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一卷） · 第六章　外國的經濟侵略和官員的洋務活動

第一節　外國的經濟侵略 兩次鴉片戰爭以後，西方列強仗恃著他們從不平等條約中所攫取的種種特權，爭著對中國進行經濟侵略。海關總稅務司成立後，總稅務司一職長期由英國人赫德（RobertHart）等擔任，掌握了行政、用人大權；各口稅務司和海關的高級職員也都由外國人充任。如同治十二年（1873）海關行政部門共有93名外國人，其中英國人58名，美國人8名，法國人12名，德國人11名，其他國家人4名。由於關稅在清廷的歲入中比重逐漸增長，因而海關總稅務司的地位日益重要，對清廷的影響也日益增強。 外國資產階級把中國當作商品的銷售市場和榨取原料的基地。他們推銷的商品，品種繁多，據鄭觀應在《盛世危言》中說：「大宗有二：一則曰鴉片，每年約耗銀三千三百萬兩；一則曰棉紗、棉布，兩種每年約共耗銀五千三百萬兩。此盡人而知為巨款者也。不知鴉片之外又有雜貨，約共耗銀三千五百萬，如：洋藥水、藥丸、藥粉、洋菸絲、呂宋菸、夏灣拿煙、俄國美國紙捲菸、鼻煙、洋酒、火腿、洋肉鋪、洋餅餌、洋糖、洋鹽、洋果乾、洋水果、咖啡，其零星莫可指名者尤夥。此食物之凡為我害者也。洋布之外，又有洋綢、洋緞、洋呢、洋羽毛、洋漳絨、洋羽紗、洋被、洋毯、洋氈、洋手巾、洋花邊、洋鈕扣、洋針、洋線、洋傘、洋燈、洋紙、洋釘、洋畫、洋筆、洋墨水、洋顏料、洋皮箱篋、洋磁、洋牙刷、洋牙粉、洋胰、洋火、洋油，其零星莫可指名者亦夥。此用物之凡為我害者也。外此更有電氣燈、自來水、照相玻璃、大小鏡片、鉛、銅、鐵、錫、煤斤、馬口鐵、洋木器、洋鐘錶、日規、寒暑表，一切玩好奇淫之具，種類殊繁，指不勝屈。此又雜物之凡為我害者也。以上各種類皆暢行各口，銷入內地，人置家備，棄舊翻新，耗我資財，何可悉數。」①在品種繁多的進口貨中，以鴉片和棉紡織品為最大宗。同治九年到十三年（1870—1874）的五年平均數，鴉片為2598.7萬海關兩，占進口貨總值6886.9萬海關兩的39.2％；棉紡織品為2145.1萬海關兩，占進口貨總值的32.2％。鴉片居於首位。經過20年的發展，到光緒二十年（1894），進口貨總值增加到14423.3萬海關兩，增加了109.4％。其中鴉片為2994.7萬海關兩，占進口貨總值的21.1％；棉紡織品為4965.3萬海關兩，占進口貨總值的35.3％。棉紡織品上升為首位，鴉片下降為第二位。這表明外國對華進口貿易的性質從資本原始積累的性質向現代資本主義性質過渡。②外國售價低廉的棉紗、棉布的大量進口，破壞了中國的手工棉紡織業，也使得中國手工棉紡織業者大量失業。其他手工業也相應遭到機制洋貨的破壞。鄭觀應在《盛世危言》中慨嘆說：「洋布、洋紗、洋花邊、洋襪、洋巾入中國，而女紅失業。煤油、洋燭、洋電燈入中國，而東南數省之桕樹皆棄為不材。洋鐵、洋針、洋燈入中國，而業冶者多無事投閒。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勝枚舉。所以然者，外國用機制，故工致而價廉，且成功亦易。中①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第586—587頁。 ②嚴中平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1840—1894）》下冊，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68—1169頁。國用人工，故工笨而價費，且成功亦難。華民生計，皆為所奪矣！」①這一時期，中國對外出口主要還是農產品，以茶葉和生絲為最大宗，其他還有牛皮、草帽緶、豆類、棉花等。由於茶、絲在國際市場上受到印度、日本等的競爭，出口呈現下降。同治九年到十三年（1870—1874）五年平均數，茶葉出口值為3515.3萬海關兩，生絲出口值為2572.3萬海關兩，而光緒十六年到二十年（1890—1894）五年平均數，茶葉出口值下降為2921.8萬海關兩，生絲出口值下降為2412.1萬海關兩。其他出口貨如棉花、豆類、牛皮、草帽緶等，雖有顯著增加，但售價低廉，只是為外國資本主義提供原料而已。在中國的出口貿易中，幾乎全被外國洋行所控制，農產品和原料受到外國商人的壓價掠奪。 為了便於在中國傾銷商品和從中國輸出原料，西方列強還在中國經營輪船航運業。同治元年（1862）美國旗昌洋行設立了第一家專業輪船公司，其後英國太古、怡和兩家輪船公司相繼成立。這些輪船公司勢力擴張很快，壟斷了中國沿海和內河的航運，不僅嚴重打擊了中國舊式帆船運輸業，而且阻礙了中國新式航運業的發展。這一時期，外資工廠也逐漸增多起來。其中大多數是為了發展他們在中國的航運業而辦的船舶修造業，以及為了掠奪中國原料而經營的各種加工工業，如磚茶、繅絲、軋花、製糖、打包等工廠。此外，為了在中國利用廉價的原料和勞動力，就近銷售於中國市場，還建造了火柴、造紙、肥皂、製藥、紙菸等工廠。到了光緒二十年（1894），外國資本主義國家在中國設立的工廠至少已有100多家，成為壓迫和阻礙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一種勢力。 外國資本主義勢力在對中國進行經濟侵略的過程中，還陸續在中國設立銀行。早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英國便在上海設立了東方銀行（又名麗如銀行），這是外國在中國開設的第一家銀行。到光緒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戰爭以前，外國在中國開設的銀行逐漸增多。其中主要有：同治四年（1865），英國分別在香港、上海設立的滙豐銀行，是外國在中國資本最為雄厚的金融機構；光緒十六年（1890），德國在上海設立的德華銀行；光緒十九年（1893），日本在上海設立的正金銀行；光緒二十年（1894），法國在上海設立的東方匯理銀行等。此外，俄國也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在中國設立華俄道勝銀行。這些銀行在中國吸收存款，發行紙幣，經營國內外匯兌，並貸款給清廷，操縱中國的金融市場，成為資本主義各國對中國進行經濟侵略的重要機構。 外國資本主義在中國經濟勢力的擴大，加深了中國的半殖民地化程度。 ①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第715頁。 第二節　洋務派的出現 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清廷向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屈服，出現了所謂「中外和好」的局面。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在勾結外國侵略者鎮壓太平天國的過程中，看到了西方堅船利炮的重大作用，於是對其大加讚賞。曾國藩說，火輪船「可以剿發逆，可以勤遠略」，為「今日救時之第一要務」，除向外國購買船炮，還要自己製造①。李鴻章認為，「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山西人之上，獨火器不能及」②，因而必須購買外國槍炮，設局製造槍炮，「以資攻剿」。奕也說，「自強之術，必先練兵」。這表明在一部分官員中逐漸認識到要保持清朝的統治，必須在軍事上和工業技術等方面，向西方資本主義學習，創辦新式軍事工業。 在洋務活動興起之際，咸豐十一年（1861），馮桂芬寫成了《校邠廬抗議》一書。他在書中明確提出「采西學」、「制洋器」的主張，認為對西方國家「始則師而法之，繼則比而齊之，終則駕而上之，自強之道，實在乎是」。他還提出一條興辦洋務的宗旨，即「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這一宗旨，不僅成為興辦洋務的指導思想，而且成為後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思想的濫觴。 主張舉辦洋務的官員中，清廷中樞有恭親王奕和軍機大臣桂良、文祥，地方總督、巡撫有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和張之洞等。由於他們在興辦洋務的問題上，思想主張基本一致，在清廷內部形成了一個勢力相當強大的派別，被稱為「洋務派」。 洋務派興辦洋務的活動，受到清廷一些大臣和士大夫的反對。他們以理學權威自命，恪守「祖宗成法」和「聖人古訓」，故步自封，排斥新思想、新事物，以為封建制度及其倫理綱常盡善盡美。這部分人被稱為守舊派或頑固派，代表人物有大學士倭仁、徐桐、李鴻藻等。 在興辦洋務過程中，洋務派和守舊派既有共同之處，又存在著嚴重的意見分歧。洋務派興辦洋務的指導思想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所謂「中學為體」，也就是維護封建制度和綱常名教。在這個根本問題上，兩派意見一致，沒有分歧。兩派的分歧點在於「西學為用」，也就是要不要學習西方的近代科學技術，舉辦機器製造工業，以資「求強」。在同治五年（1866）奕等人建議在同文館添設天文算學館，招收翰林、進士、舉人、貢生及科舉正途出身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入館學習；光緒六年（1880）劉銘傳建議修築鐵路等問題上，都遭到守舊派的激烈反對。倭仁認為，「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甚至主張「以忠信為甲冑，禮義為干櫓」①。在守舊派的心目中，以孔孟儒學為代表的「中學」是萬古無弊的「聖道」，能夠解決治國平天下的一切問題，而西學只不過是「夷族蠻邦」的「奇技淫巧」，不用學習，更不能「用夷變夏」。守舊派反對學習西方的近代科學技術，阻礙了洋務事業的順利興辦。 ①《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4，第10—11頁。 ②《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25，第9頁。 ①《洋務運動》第2冊，第30頁。 第三節　軍用工業和新式海陸軍的建立 洋務派用力最多的，是建立軍用工業。還在鎮壓太平天國的時候，咸豐十一年（1861），曾國藩就在安慶建立「安慶內軍械所」，以手工生產仿製「洋槍洋炮」，並製造了一艘木殼輪船。同治元年（1862），李鴻章在上海設立「上海洋炮局」，手工鑄造炮彈。次年，李鴻章又委派英國人馬格里（H.Macartney）在松江附近設廠製造彈藥。清軍攻陷蘇州後，李鴻章命馬格里將該廠遷至蘇州，添置一些機器，設立「蘇州制炮局」。這是洋務派興辦新式軍用工業的開端。 從同治四年（1865）江南製造總局設立到光緒二十一年（1895）中日甲午戰爭結束，30年間，洋務派設立的規模大小不等的軍用工業共21個。其中由清廷中樞直接撥款、規模較大的有4個，即江南製造總局、金陵機器局、福州船政局和天津機器局。各省督撫也紛紛自籌經費興辦軍用工業，但大都是中小型的，只有張之洞創辦的湖北槍炮廠規模較大。 江南製造局建於同治四年（1865）。是年，李鴻章購買上海虹口的美商旗記鐵廠，又將上海洋炮局併入，並增添由容閎經手從美國購買的機器設備，合組成江南製造總局。同治六年（1867），該局由虹口遷至上海城南高昌廟。此後規模逐漸擴大，先後設立了機器廠、輪船廠、槍廠、炮廠、炮彈廠、水雷廠、煉鋼廠、栗色火藥廠、無煙火藥廠等16個分廠，還附設了學堂、翻譯館等，成為一家綜合性近代軍用工業。其主要產品有槍支、大炮、彈藥、水雷、輪船、鋼材等，都由清廷調撥，分發各地駐軍。江南製造總局由於在資金經費方面得到清廷的大力支持，因此不論生產設備和技術力量，都是當時國內最大的兵工廠。 金陵機器局，也稱金陵製造局。同治四年（1865），李鴻章署理兩江總督，將馬格里主持的蘇州洋炮局隨遷南京，改稱金陵機器局。其規模計有機器廠3處，翻沙、熟鐵、木作車間各2處，還有火箭局、火箭分局、洋藥局、水雷局及烏龍山暫設炮台機器等，主要生產彈藥、槍支和大炮，產品大都供應李鴻章的淮軍和天津大沽炮台。在清廷直屬的4個大型軍用工業中，金陵機器局規模最小，「所出槍炮無多」，它為大沽炮台所造的大炮在演放時一再爆炸，質量低劣。 福州船政局，又名馬尾船政局，是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任閩浙總督時向清廷建議設立的。由法國人日意格（P.Giquel）、德克碑（P.D』Aiguebelle）主持建廠和造船，還雇用幾十名法國工匠。籌建不久，左宗棠調任陝甘總督，赴任前向清廷推薦前江西巡撫沈葆楨任總理船政大臣。船政局設有轉鋸廠、大機器廠、水缸廠、木模廠、鑄鐵廠、鐘錶廠、銅廠、儲材廠、拉鐵廠、錘鐵廠、鐵脅廠及船塢一座，並附設船政學堂，是一個設備比較完備的造船工廠。同治八年（1869），船政局造成的第一艘輪船「萬年清」號下水。到同治十三年（1874），該局共造大小輪船15艘。因合同期滿，日意格及一部分法國工匠被辭退，有關船隻的設計施工由船政學堂培養出來的人員主持。由於經費短缺，生產困難，加以光緒十年（1884）中法戰爭中遭到破壞，到光緒二十一年（1895），20年中共造兵船19隻。船政局在造船過程中，技術上逐漸有所提高。最初只能造150馬力以下的木殼船，到光緒十三年（1887）造成了第一艘鐵甲船，輪機也由舊式單機改成複合機，馬力由150增至2400。福州船政局在中國近代造船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天津機器局，是華北地區第一個官辦軍用工業。同治五年（1866），恭親王奕奏准在天津設局製造軍火。次年，清廷委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主持籌建。同治九年（1870）發生天津教案，崇厚出使法國，李鴻章接任直隸總督，兼管該局事宜。經過逐年擴充，天津機器局分設東西兩處。東局設在城東賈家沽，主要製造火藥、洋槍、洋炮、各式子彈和水雷，附設有水師、水雷、電報學堂；西局設在城南海光寺，以製造軍用器具、開花炮彈為主，兼製造各種炮車器具、電線、電機等。所生產軍火，主要供應淮系水陸各軍。在光緒二十六年（1900）八國聯軍侵略戰爭中，遭到嚴重破壞。 湖北槍炮廠，是湖廣總督張之洞在光緒十六年（1890）建於湖北漢陽。 光緒十九年（1893）初步建成，次年廠房因火災被焚，甲午戰爭以後才得以修復，主要生產槍、炮、子彈、火藥等。 洋務派在同治四年以後創辦的近代機器軍用工業，完全是官辦的。經費主要來自海關關稅、厘金、軍餉等。所生產的軍火直接調撥裝備湘、淮軍及各省軍用，不是為進入市場交換而生產。這些官辦的軍用工業具有濃厚的封建性。所有局廠不但要受總督、巡撫的控制和監督，而且還要受總理衙門的節制。企業類同官府衙門，成為當權者安插親朋故舊的地方。人員冗濫，甚至掛名領取乾薪，營私舞弊，管理混亂，腐敗現象嚴重。洋務派興辦的軍用工業儘管具有封建性、落後性，但它畢竟在中國開了近代機器工業的先河，實行了僱傭勞動的形式，存在著資本主義性質的因素，客觀上對中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資本主義民用企業的產生，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洋務派在興辦軍用工業的同時，還訓練新式陸軍和建立新式海軍。 訓練新式陸軍的起步，是整頓八旗、綠營。咸豐十年十二月（1861年1月），奕等人的奏摺中即提出「自強之術，在於練兵」。咸豐十一年十二月（1862年1月），清廷批准了練兵章程。隨即成立了神機營，並從京營八旗挑選精壯兵丁，演練洋槍洋炮和「洋人陣式」。同治三年（1864），神機營在這支隊伍的基礎上加以擴充，建立了「威遠隊」，成為一支擁有5000餘人，融馬隊、步兵、炮兵於一體的洋槍隊。同治五年（1866），總理衙門大臣奕等從綠營中挑選精壯兵丁，按湘、淮軍營制、營規編練軍隊，共選練六軍，15000人，稱為「練軍」。到光緒二十年（1894），全國絕大多數省份都相繼建立了練軍。此外，李鴻章的淮軍和左宗棠部湘軍也都較普遍使用外國新式武器。這些軍隊大都聘用英、法、德等國軍人，按西方操典演練隊列陣式。 除整編陸軍外，洋務派還籌建新式海軍、整頓海防。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侵略中國台灣，清廷以賠款作為日本撤兵的條件，於是籌辦海防、海軍的建議隨之興起。經過籌劃，光緒元年四月（1875年5月），清廷任命直隸總督李鴻章和兩江總督沈葆楨分別督辦北洋、南洋海防事宜，開始了近代海軍的籌建。在南洋、福建、北洋三支水師中，南洋水師起步較早，但發展緩慢，到光緒十年（1884）中法戰爭爆發前夕，共擁有艦艇14艘，除福州船政局、江南製造總局所造外，余均購自英、德兩國。福建水師是在福州船政局所造的部分艦船的基礎上形成的，共有艦艇11艘，其中9艘為船政局自造，2艘購自英國。中法戰爭時，福建水師在馬尾港內遭法國軍艦的突然襲擊，幾乎全軍覆沒。北洋水師於光緒元年籌建，起步較晚，但發展迅速，到光緒十年已擁有艦艇14艘，初具艦隊規模。光緒十一年（1885）中法戰爭後，清廷成立海軍衙門，委派醇親王奕為總理海軍事務大臣，慶郡王奕、直隸總督李鴻章為會辦大臣。海軍衙門成立後，貫徹先發展北洋水師的方針。到光緒十四年（1888），北洋水師正式成軍，各類艦船基本具備，共有25艘。艦艇主要購自英國、德國，聘請英國海軍軍官為總查，按新式海軍編制訓練，並參照英國的規章制訂了《北洋海軍章程》。李鴻章還先後在旅順口、威海衛等地布置防務，修築炮台、船塢，成為北洋海軍的兩大基地。光緒十四年以後，北洋水師未再增添新式艦艇。這支苦心經營的海軍，在光緒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戰爭中全軍覆沒。 第四節　官督商辦民用企業的興辦 洋務派為了供應軍用工業需要的原料、燃料和運輸，並受到外貨傾銷、外資優厚利潤的刺激，從同治末年開始，便陸續創辦資本主義工礦業和交通運輸業。到光緒二十年（1894），共創辦民用企業20多個。這些企業，只有少數是官辦，大多系官督商辦。所謂官督商辦，即在官府監督下，招徠社會上的私人資金，創辦民用企業，以解決清廷由於財政拮据，難以籌撥企業所需的巨額資金。此外，有個別民用企業採取官商合辦的形式。在這些民用企業中，規模較大的有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電報總局、漢陽鐵廠、上海機器織布局、湖北織布官局等。 輪船招商局於同治十一年（1872）在上海創立，是這類企業中興辦最早規模最大的一個。創辦之初，李鴻章令浙江海運委員朱其昂主持局務。由於招募商股困難，籌辦半年，實際資本還不到20萬兩，其中12.3萬兩系貸借官款，加以朱其昂又不善於經營新式航運，遂於次年進行改組。輪船招商局改組後，由買辦唐廷樞任總辦，買辦徐潤，洋務官員盛宣懷，舊式商人朱其昂、朱其詔任會辦，規定資本100萬兩。在唐廷樞的主持下，招商局擴充了運輸業務，到光緒二年（1876），航運船隻增至10艘。次年，又以220萬兩購買美商旗昌輪船公司的產業，船隻增至30餘艘。招商局規模雖擴大，但也出現船多貨少、債務嚴重等新的困難。太古、怡和等英國輪船公司為了維護其在中國航運的壟斷地位，繼續削減運價來擠壓招商局，使其陷入艱難處境。由於李鴻章採取了暫緩繳還官款利息、增撥運糧、准其承運官物、如有盈餘全部留局作公股等措施，才使招商局的情況日漸好轉。中法戰爭前夕，光緒九年（1883），上海發生金融恐慌，招商資金周轉失靈，曾舉借外債。李鴻章乘機進行第二次改組，派盛宣懷為督辦，馬建忠為會辦。中法戰爭期間，主持局務的馬建忠在李鴻章的支持下將招商局售予旗昌洋行，戰後收回。盛宣懷通過重新制訂章程，以督辦大員身份控制了招商局的人權和財權，加強了「官督」的權力，「商辦」的色彩大為減弱。 開平礦務局於光緒二年（1876）籌辦，李鴻章委派唐廷樞主持，雖系官督商辦，但著重突出「商辦」。原擬採煤、煉鐵、修鐵路同時並舉，所需經費約80萬兩，但到光緒四年只募集股金20萬兩。煤礦鑽井進展順利，而煉鐵由於成本過高，且缺乏冶煉專門人才，只好停辦鐵礦，專營煤礦。光緒七年（1881），開平煤礦正式投產，當年產煤3600餘噸。以後產量不斷提高，到光緒十五年（1889）即上升到年產煤24.7867萬噸。生產的發展急需解決運輸的問題，光緒八年（1882）唐山到豐潤縣胥各莊的鐵路開始通車，光緒十二年（1886）又將鐵路延長至大沽。光緒十八年（1892），開平礦務局總辦唐廷樞病故，李鴻章委派江蘇候補道張翼繼任。張翼原為醇親王奕的侍役，昏聵貪鄙，對於近代企業的經營一竅不通，管理混亂。為籌集秦皇島港口工程的費用，他以礦務局財產作抵押，向外商借貸。光緒二十六年（1900）八國聯軍侵華期間，英國人以欺騙、訛詐手段攫奪了開平礦務局全部財產。電報總局於光緒六年（1880）在天津設立，並創辦電報學堂，培養電報專門人才。還在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侵略中國台灣時，辦理台灣海防欽差大臣沈葆楨因感防務需要，向清廷建議架設福州至台灣的電線，但未能實現。光緒五年（1879），李鴻章在天津至大沽之間試架電線，效果良好。次年，他奏請清廷批准架設天津至上海的陸路電線。架線工程於光緒七年（1881）完成，並投入使用。光緒八年，電報總局由官辦改為官督商辦，派盛宣懷任總辦。光緒十年（1884），電報總局由天津遷至上海。電報局創辦後，營業發展迅速，到光緒二十年（1894），電訊交通幾乎遍及全國各重要城市。 漢陽鐵廠於光緒十六年（1890）設立。光緒十五年，兩廣總督張之洞籌建廣州煉鐵廠時，清廷將其調任湖廣總督，負責建造蘆漢鐵路，於是鐵廠也從廣州遷移到湖北。到光緒十九年（1893），鐵廠才基本完工，次年正式投入生產。全廠有煉生鐵、煉熟鐵、煉貝色麻鋼、煉西門士鋼、造鋼軌、造鐵貨6個大廠，另有4個小廠，雇用外國技師約40人，工人約3000人。開工後即遇到原料和燃料供應的困難，所煉的鋼又因含磷過多，不宜用於製造鋼軌。鐵廠從籌辦到光緒二十一年（1895），共支出582萬餘兩，都是官款。經費開支龐大，而生產卻是產量低，產品質量差，成本太重，銷路少。這種情況使鐵廠很難維持下去。中日甲午戰爭後，清廷財政更為竭蹶，無力為鐵廠籌撥經費。張之洞準備將鐵廠及其他礦業轉讓給外國商人，因遭到各方面的反對，於光緒二十二年被迫改為官督商辦，由盛宣懷接辦。 上海機器織布局籌辦於光緒四年（1878），李鴻章批准了前四川候補道彭汝琮提出的建廠計劃，並委派他和鄭觀應負責在上海籌建。彭汝琮未能集到股本，又同鄭觀應等人發生嚴重分歧。鄭觀應辭職，彭汝琮被李鴻章斥退，織布局籌建工作陷於停頓。光緒六年（1880），織布局改組，李鴻章派龔壽圖專辦「官務」，鄭觀應專管「商務」，並總辦局務。鄭觀應等人主持下的織布局，很強調企業的商辦性質，在新訂的章程中提出：「事雖由官發端，一切實由商辦，官場浮華習氣，一概芟除。」①章程公布後，公開招股的工作進行順利，很快就招集到50萬兩。但龔壽圖等人不願意商股太多，以免影響他們在織布局的地位，與鄭觀應等人發生意見分歧。光緒九年，鄭觀應私自挪用局款真相暴露，又應兵部尚書彭玉麟的邀請，遂離開上海到廣東，織布局由龔壽圖、龔易圖兄弟主持。光緒十六年（1890），織布局正式投產。開工不到一年，又發生虧空。於是再次更換負責人，最後由淮系官員楊宗濂、楊宗瀚兄弟承辦。到光緒十九年（1893），織布局已頗具規模，有織布機500台，紗錠2.5萬枚，工人4000人。所產布匹主要在上海銷售，此外，還遠銷牛莊、福州、重慶等地，營業興旺，紡紗利潤尤為豐厚。經李鴻章奏准織布局享有特別專利權，規定「十年之內只准華商附股搭辦，不准另行設局」。產品納稅也有優惠，所產布匹，如在上海銷售，免完厘稅，如運銷內地，僅在上海新關完一正稅，概免沿途稅厘。由於紡紗獲利優厚，李鴻章決定擴充紡紗規模。但就在此時（光緒十九年），織布局因清花間起火，全廠被燒毀。李鴻章隨即派天津海關道盛宣懷、上海海關道聶緝槼負責恢復織布局，這就是後來的華盛紡織總廠。 湖北織布官局於光緒十九年建成投產。先是張之洞在兩廣總督任內籌建，光緒十五年（1889）張之洞調任湖廣總督，紡織機器全部隨之運往湖北。織布局建成後，共有紗錠3萬枚，布機1000張，工人約2500人，日產紗100擔。由於棉紗暢銷，利潤優厚，張之洞決定在布廠之外增建紡紗廠，以其盈利來填補他所辦的鐵廠經費的不足。原計劃建兩個紡紗廠，但到光緒二十三年（1897）才在織布局旁邊建成北廠，稱為「湖北紡紗官局」，南廠未能建成。①《洋務運動》第7冊，第469頁。 洋務派所辦的民用企業，大都是官督商辦，吸收了一部分買辦、地主、商人的資金，對建立和發展近代企業，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一定程度上抵制外商對中國近代企業的壟斷和壓迫有積極作用。但是，這些企業有濃厚的封建性，企業大權都掌握在「官」的手裡，「一切惟總辦之言是聽」，商股不得過問局務。此外，這些民用企業還存在對外國資本主義的依賴性，技術大權甚至行政大權都為外國人所控制。洋務派所辦的民用企業，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它阻礙了商辦企業的發展，也沒有能夠達到「求富」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