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一卷） · 第一章　鴉片戰爭和中國近代史的開端

第一節　英國發動侵華戰爭 以清道光二十年到二十二年（1840—1842）的鴉片戰爭為標誌，中國歷史進入了近代，也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時代。這個時代，包括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兩個時期。從道光二十年到1919年五四運動以前，中間包括中華民國的成立和清皇朝的滅亡，是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本編綜述的內容，屬於前一個時期。 鴉片戰爭是英國資產階級為了維護鴉片貿易而對中國發動的侵華戰爭。 鴉片戰爭前，清皇朝的封建統治已腐朽衰落，國內階級矛盾、民族矛盾激化，危機重重；而英國則是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當時，英國在世界各地占有許多殖民地（包括中國的鄰邦印度），並處心積慮地要打開中國這個市場。英國商人主要向中國輸出毛、棉織品，而從中國輸入茶、絲等物。但英貨在中國市場上銷路不大，這是由於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對外國商品還具有頑強的抵抗作用。在正常的情況下，英國對中國的貿易發生逆差。在乾隆四十六年到五十五年（1781—1790）間，中國茶葉輸英總值是9626萬元；乾隆四十六年到五十八年（1781—1793）間，英國毛織品等貨物輸華總值是1687萬元，僅及中國輸英貨價的1/6。因此，英國必須以大量白銀來抵付貿易差額。為了改變這種狀況，英國殖民主義者大量地向中國推銷鴉片。據不完全統計，乾隆五十二年（1787），英國輸華鴉片是200箱（每箱約100或120斤）；嘉慶五年到九年（1800—1804）間，每年平均3500箱；嘉慶二十五年到道光四年（1820—1824）間，每年平均7800餘箱；道光十四年（1834），增至21800餘箱；道光十八年（1838），竟達4萬餘箱。這些鴉片絕大部分是英國鴉片販子從印度、土耳其等地運來的。清廷曾多次下令查禁鴉片入口，但英國殖民主義者任意破壞禁令，用行賄和走私的辦法繼續販運鴉片。鴉片販子通過賄賂收買清朝官員，「議定規銀每箱若干，這些規銀系給予總督衙門以及水師文武官員，唯關口所得最多」。正如馬克思所指出：「中國人的道義抵制的直接後果就是，帝國當局、海關人員和所有的官吏都被英國人弄得道德墮落。侵蝕到天朝官僚體系之心臟、摧毀了宗法制度之堡壘的腐敗作用，就是同鴉片煙箱一起從停泊在黃埔的英國躉船上被偷偷帶進這個帝國的。」①由於鴉片的激增，中英間的貿易逐漸發生了變化，英國由入超變為出超。在道光十七年六月到十八年五月（1837年7月—1838年6月）這一年度內，中國從英國進口總值是560萬英鎊，其中鴉片占340萬英鎊，占60‰。而這年中國對英國的輸出總值是310萬英鎊，入超250萬英鎊。如果將鴉片除外，只算正當商品，中國仍是出超。鴉片貿易不僅使英國由入超變為出超，也使英國鴉片販子從中取得驚人的暴利。每箱鴉片，賣價比買價要多出400餘元，扣除少數運費及其他支出外，剩下的就是鴉片販子的實際利潤。英國①馬克思：《鴉片貿易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7頁。大鴉片販子顛地在私人信件中說，最好的年頭，鴉片利潤高達每箱1000餘元。鴉片稅成為英國在印度的殖民政府的一個重要稅源。英印政府按鴉片成本300‰以上的稅率抽稅，道光九年到十年（1829—1830），所得超過100萬英鎊，約占全年總收入的1/10。 鴉片的大量輸入，損害了千千萬萬中國人的健康和意志。吸食鴉片的大部分是剝削階級的人，也有一部分勞動群眾。從官員、紳士、幕僚、胥吏、兵丁，以至皇宮裡的太監，都有吸食的。據記載，鴉片戰爭前，吸食鴉片者達200萬餘人，吸食地區從「濱海近地」擴展到十數省。鴉片是一種慢性的殺人毒藥，對吸食者健康和精神生活都有嚴重的損害。魏源指出：鴉片「槁人形骸，蠱人心志，喪人身家，實生民以來未有之大患，其禍烈於洪水猛獸」①。英國人蒙哥馬利·馬丁也說：「不是嗎，『奴隸貿易』比起『鴉片貿易』來，都要算是仁慈的。我們沒有毀滅非洲人的肉體，因為我們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們的生命；我們沒有敗壞他們的品格、腐蝕他們的思想，也沒有毀滅他們的靈魂。可是鴉片販子在腐蝕、敗壞和毀滅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存在以後，還殺害他們的肉體。」①鴉片的大量輸入，致使大量白銀外流。道光元年到二十年（1821—1840）間，中國白銀外流至少在一億元以上，相當於當時銀貨流通總額的1/5。白銀外流的結果，造成了銀貴錢賤的現象。乾隆五十九年（1794），一兩白銀折換銅錢1000文左右，道光十八年（1838），增至1600多文。清代幣制是銀錢並用，但民間日常使用的只有銅錢，銀兩是國家財政上和大宗貿易上的計算出納單位。農民糶谷所得為銅錢，繳納賦稅需易白銀，從前糶谷一石多就可完納稅銀一兩，如今則需糶谷兩石多才能夠完銀一兩。農民和手工業者實際負擔增加，因而愈益貧困。白銀大量外流和銀貴錢賤，使中國的社會經濟和國家財政受到破壞，加深了清廷的統治危機。 鴉片的泛濫，不僅使清廷的吏治更加腐敗，也使軍隊日益腐化。兵丁沾染吸食鴉片的惡習，更加喪失戰鬥力，「以鳩形鵠面之徒，為執銳披堅之旅，又安冀其能折衝禦侮乎！」 對於鴉片的輸入和吸食，道光帝曾一再飭令嚴加禁止。但例禁愈嚴，輸入愈多，吸食者愈眾，痼疾難除。對於鴉片問題究竟應該採取怎樣的對策，在清廷內部發生了不同意見的爭論。道光十四年四月（1836年6月），太常寺少卿許乃濟上了一篇《鴉片煙例禁愈嚴流弊愈大亟請變通辦理折》，提出了弛禁的主張。許乃濟認為，鴉片輸入愈多，吸食者日眾，白銀大量外流，都是由於嚴禁的結果，對此，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弛禁。他提出的方案是：「仍用舊制，准令夷商將鴉片照藥材納稅，入關交行後，只准以貨易貨，不得用銀購買」；只禁文武員弁士子兵丁等吸食，「民間販賣吸食者，一概勿論」；准許內地民人栽種罌粟，「內地之種日多，夷人之利日減，迨至無利可牟，外洋之來者自不禁而絕」①。許乃濟的弛禁論實際上就是取消禁菸，它符合中外鴉片販子的利益。這種主張得到廣東大吏和一部分士紳的支持，但也遭到一些官員的反對和駁斥。同年，禮部侍郎朱嶟、兵科給事中許球、江南道御史袁玉麟先後上奏摺，對許乃濟的弛禁論嚴加批駁。袁玉麟在奏摺中指出，①魏源：《道光洋艘征撫記》，《魏源集》上冊，第168頁。 ①轉引自馬克思《鴉片貿易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714頁。①《黃爵滋奏疏許乃濟奏議合刊》，第216—219頁。 弛禁論是「壞政體而傷治化」，「見小利而傷大體」，其為害有六：一是「撤藩籬而飼虎狼」；二是「奪農功而耗本計」；三是「絕民食而傷元氣」；四是「虛捍衛而啟窺伺」；五是「濟奸民而通洋匪」；六是「狃目前而貽後患」②。 道光十八年閏四月（1838年6月），鴻臚寺卿黃爵滋上奏道光帝，痛陳鴉片的危害，分析屢禁不止的原因，提出「重治吸食」的辦法。他指出：「然則鴉片之害，其終不能禁乎？臣謂非不能禁，實未知其所以禁也。夫耗銀之多，由於販煙之盛；販煙之盛，由於食煙之眾。無吸食，自無興販；無興販，則外夷之煙，自不來矣。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③重治的辦法是：對吸食鴉片者，限期一年戒絕，過期仍吸者，平民處以死刑，文武官員加等治罪，其子孫不准參加科考。道光帝命盛京、吉林、黑龍江將軍及直省各督撫複議。在有關官員的復奏中，已沒有人公開主張對鴉片實行弛禁，但贊成對吸食鴉片者處以死罪的為數甚少，只有湖廣總督林則徐、兩江總督陶澍、四川總督蘇廷玉等。 道光十八年五月（1838年7月），林則徐在《籌議嚴禁鴉片章程折》的復奏中，極力贊成黃爵滋的主張，指出：「歷年條奏，不啻發言盈廷，而獨於吸食之人，未有請用大辟者。..論死之說，私相擬議者，未嘗乏人，而毅然上陳者，獨有此奏。然流毒至於已甚，斷非常法之所能防，力挽頹波，非嚴蔑濟。」①同時提出了必須將菸具收繳淨盡、加重開館興販及製造菸具者的罪名等六條禁菸措施。這些禁菸措施，林則徐在他管轄的湖北、湖南地區已認真實行，並取得很大的成績。同年八月，林則徐再次上奏道光帝，痛陳鴉片「流毒於天下，則為害甚巨，法當從嚴。若猶泄泄視之，是使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興思及此，能無股慄！」②道光帝深感銀荒兵弱的嚴重威脅，決心嚴禁鴉片。九月，他令各直省將軍、督撫嚴禁鴉片，「毋得稍為鬆動」；將公開主張弛禁的許乃濟降級，勒令休致；並宣召林則徐進京商議禁菸事宜。十一月十五日（12月31日），道光帝派林則徐為欽差大臣，節制廣東水師，前往廣州查禁鴉片。 道光十九年正月（1839年3月），林則徐到達廣州。他在兩廣總督鄧廷楨的支持下，嚴令捕拿煙販，懲辦受賄的官吏，限期令外國商人交出鴉片。他宣布：外船進口，必須具結，保證「永不敢夾帶鴉片。如有帶來，一經查出，貨盡沒收，人即正法，情甘服罪」；並嚴肅表示禁菸的決心：「若鴉片一日未絕，本大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始終，斷無中止之理。」③英國住華商務監督查理·義律（C.Elliot）極力破壞禁令，阻止英商交菸具結，指使停泊在珠江口外的鴉片船逃避，並準備武裝挑釁。林則徐堅決打擊義律的破壞活動，下令暫停中英貿易，派兵嚴守英國商人居住的商館。義律不得已，命令英商繳煙，保證煙價由英國政府賠償。英國鴉片販子被迫交出鴉片2萬餘箱，美國鴉片販子也繳出1500餘箱，共計重237萬餘斤。在林則徐主持下，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十三日（6月3日至6月25日），將繳獲的鴉片全部在②《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1。 ③《黃爵滋奏疏許乃濟奏議合刊》，第71頁。 ①《林則徐集·奏稿》，第568頁。 ②《林則徐集·奏稿》，第601頁。 ③《林則徐集·公牘》，第59頁。 虎門灘當眾銷毀。虎門銷煙打擊了外國侵略者的氣焰，鼓舞了中國人民的鬥志，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國人民維護民族尊嚴和反抗外國侵略的決心。 虎門銷煙後，林則徐宣布恢復中英之間的正常貿易，但嚴禁鴉片輸入。 義律一方面繼續進行破壞禁菸的活動，一方面鼓動英國政府發動戰爭。 英國對中國的侵略戰爭是蓄謀已久的。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國以祝賀乾隆帝80壽辰為名，派馬戛爾尼為首的使團到北京，提出開放寧波、舟山、天津等地為商埠，割讓舟山附近的島嶼與廣州附近的地方，減輕稅率等侵略要求，遭到清廷的拒絕。嘉慶十三年（1808），英兵艦13艘侵擾我國東南沿海，闖入虎門，被中國水師擊退。嘉慶二十一年（1816），英國侵略者就揚言：「如果我們要和中國訂立一個條約，這個條約必須是在刺刀尖下，依照我們的命令寫下來，並要在大炮的瞄準下，才發生效力的。」①道光十七年到十八年（1837—1838），英國發生經濟危機。英國資產階級為了擺脫困境，更加緊對外擴張，發動侵略戰爭，奪取新的市場。中國禁菸後，英國工商業資產階級及鴉片貿易集團立即發出一片戰爭喧囂，他們致書英國政府說：「中國方面的無理舉動，給了我們一個戰爭的機會」，「大不列顛現在極應以武力向中國要求『恢復名譽』了」①。英國政府認為這是發動戰爭的最好藉口，即召開了內閣會議，討論武裝侵略中國的問題。外交大臣巴麥尊（H.J.T.Palmerston）表示：對付中國的唯一辦法，「就是先揍它一頓，然後再作解釋」②。道光二十年正月（1840年2月），英國政府任命喬治·懿律（G.Elliot）和義律為正副全權代表，並任命懿律為侵華英軍總司令。巴麥尊發給他們以侵華訓令和《對華條約草案》，對具體侵略步驟作了指示，並提出賠款、割地、開放通商口岸、領事裁判權等侵略要求。三月（4月），英國議會正式通過派兵侵略中國。五月（6月），懿律率領的一支由軍艦16艘（載炮540門）、武裝輪船4艘、運輸船28艘、陸軍4000人（後增至15000人）組成的「東方遠征軍」，到達了廣東海面，正式開始了這場侵略戰爭。①廣東省文史研究館譯：《鴉片戰爭史料選譯》，第48頁。 ①《英國藍皮書》，《鴉片戰爭》第2冊，第661—664頁。 ②《近代史資料》1958年第4期。 第二節　戰爭的進程和清廷的失敗 鴉片戰爭從道光二十年五月（1840年6月）開始到道光二十二年七月（1842年8月）結束，持續了兩年多的時間，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自道光二十年五月英軍封鎖珠江口開始，到二十一年正月（1841年1月）道光帝詔令抗擊英國侵略軍之前止，歷時約7個月。 道光十九年十二月（1840年1月），林則徐被任命為兩廣總督，鄧廷楨調任閩浙總督。林則徐積極加強戰備，隨時準備抵抗英國侵略者的武裝入侵。他加強虎門一帶所安設的木排鐵鏈，添置炮台炮位，購買西洋大炮船隻，督促水陸官兵操練，招募民間壯丁數千人編成水勇，加緊訓練。他認為「民心可用」，並公開號召：「如英夷兵船一進內河，許以人人持刀痛殺。」林則徐還注意了解外國的情況，組織了對外國報紙和書籍的翻譯，譯有《四洲志》、《華事夷言》等。根據中英雙方軍事力量的特點，他認為應採取「以守為戰，以逸待勞」①的作戰方針。 五月，英國侵略軍到達廣東海面後，看到廣東已嚴加戒備、無隙可乘，同時根據英國政府的訓令，避免在廣東拖延，在封鎖珠江口後，主力北上。六月，英軍進犯廈門，未能得逞。接著北犯浙江，攻陷定海。七月（8月），英國軍艦到達白河口，威脅北京。清廷文武官員驚惶失措，妥協派乘機攻擊林則徐，主張同英國妥協。道光帝動搖了禁菸和抵抗的信心，命直隸總督琦善前往天津海口同英軍談判，並下諭說，林則徐等查禁菸土，「措置失當」，「必當逐細查明，重治其罪」，「定能代伸冤抑」②。琦善向英國侵略者保證重治林則徐的罪，表示只要他們退回廣東，一切都可商談。他還宣揚失敗情緒，誇大英軍的武力不可戰勝，「且本年即經擊退，明歲仍可復來，邊釁一開，兵結莫釋。..而頻年防守，亦不免費餉勞師」，只「可以好言相誘」①。英國侵略者同意到廣東省談判，於八月離開大沽南下。道光帝派琦善為欽差大臣到廣州辦理交涉，並下詔把林則徐、鄧廷楨撤職查辦。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1840年11月），琦善到達廣州。他同林則徐的做法完全相反，下令撤除了珠江口附近的防禦工事，解散壯丁、水勇，以討好英國侵略者。時懿律因病回國，義律接任全權代表。在中英談判中，義律提出賠償煙價、割讓島嶼等侵略要求。為了迫使琦善完全屈服，義律再次發動戰爭。十二月（1841年1月），英軍攻占沙角、大角炮台，副將陳連升及守台官兵全部陣亡。隨後，義律在澳門發布了一份公告，內容包括割讓香港島、賠償煙價600萬元、恢復廣州通商等。這就是義律所謂的雙方簽訂的《穿鼻草約》。事實上，琦善對於這個草約只是面允，並未簽字，也未蓋用欽差大臣關防。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三日（1841年1月25日），英國侵略軍悍然強占了中國領土香港。 第二階段，自道光二十一年正月（1841年1月）道光帝詔令抗擊英國侵略軍始，至四月《廣州和約》止，歷時4個月。 琦善的妥協活動，引起了廣州的愛國士紳和群眾的強烈不滿。清廷內部傾向抵抗的官員也奏請罷免琦善。道光帝認為，割地賠款超出了原來為謀求①《林則徐集·奏稿》中冊，第762頁。 ②《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13。 ①《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14。 妥協而準備讓步的限度，損害了清廷的統治地位，於道光二十一年正月（1841年1月）下詔對英作戰，任命宗室奕山為靖逆將軍、湖南提督楊芳等為參贊大臣，到廣州主持軍務，並下詔把琦善革職鎖拿。 奕山未到達時，二月，英軍向虎門炮台發動進攻，水師提督關天培率守軍400餘人英勇抵抗。由於琦善拒發援兵，虎門陷落，全部官兵壯烈犧牲。英艦越虎門駛入省河。 三月，奕山及各省援軍先後到達廣州。奕山到達廣州後，不積極布置防禦，反而誣衊廣東人民都是「漢奸」，執行「防民甚於防寇」的方針。他企圖僥倖取勝，在沒有做好準備的情況下，於四月初一日（5月21日）發動了一次夜襲。英軍乘機反撲，侵占廣州城北的主要炮台，包圍了廣州城。初六日（26日），奕山掛起白旗向英軍乞降。翌日，奕山與義律訂立《廣州和約》，規定奕山等所有外省清軍於六日內退出廣州城60里以外，賠款600萬元。英軍的暴行和清官員的投降賣國，激起了人民的愛國義憤。四月初九日（5月29日），占據炮台的英軍到廣州城外的三元里，搶劫騷擾。群眾奮起反擊，當場打死英兵數名。三元里人民聚會，約定以三星旗為令旗，「旗進人進，旗退人退」，「寧死不屈」。隨後，又聯絡附近的村民共同戰鬥。初十日（30日），三元里附近103鄉的農民和手工業者，手持刀、矛、鋤、耙，迎擊英軍。「老弱饋食，丁壯赴戰，一時義憤同赴，不呼而集者數萬人」①。他們把英軍層層包圍起來，展開了肉搏戰。一些愛國士紳也參加了抗英鬥爭。十一日（31日），番禺、南海、花縣、增城、從化等縣400餘鄉的群眾趕來，與三元里群眾一起圍攻英軍。英軍傷亡慘重，義律只好派人向廣州知府余保純求救。經余保純「向三元里紳民揖勸，代夷乞免」，英軍才狼狽逃脫。三元里人民抗英鬥爭，是近代中國人民最早的自發反抗外國侵略的英勇鬥爭，顯示了中國人民不甘屈服和勇於鬥爭的英雄氣概。 第三階段，自道光二十一年七月（1841年8月）英軍從廣東海面北上進攻福建廈門開始，至道光二十二年七月（1842年8月）《南京條約》簽訂為止，歷時1年。 道光二十一年閏三月（1841年4月），英國政府獲悉義律提出《穿鼻草約》的消息後，認為這個條約所得到的權益太少，決定撤換義律，改派璞鼎查（H.Pottinger）為全權公使，進一步擴大侵華戰爭。 七月（8月），璞鼎查率領英國艦隊自廣州海面北犯福建廈門。總兵江繼芸率清軍英勇抗擊，力戰陣亡，廈門陷落。八月十二日（9月26日），英軍繼續北上，進犯浙江定海。總兵葛雲飛、鄭國鴻、王錫朋率守兵5600人與英軍激戰6日，最後壯烈殉國。十七日（10月1日），定海再度失陷。二十六日（10月10日），英軍攻鎮海，總兵謝朝恩戰死，浙江提督餘步雲臨陣逃脫，兩江總督裕謙自殺，鎮海失守。英軍遂溯甬江而上，於二十九日（10月13日）不戰而占據寧波。英軍所到之處燒殺擄掠，在占領寧波後，掠得可供兩年之用的穀物和12萬元左右現金和紋銀。英軍的侵略罪行，激起了中國人民的英勇反抗。浙東人民在黑水黨領導下，採取多種多樣的方法襲擊英軍，使侵略者感到十分恐懼。 英軍在侵犯浙江省的同時，先後兩次分兵竄犯福建省台灣。台灣軍民在總兵達洪阿、道員姚瑩的組織下進行抗擊，擊沉英艦，除斬首不計外，俘虜①梁廷枏：《夷氛聞記》，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75頁。 敵人183人，取得了勝利。 九月（10月），道光帝獲悉定海、靜海失守的消息後，決定第二次出師，任命宗室奕經為揚威將軍，到浙江主持戰事。奕經和奕山一樣，代表封建統治最腐朽的勢力。他出京時，「或戰或撫，游移兩可」，一路上遊山玩水，鋪張糜費。到蘇州後，即駐足不進，「淫娼酗酒，索財貪賄」，怨聲載道。在督撫等的催促下，奕經不得已於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六日（1842年2月25日）移駐浙江紹興。從京城出發至此，歷時4個多月。二十九日（3月10日），他在不了解敵情和無準備的情況下，輕率地分兵三路，企圖一舉收復定海、鎮海、寧波，結果大敗，從此不敢再戰。 浙江出師的慘敗，使道光帝由主戰轉而妥協求和，任命主和的盛京將軍耆英為署杭州將軍、欽差大臣，起用因庸懦無能被革職的前兩江總督伊里布，令他們前往浙江尋求談判的機會。 英國侵略者認為議和的時機尚未成熟，不足以威脅清廷接受它的全部要求，決定仍照原定計劃，攻打長江流域下游要害地區。道光二十二年五月（1842年6月），英軍進攻長江口的吳淞。兩江總督牛鑒聞風而逃，提督陳化成率守軍堅決抵抗，開炮擊傷敵艦，最後與部下一同壯烈犧牲。英軍接著侵占上海，進犯江蘇鎮江。駐防鎮江的副都統海齡率清軍奮起抵抗，經過激烈的巷戰後，鎮江失守。英軍據城之後，大肆燒殺搶掠，「比戶劫掠，無家不破。..西門橋至銀山門，無日不火，市為之空，城鄉皆被蹂」①。對英軍的侵略罪行，恩格斯曾撰文予以譴責，他指出：「在劫城的時候大肆屠殺。英軍作戰時自始至終採取了極端殘酷的手段，這種手段是和引起這次戰爭的走私貪慾完全相符的。」②六月，英國軍艦到達南京江面。清廷向侵略者屈服了。七月二十四日（8月29日），清廷的議和代表耆英、伊里布在南京江面的英國軍艦上，跟英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鴉片戰爭至此結束。 中國所進行的反對英國鴉片侵略的戰爭，是正義的自衛戰爭。在戰爭中，英國在武器方面雖然居於優勢地位，但也存在著與本國距離遙遠、補給困難、兵力有限等不利條件。然而戰爭卻以中國失敗告終。中國在鴉片戰爭中失敗的原因，固然可以從多方面去說明，但根本原因是由於清朝封建統治的腐朽。當時，吏治十分腐敗，官吏瀆法嗜利，阿諛奉迎，柔靡圓滑，驕奢淫逸，置國計民生於不顧，對外國事物更是暗昧無知。他們外而震懾於英國侵略軍的船堅炮利，內而十分仇視人民，認為「患在內而不在外」，擔心戰爭延長，「靡餉勞師」，國內可能出現人民揭竿而起的局面，不如早日向英軍妥協求和。因此，道光帝在廣東、浙江兩次出師遭到失敗後，就完全採取一意求和的政策，接受屈辱的和約。 ①陳慶年：《橫山鄉人類稿》卷5，《鴉片戰爭》第4冊，第702頁。 ②恩格斯：《英人對華的新遠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190頁。 第三節　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南京條約》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也是把中國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第一個條約。條約規定：一、割讓香港給英國；二、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為通商口岸；三、賠款2100萬元，其中鴉片費600萬元，商欠300萬元，軍費1200萬元，分四年付清，《廣州和約》的贖城費600萬元不包括在內；四、英商「應納進口出口貨稅、餉費，均應秉公議定則例」，開了協定關稅的惡例，使中國喪失關稅自主權。 道光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1843年7月22日）、八月十五日（10月6日），英國又強迫清廷簽訂《五口通商章程及海關稅則》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後條款》，即《虎門條約》，作為《南京條約》的補充。通過《虎門條約》，英國又取得了以下重要特權：一、英國在中國享有領事裁判權，即英國人在中國犯罪時，由英國領事按照英國法律處理，不受中國法律的制裁；二、進出口貨物的關稅稅率值百抽五，中國不能自由變更；三、英國在中國享有最惠國待遇，即中國將來給予其他國家任何權利，英國人可以「一體均沾」；四、英國軍艦可常駐通商口岸港口；五、英國人可在通商口岸租賃土地，建房居住。 《南京條約》簽訂以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接踵而來。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1844年7月3日），在美國武力的脅迫下，欽差大臣、兩廣總督耆英與美國專使顧盛（C.Cushing）簽訂了《望廈條約》。九月十三日（10月24日），耆英又跟法國專使拉萼尼（ThéodosedeLagrené）簽訂了《黃埔條約》。美、法兩國不僅同樣取得了《南京條約》和《虎門條約》中除割地、賠款外的一切特權，而且還獲得了新的特權。如《望廈條約》擴大了領事裁判權的範圍，不僅美國人與中國人之間的刑事或民事案件，而且美國人與其他外國人在中國發生的一切訴訟，都由美國領事審理，中國官員不得過問。協定關稅則從《南京條約》的「秉公議定」稅率確定為「須合眾國領事等官議允」。美國還取得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醫院等特權。《黃埔條約》特別規定，「倘有中國人將佛蘭西禮拜堂、墳地觸犯破壞，地方官照例嚴拘重懲」。隨後，法國又脅迫清廷同意取消對天主教的禁令，准許他們在各通商口岸自由傳教。基督教也跟著獲得同樣的權利。從此，西方各國的傳教士，隨著鴉片和商品一起，紛紛竄入中國。 鴉片戰爭和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訂立，使中國社會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戰前，中國是一個獨立的封建國家，清廷可以行使全部主權，不受外國干涉。戰後，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完整遭到破壞，開始喪失了政治上的獨立地位，而清廷不僅代表中國地主階級的利益，還逐步變為外國資產階級統治中國人民的工具。戰前，中國的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給自足的經濟結構，由於戰後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遭到猛烈的衝擊而逐漸解體，中國經濟也就逐漸成為世界資本主義的附庸。戰後，英國向中國掀起一個傾銷商品的狂潮。儘管在道光年間外國商品在中國還不能獲得廣泛的銷路，但在遭受外國商品衝擊的靠近五口通商的沿海地區，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已開始發生分解的現象。由於外國棉紗棉布的源源輸入，使通商口岸附近地區的手工紡織業受到了打擊。如道光二十六年（1846），江蘇松江、太倉一帶出現了「無紗可紡，松、太布市，消減大半」①。福建漳州、同安一帶的土布，原暢銷台灣、遼寧等地，這時也出現了「壅滯不能出口」的情況。外國棉紗棉布的衝擊，使這些地區出現了紡、織分離和耕、織分離。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還從中國掠奪農產，大批絲、茶從上海、廣州和福州等通商口岸運出。生絲的貿易差不多全部操縱在英國人手裡。從道光二十五年（1845）起，生絲的出口量不斷上升，這一年超出了1萬擔，咸豐八年（1858）達6.9萬擔。茶葉的貿易相當大部分也是英國人所獨占。道光二十四年（1844）出口量即達53萬擔，超過戰前最高出口量13萬擔，此後出口量繼續上升。②絲、茶出口量的激增，刺激了如江蘇、浙江、福建、湖南等省一些地區大量種桑養蠶、種植茶葉，促進了中國城鄉商品經濟的發展，對自然經濟的分解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絲、茶的出口幾乎是為英國等西方資本主義列強所操縱，開始走上了依附外國資本的道路。 戰後，西方列強利用《虎門條約》的規定，紛紛在通商口岸租賃土地、建造房屋、劃定租界。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1845年11月），英國駐上海領事巴富爾（G.Balfour）與上海道宮慕久議定土地章程，在上海劃出一個區域作為英租界。道光二十七年、二十九年（1847、1849），美、法兩國也相繼在上海強行劃定租界。後來，租界制度逐漸推廣到其他通商口岸。英國等資本主義國家在租界實行了完全獨立於中國的行政系統和法律制度以外的另外一套統治制度，使租界成為「國中之國」。 鴉片戰爭後不久，英、美、法等資本主義國家為了利用中國的勞動力和原料，為了其商品輸出和文化、宗教侵略的需要，在通商口岸地區開始設立企業。道光二十三年（1843），英國傳教士在上海創辦墨海書館。二十五年（1845），英人在廣州黃埔開辦柯拜船塢，修理船舶。同年，美國傳教士在寧波開辦美華書館。三十年（1850），英人在上海開辦字林西報館，出版《北華捷報》、《字林西報》等。此後，英、美等國商人又陸續在上海等地開辦船舶修造、印刷、食品、製藥、打包等企業。這些企業僱傭了中國工人，他們是中國最早的一批產業工人。 隨著社會性質的改變，階級鬥爭的形勢也發生了變化。這時，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除了原有的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以外，又加上了外國資本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並且後者成為最主要的矛盾。從此，中國人民既要反對本國封建主義，更要反對外國資本主義，承擔了雙重的革命任務。①包世臣：《答族子孟開書》，《安吳四種》卷26。 ②據汪敬虞：《十九世紀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8—79頁。 第四節　鴉片戰爭前後的學術文化 鴉片戰爭前後的學術文化，有了新的變化。第一，地主階級中一部分比較開明的官吏和知識分子，繼承並發展了明清之際講求「經世致用」的傳統，注意研究實際問題，要求了解外國情況，要求改革國內政治。林則徐、龔自珍、魏源、徐繼畬是這方面的代表人物。第二，因邊情的需要，研究邊疆歷史、地理，寫出專門的論述。張穆、何秋濤在這方面作出了貢獻。第三，在文學上出現了大量的反侵略作品。第四，在科學技術方面有一定的成就，其中包括了對資本主義國家一些先進技術的介紹及有關理論的運用。 林則徐（1785—1850），字少穆，福建侯官縣（今閩侯縣）人。在中外關係上，他看得較遠。在廣州期間，他組織了對外國報紙和書籍的翻譯，譯有《四洲志》和《華事夷言》等，既介紹外國的情況，也介紹外國人對中國的看法。當英國侵略氣焰方盛時，他卻看到了北方邊防的問題，提出：「為中國患者，其俄羅斯乎！」他很注意農田水利建設，晚年在新疆修溝渠，墾田3.7萬餘頃，有利於當地農業的發展。他的著作後人編為《林則徐集》。龔自珍（1792—1841），號定庵，浙江仁和縣（今杭州市）人。作為思想家，他把當時的社會比作滿身疥癬的病體，已到了無法治療的程度。他指出當時的層層官吏以貪污、壓榨的手段供其無恥的享受，使農民織女僅僅是為供其奴役而存在。他認為，「法無不改」，「事例無不變遷」，形勢終要發生變化，提出「更法」的主張。他的著作、後人編為《龔自珍全集》。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陽縣人。他在鴉片戰爭前，曾代人編輯《皇朝經世文編》，又先後為林則徐等籌議漕運、水利、鹽政等問題。鴉片戰爭爆發後，他參與了浙江省前線抗英戰爭的籌劃。後來，他寫了《聖武記》，歷述清皇朝過去武功上的勝利，用意在與當時軍事上的頹勢相對照。又綜述各國歷史、地理及中國應採取的對外政策，寫成了《海國圖志》100卷。他主張變法革新，認為「小變則小治，大變則大治」，「變古愈盡，便民愈甚」。在對外國侵略的問題上，魏源反對當權派的閉塞無知和盲目自大，批判他們拒絕吸取西方國家的「長技」和把機器看作「奇技淫巧」的保守思想。他提出了有名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也就是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先進科學技術和養兵練兵之法，以抵禦外國的侵略。魏源的主要著作還有《古微堂內外集》等。 徐繼畬（1795—1873），號松龕，山西五台縣人。他在福建省任市政使期間，獲得世界地圖冊和西方人士的有關口述，並廣泛搜集中外文獻資料，撰成《瀛環志略》10卷，對世界各國的史地狀況作了較系統的介紹。時人往往把此書和《海國圖志》相提並論。 張穆（1805—1849），字石洲，山西平定州（今平定縣）人。他研究了蒙古各部的地理位置和前代在這一地區的設施，寫出有名的《蒙古遊牧記》一書。他死的時候，書尚未定稿，由何秋濤補輯校印，共16卷。 何秋濤（1824—1862），字願船，福建光澤縣人。他認為中國跟俄國接境，一直缺乏有關這一廣大邊區的專書。他研究了中國蒙古、新疆、東北地區的歷史和地理，並注意了中俄關係問題，成《北徼匯編》（即《朔方備乘》）80卷。 林則徐等人的思想和作品，反映了時代變動在文化領域裡的脈搏，影響是相當大的。 在文學方面，鴉片戰爭以後的愛國主義作品是豐富的。這類作品熱情地歌頌中國人民的反侵略鬥爭，嚴厲指責英國的侵略暴行和清朝統治者的對外妥協投降。著名的，如魏源的《寰海》詩，斥責了清朝官僚的投降活動，而張維屏的《三元里》詩，則描寫了三元里群眾抗英鬥爭的高昂的愛國熱情和雄偉的聲勢，嘲笑外國侵略者在中國人民打擊下狼狽不堪的醜態，並對清朝統治者的妥協投降表示憤慨。民間的揭帖和歌謠，是以通俗樸素的語言和尖銳鮮明的思想，痛斥外國侵略者和清朝統治者，鼓舞人民起來反抗，富有戰鬥性和鼓動性。 在科學技術方面，吳其浚、鄒伯奇和鄭復光都是有成就的。吳其浚（1789—1847），字瀹齋，河南固始縣人。他匯集古代有關植物的文獻，成《植物名實圖考長編》22卷，共收植物838種。又根據自己的觀察和訪問，成《植物名實圖考》38卷，共收植物1714種。這是我國近代植物學上的重要著作。鄒伯奇。（1819—1869），字特夫，廣東南海縣人。精於天文、歷、算及地理、測量之學，著有《甲寅恆星表》、《赤道星圖》、《黃道星圖》、《乘方捷術》等書。他在總結了中國關於幾何光學成就的基礎上，成《格術補》一書，進一步用數學方法，表述了關於反射鏡、透鏡、透鏡組等成像規律，以及關於眼鏡、望遠鏡、顯微鏡等光學儀器的基本原理。鄭復光（？—1846），字元甫，安徽歙縣人。他著有《鏡鏡詅痴》一書，把我國和西方的光學知識系統起來，闡明瞭望遠鏡、放大鏡和各種透鏡的製造及應用原理。他還著文，說明蒸汽輪船的結構原理，並附有詳細的圖樣，這是中國人研究近代輪船的開始。 英美等國開始在中國設立教堂，辦報紙，辦醫院，辦博物館。咸豐八年（1858），英國皇家亞細亞學會還在上海設立分會，稱作亞洲文會。這些外國人的文化活動，固然起著中外文化交流的作用，但本質上還是在大炮庇護下所進行的文化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