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卷） · 第四十章章學誠

第一節立志史學 章學誠，字實齋，號少岩，原名文斆，乾隆三年（1738）生於浙江紹興府會稽縣（今浙江紹興市）。父章鑣勤於治學，循循善誘。章學誠幼時多病，資質魯鈍，記憶力尤差，「日誦才百餘言，輒復病作中止，十四受室，尚未卒業四子書」①。章鑣於乾隆七年（1742）中進士，十六年受任湖北應城知縣。十四歲的章學誠隨父母去應城。這時，他童心未歇，儘管父親為他延請擅長舉業的塾師，可他不肯習作應舉之文，而喜歡泛覽群書，興趣趨近於史學。他曾試圖取材於《左傳》、《國語》等書，改編為紀傳體史書，名曰《東周書》，經營了三年之久，被館師阻止而作罷。當時他「自命史才，大言不遜」。然而，基本功很差，「於文字承用轉辭助語，猶未嘗一得當也」②。 乾隆二十一年，章鑣因故罷官，此後十餘年輾轉於湖北應城和天門（今湖北天門縣）兩縣書院主講，貧窮不能歸鄉，寄希望其子章學誠能夠爭取功名，而學誠年歲漸長，「稍知人世艱難，反顧其業，未有可以應世用者」①，因此，他不得不走科舉考試這條讀書人的進身之階。乾隆二十五年，他第一次赴北京應順天府鄉試，未舉。隔一年再赴鄉試，又被斥落，於是就學於國子監。他在這個京師大學堂讀書期間，考試成績仍常居下等，受盡蔑視與訕笑，但同舍諸生中也有曾慎、甄松年兩人與章學誠互為相知。 但是，這時的章學誠在學術上已有了獨到之見。乾隆二十八年，他有兩封答覆甄松年的書信，表明了他在編修方誌上的一些看法。其主要觀點，一是志乃史體，所以「體裁宜得史法」，方誌的編寫應仿照紀傳體史書，並提出「藝文」部分不能濫入詩文，詩文應另編文選作為志書的輔佐②等建議。二是方誌應當「可為國史取材」，所以必須「詳贍明備、整齊劃一」。為此，他提出地方上「平日當立一志乘科房」，以保存有關資料。三是編寫方誌應有所「創特」，「非苟然為者」，使之不僅為一邑之書，而「實為天下之書」③。這些見解，是章學誠博覽群書，大量參閱古今方誌，並加以認真分析思考而形成的。章學誠確立了方誌是一方全史的認識，具有很重要的學術意義，這使他在此後的修志活動中能夠密切結合史學研究，為建立自己的方誌學及史學理論開拓了廣闊前途。接著，章學誠於乾隆二十九年參與《天門縣誌》的編纂；還提出關於修志的具體意見，題為《修志十議》。可以看出，他首先是在編修方誌的領域裡取得了較高的學術造詣。 乾隆三十年，章學誠至北京第三次應順天府鄉試，依然落榜，不久便拜投翰林院編修朱筠為師，學寫文章。朱筠與當時一大批著名學者過從甚密，使章學誠藉以結識了許多學界名流，開闊了眼界。其中戴震的言論對他震動很大，將一個如何治學、通過什麼途徑成學的偌大問題擺在章學誠面前。戴震是乾隆年間第一流學者，經學考據的大師，在哲學上也有創見，又是一位傑出的①《章氏遺書》（嘉業堂本）卷22，《與族孫汝楠論學書》。 ②《章氏遺書》卷17《柯先生傳》。 ①《章氏遺書》卷17《柯先生傳》。 ②《章氏遺書》卷15《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二書》。 ③《章氏遺書》卷15《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一書》。 思想家。戴氏的治學途徑是：「所以明道者詞也，所以成詞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必有漸」①。這就是說，必須通過訓釋字句以解經，才能進而明道，即得出理論上的認識。戴震第一次會見章學誠，便以權威的姿態誨以這條治學途徑，自稱「予弗能究先天後天、河洛精蘊，即不敢讀『元亨利貞』；弗能知星躔歲差、天象地表，即不敢讀『欽若敬授』；弗能辨聲音律呂、古今韻法，即不敢讀『關關雎鳩』；弗能考三統正朔、周官典禮，即不敢讀『春王正月』」②。這一番議論，致使學識未深、一向疏於訓詁考證的章學誠陷於矛盾與徬徨之中，自覺「我輩於四書一經，正乃未嘗開卷，可為慚惕，可為寒心！」③這種心情，明確表露於乾隆三十一年《與族孫汝楠論學書》中。是堅持原先「別出意見，不為訓詁牢籠」④的獨自治學的道路，還是改弦更張，從事經史考據？章學誠必須作出自己的抉擇。這期間，他經過幾年的坎坷顛簸，「浮氣囂情，消磨殆盡』⑤，不僅在科舉考場屢遭挫折，就連研治學問的門徑也一時茫然。乾隆三十二年秋，曾一度打算「屏攝一切，發憤為決科計」⑥，但迫於生計，還是接受了修撰《國子監志》的委任。此後，生活重擔越發沉重，乾隆三十三年，父親卒於應城，全家十七、八口皆來北京，他只得寫信請求老師朱筠幫助尋求編書之職，「此直生死之關，夫子大人，當有以援之。」1其境遇窘迫的程度可以想見。 乾隆三十六年，章學誠在編修《國子監志》中與諸位學官意見牴牾，很不得意，於是辭去職務。翌年，他在一封信中十分感慨激奮地申述了辭職原因，並引述唐代劉知幾辭退史官之職，私撰《史通》的事例自勉，初步設想要「勘酌藝林，作為《文史通義》」②。這是他第一次提《文史通義》的題目，可以推定是受到劉知幾撰著《史通》的啟示。 早在《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一書》中，章學誠就認為：「丈夫不為史臣，亦當從名公巨卿，執筆充書記，而因得論列當世，以文章見用於時，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一事也。」這段話恰好言中，編修方誌正是章學誠平生主要學術活動之一。乾隆三十八年，他應和州（今安徽和縣）知州劉長城之聘，主持編修《和州志》，根據和州舊志提供的資料，廣泛搜求文獻，用一年多時間撰成四十二篇，並輯為《和州文征》八卷。這次編修方誌的活動對奠定章學誠的學術基礎作用很大。第一，在《和州志藝文書》的序例中，論述校讎學「循流而溯源」、「辨章百家，通於大道」的基本原理，形成了「天下之術業皆出於官師掌故」的見解，並影響了他後來學術思想的發展。在修志期間的一封書信中，章學誠自稱「檢點前後，識力頗進」，「思斂精神為校讎之學，上探班、劉，溯源官禮，下該《雕龍》、《史通》，甄別名實，品藻流別，為《文史通義》一書」③。這裡將「上探班、劉，溯源官禮」與撰寫《文①《戴震集》卷9《與是仲明論學書》。 ②《章氏遺書》卷22《與族孫汝楠論學書》。 ③《章氏遺書》卷22《與族孫汝楠論學書》。 ④《章氏遺書》卷9《家書三》。 ⑤《章氏遺書》卷29《與家守一書》。 ⑥同上。 1①《章氏遺書》補遺《上朱先生》。 ②《章氏遺書》卷22《候國子司業朱春浦先生書》。 ③《章氏遺書》卷29《與嚴冬友侍讀》。 史通義》直接聯繫，不能不認為是有得於《和州志藝文書》的編纂和校讎學理論的闡發。第二，《和州志》的體例比較完善，設紀、表、圖、書、政略、列傳。雖然此後仍有改進，但基本輪廓已然形成。第三，各篇序例在解釋這部方誌的體例時發揮出許多創見，如對史表作用的闡明、對史書必須立圖的論述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出了關於考述史學源流的主張。 據章學誠後來回憶，他二十三、四歲時就產生了史書「於儒林、文苑之外，更當立史官傳」①的設想，但僅在《和州志前志列傳》序例中才將這一設想闡發為考述史學源流的主張。他認為，史官傳的內容應當「申明家學」，「以書為主，不復以一人首尾名篇」②，即不僅記述史家生平事跡，尤其應記述其史著的取材、編寫、傳布及後人攻習的情況。對於一代之史而有多家著述者，要「條別諸家體裁，論次群書得失，萃合一篇之中」③。對於史館聚眾修書，則「尤當考定篇章，複審文字，某紀某書，編之誰氏；某表某傳，撰自何人。乃使讀者察其臧慝、定其是非，庶幾涇渭雖淆，淄澠可辨，末流之弊，猶恃堤防」④。這種寫法，實際上已經打破人物傳記的一般形式，成為考述史學淵源、作述家法的「專篇列傳」。他批評以往的史籍沒有這樣的專篇，指出：「史臣載筆，侈言文苑，而於《春秋》家學、派別源流，未嘗稍容心焉，不知將自命其史為何如也。」⑤這種主張包含了倡導記述史學史、研究史學史的思想萌芽，是十分可貴的創見。 乾隆三十八年夏，編修《和州志》期間，章學誠又與戴震相遇，就方誌義例問題進行了面對面的辯論。戴震將考據學方法推及修志，主張方誌應以考核地理沿革為務。章學誠批駁了戴震，指出方誌應為一方之史，並非單純的地理書，認為「考古固宜詳慎，不得已而勢不兩全，無寧重文獻而輕沿革耳」①。還進一步提出「夫修志者非示觀美，將求其實用」的見解②。這場辯論，直使戴震無言可對，章學誠從而認清了對方雖然「經術淹貫，名久著於公卿間」，但卻「不解史學」，並且「無其識而強作解事」③。於是，他心目中這個權威的形象完全垮台，一掃原來的徬徨，大大增強了不趨從於考據學風、走自己治學途徑的信心。 這次編修《和州志》的活動，使章學誠經歷了一次方誌體裁、校讎方法和史學義例探索的實踐，全面地提高了他的學術見識，在他一生的學術事業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可是，《和州志》因不符合新上任的安徽學政秦潮的意見，竟至全書告廢，僅章學誠自己刪存其中二十篇，名曰《志隅》。不久，他離開安徽還鄉，於乾隆四十年秋回到北京，過了一年多的困居無為的生活。後來他回憶說：「甲午、乙未（即乾隆三十九年、四十年），則江南修志反浙而復入都門，學識方長而文筆亦縱橫能達。」④說明他本人對這次和①《章氏遺書》卷9《家書六》。 ②《章氏遺書》外編卷18《和州志前志列傳》序例。 ③同上。 ④同上。 ⑤同上。 ①《章氏遺書》卷14《記與戴東原論修志》。 ②同上。 ③同上。 ④《章氏遺書》卷29，《跋甲乙剩稿》。 州修志的重要作用也有很深的體會。 第二節　一代大師 乾隆四十二年（1777），章學誠曾短期充任定州（轄境約當今河北省定縣、曲陽、深澤三縣）定武書院主講。五月應永清（今河北永清縣）知縣、摯友周震榮之聘編修《永清縣誌》，至乾隆四十四年七月成書。其體例與《和州志》最明顯的區別就是立吏、戶、禮、兵、刑、工六書。這「六書」皆為匯編檔案簿籍而成，便於保存歷史資料，但卻不能成為具有特見的、精煉的著述，正如後來他自己所說的：「永清全志頗恨蕪雜」①。這促使章學誠繼續對解決方誌學術性與資料性的矛盾進行探索。此年，章學誠還著成《校讎通義》四卷，這是與《文史通義》相併稱的重要著作。 編修《永清縣誌》期間，章學誠在科舉考場時來運轉。乾隆四十二年秋，應順天府鄉試中舉，次年中進士。但他自認迂疏，不具備做官的素質，始終未敢入仕。這樣，《永清縣誌》成書之後，他仍然過著漂泊客游的生活，幾年內窮愁潦倒、十分困苦。乾隆四十六年赴河南謀事不成，歸途遇盜，行李及所存著述被搶劫一空。後來借朋友錄存的別本重抄，但終不能復其全貌，其中《校讎通義》佚失第四卷，尤為可惜。出於生計，章學誠先後在肥鄉（今河北省肥鄉縣）清漳書院、永平縣（今河北盧龍）敬勝書院、保定（今河北保定）蓮池書院主講。在清漳書院，他向學生提出關於學習志向的策問：「舉業將以應科目也，假使諸生亦已登進士第，無所事舉業矣，遂將束書而不觀耶？抑將尚有不能自已者耶？」他指出：「學亦不當專為舉業。」①這表明章學誠自己雖然很熱衷於科舉功名，但仍將學術研究作為矢志不移的抱負。在敬勝書院主講期間，全家遷至永平，此後其家口常隨其謀業地點的變更而流徙不定。乾隆四十八年，他客寓北京，身患重病，幸虧同鄉邵晉涵將他接至家中，延醫治療，得以不死。邵晉涵是一位著名學者，自十幾年前與章學誠相識後，兩人意氣相投，這次病中，常與論學，每至深夜。兩人皆有意重修《宋史》，章學誠明確提出要將「以班馬之業而明程朱之道」作為立言宗旨②。此年，他的著述中一個值得注意的特點，就是較為深入地從哲理上探討學術源流和治學風格問題，寫出了《言公》、《詩教》、《與朱滄湄中翰論學書》等重要論著。 乾隆五十二年冬，章學誠謁見河南巡撫畢沅，受到厚遇，次年初即開局編輯《史籍考》，由章學誠主持其事。編輯此書是章學誠的一大學術志願，目的是全面整理、總結歷代史籍。但此舉規模宏大，非一人所能勝任。此時依傍畢沅，人力、物力皆為充備，著名學者如洪亮吉、孫星衍、武億等人均被邀請參與。除主持編輯《史籍考》外，章學誠還被安置於歸德府（府治在今河南商丘市）文正書院主講，他乘暇重新修訂了《校讎通義》一書。經過這次精心更定，集中地表達了章學誠的目錄學思想③。 在《校讎通義》中，章學誠將其目錄學理論高度概括為「辨章學術，考鏡源流」。「辨章學術」就是要指明群書大旨，辨清圖書所屬的學術體系及各自的特點，「求能推闡大義，條別學術異同」；「考鏡源流」則要求明了①《章氏遺書》卷9《又與永清論文》。 ①《章氏遺書》卷22《清漳書院會課策問》。 ②《章氏遺書》卷9《家書五》。 ③章學誠反對「目錄學」的稱謂，自言其學為「校讎學」，參見《章氏遺書》外編卷一《信摭》等著述。各門學術發生髮展的來龍去脈，「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見墳籍之初者」①。他反對將圖書的著錄搞成徒為甲乙部次的登記簿，主張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基礎上「部次流別，申明大道，敘列九流百氏之學，使之繩貫珠聯，無少缺逸，欲人即類求書，因書究學」②，並且考察古今載籍的「得失之故」。這實際上是將目錄學提高到學術史研究的水平。章學誠對學術淵源作了深入的論述，明確提出：「後世文字，必溯源於六藝。六藝非孔氏之書，乃周官之舊典也。」③此外還具體地分析了各家著述、各類典籍的源流，總結歷代著錄之書的得失，闡述了圖書分類的方法，提出了「互著」與「別裁」等建議。「互著」就是將具備兩種以上中心內容的書籍，分別在各類里互為著錄，不避重複；「別裁」是一書中個別篇章另屬其他學科的，要「裁篇別出」，著錄於有關部類。這種建議完全是從考察學術源流的需要出發的，在編輯《史籍考》中他就力主採取這種方法。 章學誠編輯《史籍考》及其在目錄學上的研究，一方面擴大了他的知識面，使之對圖書文獻情況有一個全面了解，另一方面形成了一套條分類析、溯流探源的研究方法，從而推動了其史學創見的形成。乾隆五十三年《校讎通義》的修訂與《史籍考》的編纂，標誌著章學誠的學術思想開始進入成熟階段，這種成熟首先是從目錄學理論完成的。 由於畢沅赴任湖廣總督，章學誠隨即失去文正書院講席，攜家離開河南。從乾隆五十三年下半年到次年上半年，他輾轉於安徽亳州（今亳縣）、太平（今太平縣）、安慶之間，雖一時困厄，但學術上進展很大。乾隆五十四年四月十一日至五月初八，近一個月之內著文二十餘篇，從哲理上探索學術史、治學宗旨、治學途徑和學風問題，將自己的主張予以理論性的論證和闡發，其中《原道》、《原學》、《經解》、《博約》、《史釋》等篇，皆為《文史通義》中的精粹。 章學誠的哲學思想主要表現於對「道」、「器」關係的論述，他雖然有「道不離器，猶影不離形」①的說法，但只是主張「道器合一」②，而未能像王夫之那樣明確指出「道」從屬於「器」，也不像戴震那樣徑直地將「道」視為物質的元初狀態，這說明他還沒有完全擺脫理學唯心主義思想體系的束縛。但是，他將「先王之道」描述為隨著社會組織與行政管理方式的發展而漸形漸著，並且哲理性地概括為「道因器而顯」③。這個命題實際上已將「道」置於發展過程中的被動地位，從而使他在考察社會史、學術史時得出許多具體的唯物主義看法，從哲理上論證了古時官師不分、治教合一，「政教典章、人倫日用之外，更無別出著述之道」④的學術史觀。「六經皆史」論便是這種觀念的集中體現。章學誠指出：「六經皆先王之政典」⑤，「古之所謂經，乃①《章氏遺書》卷10《校讎通義敘》。 ②《章氏遺書》卷10《校讎通義·互著第三》。 ③《章氏遺書》卷10《校讎通義·原道第一》。 ①《章氏遺書》卷2《原道中》。 ②《章氏遺書》卷9《與陳鑒亭論學》。 ③《章氏遺書》卷2《原道中》。 ④《章氏遺書》卷2《原道中》。 ⑤《章氏遺書》卷1《易教上》。 三代盛時典章法度見於政教行事之實」⑥，因此就實質而言，可謂「六經皆器」⑦、「六經皆史」⑧。這是「道器合一」哲理所推導出的必然結論。六經既然是實實在在的史，那麼離「器」言「道」、離事言理便無當於六經之旨；六經既然不可視為「載道之書」，那麼單純訓詁章句的治學途徑也不值得倡導。章學誠提出：「史家之書，非徒紀事，亦以明道」①，認為「事變之出於後者，六經不能言，固貴約六經之旨而隨時撰述以究大道也」②。這就是倡導一條以史明道的治學途徑，而「六經皆史」論則為此提供了有力的理論依據。因此，「六經皆史」這個議論雖早已有之，但只有章學誠才賦之以精嚴的哲理與嶄新的意義。 與「道器合一」的觀點相呼應，章學誠進一步提出了「即器求道」的認識論。這包括兩方面的內容：從「求道」上看，這是治學的目的：「君子即器以明道，將以立乎其大也」③。從「即器」上看，這是治學的方式：「學於形下之器而自達於形上之道」④。很明顯，這種認識論本身就是既反對煩冗瑣屑、無關大旨的考據學風，又否定離器言道、空談義理的宋學末流。尤為可貴的是，他把「即器求道」的認識論推拓發揮，指出「必習於事而後可以言學」⑤，認為「君子苟有志於學，必求當代典章以切於人倫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於經術精微，則學為實事而文非空言，所謂有體必有用也」⑥。這就從理論上闡發了學術必須經世致用的思想。總的看來，章學誠學術思想的主要特徵，就在於既不盲從於考據學風，又避免陷入空談義理的覆轍，而致力於獨辟一條以史明道的治學蹊徑，主張治學要有宗旨，學術必須經世致用。這些卓越的見解，乃是有其哲學思想作為理論基礎的。 乾隆五十四年秋，章學誠應知州裴振的邀請編修《亳州志》，次年二月撰成。他自己對《亳州志》十分滿意，認為「近日撰《亳州志》，頗有新得..義例之精，則又《文史通義》中之最上乘也」①。從此，他確立了方誌立「三書」的體例，即志、掌故、文征各成一書，相互輔佐，志的部分體現作者的別出心裁，掌故收編一方典章，文征匯集一方文獻，從而解決了方誌學術性與資料性的矛盾。這樣，章學誠的方誌學理論基本成熟，其要點為：方誌的性質為一方全史，既要成為一家著述，又應為朝史提供充備的資料，為此，方誌必須立「三書」，以解決學術性與資料性的矛盾。按照這新的認識，章學誠對《永清縣誌》也重作刪改，「稍贖十二年前學力未到之愆」②。可惜的是，由於裴振離職，《亳州志》未能刊行，僅在《文史通義》中留存幾篇例議。 ⑥《章氏遺書》卷1《經解上》。 ⑦《章氏遺書》卷2《原道中》。 ⑧《章氏遺書》卷1《易教上》。 ①《章氏遺書》外編卷12《永清縣誌前志列傳》序例。 ②《章氏遺書》卷2《原道下》。 ③《章氏遺書》卷9《與朱滄湄中翰論學書》。 ④《章氏遺書》卷2《原學上》。 ⑤《章氏遺書》卷2《原學中》。 ⑥《章氏遺書》卷5《史釋》。 ①《章氏遺書》卷9《又與永清論文》。 ②同上。 《亳州志》修成的當年，章學誠離亳州赴武昌，依附畢沅繼續編輯《史籍考》，並參與了畢沅《續資治通鑑》的編纂。從乾隆五十五年至五十七年，《答客問》、《史德》、《方誌立三書議》、《書教》等接踵而成，標誌著章學誠已形成自己的史學理論體系。他的史學創見除考述史學源流的思想而外，主要的還有如下幾點：第一，將史籍分為「著述」和「比類」的論斷。章學誠認為：「古人一事，必具數家之學，著述與比類兩家，其大要也。」③所謂「著述」，是指那些自成一家之言的獨斷之學。「比類」只是資料的記錄、整理和纂輯，「所次比之材可使著述者出，得所憑藉以恣其縱橫變化」①，兩者的區別在於學術地位和學術功用的不同。沒有獨到的裁斷，雖然「遵表志之成規」、「用紀傳之定體」，還是不可稱為著述②。這個創見，使章學誠掌握了評論以往史籍的有力方法和論證自己見解的重要依據，正是基於這個觀點，他聲言「吾於史學，貴其著述成家，不取方圓求備，有同類纂」③，同時也不完全否定考索與比類。在通史與斷代史問題上，他之所以比較提倡通史，主要原因也是認為通史有二長：「一曰具剪裁，二曰立家法」④，即客觀上要求必須各有自己的見識與裁斷。 第二，對「史意」的標舉。章學誠認為自己史學著述的獨到之處在於「吾言史意」⑤。他說：「鄭樵有史識而未有史學，曾鞏具史學而不具史法，劉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義》所為作也」⑥。所謂「史意」，即指史家的撰著意圖和宗旨，這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是考察以往史家的意旨，「讀其書、知其言，知其所以為言而已矣」⑦，強調「讀古人書貴能知其意也」⑧。二是提倡「作史貴知其意」⑨，就是要有一個學術宗旨，撰著目的。章學誠說：「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也。」⑩經世致用應是史家的宗旨。針對當時支離瑣屑、不求宗旨的考據學風，他指出：「學業將以經世，當視世所忽者而施挽救焉。」①他以開闢新的學術風氣為自己的目標。總之，章學誠標舉的「史意」，就是「內得諸心，上通於道，古人精微由我而闡，後學津逮自我而開」②。這對於史學批評和史書撰著提出比「史識」、「史法」更高標準的要求，是他在史學理論上的一個重要貢獻。 第三，改進史書體例的設想。我國古代史籍有多種多樣的編寫形式，體例的創新往往與史學思想的進步相輔相成，古代有成就的歷史家，大多在史③《章氏遺書》卷9《報黃大俞先生》。 ①《章氏遺書》卷9《報黃大俞先生》。 ②參見《章氏遺書》卷4《答客問上》。 ③《章氏遺書》卷9《家書三》。 ④《章氏遺書》卷4《釋通》。 ⑤《章氏遺書》卷9《家書二》。 ⑥《章氏遺書》外編卷16《和州志志隅自敘》。 ⑦《章氏遺書》卷16《知難》。 ⑧《章氏遺書》卷8《為謝司馬撰楚辭章句序》。 ⑨《章氏遺書》卷4《言公上》。 ⑩《章氏遺書》卷4《浙東學術》。 ①《章氏遺書》卷9《答沈楓墀論學》。 ②《章氏遺書》卷9《與朱滄湄中翰論學書》。 書體例發展上有自己的貢獻。章學誠也不例外。他雖然未能得機會參修國史，但他從編修方誌中總結出一套改進紀傳體史書的設想。章學誠強調史表的作用，特別主張應立人物表以與傳記相經緯；認為史書應將圖作為一種必備的形式，與紀、表、志、傳相併列；列傳不但以記人為中心，還應有以記事為中心者；為方便讀者，應編輯有類索引的「史篇別錄」。這些具體方案就是吸取各種史書體裁的長處，加以變通，有機地綜合一起，打破紀傳體相沿已久的僵化格式，「因事變篇，不為常例所拘」③，這是章學誠歷史編纂學思想的中心內容。 第四，史學總體觀念。章學誠對各類史籍的研究具有全局性眼光，他指出：「有天下之史，有一國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傳狀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譜牒，一家之史也；部府縣誌，一國之史也；綜紀一朝，天下之史也；比人而後有家，比家而後有國，比國而後有天下，惟分者極其詳，然後合者能擇善而無憾也。」④很明顯，這是將不同記述範圍的史籍視為相互聯繫的整體，而不是各自孤立看待。在這個整體中，章學誠要求史料由下而上地逐級取裁，而編纂上則自上而下地貫徹史法，形成一個「制度由上而下，採摭由下而上」①的系統，其中州縣方誌是個關鍵環節，「今天下大計即始於州縣，則史事責成，亦當始於州縣之志」②。這種從史學總體觀念出發，把州縣方誌提高到應有的地位，是章學誠史學理論上的獨特創見。 對於史學理論的貢獻是章學誠的主要學術成就，梁啓超對此給予高度評價，他認為：「千年以來研治史家義法能心知其意者，唐劉子玄、宋鄭漁仲與清之章實齋三人而已。」③章學誠的史學創見，確是中國古代史學史的寶貴遺產。 章學誠按照自己修史的原則，在武昌還主持了《湖北通志》的編修，除此，還編修了《常德府志》、《荊州府志》。修志過程中檢驗、修訂和發展了自己的史學主張與方誌學理論，使之更為完善。乾隆五十九年志事垂成，畢沅卻因故貶職為山東巡撫。於是，不僅章學誠的志稿不被採用，他本人也不能不離開湖北。於是起身返回會稽。志稿委託他人校定，但終未刊行，僅章學誠自存一部分篇卷，尚可窺其一斑。 章學誠還鄉時已經五十七歲，離鄉四十餘年，歷盡艱辛。家中沒有什麼資產，只是藏書甚富而已。但他並未從此居家過安定生活，不久又出遊揚州、安慶、桐城等地，其中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想尋取支持以便完成《史籍考》。這部巨著在湖北武昌藉助畢沅之力，已完成十之八九，因畢沅貶謫而中斷。嘉慶三年（1798），他在杭州靠謝啟昆支持重新修訂，編成三百二十五卷，但此書終於未能流傳，僅有草創時的《論修史籍考要略》和成書時的《史考釋例》二文以及《史籍考總目》留存至今。 嘉慶五年（1800），章學誠因眼病失明，猶從事著述，嘉慶六年（1801）十一月逝世。他的重要著述《文史通義》在他生前的嘉慶元年已有選刻，但流傳至今的最早刻本是道光十二年的大梁（開封）本。他在逝世前曾將遺稿③《章氏遺書》卷1《書教下》。 ④《章氏遺書》卷14《州縣請立志科議》。 ①《章氏遺書》卷14《州縣請立志科議》。 ②《章氏遺書》卷14《州縣請立志科議》。 ③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十五）。 託付王宗炎編校，其外篇目錄與大梁本完全不同，內篇也有出入。1922年刻行的嘉業堂本《章氏遺書》收羅頗廣，其中《文史通義》部分即依照王宗炎目次。1956年北京古籍出版社標點本《文史通義》，目次依《章氏遺書》，又補充幾篇未見之文。這些資料是研究章學誠學術思想和生平事跡的主要依據。 章學誠一生未仕，家中沒有田產，一直靠充當幕僚、主講書院、編書修志等謀生。幾十年間四處奔波，寄人籬下。清代著名學者中如此貧困窘迫、顛沛流離的極為罕見。在如此艱難的條件下，他始終治學不輟，他曾說過：「學問之事，正如醫家良劑..仆困於世久矣，坎坷潦倒之中，幾無生人之趣，然退而求其所好，則覺飢之可以為食，寒之可以為衣，其甚者直眇而可以能視，跛而可以能履，已乎已乎！旦暮得此，所由以生，不啻魚之於水、虎豹之於幽也。」①這段話生動地說明章學誠是把學術研究作為一生最重要之事。 乾隆嘉慶年間，考據學蔚成風氣，那時「學問之途，乃出一種貪多務博，而胸無倫次者，於一切撰述，不求宗旨，而務為無理之繁富..」②。章學誠獨樹一幟，認為「不思救挽，無為貴著述矣」①。他專加研治舉世不為的文史、校讎理論，自言「吾最為一時通人所棄置而弗道，而吾於心未嘗有憾」②，極力強調「君子學以持世，不宜以風氣為重輕」③。這種自覺的反潮流精神，是章學誠學術思想的可貴之處。 不可否認，章學誠的政治思想有保守的一面，而在學術上卻力求創新。 作為封建時代的學者，章學誠的思想有很大局限性。他認為「程朱之學，乃為人之命脈也」④，攻詆戴震對理學的批判是「害義傷教」、「謬妄甚矣」⑤。咒罵汪中、袁枚更是不遺餘力，原因是此兩人有所謂違反封建禮教的言論和行為。在章學誠的著述里貫穿著維護封建道德、宣揚綱常倫理的思想，這種態度在當時著名學者中是很少有的。保守的政治思想往往影響其學術見解，如他強調史家必知史德時，便將「誹君謗主」作為歷史著述的大忌；提倡成一家之言，而又告誡「學者慎毋私智穿鑿，妄謂別有名山著述在廟堂律令之外也」⑥。但由於章學誠一生顛沛流離，接觸到社會的中下階層，目睹政治弊端，晚年（嘉慶四年）曾以六篇書信向執政官僚提出改革吏治、改革科舉的主張。這雖然仍出於維護封建統治，但畢竟是在積極地要求改革，與其挽救學風之弊的主張在精神實質上具有一致性。在學術上，章學誠力主創新，他提倡「運以別識心裁」⑦的獨斷之學，強調「不可概以成說相拘」，聲明「專門之學，未有不孤行其意，雖使同儕爭之而不疑，舉世非之而不顧」①。論辯之中，頗有解放思想、著述者個性不受拘束的意味，這對後人的影響與啟示是積極而深刻的，雖名不顯於當時，但後來卻被認為是封建社會末世的啟蒙思想家。 ①《章氏遺書》卷29《與史余村論學書》。 ②《章氏遺書》外編卷3《丙辰札記》。 ①《章氏遺書》卷29《上辛楣宮詹書》。 ②《章氏遺書》卷9《家書二》。 ③《章氏遺書》卷9《家書五》。 ④《章氏遺書》外編卷3《丙辰札記》。 ⑤《章氏遺書》卷3《書朱陸篇後》。 ⑥《章氏遺書》補遺《與邵二雲論文》。 ⑦《章氏遺書》《申鄭》。 ①《章氏遺書》《答客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