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卷） · 第四十三章阮元

阮元是嘉慶道光時期的名臣，他不僅從政頗有政績，且以著作家、刊刻家、思想家著稱於世，在學術上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第一節生平、家世與為人 阮元，字伯元、芸台，祖籍江蘇儀征，乾隆二十九年（1764），生於揚州府城一個文武兼備的家庭。祖父阮玉堂，武進士出身，官至參將，軍事餘暇，「尤喜讀書，為古文辭詩歌，授筆立就」，著有《湖珠草堂詩集》、《琢庵詞》、《箭譜》及《陣法》等書①。父阮承信，國學生，幼讀書，「治左氏春秋，為古文辭」②。母林氏出身仕宦之家，「通詩書，明古今大誼。」曾同時經理祖姑和公公的喪事，一切依禮法辦理，但不請和尚道士念經，親戚中有人提出異議，她回答說：「吾阮氏、林氏皆儒家，無庸此」③，表明其儒家風尚的特點。 阮元五歲，母親教他識字，開始讀書，六歲到私塾就學。他幼年口吃，念書不流暢，個性又要強，急得回家直哭，母親領著他念讀，於是背誦如流水。母親又選白居易詩教兒子，並「教四聲屬對之法」①。所以阮元八、九歲就能作詩，後來他回憶此事，認為這是母教的成果，而「非塾師教也」②。如果說母親開啟於文字的教育，其父則令阮元疏理文義和立志向學。阮承信熟於《資治通鑑》，對阮元講授「成敗治亂，戰陣謀略」③。他教兒子學射，並說：「此儒者事，亦吾家事也。」④希望阮元文武兼備。阮元幼年、少年時代受父母的精心教育，為日後的學業精進打下良好的基礎。 阮元九歲時投師喬椿齡，喬是個秀才，「通諸經義，涉獵百家子史，尤深於《易》」⑤。他十七歲，奉母之命，又跟從李道南學習。李曾中進士，不樂仕進，在鄉里教學，著有《四書集說》。他認為喬、李兩師是「獨立特行之儒」，就學於他們是幸事，而兩位先生也很稱許這位學生，可見阮元的學習出類拔萃。 乾隆四十九年，二十一歲的阮元中秀才，隸籍揚州府儀征縣，五十一年成舉人，五十四年中進士，充庶吉士。次年散館，取中一等第一，任翰林院編修。五十六年大考翰詹，他又是一等第一，很得乾隆帝的賞識，任為少詹事、南書房行走，同年晉為正詹事。年輕的阮元以他的優異學識，平步青雲，走上仕宦道路。 乾隆五十八年阮元出任山東學政，六十年改為浙江學政，任滿回京，先後官兵部、禮部、戶部侍郎，經筵講官，嘉慶四年（1799）充會試副主考，次年出任浙江巡撫，一度丁父憂離職，後復任，嘉慶十四年，因循隱罪奪職。那年浙江學政劉鳳誥被御史參劾監臨鄉試舞弊，嘉慶帝命阮元嚴加參奏，「以示大公於天下」，阮元因同劉鳳誥是同年進士，曲為辯解，經審實，而責阮元包庇之罪：「止知友誼，罔顧君恩，輕重倒置。」①這是阮元一生官場上唯①阮元：《揅經室二集》卷1，《誥贈資政大夫晉光祿大夫戶部侍郎王考琢庵太府君行狀》，文選樓刊本。②《揅經室二集》卷1，《誥封光祿大夫戶部左侍郎顯考湘圃府君顯妣一品夫人林夫人行狀》。③《揅經室二集》卷1，《誥封光祿大夫戶部左侍郎顯考湘圃府君顯妣一品夫人林夫人行狀》。①《揅經室二集》卷1，《誥封光祿大夫戶部左侍郎顯考湘圃府君顯妣一品夫人林夫人行狀》。②《揅經室二集》卷1，《誥封光祿大夫戶部左侍郎顯考湘圃府君顯妣一品夫人林夫人行狀》。③《揅經室二集》卷1，《誥封光祿大夫戶部左侍郎顯考湘圃府君顯妣一品夫人林夫人行狀》。④《揅經室二集》卷2，《雪塘阡表》。 ⑤《揅經室二集》卷2，《李晴山、喬書酉二先生合傳》。 ①《清史列傳》卷36，《阮元傳》，中華書局本。 一的一次失意。 阮元奪職回京，任編修、國史館總纂。嘉慶十七年出為漕運總督，二十一年晉湖廣總督，次年改兩廣總督，任至道光六年（1826），其間有時兼任粵撫、粵海關監督。離兩廣改任雲貴總督，十五年調進京城，任體仁閣大學士，管兵部事。道光十八年，阮元七十五歲，以老病請准休致，二十六年加太傅銜，二十九年（1849）病逝，享年八十六，諡文達。②阮元二十歲娶妻，其妻為祖母江氏的族孫女，是親上加親。江家祖籍安徽歙縣，在揚州經營鹽業。乾隆五十七年（1792），他妻子江氏亡故，幼女也早殤。後來，續娶孔氏，為曲阜衍聖公孔昭煥之孫女，誥封衍聖公孔憲增之女，衍聖公孔慶鎔之姐③。 阮承信因阮元是單傳，林氏又早卒，在乾隆六十年令把族孫常生過繼給阮元為子，是為阮元長子。嘉慶六年（1801）妾謝氏生阮福，其後妾劉氏生阮祜，孔氏生阮孔厚及女兒阮安。阮元對諸子進行讀書傳家的教育，做兩廣總督時到欽州閱兵，恰是其祖父阮玉堂最後的任所，因寫示兒詩：「後人有慶先人德，文武科名豈易哉！」①他在京中，聽諸子夜讀，甚為高興，作詩抒情：「秋齋展卷一燈青，兒輩須教得此情。」②常生官清河道，先阮元而卒。常生與阮福幫助乃父做過文字工作。女兒阮安幼學詩畫，作有《百梅唫館詩》，丈夫張熙二十歲死，阮安在生下遺腹女後也死去，實有殉夫的意思。阮元對她的死很傷心，但又「心許之，曰禮也」③。以殉夫為禮，篤信三綱五常，人就變得殘酷無情了。 阮元重視家族生活，因先世自淮安遷揚州近二百年，族人繁多，而未建宗祠，嘉慶六年於浙撫任上，與乃父承信、堂叔阮鴻議定，出資建立阮氏祠堂，買田作祭產，又在祠堂附近設立家塾，聘請名師教育族中子弟。阮元對族人亦多照顧，在山東、浙江學政任上，都請阮鴻幫助衡文，阮承信還要資助阮鴻捐納為官。④阮元不好虛熱鬧，高官耆壽，從不做生日。四十歲是人們大做壽辰的年齡，阮元在正月二十日生日這天，離開浙江巡撫衙門，到海塘工地視察，避免親友屬吏的祝壽。以後無論大小生辰都這樣過，所謂「每於是日謝客，獨往山寺」⑤，作竟日之游。因往山林，參觀古蹟外，煮茶消遣，所以他把這一作法叫做「茶隱」。他的茶隱，到八十歲休致在鄉時，仍不廢棄。他在華誕以前，就從揚州城裡搬到城郊的草廬中。不僅自己不做壽，也不給孔夫人做生日。如，道光三年（1823），他任兩廣總督時，孔夫人生辰這一天，為避客，獨游廣州荔枝灣。他的不做壽有兩個原因，一是謝卻壽禮，不以「屏幛②以上傳略，見《清史列傳》卷36，《阮元傳》；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卷21，《阮文達公事略》，《清史稿》卷364，《阮元傳》。 ③《揅經室二集》卷2，《誥封光祿大夫戶部左侍郎顯考湘圃府君顯妣一品夫人林夫人行狀》，《揅經室續集》卷2錄《儒林傳》文。《三十三種清代傳記綜合引得》謂阮之妻孔氏為孔慶鎔之女，誤。①《揅經室續集》卷5，《由高州望欽州書示兒輩》。 ②《揅經室四集·詩集》卷9，《聽福、祜、孔厚諸兒夜讀》。 ③《揅經室二集》卷6，《女婿張熙、女安合葬墓碣》。 ④《揅經室再續集》卷2，《北渚二叔墓表》。 ⑤《揅經室四集·詩集》卷11，《隱山三章》。 宴樂為美」①。二是講求養生之道，即不做生日，把精力放在保養身體上。他同白居易生日相同，白居易四十歲時作有詩歌，阮元步其韻為詩，寫道：「人生四十歲，前後關壯衰。我發雖未白，寢食非往時。」知道這時應當注意身體了。又考慮到自身政務、做學問繁忙，更要有好身體：「百事役我心，所勞非四肢。學荒政亦拙，時時懼支離。」所以他到此盛年，不是沾沾自喜於過往的成就，而是研究如何「卻老病」②。阮元得享高年，同他愛惜身體，不搞狂歡淫樂，有很大關係。 阮元是一個勤奮的人，聰明好學，在長期疆吏生涯中，不間斷地研究學問，撰有《揅經室集》、《疇人傳》、《十三經校刊記》、《經籍纂詁》等巨著。 阮元仕宦一生，學習一生，著述一生。李元度說：「以經術文章主持風會，而其人又必聰明早達，揚歷中外，兼享大年，其名位著述足以弁冕群才，其力尤足提倡後學，若儀征相國，真其人也。」③說阮元的特點是早發達，致高位，享大年，倡學術，影響遠。這樣看，基本上是符合事實的，但早達、高位並未講出其人的歷史地位，還是考查阮元的政事和學術，才能真正反映他一生的主要成就。 ①《揅經室再續集》卷2，《道橋別業愛吾草廬八旬韻序》。 ②《揅經室四集·詩集》卷6，《癸亥正月二十日四十生日避客往海塘用白香山四十歲白髮詩韻》。③《國朝先正事略》卷21，《阮文達公事略》。 第二節　幾件政事 清代八股文考試，成了士子入仕的敲門磚，他們往往不學無術，尤其輕視實踐，缺乏實際辦事能力。阮元也是科舉制訓練出來的讀書人，但是他在讀書時多少注意學以致用，青年時代接受了乃父這方面的教育。阮承信不以功名為念，所以教子務實學，「讀書當明體達用，徒鑽時藝無益也」。阮元做學政，正是管理士人讀書和應試事務，承信又對阮元說：「取士當先器識，取文亦當無所不收，若以一隅之見為去取，必有棄材矣。」①這是阮元在給乃父與行狀時複述的話，說明他非常同意這些觀點，並且遵奉實行。阮元不受時藝束縛，不僅能搞學問，同時能處理政務。 阮元任浙江巡撫八年，始終做的一件事是鎮壓蔡牽起義和幾起海盜。嘉慶五、六年，浙江、福建沿海多有海盜，有時登陸進行活動。海盜中有所謂「夷艇」，是清朝臣民與安南匪徒勾結組成的，他們中又分為鳳尾、水澳、箬黃諸幫；有所謂「洋艇」，是中國人的組織，其中有以蔡牽為首的閩幫，以朱濆為主的粵幫。「夷艇」屬於海盜性質，而蔡牽一幫是貧民的反抗運動。②阮元為了肅清地方，親赴前線，指揮殲滅「夷艇」，如嘉慶五年夏天到台州督師。不過，他主要是幹了兩件事，一是支持水師將領李長庚，同他通力合作。李長庚原來是浙江定海鎮總兵，阮元看到他有指揮作戰能力，提請他總督浙江定海、黃岩、溫州三鎮水師，同時請調廣東、福建水師來合圍。這些建議都為朝廷所接受。嘉慶九年，阮元會同閩浙總督玉德，請求以李長庚總統閩浙水師，俾其專任肅清海洋事務，亦獲允准。阮元與李長庚的私人關係也很好，互認為知己。李長庚作詩推崇阮元：「開府推心若谷虛，要將民物納華胥。風清海外除奸蠹，令肅軍中畏簡書。」①另一件事是造「艇船」。原來洋艇船大，清水師船小，為在裝備上取勝，阮元倡捐官俸，並把銀子交給李長庚打造大船，使之超過洋艇。阮元為裝備霆船，鑄造大炮，由父親阮承信在杭州監造，並送到軍前。蔡牽方面為對付清軍，在福建製造了巨艇，規模超過霆船。阮元與李長庚商量再造更大的船，李長庚乃求助於總督玉德，未得成功。②在阮、李通力合作之下，很快地消滅了鳳尾、水澳、箬黃諸「夷艇」。於是浙江洋面比較安定。蔡牽乘機合併了「夷艇」的殘餘力量，稱鎮海王，專門進行反對清朝的戰事。嘉慶十二年冬，李長庚消滅了蔡牽的主力，身亦戰死。李長庚戰死後，阮元賦詩悼念：「六載相依作弟兄，節樓風雨共籌兵。」③次年阮元復任浙撫，與閩撫張師誠合作，任用李長庚部將王得祿、邱良功，迫使蔡牽自殺，起義失敗。④阮元很注意教育事業。他任浙撫時，就在杭州設立詁經精舍。他認為通經必須訓詁，是以選擇浙江好友學者的諸生到這裡讀書，並與王昶、孫星衍等學者主持講席。王昶曾官刑部侍郎，著《春融堂集》，與阮元一樣主張治①《揅經室二集》卷2，《誥封光祿大夫戶部左侍郎顯考湘圃府君顯妣一品夫人林夫人行狀》。②蔡牽活動的性質，史學界研究尚意見不一。此處採用為人民起義性質一說。①《揅經室四集·詩集》卷5，附錄李長庚：《次韻酬阮芸台撫軍》。 ②《揅經室二集》卷4，《壯烈的李忠毅公傳》。 ③《揅經室四集·詩集》卷8，《戊辰五月辦賊至寧波，為前提督壯烈的李忠毅公建昭忠祠，哭祭之》。④另見《國朝先正事略》卷22，《李忠毅公事略》；《清史稿》卷350《李長庚傳》、《王得祿傳》、《邱良功傳》，卷358《清安泰傳》，卷359《張師誠傳》。 字學，研究經書，崇尚漢儒鄭玄。孫星衍官山東督糧道，著《芳茂山人文集》，「深究經史文字音訓之學，旁及諸子百家，皆必通其義」①。如作《問字堂集》六卷，記錄他文字學的成果。該書院崇祀許慎、鄭玄，表示學術的崇尚。②這個精舍，有研討的風氣。阮元把諸生的文章匯編成《詁經精言集》，刊刻傳布，鼓勵諸生學習熱情。該書院培養了一批學者，所謂「上舍士致身通顯及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殫數，東南人才稱極盛焉」③。嘉慶七年，阮元在浙江海寧辦「安瀾書院」。二十五年，在廣州創建「海學堂」，其規制一如杭州詁經精舍。次年又辦「三水行台書院」。阮元在嘉慶七年建立浙江「玉環廳學宮」，玉環廳於雍正間增設，屬溫州府，有同知駐紮。阮元設學宮，以溫州府學訓導為玉環廳學訓導，設立諸生中學名額。對於各地原有的學宮，阮元也有所整理，修葺江西、廣東、浙江貢院，改善士子試場的環境。嘉慶二十二年於湖廣總督任上，他處理湖南少數民族入學問題，將黔陽訓導移為晃州（今新晃侗族自治縣）訓導，增定學額。原來苗民應試，注有「新童」字樣，阮元命除去這類歧視性的說明，將苗生按民生對待。④對科舉的指導思想，阮元也有些微的不同於官方傳統的看法。清朝科舉實行三場考試的制度，最重視頭場，而此場又重視四書文，即要求應試者把握朱熹注的四書，講性理之學，而不求實用。阮元對此有異議，給浙江優行生員出的策問透露了他的觀點。他說：「以四書義取士，垂數百年，明初剿習成書，為《五經大全》，錮蔽士人耳目，至我朝以經術教士，當若何提倡，以矯空疏雜濫之弊歟？」「士之治經史者或短於文詞，工文詞者或疏於經史，專學藝者或鈍於時務，習時務者或荒於學藝，當若何棄其短以得長，教其偏以求全歟？」①他對科舉有不滿的思想，但他並沒有敢在自己的權限範圍內實行改革，只是思想上有異趣。 阮元講求民政，對社會救濟事業甚為注意。清代地方官怕考成不好，往往諱災不報，阮元比較實事求是，有災情就上報，請求賑濟和蠲免。他說：「致災已不德，有力敢不殫！」②認為有災禍就是自己官沒有做好，怎能不去全力救災呢！「致災已不德」，是具有天人感應觀念的表現，認識本身並不科學，但能檢討自身行政，從而去積極救災，則是應當肯定的。嘉慶五年浙東水災，三十萬人陷入絕境，阮元出倉谷四十萬石救濟災民。十年，浙西大災，阮元冒暑到湖州放賑。阮元為災民得到實惠，放賑一般不用胥吏，以免他們從饑民口中奪食，特邀請品德好的士人參與其事。阮元還搞了一些慈善團體，嘉慶七年在杭州設立「普濟堂」，收養無依靠的老病貧民，寒冬賑粥。整飭杭州育嬰堂，收養棄嬰，比從前增加一倍。浙江金華府溺女之風嚴重，明清以來官方屢禁屢起，阮元再一次禁止，並由其父阮承信出面，給撫養女嬰者以喜銀，希望能長養下去。道光元年，阮元在廣州設立「恤嫠局」，救濟貧寒寡婦。 阮元為維護封建秩序，對民間的秘密結社極為注意，殘酷鎮壓。嘉慶十①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卷10，中華書局1963年版。 ②《揅經室二集》卷7，《西湖詁經精舍記》。 ③《國朝先正事略》卷21，《阮文達公事略》。 ④《清史列傳》卷36，《阮元傳》。 ①《揅經室二集》卷8，《試浙江優行生員策問》。 ②《揅經室四集·詩集》卷5，《浙東賑災紀事》。 九年三月，阮元出任江西巡撫，九月就奏報破獲饒州府餘干縣朱毛俚、胡秉耀團伙的反清活動，並擴大線索，到奉賢縣辦案。嘉慶帝因他到任就能破獲這樣大案，特給他加太子少保銜，賞戴花翎，以示鼓勵①。次年正月，阮元奏稱捕獲南昌府進賢縣「結盟擔匪」曾文彩等人，並把他們按律治罪。四月，在廣信府貴溪縣、饒州府安仁縣發現秘密結社活動，並有與江蘇江寧府同夥聚會的秘密情報，阮元立即上報，清廷命交兩江總督查拿，終使方榮升等被害。阮元還破壞了贛州府龍南縣鍾錦龍、長寧縣（今尋烏）郭秀峰、建昌府滬溪縣（今資溪）陶省三等人的秘密結社。阮元在江西時間不長，卻留下了大量破壞民間秘密結社的劣跡。 阮元從政較為務實，做了不少事，但其效果、性質如何，要作具體分析。他作為封建官僚，以治民為務，他要人民安分守常，當順民，而對於那些積極準備反抗和已經起而抗爭的民眾則予以殘酷鎮壓。這是反動的。他知道要老百姓服帖，必須給以生路，因此在他權限範圍里搞蠲賑，搞善堂，希望不把受難的群眾逼到反對官府方面去，這樣較明智的政策對當地百姓不無好處。 ①《清史列傳》卷35，《阮元傳》。 第三節　學術成就 阮元治學領域廣闊，經學、文字學、金石學、天文歷算學、史學、地理學、校勘學，無不涉獵，尤專於經學，並有相應的著作。 阮元治學有較正確的態度，就是實事求是的精神。他說，研究經學，是「推明古訓，實事求是而已，非敢立異也」②。他要提出自己的觀點，但一定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去做，不是為標新立異而創異說。與這個態度相適應，他對於前人的學術觀點，擇善而從，不宗一派，以期立論持平。 阮元治學講求方法，希望以此獲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他強調要注意研究的方法，認為做學問如同進殿堂，路子走錯了，就不能登堂入室，具體談到研究經學的方法，他說「文字訓詁，其門徑也」①。以音韻訓詁為手段，以達到通經的目的。 這位學者治經，研究古人思想，有兩點認識比較精到。一是認為情慾的合理性。理學家講「滅人慾」，「存天理」，將情慾與天理對立起來。佛學要捐棄七情六慾，清淨出世，認為情慾是私，是惡。情慾在理學、佛學那裡都是要不得的。阮元論證了性、情、欲三者的關係，他從文字學解釋「性」，謂「性字從心，即血氣心知也」。就是認為性是從人的肉體和精神產生的，並非是外在的。味色聲臭喜怒哀樂表現出來的「情」，「皆本於性」。他分析孟子「食色性也」的話，認為性中含有情，故概述為「情括於性，非別有一事與性相分而為對」。即情和性不可分裂，不是對立的。阮元認為，「欲生於情，在性之內」。因為「天既生人以血氣心知，則不能無欲」。總起來說，阮元斷定人人都有情慾——用他話說，「七情乃盡人所有」②——是性的表現，批駁了理學、佛學視欲為惡及情慾與性對立的觀點。阮元承認情慾出自人的本性，並以恢復儒家這種觀點自命，表明他肯定情慾是合理的。這種觀點與他所尊敬的思想家戴震的看法相一致。戴震提出「人之同欲」的命題，他說：「饑寒愁怨，飲食男女，常情隱曲之感，則名之曰人慾。」認為人慾是人們對外界事物的接觸而產生的感覺和認識，進而認為人慾是合理的。他說：「凡事為皆有欲，無欲則無為矣，有欲而後有為。」①反對理學的去人慾說，發出「以理殺人」比「以法殺人」還殘暴的警世宏論。②阮元講情慾的合理性，理論上的深刻性和戰鬥性都不如戴震，這除了認識上的問題以外，還在於他高官厚祿，不敢與作為官方哲學的理學公開對抗。儘管阮元的理論有缺陷，但他主張情慾合理性的觀點是進步的，在本質上是對理學的封建禁欲主義的一個衝擊。 阮元對思想史研究的另一個貢獻是把儒家的「仁」解釋為處理人際關係的思想。後世儒家把孔子的「仁」理解為愛人、愛民，行仁政，阮元把《論語》五十八章論到的仁，一百零五處提到仁字的地方，採用音韻訓詁的方法，作了通盤的考察，認為東漢以前的人都把仁理解為人，是常識，故而人們不必對仁多加說明，而晉以後此解失傳，人們反生出歧說，不解原意。他舉出②《揅經室集·自序》。 ①《揅經室一集》卷2，《擬國史儒林傳序》。 ②《揅經室一集》卷10，《性命古訓》。 ①《孟子字義疏證·權》。 ②《戴東原集·與某書》。 東漢以前幾位學者和著作對仁的訓詁，如曾子的「人之相與」，《中庸》的「仁者人也」，鄭玄的仁，「讀如相人偶之人。」他認為他們所理解的仁，就是說人與人的關係，因此他說：「春秋時孔門所謂仁也者，以此一人與彼一人相偶，而盡其敬禮忠恕等事之謂也。」又說：「凡仁，必於身所行者驗之而始見，亦必有二人而仁乃見。若一人閉戶齋居，瞑目靜坐，雖有德理在心，終不得指為聖門所謂之仁矣。」歸納阮元的觀點是：仁是講人與人的關係，是要求人們以敬禮忠恕為原則處理相互之間的關係。阮元仁的思想還包含如何達到仁，仁對國君、臣民的各自內涵等內容。他說：「為仁須擇人，與我相助。」自身要實現仁，一定要考慮對方能否同自身配合，因而要選擇對象，不顧對方條件，行仁可能只是一種願望，而不能達到目的。阮元說：「士庶人之仁，見於宗族鄉黨；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仁，見於國家臣民。」①百姓之間、治人與治於人之間，仁的關係不同，仁的內容也就有了差異。阮元認為對於帝王來說，仁就是制約自己，按照百姓樂於或能夠接受的條件去做，即要尊重百姓，不濫使民力，並給百姓以好處。對於百姓來說，仁之本在孝悌，在家行孝，對君主就能盡忠，即能把各種關係處理好。阮元對於仁的理解，符合於孔學的本意，對於後人正確分析儒家思想是有益的。仁是孔學的基本思想，它規定人際關係的原則是禮義，講究溫良恭儉讓，抑制自己的欲望，滿足對方的要求。中國人歷來奉行這個原則，形成國風，成為「禮義之邦」。阮元對仁的本意的恢復，有利於理解儒家學說及其形成的傳統，從而也有利於對它的清理。②阮元的著述成就，以學科分類，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關於經學，他主編了《經籍纂詁》、《十三經註疏校刊記》。《經籍纂詁》一百零六卷，是阮元在浙江學政任上主纂的。是他將唐以前經史子集各種古籍的正文和注釋中的訓詁彙輯在一起，以字為單位，按韻分類，成為史料豐富的古漢字大字典。其收字之多，超過《康熙字典》、《中華大字典》。《十三經註疏校刊記》成書過程較長，《十三經註疏》南宋始有合刻本，乾隆初又槧刻。阮元青少年時讀經就注意諸本異同，加以訂正，任詹事時奉命參加太學石經的校訂，把唐代石經與宋板經書加以比勘，後到各地做官，繼續校對石經與讀本，作出記錄，成《校勘記》二百十七卷，嘉慶十三年出版。 在金石學領域，阮元著的《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研究了五百五十餘件古器物，是前此同類著述中識器最多的。阮元在山東學政任上獲知該省金石甚豐，遂利用任職條件，親自收集，還通過友人廣泛搜求，得拓片，匯編成二十四卷的《山左金石志》。阮元另輯有《兩浙金石志》。他的研究金石有個特點，即利用它解釋經義和歷史，以他的話說，就是「頗於經史多所創穫」①。 對於史學方面，阮元在嘉慶十五年國史館總纂任上寫作了《國史儒林傳》。清朝史館原沒有儒林傳及其體例，原因是國史館傳記，凡功臣、大臣，例由其家屬提供材料，配合檔案資料撰寫，而儒林人物不能由家屬提供資料，所以無法撰稿。阮元並不能破除資料來源規制，但覺得可以利用學者本身的著作來與其傳記，於是擇錄纂輯，成百十人的儒林傳，創立了清代史館編撰①以上引文並見《揅經室一集》卷8，《論語論仁論》。 ②參閱戴逸主編：《簡明清史》第二冊第272-273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①《揅經室三集》卷3，《積古齋記》。 儒林傳的體例。他的傳稿，部分地編在《揅經室續集》中。 嘉慶四年阮元兼管國子監學正時，編輯《疇人傳》四十六卷。此書為中國上古至清代的天文歷算學家二百四十三人、西洋人三十七人作傳，寫法是把古籍中有關史料摘錄匯集，並對重要人物作出評論。 阮元對書畫亦有所涉獵，入值南書房時，參與撰修《石渠寶笈》，研究宮中懋勤殿所藏的古書畫，寫出心得，成《石渠隨筆》一書。 在地理學方面，阮元主修過《廣東通志》。阮元任兩廣總督時，廣東省志已有近百年未修，他乃主持其事，卒修成三百三十四卷的巨著。 阮元還有筆記類的述作。他在山東學政任上出遊，與友人、幕客的唱和，集成《小滄浪筆談》。移任浙江時，又有同類性質的《定香亭筆談》問世。《揅經室集》是阮元詩文各種體裁作品的匯集，它分一、二、三、四集、續集、再續集、外集，前四集按經史子集分類，即一集為解經之文，二集為碑傳文，重在敘史，而詩在四集，續集、再續集的分卷也是依四庫分類法，外集則含有他人起草的作品，故取此名。前四集由阮元手訂，後三集由其子阮福協助編輯。這個集子有單刻本，有《文選樓叢書》本。 阮元編輯地方資料或專題資料，刊刻甚多，如《淮海英靈集》、《江蘇詩征》、《廣陵詩事》、《兩浙輶軒錄》、《皇清經解》、《詁經精舍文集》等，還與其堂弟阮亨刊印《文選樓叢書》。 阮元的著作和編輯槧刻，是研究阮元學術思想和成就的直接資料，更是研究古代文化史的寶貴資料和便利研究者利用的工具書，是我國寶貴的文化遺產。 阮元學術文化上的成就，同他所處的時代與生活環境分不開。阮元的家鄉揚州府經濟文化素稱發達，它地處南北大運河咽喉之要津，是全國第一大鹽場淮鹽的集散地，富有的鹽商麇集於府城，乾隆帝的南巡更促進了它的繁榮。生長於此的阮元說：「翠華南巡，恩澤稠疊，士日以文，民日以富。」①又說：「揚州全盛在乾隆四五十年間，余幼年目睹。」②富裕繁華不斷吸引文人紛紛來揚州。於是講學與辦學之風甚盛，外地文士與當地士人結合，切磋學問，既培養了人才，也造成文風興盛。如大鹽商、阮元族外舅公江春充任總商，獲布政使銜，與學者錢陳群、曹仁虎、蔣士銓、金農、鄭燮、戴震、杭士駿等交遊。又一鹽商汪應庚捐銀四萬七千兩修繕揚州府學、江都及甘泉縣學，又買田一千四百畝送三學，以所收地租為歲修之費①。揚州設有安定書院、梅花書院等，都受兩淮鹽政的資助，諸生享受膏火費②。因此造成揚州人文興盛，如，在嘉慶己巳科以前的六十一次會試中，此地有二百三十九人中進士③。其中王安國、王引之祖孫及江德量、顧圖河、季愈、王式丹等人俱在鼎甲。阮元就是這眾多進士中的一員。他在家鄉有機會向學有專長的人學習及與友人研討學問，離開故里也能向鄉前輩討教。自云：「鄉里先進多治經之儒」，如顧九苞、劉台拱、任大椿、王念孫、汪中，「皆耳目所及，或奉①《揅經室四集》卷5，《畫舫錄序》。 ②《揅經室再續集》卷3，《揚州畫舫錄二跋》。 ①嘉慶《揚州府志》卷63，戴震：《汪氏捐立學田碑》。 ②嘉慶《揚州府志》卷19，《學校》。 ③嘉慶《揚州府志》卷39，《選舉》。 手有所授」。在北京，與作《弁服釋例》的任大椿「相問難為尤多」④。又向同郡王念孫求教，得到很多文字學的知識，故為其作墓志銘追述受益之情：「元之稍知聲音、文字、訓詁者，得於先生也。」⑤為其後來用音韻訓詁為工具研究經學準備了條件。歙縣人凌廷堪於乾隆四十八年游揚州，因阮元「以學問相益」⑥。凌著有《禮經釋例》，與《雕菰集》作者焦循同是戴震皖派中姣姣者。焦循亦是阮元的學友，揚州人。阮元幼時與他同學，青少年之際倆人同名，後來焦循專向學問方面發展，而阮元則兼及政事了。阮元與名流學者交遊中受教益，增進了學問。沒有揚州濃厚的學風的薰陶及去揚州遊學的學人的指導，也就很難有學者式的阮元。 還應看到，阮元生活在乾嘉考據學鼎盛之時，這種學風給予他很大影響，所以他也搞考據，搞漢學，考釋經文。 主觀的努力，是阮元獲得學術成就的內在因素，阮元青年時代就有強烈的求知慾望，又善於學習，才得到前輩的好感，並給予有力的指導。阮元出仕後，在做文字工作時注意鑽研學問，做疆吏時仍然以極濃的興趣擠時間搞研究，如對古器物的鑑識，是在「政事之暇」進行的，自謂「藉此羅列以為清娛，且以償案牘之勞」①。他說是為調節精神，確實也有這個作用，但主要地還是表現了他勤於治學，不停頓地進行研究與寫作。惟其如此，才可能有那麼多著作問世。如督學浙江，「隨筆疏記近事」，形成《定香亭筆談》②。在山東，「校閱之暇」，鑽研金石銘文，「咨訪耆舊，廣為搜索」③，始成《山左金石志》。一個封疆大吏，能如阮元那樣堅持做學問的實不多見。阮元的這種精神很值得讚揚。 ④《揅經室一集》卷11，《任子田侍御弁服釋例序》。 ⑤《揅經室續集》卷2，下《王石臞先生墓志銘》。 ⑥《揅經室二集》卷4，《次仲凌君傳》。 ①《揅經室三集》卷3，《積古齋記》。 ②《揅經室三集》卷2，《定香亭筆談序》。 ③《小滄浪筆談》卷3。 第四節　對西方的態度 阮元任兩廣總督近十年，正是在鴉片戰爭前十幾年，他處理過與英國人關係的事務多起，其對英態度頗值得注意。 阮元於嘉慶二十二年（1817）出任兩廣總督，是英國阿美士德使華失敗的次年，中英兩國矛盾開始激化。阮元就任的廣州是雙方的接觸點，所以一到任就感到中英關係問題的嚴重性。二十三年二月、五月先後密疏奏陳對英人政策，主張對其採取強硬態度。他認為英人「長於水，短於陸，強於外洋，短於內洋」，因此要加強內洋和陸上的防務，英人來犯即給予炮火懲創，同時停止同它的貿易，斷絕其食用採買，以此強硬態度，令「彼不敢輕犯」中國法令。嘉慶帝不同意他的主張，強調所謂「恩威相濟」，並告誡阮元「斷不可猛浪從事」①。這個「猛浪」警告非同小可，官員考成，有「浮躁」一項，即此之謂。皇帝限制阮元，不許他強硬行事。英國人不斷上岸滋事，打死打傷中國人，清朝政府索取兇手，多無結果。阮元對此不能容忍。一次英人打殺中國婦女，阮元乃將他絞決抵罪。道光元年（1821）冬季，英軍打死中國農民二人，兇犯逃回英國，阮元屢次向英方索要兇手，英人以停止貿易相威脅。阮元怕獲「猛浪」之罪，不敢堅持強硬態度，遂採取折衷辦法：許商船貿易，不許該兵船復來②。中央政府的軟弱政策使地方官無所作為，當然阮元本身的軟弱也不能辭其咎。英國侵略者進行罪惡的鴉片貿易，清朝政府早在雍正年間即下令禁止販賣鴉片。嘉慶二十年、道光元年先後申嚴鴉片之禁。阮元於道光元年兼署粵海關監督，嚴格實行禁令，查禁英船夾帶的鴉片煙，懲辦走私的洋行商人伍敦元。但狡猾的英人採取更隱蔽的手段，繼續販毒。阮元查禁的效果不大。 明代後期西洋傳教士來華，也帶來一些西方近代文化知識，引起中國士大夫如徐光啟等人的興趣，稱讚其技術之精。阮元和這部分人持有相反的態度，對於主張向西方學習的人極為反感。他認為中國科學文化最發達，如說「天文歷算至今日而大備」①。對西方學術成就亦有所承認，如謂「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等，於推步一事，頗能深究」②。但又認為西方的科技製作，在中國古代就有了，如說西方有自鳴鐘，而中國早有刻漏③。西方算學有借根法，而中國算學早有天元法④。他甚至認為西方人的先進器物，是抄襲中國成果的產物：「西人亦未始不暗襲我中土之成說成法，而改易其名色耳。」⑤以為西法西器與中國之不同，只是改變了名字。他認為相信西方算學的人是不懂歷史，「但知西法而已，安知所謂古法哉！」⑥阮元否認西法，根本看不起西方人及其國家，稱德意志人湯若望之祖國為「歐羅巴極西之小國」，清朝用湯若望為官就是大氣魄⑦。阮元對西方人修正某些科學觀點不予承認，否認其科學性⑧，可見他還不懂得科學的認識已在不斷發展的這個真理。看來，在西方自然科學面前，阮元固步自封，錯誤地以為中國古老的文明能夠代替一切最新的文明，而不承認中國之外的發明創造。他的觀念陳舊，對西方的科技知識貧乏，是落後於時代的迂腐之見。比起他的先輩徐光啟諸人他是落後的。所以他的錯誤不僅是當時中國封建體制的原因，也是他本人食古不化，背上中國古老文明的包袱而不能前進。 ①《清史列傳》卷36，《阮元傳》。 ②《國朝先正事略》卷21，《阮文達公事略》。 ①《揅經室四集》卷5，《里堂學術記序》。 ②《疇人傳·凡例》。 ③《揅經室四集》卷5，《自鳴鐘說》。 ④《揅經室再續集》卷2，《續疇人傳序》。 ⑤《揅經室再續集》卷2，《續疇人傳序》。 ⑥《揅經室續集》卷2下，《疇人利瑪竇傳論》。 綜觀阮元的一生，他勤奮不息，忠君以盡臣節，並以此受知於乾、嘉、道三朝皇帝，高官厚祿以終天年。他有經世致用思想，勤政務實，既試圖解決一些人民的痛苦，又殘暴鎮壓過民眾運動，表明他是一個典型的封建官僚。他終生辛勤治學，留下大量著述，體現了那個時代的考據成就，是一筆可貴的文化遺產。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對中國文化所作的貢獻是應予肯定的。⑦《疇人傳》卷45，《湯若望傳論》，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 ⑧《疇人傳》卷46，《蔣友仁傳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