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卷） · 第三十八章錢大昕

第一節家世和早年生活 錢大昕，字曉征，又字及之，號辛楣，晚年自署竹汀居士，雍正六年（1728）正月七日出生在江蘇嘉定城西四十多里的望仙橋鎮。錢氏祖籍常熟，明代正德年間，七世祖錢鎡入贅嘉定管姓，遂定居於此。祖父錢王炯，父親錢桂發，都是秀才，以教書為業。他剛滿周歲時，祖父便教識字，五歲時，送至本村塾館讀書，十歲以後，又先後隨祖、父到所在塾館就學，並為他講授歷史故事和教習作詩。這對於他早年知識的增進，都起過重要的作用。 乾隆七年（1742），年方十五歲的錢大昕離開家鄉到嘉定縣城，向著名學者曹桂發問學。當年，考中了秀才。在考秀才的過程中，他的文才受到了主考官劉藻的特別欣賞，在全縣士林中也獲得了較高聲譽。先是本縣宿儒王爾達（王鳴盛之父）慕其才而許婚季女。不久，城東塢城顧氏又延其至家課讀子侄。這樣，錢大昕學習更為勤奮。在塢城任教時，他於授徒之暇，「晨夕披覽」，通讀了顧氏家藏的《資治通鑑》、《廿一史》等大量史籍①。與此同時，他還留意著述，在閱讀李延壽《南史》、《北史》兩部史書時，手編《南北史雋》一冊。幾年之間的刻苦自學，已為他後來的學術成就奠定了初步的專業基礎。 乾隆十四年，經由王鳴盛和時任紫陽書院院長王峻的推薦，錢大昕被破格錄入蘇州紫陽書院學習。紫陽書院建於清初，雍正初年經布政使鄂爾泰重修後，即由講求心性之學改為稽古考文，學風為之一變，從而成為漢學家的一個重要陣地。書院之中寧謐的環境，濃厚的學術氣氛都為他潛心經史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兼之有王鳴盛、王昶、曹仁虎等同窗好友相互質難問疑，不長時間，錢大昕的知識較之於前有了長足的進步。 乾隆十六年春，乾隆帝首次南巡。錢大昕因獻賦稱旨而被召詣江寧（今南京）行在，由乾隆帝親自出題進行複試。評卷揭曉，錢大昕中一等二名。為此，乾隆帝特賜錢大昕為舉人，當即任命為內閣中書。次年，他束裝入都，到內閣票簽房辦事，自此開始了仕宦生涯。 ①《錢辛楣先生年譜》，乾隆十年乙丑：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序》頁17，上海書店1983年版。 第二節　仕宦生活與學術研究 錢大昕至京之初，所擔任的內閣中書學習行走一職，是一個「三日一入直，十日一直宿」的閒散職務①，因此他便利用機會開始學術研究工作，很快在幾個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績。 錢大昕的學術研究，首先是從當時頗為薄弱的天算曆法方面入手的。中國古代的曆法向稱先進，兩千多年中，先後改歷達七十餘次，其大致情況皆載於歷代史書歷志。對此展開研究無疑是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但是因其橫跨歷史、天算、數學幾個領域，不少史學家往往避難就易，不做深入研究。面對這種情況，錢大昕毅然將之引為己任。中書任暇，他與吳烺、褚寅亮等人廢寢忘食地學習數學大師梅文鼎的著作和先進的西方數學知識，並以其原理對歷代史志所載天算一一加以審核驗證。在此基礎上，深入研究，於乾隆十九年，撰成《三統曆術》一書，對《漢書·律曆志》中保存的中國古代最完整的一部曆法《三統曆》進行了全面的研究，於其錯謬之處則刊正脫誤，於其文簡意奧之處則疏通疑難，闡明大義。經過錢大昕的深入研究，從而使「二千年已絕之學，昭然若發蒙」①。一舉成為天算的專家，連時任禮部尚書領欽天監事的何國宗在涉及歷算推步等繁難問題時，也常常向他請教。在錢大昕對古代曆法的研究取得了重要成就的同時，工部尚書秦蕙田又特邀他參加《五禮通考》的纂修工作。在編修中，錢大昕博覽了經部有關書籍，這又促進了他後來深入進行經學的研究。 一件有意義的事是，乾隆十九年，錢大昕進士及第。這不僅使他調換了工作，即辭去內閣職務，入翰林院，任庶吉士，而且在此次會試中，與錢大昕一起中進士的還有王鳴盛、王昶、紀昀、朱筠等學者。這些學者與錢大昕一樣，在學術研究領域中各有致力的方向和專長。他們共同鑽研，互相補充，彼此結下了深厚友誼。這對於錢大昕日後的學術成就，也起過重要的作用。乾隆十九年到三十一年，是錢大昕仕宦頗為順利的時期。在此期間，他以其古學深邃而得到了乾隆帝器重。乾隆二十二年，他由翰林院庶吉士累遷翰林院編修，乾隆二十五年為右春坊右贊善，翰林院侍讀，乾隆二十八年為侍講學士，並兩次隨同乾隆帝巡幸熱河、五台等地。同時，還三次充任山東、湖南、浙江等省的鄉試主考官，兩次充當會試同考官。此外，還先後充任武英殿纂修官、功臣館纂修官、《續文獻通考》館纂修官等職務，參與了編修《熱河志》、《續文獻通考》、《音韻述微》等書的修撰工作。這些典籍的編就，也是他一生學術研究中的組成部分。 《熱河志》共八十卷，是記載承德府及其所屬一府五縣全面情況的一部地方志書。此地雖處塞外，但與北京臨近，距瀋陽也不遠，又為蒙古入京孔道，清初以來，早已引起統治者的重視。特別是康熙中期以後，為了加強對西北少數民族的統治，清帝於此建立避暑山莊，並時常至此巡幸，這裡迅速成為一個新的政治中心。乾隆二十一年，乾隆帝決定纂修此書並指令汪由敦、裘日修兩人具體負責，汪、裘兩人遂於翰林中委派錢大昕、紀昀兩人承擔編修工作。在修纂過程中，錢、紀兩人除大量閱讀有關文獻資料外，還扈從乾隆帝巡幸避暑山莊，對當地風土人情、建置沿革等自然條件和社會情況進行①《錢辛楣先生年譜》，乾隆十七年壬申。 ①《清史列傳》卷68《錢大昕傳》。 廣泛的調查。通過此書的纂修，培養了錢大昕對研究地方志的興趣，並為後來編修《鄞縣誌》、《長興縣誌》等地方志書和深入輿地方面的研究，準備了充分的條件。 乾隆二十五年，在翰林院侍讀任上，錢大昕參加了《續文獻通考》的編修工作。該書是對宋代學者馬端臨所撰《文獻通考》的補修之作。早在乾隆十二年始修時，原擬定上接馬著，下迄乾隆時代。在初稿纂修過程中，發覺古今同帙，書寫格式難以統一，便於乾隆三十二年決定依《通典》、《通志》、《文獻通考》三書舊例，按時代編為《續通典》、《清通典》、《續通志》、《清通志》、《續通考》、《清通考》等六部大書。由此轉入改修階段，至乾隆四十六年到五十二年陸續成書。錢大昕參與修書時，正是編纂初稿之際。他擔任纂修的田賦、戶口、王禮三篇考，不僅包括了今本《續文獻通考》有關部分的全部內容，而且也包括了清《三通》相應部分中的許多內容。因此，錢大昕在參與修纂期間，通讀了有關典章制度的全部專史和正史中的宋代以後部分，這不僅豐富了史學知識，並為日後撰寫通考古今的史學名著《廿二史考異》準備了豐富的素材。同時也培養了他對專史和斷代史研究的濃厚興趣，為以後從事典章制度和元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礎。 乾隆二十八年，在侍講學士任上，錢大昕又參加了秦蕙田受命纂修的《音韻述微》的編修工作。他幼承家學，在紫陽書院又曾「精研古經義聲音訓詁之學」①。秦蕙田深知錢大昕學術功底之深，即委其代擬全書凡例。至今傳世的這部書，於字音之外兼注字義，於注古音、古義之外兼注今音、今義，即表明了本書編修的特色和編者所付出的辛勤勞動。通過此書的纂修，又激發了錢大昕對研究聲韻的興趣，並在此後陸續撰成《聲類》等音韻學著作。在經史研究方面，他注意以音韻學知識作為解決問題的一種工具，從而開拓了學術研究的新領域。 錢大昕勤奮治學，刻苦鑽研，並由於實際工作的鍛煉，年僅三十多歲時，已成為在經史研究幾個方面都取得成就的著名學者。然而，繁重的研究和著述工作使他的健康受到嚴重損害。乾隆二十六年以後，他以心血耗損，得不寐之疾。乾隆三十二年春，又感染傷寒，雖經大力搶救而脫險，但其精力日疲而愈感不支了。禍不單行，正在此時結髮妻子王順媖病故。錢大昕於極度悲痛之餘，乞假歸里，開始了為期三年的歸隱生活。 返回故里之後，錢大昕以望仙橋舊居狹隘，在嘉定城中孩兒橋邊買得一處空宅，將家遷居於此。顏其堂曰「潛研」。為了遣愁，乾隆三十三年春他一度攜同妹婿陳藥耘作西湖之游。返家不久，又逢岳父王爾達去世，王爾達曾不計錢大昕家貧而許婚季女，婚後贅居王家時，又視如己出。乾隆十七年，錢大昕以獻賦稱旨，入都受職時，王爾達還親送出郊。這樣一位令人敬愛的老丈人的去世，使得他益為悲痛。因此在這期間，錢大昕除編次舊有筆記之外，僅撰成《洪文惠公年譜》、《陸放翁年譜》兩種，學術成果並不算多。乾隆三十四年秋，錢大昕再去北京上任，直至乾隆四十年丁憂歸里，他先後擔任過《一統志》纂修官、《三通》館纂修官、詹事府少詹事、廣東學政等職務。他除了參加由政府組織的編修工作之外，還在金石研究和古典文獻的整理方面也取得了新的成果。 乾隆三十六年，錢大昕參加《大清一統志》編修工作。《大清一統志》①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卷3《錢大昕》，中華書局1983年版。 在乾隆初年已經成書。乾隆二十年以平定西北少數民族上層分子的叛亂，清政府直接控制的地區大為擴充，兼之以各地「府州縣之分並改隸與職官之增減移駐亦多與舊制異同」①，因此乾隆二十九年以後，又組織力量對該書進行重修。錢大昕正是在這時參加重修工作的。這是他繼《熱河志》之後參與編修的又一部志書。這兩部志書的纂修，對錢大昕的學術研究方向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乾隆三十七年，錢大昕又參加了《續通志》的編修工作。在此之前，他曾參與《續文獻通考》的編修工作，對專史所載內容甚為熟悉，對其體例也了如指掌。在纂修之初，書中的「發凡」、「起例」，大多由錢大昕親自手定。此書與《續文獻通考》一起構成了錢大昕一生學術成就的重要內容。除上述成就之外，錢大昕還致力於金石的研究。早在乾隆二十一年，錢大昕於修《熱河志》時，便曾以當地石刻充實該書內容。次年，在翰林院編修任上，他於公事之暇，常游琉璃廠書肆，先後購得漢、唐石刻二、三百種。他晨夕校勘，證以史事，並將這些研究成果寫成題跋。乾隆三十六年，他將多年所作題跋厘為六卷，題名為《金石文跋尾》，由他的門生李文藻刊印行世。該書「橫縱鉤貫，援據出入」，在以金石證史方面，取得了「超軼前賢」①的成就。 在此期間，錢大昕還致力於古典文獻的整理。中國古代文化光輝燦爛，傳世文獻也浩如煙海，汗牛充棟，但經歷代輾轉傳鈔、翻刻，錯訛極多。為了順利地進行整理，錢大昕首先精研《說文》、《爾雅》等文字、訓詁之書。在此基礎上，乾隆三十六年，他與同族的另一位學者錢坫一起校正了《白虎通》、《廣雅》兩書。此後，在《四庫全書》纂修期間，他還親自參加從《永樂大典》中搜輯佚書的工作，先後從中輯出《易稽覽圖》、《寶刻類編》兩種古籍。其中《寶刻類編》後來被收入《四庫全書》史部金石類，而《易稽覽圖》則未被收入《四庫全書》，但從錢大昕所作的序中尚可窺見該書的大致內容①。所有這些，不但為古典文獻的保存和流傳作出了貢獻，也對他的治學風格的形成產生了一定影響。 乾隆三十九年（1774），錢大昕在主持河南鄉試時，被任命為廣東學政，於是隨即便道赴粵就任。到任半年之後，乾隆四十年五月，錢大昕接到父親去世的凶訊，遂星夜返故里，也就結束了二十多年的仕宦生活。 ①《四庫全書總目》卷68，頁597，《史部-地理類一》，中華書局1965年版。①王鳴盛：《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序》。 ①錢大昕：《潛研堂詩文集》卷24，《易稽覽圖序》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本」第二集。 第三節　晚年歸隱，學術成就斐然 從乾隆四十年錢大昕丁憂回鄉，至嘉慶九年（1804）去世，是他一生中的第三個時期。這三十年間，他先後應邀主講江寧鍾山書院（乾隆四十三年至四十六年）、太倉婁東書院（乾隆五十年至五十三年）、蘇州紫陽書院（乾隆五十四年至嘉慶九年），前後共達二十四年。乾隆嘉慶之際，鍾山、婁東、紫陽三書院都是漢學家的重要陣地，在講授內容上，也大多以經學訓詁為主。錢大昕出任院長期間，尊奉漢學成法，教育學生研讀經書，還大力提倡讀史。在他的提倡下，不長時間，便先後培養出了一大批經史兼通的人才，為乾嘉時期學術氣氛的活躍和文化事業的繁榮作出了貢獻。在此同時，由於擺脫了官場庶務的糾纏和羈絆，兼之以教學活動的推動，他在學術研究上也進入了黃金時代。以研究方向而論，不僅在已經開拓的領域內繼續有所深入，而且學術成果也大大超過了中年以前。他的幾部重要學術著作如《廿二史考異》、《疑年錄》、《元氏族表》、《元史藝文志》、《四史朔閏考》、《十駕齋養新錄》等差不多都是在這個時期完成的。除此，在古典文獻的整理和地方志、金石的研究上，他也都取得了新的進展。 《廿二史考異》是錢大昕歸隱之後最先完成的一部重要學術著作。全書凡百卷，以讀史札記的形式對除《舊五代史》、《明史》之外的二十二部正史的文字和史實進行了全面的研究。早在青年時期，他即酷愛讀史，走上仕途後，因為學術研究的需要，又通讀了自古至今的全部正史。在讀書過程中，他認真細心，發現問題，即書於另紙。這樣日積月累，卷帙滋多。乾隆三十二年乞假歸里時，曾對之進行初步整理，設教鍾山書院期間，又就有關內容與周圍學者深入討論，反覆修改，始將是書最終編就。此書是他大半生心血的結晶，實際上是反映了他的史學成就之代表作，在清代學術史上占據著重要地位。 首先，在治史方法上，從對歷代正史的文字進行校勘入手，發現並訂正了舊史記載中的大量的錯誤和闕略，為後人繼續深入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經過鑑別的史料。由於作者腳踏實地，注重證據，學風樸實，不尚空談，凡經作者論定的史事，大都確實無誤，鐵案難移。其次，在治史範圍上，衝破了當時學者中普遍存在的「陋史榮經」，不讀兩漢以後史書的陋習，將研究範圍擴大到了除《舊五代史》、《明史》之外的全部正史，表現了作者遠大的目光，淵博的學識和深厚的功力。再次，在治史態度上，對前哲舊說，既不盲從，又不苛求。所載內容，凡有與前人暗合者則削而去之，如有得自他人啟示者則必錄其人姓名，以示不掠人美之意。所有這些，不但使該書在乾嘉時期的史學研究著作中獨樹一幟，而且對乾嘉以後直至近現代史學研究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此書編成後，錢大昕又將後來研究所得編為《三史拾遺》、《諸史拾遺》兩書。此兩書與《廿二史考異》一起構成了反映錢大昕學術思想的重要的著作。 《疑年錄》是錢大昕繼《廿二史考異》之後撰成的另一學術著作。在長期的治史實踐中，他深切地體會到知人論世對於學術研究的重要性。為此先後撰寫了《洪文惠公年譜》、《洪文敏公年譜》、《深寧先生年譜》、《陸放翁年譜》、《王弇州年譜》等著作。在主講婁東書院期間，他又將所作各譜之意加以推廣著成《疑年錄》一書。此書凡四卷，按先後次序登錄了東漢經師鄭玄至清朝戴震約三百多位學者的生卒年代。而後，在紫陽書院任教期間，錢大昕又著成《補唐學士年表》、《五代學士年表》、《宋學士年表》各一卷，從而為後來學者治史提供了重要的臂助。 在此期間，錢大昕還致力於元史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元朝是一個由蒙古民族統治者建立起來的皇朝，統治中國前後近一個世紀。元朝滅亡後，宋濂、王禕等奉明太祖朱元璋之命撰成《元史》。因為成書倉促，冗雜漏略，事跡錯誤比比皆是，不足以稱為信史。錢大昕早在北京仕宦任上，便立志重修一部元史。為此，他在反覆研究《元史》、《元朝秘史》、《元典章》等基本史料的基礎上，對《元史》舊目進行增刪並依目錄陸續著成《元史稿》、《元詩紀事》兩書初稿多篇。但歸里後，有關資料缺乏，加之學術研究過於忙碌等諸多原因，錢大昕只對其中的《氏族表》、《元史藝文志》繕成清本，卻未來得及對其他手稿最後編定，致使上述兩書在錢大昕去世後散佚，這是十分可惜的。但從傳世的《氏族表》、《藝文志》看來，其資料搜羅之廣，內容考訂之精都遠在同類著作之上，為後人開展對元史的研究保存了可貴的資料。與此同時，錢大昕還將宋、遼、金、元四史和各種有關記載相互參訂，撰成《四史朔閏考》一書，為後人從事宋、遼、金、元史的研究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十駕齋養新錄》是錢大昕晚年較有影響的學術著作。此書於嘉慶四年任教紫陽書院時最後編就，嘉慶八年刊印行世。全書凡二十卷、八百餘條，是其一生讀書札記的匯編。由於他學識淵博，「不專治一經，而無經不通；不專攻一藝，而無藝不精」①。該書就是一個明證，它於經學、史學、官制、地理、姓氏、典籍、金石、詞章、術數等各門類知識幾乎無所不及，所探討的問題，也多為「精確中正之論」②。此書刊行後，錢大昕又繼續研究，將所得編為《養新余錄》，在他去世後，由其後人刊印行世。《十駕齋養新錄》自刊行一百多年來，一直為學界所推重。 錢大昕集中精力撰著和整理其主要學術著作如《廿二史考異》、《十駕齋養新錄》等書的同時，在古典文獻的整理和輿地、金石的研究方面也不斷取得新成就。乾隆五十四年和乾隆五十九年，錢大昕先後校勘印行了《風俗通義》和《長春真人西遊記》兩書。其中《長春真人西遊記》成書於蒙元早期，保存了蒙古帝國興起時期中國西北地區政治、經濟方面的重要資料。但元末以後，此書失傳，以致《四庫全書》不收，《總目》不錄，聞其名者甚至以為即是吳承恩的《西遊記》。乾隆五十九年，錢大昕與段玉裁等在蘇州玄妙觀所藏《道藏》中發現此書，將之抄出加以校勘後刊印，始重與世人見面，從而為元史研究提供了可貴的資料。在輿地研究方面，乾隆五十二年和嘉慶六年（1801），他不顧病後體虛，兩度應邀赴浙江總修《鄞縣誌》、《長興縣誌》兩書。在金石研究方面，繼乾隆三十六年刊行《金石文跋尾》六卷之後，錢大昕又多方搜求拓文多種並一一考訂，先後編訂並刊行了《續刊金石文跋尾》七卷（乾隆四十六年）、《三集》六卷（乾隆五十三年）、《四集》六卷（嘉慶八年），並將一生搜集之金石碑刻編為《潛研堂金石文字目錄》八卷（乾隆四十七年）和《附錄》二卷（乾隆四十九年）。總計錢大昕一生收藏之碑刻拓本不下兩千餘通，其時代上自秦漢，下迄宋、元，所作跋文八百餘篇。所有這些，都反映了錢大昕一生學術成就斐然，為後世保存和①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卷3《錢大昕》，中華書局1983年版。 ②阮元：《十駕齋養新錄序》上海書店1983年版。 積累古代文化遺產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 錢大昕在學術研究領域中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至乾隆末年，已經成為全國學術界所景仰的大師和巨子，遠近學者求教學問、請作書序之書信紛至沓來，通家子弟求作先人墓誌者不絕於途。因此，錢大昕於教學、著述之外，還寫下了大量的序跋、信札、傳記、墓志銘等，為研究清代社會生活留下了可貴的資料。錢大昕知識淵博，擅長考據，其中不少篇章還與《廿二史考異》、《十駕齋養新錄》兩書一樣有見地。這些文章，在他去世兩年之後，由其門生後人匯編為《潛研堂文集》。 乾隆四十九年，錢大昕以勞累過度，一度曾患瘋癱，幾乎不起。病癒之後，他不顧體虛和衰老仍著述不輟，以驚人的毅力先後完成學術專著多種。這時，嘉慶帝曾詢問他家居情況，有意勸他重新出仕，錢大昕婉言謝絕了。嘉慶九年（1804）十月，乾嘉學派的主要代表者、一代大師錢大昕因病去世，終年七十七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