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卷） · 第二十八章乾隆帝弘曆

清高宗愛新覺羅·弘曆是清朝統一中國後的第四代皇帝，因在位年號乾隆，人們習稱為「乾隆皇帝」。他在位六十年，繼康熙、雍正之後，為加強封建專制統治、發展封建經濟和文化以及鞏固國家統一等許多方面，都作了重大的努力，從而使清朝的統治發展到了全盛期；同時，由於他在晚年任情揮霍和吏治鬆弛，又直接導致了國內階級矛盾的激化，清朝也由盛轉衰。因此，他是一位對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進程發揮過重要作用和占有重要地位的歷史人物。 第一節繼位為帝 弘曆是雍正帝胤禛第五子，生母是鈕祜祿氏。二兄弘昐兩歲時早殤，未曾與序行次；而與序行次的長兄弘暉、三兄弘昀又於康熙四十三年（1704）、四十九年（1710）先後去世，年長於弘曆的只有弘時一人，所以弘曆在雍正帝諸子中排行第四而實為雍正帝第二子。 康熙五十年（1711）八月，弘曆出生時，祖父康熙帝已年邁，二伯父允礽雖已不被康熙帝所喜愛，但仍居於法定繼承人「太子」的地位，父親胤禛僅是受封不及兩年的雍親王，母親也不過是雍親王身邊的格格。當時，弘曆的出世，也只是在康熙帝眾多的孫輩中增添了一員而已，並未引起皇室甚至雍親王府邸的特別重視。 康熙末年，諸子爭奪儲位的鬥爭日益激烈，使得弘曆在皇室中的地位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康熙五十一年，太子允礽再次被廢。此後，直到康熙帝去世，未曾再立皇太子。這樣，康熙末年，作為康熙帝所喜歡的皇孫，弘曆曾被養育於宮中，並隨祖父巡幸熱河避暑山莊。不久，康熙帝去世，胤禛（即雍正皇帝）即位。由於弘曆時「性情放縱，行事不謹」①，失歡於乃父，而弘曆在康熙末年曾因得到康熙帝的寵愛，而使其父在爭奪儲位的鬥爭中處於頗為有利的地位，因而雍正帝即位之初，便把年僅十三歲的弘曆作為自己心目中的儲君。不久，雍正帝對康熙以來的建儲方式進行改革，決定秘密建儲。雍正元年八月，雍正帝親書弘曆之名並存藏於乾清宮「正大光明」匾額之上。這樣，弘曆便由一個普通的皇子上升為密定的儲君，地位發生極大的變化。康熙末年，雍正帝忙於爭奪儲位的鬥爭，無力顧及對弘曆的教育。因而，弘曆接受啟蒙教育比其他皇族子弟為晚，直至九歲才入學讀書②。雍正帝即位並決定弘曆為儲君之後，才加強了對他的教育。除原來教師福敏之外，還選派了朱軾、徐元夢、張廷玉、嵇曾筠、蔡世遠等著名文臣輔導弘曆學習文化知識和儒家經典，又以宗室重臣允祿、允禧等教其火器使用和弓馬騎射。同時，還讓他代行祭天、祭祖以提高他在全國臣民心目中的地位。在雍正帝的精心培養下，短短几年的時間，弘曆便兼通滿、漢文，遍習文武。為了進一步培養從政能力，雍正十一年，雍正帝封他為寶親王，讓他參與處理平定準噶爾叛亂和平定貴州苗民起義等重要政治軍事事務。弘曆在雍正時期受到了全面而又嚴格的教育和訓練，表現出色，深得信任。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雍正帝突然去世，依照程序，宣讀雍正帝建儲密旨和有關手續，弘曆便以當然繼承人的資格，順利地登上了皇帝寶座，改年號「乾隆」。 ①王先謙：《東華續錄》乾隆一、雍正十三年十月己丑。 ②《采善堂全集》乾隆帝庚戌年原序，福敏跋文。 第二節　乾隆初政 自清軍入關至康熙、雍正朝，清朝的統治正處於向上發展的時期。兩個皇帝勵精圖治，英武有為，都為清統治的鞏固作出了重要貢獻。然而，由於具體歷史條件的限制，他們在處理統治階級內部關係和制定的一些具體的政治、經濟政策上，也存在著許多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影響著統治階級內部的一致，不利於政治、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因此，乾隆帝即位之初，便集中力量糾正前兩朝特別是雍正朝的一些弊政，並在這一過程中施展了自己的政治才幹。 皇室內部關係失調，是當時統治階級內部頗為突出的一個問題。早在康熙末年，圍繞著爭奪儲位這一中心問題，皇室內部便各立門戶，自樹黨羽，明爭暗鬥，矛盾非常尖銳。雍正帝即位後，對政敵又大肆鎮壓，或者監禁、或者流放、或者殺戮。更為甚者，他對自己的主要政敵允禩、允禟等人，強行將其分別改名為阿其那、塞思黑，並殘害致死，又禍及他們的子孫，給予削除宗籍。一時之間，皇室內部鬥爭變得空前激烈。尤其嚴重的是，此案涉及八旗貴族和功臣後裔甚多，既不能把他們盡行誅殺，又無法禁止其私下議論。儘管雍正帝在政治上取得了成功，但由於在皇室內部結怨過多，在輿論上卻處於極為不利的地位。乾隆帝即位後，為了調整皇室內部關係失調的局面，收攬人心，緩和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他首先將雍正帝長期監禁的政敵允■、允禵等釋放出獄，恢復爵位。不久，又將允禩、允禟的子孫給予紅帶，收入玉牒，給以疏遠皇族的待遇，同時，對於允禩集團中一些骨幹成員，也分別赦免其本人及家屬。乾隆帝的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原來十分尖銳的矛盾，為保持統治階級各階層人員的一致性，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在調整皇室內部關係的同時，乾隆帝還對雍正朝年羹堯、隆科多兩案的遺留問題進行了妥善處理。年、隆兩人都是雍正帝的佐命大臣，對其統治的建立和鞏固都曾起過很大的作用，後被雍正帝視為隱患，立為專案，嚴厲懲辦，對其友朋也從重處罰。冤案層出，株連過多，使許多官員和士子人人自危，怨聲載道。乾隆帝即位後，便即恢復年羹堯「冒濫軍功案」內革職的文武官員的職務，其後，對於此案牽連所及的各起文字獄的人員也分別放回原籍。乾隆帝敢於糾正前朝的亂政，不僅緩和了一個時期中最高統治者和廣大官吏、知識分子之間的緊張關係，也贏得了他們的好感和支持，無疑穩定了政局，有利於統治。 除此之外，乾隆帝還對雍正朝以來形成的中央政府和地方縉紳之間頗為緊張的關係進行了調整。地方縉紳是清朝統治的社會基礎，雍正朝以前，清政府曾給予他們一定的特權，但是，他們並不以此為滿足，而是包攬詞訟，橫行鄉里，魚肉百姓，抗繳賦稅，他們的所作所為嚴重地危害了清政府的利益。至雍正時，先後決定革除所謂儒戶、宦戶等名目，並推行了士民一起當差的政策，對其中的違法者予以嚴厲的打擊。這些措施的推行，雖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朝廷對地方基層政權的控制，但卻使政府和其政權的支柱地方紳衿之間的關係處於十分緊張的狀態。長此下去，對於清政府的統治是十分不利的。乾隆帝看到了問題的嚴重性，立即放寬了雍正朝為懲治不法紳衿而制定的各項限制措施，對生員欠糧、包訟等不法事的處分分別改寬改緩。不久，又把舉貢生員的雜色差徭一併豁免。這些措施，比較雍正帝的限制政策，應是一個倒退，但在當時卻收到了擴大統治基礎的效果。 乾隆帝一方面調整統治階級內部各種關係，擴大自己的統治基礎，另一方面又採取步驟糾正或放棄雍正帝推行的一些錯誤政策和措施。例如，由於崇信「祥瑞」，迷信煉丹長生之術，因而被臣下和僧道蒙蔽，嚴重影響了他的身體健康和政務。乾隆帝不信丹術，將宮中僧道驅逐出宮，下令嚴禁呈報「祥瑞」，「凡慶雲、嘉穀一切祥瑞之事，皆不許陳奏」①。從大的方面來說，雍正帝在施政過程中也產生這樣或那樣的失誤。例如，他推行耗羨歸公政策，地方官員便迎合他的諭旨，多征多交耗羨，結果卻加重了人民負擔，地方官員的利益不受任何損害。講求地方官員的治績，鼓勵墾荒，地方官員則隱匿水旱、奏開墾，謊報政績，而將負擔轉嫁到一般農民身上。為勸農而實施獎給老農八品頂帶的辦法，實際上多為鄉曲無賴所壟斷。為解決八旗生計問題，曾在京師附近試行井田制，八旗子弟卻盜賣官牛、出租土地，井田制則變得不倫不類。對於這些問題，乾隆帝一即位就連頒諭旨，分別予以糾正。雍正十三年（1735）十月，乾隆帝規定，以後各地奏報墾荒田畝時，「必詳辦查核」，「不得絲毫假飾以滋閭閻之累」①。同年十一、十二月間，又連下詔書，命令江南、四川、陝西等地減少耗羨成數②。乾隆元年（1736）七月，停止實行老農頂帶之例③。同年十一月，廢八旗井田為屯田④。乾隆帝以很大的勇氣調整和糾正了雍正朝某些失誤政策，當然他也繼承和發展了雍正時所有積極意義的政策，這就使得乾隆朝的政治和經濟在康熙、雍正兩朝的基礎上繼續向前發展，對清的統治全盛局面出現，是一個良好開端。 ①《東華續錄》乾隆一，雍正十三年九月辛亥。 ①《東華續錄》，乾隆一，雍正十三年十月乙亥。 ②《東華續錄》，乾隆二，雍正十三年十一月癸亥、十二月辛巳。 ③《東華續錄》乾隆四，乾隆元年七月癸卯。 ④《東華續錄》，乾隆元年十一月壬子。 第三節　百務俱興 在乾隆帝通過糾正前朝的一些弊政而使統治得到初步鞏固的同時，他還採取種種措施，強化以皇帝為中心的封建君主專制統治，促進封建經濟的發展。這些措施雖多是創自前朝，但經乾隆帝發展之後卻進一步制度化，並在各方面都收到了較大的效果。因此，他在位期間，政治安定、經濟發展、文化繁榮，清的統治進入了入關以來最興盛的時期。 奏摺制是乾隆帝在位期間確立的一項重要制度。以前官員報給皇帝的奏章，基本上依照明朝舊例，分題本、奏本兩種，前者報公事，用官印，後者報私事，不用印。在手續上皆經內閣轉呈才能到達皇帝手中。為了加強皇權，提高運轉速度和保密程度，順治康熙之際，在此兩種文書之外，出現了不經內閣而直接與皇帝本人聯繫的奏摺。但在當時，擁有此種權力的人員極少，而且也沒有一定的品級的規定。雍正時期，擁有奏摺言事權的官員逐漸增多，但奏摺仍非正式公文。許多事情都是由官員本人先用奏摺與皇帝秘密聯繫，在得到皇帝首肯之後，仍以題本、奏本形式經內閣正式上奏。乾隆帝即位後，對前朝擁有奏摺權的官員予以承認，至乾隆十三年（1748），還正式下令停止使用奏本。這樣，奏摺最終取代了奏本，成為與題本並行的一種最重要的上行文書。乾隆帝同雍正帝一樣，嚴禁各地官員對上奏內容及皇帝批示互相泄漏。如乾隆八年規定：「嗣後凡密奏事件，未經發出之先，即上司屬員，概不得互相計議參酌。如有漏泄通同，一經發覺，按其情事輕重，分別治罪。」①這些新規定，不但進一步削弱了內閣的權力，而且也使皇帝對各地情況的了解經常化，對於皇權的加強有著重要的意義。 乾隆帝還重建軍機處並極大地加強其權力。軍機處初建於雍正七年六月，原是為西北用兵期間軍事上保密的需要而設置的。在此期間，有關西北用兵的一些奏摺不經內閣而徑由軍機處直達皇帝，因此，這一機構的設置在客觀上起到了加強皇權的作用。乾隆帝即位之初，曾一度將此作為前朝弊政之一而予以裁除，但不久又因實際需要而於乾隆二年十一月將此機構重新恢復，並在原來的基礎上進一步增大了權力。雍正時，該機構在職軍機大臣始終沒有超過三人，其下所設的軍機章京，也一直維持在十人左右。而軍機處重建之後，乾隆帝擴大了軍機大臣人數，任命鄂爾泰、張廷玉、訥親、海望、納延泰、班第等六人為軍機大臣，軍機章京也由原來的十人擴充至十六人，滿漢各半。此後，隨著其權力的加大和處理事務的增多，人數相應又有所增加。在對人員編制不斷充實的同時，軍機處處理事務也日益增多，權力愈加擴大，各項制度也不斷趨於健全。以其處理事務而言，雍正時的軍機處，不過是西北用兵時「籌辦軍務」的臨時機構，乾隆時期，則擴大到「內而六部卿寺，暨九門提督，內務府太監之敬事房，外而十五省、東北奉天、吉林、黑龍江將軍所屬，西南至伊犁、葉爾羌將軍、辦事大臣所屬，迄至四裔諸屬國，有事無不綜匯」①。其職責幾乎無所不包，如幫助皇帝撰寫上諭、處理奏摺，審核內閣、翰林院所擬詔旨，議大政、讞大獄，為皇帝準備政事的參考資料，參與科舉考試，奉派出京查辦事件，陪同皇帝出巡、記錄和積累有關檔案等事務性工作，還對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文武官員的使用、任免提出草①《清高宗實錄》卷197。 ①梁章鉅：《樞垣紀略》卷22；王昶：《軍機處題名記》，中華書局1984年版。案，供皇帝本人選擇等等。軍機處所承擔的職權，已使它超出內閣之上而成為全國政事的中樞。為保證其所負擔的各項職責能順利得到貫徹，乾隆帝還為它制定了各種具體的規章制度。乾隆十四年，將雍正時鑄造的「辦理軍機事務」的六字軍機處印信改為「辦理軍機事務印信」，規定印信平時由內奏事處的夸蘭達太監收存，用印時，由值班軍機章京以鐫有「軍機處」三字的金鍉將之請出，用畢立即交還。為嚴格保密，軍機處中的聽差皆揀選十五歲以下不識字的幼童充任，而在軍機處值廬，還有專派的御史往復稽查，不准任何人窺探。如有地方督撫官員通過各種方式向軍機章京刺探情況，必嚴加處理①。儘管軍機處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著如此重要的作用，但乾隆帝卻始終未設專官，未立衙署。其職權範圍雖廣，但不過是僅供「傳述繕撰」，「而不能稍有贊畫於其間」的一個皇帝私人的秘書班子而已②。因此，軍機處權力的加大，僅僅是皇帝個人權力的加大。通過軍機處的重建，乾隆帝不但將傳統的議政王大臣會議的舊有權力剝奪殆盡，使其名存實亡，而且也使明朝以來的內閣形同虛設。與奏摺制度一樣，軍機處的重建及其機構、制度的健全，都進一步強化了乾隆帝的君主集權。 堅持雍正以來的秘密建儲制度，並從理論上加以闡釋，是乾隆帝加強君主專制統治的另一個重要措施。雍正帝創立了這一制度，並沒有從理論上加以說明，它還不被統治階級中的多數人所理解。乾隆帝在即位之初，也只是依雍正舊例，親書建儲密旨，「照舊收藏」③，而在思想上仍然把它看作是「酌權濟經之道」，還沒意識到後世子孫一定要執行照辦。隨著乾隆帝的兒子們的漸次成人和其統治經驗的不斷豐富，他越來越認識到明立太子的害處和秘密建儲的好處，這才開始進行反覆的闡釋。他指出，「儲貳一建，其弊叢生，不特僉壬依附，易啟嫌隙，而名分早定，日久必致流於驕佚而不自知」④。「有太子然後有門戶」，「蓋一立太子，眾見神器有屬，幻起百端。弟兄既多猜嫌，宵小且從而揣測，其懦者逢迎以陷於非，其強者設機媒孽以誣其過，往往釀成禍變，遂致父子之間，慈孝兩虧，家國大計，轉滋罅隙」①。因此，他認為「建儲冊立，非國家之福，召亂起釁，多由於此」②。而秘密建儲可以避免上述弊端。他說，這樣做是為了「不肯顯露端倪，使群情有所窺伺，此正朕善於維持愛護之深心也」③。但是，朝廷和地方的一些官員不贊成這一辦法，不斷上疏，建言立儲。乾隆帝對他們嚴加斥責，甚至說他們是「離間父子、惑斷國家之人」。他斷然表示，以後誰如提及此事，「朕必將伊立行正法，斷不寬貸」④。這樣，制止了朝野思想的混亂，制度得以確立起來。這一制度，對於因皇室人員爭位而招致國家動亂，起到了抑制的作用。在他即位已滿六十周年之際，他又在秘密建儲的基礎上適時地舉行內禪，既避免了歷史上屢屢出現的最高權力過渡之際宗室干政、大臣擅權、政柄旁落的重演，也避免①《清高宗實錄》卷264。 ②趙翼：《簷曝雜記》卷1《軍機處》，中華書局1982年版。 ③《東華續錄》乾隆四，乾隆元年七月甲午。 ④《東華續錄》乾隆一二○，乾隆六十年九月己未。 ①《清高宗實錄》卷1066。 ②《清高宗實錄》卷1189。 ③《清高宗實錄》卷1066。 ④《清高宗實錄》卷317。 了父子、兄弟之間骨肉相殘的悲劇的再現，使得最高權力的過渡得以順利地進行。乾隆帝堅持秘密建儲，找到了皇位繼承的一個好辦法，這比他的祖父康熙帝的確是高明得多。 打擊朋黨、改善官吏隊伍狀況，也是乾隆帝加強君主專制的一個重要方面。乾隆帝即位之初，輔政大臣鄂爾泰和張廷玉在朝廷各有一幫勢力，他們以民族、同鄉、血緣、登仕途徑等關係而各結為門戶。如張廷玉原籍安徽桐城，於是，桐城張氏一族賴其勢力而登仕的有張廷璐等十九人，與其聯姻的桐城姚氏，有姚孔振等十三人在仕。同樣，鄂爾泰在滿洲貴族中也有較多的追隨者。如果任其發展，對乾隆帝加強自己的君主專制統治將十分不利。在這個問題上，明末黨爭是個深刻的教訓。他反覆告誡臣屬不得依附逢迎，還利用機會對之加以限制，甚至對其為首者進行打擊。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張廷玉以原官致仕時，乾隆帝曾特頒諭旨，許其身後配享太廟，但很快因他未曾親自謝恩而收回成命，還削去其伯爵爵位。乾隆二十年，他又製造了「堅磨生詩抄案」，將鄂爾泰的兩個親信胡中藻和鄂昌處死，藉此機會將鄂爾泰的牌位也撤出賢良祠，以為大臣植黨之戒。與此同時，他還有計劃地改變舊有官吏隊伍的組成成份。這一工作不僅對原有官吏的升轉乾綱獨斷，絲毫不假手於人，而且在遴選新任官吏時，也注意選拔與上層官僚關係不深的出身寒微之士。乾隆初年，他接連開博學鴻詞科、經學特科等，其用意即在於此。經過一段時期的調整，形成了以君主為核心的一支官吏隊伍，對全國臣民的控制大大加強了。 除了上述各項措施之外，乾隆帝還汲取歷朝統治的經驗教訓，對內監干政和宗室擅權等方面也頗為注意。他即位之初，就對太監中的不法分子進行懲治，而後又對包括自己兒子在內的宗室的不法行為嚴加處罰。乾隆帝將此兩項政策貫徹始終。在乾隆六十年中，內監活動相當收斂，宗室地位也相對較低，都未構成對皇權的威脅。這些措施，對於他皇權的極度擴張，也都起過重要的保證作用。 為了維護君主在全國臣民面前至高無上的地位，乾隆帝還繼康熙、雍正之後大興文字獄，對各級官吏、士子和百姓的思想進行嚴密控制。他製造的文字獄，不僅像前朝一樣對敢於收藏具有反清色彩的「國初偽妄詩文」和「明季末造野史」的文人進行嚴厲懲罰，還將有礙專制統治的當代人的著作也一併列為重點打擊對象。因此，這一時期文字獄的名目和數量都是空前的。以名目而言，有什麼妄議朝政，謗訕君上；隱寓譏諷，私懷怨望；詆毀程朱，倡為異說；妄為著述，不避聖諱；捏造妖言，狂誕不經等。以數量而言，總數不下七、八十起，幾乎占清代全部文字獄的半數。著名的有乾隆十六年的王肇基「獻詩案」、乾隆四十二年的王錫侯「字貫案」、乾隆四十六年的程明諲代作「壽文案」等。因文字獄而被處死或受到株連被判處各種刑罰的更是不勝計數。在文字獄發展到高潮期間，又有民間的告密誣陷以泄私憤，經辦官吏往往斷章取義，穿鑿附會，以擴大案情，都大大地加重了對人民和社會的危害程度。以至求學的士子、坊肆的書賈、種田的百姓，甚至供職的官吏，全國上下都人人自危，整個社會處於「萬馬齊喑」的政治局面之中，而乾隆帝本人的權勢卻因此而發展到了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以來整個中國封建社會的最高峰。 經過兩千多年的緩慢發展，到清代，中國封建社會已經進入了晚期。不管乾隆帝願望如何，他加強君主專制的一系列措施，從總體上說，對社會的發展只能是弊大於利。清朝是少數民族的統治階級入主中原，入關之後，又在開拓疆土、加強對邊疆少數民族的統治，發展多民族的國家等重要方面作了巨大的努力。由於各民族、各地區政治、經濟發展極不平衡，乾隆帝的統治措施，剔除其封建關係中最落後的部分，在鞏固國家的統一和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等方面，都還有著一定的進步作用。 在加強君主的政治統治的過程中，乾隆帝還繼續雍正帝堅持耗羨歸公、養廉銀和攤丁入畝等項政策，先後實行各種措施以推動封建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耗羨歸公、養廉銀和攤丁入畝改革賦役制度，對地主和無地少地的農民承擔的國家賦稅進行了調整，限制了各級官吏對農民的非法加派，這對於發展封建經濟有著一定的積極作用。然而，由於這些政策傷害了一些官僚和大部分地主的利益，雍正朝時，朝野之中反對者大有人在，在雍正帝去世之後，還有人紛紛將此作為前朝弊政而要求乾隆帝予以取消。對此，乾隆帝通觀全局，反覆考慮，繼續堅持這些政策，對於其中一些政策還進一步予以推廣。如耗羨歸公，他在認真分析反對意見之後指出，這些意見大多都是「出於願耗羨之在下以濟其私者之口」，因而不予改變，「仍由舊章」①。又如，對於地丁合一政策，則不顧一些地主的反對而繼續堅持，並且還在雍正朝未及施行的地區予以推廣。乾隆帝的努力，收到了明顯效果，不但使這些剛剛實行不久的政策進一步確定下來，而且也使國家財力得到了充實，社會經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乾隆帝同他的父祖一樣，繼續鼓勵墾荒、組織移民，並根據全國人口迅速增長、土地相對不足的實際情況，提倡農民種植高產作物。乾隆五十年秋，他曾數次指示河南、山東等地督撫推廣甘薯種植，親自抄錄介紹其種植方法的《甘薯錄》一書，寄給河南巡撫畢沅，指令他「多為刊布傳抄，使民間共知其利，廣為栽種」②。他在位期間，還仿效康熙帝的做法，先後五次普免全國錢糧，五次普免全國漕糧，至於對各省因災荒和其他原因而臨時蠲免錢糧的就更多了。當然，這往往由於各級官吏的預征而流於形式，但與明朝末年對人民的再三加派相比，則不啻有霄壤之別。所以全國各地區的農業、手工業和商業都有較大幅度的發展，耕地面積擴大，人口激增，國庫充實，整個社會經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以耕地面積而言，乾隆三十一年，全國已開墾土地達七億八千萬畝；全國人口也從乾隆初年的一億四千多萬人增加到乾隆六十年的近三億人；國庫存銀則長期保持在六、七千萬兩之間，幾乎相當於全國每年賦稅總收入的兩倍，整個社會經濟呈現了空前繁榮的新局面。 乾隆時期社會經濟繁榮局面的形成，從根本上來說，是明末農民大起義打擊地主階級、破壞封建生產關係的結果，是清初以來廣大人民辛勤勞動的結果，但是，也應看到，清朝建立後幾代統治者包括乾隆帝不斷加強君主集權而出現的長期的安定局面和鼓勵農業生產促進經濟發展的政策，也為經濟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客觀環境。在這一社會經濟繁榮局面的形成過程中，乾隆帝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①《清高宗實錄》卷178。 ②《東華續錄》乾隆一○二。 第四節　「十全武功」 加強對邊疆地區的控制，以鞏固國家的統一，這是乾隆帝一生中的重要實踐活動。他繼康熙、雍正兩朝之後，對西北用兵，平定西藏，抗擊廓爾喀入侵，堅持對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實行改土歸流，這些軍事活動將西北、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的割據政權削除淨盡，使得清朝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版圖超越了歷史上的任何一個皇朝。而乾隆帝制定的各種措施，將中央政府對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有效管理提高到了一個新的水平。乾隆帝的這些活動，對於進一步開展國內各民族之間經濟、文化的交流，對於國家的統一和進一步鞏固，都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準噶爾部是我國西北地區的厄魯特蒙古諸部之一。康熙中期以後，該部崛起，先後興兵進犯喀爾喀、青海和西藏等地。為了維護國家的安定和統一，康熙、雍正兩朝曾先後對西北用兵。清政府的軍事打擊雖使准部上層貴族對相鄰地區的進犯活動有所收斂，但是清政府也沒有實現對西北邊疆進行直接統治的最終目的。乾隆十五年（1750）後，准部上層貴族發生了爭奪汗位的內訌。最初，喇嘛達爾札聯合其他貴族殺死策妄多爾濟、納木札爾而奪得汗位。不久，喇嘛達爾札又被達瓦齊和阿睦爾撒納所推翻，汗位又被達瓦齊奪去，接著達瓦齊又因爭權奪利和阿睦爾撒納以兵戎相見。准部上層貴族爭奪汗位的鬥爭，使得本部和附近各部的廣大牧民與中下貴族深受其害。為了擺脫戰爭災難，薩喇爾、三車凌等先後率部內遷。乾隆十九年，在爭奪汗位鬥爭中失敗的阿睦爾撒納也率領二萬餘人投降清朝，達瓦齊政權已經處於眾叛親離的境地。在這種情況下，乾隆帝為實現康熙、雍正兩朝的「籌辦未竟之緒」①，對西北地區准部的分裂勢力展開了新的軍事打擊。 這次戰爭，分為平定達瓦齊和平定阿睦爾撒納叛亂兩個階段。乾隆二十年春，乾隆帝調動大軍，分北、西兩路進軍西北。由於達瓦齊政權已不得人心，清軍「兵行數千里，無一抗者」②，不過三個來月，便攻下西北重鎮伊犁，將達瓦齊擒獲。清政府此次出師取得了重大的勝利。 然而，正當清政府處理善後事宜的時候，一度投降清政府的阿睦爾撒納為了實現自己作「四部總台吉，專制西域」的野心③，竟置國家與民族利益於不顧，於乾隆二十年九月，又悍然發動了大規模的武裝叛亂。由於此時大部分清軍已經撤走，除少數據點外，北疆大部分地區又很快淪陷。在阿睦爾撒納的煽動下，喀爾喀蒙古的個別上層貴族如青滾雜布等也揭起叛旗，武裝反清。乾隆帝不能坐視叛亂繼續蔓延和擴大，便於乾隆二十二年（1757）再度出兵西北。在清軍的打擊下，阿睦爾撒納政權土崩瓦解，阿睦爾撒納被迫逃亡俄羅斯，此後不久患痘死去。西北地區重新處於清朝中央政權的控制之下。乾隆帝平定準部上層貴族叛亂的軍事行動無疑對於維護國家統一有著重大的積極意義。但是，這次戰爭畢竟是封建統治者進行的統一戰爭，在戰爭中，清軍對當地人民的屠殺非常殘酷，致使戰後當地人口銳減，社會經濟也受到很大的破壞。 在准部上層貴族的叛亂被平定下去之後，從乾隆二十二年到二十四年，①《清高宗實錄》卷489。 ②《嘯亭雜錄》卷3《西域用兵始末》。 ③《聖武記》卷4《乾隆蕩平准部記》。 乾隆又進行了平定天山南路維吾爾族宗教首領大小和卓木武裝叛亂的軍事活動。 維吾爾族是世居我國新疆地區天山南路的一個少數民族。清初，准部貴族稱雄西北，維吾爾族廣大人民和其他西北各部一樣處於准部貴族的統治之下。廣大維吾爾族人民要向准部貴族交納為數甚巨的各種貢賦，他們的宗教首領阿布都什特、瑪罕木特及其二子波羅尼特、霍集占兄弟，還相繼被噶爾丹、策妄阿拉布坦、噶爾丹策零等長期拘禁於伊犁。阿睦爾撒納發動叛亂期間，為了爭取維吾爾族貴族的支持，對其政策有所改變。他釋放波羅尼特返回維吾爾族本部，還誘使留居伊犁的霍集占率領準噶爾本部的回教徒也參加了叛亂。清政府平定阿睦爾撒納武裝叛亂的勝利，使廣大維吾爾族人民最終擺脫了准部貴族的統治和壓迫，在乾隆帝派遣使者商討和平統一南疆的問題時，包括波羅尼特在內的許多維吾爾族有識之士都表示：「安集回地各城人民，聽候大皇帝諭旨。」①這反映了廣大維吾爾族人民的共同願望。然而，剛從伊犁逃歸的霍集占卻妄圖藉此實現其割據的野心，在他的唆使下，前來商議和平統一事宜的清朝使臣被殺害，南疆形勢急轉直下，一場新的武裝叛亂又爆發了。 乾隆二十三年（1758）乾隆帝派遣靖逆將軍雅爾哈善等率滿漢官軍，由吐魯番進攻維吾爾部北方門戶庫車，並在大敗霍集占援軍之後攻克該城。不久，又派遣戰功卓著的將軍兆惠率軍挺進南疆，攻打叛軍的主要據點葉爾羌城。乾隆二十四年春，定邊右副將軍富德又率軍南下，清軍遂分兩路進攻叛軍據點葉爾羌、喀爾喀什兩城，在清軍的強大攻勢下，霍集占兄弟率領殘部突圍而出，西逃至巴達克山，被當地首領擒殺。大小和卓木掀起的武裝叛亂最後被平定下去。 準噶爾部和維吾爾部叛亂的平定，使得清朝政府直接控制的領土極大地得到擴展。為了加強對這些地區的管理，乾隆二十七年，清政府於惠遠城設伊犁將軍，作為「總統新疆南北兩路事務」的最高軍政長官。在伊犁將軍之下，在烏魯木齊設都統，統轄烏魯木齊、古城、巴里坤及吐魯番等地駐軍，在塔爾巴哈台設參贊大臣，統轄塔城的駐軍，在南疆喀爾喀什、葉爾羌、英吉沙爾、和闐、烏什、阿克蘇、庫車、辟展等城設「辦事大臣」或「領隊大臣」，對當地實行軍事統治。這些措施，進一步加強了中央政府對新疆地區的管理，對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清政府平定準部上層貴族武裝叛亂的勝利，解除了長期以來准部上層貴族對相鄰各部的壓迫。作為這一事件的一個直接後果，是乾隆三十六年發生的土爾扈特部的重返祖國。土爾扈特部是我國厄魯特蒙古四部之一，十七世紀二十年代以前，該部一直與其他三部共居於我國的西北地區。明朝崇禎初年，該部因無法忍受準噶爾部的壓迫而在首領和鄂爾勒克的率領下離開故地，幾經輾轉之後，遷居於伏爾加河下游一帶。在旅居國外一個多世紀的漫長歲月里，土爾扈特人飽受沙俄的壓迫和欺凌。他們雖然身處異域，卻無時無刻不在思念自己的祖國，不顧山險路長，一直與中央政府保持著密切的聯繫。而清政府也對遠在異域的土爾扈特人表示關切。清軍平定準部上層貴族的武裝叛亂不久，即乾隆三十五年十一月，土爾扈特部渥巴錫汗便率領部民十七萬口，不顧沙俄的重重阻撓，毅然踏上歸途。經過八個月的長途跋涉，①《回疆通志》卷12，民國十四年刊本。 克服了給養缺乏、疾病流行等難以想像的困難，終於在乾隆三十六年六月進入中國境內，從而實現了他們長期以來要求返回祖國的願望。 乾隆帝對土爾扈特部的歸來十分重視。專派陝西巡撫文綬前赴巴里坤等地，購辦牛羊、衣物，接濟他們的生活。不久，又指令伊犁將軍舒赫德負責「分地安居，使就米谷而資耕牧」。張家口都統常青負責解送當地牧群「驅往供饋」；陝甘總督吳達善負責「發帑運茶，市羊及裘」①。在安排好他們的生活之後，乾隆帝又在熱河避暑山莊附近接見渥巴錫等土爾扈特部首領，分別賜封為卓哩克圖汗、親王、郡王、貝勒、貝子、輔國公、台吉等，使其「管理所屬，咸務生理，延及子孫，永荷安全之福」①。這是一件盛大的喜事，乾隆帝欣然命筆，親撰《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優恤土爾扈特部眾記》、《御製土爾扈特部紀略》等重要文章，記載土爾扈特部歸回祖國的艱難歷程。土爾扈特部重返祖國是乾隆帝經營西北邊疆所取得的一項重要成就，這在當時及以後都有著深遠的歷史意義。 加強對西藏地區的管轄，也是乾隆帝在位期間鞏固西南邊疆的一項重大政治實踐活動。入關之初，以達賴喇嘛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即已歸服清朝中央政府的統治。康、雍時期，清朝政府先後平定準部貴族策妄阿拉布坦對西藏的侵犯，委任西藏地方政府，設立駐藏大臣等，加強對西藏地區的管轄。在康、雍兩朝的基礎上，乾隆帝又通過出兵平定西藏叛亂，抗擊廓爾喀入侵，對其政治、宗教等方面的舊有制度進行改革，而使清朝中央政府對西藏的控制進一步得到了鞏固。 乾隆十五年（1750），西藏發生了以郡王珠爾墨特那木札勒為首的地方貴族割據勢力的武裝叛亂。在叛亂中，珠爾墨特那木札勒被駐藏大臣處死，但是兩位駐藏大臣傅清、拉布敦也同時遇害。以達賴喇嘛為首的廣大僧俗和入藏清兵聯合作戰，這次叛亂很快即被鎮壓下去。然而，這次叛亂卻表明：讓西藏個別貴族擁有過大的權勢，很不利於西藏政局的安定和中央政府對西藏的統治。乾隆意識到這一點，便於乾隆十六年，在平叛鬥爭勝利後，立即廢除了舊有的藏王制度，並成立了由四名噶隆組成的西藏地方政府噶廈。不久，又制定《西藏善後章程》，提高了達賴喇嘛和駐藏大臣的權力，還決定在西藏長期駐軍一千五百名，這就從政治上和軍事上都加強了中央政府對西藏地區的管理。 中央政府對西藏地區的管理雖然有所加強，但由於西藏統治集團內部矛盾錯綜複雜，西藏政局仍不平靜。至乾隆五十二年和五十六年，又先後兩次遭到廓爾喀的入侵。尤其是後一次，廓爾喀侵略軍在西藏上層貴族沙瑪爾巴的勾引下，竟深入到西藏內地日喀則一帶地方燒殺搶掠，給廣大藏族人民帶來了極大的災難。乾隆帝即派遣大將軍福康安率軍入藏，將侵略軍全部驅逐出境。次年，即乾隆五十七年（1792），經乾隆帝批准的《欽定西藏章程》頒布實施，對西藏地區的政治、宗教、軍事和外交進行了全面的整頓和改革。在政治事務上，該章程規定，駐藏大臣在處理藏內事務方面與達賴、班禪的地位平等，擁有監督管理和任免西藏各級官員的極其廣泛的權力。在宗教事務上，對以往達賴、班禪和各地活佛圓寂後，由巫師作法指定這一弊端百出的「呼畢勒罕制度」加以改革，改行在駐藏大臣的監視下，以金瓶（金奔巴）①《東華續錄》乾隆七十四，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乙巳。 ①《東華續錄》乾隆七十四，乾隆三十六年九月辛亥。 掣籤的辦法。並還規定呼畢勒罕的「坐床」典禮，必須在駐藏大臣的主持下進行。在軍事上，為了加強西南地區的邊防，《章程》規定建立西藏地方常備軍，額數三千，分駐於各重要地區，由駐藏大臣統轄。在外交事務上，規定由駐藏大臣主持對外交涉，禁止噶隆以下的地方官員和外國私下聯繫。所有這些，都進一步加強了清朝中央政府對西藏地區的管轄，同時也限制了地方割據勢力的發展，有助於西南邊防的鞏固和西藏地區政局的安定。 在西南地區，乾隆帝繼續執行雍正朝以來改土歸流的政策。他的主要活動，是在乾隆十二年至十四年及乾隆三十六年至乾隆四十一年兩次平定大、小金川土司的武裝反抗。 大、小金川兩土司位於四川西北大渡河的上游，是我國藏族人民的聚居地之一。清初，兩金川土司頭目先後接受清朝的統治，而清朝也對他們傳統的世襲統治制度予以承認。乾隆初年，大金川日益強盛，該土司頭目莎羅奔不斷侵擾相鄰各部，興兵攻打小金川，劫持了土司澤旺及其印信。不久，又出兵攻掠革布希札、明正兩土司。為了懲治大金川對鄰部的侵犯，乾隆十二年，乾隆帝調動三萬大軍，分兩路進攻大金川。然而，由於當地山勢險峻、氣候惡劣和將領指揮失宜及間諜混入等許多原因，直到乾隆十三年夏秋，清軍仍然沒有取得什麼進展。乾隆帝勢同騎虎，又增兵、增餉，特派大學士傅恆前往該地指揮作戰。傅恆至軍後，採取了岳鍾琪選銳深入的作戰方略。乾隆十四年二月，清軍進逼莎羅奔老巢勒烏圍，莎羅奔被迫乞降。 但是，各土司之間的武裝衝突仍然經常發生。為制止各土司之間的武裝衝突，乾隆三十一年，四川總督阿爾泰採取了使大、小金川和各土司之間相互聯姻的措施。這一措施暫時制止了各土司之間的相互攻掠，但卻為大、小金川及相鄰土司的聯合反清準備了條件。乾隆三十六年，大、小金川土司索諾木、僧格桑分別攻掠附近土司，乾隆帝決定再度出兵。清軍取各個擊破之策，先盡全力攻打小金川。乾隆三十七年底，攻克其主要巢穴美諾，僧格桑逃往大金川。乾隆三十八年春，清軍轉向進攻大金川。指揮作戰的溫福腐朽無能，是年夏天，在索諾木的反攻下，清軍遭到嚴重失敗，連同前已攻克的小金川也一併喪失。乾隆帝又任命阿桂為定西將軍，調集軍隊，重新組織進攻。是年冬，再克小金川，而後，又師出三路，進攻大金川。經過兩年的戰鬥，至乾隆四十年底，始將大金川最後平定。這時，乾隆帝決心徹底推行改土歸流的政策，在小金川舊地設美諾廳（後改名懋功廳），在大金川舊地設阿爾古廳，皆隸屬於四川省，還分別在其險要地區設兵鎮守，從此，這一地區最終結束了混亂相爭的局面。 乾隆帝平定邊疆地區少數民族上層分子的叛亂，維護了國家的統一。乾隆三十一年到三十四年，乾隆五十三年到五十四年，乾隆帝還曾先後對緬甸和安南兩國用兵。就戰爭性質而言，這兩次用兵，都是不正義的戰爭，給中國和緬甸、安南的人民帶來了災難。 清初以來，經過歷朝特別是乾隆皇帝對邊疆地區的經營，到十八世紀後半葉，我國形成了歷史上空前統一的局面。在北起恰克圖，南至南海諸島，西起巴爾喀什湖，東至庫頁島極其遼闊的土地上，居住著以漢族為主體的幾十個民族的人民。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以乾隆皇帝為代表的清朝統治者堅持「修其教而不易其俗，齊其政而不易其宜」①的原則，對少數民族的宗教信①《清朝文獻通考》卷292，「輿地二十四」。 仰和生活方式表示尊重，對其上層貴族則授以爵位和與之聯姻，多方籠絡。這些政策收到了極大的成功，他在位六十餘年，各少數民族地區基本上保持了長期安定的局面，所有這些，都有利於全國各地包括邊疆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並推動清朝迅速走向全盛。 第五節　編纂《四庫全書》 乾隆帝為發展封建文化也作出了重大的努力。他繼漢、隋之後，通過大規模的訪求遺書活動，而使當時的國家藏書量得到極大的增長，還通過組織全國學者編纂《四庫全書》，而對古典文獻進行了一次規模空前的整理。乾隆帝的這些活動，對於古典文獻的保存和流傳，繁榮當時的文化事業，都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乾隆皇帝即位之初，即開始組織學者修史，編撰各種書籍。著名的有《國朝宮史》、《續三通》、《清三通》、《通鑑輯覽》、《大清一統志》等等，總數不下數十種。為了充實國家藏書，還於乾隆六年正月頒布諭旨，徵求「業在名山頁未登天府」的名家著作。①乾隆中期以後，他又以組織編纂《四庫全書》為中心，進行了一場更大規模的系統整理和總結中國古代文化的活動。乾隆帝十分重視文化，他決意對社會上全部現存文獻進行整理，首先廣泛徵集圖書，不斷頒布求書諭旨。在這些諭旨中，他指示地方各級行政官員必須將求書作為一件大事來抓，同時，還為徵求遺書制定了具體政策：「在坊肆者，或量為給價」；家藏者「不妨繕錄副本，仍將原書給還」，「一切善為經理，毋使吏胥藉端滋擾」②。他意識到廣大臣工百姓因懼怕以文字獲罪而產生的畏疑情緒，親自反覆進行解釋，還以皇帝題詞、賞賜圖書、《總目》留名等手段獎勵藏家獻出家藏秘籍。經過他的多方努力，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九月，從全國各地徵求的圖書已逾萬種，從而大大地充實和豐富了國家藏書。他還組織許多學者從內府所藏的《永樂大典》中輯出佚書五百多種，為這一時期古典文獻的全面整理開拓了一個新領域。 在徵求遺書活動取得很大成就之時，乾隆三十八年初，他決定在對全部現存文獻進行整理的基礎上，編纂一部巨型叢書《四庫全書》和一部大型目錄書《四庫全書總目》。這是一項巨大的工程。為了保證這一工作的順利進行，乾隆三十八年二月，根據他的指示，「四庫全書館」正式成立。許多知名學者先後被徵召入館，分別擔任纂修、校理等職。這樣，一個以整理古典文獻為主要內容的編修《四庫全書》的工作便開始了。 根據乾隆帝的歷次指示，在兩書纂修的過程中，各纂修官分別對各地徵集到的每一種書籍的不同版本進行校勘，並就作者、成書時代、內容異同、版本優劣諸方面進行考證，將其校勘、考證成果以另紙粘於該書每卷之末。同時，還仿漢朝劉向校書的舊例為每書撰寫一篇提要，內容包括作者的時代爵里、本人事跡以及該書版本、卷次、內容價值等，並以該書的價值為據，擬出應刻、應抄、應存目三種意見，候旨決定。經乾隆皇帝同意後，其中，應刻、應抄兩部分書籍皆交繕書處組織人員按已定規格進行抄錄，收入《四庫全書》，所有應刻、應抄、應存目三部分書籍提要，則均按類例匯為《四庫全書總目》。 因為纂修的這兩部書籍卷帙浩繁，不易翻閱，因而在兩書編修正式開始不久，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和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乾隆帝又分別指示在兩書基礎上另編《四庫全書薈要》、《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兩書。前者為《四庫全①《東華續錄》乾隆十三，乾隆六年正月庚午。 ②《四庫全書總目》卷首，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四日諭旨，中華書局1965年版。書》「擷其精華」①，後者則略去《四庫全書總目》中的總序、各類小序和存目部分書籍的提要，僅對《四庫全書》所收之書各作簡單介紹。乾隆四十一年九月，又將收入《四庫全書》的各書校勘記錄也另行抄出，匯為《四庫全書考證》一書，付聚珍板刊刻，以廣流傳，從而更加豐富了這次文獻整理活動的內容。 在組織學者對社會全部現存文獻進行整理的同時，乾隆帝還極為重視這批文獻的收藏和流傳。為了達到防火、防潮、防蠹、長期保存圖書的目的，四庫全書館開館不久，即派專人赴寧波了解已有二百多年藏書歷史的范氏天一閣的建築情況，並依其式樣在紫禁城、盛京故宮、圓明園、熱河避暑山莊等處分別建造了文淵、文溯、文源、文津等內廷四閣。其後不久，又以江浙為人文淵藪之地，在揚州、鎮江、杭州等處建立南三閣，續抄三部《四庫全書》存儲其間，以便文士及研究者「就近觀摩謄錄」②。不僅如此，乾隆帝還指示，另抄《四庫全書》副本一部，貯於北京翰林院，供願讀中秘書的詞館諸臣和北方文士抄閱。此外，再辟紫禁城御花園後的摛藻堂、圓明園之味腴書屋儲放《四庫全書薈要》。這些措施，對這一重要文獻起到了保存和傳播的作用。 在乾隆帝的直接領導下，經過全館人員的共同努力，繼乾隆四十三年《四庫全書薈要》首先告成後，乾隆四十六年至五十二年，八部《四庫全書》亦先後抄寫完畢，並陸續入貯各閣。而《四庫全書總目》和《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等書也在經過反覆修改之後由武英殿刊出。總計《四庫全書》八部，每部七萬九千三百零九卷，分裝三萬六千三百餘冊，六千七百五十二函；《四庫全書薈要》兩部，每部一萬九千九百三十卷，分裝成一萬一千二百餘冊，兩千零一函，分別儲存於政治中心的華北和文化發達的江浙等地。這就是說，在十幾年的時間裡，國家藏書量便增加了七十萬卷，三十多萬冊。乾隆帝親自領導編纂《四庫全書》，集中全國優秀人才，投放大量資財，終於告成，這實在是我國古代文化發展史上的空前壯舉。 編修《四庫全書》，是乾隆帝親自主持的一次空前規模的文化整理活動，這一活動把清代的學術研究及文化事業推向繁榮的頂峰。首先，由於該書的纂修是結合從《永樂大典》中搜輯佚書和大規模的徵求民間遺書兩項活動同時進行的，這就使《四庫全書》和《四庫全書總目》兩書的收書範圍和質量都遠遠地超過歷代。各地藏書家累世珍藏的宋刻、元鈔善本書和失傳幾百年而文獻價值極高的珍本秘籍都因之化私為公，化零為整。而且，《四庫全書》在纂修中，對各書進行了分門別類的系統整理，從而使大批珍貴的古典文獻賴此得以保存和流傳。據統計，《四庫全書》收錄的書達三千四百六十一種，《四庫全書總目》介紹的書達一萬零二百五十四種，基本上將明代以前特別是元代以前的主要著作作了收錄和介紹，為後人研究古代政治、經濟、科技、文化保存了可貴的資料。其次，由於《四庫全書》修成之後分八處存放，因此，許多學者可以就近借閱。翰林院副本和江浙三閣對文士及研究者開放，就有機會入閣抄寫世上罕傳之書，或用以校勘家藏書籍，並將其刻印行世。這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文化事業的發展。從《永樂大典》中搜輯佚書，以及《四庫全書總目》和《四庫全書考證》等書的編修和刊刻，又推動了乾隆時①《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上冊第15頁，乾隆三十八年五月一日諭旨。 ②《四庫全書總目》卷首，乾隆五十五年六月一日上諭，中華書局1965年版。期學術界輯佚、目錄、版本、校勘、辨偽、考證等學科的全面而深入地開展起來。清朝成一代學風，創一代新學派，人才不斷湧現，實始自乾隆。作為這一事業的主要主持人和開創者，乾隆帝作出的貢獻是不可泯滅的。 但是，乾隆帝在主持纂修《四庫全書》的過程中，卻對中國古代文化的保存和流傳又犯下了不可饒恕的錯誤。他在位期間，不但先後製造了多起文字獄，禁錮學術思想的自由發展，而且，在《四庫全書》的纂修中，還寓禁於徵，通過徵求民間遺書、查繳禁書等項活動，對全部現存文獻進行了一次總審查，使許多極有價值的古典文獻尤其是有關明清之際的不少歷史著作遭到查禁、銷毀之厄運。據有人估計，在《四庫全書》纂修期間，因為各種罪名而遭銷毀的圖書約在三千種左右，幾乎跟《四庫全書》的收書量大致相等，損失是慘重的，這是自秦始皇焚書坑儒以來中國古代文化的又一次浩劫。一些圖書即使僥倖未被銷毀，也因為不符合乾隆帝規定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封建道德標準而被判為「存目類」，有目無書，不收入《四庫全書》，甚至有的連「存目類」也不予登錄。一些圖書雖因影響較大而不得不收，但也因忌諱多端而對其中內容加以抽毀和篡改，使許多珍貴古籍或遭肢解，或者嚴重失真。對這一點，人們是不能原諒乾隆帝的。 第六節　揮霍浪費，和珅專權 乾隆帝即位之初，為了光大祖業，鞏固自己的統治，他勵精圖治，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發展國家的統一等許多方面都作出了重要建樹，在以後的幾十年里，國家安定，經濟繁榮，國庫充實，國家政權也出現了入關以來的空前鞏固和強盛的局面。但是，作為一個封建統治階級的代表人物，乾隆帝在自己的統治鞏固之時，其腐朽本性也充分暴露出來。這在他的生活上表現得尤其突出。他驕奢淫佚，揮霍無度，在他的縱容和影響下，奢糜之風日長，吏治也日趨敗壞，貪污公行。兼之土地兼併日益劇烈，自然災害頻繁發生，廣大農民的生活更加惡化，不滿情緒不斷增長。因此，乾隆中期以後，清朝的統治雖已達到全盛的頂點，但在其背後，卻隱藏著深刻的社會危機。以致在嘉慶元年（1796）乾隆帝剛剛舉行內禪之後不久，便爆發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清的統治也自此而迅速轉向衰落。 乾隆帝本人的生活是極為奢侈的。他多次巡幸各地，遊山玩水，靡費特甚。他大興土木，任意揮霍，耗費了大量的國帑。據統計，從乾隆六年到嘉慶三年，乾隆帝先後巡幸各地近百次之多。如，巡幸熱河避暑山莊五十二次，巡幸江南六次，巡幸五台山五次，告祭曲阜五次，東巡盛京四次。而且每次巡幸，大擺排場，興師動眾，隨從眾多，給所過地區的廣大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以巡幸江南為例，凡每次南巡，猶如遷都一樣，不僅從行的后妃、王公和文武百官不可勝數，單警衛扈從的士兵就動輒數千人。為迎接乾隆帝南巡，運河兩岸的地方官員更是大事鋪張。在乾隆帝到來之前，他們徵調民伕修葺、打掃行宮並在皇帝所經之處黃土墊道，清水潑街，張燈懸彩，高設香案；乾隆帝到來之際，他們身穿朝服率領屬下官員及地方上的耆民老婦、紳衿生監跪伏道左迎候聖駕。同時，各地富商大賈也不惜巨資，費盡心機，爭奇鬥豔，以求博得皇上的歡心。乾隆帝本人也於沿途所經之處大搞排場擺闊氣，賞銀兩、賜酒食不絕於途。乾隆帝巡幸各地，不但給所經地區的人民以極大的騷擾，而且也耗費了大量的內帑。在京師和熱河，乾隆帝大興土木，先後將圓明園原有的二十八景擴建為四十景，將熱河避暑山莊原來三十六景擴建為七十二景，並在圓明園之外另建長春園、綺春園等風景名勝，在避暑山莊之外另建大型寺廟多處。這些浩大的工程，耗去巨額資財，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負擔。除此之外，每逢皇太后和乾隆帝本人的「萬壽節」，以及皇室人員的婚喪嫁娶之日，也是大事鋪張，任意揮霍。乾隆十六年十一月是乾隆帝的母親孝聖憲皇后的六十壽辰。事先，在他的授意下，「中外臣僚紛集京師」①。屆期，乾隆帝將其母親從西郊接回大內舉行慶典。為了使其賞心悅目，從西華門到西直門外十幾里長的街道上，各省分段布置了豪華的街景和文娛節目。如，廣東省在負責的地段使用了無數孔雀尾建造了一所兩、三丈長的翡翠亭。湖北省在其負責地段用琉璃磚建造了一所「重檐三層」的黃鶴樓。浙江又別出心裁，竟用無數面鏡子建造了一所水榭，人入其中，化身千億，極為壯觀。其後，如七十、八十壽辰時，「京師巨典繁盛，俱不減於辛未（指乾隆十六年）」②。特別是乾隆五十五年八月，恰好逢乾隆帝本人八十大壽，權臣和珅等人親自操辦，「務極侈大，內外宮殿，大小儀物，無不新辦。自①趙翼：《檐曝雜記》卷1《慶典》，中華書局1982年版。 ②趙翼：《檐曝雜記》卷1《慶典》，中華書局1982年版。 燕京至圓明園，樓台飾以金珠翡翠，假山亦設寺院人物，動其機括，則門窗開闔，人物活動」③。營辦費用已遠遠超過以前各次慶典活動。不僅如此，乾隆五十年，他還踵乃祖康熙帝故事，徵召年過六十歲的在職、致仕官員三千人，賜宴乾清宮，稱為「千叟宴」。凡此種種，不僅耗費了巨額資金，使國家庫藏日益空虛，而且由於在巡幸和節慶期間各級官員的納賄送禮，也加速了整個統治階級的沒落和腐朽。 乾隆帝本人的生活腐化奢侈，對朝廷政局和整個統治階級都產生了很惡劣的影響。其直接後果是和珅專權和吏治的敗壞。 和珅原是內務府鑾儀衛中一個地位較低的拜唐阿，但是靠著巧言令色，善於機變，扶搖直上，直至位居軍機大臣、尚書和授大學士，前後專權達二十四年之久。在他秉政期間，他利用乾隆帝年老昏憒，喜諛厭諫的思想，報喜不報憂，一方面積極經營，擴大權勢，「內而公卿，外而藩閫，皆出其門」；一方面憑藉自己的權勢索取賄賂，「納賂諂附者，多得清要，中立不倚者，如非抵罪，亦必潦倒」①。從中搜刮到了駭人聽聞的巨額財富，而乾隆後期的政治亦因此而達到了非常腐朽的地步。 吏治敗壞是乾隆後期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乾隆初年，承雍正帝大力整頓吏治之後不久，政治尚為清明，一般官吏也不敢公然貪污和為非作歹。但到乾隆中期以後，在乾隆帝本人生活極為奢侈和和珅專權的影響下，貪風復起，並發展到了不可遏止的地步。乾隆三十三年發生的兩淮鹽政高恆、普福和鹽運使盧見曾貪污鹽引案，乾隆四十六年發生的前甘肅布政使王亶望等合夥貪污捐納監生所交賑災銀兩案，乾隆四十七年發生的山東巡撫國泰、布政使於易簡虧空國庫案，乾隆四十九年和乾隆五十一年先後發生的江西巡撫郝碩、閩浙總督伍拉納、福建巡撫浦霖等勒索屬員巨額銀兩案，及乾隆五十七年發生的浙江巡撫福崧索賄、侵吞公款等案，都是吏治敗壞的典型事例。對於各案要犯，乾隆帝雖然皆處以極嚴厲的刑罰，但是貪風並未因此而有所收斂。相反，貪風的惡性發展使得各級官吏嚴重不純，為政素質普遍降低。吏治一壞，直接導致了乾隆後期統治走向下坡路。 朝廷上下，一方面吏治敗壞，貪污成風；另一方面，不少官僚、商人和地主還乘勢兼併土地，貧富兩極分化日益嚴重。加上接連不斷的水、旱等自然災害，廣大農民的生活陷入困苦之中。平常年景，農民還可以靠租佃地主土地勉強度日，一遇災荒，生活無法維持，或者賣妻鬻子，或者流離道路，甚至出現餓殍盈道、人相食的慘景。所有這些，都表明清政府正面臨著極為深刻的社會危機。就在乾隆帝大力宣揚自己的「文治武功」，並醉心於幻覺中的太平盛世的時候，繼乾隆前期一些地區的人民聚眾結社、進行抗租、抗糧鬥爭之後，從乾隆中期開始，各地農民的反清活動由結社、抗租抗糧已發展到武裝鬥爭，彼伏此起，呈現日益擴大之勢。如乾隆三十九年山東臨清地區爆發了王倫領導的清水教農民起義；乾隆四十六年和四十八年甘肅循化地區先後爆發了蘇四十三、田五等人領導的撒拉族、回族人民起義；乾隆五十一年至五十二年台灣爆發了林爽文領導的天地會農民大起義；乾隆五十九年湖南、貴州等地爆發了石三保、石柳鄧等人領導的苗民起義和嘉慶元年爆發了川、陝、楚白蓮教大起義。在各地農民連綿不斷的起義的沉重打擊下，深③《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4807頁。 ①《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4881頁。 深地震驚了太上皇乾隆帝和新君嘉慶帝。嘉慶四年（1799）正月初三，臨御天下六十年並又當了三年太上皇的乾隆帝滿懷驚恐而又焦慮的心情，以手遙指西南而逝世，終年八十九歲。葬裕陵，廟號高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