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一卷） · 第十章　資產階級改良派的維新運動

第一節　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 甲午戰後，帝國主義加大了對中國的資本輸出和商品輸出，進一步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擴大了中國的商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甲午戰爭的失敗和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嚴重危機，促使了人們的覺醒。一批向資產階級轉化的官僚、士紳、商人和知識分子，紛紛提出了設廠、開礦、自辦鐵路的要求，以抵制外國的經濟侵略。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慘敗，已宣告了洋務運動的破產，洋務派無力繼續壟斷近代工業。此外，由於《馬關條約》已准許外商在中國自由辦廠，所以清政府也就不便再禁止本國商人投資新式企業。清政府工商政策的轉變，也進一步刺激了民間投資的積極性。由於以上原因，在甲午戰後的幾年間，中國出現了興辦工業的浪潮，民族資本主義得以初步發展。 據不完全統計，從光緒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1895—1898），新設立了62家商辦企業，資本總額達1240多萬元①。這遠遠超過了中日戰爭前20多年民族資本的總和。在當時民族工業的各個部門中，棉紡織業的發展尤為突出。光緒二十二年，陸潤庠等在蘇州創辦了蘇綸紗廠，張謇在江蘇南通創辦了大生紗廠；二十三年，楊宗濂、楊宗翰在無錫開辦業勤紗廠，龐元濟在杭州創辦了通益公紗廠，陳光潁在浙江蕭山創辦了通惠公紗廠；二十四年，朱幼鴻在上海創辦了裕通紗廠，等等。到光緒二十五年（1899），這些新設立的紗廠都先後開工生產。 主要集中在上海和廣東的繅絲工業在這一時期也有了較大的發展，同時在蘇州、杭州、鎮江、蕭山等處也出現了一些規模較大的繅絲廠。此時，繅絲工業成為了民族工業資本最多的一個部門。 輪船運輸業的發展也頗為迅速。除輪船運輸業的中心上海之外，在江蘇、浙江、湖南、湖北、廣東、福建等地也相繼創辦了輪船公司和輪船局。 此外，諸如麵粉、釀酒、造紙、印刷、火柴、肥皂、碾米、製革、織麻、採礦業，也都有一定的發展。 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在這一時期雖然有了初步的發展，但力量還十分薄弱，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下，其發展可謂步履維艱。甲午戰後，列強利用其強大的經濟實力和以暴力攫取的在華特權，掌握了中國的財政經濟命脈，控制了商品的原料產地。外國還直接在華投資設廠，並且一般都規模較大、資本雄厚，從而給中國的民族工業造成了巨大的壓力。他們還加大了向中國的商品輸出，進一步侵奪並控制了中國的商品市場。帝國主義強大的經濟壓力，使民族工業深受打擊，常常出現虧損甚至破產或被外商兼併。以發展較快的棉紡織業為例，其受外商的打擊最為嚴重，進口的洋紗和外資在華紗廠所產棉紗在中國市場占據優勢，民族資本的紗廠不僅無力與之競爭，而且岌岌可危。如上海及蘇、杭一帶的華商紗廠至光緒二十四年（1898）已普遍虧損，能夠全年開工的已是寥寥無幾。此外，本國的封建主義也束縛著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清廷雖然已准許「民間設廠」，但直到戊戌維新運動①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輯下冊，第870—919頁。 前後，華商自由設廠的權力仍未得到法律上的保證。各級官吏的敲詐勒索、日漸增多的苛捐雜稅，嚴重地阻礙著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 民族資本主義的成長雖然受到了種種壓迫和阻礙，但較之從前畢竟還是有了初步的發展。逐漸壯大起來的民族資產階級面對著嚴重的民族危機，承受著封建勢力的壓迫。他們要求挽救危機、改變現狀，創造出新的政治、經濟環境，以適應並推動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以救亡圖存為旗幟的民族資產階級就這樣登上了政治舞台。 第二節　維新思潮的興起和維新運動的高漲 在中日甲午戰爭以前出現的要求改變現狀的早期維新思想，隨著民族危機的日益加深，在戰後迅速發展起來，並形成一股新的社會思潮。作為新思潮的鼓吹者，資產階級維新派從救亡圖存的愛國要求和資產階級的利益出發，以西方資產階級的進化論和社會政治學說為武器，對封建的專制制度和綱常倫理進行了尖銳的抨擊，並對洋務運動的缺陷與弊端，給予了揭露和反思。他們認為，只有維新變法，走西方資本主義的道路，才能夠挽救民族危機，實現民族的獨立和國家的富強。維新思潮經過幾年的醞釀和發展，終於催生了一場帶有一定群眾性的政治運動。這個運動的領導者是以康有為、梁啓超、嚴復、譚嗣同等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改良派。他們提出了維新變法的主張，所以也稱為維新派。 康有為，號長素，廣東南海人，是維新理論的創造者和變法運動的主要領導者。他對國勢日衰、政局動盪憂心忡忡，並對現狀產生了強烈不滿。光緒十四年（1888），康有為趁入京參加順天鄉試的機會，上書光緒帝，請求變法。由於頑固派的阻撓，這次上書未能遞到光緒帝手中，但它卻在社會上流傳開來，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光緒十七年（1891），康有為在廣州長興里招生講學。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移學舍於廣州萬木草堂。他在培養維新運動骨幹的同時，撰寫了《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等書，為變法主張建立了理論根據。 《新學偽經考》刊於光緒十七年。在書中，康有為把自東漢以來一直被奉為經典的「古文經」都斥為「偽經」，認為是劉歆為幫助王莽篡漢而偽造的，它與孔子無關，只是新莽一朝之學，故稱「新學」。雖然《新學偽經考》的觀點並不完全符合歷史事實，但它卻動搖了人們對封建傳統觀念的迷信，打擊了頑固派「恪守祖訓」、泥守古法的教條，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並為變法製造了理論依據。也正因為如此，該書遭到了封建頑固派的激烈攻擊，他們指責該書本旨在於「黜君權，伸民力」①。《新學偽經考》曾兩次遭到清廷的查禁。 《孔子改制考》寫於光緒十八年（1892），刊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是康有為在其弟子陳千秋、梁啓超等人協助下完成的。在書中，康有為把西方資產階級的進化論和中國儒家的「三世」說附會在一起，認為社會歷史是沿著「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的順序逐漸前進的。他認為時下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統治的中國社會是「據亂世」，而要達到所謂的「太平世」，即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制度的社會，就必須先對「據亂世」進行改革，建立君主立憲制度的「昇平世」。儘管康有為對人類歷史進程的描述和解釋並不科學，但他強調歷史是不斷向前發展的，否定了君主專制永遠神聖不可侵犯的傳統說教，主張變封建的君主專制為君主立憲制，這就進一步奠定了維新變法的理論基礎。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為把孔子裝扮成「托古改制」的「素王」，試圖以此證明維新變法非但沒有違背聖教，相反是光大了孔子之道。該書同樣遭到了頑固派的圍攻，並被清廷下令毀版。 光緒二十一年（1895）《馬關條約》簽訂時，正在北京參加會試的康有為發動各省應試的舉人1300多人聯名上書，反對簽訂條約，要求立即變法。①葉德輝：《〈輶軒今語〉評》，蘇輿：《翼教叢編》卷4，第9頁。 此次上書雖然被阻撓，但卻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它不僅標誌著醞釀多年的資產階級維新思潮已演變為變法維新的政治運動，而且使康有為成為了維新派的領袖人物。不久，康有為考中進士，授工部主事。此後，他又連續上書，反覆說明他的變法主張，希望清廷變君主專制為君主立憲；獎勵民間興辦新式工業，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取消八股取士制度，提倡學習西方資產階級文化，以挽救民族危機。清廷中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和洋務派都堅決維護封建統治秩序，反對政治改革。康有為的幾次上書又都遭到他們的阻擋，沒有成功。但是上書的文稿被印成書，在社會上得到傳播，進一步擴大了影響。光緒二十一年六月（1895年8月），康有為、梁啓超在北京創辦《中外紀聞》（初創時名《萬國公報》），報道時事，鼓吹變法。七月，他們又組織強學會，定期講演，印行書刊，介紹西學，製造輿論，聚集力量。不久，又在上海成立了強學會分會，出版《強學報》。當時，清廷內部存在著光緒帝和慈禧太后兩派勢力的矛盾。軍機大臣、戶部尚書翁同龢和其他擁護光緒帝的帝黨官員支持強學會，而圍繞在慈禧太后周圍的封建頑固勢力和洋務派則對之百般攻擊。光緒二十一年底（1896年初），北京的強學會和《中外紀聞》被查封。隨後，強學會上海分會和《強學報》也被張之洞查封。 但是，議論時政的風氣已開，維新變法的潮流並未因頑固派的阻撓而停止發展。梁啓超任主筆的上海《時務報》，譚嗣同在湖南倡議設立的南學會及由他參與創辦的長沙時務學堂，嚴復等編輯的天津《國聞報》等，都是宣傳變法的重要陣地。 梁啓超，字卓如，號任公，廣東新會人，是康有為的學生和得力助手。 他在《時務報》上發表了《變法通議》等一系列文章，鼓吹民權學說，提倡維新變法。梁啓超認為中國要自強，僅僅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是不夠的，還必須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體制和文化教育制度。他批判封建的君主專制，要求「伸民權」、「設議院」，實行君主立憲制。梁啓超宣傳變法的文章在知識界引起了強烈反響，他主筆的《時務報》在數月間行銷萬餘份，促進了維新運動的發展。 在地方上，湖南是在維新運動中最活躍的一個省份。在湖南巡撫陳寶箴、署按察使黃遵憲、學政江標及後任徐仁鑄等人支持下，維新志士譚嗣同、唐才常等人積極鼓吹變法，使維新運動迅速開展起來。 譚嗣同，字復生，號壯飛，湖南瀏陽人，出身於官僚家庭。曾遊歷各地，目睹了民生的艱難和國家的積弱，逐漸萌生了學習西方、變法圖存的愛國思想。光緒二十二年（1896）春，他在北京結識了梁啓超等維新派，開始積極投身變法活動。光緒二十三年初，完成了《仁學》一書的撰寫。在書中，他宣傳了資產階級的民權思想，對封建的君主專制制度和綱常名教進行了較為深刻的批判。他痛言數千年來三綱五倫的「慘禍烈毒」，並特別指出：「二千年來君臣一倫，尤為黑暗否塞，無復人理，沿及今茲，方愈巨矣！」①他指責「君為獨夫民賊」，君主專制政治是強盜政治，號召人們起來去衝決一切封建網羅。 光緒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譚嗣同應邀回到湖南進行維新活動。此前，江標等人已創辦了宣稱維新變法的《湘學新報》（後改名《湘學報》）。同年九月（10月），巡撫陳寶箴在長沙創辦了時務學堂，並聘請梁①《仁學》，《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下冊，第337頁。 啟超擔任中文總教習。譚嗣同、梁啓超的到來，使湖南的維新運動更加彭勃開展起來。光緒二十四年（1898）春，譚嗣同、唐才常等建立南學會，總會設在長沙，並在各縣設立了分會。同時，譚嗣同還參與創辦了湖南主要維新喉舌《湘報》（日報）。南學會每周講演一次，宣講天下大事和變法主張，每次都有近千人聽講，湖南維新風氣得以大開。維新派的活動使湖南的頑固勢力非常恐慌，於是他們群起攻擊。嶽麓書院山長王先謙等向陳寶箴遞交了《湘紳公呈》，要求「整頓」時務學堂，辭退梁啓超、唐才常等人。隨後，王先謙又與葉德輝等人煽動部分守舊學生訂立《湘省學約》，制定維護封建禮教的條規，以對抗維新思潮。在頑固派的煽動下，一些人哄鬧南學會，毆打《湘報》主撰，致使梁啓超等維新派被迫離開湖南。 這期間，著名的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嚴復在天津也展開了積極的活動。 嚴復，字又陵，後改為幾道，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他早年曾留學英國，對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學說有較多的了解。中日甲午戰爭後，他翻譯了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T.H.Hux-ley）的《進化與倫理》（《EvolutionandEthics》）的前兩篇，取名《天演論》，並附加了自己的許多見解。嚴復認為中國只有順應「天演」規律實行變法，才能由弱轉強，否則就將亡國滅種。他特彆強調了「物競天擇」、「優勝劣敗」的生物進化論觀點，以及「世道必進，後勝於今」的社會進步觀點。嚴復所宣傳、提倡的進化論思想，成為維新派批判封建頑固派守舊不變、激發人們要求變法圖強的理論武器。光緒二十一年（1895），嚴復在天津的《直報》發表了《原強》、《辟韓》等文章，依據西方資產階級的民權學說，批判封建君權。他指出，按照社會分工的原則，君應由民選擇共舉，也可以由民廢掉。他把秦代以來的專制皇帝都斥為「大盜竊國者」①。 除北京、上海、湖南、天津外，在全國其他地區也陸續出現了許多以宣傳維新變法、培養維新力量為宗旨的報刊、學會和學堂。據不完全統計，從光緒二十二至二十四年（1896—1898）間，北京、上海和直隸、湖南、廣東、廣西等省先後設立學會、學堂、報館，達300多所，這說明維新運動趨於高漲。 為了適應宣傳變法維新的需要，梁啓超提出過文體改革的主張。他的散文打破傳統古文的格局，明快曉暢，通俗易懂，號稱「新文體」。梁啓超、譚嗣同等還發起所謂「詩界革命」，要求在不破壞舊風格的前提下，詩歌要反映新的現實政治社會內容。黃遵憲在詩歌創作方面的成績最大。黃遵憲，字公度，廣東嘉應州（今梅州市）人，著有《人境廬詩草》、《日本國志》。他認為寫作詩歌的目的在於表達思想，反對因襲古人。他寫的詩歌反映了異國風物、時代的風雲和新的思想文化，開闢了詩歌史上從未有的廣闊領域。其中如傳誦很廣的反對割讓台灣的《台灣行》，寫出了「人人效死誓死拒，萬眾一心誰敢侮」的雄壯詩句。 在維新運動期間，維新派與清廷內部反對變法的頑固派和洋務派進行了激烈的論戰。頑固勢力的代表人物王先謙的弟子蘇輿編輯了《翼教叢編》，洋務派的頭面人物張之洞也撰寫了《勸學篇》，對維新變法進行攻擊和非難。對此，維新派針鋒相對地進行了批駁。當時，論戰主要是圍繞著三個方面的問題展開：①《辟韓》，《嚴復集》第1冊，第35頁。 第一，要不要變法。頑固派堅持「祖宗之法不可變」，洋務派雖然主張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但認為中國的封建制度和綱常名教是盡善盡美、不能改變的。維新派以進化論思想為武器，指出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都是不斷變化發展的，「變者，天下之公理也」①，所謂「祖宗之法」也勢必要隨著時代的發展而有所改變。他們以中國歷史上典章制度特別是清皇朝本身在軍事、外交等方面的變化為依據，對此進行了論證。他們還批評洋務派的主張是「變事」而非「變法」，指出洋務活動的歷史已經證明，洋務派所為並不能使中國走向富強。 第二，要不要變革封建的政治制度。頑固派與洋務派都要求維護封建的君主專制，反對提倡民權、實行君主立憲制度。頑固派認為興民權、設議院必將導致天下大亂，所以「民主萬不可設，民權萬不可重，議院萬不可變通」①。洋務派也說：「使民權之說一倡，愚民必喜，亂民必作，紀綱不行，大亂四起」，斷言「民權之說，無一益而有百害」②。維新派則援引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學說，並從中國歷史上先進的思想家那裡吸取了有益的養料，對封建的「君權神授」論進行了批判。他們宣傳「天賦人權」理論，指斥專制君王為竊國大盜、獨夫民賊，並指出封建的君主專制是中國貧弱的根源。他們認為，只有興民權、設議院、實行君主立憲，才能使「國家無難決之疑，言路無壅蔽之患，內政即清，外侮不作」③。 第三，要不要改變封建的教育制度。頑固派徹底排斥西學，堅決維護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洋務派雖然贊同採用西方的科學技術，但又特彆強調要把封建教育的主要內容即儒家的四書五經、封建的綱常名教作為立國之本，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維新派則批評科舉制「錮智慧、壞心術、滋游手」，是造成國家貧弱的重要原因④。他們要求改革封建的教育制度，廢八股、興學校，為國家培養有用之才，並認為「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⑤。 這次論戰，實質是資產階級思想與封建主義進行的第一次正面交鋒。通過論戰，開闊了知識分子的眼界，解放了人們的思想，造成了一個人人談維新、處處講變法的新局面，從而進一步促進了維新運動的高漲。但是，另一方面，維新派對封建文化給予了尖銳的批評，卻又奉孔子為教主；要求變革，卻只允許「漸變」，反對「突變」；提倡興民權，卻又懼怕和仇視人民的革命鬥爭，只是希望能夠讓資產階級和部分士紳參與政權，這說明他們自身與封建主義還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表現出維新派階級和時代的局限性。 ①梁啓超：《變法通議·論不變法之害》，《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8頁。①王仁俊：《實學平議》，《翼教叢編》卷3，第14頁。 ②張之洞：《勸學篇·正權》。 ③趙而霖：《開議院論》，《戊戌變法》第3冊，第195頁。 ④嚴復：《救亡決論》，《嚴復集》第1冊，40—44頁。 ⑤梁啓超：《變法通議·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0頁。 第三節　百日維新及其失敗 光緒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德國以巨野教案為藉口，出兵強占了膠州灣。清廷的腐朽統治引起了人民的不滿。在嚴重的民族危機激發下，維新運動迅速高漲。次月，康有為從上海趕到北京，第五次向光緒皇帝上書，指出中國已面臨被列強瓜分的危機，人民群眾的反抗活動也已威脅到清皇朝的統治，如若再不及時變法，則「皇上與諸臣，雖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與諸臣，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矣！」①此次上書由於工部尚書淞桂拒絕代呈，未能遞達光緒帝，但卻在北京的一些官員和士大夫中輾轉傳抄，後又在天津、上海公開見報，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光緒皇帝為了擺脫危機，並藉此掙脫慈禧太后的束縛而奪取實權，開始傾向支持康有為的變法要求。但恭親王奕等反對變法的守舊大臣，以「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得召見」為由，阻撓光緒帝召見康有為。於是，光緒帝只好命王大臣傳康有為「問話」。光緒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日（1898年1月24日），李鴻章、榮祿、翁同龢等五大臣在總理衙門召見了康有為。康有為再次闡明了變法的緊迫性，批駁了榮祿等人對變法的責難。帝黨首領翁同龢對康有為非常賞識。事後，翁向光緒帝做了匯報和舉薦。光緒帝下令對康有為的條陳要隨到隨送，不得阻攔扣壓，並命總署將康所著《日本變政考》、《大彼得變政記》等書進呈。 正月初七日（1月28日），康有為向總理衙門呈遞了上清帝第六書，即《應詔統籌全局折》，提出維新變法的政治綱領。他建議光緒帝效法日本，推行新政，並立即採取三項措施：「一曰大誓群臣以革舊維新，而采天下輿論，取萬國之良法；二曰開制度局於宮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為參與，將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曰設待詔所，許天下人上書。」①康有為希望能夠藉助皇帝的權力來推行維新變法，使維新派參與政權，改革政治制度，建立一個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聯合專政的君主立憲國家。在上書中，康有為的政治主張較之從前有所緩和，沒有再提興民權、設議院。這一方面是因為他看到反改革的勢力太大，為了減少阻力而不得不調整策略，轉而尊崇君權，「以君權變法」。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康有為及維新派在思想和行動上的軟弱性與妥協性。 光緒帝的態度，極大地鼓舞了維新派。他們聯絡發起的各種地區性學會如粵學會、關學會、閩學會、蜀學會等，相繼在京成立。光緒二十四年三月（1898年4月），康有為聯絡、發起並由御史李盛鐸出面組成了保國會，以「保國、保種、保教」為宗旨，準備在北京、上海設立總會，在各省、府、縣設立分會。他們發表演說，號召人們起來挽救危亡。此後，保浙會、保川會、保滇會等也相繼成立。維新派的活動再次遭到保守勢力的攻擊。御史文悌上折參劾，指責保國會「名為保國，實為亂國」。在守舊勢力的壓力下，許多人退會以避禍，甚至保國會的發起人李盛鐸也轉而攻擊保國會。在這種情況下，保國會成員銳減，在開了三次會之後，就被迫停止了活動。 隨著維新運動的高漲，帝、後兩黨的鬥爭也日趨激烈。光緒帝決定利用不斷高漲的維新運動來推行新政。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①《康有為上清帝第五書》，《戊戌變法》第2冊，第189—190頁。 ①《傑士上書匯錄》卷1，故宮博物院藏內府抄本。 11日），他頒布「明定國是」詔書，宣布變法。任命康有為參贊新政，並任命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在軍機處幫助主持變法事務。從這一天開始，到八月初六日（9月21日）變法失敗，歷時103天，史稱「百日維新」。在百日維新期間，維新派通過光緒帝頒布了一系列變法詔令，主要內容如下：1.經濟方面：設立農工商總局，保護工商業，獎勵發明創造；設礦務鐵路總局，修築鐵路，開採礦產；舉辦郵政，裁撤驛站；改革財政，編制國家預算。 2.政治方面：改革行政機構，裁汰冗員；提倡官民上書言事。 3.軍事方面：裁減舊式軍隊，訓練海陸軍，推行保甲制度。 4.文教方面：改革科舉制度，廢除八股文；設立學堂，學習西學；設立譯書局，翻譯外國新書；准許自由創立報館和學會；派留學生出國。 改革詔令的頒布，對於促進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傳播西方科學文化，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在變法詔令中沒有提到設議院、立憲法。不僅如此，康有為還勸說光緒帝在變法過程中應該「勿去舊衙門，而惟增置新衙門；勿黜革舊大臣，而惟漸擢小臣；多召見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賞以卿銜，許其專摺奏事足矣」。①然而儘管如此，變法還是遭到了頑固派和洋務派的阻撓。對於新政詔令，除湖南巡撫陳寶箴能夠認真執行外，其他各省督撫則大都推諉敷衍，甚至根本不予理睬。如兩江總督劉坤一和兩廣總督譚鍾麟，對變法期間「諭令籌辦之事，竟無一字復奏」，經電旨催問，劉坤一托稱「部文未到」，譚鍾麟則「置若罔聞」。由於頑固派和洋務派的抵制，變法詔令大都成了一紙空文。 在百日維新期間，變法和反變法的鬥爭非常激烈。在光緒帝下令變法第四天，慈禧太后就迫使他連發三道諭旨。首先，撤去支持變法的帝黨首領翁同龢的軍機大臣等一切職務，逐回原籍，使帝黨的力量大為削弱。其次，凡授任新職的二品以上的官員，必須到皇太后面前謝恩。這樣，本已歸政的慈禧太后又牢牢控制了用人權，使光緒帝無法重用維新派和支持變法的帝黨官員。第三，任命慈禧太后的親信榮祿署直隸總督（不久即改為實授），統領北洋軍隊，掌握了京、津一帶的兵權。與此同時，慈禧太后還加強了對頤和園和北京城內外的警戒，密切監視光緒帝和維新派的活動。 面對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守舊勢力的阻撓，光緒帝也曾試圖予以反擊。七月十九日（9月4日），他下令將反對改革、阻撓禮部主事王照上書的禮部尚書懷塔布、許應騤等六名官員一併革職。次日，任命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為軍機章京，賞四品卿銜，參與新政，加緊推行變法。此舉使守舊勢力大為恐慌，雙方鬥爭更加激烈。變法的反對者四處活動，或造謠生事，或向慈禧太后控告光緒帝，請求她重新垂簾聽政。慈禧太后也令人到天津與榮祿密謀。榮祿將聶士成部調至天津陳家溝，董福祥軍移駐北京長辛店。軍隊的異動，使局勢變得更為緊張。京、津一帶開始盛傳慈禧太后跟榮祿密謀，將乘光緒帝去天津閱兵時，以武力逼他退位。光緒帝感到事態嚴重，於是密令康有為等設法應付。維新派沒有群眾基礎，自身又毫無實力，在這緊要關頭，惟有痛哭失聲。最後，只好把希望寄託於袁世凱的支持和帝國主義的干涉。 ①梁啓超：《戊戌政變記》，《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一，第16頁。 袁世凱出於政治投機，加入過強學會，騙取了支持維新的名聲。此時，他統率著7000餘人裝備精良的新建陸軍。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維新派希望能夠爭取袁世凱，利用他掌握的軍隊，做最後的抗爭。在維新派的舉薦下，八月初一日（9月16日），光緒帝召見了袁世凱，賞以侍郎銜，專辦練兵事宜。初三日（18日）深夜，譚嗣同夜訪袁世凱，勸他誅殺榮祿，包圍頤和園，以解救光緒帝。袁世凱信誓旦旦地表示：「誅榮祿如殺一狗耳。」次日，慈禧太后突然從頤和園提前回宮，把光緒帝嚴密控制起來。初五日（20日），袁世凱在請訓後返回天津，向榮祿告密。第二天，慈禧太后已經「訓政」的消息傳到了天津，榮祿隨即派人進京，向慈禧太后報告了維新派「錮後殺祿」的計劃。慈禧太后立即囚禁了光緒帝，並下令搜捕維新派重要人物。百日維新失敗。 在維新變法運動期間，維新派對帝國主義抱有幻想，希望得到它們的支持。當時，英、美、日等國和俄國之間有矛盾，俄國支持慈禧太后，而英、美、日等國想拉攏光緒帝和維新派以對抗俄國，並乘機加強對清廷的控制。所以，它們曾插手維新運動，表示要「幫助」中國變法。維新派也主張聯絡英、日，以利用這些國家的支持。七月二十九日（9月14日），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到了北京，維新派對他此行寄予了厚望，準備聘其為變法顧問。然而，當伊藤博文發現變法敗局已定時，就無意再支持光緒帝和維新派。維新派請求外國公使出面干涉，也是毫無結果。政變發生後，康有為和梁啓超分別在英國和日本的幫助下，逃往國外。譚嗣同拒絕逃亡，表示：「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①八月十三日（9月28日），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楊深秀、康廣仁（康有為的弟弟）6人被殺害，許多贊成新政的官員被革職。變法新政，除設立京師大學堂外，全部廢止。 維新運動是由資產階級維新派領導的一次愛國救亡運動，它雖然失敗了，但在中國近代歷史上仍有著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維新派在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高舉救亡圖存的大旗，要求改革封建的社會制度，發展資本主義，使中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他們的政治實踐和思想理論，不僅貫徹著強烈的愛國主義激情，而且順應了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趨勢。 維新運動不僅僅是一場政治運動，而且還是一次資產階級文化運動。在維新運動期間，維新派著力傳播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學說和自然科學知識，宣傳天賦人權、自由平等觀念，批判封建君權，猛烈地衝擊了陳舊腐朽的舊文化。由於變法維新政治需要，由於新學的提倡和傳播，也導致了文藝領域的變革。「詩界革命」、「文體革命」、「小說界革命」、「戲劇改良」等相繼而起，形成廣泛的文藝革新運動。作為一次文化運動，在中國歷史的發展上，戊戌維新具有資產階級啟蒙運動的重要意義。以此為起點，資產階級文化打破了封建文化獨占文化陣地的局面，並發展成為主流，以儒學為中心的文化結構才發生了新的根本性的變化。 但是，維新派由於自身的軟弱與局限，完全脫離了廣大人民群眾，甚至把變法維新當作抵制人民革命運動的手段。他們反對引起社會巨大變動的革命，認為只要依靠封建皇帝自上而下地進行改革，就可使中國變成資本主義強國。他們也幻想以學習西方資本主義來消弭帝國主義的侵略陰謀，並試圖①梁啓超：《戊戌政變記》，《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一，第109頁。 從列強那裡尋求對變法的支持。這些就註定維新運動的必然失敗。而這場以和平手段對傳統體制進行改良的最終失敗，也暴露出清朝統治階級的腐朽與頑固。血的教訓使人們警醒，從而促使一部分人放棄改良，開始向革命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