州人民不顧生命危險，把殉難烈士中72人的遺體營葬於城郊紅花崗，並將其改名為黃花崗。因此，這次起義後來又被稱為「黃花崗起義」。 同盟會領導的多次起義，由於群眾基礎薄弱，又往往採取突然襲擊的單純軍事冒險方式，所以最後都失敗了。但是，每次起義都使清皇朝的統治受到了打擊。革命黨人那種以滿腔熱血為革命奮不顧身的崇高精神，振奮了全國人民的反抗意志，激起更多的人投身於反清鬥爭。正如孫中山所指出：黃花崗起義雖然失敗，「然是役也，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為之含悲，風雲因而變色，全國久蟄之人心，乃大興奮，怨憤所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遏②《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2卷，第607—608頁。 抑，不半載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則斯役之價值，直可驚天地、泣鬼神，與武昌革命之役並壽」①。 ①《〈黃花崗烈士事略>序》，《孫中山全集》第6卷，第50頁。 第二節　清廷的「預備立憲」 日益高漲的革命浪潮和人民群眾此伏彼起的反抗鬥爭，猛烈地衝擊著清廷的統治，一些督撫大員對此深感不安，他們認為只有實行立憲，才能應付危局，保住清廷的統治。特別是到了光緒三十一年（1905），俄國在日俄戰爭中的失敗，輿論大都認為這與俄國未行憲政而日本實行了憲政有著密切關係。直隸總督袁世凱、兩江總督周馥、湖廣總督張之洞還聯銜上奏，請定十二年後實行憲政，並奏請簡派親貴大臣出國考察政治。一時間，立憲成為人們關注的話題。正如時人所說：「今日立憲之聲，洋洋遍全國矣。上自勛戚大臣，下逮校舍學子，靡不曰立憲立憲，一唱百和，異口同聲。」②迫於形勢和輿論的壓力，清廷於光緒三十一年九月（1905年10月）派載澤、端方、戴鴻慈、李盛鐸、尚其亨等五大臣分赴日本及歐美各國「考察政治」。次年，出洋考察的大臣們陸續回國，並向朝廷密陳實行立憲的三大好處，即「皇位永固」、「外患漸輕」、「內亂可弭」，建議朝廷詔定國是，仿行憲政，以便安撫人心，穩定大局。慈禧太后經過反覆考慮，採納了他們的意見。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1906年9月1日），清廷正式宣布「預備仿行憲政」。但預備立憲的原則是「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並特彆強調當前「規制未備，民智未開」，所以要「妥議立憲實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視進步之遲速，定期限之遠近」①。清廷決定先從改革官制入手，逐步釐訂法律、廣興教育、整頓武備、普設巡警，作為實行憲政的「預備」。雖然清廷對立憲採取了拖延敷衍的態度，但「預備立憲」的宣布，還是使一些人受到很大鼓舞，他們立刻組織起來並積極活動，以響應和督促清廷儘早實行立憲。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1906年12月），江浙紳商學界在上海成立了名為「預備立憲公會」的立憲團體，推舉鄭孝胥為會長，張謇、湯壽潛為副會長。隨後，湯化龍在湖北成立了「憲政籌備會」，譚延闓在湖南成立了「憲政公會」，丘逢甲在廣東成立了「自治會」，等等。流亡海外的康有為也決定將保皇會改名為「中華帝國憲政會」。三十三年九月（1907年10月），梁啓超等在日本成立了「政聞社」，並向清廷保證：「政聞社所執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動，為正當之要求，其對於皇室絕無干犯尊嚴之心，其對於國家絕無擾紊治安之舉。」①各地的立憲團體互通聲氣，彼此唱和，並在要求清廷立憲的運動中逐漸聯合起來。他們也被稱為「立憲派」。 但是，清廷並無立憲的誠意，而是企圖借立憲之名，實行中央集權、滿族貴族集權。光緒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1906年11月6日），清廷公布了中央官制改革方案，行政中樞軍機處保持不變，對某些部的名稱做了更改；迫使袁世凱將已練成的「北洋六鎮」交出四鎮，歸滿族親貴控制的陸軍部統率。與此同時，清廷力圖削減地方督撫的權力。次年八月，把湖廣總督張之洞、直隸總督袁世凱調升為軍機大臣，剝奪了這兩位實力最強的漢族總督的實權。 立憲派發現清廷對於立憲並無實際行動，便開始派代表進京聯名上書請願，要求朝廷速開國會。作為對請願運動的回應，清廷於光緒三十四年八月②《中國未立憲以前當以法律遍教國民論》，《東方雜誌》第2年第11號，第221頁。①《光緒朝東華錄》第5冊，總第5564頁。 ①《政聞社宣言書》，《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第26頁。 初一日（1908年8月27日），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規定大清皇帝的統治「萬世一系」，是至高無上、神聖不可侵犯的，一切頒行法律、召集開閉解散議院、設官制祿、統率海陸軍、宣戰媾和、訂立條約、宣布戒嚴、司法等大權，全在君主一人手中。特別是用人、軍事、外交等大權，議院根本不得干預。這個「憲法大綱」完全是為了鞏固君權、強化君權。但同時也應允預備立憲以九年為限，期滿後正式召開國會，並規定「籌辦咨議局」。清廷此舉進一步暴露了它根本沒有立憲的誠意。十月二十一、二十二日（11月14、15日），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繼死去，溥儀繼承了帝位，年號宣統。宣統皇帝年幼，由他的父親醇親王載灃攝政監國。 載灃執政後，為了籠絡人心，表示要繼續推行立憲，下令各省儘快成立咨議局。另一方面，他罷斥了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袁世凱，令其回籍「養病」。載灃自任大元帥，親統禁衛軍，命其弟載洵、載濤分任海軍大臣和軍咨大臣，■昌為陸軍大臣，試圖以此來加強滿族親貴的權力。但是，袁世凱的心腹早已布滿朝廷內外，特別是北洋軍事集團的將領們多是袁世凱的親信，他們「只知有袁宮保，不知有朝廷」。載灃此舉進一步激化了滿漢官僚的矛盾，加劇了統治集團的分裂。 宣統元年至二年（1909—1910），各省咨議局和北京資政院相繼成立，立憲派在其中占據了優勢。立憲派的代表人物張謇、湯壽潛、湯化龍、譚延闓、蒲殿俊等分別擔任了江蘇、浙江、湖北、湖南、四川等省咨議局的議長。咨議局的宗旨規定只提供一些備各省採取的輿論，以本省之事為限；會議由督撫召集。督撫有監督咨議局選舉及會議之權，對其通過的議案有「裁奪施行」之權，以及令其停會、奏請解散之權。議員的成員主要是地方士紳和由地主階級中分化出來的上層資產階級分子。咨議局具有地方議會的性質，「為各省採取輿論之地」。許多議員為爭取對本省行政、參政、法律等方面的監督權，在要求改革地方弊政和檢舉地方官吏貪贓枉法的事件中，同地方官吏發生矛盾、爭執，揭露了清廷的黑暗腐敗現象，對打破專制局面，活躍民主空氣，有一定積極作用。但是，咨議局受地方督撫控制，無半點實權，還不能說是完善的近代意義的地方議會。 從宣統二年（1910）起，各省立憲派連續發起組織了三次聲勢浩大的請願運動，要求清廷縮短預備期限，於宣統三年召開國會，立即成立責任內閣。三次請願的結果，只得到清廷宣布縮短預備立憲期限，定於宣統五年召開國會。此後，清廷再也不允許請願早開國會。宣統三年三月（1911年5月），清廷宣布成立第一屆責任內閣，在內閣大臣13人中，滿族貴族占了9人，而其中皇族又占5人，被稱為「皇族內閣」，軍政大權進一步集中到皇族親貴手中。這就暴露了「預備立憲」的騙局，引起了地方軍閥、官員和立憲派的普遍不滿，清廷變得更為孤立。立憲派認為清廷此舉「不合君主立憲國公例」，要求另外組閣。清廷斷然拒絕了他們的要求。各省咨議局聯合會發表《宣告全國書》，痛苦地承認「希望絕矣」。立憲運動徹底破產。 清廷的倒行逆施，使社會矛盾更加激化。為了換取帝國主義勢力的貸款，清廷於宣統三年四月（1911年5月），宣布「鐵路幹線國有政策」，在「國有」名義下強奪商辦粵漢、川漢鐵路，把這兩條重要幹線的利權出賣給帝國主義勢力。因此，四川、湖南、湖北和廣東四省迅速掀起了有廣大群眾參加的保路運動，四川省尤為激烈。這年五月，四川省各地普遍成立「保路同志會」，有幾十萬人參加。七月，成都舉行幾萬人的保路大會，號召罷市、罷課和抗糧抗捐。立憲派力求控制保路運動，但已無能為力。四川總督趙爾豐奉清廷旨意，逮捕了咨議局、保路同志會、鐵路公司及股東會負責人。數萬群眾聞訊後到督署請願，要求釋放被捕之人。趙爾豐下令槍殺請願群眾數十人，造成流血慘案。人民更加憤怒，武裝暴動迅速在全川掀起。同盟會員吳永珊（玉章）等在榮縣起義，建立革命政權。保路運動發展成為武裝起義，猛烈衝擊了清廷在四川的統治。推翻清皇朝的革命已經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