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一卷） · 第七章　商辦企業的出現。新階級的產生。思想文化的變化

第一節　商辦企業的出現 在洋務派創辦近代企業的同時，中國社會還出現了一批商辦企業。這是近代中國民族資本主義企業的發端，也是中國社會經濟發生重要變化的一個標誌。這些企業主要是由一部分官員、地主、買辦、商人投資創辦的，也有一些是從原來的手工業工場、作坊採用機器生產轉化而來的，主要有船舶機器修造業、繅絲業、棉紡業、麵粉業、火柴業和印刷業等。據統計，自同治年間到光緒二十年，除繅絲業外，約有80個企業①。 船舶機器修造業。創辦較早、規模較大的是上海發昌機器廠。同治五年（1866），方舉贊初創時為打鐵作坊，僅有打鐵爐一座。同治八年（1869），採用車床。原為外商船塢鍛造修配輪船的零件，到光緒二年（1876），已能自造輪船和生產輪船機器、車床、汽錘等機器產品。由於業務發展迅速，光緒十年左右，擁有車床、鑽床近20台，工人300人。中日甲午戰爭後衰落，光緒二十六年（1900）賣給外商耶松船廠。另外一家規模較大的企業是上海均昌船廠，其初期業務只限於修理船隻。由於經營管理較好，生產效率較高，業務發展迅速，從光緒八年到十年（1882—1884）先後製造了6艘輪船，技術水平比較先進。但這家企業後來也被耶松船廠兼併。 繅絲業。機器繅絲業最早出現在手工繅絲比較發達的廣東地區。同治十二年（1873），華僑商人陳啟源在廣東南海縣設立第一家機器繅絲廠——繼昌隆繅絲廠，以蒸汽機為動力，雇用女工六七百人，產絲精美，行銷歐美，獲利優厚。兩年後，南海又建立4家機器繅絲廠。到光緒七年（1881），廣州、順德、南海等地陸續增加到10家。其後，廣東機器繅絲業發展迅速，中法戰爭後，僅廣州一地就有繅絲廠五六十家。光緒七年，浙江絲商黃宗憲在上海建立公和永繅絲廠，開辦時有絲車100部，後來發展到858部。到光緒二十年（1894），上海又相繼建立了5家繅絲廠，其中規模較大的坤記絲廠資本為24萬兩。這些絲廠受到外商的擠壓，生產情況不如廣東。 棉紡業。在光緒二十年中日戰爭以前，中國創辦的近代機器棉紡織廠和機器軋花廠很少。光緒十二年（1886），買辦商人嚴信厚在寧波建立通久源軋花廠，有40台新式軋花機，雇用工人三四百人。光緒十七年到十九年（1891—1893），上海又相繼成立了棉利、源記、廣德泰和禮和永4家軋花廠，武漢也成立了昌記軋花廠。軋花兼紡紗的工廠，是唐松岩於光緒十三年（1887）在上海創辦的華新紗廠（初名軋花紡紗新局），有紗錠約7000枚，布機50台。光緒十九年（1893），安徽商人朱鴻度創辦上海裕源紗廠，於次年開車，紗錠2.5萬枚。緊接著又有人創辦了裕晉紗廠、大純紗廠，嚴信厚也在寧波設立了通久源紗廠。此外，重慶、鎮江、廣州等地也在醞釀建立棉紡廠。麵粉業。光緒四年（1878），輪船招商局會辦朱其昂在天津成立了貽來牟機器磨坊，雇用工人約30人，每年可獲利銀六七千兩。此後，陸續創辦了上海裕泰恆火輪面局、福州機器麵粉廠、北京機器磨坊等，規模與貽來牟機器磨坊差不多。 ①嚴中平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1840—1894）》下冊，第1442、1446、1624、1639頁。火柴業。中日甲午戰爭以前，天津、上海、重慶、廣州等地創辦火柴廠約有十餘家。其中如天津自來火公司，由官紳楊宗濂、買辦吳懋鼎等人成立於光緒十二年（1886），資本1.8萬兩。光緒十七年，因失火廠房被焚。隨即公開集股重建，資本增至4.5萬兩，聘請英、俄商人幫同管理帳目、購買機器。光緒十六年前後，上海成立了燮昌火柴公司，資本5萬兩，職工約800人，所使用化學原料從歐洲輸入，木梗、箱材及紙使用日貨，日生產火柴20餘箱，但質量較差。 印刷業。商辦機器印刷業主要集中在上海，廣州、杭州、北京等地也陸續辦了一些工廠。其中較有影響的，是光緒八年（1882）徐鴻復、徐潤在上海設立的同文書局。同文書局有石印機12架，雇用職工500人，主要影印古籍，如《二十四史》、《古今圖書集成》等。光緒二十四年（1898），同文書局停辦，徐潤復設立廣百宋齋，為鉛字印刷。 此外，玻璃製造、製糖、制茶、造紙等商辦企業，也在上海、福州、台灣等地設立。 從同治年間到光緒二十四年中日戰爭前，歷時20多年，在中國陸續出現了近代商辦企業。這些企業主要是日用輕工業，一般規模較小，資本大都在10萬元以下，有的只有幾千元，設備簡陋，技術落後，比起外資企業和官辦企業，力量是微弱的。但有了這些商辦企業，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業就出現了。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裡，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很困難。外國資本主義國家及其在中國開設的企業，在中國大量推銷商品，掠奪原料，跟中國民族資本企業競爭。中國民族企業不僅在原料來源和產品銷售市場方面受到巨大壓力，而且經常受到外國資本吞併的威脅。同時，中國民族企業在機器、技術等方面都依賴外國，有的還依靠外國勢力的「保護」。清廷對民族企業不但不予扶植，而且從各方面束縛了它的發展。在中日甲午戰爭以前，商辦企業始終沒有取得清廷的正式承認，在設廠、經營和產品銷售方面，沒有法律保障，完全聽任官吏隨意處置。例如，光緒七年（1881），廣東南海知縣徐賡陛即以「各省制辦機器，均系由官設局，奏明辦理，平民不得私擅購置」，以及機器繅絲廠「男女混雜，易生瓜李之嫌」、「奪人之生業」為由，查封各處繅絲廠。許多地方官吏還對商辦企業加重徵收稅捐，敲詐勒索，大大加重了這些企業的負擔。在外國資本主義和國內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下，中國民族資本主義企業的發展困難重重。許多企業為了生存，不是依靠外國勢力的「保護」，就是尋求封建勢力的支持。這就決定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同外國資本主義、本國封建勢力既存在矛盾的關係，又存在依賴的關係；既有其社會歷史進步性，又具有先天的軟弱性。 第二節　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產生 近代工業在中國的出現，使中國產生第一批近代產業工人。這是早期的中國無產階級。此後，隨著中國資本主義的出現，資產階級也產生了。 中國早期的無產階級，從鴉片戰爭後英、美、法等國在沿海通商口岸非法設立船塢、工廠的時候，就開始產生了。當時，一部分破產的農民和手工業工人，受僱於外國資本家。同治以後，在洋務派舉辦的軍用工業、民用工業和在民族資本的企業中，產生了更多的產業工人。產業工人的人數，除碼頭工人無法統計以外，到光緒二十年中日甲午戰爭前，約有10萬人。其中，外國資本企業中的工人約占35％，洋務派舉辦的軍用工業、民用工業的工人約占37％，民族資本企業的工人約占28％。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裡，中國無產階級的產生要比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早了近30年。中國無產階級還具有比較集中的特點。當時在中國出現的近代企業，大都集中在上海、漢口、廣州等一些通商口岸，因此，在這些地區產業工人相對集中。據估計，上海、漢口、廣州三地的工人約占全國工人總數的76.7％，其中上海一地即占46.4％。此外，從產業類別上看，工人相對集中在機器繅絲業、船舶修造與機器鐵工業、軍用工業、軋花業與棉紡織業、採礦業等，約占全國工人總數的68％①。據統計，在中日甲午戰爭以前，500工人以上的廠礦有39家，其中外國資本經營的企業11家，洋務派經營的企業13家，民族資本經營的企業15家，最大的企業雇用工人達三四千人。在這39家企業中，工人人數總計約有5.713萬至6.22萬人，約占全國工人總數的一半以上。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生長的中國無產階級，身受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資本主義、封建主義的三重壓迫和剝削，其嚴重性和殘酷性在世界上是很少有的。他們的工資很少，而且常被任意拖欠，或被藉故罰款剋扣，很難維持自身的生活。他們的勞動時間很長，隨時受監工、工頭的任意打罵和處罰。工廠的勞動條件惡劣，沒有衛生設備和安全保護，工傷事故經常發生。工人連最低限度的自由都沒有，過著十分痛苦的生活。 中國無產階級在極端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下，進行了英勇頑強的反抗鬥爭。中國工人最早反對外國資本家剝削壓迫的，是同治七年（1868）上海美商耶松船廠工人的罷工。光緒五年（1879），這個工廠的工人因工頭剋扣工資進行罷工。同年，上海英商祥生船廠的工人因外籍監工毆打工人舉行罷工。光緒九年（1883）和十六年（1890），上海江南製造總局的工人反對延長勞動時間，發動罷工。光緒十七年（1891），開平煤礦工人反對外國工程師欺壓工人，展開了大規模的反壓迫鬥爭，迫使外籍技師一度離礦。這個時期，工人的罷工鬥爭主要還只是經濟鬥爭，說明中國無產階級還處在早期階段。 在中國無產階級出現之後，隨著中國資本主義的發生和發展，也產生了中國資產階級。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主要是由那些投資於官督商辦、官商合辦及商辦企業的一般商人、買辦、地主和官員轉化而來，有一些則是由採用機器生產的手工工場主轉變而來。例如，創辦南海繼昌隆繅絲廠的陳啟沅，是在南洋經商多年的華僑商人；在上海創辦公和永繅絲廠的黃佐卿，是經營絲①孫毓棠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輯下冊，第1202頁。 業多年的商人；創辦上海裕源紗廠的朱鴻度，是安徽巨商、浙江牙厘局總辦；在天津創辦貽來牟機器磨坊的朱其昂，官至道員，曾代理津海道，死後詔贈光祿寺卿；創辦天津自來火公司的楊宗濂是曾任直隸通永道的淮系官員，吳懋鼎是滙豐銀行的買辦；在上海創辦源昌機器五金廠、源昌碾米廠、源昌繅絲廠的祝大椿，是怡和洋行的買辦；創辦上海發昌機器廠的方舉贊，則是打鐵作坊主。他們當中不少人在官府機構中取得一定的官職頭銜，或在農村占有相當數量的土地，具有亦商亦官或亦商亦紳的多重身份。 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和本國封建勢力、外國資本主義之間，既有無法避免的矛盾，又有著切不斷的聯繫。因此，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一方面具有反對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和本國封建壓迫的要求，希望中國能夠獨立富強，為民族資本主義的順利發展提供條件；另一方面又具有對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勢力的妥協性，是一個帶有兩重性的階級。 第三節　思想文化的變化 隨著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原來地主階級改革派要求變法和學習西方以抵禦侵略的思想，在同治、光緒年間，發展成為維新思潮。它的早期代表人物，主要有王韜、薛福成、馬建忠、鄭觀應等。王韜（1828—1897），號紫銓，江蘇長洲（今吳縣）人，主要著作有《弢園文錄外編》。薛福成（1838—1894），字淑耘，江蘇無錫人，他的著作經後人編為《庸盦全集》。馬建忠（1844—1900），字眉叔，江蘇丹徒人，著有《適可齋記言》等書。鄭觀應（1842—1922），號陶齋，廣東香山（今中山市）人，著有《盛世危言》等書。 鄭觀應等人的思想，主要是：（1）反對外國侵略，維護國家主權。早期維新思想家對西方列強的侵略，中國民族危機不斷加深，憂心忡忡，擔心這是心腹之患，將來要弄到「國幾不國」的地步。他們譴責外國侵略者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指出不平等條約所規定的片面最惠國待遇、領事裁判權、協定關稅等條款，損害了中國主權，給中國造成無窮的後患。（2）要求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反對清廷限制工商業的政策。他們批評洋務派所辦的官督商辦企業是「官有權，商無權」，「官督商辦勢如虎」，主張大力發展民族工商業，將厘金合併於關稅，保護關稅，以便於跟外國資本主義競爭。鄭觀應打破了「重農抑商」的傳統封建思想，提出「商戰」的口號。他認為，「欲制西人以自強，莫如振興商務」，並強調發展本國的機器工業，把「商戰」建立在發展工業的基礎上，把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作為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的出路。「商戰」論具有反侵略的愛國的積極意義。（3）提出政治改革的主張。王韜、鄭觀應等人介紹西方國家「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三種政治制度，認為「君主者權偏於上，民主者權偏於下，君民共主者權得其平」①，主張在中國推行「君民共主」制，仿效西方國家設立議會。鄭觀應說：中國如實行「君民共主」、議會制，就能夠達到「天下有公是非，亦即有公賞罰，而四海之大，萬民之眾，同甘共苦，先憂後樂，若理一人，上下一心，君民一體，尚何敵國外患之敢相陵侮哉？」②雖然他們對議會、民主等還不能從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制度本來意義上去理解，但是在反對君主專制制度和初步介紹西方資產階級政治學說方面，擺脫了洋務派思想的窠臼，反映了新興資產階級的政治要求，具有進步性。 早期維新思想家並沒有形成系統的理論，也沒有形成政治運動。這是資產階級力量還處在微弱時期的表現。他們雖然從洋務派中分化出來，但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又都不能擺脫與洋務派的聯繫。 鴉片戰爭以後，較早提出學習西方自然科學的是馮桂芬。他在咸豐十一年（1861）寫成的《校邠廬抗議》中，認為「算學、重學、視學、光學、化學等，皆得格物至理」，而「一切西學皆從算學出」，因而主張「采西學」。同治年間有了洋務派舉辦的企業和民族資本企業以後，中國科學家李善蘭等才對西方近代科學作了系統的接受和傳播。西方近代科學是以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開始而大踏步前進的。後來，由笛卡兒（RenéDescartes）制定了解析幾何，耐布爾（JohnNapier）制定了對數，萊布尼茨（GottfriedWil－helmLeibniz）和牛頓制定了微積分。在剛體力學方面，牛頓在刻卜勒（Johannes①鄭觀應：《盛世危言·議院下》，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第316、313—314頁。Kepler）所發現的行星運動規律的基礎上，從物質普遍運動規律的觀點進行了概括，提出了萬有引力定律。對於近代科學中這些最基本的偉大成就，李善蘭通過翻譯和論述的形式幾乎是全面地介紹到中國來。李善蘭和英國傳教士偉烈亞力等人合作，先後譯書7種，如接續翻譯明末徐光啟等未譯完的古希臘數學家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後9卷，英國物理學家胡威立（W.Whowell）的《重學》，英國天文學家赫歇爾（F.W.Her－schel）的名著《天文學綱要》，取名《談天》等。李善蘭（1810—1882），字壬叔，浙江海寧人，對數學造詣頗深，著有《則古昔齋算學十四種》。所著《方圓闡幽》，已獨立地達到了微積分的初步概念。他與人合譯的《代數學》、《代微積拾級》，分別是關於符號代數學、解析幾何和微積分的第一個譯本，所創譯的「代數」、「微分」、「積分」數學名詞，至今沿用。李善蘭堅持按照自然界的本來面貌來認識自然界，反對以自己的主觀臆想強加於自然界。這種嚴格的科學態度，閃耀著唯物主義的光輝。他的譯介西方近代科學著作，具有鮮明的愛國思想，他在《重學》的序言中說：「今歐羅巴各國日益強盛，為中國邊患。推其原故，制器精也。推原制器之精，算學明也。..異日人人習算，制器日精，以威海外各國。」 跟李善蘭同時的科學家有華蘅芳、徐壽等。華蘅芳（1833—1902），字若汀，江蘇金匱（今屬無錫市）人，數學家。著有《行素軒算稿》6種，共23卷。他與西方人士瑪高溫、傅蘭雅（J.Fryer）等合譯西方科學著作12種，內容包括數學、動物、地學、軍事、氣象等方面，其中關於數學的7種。華蘅芳不懂外文，瑪高溫對中文僅勉強可通，譯書難度很大。但他不畏艱難，不辭勞苦，一絲不苟地力求把書譯好。他在《金石識別》的序言中追憶譯書過程的情景說：「挾書卷，袖紙筆，徒步往來，寒暑無間，風雨不輟。汗不得解衣，咳不得涕吐，病困疲乏，隱忍而不肯休息者，為此書也。唯是日獲數篇，奉如珍寶。夕歸自視，訛舛百出，塗改字句，模糊至不可辨，則一再易紙以書之，不知手腕之幾脫也。每至更深燭跋，目倦神昏，掩卷就床，嗒焉若喪。而某金石之名，猶來縈擾於夢魂之中，而驅之不去。此中況味，豈他人所能喻哉！」徐壽（1818—1884），字雪村，江蘇無錫人，化學家。同治六年（1867）以後，他一直在江南製造總局翻譯館擔任編譯工作，共譯書12部。其中化學著作占大多數，也涉及物理、機械製造等方面，影響較大的有《化學鑒原》和《西藝知新》兩書。徐壽譯書時，遇到如何統一化學元素譯名的難題。他創造了取西文第一音而造新字的原則，許多元素如鈉、鉀、錳、鎳、鈷、鋅、鈣、鎂等，都是依此原則新造的，一直沿用至今。徐壽還曾和華蘅芳試製木質輪船，長50餘尺，每小時能行40餘里，取名「黃鵠」。這是中國人最早自製的輪船。光緒元年（1875）左右，徐壽在上海創辦格致書院，開始化學實驗的演示工作。徐壽是一個有唯物主義思想傾向的科學家，反對鬼神迷信，提倡「以實事實證引進後學」的學風。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歷史條件下，中國雖也出現了個別優秀科學家，但沒有發展的近代工業的支持，他們還不能對歷史的前進起較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