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卷） · 第四十一章嘉慶帝顒琰

第一節繼位和親政 嘉慶帝，名顒琰，為乾隆帝弘曆第五子。生於乾隆二十五年（1760）十月，三十八年被密儲為太子，五十四年封嘉親王，六十年九月正式冊立為皇太子，並內禪帝位，以翌年為嘉慶元年。 顒琰自六歲學於兵部侍郎奉寬，從工部侍郎謝墉學今體詩，從侍講學士朱珪學古文古體詩①。在侍學顒琰的名師中，朱珪最得崇信。乾隆四十五年（1780）朱珪赴福建學政任前夕，上五箴於顒琰，「曰養心、曰敬身、曰勤業、曰虛己、曰致誠」，顒琰「力行之」，甚至在親政後，亦「嘗置左右」②。少年時期的顒琰，學習成績頗佳，「英詞炳蔚，援筆立就，動成典則」③。年長後，尤喜讀諸史、通鑑，居然達到「上下三千年，治跡目瞭然」④的程度。顒琰生長於清代全盛時期的乾隆朝。然而嚴重的社會危機已現端倪。當顒琰受乾隆帝內禪時，他得到的實際上是一個充滿矛盾、危機四伏，日趨衰落的皇朝。嘉慶帝即位時已過而立之年。歌舞昇平的「盛世」景象沒有使他陶醉，他對於「盛世」下潛伏的種種社會危機有著清醒認識，也十分憂慮。當皇子時他曾隨皇父南巡。在杭州，他目睹營伍騎射，但見「射箭箭虛發，馳馬人墜地」①。他當政之後，猶每每述說此事為戒。可見乾隆時軍備廢弛的情況給他留下多麼深刻的印象。而在即帝位的最初三年中，他不能有所作為。因為乾隆帝雖然禪位，但並未放棄權力，在歸政上諭中，他明確宣稱：「朕於明年歸政後，凡有繕奏事件，俱書太上皇帝」，「軍國重務仍奏聞秉訓裁決，大事降旨敕」②。乾隆帝直至臨終前「猶日親訓政，未嘗稍輟」③。這時的嘉慶帝雖已即位，實際上不過是一個終日侍游宴，「上皇喜則喜，上皇笑亦笑」的傀儡。 嘉慶四年（1799）正月初三日，太上皇乾隆帝病逝，從此，嘉慶帝作為一個真正的皇帝開始行使權力。他在親政上諭中表示：「嗣後一切政務，悉應仰體皇考聖意」④。後來的事實證明，這只不過是官樣文章，親政後的嘉慶帝並不想一切都按既定方針辦。 此時，對清朝的統治構成嚴重威脅的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內政的弊敗，一是內亂的頻仍。嘉慶帝在位凡二十五年，實際當政二十二年。在此期間，他一方面大力整飭內政，力圖通過對朝政的整肅來遏制走向衰敗的趨勢，恢復乾隆中期的鼎盛局面，同時又不遺餘力地殘酷鎮壓此起彼伏的農民起義。 嘉慶帝對內政的整飭，是從誅和珅著手的。和珅是乾隆帝的寵臣，滿門①王先謙：《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1。 ②《清史稿》340《朱珪傳》。 ③《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1。 ④《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1。 ①《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2。 ②《清史稿》卷15《高宗本紀六》。 ③《清仁宗實錄》卷37。 ④《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2。 顯貴，黨羽眾多，當政二十年，攬權納賄，「蠹國病民」，使全國吏治更加腐敗，賄賂公行。太上皇病故次日，嘉慶帝即革去和珅軍機大臣、九門提督銜，不久，又下和珅於獄，查抄家產，賜令自盡，並懲辦了和珅的幾個重要黨羽，開始了所謂的「咸與維新」局面。 第二節　所謂的「咸與維新」 嘉慶帝親政後，以清除和珅為契機，打出「咸與維新」的旗幟，同時立即從以下幾個方面對內政加以整頓。 首先是詔求直言，開通言路。他認為，「求治之道，必期明目達聰，廣為諮諏，庶民隱得以周知」①。他於親政之日即頒發諭旨，要求「凡九卿科道有奏事之責者，於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封章密奏，俾民隱得以上聞，庶事不致失理，用付集思廣益至意」②。四年六月，嘉慶帝又作了「不罪言者」的保證，即所謂：「朕既令人盡言又復以言罪人，豈非誘之言而陷之罪乎。」③他盛讚御史曹錫寶，在和珅聲勢熏灼之際，敢於直言糾劾，特加恩追贈曹錫寶副都御史銜，「以旌直言」④。乾隆五十五年（1790）十月，內閣學士尹壯圖奏言，各直省倉庫多有虧缺，各督撫借詞彌補，層層朘削，民生坐困，乾隆帝派員會同尹壯圖密往各省盤查。由於各省聞風已事先做好了手腳，結果查無實據，尹壯圖以陳奏不實，被革職交刑部治罪。嘉慶帝認為如尹壯圖這樣的「敢言之臣」應該加以錄用，立即命令尹壯圖「即行來京候旨擢用」①。由於嘉慶帝以實際行動表明了詔求直言、廣開言路的決心，所以在嘉慶帝親政後的一段時間內，出現了「下至末吏平民，皆得封章上達，言路大開」②的局面。一時間，不少言官紛紛指陳時弊。嘉慶帝對言官的指陳，其關係國是，切中事宜者，多所採納，對遭到彈劾的官員，其查證確實者，有所懲治。嘉慶帝對據實上陳，直言無隱的科道官員給予鼓勵和擢用。嘉慶四年（1799）九月，河南偃師縣民人楊道純轉呈策表，提出除積弊、蘇民困以固國本；倉庫漕糧，實國之本而弊最大，請降旨嚴行飭禁等建議。嘉慶帝十分讚賞，他說：「楊道純以民人而條陳事件..所言皆系地方應辦之事。..所陳各項，今次第舉行。」③他下令，將楊道純「以從九品未入流，交與直隸總督胡季堂差遣委用，遇有缺出，再行咨補」④。 其次，戒除欺隱粉飾之風。當時許多地方官員為了博取皇帝的青睞，往往熱衷於歌功頌德、粉飾太平。嘉慶帝力圖扭轉這種官場作風。他親政之日，接到浙江巡撫玉德奏報：「甘雨普霑，糧價平減」⑤。他抓住這個奏報，借題發揮說：「此等奏報，不可粉飾，朕總要真知小民疾苦以為教養，汝等大臣，敬志毋忘。」⑥不久，四川布政使林奏稱：川省「得雪，民情安貼。」嘉慶帝深知，「川省連年兵火，民不堪命，哀者赤子待哺嗷嗷」，哪得「民情安貼」？據此他再次告誡各督撫，「朕所望者，惟在汝等此數字切實奏報耳，若仍不以實告，惟務粉飾取悅，則閭閻疾苦從何而知？嗣後不許說假話，以①《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5。 ②《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2。 ③《清仁宗實錄》卷46。 ④《清仁宗實錄》卷38。 ①《清仁宗實錄》卷38。 ②《清史稿》卷356。 ③《清仁宗實錄》卷53。 ④《清仁宗實錄》卷53。 ⑤《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2。 ⑥《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2。 實告，慎志勿忘。」①嘉慶帝對一些地方官員諱災不報的行為尤其深惡痛絕。嘉慶五年一月，雲南威遠一帶水災嚴重，井灶、民房、衙署、鹽倉皆被沖塌，淹斃男婦三十二名，被災民灶三千四百餘丁口，衝倒房屋一千四百餘間。雲南巡撫江蘭隱匿不報，經嘉慶帝多次查詢，並派人查證確實後，仍不據實陳奏，反稱被災地區收成十分豐稔。嘉慶帝認為江蘭有意諱災，純屬「玩視民瘼」，立即將其革職，令其即行回籍。嘉慶帝為此頒發諭旨，嚴誡督撫諱災，指出：地方水旱災害發生後，惟在該督撫及早馳奏，「蠲賑兼施，用蘇民困」，如該督撫等匿不上聞，「則小民飢困無依，或致別滋事端」②。他嚴厲要求各督撫在欠收、旱潦成災時，必須「飛章入告，纖悉無隱」，「若有諱飾，必當嚴辦示懲，江蘭即前車之鑑也」③。此後，他言出法隨，對諱災不報的地方官員不斷給予懲治。 再次，罷貢獻，黜奢崇儉。乾隆帝晚年，迷戀聲色，官場奢侈腐化之風與日俱增。嘉慶帝親政後，詔罷貢獻，崇儉黜奢，以期改變社會風氣。 清朝俗例，凡督撫大臣進京覲見，必呈獻貢物，藉此邀寵，京中大吏亦循此例。於是，海內奇珍，充陳內府，閹寺權奸從中漁利。群官競相奉獻，百姓賦稅屢加，實為清廷一大弊政。乾隆朝曾兩次明令禁止。然而，由於乾隆帝的逸侈，和珅的攬權受賄等諸多原因，煌煌聖訓，形同具文。嘉慶帝親政後，即宣諭嚴禁貢物：外省備辦的各種貢物，「豈皆出自己資？必下而取之州縣，而州縣又必取之百姓。稍不足數，敲扑隨之。以閭閻有限之脂膏，供官吏無窮之朘削，民何以堪？況此等古玩，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朕視之直如糞土也。」①同時還下令免除年節呈進如意之例，他認為：「年節王公大臣督撫等所進如意，取兆吉祥，殊覺無謂。諸臣以為如意，而朕觀之轉不如意也」②。他警告諸臣，經此次嚴諭之後，「有將所禁之物呈進者，即以違制論，決不稍貸」③。他得知由新疆葉爾羌采解的大塊玉石，運送進京十分艱難，立即下令將「所解玉石，行至何處，即行拋棄，不必前解」④。嘉慶七年（1802）和闐採得大玉兩塊。興肇等奏請將采玉回戶伯克二人賞戴翎頂。嘉慶帝傳旨嚴厲申飭興肇等人，再次申明：「區區數十斤之玉塊，又何足為貴乎？朕所寶者，惟在時和年豐，民安物阜。一切耳目玩好之物，素性實所鄙棄。」⑤他令將大玉或趁例貢附帶運京，沿途運送稍有不便，即擲於該處，不必呈進。嘉慶帝當政期間，始終恪守「以粟米布帛為重，不貴珍奇」的信條。為了遏止奢侈之風，他遵循老師朱珪「君心正而四維張，朝廷清而九牧肅。身先節儉，崇獎清廉，自然盜賊不足平，財用不足阜」⑥的教誨，「躬行儉德為天下先」，企圖為各級官員作個榜樣。嘉慶四年，林寧奏請捐廉修理盛京夏園行宮，以備嘉慶帝巡幸行圍駐蹕。他不同意這樣做，下令將夏園行①《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2。 ②《清仁宗實錄》卷59。 ③《清仁宗實錄》卷59。 ①《清仁宗實錄》卷37。 ②《清仁宗實錄》卷37。 ③《清仁宗實錄》卷37。 ④《清仁宗實錄》卷38。 ⑤《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5。 ⑥《清史稿》卷340《朱珪傳》。 宮立即拆卸，以拆卸的木料作修建盛京宮殿之用⑦。十四年，他在為巡幸五台山頒發的諭旨中規定，不准在途中及山上山下設置諸如戲台、雜伎、假山、假亭一切點綴，廟前不准設戲台演戲。他對於過去每當皇帝巡幸時，地方官員於沿途空缺處所用席片搭蓋假山塗飾遮蔽，於沿途民間村莊廬舍頹垣陋室曲加粉飾的作法十分厭惡。他以為，當皇帝巡幸路經民間村莊廬舍時，應看到原來的面貌，「完整者可以覘豐盈氣象，其頹垣陋室亦可藉以知民生疾苦，正合省方觀民之義」①。十六年，嘉慶已年滿五十，御史景德奏請按例在他的萬壽節時，城內演戲設劇十日。嘉慶帝十分不滿，降諭訓斥，並將景德照溺職例革職，發往盛京派當苦差。同時，嘉慶帝嚴令各地不許在他壽辰之日廣陳戲樂，亦不准辦理慶典。各地派京慶壽的督撫及將軍、提督，一概不准進獻珠玉陳設。嘉慶十七年，山東巡撫同興奏請興修行宮。他再次反對，說：「各處行宮均不過一宿而已，所有遊廊、山石、山洞、廠亭、水池等項俱停辦理。」「若能一處節省三、四萬兩，十處即三、四十萬矣。」②嘉慶帝當政二十餘年，始終節儉如一。他力圖以自己的行動，使海宇漸還昌朴，用心可謂良苦。無奈，他的所作所為並沒有感動文武百官，奢侈之風歷嘉慶朝而有增無已。他在給皇子旻寧的密諭中，痛陳自己無力除卻奢侈之風的不能以言之的苦衷。他告誡子孫：「必當力除此弊..後世子孫若能體朕之心，法朕之行，成朕未竟之事，造次無忘不邇聲色之諭，即我大清萬世、天下臣民之福也。」③又次，力戒怠惰偷安的官風。乾隆中葉以後，吏治的敗壞還表現為各級官員的怠惰偷安、萎靡不振，尸祿保位。當時，「政以賄成，人無遠志，以疲軟為仁慈，以玩惕為風雅，徒博寬大之名，以行狥庇之實」①。各部院衙門，「諸臣全身保位者多，為國除弊者少；苟且塞責者多，直言陳事者少。甚至問一事則推諉於屬員。自言堂官不如司官，司官不如書吏」②。各督撫，「或於應辦事件藉口行查，經年累月尚未完結，其廢弛積習猶為牢不可破」③。嘉慶帝視各級官員的怠惰疲玩、萎靡不振為國家之隱憂。他當政期間，身體力行，「一日萬機，罔敢暇逸」④。「勤求治理，惟日孜孜」⑤。對於政務，即便是耽擱一、兩日也不允許。嘉慶十三年（1808）四月二十一日，初得皇長孫，內閣因此二十二、二十三兩日均未進呈刑名本章，嘉慶帝立即傳旨申飭，指出，一日萬機，不容稍怠，政務殷繁，不容稍有曠誤，「似此積壓頻仍，勢必漸形叢脞」⑥。嘉慶十一年八月，直隸布政使慶格具奏，揭出司書王麗南等私雕假印、舞弊營私的情況。嘉慶帝聞悉，令協辦大學士費淳、尚書長麟馳驛往查。九月，費淳等調查結束，查明自嘉慶元年起至十一年，地丁、耗⑦《清朝續文獻通考》卷63《國用一》。 ①《清朝續文獻通考》卷63《國用一》。 ②《清朝續文獻通考》卷63《國用一》。 ③《清朝續文獻通考》卷63《國用一》。 ①昭槤：《嘯亭雜錄》卷4《松相公好理學》。 ②《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6。 ③《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4。 ④《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8。 ⑤《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8。 ⑥《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8。 羨、雜款項下俱有虛收虛抵重領冒支等弊，計有二十四個州縣共侵盜銀三十一萬六百餘兩。查清直隸官員司書串通舞弊案，使嘉慶帝十分震驚。自清朝開國以來，還從未發生過身任州縣，與胥吏勾連一氣，侵盜如此巨大銀兩的事！其作案手段的惡劣，州縣官吏的目無法紀，肆無忌憚，實在到了令人吃驚的地步。嘉慶帝怒不可遏，迅速將書吏王麗南，州縣官陳錫鈺等二十餘人抵法，查抄其家產。他對直隸歷任庸碌無能、凟職失察之督撫，十分痛恨，嚴詞責問直隸歷任督撫，對於這樣一個歷時長久，明目張胆的勾連舞弊事件，竟「懵然不知，竟同木偶，所司何事？」①他決心對此案從嚴加重辦理。最後各以其任內虛收數目的多寡，將直隸歷任督撫顏檢、瞻柱、胡季堂、梁肯堂、陳大文等分別治罪。 ①《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7。 第三節　鎮壓川楚陝白蓮教起義 嘉慶帝當政期間，一方面對內政作了有限的整飭，同時又加緊對蓬勃興起的農民起義進行鎮壓。 乾隆中葉以後，隨著社會階級矛盾的激化，農民起義也不斷激發。嘉慶元年（1796），爆發了震撼全國的川、楚、陝農民大起義。已經退位仍手握重權的太上皇乾隆帝，立即調兵遣將，圍追堵截，然而，勞師數年，糜餉數千萬，結果是「良民不得已從賊，日以浸多，奔驅三載，不能自拔者數逾十萬」②。起義由湖北發展到河南、陝西、四川三省地區。嘉慶帝親政後，毫不遲疑地把鎮壓方興未艾的農民起義作為最緊迫的政務，擺到了議事日程的首位。 嘉慶四年正月初四，即他親政第二天，便命軍機大臣傳諭四川、湖北、陝西督撫、帶兵大臣將領等，指斥他們「奏報粉飾，掩敗為功」。嚴令他們「戮力同心，刻期滅賊」，警告他們：「有仍欺玩者，朕惟以軍法從事」①。此後，嘉慶帝實行一系列新政策，採取各種措施，加強了對農民起義的鎮壓。首先是清除軍中積弊。嘉慶帝認為，川、楚、陝農民起義，歷經三載，尚未蕩平，完全是因為和珅當政時「壓擱軍報，有心欺隱，各路軍營，聽其意指，虛報首級，坐冒軍糧，以致軍務日久未竣，貽誤軍國」②。和珅伏誅後，他多次警告營中帶兵各大員，過去皆以和珅為可恃，只圖迎合鑽營，並不以軍事為重，現在和珅已被懲辦，失所依恃，向來掩飾虛捏之技已窮，就應該「勉力蕆功，若再不力加悛改，奮發有為，督率將領等設法兜截，速擒各首逆，則軍律具在」③。他大力整頓督撫將領冒功侵餉問題。自嘉慶元年至四年，已耗費軍餉七千餘萬兩，然而，「兵丁衣服襤褸，幾同乞丐」④。成千上萬的軍餉，或被諸將領剋扣侵吞，故「軍營中酒肉聲歌，相為娛樂」⑤，或被饋送轉贈，或被浮冒開銷，以彌補過去虧損，軍營竟成為統兵將領及地方官員發財致富的淵藪。於是，在京諳達、侍衛、章京，無不營求赴軍，那些自軍中而歸者，「無不營置田產，頓成殷富」⑥。嘉慶帝認為，這種軍營積弊，使得將吏「日以玩兵養寇為事」⑦，軍營大員「藉剿賊為名，稽延時日，不願蕆事」⑧，決心大加整飭。嘉慶四年十一月，以襄陽道胡齊崙經手湖北襄陽局軍需，私扣銀至二萬九千餘兩，任情饋送，嘉慶帝將其處死籍沒。對於「公然提用軍需正項，信任胡齊崙一人經理，恣意侵扣，實為首先作俑」的已故湖廣總督畢沅，革其子世襲職，對受賄的明亮、永保、慶成、鄂輝等領兵大員皆籍沒其家。在處理湖北冒功侵餉案件時，他又派員嚴核四川軍需虛實，「務使②《清仁宗實錄》卷39。 ①魏源：《聖武記》卷9《嘉慶川湖陝靖寇記四》。 ②《清仁宗實錄》卷38。 ③《清仁宗實錄》卷37。 ④《清仁宗實錄》卷52。 ⑤《清仁宗實錄》卷39。 ⑥《聖武記》卷9《嘉慶川湖陝靖寇記四》。 ⑦《聖武記》卷9《嘉慶川湖陝靖寇記四》。 ⑧《清仁宗實錄》卷53。 領兵各員無利可圖，方能專心剿賊，以冀速蕆大功」①。他制定了「令各路糧台按旬開報，按月匯奏」的辦法，使軍餉支用的混亂情況有所糾正。 針對各路軍營無所統屬，將領各懷自私自利之心，爭功諉過之事不斷發生的情況，他授原總統四川軍務的勒保為經略大臣，賜以印信，規定所有各路帶兵大臣及陝西、湖北、河南督撫等悉受節制，「以一事權」②。為了賦予勒保更大的權威，嘉慶帝給予勒保「一面拿究，一面具奏」③不遵軍令貽誤重大軍情者的特權，同時，又授明亮、額勒登保為參贊大臣，「別領官軍，各當一路」④。 勒保制定了先籌川陝的用兵計劃，坐鎮四川，督率多路清兵，對起義軍圍追堵截。然而時過半載，據副都統福寧奏稱：「賊以脅從而日增..據川東北各府廳州縣稟報，多者萬餘，少者數千，其不知首逆姓名者，尚不知凡幾，新起之賊實多於剿除之數。」⑤這說明，起義軍不但沒有被消滅，聲勢反而越來越大。嘉慶帝遷怒於勒保，於同年七月，以「經略半載，莫展一籌」等罪名，將勒保逮問治罪，其經略事務以將軍明亮代之。不久，又以明亮行動遲延，將其免職。以都統額勒登保代之。 額勒登保系清軍中一員悍將，在清廷鎮壓苗民及川、楚、陝農民起義中，「戰績為諸軍最」①。他注重軍紀，其軍行經之地，民間竟能「無不安堵歡迎」②。特別是他自律甚嚴，胡齊崙一案，督撫將帥皆受其贈，獨額勒登保未受其饋，故被嘉慶帝選擇為經略大臣。 清廷耗帑數千萬，經歷數載而不能消滅起義軍，究其原因，撇開起義軍本身的原因不談，這與清軍各路將領及地方大員推諉塞責、畏縮避戰有很大關係。他們或者虛張聲勢，將義軍逐出管轄地段，而後粉飾奏報以塞責，或者以繞截為名，遠遠避開農民軍的鋒芒，而是以逐日向朝廷奏報起義軍的行蹤為事。當時流傳的「賊至兵無影，兵來賊沒蹤，可憐兵與賊，何日得相逢」說法③，正是清軍將領和地方大員畏縮避戰的真實寫照。河南巡撫景安尤其突出。他領兵駐紮南陽一帶，任務是堵截湖北起義軍進入河南，然而，他惟知遠避尾隨，從未和起義軍正面交戰，人皆呼之為「迎送伯」。嘉慶帝在確定了統兵大員之後，立即著手去貪懲懦，對圍剿不力的將吏加以懲處，以永保「縱賊」湖北，景安「縱賊」河南，宜綿、秦承恩「縱賊」陝西，英善、勒保「縱賊」四川，惠齡「縱賊」渡漢江的罪名，將景安、永保逮交刑部，擬重辟，秦承恩、宜綿遣戍伊犁，英善駐防西藏，惠齡降級調用。他又針對各地官員「皆自顧疆域，以逐出為邀功，從不肯實力痛剿」④的行為，借嚴懲之機，進一步明確了各省將吏防守圍剿之責，「責成各督撫將帥，各殲賊本境。倘有逸出鄰境者，即治以「縱賊之罪，其鄰省邊備不嚴者，即治以疏防之罪。」①《清仁宗實錄》卷53。 ②《聖武記》卷9《嘉慶川湖陝靖寇記四》。 ③《清仁宗實錄》卷38。 ④《聖武記》卷9《嘉慶川湖陝靖寇記四》。 ⑤《聖武記》卷9《嘉慶川湖陝靖寇記四》。 ①《清史稿》列傳344《額勒登保傳》。 ②同上。 ③《清仁宗實錄》卷37。 ④《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2。 ①清廷鎮壓農民起義歷久不能奏效的事實，使嘉慶帝認識到「誅之不可勝誅」的道理。他決定改變乾隆帝所實行的單純軍事圍剿政策，採取「除著名各首逆自當悉數殲擒、斷難寬宥外，其餘逼迫附和之眾，若有臨陣投降，悔罪乞命者，不妨剿撫兼施，以期解散賊黨」②的新政策。嘉慶四年正月，他詔諭天下，宣稱：「各路賊隊中之良民，如有能縛獻賊首，悔罪立功者，不但宥其前罪，尚可..格外邀恩。否則或潛行散去，或臨陣投降，亦必釋回鄉里，俾安生業。」③此後，他採取各種措施，把剿撫兼施政策付諸實施，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優擢良吏，懲辦貪官酷吏。他親政後，立即抓住被清軍誘捕解京的起義軍首領王三槐供詞中「官逼民反」一句話大做文章。起初，他將義軍之起，歸諸於和珅的貪婪，在誅滅和珅後的上諭中說：「我國家百數十年來，厚澤深仁..百姓幸際昌期，安土樂業，若非迫於萬不得已，焉肯不顧身家，鋌而走險。總緣親民之吏，不能奉宣朝廷德意，多方婪索，竭其脂膏，因而激變至此。然州縣之所以剝削小民者，不儘自肥己橐，大半趨奉上司。而督撫大吏之所以勒索屬員者，不盡安心貪贖，無非交結和珅，是層層朘削，皆為和珅一人。而無窮之苦累，則我百姓當之，言念及此，能不痛心？」④不久，達州知州戴如煌，老病貪劣，屬下民怨沸騰，武昌府同知常丹葵，奉檄查緝時，株連無辜數千人，慘刑勒索，均被逮京治罪。與此同時，一些為官清廉、政聲卓著的官員，則被優擢任用。四川廣元縣知縣劉清、巴縣知縣趙華、渠縣知縣吳桂，均被越格保薦。事實證明，嘉慶帝之「害民之官必宜去，愛民之官必宜用」的決策，使那些久負清名的官員，在招降撫綏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廣元縣知縣劉清，被當地百姓呼為「劉清天」，早在嘉慶三年就曾為清廷誘捕了起義軍首領王三槐，僅劉清一人，在軍七載，即先後「招撫」起義者三萬餘人。對受撫民人的安置，是剿撫兼施政策成敗的關鍵。嘉慶帝深知，經過歷年戰火，許多地方室廬焚盪，田畝拋荒，受撫之民「欲返則無所歸，即歸亦無所食，其勢不得不託賊巢為棲身之所，藉盜糧為餬口之資。」①這樣，勢必使招撫成為空談。為了使「此番安集，即成永遠規模」②，他命劉清等悉心妥議，對他鄉流落者如何資送還農，失所無依者，如何編丁占籍。勒保曾於四川採取了撫恤難民，給資安插的做法，嘉慶帝對此深表讚許，認為這樣做，「使民生既獲安全，賊黨又可解散，為一勞永逸之計」③。繼而，他又以難民就撫之後，無家可歸，無地可種，即官給銀兩，只能贍給一時，並不能久安生計，在資糧用盡後，無以自存，「勢必故智復萌，仍為草竊之事」④為憂，提出撫綏三策：「或清查叛產；或量給流亡絕產；或①《聖武記》卷9《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五》。 ②《清仁宗實錄》卷38。 ③同上。 ④同上。 ①《清仁宗實錄》卷39。 ②《清仁宗實錄》卷41。 ③《清仁宗實錄》卷58。 ④《清仁宗實錄》卷53。 於南山老林墾荒，暫免升科。」⑤四年十月，嘉慶帝得知陝西終南山地區起義軍已被鎮壓，提出將綿延八百餘里的終南山山內老林，量加砍伐，其地畝撥給流民自行墾種，並要求根據山內地方形勢廣狹，或分建縣治，或設立廳署，安設營汛，移駐兵弁，加以管束彈壓。他以為，這樣即可使流民成為土著，各安本業，「有恆產必有恆心」，就可以從根本上解決招徠安撫的問題了。然而，嘉慶帝對起義軍的招撫詔諭，並沒有發生「聞風踴躍，爭先來歸」的預期效果。當時的情況是，「雖有招撫之空談，總未能收解散之實效」①。惱羞成怒的嘉慶帝嚴命各地將吏「必能剿而後可以言撫」②，如若起義人員拒降，則「惟有痛加剿殺，剗盡根株」③。 在嘉慶帝為平定白蓮教起義實行的各項政策中，其中最為毒辣的要數寨堡團練的堅壁清野政策。所謂「堅壁清野」，即並小村入大村，移平處就險處，深溝高壘，積穀繕兵，移百姓所有積聚，「實於其中。賊未至則力農、貿易，各安其生。賊至則閉柵登陴，相與為守」④。這種政策的實行，始於川、楚、陝農民起義初起時。當時一些地方將吏，針對起義軍流動作戰，隨時隨地得到人民的支持，而清軍疲於奔命，不能有效地鎮壓起義軍的情況，於湖北襄陽孝感的一些村市和長江沿岸的一些城鎮修築堡寨，取得成效。嘉慶二年將軍明亮上書朝廷，請令於農民起義軍最活躍的州縣修築堡寨，實行堅壁清野之策，但沒有得乾隆帝的批准。嘉慶帝親政後，歷經數月，經多方調整調度，仍不能置起義軍於死地，遂廣為推行堅壁清野政策。四年六月，他根據湖北孝感隨州寨堡團練、堅壁清野的經驗，肯定這是鎮壓農民起義的「良策」，命經略勒保等，於川、陝、河南等省各處，仿照辦理。同年七月，額勒登保繼任經略後，首先於川東、川北各地「扼險築寨，大者數千人，亦數百家，團練守御。」凡起義軍「所至俱有堡寨，星羅棋布」①。額勒登保又令陝、楚「曉諭修築」。額勒登保大力推行堡寨團練，受到嘉慶帝嘉獎，令各地從速推行。繼而那彥成、松筠、檯布、長麟推行於陝甘，而後書麟、吳熊光行之於湖北。「先後三四載，堡寨告成」②。嘉慶五年，由於川東、川北堡寨團練的推行，起義軍的活動遇到了極大困難，他們被迫離開川省，轉戰陝甘。嘉慶帝指斥陝甘督撫推行堡寨團勇不力，明確規定：「自後以剿捕責成領兵將帥，而團練守御則責成督撫」③，嚴令「陝甘、湖廣督撫嚴飭所屬：山地則扼險結寨，平地則掘壕築堡。其團練防守有效者保奏，違者罪之」④。面對起義軍不斷發展壯大的現實，他深感八旗、綠營及所募散勇之不得力，亦感兵力不敷調用，於是，在極力推廣「扼險築寨」、「掘壕築堡」時，提倡團練鄉勇，企圖節省養疲兵、募散勇之資，收事半功倍之效，命令各省督撫⑤《聖武記》卷9《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五》。 ①《清仁宗實錄》卷41。 ②《清仁宗實錄》卷58。 ③同上。 ④賀長齡輯：《皇朝經世文編》卷89，龔景翰《堅壁清野議》。 ①《聖武記》卷9《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五》。 ②《聖武記》卷9《嘉慶川湖陝靖寇記四》。 ③《聖武記》卷9《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五》。 ④《聖武記》卷9《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五》。 「聚集壯健，結隊保守，賊至則合力迎御，賊去則仍安生業。」⑤為了提高鄉勇的戰鬥力，後來他又要求各地對鄉勇「勤加操練」，「團而不散」⑥。為了刺激鄉勇頭目更積極地為清皇朝效力，他力改軍營中「臨陣輒令鄉勇居前，綠營兵次之，滿兵、吉林、索倫又次之。..及戰勝，則後隊弁兵又攘以為功，而衝鋒陷陣之鄉勇反不得與」的情況，令各地將吏「嗣後鄉勇有功，一例保奏，陣亡一例議恤」⑦。「寨堡團練」的堅壁清野政策，給川、楚、陝白蓮教大起義帶來嚴重影響，極大地削弱了起義軍賴以縱橫馳騁、機動靈活地打擊敵人的基礎。因為它割斷了起義軍與廣大貧苦農民的密切聯繫，使起義軍在人員的補充、糧秣的供給等方面產生了極大的困難。而各地鄉勇、團勇或為清軍查詢道路，遞送情報，成為清軍耳目；或「百十成群，乘夜劫營」，成為清軍的別動隊①。起義軍處處遭受打擊，日夜不得安寧。自堅壁清野政策實行後，白蓮教大起義高漲的形勢急轉直下，「五年以前，賊勢之熾者，以其到處裹人，脅從日眾，搶掠民食，因糧於我也。自堡寨之議行，民盡依險結寨，平原之地，亦挖壕築堡，牲畜糧米，盡皆收藏其中，探有賊信，民歸寨堡，憑險據守。賊至，無人可裹，無糧可掠，賊勢自衰矣」②。由此足見堅壁清野對川、楚、陝白蓮教大起義的巨大影響。 嘉慶帝親政後實行的一系列新政策，使起義軍受到嚴重挫折。嘉慶五年下半年，許多著名的起義軍領袖相繼被捕或戰死，義軍不得不向川、楚、陝三省交界處的南山、巴山老林處轉移，依託巴山老林堅持鬥爭。嘉慶六年二月，列名懸賞起義軍領袖徐天德、王廷詔、高二（即高天升）、馬五（即馬學禮）、高三（即高天德）等。此時，經略額勒登保、參贊德楞泰又率軍對起義軍實行分路圍剿，起義軍面臨的局勢更加險惡。不久，王廷詔被俘，接著徐天德、馬學禮、高天德等人或戰死，或被俘。至嘉慶六年六月，起義軍活動的地區僅局限於川、楚、陝三省交界的老林寨堡狹小的地區，人數劇減至二萬四千餘人。但是，起義軍並沒有放下武器，他們出沒於叢山老林，游擊於清軍力量薄弱地帶，「陝剿急則入川楚，楚剿急則入川陝」③。他們前赴後繼，「即殲斃首逆，而去一人，復立一人」①。為了迅速殲滅起義軍，嘉慶六年六月，經略、參贊於陝西平利舉行會議，決定由德勒泰由西南逼攻，額勒登保由東北邀擊，會剿於三省交界處。德勒泰在圍剿中，分選兵勇，冒起義軍服色、旗號，使用受招撫的起義軍為嚮導，「或佯與合隊，或趁夜襲營」②。起義軍被內外夾攻，損失更為慘重。至嘉慶六年十月，起義軍僅餘一萬多人。急於求勝的嘉慶帝限令於六年冬將起義軍悉數殲滅。但是，這個計劃並沒有實現。嘉慶七年正月，活動於川北的起義軍領袖苟文明聯合其他零散隊伍，積聚二千餘人，渡嘉陵江上游之略陽河進入川東。自認已穩操勝券的嘉慶帝因勞師糜餉、曠日持久不能成功而大動肝火，憤而將額勒登保奪爵革翎，⑤《清仁宗實錄》卷64。 ⑥《清仁宗實錄》卷63。 ⑦《聖武記》卷9《嘉慶川湖陝靖寇記四》。 ①嘉慶帝鎮壓白蓮教起義利用的地方武裝中，有團勇與鄉勇之別。 ②嚴如煜：《川省邊防備覽》卷12《策略》。 ③《聖武記》卷10《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七》。 ①《聖武記》卷10《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七》。 ②《聖武記》卷10《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七》。 七年五月，又將額勒登保革職留任，令其「遍訪將士，獻擒渠之計。並懸重賞賜募。..限六月內滅賊」③。在清軍全力壓迫下，至七年十一月，起義軍的著名領袖大部分已戰死和被俘，零星起義軍千餘人只能分散活動於叢林中。嘉慶七年十二月，經略、參贊會同川督、陝督、湖督，以大功勘定，用黃布朱里折六百里馳奏，嘉慶帝立即「祭告裕陵，宣示中外」，論功行賞，大封領兵將帥、地方大吏。他雖以大功底定宣示中外，並沒有立即撤兵罷戰。他深明「一賊不盡，皆可滋蔓」的歷史教訓，指示經略、參贊「毋遽來京」，諸帥亦屯兵險要，窮追殘存的起義軍。至嘉慶八年七月，額勒登保等奏報三省肅清，大批清軍開始撤離。不久，起義軍餘部趁清軍紛紛撤離之機，突出老林，四出活動，而大批被裁撤鄉勇與起義軍的聯合，使已瀕臨失敗的白蓮教大起義大有重振雄威的勢頭。這時，起義軍人數雖不多，然而，他們皆歷經百戰之餘，有豐富的經驗，且「具悉官軍號令及老林徑路，忽陝忽川，忽聚忽散」①，而清軍「分軍遏之則不利，大隊趨之則兔脫，僅餘二、三百賊，而三省不得解嚴」②。地方大員一時束手無策。九年，嘉慶帝只好再次派遣還朝不久的額勒登保以欽差大臣赴陝，會同德勒泰再次圍剿起義軍。直至九年九月，各路皆報肅清。但是，即使在此後，起義軍餘部的活動仍在進行。嘉慶十年五月，起義軍的最後一個領導者王世貴犧牲，標誌著起義的最後失敗。歷時九年，遍及五省的白蓮教農民大起義被殘酷地鎮壓下去了。嘉慶帝為了鎮壓起義，先後調集了十六個省的兵力，耗費白銀二萬萬兩，相當於清政府五年財政收入的總和。清政府在鎮壓起義軍時，被擊斃的一、二品高級將領二十多人，副將、參將以下軍官四百多人。清政府的武裝力量因而受到極大削弱。從此，這個皇朝走向衰落的趨勢益發不可遏止。 嘉慶帝竭盡全力剛剛把白蓮教大起義鎮壓下去，東南海疆警報迭起。福建同安人蔡牽領導的起義軍，自嘉慶五年（1800）即發難於閩浙沿海，力量日益壯大。嘉慶九年起義軍連■八十餘艘，進入福建沿海。冬，蔡牽聚集戰船百餘艘率眾二萬有餘進攻台灣，自號鎮海王。這時，白蓮教起義已被鎮壓，嘉慶帝立即增強了對蔡牽起義軍的鎮壓，至嘉慶十五年二月，蔡牽領導的東南沿海人民起義最後失敗。 東南海疆的警報剛剛解除，嘉慶十八年（1813），對清朝造成更大政治威脅的林清、李文成領導的天理教農民起義又爆發了。嘉慶十八年九月初七日，三千名起義軍攻破河南滑縣縣城，殺死知縣強克捷，於獄中救出李文成，並推他為起義領袖。直隸之長垣、東明，山東之曹州、定陶、金鄉等地農民紛起響應，殺官圍城，勢如烈火。與此同時，變生肘腋，禍起蕭牆。九月十五日，由林清組織的京畿附近的天理教農民起義軍二百多人，由宣武門潛入內城，其中八十多名起義軍突入禁門，至大內。當時，嘉慶帝正在熱河行圍。變起，宮內一片驚慌。留京王大臣率禁兵至，突入大內的起義軍勢孤力單陷於失敗。嘉慶帝得到消息，驚恐萬分。十七日下詔罪己，譴責諸臣「因循怠玩」，「致釀成漢唐、宋明未有之事」①。諭令新任步軍統領英和於京城及近畿大肆搜捕，「其三品以下官員以及軍民鋪戶人等俱著逐戶挨查，除婦女不③《聖武記》卷10《嘉慶川湖陝靖寇記七》。 ①《聖武記》卷10《嘉慶川湖陝靖寇記八》。 ②《聖武記》卷10《嘉慶川湖陝靖寇記八》。 ①《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11。 查外，丁男按名點驗」②。同日，林清於北京郊區的黃村被捕。十九日嘉慶帝還宮，在瀛台親訊林清及內應太監，「皆磔之，傳首畿內」③。在大力捕殺近畿農民起義軍的同時，他重新大規模調兵遣將，布置對直、魯、豫農民起義的圍剿。十九年正月，在清軍圍剿中，天理教農民起義失敗。 嘉慶一朝，人民的反抗鬥爭幾乎沒有停止過。嘉慶帝雖然把農民起義血腥鎮壓下去了，但是在農民起義的不斷的沉重打擊下，嘉慶帝統治的皇朝變得虛弱、精疲力盡。 ②《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11。 ③《聖武記》卷10《嘉慶畿輔靖變記》。 第四節　抑制英國入侵，嚴禁鴉片輸入 嘉慶帝在當政的二十多年中，除了著力於內政的整飭和全力撲滅農民起義而外，由於西方資本主義勢力的東侵，他也不得不處理棘手的同資本主義國家的關係問題。 嘉慶十年（1805），英國「護貨兵船四隻來廣」，並帶來英王書信，信中表示要以兵力「幫同緝捕」起義軍。嘉慶帝對英國此舉表現了高度的警惕，諭令粵督倭什布嚴密防範：「護貨兵船向來必有灣泊處所，總當循照舊規，勿令任意越進為要。」①他又命即將到任的粵督那彥成，「修明武備，整頓營伍..以懾外夷而靖海疆」②。至於英王文書中表示的以「兵力幫同緝捕」起義軍的意向，他明智地加以拒絕，表示：「海洋地面，番舶往來，原應內地官兵實力查緝，焉有藉助外藩消除奸匪之理？」③嘉慶十三年九月，英國又藉口幫助澳門葡人抵禦法國，將帶有炮械火藥的兵船四隻灣泊香山縣屬雞頸洋面，英兵三百名，公然於澳門登陸，占據澳門東西炮台。後來，英艦見廣州毫無準備，竟將兵船駛進澳門，停泊黃埔，又駕坐三板船至省城外，總兵黃飛鵬開炮轟斃英兵一名，傷三名，英軍被迫陸續撤退。嘉慶帝接到奏報十分重視。為此，他嚴正聲明，葡人與法人互相爭殺，是它們之間的事，「中國並不過問」。但是，「中國外藩自有一定疆界，試思中國兵船從無遠涉外洋，向爾國地方屯紮之事，而爾國兵船輒敢駛進澳門登岸居住，冒昧已極！」④他一針見血地揭露英國入侵的目的說：幫護葡人也好，效力「天朝」也好，統統不過是藉口，究其真實動機不過是「爾國夷人見西洋人在澳門貿易，趁其微弱之時，意圖占住」⑤。他嚴正警告英國侵略者：「即速撤兵開帆」，「若再有延挨，不遵法度，則不但目前停止開艙，一而即當封禁進澳水路」，「並當調集大兵前來圍捕」①。同時，他又以五百里的特急諭令，命粵督吳熊光：「邊疆重地，外夷竟敢心存覬覦，飾詞嘗試，不可稍示以弱。」「當密速調派得力將弁，統領水陸官兵，整頓豫備，一有不遵，竟當統兵剿辦，不可畏葸姑息，此事於邊務夷情，大有關係。」②而粵督吳熊光、粵撫孫玉庭「唯鰓鰓於數十萬稅銀，往復籌計，其於防備機宜，全未辦及。」他申斥吳熊光、孫玉庭「懦弱不知大體」。他認為，一個國家的邊防重地「任令外夷帶兵闌入，占據炮台，視為無關緊要，不知有何事大於此事者？」③嘉慶帝將嚴重失職的吳熊光革職，並於十四年三月將其遣戍伊犁，孫玉庭革職罷歸。英國侵略者面對戒備森嚴的廣東海防，只好「開帆遠去」。十四年，貿易季節來臨時，嘉慶帝指示粵督百齡：英吉利「素性強橫詭詐」，「於本年該國貨船到時，先期留心偵探，如再敢多帶夷兵欲圖進口，即行調集官兵相機堵剿。」④①《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7。 ②《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7。 ③《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7。 ④《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8。 ⑤《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8。 ①《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8。 ②《清代七百名人傳》第二編《吳熊光傳》。 ③《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8。 ④《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9。 以上情況表明，嘉慶帝對來自西方的侵略者保持了高度的警惕，實行了堅定明確的抵禦政策。 其後，英國護貨兵船仍不遵定製，不僅不停泊外洋，有時甚至將兵船駛至虎門。十九年二月，嘉慶帝令粵督蔣攸銛：「嗣後所有各國護貨兵船仍遵舊制，不准駛近內洋。貨船出口亦不許逗留，如敢闌入境地，即嚴加驅逐，儻敢抗拒，即行施放槍炮，懾以兵威。」⑤同年，他批准了蔣廷銛提出的防閒策，對中外貿易交往作了以下規定：嚴禁民人私為夷人服役；洋行不得搭蓋夷式房屋；鋪戶不得用夷字店號；清查商欠不得濫保身家淺薄之人承充洋商；不准內地民人私往夷館。在加強廣東方面防備的同時，對居住京師的外國人也加強了管理。當時，在京師充當欽天監監正、監副，以及在內閣充當翻譯的外國人計十一人。十六年，嘉慶帝飭令其中四人回國，對仍居留京師的七人，採取措施對他們的行動加以限制。這些防範措施，是在英國兵船屢犯廣東之後採取的，因而具有正當的防衛性質。 對於從乾隆朝以來已逐漸成為社會公害的鴉片流毒，嘉慶帝是主張嚴加禁止的。他對鴉片流毒造成的危害有清醒的認識。嘉慶十五年（1810），廣寧門巡役查獲身藏鴉片煙六盒入城的楊姓煙販。嘉慶帝在諭令中指出：「鴉片煙性最酷烈，食此者能驟長精神，恣其所欲，久之遂致戕賊軀命，大為風俗人心之害。」①他根據當時「嗜食者頗多，奸商牟利販賣接踵而來」的嚴重情況，採取一系列嚴厲措施加以禁止。嘉慶十五年三月，為嚴斷鴉片流入京城，除令崇文門稅務機構於所屬口岸稽察外，他又令「步軍統領五城御史於各門禁嚴密訪查，一有緝獲，即當按律懲治，並將其煙物毀棄」②。為社弊清源，他命閩、粵督撫「關差查禁」，「毋得視為具文，任其偷漏」③。嘉慶十六年，錢楷在上書中提出：「外洋鴉片煙入中國，奸商巧為夾帶」，「請飭閩粵各關監督並近海督撫，嚴督關員盤檢，按律加等究辦。內地貨賣一經發覺，窮究買自何人，來從何處，不得含糊搪塞，將失察偷漏監督、委員及地方官一體參處，務使來源盡絕，流弊自除」④。嘉慶帝採納了錢楷的建議，諭令沿海督撫認真察辦。十八年七月，他「申禁私販鴉片煙，定官民服食者罪」①。二十年，粵督蔣攸銛等「請於西洋貨船到澳門時先行查驗，並明立賞罰」②，嘉慶帝立即准其實行。他在批覆中指出：「鴉片煙一項流毒甚熾，多由夷船夾帶而來，嗣後西洋貨船至澳門時，自應按船查驗，杜絕來源。」③此外，嘉慶對外商偷運白銀出洋問題亦高度重視。十九年，蘇勒額奏稱：洋商每年將內地足色銀兩私運出洋，復將低潮洋錢運進中國，任意欺矇商賈，以致內地銀兩漸形短絀，請嚴加禁止白銀出洋。嘉慶帝認識到，若將內地銀兩每年偷運出洋百數十萬，歲積月累，於國計民生均有關係，命令粵督立即查明每年洋商偷運白銀出洋的實數，訂立章程，嚴密禁止。嘉慶帝對鴉片的嚴厲禁止，在當時是具有積極意義的，它對道光朝的禁菸運動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嘉慶二十五年（1820）七月，嘉慶帝在西部邊陲不斷傳來的張格爾叛亂的報警聲中，黯然病逝於避暑山莊，享年六十一歲。葬昌陵，廟號仁宗。 ⑤《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12。 ①《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10。 ②《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10。 ③《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10。 ④《清史稿》卷359，《錢楷》。 ①《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11。 ②《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13。 ③《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