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卷） · 第二十七章雍正帝胤禛
第一節儲位鬥爭中繼承皇位
雍正帝，名胤禛，康熙帝第四子，康熙十七年十月三十日（1678年12月13日）生。六歲進尚書房，稍長，便跟隨康熙帝四出巡幸，並奉命辦理一些政事。
十六歲那年，他陪同其三兄允祉往祭曲阜孔廟，十九歲，隨從康熙帝征討噶爾丹，掌管正紅旗大營，又往遵化暫安奉殿祭祀孝莊文皇后，二十一歲受封為貝勒。二十三歲侍從康熙帝視察永定河工地，檢驗工程質量。二十五歲，隨同皇父巡幸五台山，次年侍從南巡江浙，對治理黃河、淮河工程進行驗收。三十二歲時，始封為雍親王。四十四歲這年，正是康熙帝登基六十周年大慶，他奉命往盛京祭告祖陵，回京參加貢士會試試卷複查事務，冬至時遵命代康熙帝南郊祭天。次年，清查京、通兩倉，又秉命冬至祭天。胤禛的這些活動，對他來說有兩重意義，一是由於他多次隨從巡幸、外出代辦政務，足跡遍於中國主要地區，使他有機會了解各地經濟物產，山川水利，民間風俗，宗教信仰，歷史問題，取得了關於民事的第一手資料；二是觀察了康熙帝處理政事，考查了地方行政和吏治，鍛煉了處理某些政事的能力，獲得了從政的一些經驗。這兩個方面的因素，對雍正帝日後治理國事都有很大的實踐意義。不過對他影響至大的，還是康熙後期的儲位鬥爭。
允礽自康熙十四年（1675）立為皇太子，時間漸久，自成一大政治勢力，企圖早日繼位，便與父皇發生權力衝突，康熙帝一氣之下，於四十七年將其廢黜。諸皇子乘機謀取儲位，皇長子允禔率先活動，受到康熙帝的指責，轉而支持皇八子允禩。允禩早與皇九子允禟、皇十四子允禵聯結，以行仁義收攬人心，被朝臣舉薦為皇儲。康熙帝對他本有好感，但對他露骨地謀求儲位深為不滿，予以擯斥。康熙帝為平息諸子的爭競，於四十八年（1709）再立允礽，同時封諸子為親王、郡王、貝子，胤禛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被封為雍親王的。胤禛也參與了這場儲貳鬥爭，不過他不是為自己奪嫡，卻是向康熙帝說允礽的好話，又同時與允禩保持聯繫。當康熙帝因廢太子而傷心生病時，他自願擔任護理，請醫調治。他八面玲瓏，處處做好人，表現出政治上的圓滑和活動能力。
允礽再立後，為鞏固儲位又進行了一些非法活動，引起父皇不快，於五十年（1711）再次將他廢黜。以後不斷有朝臣為他復位奔忙，均遭康熙帝處罰。允礽被遺棄了，但他留下的皇太子的空位，康熙帝卻未令人替補，惹得諸皇子為之大動心機。允禩有資本，繼續活動，又一次受到父皇斥責。他的同夥允禵「虛賢下士」，聯絡各方人士，「頗有所圖」①。允禵於五十七年（1718）受命為撫遠大將軍，出征西北，指揮兩路清軍入藏，送達賴六世至拉薩，驅逐了一度盤踞在西藏的準噶爾人的勢力，穩定了西藏局勢。他的聲譽日高，有可能成為儲君。誠親王允祉受命開蒙養齋館，身邊聚集著一群學人。他也「希冀儲位」，以至允礽再廢后，竟「以儲君自命」①。
在諸皇子營求儲貳的明爭暗鬥中，胤禛毫不讓人，不過他的表現方式多①《文獻叢編》第三輯《戴鐸奏摺（五十七年折）》。
①《上諭內閣》，雍正八年五月二十四日諭。
少與眾不同。胤禛深知，允礽再廢后，誰活動有力，誰就可能謀得太子地位。他的辦法是：一要想方設法取得父皇的寵愛；二要以廢太子虐待昆季為戒，妥善處理好弟兄間關係；三要加意聯絡百官，尤其對康熙帝身邊的大小臣僚多下功夫；四是大力培植雍邸人才，作為籌建江山的基幹。胤禛採取兩面派活動手法，外弛而內張，哄騙康熙帝、政敵和百官，取得了效果。康熙帝命他參加一些政務活動，還屢次去他的花園，與家人團聚，又召見胤禛的兒子弘曆（乾隆帝），帶到宮中養育。胤禛建立了一個小集團，其中有理藩院尚書、步軍統領隆科多、川陝總督年羹堯等人。
康熙帝晚年，儲位久虛，諸皇子激烈角逐，甚至連國法、家法也毫無顧忌。康熙帝主意不定，但對允禵、胤禛有所偏愛，看來他要在這兩人中選擇一個。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皇帝病故，胤禛宣布聖祖遺詔：「雍親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著繼朕登基，即皇帝位」②。
雍正帝繼位不久，社會上就流傳他篡改康熙帝遺詔的說法：「聖祖皇帝原傳十四阿哥允禵天下，皇上將『十』字改為『於』字」篡的位①。康熙帝是否遺命允禵嗣統？這種傳說確有令人生疑之點。清朝制度，稱皇帝的兒子必冠以「皇」字，如稱十四子必雲「皇十四子」，若改遺詔「十」字為「於」字，則詔書文字應成為「皇於四子」，於文理不通，雍正帝怎能以此明目昭彰的作偽奪位呢？
從現在已掌握的資料看，說康熙帝要傳位雍正帝或允禵，都缺乏足夠的證據。所以這個問題仍可存疑。但是按康熙帝遺願胤禛合法繼位的說法較可信，而指定允禵嗣統說的歷史資料則更缺乏可靠性。
胤禛做了皇帝，以四十五歲的中年開始了君臨天下的政治生涯，這是他一生的轉折點，他的個人歷史，自然地劃為截然不同的兩個階段。
雍正帝在儲位鬥爭中的勝利，有其必然性，這就是：第一，他的才能和務實精神會取得一些人的支持，他的屬人戴鐸曾向大學士李光地稱道其主子：「才德兼全，且恩威並施，大有作為。」②事實上，在爭奪皇儲的鬥爭中，雍正帝提出整頓積習的振作有為的政治方針，與允禩的仁義方針相對立，以爭取人心。第二，他善於耍兩面派手法，從而欺騙了對手和康熙帝，使政敵不以他為意，沒有集中力量對付他，從而輕巧地取得成功。第三，他有一個集團，在關鍵時刻用上了力，如通過隆科多穩定京中局勢，通過年羹堯控制允禵和穩定西北地區。
康熙朝的儲位之爭是統治者內部最高層次的權力爭奪，凡參與者手腳都不會幹淨，都不那麼高尚，所以雍正帝或他的弟兄允禩、允禵等人，即使康熙帝指定的繼承人，誰上台都有謀奪的成分，都有可指責之處，但是過往較多的評論，讚揚允禵，貶責胤禛，同情允禩，這未必公允。
儲位之爭長達十幾年，把一部分貴胄、官僚、文人以及西洋傳教士卷了進去，激烈到你死我活的程度，這種情況預示，它不會隨著胤禛的繼位而徹底結束，胤禛還必須把這一鬥爭進行到底，這自然會影響雍正年間的政治。②原件藏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①《大義覺迷錄》，見《清史資料》第四輯121頁。
②《文獻叢編》第三輯《戴鐸奏摺（康熙五十七年折）》。
第二節 政治思想、才能和性格
雍正帝在康熙後期參與了儲位鬥爭，形成他對社會政治的看法。他說：「朕在藩邸四十餘年，凡臣下之結黨懷奸，夤緣請託，欺罔蒙蔽，陽奉陰違，假公濟私，面從背非，種種惡劣之習，皆朕之深知灼見可以屈指而數者，較之古來以藩王而入承大統，如漢文帝輩，朕之見聞更過之。」①他深知康熙後期的社會問題，如朋黨鬥爭；吏治不清；依靠富民政策的實行，加速了貧富矛盾的積累；西北用兵不停，需要繼續解決與準噶爾部的矛盾；國帑空虛。他針對現實，結合自己的理想，產生他的政治綱領。
雍正帝在即位的當月，諭令大學士、尚書、侍郎：「政事中有應行應革能裨益國計民生者，爾等果能深知利弊，亦著各行密奏。」②緊接著，在雍正元年（1723）元旦，給地方各級文武官員分別發布的上諭中，講古代純臣，皆「興利除弊，以實心，行實政」①，發出為國計民生進行興利除弊的政治改革的號召。他的改革思想包含如下內容：第一，反對因循苟且。雍正帝認為他即位時「人心玩愒已久，百弊叢生」，「若不懲創，將來無所底止」②，屢屢告誡臣下，不可「因循玩愒」③。他針對康熙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主張「著意搜剔」，把攻擊這是「多事」的人斥為「淺見無知輩」④。他反對因循守舊，是為清除改革道路上的思想障礙。
第二，整頓吏治，以利民生。雍正帝在前述元旦給總督的上諭中說：「今之居官者，釣譽以為名，肥家以為實，而曰『名實兼收』，不知所謂名實者果何謂也」⑤，實際上發出整飭吏治的通告。他在登極一周年的時候又說：「朕纘承丕基，時刻以吏治兵民為念」⑥，表明他企圖通過整頓吏治，達到富國裕民的目的。
第三，反對朋黨。雍正帝從親身體驗中深知朋黨的危害：朋黨各行其是，破壞朝政統一，損害君主權威。朋黨之間互相攻擊，任用私人，不僅失去正常的用人原則，也干擾了君主行使用人去人的權柄；朋黨各抒政見，自我標榜，批評朝政，擾亂君主視聽，妨礙堅持既定的政策。所以他說「朋黨最為惡習」⑦。他反對的朋黨包括科甲出身官員的師生同年的宗派關係，因此宣稱，欲「將唐宋元明積染之習盡行洗滌」①。「務期振數百年頹風，以端治化之本」②。表明他為澄清政治、醫治痼疾的決心。
興利除弊的改革思想是雍正帝政治思想的一個內容，此外，他認為「有①《雍正起居注》，四年十一月初二日條，原件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②《上諭內閣》，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諭；拱北樓書局版影印本。①《清世宗實錄》卷3。
②《上諭內閣》，雍正八年五月初十日諭。
③「朱批諭旨·范時繹奏摺》，雍正六年六月二十日折朱批；光緒十三年上海點石齋縮印本。④《朱批諭旨·田文鏡奏摺》，雍正八年二月初一日折朱批。
⑤《清世宗實錄》卷3。
⑥《清世宗實錄》卷13。
⑦《清世宗實錄》卷6。
①《雍正起居注》，雍正五年二月初三日條。
②《雍正起居注》，雍正五年正月十三日條。
治人無治法」，以為好的君主和官吏就可以把政治辦好，這是他的基本觀念。他主張「為政務實」，即從實際出發，踏實地辦事，這是他的思想靈魂。他主張施政嚴猛，要有雷厲風行的辦事作風，這是他施政的策略思想。在雍正帝的全部政治觀念中，興利除弊是其核心內容，因而是他為政的基本特色。這一政綱，需要制定者有相應的施政智能和氣魄，方有可能實現，雍正帝恰是這樣的君主。
鄂爾泰等纂修的《清世宗實錄》，說雍正帝「幼耽書詩，博覽弗倦，精究理學之原，旁徹性宗之旨。天章睿發，立就萬言。書法道雄，妙兼眾體。每籌度事理，評騭人才，因端竟委，燭照如神。韜略機宜，皆所洞悉」③。這些評論雖不無溢美之辭，但基本上是事實。雍正帝自幼受嚴格的教育，掌握了滿文、漢文，熟悉儒家經典，並能有自己的理解。他具有較多的歷史知識，能夠吸取前人的政治經驗，又提倡三教同源之說，學兼佛老。他文思敏捷，才能出眾，能於日理萬機之中，親自書寫朱諭、朱批，動輒千百言，一揮而就。
雍正帝具有剛毅的性格。他教導臣下：「世間事，要當審擇一是處，力行之，其餘利害是非，概弗左盼右顧，一切擾亂阻撓，不為纖毫動搖，操此堅忍不拔之志以往，庶幾有成。」④他倡言要樹立堅忍不拔之志，自己就是這樣實踐的。他強烈反對優柔寡斷的性格和作風，主張辦事不怕艱難，不怕阻撓，認準了就干。雍正帝的剛毅果斷同急躁毛病連在一起。康熙帝批評他幼年「喜怒不定」，他自以為到成年改正了，其實並不徹底。康熙帝又以「戒急用忍」訓誡他，他把這書寫出來作為座右銘，但有時還是犯急性病。他很自信，有人批評「為人自聖」①，是說他自信過頭了。
雍正帝勤於政事，自雲年富力強，可以「代理」「大學士所應為之事」②，要把國家元首和行政首腦兩重職務都兼起來。他治理朝政，自朝至暮，少有停息，大致上是白天會見臣下，議決和施行政事，晚上批覽奏章，常常至深夜方休。他在繁忙中又特別認真，臣下題本的錯字，重複匯報的內容，都在他精細審視下檢示出來。因為勤政，加上一套有效的行政辦法，所以他辦事迅速，這也是他剛毅性格的表現。
雍正帝的才能，表現在政治上可以歸結為三點：一是較了解下情，也較了解自己；二是建立在了解下情的基礎上的改革政治的抱負，以及改革的內容、範圍和深度；三是處理政事的實際能力。雍正帝的才能緊緊地與他的政治思想、政治實踐聯繫在一起。
雍正帝的性格與他的政治也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他的堅毅性格，使他勇於衝破反對勢力的阻撓，堅定地實行他的改革政策。他的剛強果毅，產生雷厲風行的作風，辦事迅速，講求實效。他的急躁使他的果斷不能完全建立在對客觀事物深入認識的基礎上，在有的問題上陷入盲目性，犯了輕舉妄動的毛病。自信心有助於他堅強果敢，但自信太過，容易阻礙言路，影響政治的改革。
③《清世宗實錄》卷1。
④《朱批諭旨·高其倬奏摺》，雍正五年九月初二日折朱批。
①《李朝實錄·英宗實錄》卷40，十一年（雍正十三年）正月甲戌條，學習院東洋文化所究所1964—1965年版。
②《上諭內閣》，雍正元年十一月初八日諭。
第三節 政治鬥爭與處理政敵
爭奪皇位的勝利者雍正帝，不想放過政敵允禩等人，允禩等人也不甘心失敗，所以雙方的鬥爭在雍正帝繼位後延續下來，只不過鬥爭的方式、性質有異於康熙朝罷了。
雍正帝於雍正二年（1724）對諸王文武大臣說：「爾等大臣內但有一人，或明奏，或密奏，謂允禩賢於朕躬，為人足重，能有益於社稷國家，朕即讓以此位，不少遲疑。」①當皇帝的說這樣的話，像是有天下為公之心，其實是被迫無奈，故作姿態，以此威脅眾人尊奉他。事實上，不管那個皇子繼位，都會因原先政敵的反對而威信一時建立不起來。所以康熙帝死後，統治集團上層的爭鬥有著削弱清朝政權的危險。雍正帝決定採取清除政敵、改革政治等措施，強化君權，樹立自己的權威，克服初政的某種危機，鞏固政權。雍正帝對允禩、允禵集團採取分化瓦解、各個擊破的方針，有計劃、有步驟地打擊、直至消滅對方。康熙帝去世的第二天，雍正帝即封允禩為廉親王，任命為總理事務大臣，先後讓他掌管理藩院、工部事務，又任命允禩的支持者大學士馬齊也為總理事務大臣，將允禩黨人貝子蘇努晉爵貝勒，將其子勒什亨委署領侍衛內大臣。雍正帝對這個集團的另一些成員則採取嚴厲的態度，一即位就徵召允禵回京，削奪王爵，囚禁於遵化景陵，將允禟驅逐到西大通（今青海大通縣東南），由年羹堯監視，將允■革爵，抄家監禁。這就使該集團首領分散於各地，聯合不到一起，完全喪失東山再起的條件和機會。
雍正帝這樣處置政敵恰到好處。虛尊允禩，實則是擒賊先擒王，以安撫該集團首腦，穩定政局。允禵在康熙季年、雍正即位之際政治影響力大，號召力強，如若對他尊寵，人們正可乘機向他靠攏，倒使他勢力發展，不好收拾，所以對他以打擊為上策。允禟之母宜妃健在，地位原屬尊貴，在宗室中有一定威望。雍正帝對其母子不能不防，否則母子聯合起來，可能亂政，還是把允禟遣發遠地為好。允■不是該集團的最核心人物，給他嚴厲處分，既不會引起事端，倒可殺雞儆猴，使那些非核心人物有所畏懼而不敢追隨允禩、允禵。
允禩集團對雍正帝的當政非常藐視，時刻想推翻他的政權。允禵被召至京，雍正帝要與他親近，他全不理睬。一次雍正帝訓飭他，他表示不服，及至允禩命他下跪，他才聽從。允禵的這番表現，顯出他不服失敗的勁頭。允禩被加官晉爵，他的外親都來祝賀，其妻烏雅氏說：「有什麼可喜可賀的？不知道那一天掉腦袋呢！」①他們在雍正帝繼位合法與否問題上大做文章，他們的太監被發配邊疆，沿途稱冤，逢人便說：「你們都來聽新皇帝的新聞，我們已受冤屈，要向你們告訴，好等你們向人傳說。」他們講的內容都是涉及繼位的大事，如改詔，又如說康熙帝是雍正帝害死的：「聖祖皇帝在暢春園病重，皇上就進一碗人參湯，不知如何，聖祖皇帝就崩了駕。」①把謀父篡位的罪名，加在雍正帝身上，是最厲害的一招，是欲置於死地。
允禩集團有社會基礎，大約因講仁政，得到一些人的支持。雍正三年①《雍正起居注》，雍正二年四月初七日條。
①《雍正起居注》，雍正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條。
①《大義覺迷錄》卷3。
（1725）三月，旗人蔡懷璽跑到景陵允禵囚禁處投送紙條，上寫「二七便為主，貴人守宗山」。「以九王之母為太后」②。希望允禵坐江山，允禟之母宜妃為太后。同年，天津州民人郭允進自稱遇洪覺禪師，得授韜略，書寫「十月作亂，八佛被囚，軍民怨新主」的傳單，浙江人歐秀臣將之刊刻，廣為傳播③。他們同情允禩，怨恨雍正帝，可能還要暴動。山西人令狐士義到西大通找允禟，表示「願附有道之主，不附無道之君」，要聯合山、陝兵民，以保允禟④。
雍正帝在雍正二年春天以前，對政敵的打擊尚有所節制，這是因為政權還不太鞏固，不便太刺激對方。雍正二年三月，青海勝利，雍正政權的力量增強了，隨即加緊懲治允禩一夥。四月，對允禩本人聲罪致討，說他「肆行悖亂，干犯法紀，朕雖欲包容寬宥，而國憲具在，亦無可如何，當與諸大臣共正其罪」⑤。五月，革去蘇努貝勒，七月發出《御製朋黨論》，進一步開展反對允禩黨人的活動，不久年羹堯、隆科多問題的出現，遂放鬆了對允禩的攻勢，迨至三年十二月，年羹堯賜死，便加速懲處允禩等人。至四年，允禟、允禩先後囚禁致死，允禵遷於京城景山，蔡懷璽自殺，郭允進梟首示眾，其他允禩黨人也遭到處分。至此，經營二十多年的允禩集團徹底垮台。
允禩等人與雍正帝的矛盾，在康熙年間是爭奪儲位，雍正初則轉變為爭奪皇位的鬥爭。雍正帝由於占據皇位的絕對有利地位，經過四年的努力，完全戰勝了對方。
雍正帝的勝利主要是在政治上、組織上擊敗了政敵，而在思想領域，在輿論上，卻沒有達到這一目的。有人說他「凌逼弟輩」，懲處諸兄弟是「報復私怨」①。翰林院檢討孫嘉淦為此上條陳，要求雍正帝「親骨肉」②。當時輿論較強烈，雍正帝不予反駁，只表示那是對他的人身攻擊，並不追查造言人，對孫嘉淦還加以鼓勵，提升他為國子監司業。
事情還不局限於輿論，更有人利用為製造政治事件，這就是「曾靜投書案」。曾靜是漢族貧苦讀書人，具有尊華夏賤夷狄的思想，希望恢復漢人的統治，改善窮苦人狀況。他聽說雍正帝失德諸事，認為這是可以利用的反對清朝的理由，乃於雍正六年（1728）派弟子張熙到川陝總督岳鍾琪處下書，策動他造反，為漢人復仇。他在書中宣布雍正帝十大罪狀，即「謀父」、「逼母」、「弒兄」、「屠弟」、「貪財」、「好殺」、「酗酒」、「淫色」、「懷疑誅忠」、「好諛任佞」③。把允禩黨人散布的關於雍正帝繼位的言論匯集起來，作為重型炮彈攻擊雍正帝。
這時雍正帝已度過初政權力不穩的階段，力量也增強了，就利用曾靜提出的問題，尋找攻擊他失德的言論製造者，以便進行一場公開的辯論，挽回他的名聲。
經過追查，根源果然是允禩集團中的人。雍正帝指出：允禩、允禟的「奴②《文獻叢編》第一輯《蔡懷璽投書允禵案》。
③《清世宗實錄》卷44；蕭奭：《永憲錄》第290頁，中華書局1959年版。④《雍正起居注》，雍正四年八月二十八日條。
⑤《上諭內閣》，雍正二年四月初七日諭。
①《上諭內閣》，雍正元年二月初十日諭。
②袁枚：《小倉山房文集》卷3《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孫文定公神道碑》，乾隆三十四年刊本。③《大義覺迷錄》卷1。
隸太監，平日相助為虐者，多發遣黔粵煙瘴地方，故於經過之處，布散流言。而逆賊曾靜等又素懷不臣之心，一經傳聞，遂藉以為蠱惑人心之具耳」①。雍正帝決心挽回自己的被動局面，迭發上諭，再次宣布允禩集團罪狀，講解儲位鬥爭以來的歷史，極力為自己洗白。他就曾靜所列罪狀，逐條辯解。他深知那些指責中關鍵是繼位問題，特別詳加解說。因為關於他「失德」的說法已散布在民間，他就想把他的辯詞也使家喻戶曉，於是把他關於曾靜一案的上諭編輯在一起，附上曾靜的口供，集成《大義覺迷錄》，頒行各府州縣，命地方官向民間宣講。所以《大義覺迷錄》成為雍正帝嗣位及初政的宣傳品。看來雍正帝通過曾靜案，對儲位和皇位鬥爭的是非做了一個總結，宣布思想上和輿論上的勝利，但是實際上他沒有取得這個效果。
①《大義覺迷錄》卷1。
第四節 改革賦役制度及對農民的政策
雍正帝把財政與民政聯在一起考慮，進行了以下幾項改革。
第一，清查虧空。雍正帝深知貪官污吏舞弊、錢糧短缺的嚴重情形，決心整飭吏治，清查錢糧。即位一個月就下達了命令。他首先講了清理的必要性：各地虧空錢糧不是受上司勒索，就是自身侵漁，都是非法的。在先，大行皇帝寬仁，未對贓官明正法典，所謂勒限追捕，也不過虛應故事，虧欠依然如故。但由此而造成庫藏空虛，一旦地方有事，急需開支，則關係非淺，因此必須清查。接著說了清理的政策，地方凡有虧空，限三年之內如數補足，如限滿不完，從重治罪①。
清理令下之後，從中央到地方都動了起來。在戶部查明虧空二百五十萬兩，雍正帝責令該部歷任堂官、司官和部吏賠償一百五十萬，另一百萬由戶部逐年彌補。內務府官員李英貴等人冒支正項錢糧百餘萬兩，雍正帝抄他們的家產來抵償。
地方上的清查，在雍正元年普遍開展起來，當年被革職查封家產的地方大員很多，其中有湖廣布政使張聖弼、湖南按察使張安世、江蘇巡撫吳存禮、布政使李世仁、江安糧道王舜。原山西巡撫蘇克濟被人告發貪贓四百五十萬兩，雍正帝抄沒其家產外，責令其家人趙七幫助賠補二十萬兩。
嚴厲的清查，經過三年，取得相當效果，中央的清理基本結束，一些省區，如直隸、河南、山西等省彌補了虧空。有些省份雖也獲得一些效果，但虎頭蛇尾，企圖草草了結。雍正帝對此極為不滿，下令展限三年，務期徹底搞清，否則重治督撫之罪。
第二，實行耗羨歸公及養廉銀制度。雍正帝清理虧欠，贓官賠償以外，就令官員以羨餘來彌補，所以清理財政的同時，必須進行耗羨提解。
康熙末年有人提出整治濫收火耗和改變它的用途的建議，認為耗羨除允許州縣官動用一部分外，其餘的歸省里，用作公共事務。康熙帝不贊成。他說，徵收火耗原是地方官的私事，若允許他部分歸公用，就是中央政府承認此項徵收是合法的，他本人將落個實行加派的罪名。雍正帝同乃父態度不同。雍正元年，山西巡撫諾岷請求將該省各州縣耗羨銀全部上繳布政司，一部分用作抵補無著落的虧欠，一部分給官員作養廉銀。這是全面實行耗羨提解的辦法，雍正帝當即批准實行，並在全國推廣山西的做法。
耗羨提解的目的之一，是要制止官吏亂征附加稅，降低火耗率，以減輕稅民負擔。雍正帝對於耗羨率，只許減少，不許增多。他說，如地方官員「於應取之外，稍有加重者，朕必訪聞，重治其罪」①。耗羨歸公後，各地火耗率與實行前發生變化，大多數地區耗羨率降低在正額錢糧的一至二成之間，比原來的高耗羨率有了一定程度的降低，扭轉了地方官狂征濫派的嚴重情況。耗羨提解以後，雍正規定，它的用途為三大項；一是給官員的養廉銀，二是彌補地方虧空，三是留作地方公用。第二個用項在雍正初年清理財政中業已實行，待清補完畢，這部分銀子就改用到其他兩項上。
清朝實行低俸祿的制度，致使官員貪贓枉法，濫征火耗銀。耗羨歸公了，但從中提出一部分，作為他們辦公和生活補助費，不再多貪占，以維持其「廉①《上諭內閣》，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諭。
①《雍正起居注》，雍正四年十月十四日條。
潔」，稱為「養廉銀」。在雍正朝，由於清查虧空和實行養廉銀制度，官場確實較前清廉。
第三，實現攤丁入糧制度。清朝政府的徭役，無田的窮民不堪負荷，有田有勢的又勾結官吏進行規避。康熙時就有官員看到貧富差役不均的情形，有人提出改革辦法，沒有被康熙帝批准。雍正帝即位後，就面臨這個棘手問題。
雍正朝攤丁入畝首先提出者是山東巡撫黃炳，他看到人丁逃亡日益嚴重，於雍正元年六月提出倡議。一個月後，直隸巡撫李維鈞發出同樣的呼聲。雍正帝認為，「攤丁之議，關係甚重」，準備以後再辦，因而始則責備黃炳「冒昧瀆陳」①，繼而把李維鈞奏摺交戶部討論。戶部同意李維鈞的條陳，雍正帝仍不放心，又讓九卿詹事科道共議，有人就攤丁提出疑議，因田畝有大小好壞之別，怕攤得不均。雍正帝遂命李維鈞詳細規划具體辦法，要做到對國課無損，於窮黎有益。李維鈞遵命籌劃，準備把地畝分為三等，丁銀按地畝等級攤入，不至於好壞地負擔輕重不均。十一月，雍正帝認為他「籌度極當」，辦法完善，就命他於下年開始實行②，並命黃炳向直隸學習其具體辦法，以便推行。這樣，攤丁入糧的大事，經過半年的討論，就定下來了，在全國次第實施。
第四，推行士民一體當差的政策。紳衿享有法定的豁免雜項差徭的權利，還謀求種種非法特權。雍正帝痛斥那些「盪檢踰閒不顧名節」士人的種種不法罪行：他們「出入官署，包攬詞訟」，勾結地方官，分享政府的司法權；「武斷鄉曲，欺壓平民」，稱霸鄉里；「抗違錢糧，藐視國法」；「代民納課，私潤身家」，即攬納錢糧，加以侵吞③。紳衿合法和非法的權利，造成平民與紳衿的對立，他們的不法行為，同政府的法令和權力也發生衝突。他們腐蝕各級官員，是產生吏治敗壞的一種社會因素。封建國家要保持它的機器的正常運轉，它的統治的穩定，就必須與不法紳衿作鬥爭。雍正帝看到問題的癥結，於雍正二年二月，下令革除標誌紳衿特權的「儒戶」、「宦戶」名目，不許他們藉此營私不法①。為此，他頒行了一系列的具體政策。
士民一體當差。雍正元年河南鞏縣知縣張可標發布告示，令「生員與百姓一體當差」②，次年豫撫田文鏡把這種辦法推廣到全省。
嚴禁紳衿包攬錢糧。雍正五年（1727）定出懲罰事例：凡貢監生員包攬錢糧而有拖欠的，不管多少，一律革去功名；拖欠至八十兩的，以贓或枉法論處。
嚴禁紳衿欠糧。制定兩條新法令，一是雍正六年規定，凡系紳衿拖欠錢糧，地方官要把他同平民欠糧分開，單獨匯報，以便照紳衿抗糧例治罪。一是雍正八年定例，州縣官要把生員應納錢糧造冊送學官，由學官協助督促完納。
嚴禁紳衿駕詞興訟。河南進士王轍夥同伊伯武生王允彝、武生王甸極等包攬詞訟，詐騙錢財，雍正帝革其進士，對他們嚴行審判。
①《朱批諭旨·黃炳奏摺》，雍正元年六月初八日折朱批，第九冊。
②《朱批諭旨·李維鈞奏摺》，雍正元年十月十六日折朱批，第五冊。
③《上諭內閣》，雍正四年九月二十七日諭，第十一冊。
①《上諭內閣》，雍正二年二月十四日諭，第四冊。
②《朱批諭旨·石文倬奏摺》，附班第奏摺，第十一冊。
加強對生監的管理。政府規定：每年年底，生監要五人互保沒有抗糧包攬等事，生員完糧後，方准應試。
嚴禁生員罷考。政府一系列的政策，觸動了紳衿特權，引起他們的不滿和反抗，最嚴重的是雍正二年河南封邱罷考，生監聲稱「徵收錢糧應分別儒戶、宦戶，如何將我等與民一例完糧，一例當差？」③強烈要求維護他們的特權。雍正帝指示地方官對肇事者嚴行懲處，又派刑部侍郎赴豫審理，將為首者處斬。
第五，制定主佃關係法令。紳衿不法，虐待佃戶尤甚。雍正帝在處理主佃關係上，也注意打擊不法紳衿。雍正五年，田文鏡上疏，請將苛虐佃戶的鄉紳按照違制例議處，衿監吏員則革去職銜。雍正帝提出，他只考慮紳衿欺凌佃戶，卻沒有顧及佃農拖欠地租及欺慢田主的問題，命再議論。於是定出田主凌虐佃戶及佃戶欺慢田主之例，規定秀才監生「私置板棍，擅責佃戶」，「革去衣頂職銜」，並「杖八十」①。至雍正十二年加以改定，律文是：「凡不法紳衿，私置板棍，擅責佃戶，勘實，鄉紳照違制律議處，衿監吏員革去衣頂職銜，照律治罪。..如將佃戶婦女占為婢妾，皆革去衣頂職銜，按律治罪。至於奸頑佃戶，拖欠租課，欺慢田主者，照律治罪，所欠之租，照數追給田主。」②清朝法律，凡人之間拷打監禁，罪止杖八十。雍正帝定律例，將紳衿擅責佃戶以滿刑論處，表現了嚴厲禁止紳衿凌虐佃農的態度。這種主佃關係的律例，既保護地主收租，又保障農民人身地位，但本質上它還是代表地主階級利益的，不過它以法律的形式不允許地主非法虐待農民，對其特權有所抑制，給予農民的人身以某種保護，較前確是一個進步。
③《朱批諭旨·石文倬奏摺》，雍正二年六月二十三日折。
①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809《刑部·刑律鬥毆》；宣統二年，商務印書館版。②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100《吏部·擅責佃戶》。
第五節 變更行政制度
雍正帝整理財政的同時，對行政機構、管理制度也作了一些重大的改革。首先，確定秘密立儲制度。清代原無行之有效的立儲法，清太宗、世祖繼位都曾發生過爭權的鬥爭，聖祖時儲位幾度反覆，後致虛懸，別無良策。世宗對這個問題考慮頗深，即位不久，於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在乾清宮召見總理事務王大臣、滿漢文武大臣，宣布他的秘密立儲法。他先講了立儲的原因：聖祖臨終建儲，完全成功，是因他神聖睿哲，自能主持，而本人不如先帝，今為宗社久安著想，故應早為之計。接著說明立儲方法：把指定儲君的詔書，藏於匣內，將匣子置於順治帝書寫的「正大光明」匾額之後。皇帝宴駕後始得啟動，以便預定的新君繼位。這儲君是誰，本人不知，諸臣不曉，一概保密。宣布完後，得到諸王大臣擁護，秘密建儲制度就這樣確立了。這是中國歷史上沒有過的新的立儲方法。
其次，完善與推行奏摺制度。奏摺是官文書制度，是清代皇權政治發展的產物。它始出現於康熙年間，但在奏者範圍、傳遞方法、疏奏內容及朱批等方面，都還沒有制度化，雍正帝對此作出了明確規定。
關於奏摺的撰寫人，他明確規定中央部院侍郎以上和翰林科道各官，地方督撫提鎮及藩臬學政，中央派出的鹽政、關差、織造等，有的道員、知府、同知、副將等中級官員，由帝特許，亦可撰寫。這樣既明確了奏報人的職責，又擴大了它的範圍。
為了保證奏摺的內容不致泄漏，雍正帝定立了一套保密制度。撰寫人須親自書寫，一般不許他人代筆，寫就不得外傳，否則治罪。由宮中製作皮匣，配備鎖鑰，發給具奏官員，專門用作儲藏和傳遞奏摺。督撫以上大員的摺子，派專人送到大內乾清門，交內奏事處，直達御前，而不像題本交通政司轉呈。一般官員的摺子，亦差專人送到雍正帝指定的親信大臣處，由他們代呈，代交人當然無權知道摺子的內容。雍正帝閱畢，作了朱批，摺子由原渠道發回。在奏摺的內容上，較之以前，更為豐富了，最重要的是他們利用它商討政務。雍正帝說：「本章所不能盡者，則奏摺可以詳陳；而朕諭旨所不能盡者，亦可於奏摺中詳悉批示，以定行止」①。臣下可以將拿不準的問題提出來，請皇帝裁奪；皇帝對不了解的或不懂得的問題，可以詢問臣下，以增長見識，作出決斷。雍正朝的許多重大政事，如前述的攤丁入畝政策，就是在雍正帝與黃炳、李維鈞等疆吏、中央九卿間通過奏摺反覆籌商而最後定下來的。奏摺被用來討論政事、決定政策，就使它有了新的生命力。這也是康熙朝所沒有的。
自雍正帝把奏摺制度化以後，地方官有機要事務都撰擬奏摺，經過皇帝朱批，認可了，才寫題本作正式報告。這樣題本就成了官樣文章，價值大大降低。奏摺代替了原來題本的作用。官員上奏摺的也越來越多，使它成為主要的官方文書。這一制度堅持到清末。
再次，設立軍機處。雍正五年，準備對準噶爾部用兵，七年正式出兵。
與此相配合，雍正帝設立軍機處，協助他處理軍務。軍機處設有軍機大臣，雍正帝從大學士、尚書、侍郎以及親貴中指定充任，如怡親王允祥、大學士張廷玉、戶部尚書蔣廷錫、大學士鄂爾泰等，都是以親重大臣兼任軍機大臣。①《清史列傳》卷12《覺羅滿保傳》，中華書局1928年版。
還有軍機章京，由內閣、翰林院、六部、理藩院等衙門官員中選充。所有這些人都是兼職，他們的升轉仍在原衙門進行。因此，軍機處設立之初，「無專官」①。軍機處沒有正式衙署，有值班房，在隆宗門內，靠近雍正帝寢宮養心殿，以便於軍機大臣被召見議事。無專官，無衙署，就使軍機處成為一種特殊的機構。
軍機處的主要職責是，遵奉諭旨，寫成文字，並予轉發。雍正帝每天召見軍機大臣，有時一天召見數次，像在西北用兵緊張之時，張廷玉「內直自朝至暮」，「間有待至一二鼓」②，以備隨時應召。召見時，雍正帝指示各項事件應如何辦理，有時向軍機大臣詢問情況，聽取他們的意見，以作出裁決。軍機大臣根據旨意，草擬文書。上諭形成後，不經過內閣，由軍機處直接發給有關官員。
軍機處主要是作文字工作，雍正朝的軍機大臣，不過是傳旨辦事，對制定政策起的作用不大，乾隆時當過軍機章京的趙翼說，軍機大臣「只供傳述繕撰，而不能稍有贊畫於其間」③。這就是說，軍機處不過是皇帝的秘書班子，它只能忠實執行皇帝的命令，不可能形成危害皇權的勢力。
雍正帝創立軍機處，把它和奏摺制度相結合，即以朱批諭旨答覆臣下奏摺，召見軍機大臣授以政事機宜，天下庶務總歸他一人處理。明太祖朱元璋罷丞相升六部，使「天下庶務皆朝廷總之」，他一人處置不過來，就指定當時還是低級官員的大學士協助處理，但那時內閣制度還沒有形成，大學士幫不了他的忙。雍正帝不同，設立軍機處，就有了固定助手，可以及時處理政事了，所以他的權力比明太祖還要集中，他以前的其他帝王的權力更沒法與他相比，他是真正集權力於一身，總理天下庶務了。
①王昶：《春融堂集》卷47《軍機處題名記》；嘉慶十二年刻本。
②張廷玉：《澄懷園主人自訂年譜》卷2，光緒六年刊本。
③趙翼：《檐曝雜記》卷1，《軍機處》，中華書局1982年版。
第六節 思想文化政策的實施
雍正帝本身學兼儒、佛、道，希望臣民安分守己，都統一在儒家思想之下，於是利用教育制度和移風易俗的措施，進行教化。他實行向孔子頂禮膜拜和奴化教育方針。雍正帝說：「聖人之道，其為福於群黎也甚溥，而為益於帝王也甚宏，宜乎尊崇之典與天地共悠久也。」①別的帝王只講孔學對臣民的意義，他則坦白承認它對帝王的絕大好處，所以極力推崇它。雍正元年追封孔子先人五世為王，次年把臨雍的「幸學」改稱為「詣學」，表示君主對孔子的尊敬。又為孔子的名字避諱，致使後人用「丘」字處，除「圜丘」一詞外，都得改寫成「邱」字。雍正帝到孔廟祭奠，親自下跪，別人認為他禮儀太過，他卻說只有這樣，才能心安理得。雍正五年，將孔子誕辰的中祀禮，改為大祀，與康熙帝誕辰禮相同。
雍正帝尊崇儒家思想，通過學校教育和科舉的途徑進行宣傳。雍正帝取士，第一重視四書文。雍正十年敕諭負責科舉的禮部：「制科以四書文取士，所以覘士子實學，且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也」②。他認為只有四書文才是檢驗士子真才實學的根據，故而加以提倡。後來乾隆帝也力行倡導，致使官方以四書文為唯一的正經學問，其他的則成了「雜學」、「雜作」。其實以朱注為標準的四書文取士的辦法，只能窒息人才，培養忠實於帝王的奴才。雍正帝還重視在科舉中加試《孝經》。順治時鄉試第二場有《孝經》試題，康熙時罷廢，雍正帝為講求孝道，把它恢復了。童生複試，本來有「小學」試題，雍正帝把它取消，改從《孝經》出試題。其實《孝經》可出之題甚少，臣下提出這個問題，雍正帝拒不考慮，因為他認為通過科舉進行孝道教育最重要。雍正帝加強思想統治，大興文字獄。
汪景祺，浙江錢塘舉人，投到年羹堯幕下，著有《讀書堂西征隨筆》，內有譏笑康熙帝書法，非議康熙帝諡號和雍正年號的內容，還有《功臣不可為論》一文為功臣說話。年羹堯案發，汪景祺著作被抄出，雍正帝將他按大不敬律處斬。侍講錢名世，與年羹堯是鄉試同年，作詩盛讚年羹堯平青海的功績，年案發生，雍正帝說他是儒門中好鑽營的無恥文人，親書「名教罪人」四字以誅其心，並命臣工作詩以諷刺他，還叫他把這些詩收集起來，編成《名教罪人》一書。有的官員詩作譏刺無力，雍正帝還處罰了他們。查嗣庭，浙江海寧人，官禮部侍郎，是隆科多和兵部尚書蔡珽推薦的，雍正四年任江西正考官，被人告發試題荒謬，抄家革職，監禁致死，復遭戮屍之辱。汪、錢、查因與年、隆、蔡珽等案有牽連，作為政治鬥爭犧牲品而被禍，但懲治他們的緣由，主要是因文字中寫了觸犯忌諱的話所致。汪、查都是浙江人，致使雍正帝認為浙江文人無恥至極，用停止該省鄉會試的辦法以示懲誡，浙江士人因而遭殃。
雍正七年（1729），發往西北軍營效力的前工部主事陸生柟，著《通鑑論》十七篇，論述封建、建儲、兵制、君臣關係、無為而治等問題，涉及到當朝朋黨之爭等敏感問題。雍正帝說他「借托古人之事幾，誣引古人之言論，以泄一己不平之怨怒」①，下令將其在軍前正法。也在軍前效力的監察御史謝①《清世宗聖訓》卷4《聖學》。
②《清朝通志》卷72《選舉》，商務印書館「十通」本。
①《清世宗實錄》卷83。
濟世，借著批註《大學》，「毀謗程朱」②，對理學提出責難，雍正帝命在處死陸生柟時用其陪綁，以示懲誡。
前面說過的曾靜案，又引出呂留良的案子。呂留良是清初理學家，著述甚多，富於民族氣節，拒絕康熙帝博學鴻詞的徵召，強調華夷之別，曾靜供出受他的思想影響，雍正帝就將他開棺戮屍，處死他的兒子及徒孫，家屬發遣寧古塔（今吉林省寧安），給披甲人為奴。
呂案發生後，純因文字關係頁產生的案子增多，如進士徐駿，因詩曰「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被人告發思念明朝、反對清朝，雍正帝也認為這是譏訕悖亂的言論，將徐駿斬決。又如浙江人、宛平縣丞吳茂育，作《求志編》，該書的一個版本，有請人寫的一篇序文，文末用於支紀年，未署雍正年號，被人告發，雍正帝指示浙江官員「嚴加審究，毋涉疏縱」③。這類文字獄的發生，是為強化思想統治的需要，適足表現封建文化專制主義統治的嚴酷和反動。
大搞祥瑞，是中國歷史上許多帝王所喜好的活動，但也為一些君主所厭惡。雍正帝屬於前一種人。他醉心於祥瑞，地方官投其所好，報告禎瑞的層出不窮，五花八門，名堂繁多，諸如嘉禾、瑞繭、蓍草、瑞芝、瑞麟、鳳鳥、甘露、卿雲、五星聯珠、黃河清，應有盡有。地方官一報告，雍正帝就叫宣諸史館，有時還要講一講天人感應極其快捷的道理，表彰一些人，告誡一些人。他這樣講求祥瑞，並非他真信那些怪誕之說，這從「卿雲現」一事中表現得最清楚。雍正六年九月曾靜案發生，給雍正帝加上謀父逼母的不孝罪名，十二月雲貴總督鄂爾泰上奏摺，聲稱聖壽節那天雲南出現「卿雲」，當地有的官員則說沒有見到，否認出現「卿雲」。雍正帝寧信其有，支持鄂爾泰，說他有強烈的愛君之心才這樣奏報，而那些說沒有發現的人藏有幸災樂禍的邪心，為此嘉獎鄂爾泰及雲貴官員，為他們加級晉爵。原來古人認為卿雲現，表示天子孝。雍正帝意圖用此說明他是大孝之人，才有這種天象出現，而絕對不是曾靜所講的不孝逆子。所以他是利用報禎祥來同反對派作鬥爭，以鞏固他的統治。
雍正帝青年時代就喜歡閱讀佛家典籍，與僧侶往還，並著《集雲百問》論佛旨，自號「破塵居士」、「圓明居士」。即位初期自比「釋主」，用比丘文覺密參帷幄，引起朝臣的反對。雍正帝否認緇衣參政，但對釋氏有節制。到晚年，在宮中做法會，親自收門徒。他大修古剎名寺，給僧人賜封號，支持禪宗中的一派，著作《揀魔辨異錄》，參與佛教內部宗派的鬥爭，又搞了《御選語錄》一書，闡揚其佛學觀點。雍正帝與道士也頻繁接觸，宮中養著婁近垣、賈士芳、張太虛等人，但因一時惱怒，又把一度稱為「異人」的賈士芳處死。雍正帝看中佛老，是他認識到儒、佛、道三教學說中的一致性：「三教之覺民于海內也，理同出於一源，道並行而不悖」①。即都是教育老百姓如何做人，如何安分守常。他是把儒、釋、道三方面統一用為統治臣民思想的工具，以強化他的封建專制主義思想統治，同時，因為用沙門做謀主，也必須提高蘭若的地位。但他不是佞佛，他要左右僧侶，而不允許佛教駕馭他。雍正帝身為天子，是俗民的最高統治者，又以宣講佛教宗旨的權威解釋②蔣良騏：《東華錄》頁457，中華書局1980年版。
③《朱批諭旨·程元章奏摺》。
①《清世宗關於佛學之諭旨（二）》，《文獻叢編》第三輯。
人自居，大量干預佛家內部事務，有類於精神教主。他身兼俗王與法王的雙重地位，使他的統治成為政權與神權的緊密結合而變得更加神聖。
雍正帝諭百官：「國家欲安黎庶，莫先於厚風俗，厚風俗，莫要於崇節儉。《周禮》一書，上下有等，財用有度，所以防僭越，禁奢侈也」①。他認為崇尚節儉，才能使官民各守本分，尊重名器，無有僭越，因而社會安定，黎民樂業。而要做到崇樸素去奢華，在於採取必要的措施，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他根據這種認識，倡導移風易俗，維護既定的服色、婚姻、喪葬法規，並對它們的不完善或不實用的部分加以改定。雍正元年，他禁止官民服用五爪龍圖案的紗緞衣物。五年，更定王公百官衿士朝服頂帶制度，比前朝的詳細得多。在婚喪方面，規定官民婚嫁彩禮、鼓樂數目，禁止出殯設宴演戲，禁用金銀殉葬。娛樂方面，不許官員私設戲班，禁止鹽商挾妓嬉遊，不准旗人沉湎梨園，鬥雞賭博，甚至民間祈神賽會，也以糜費和男女混雜有礙風俗而一度禁止。
此外，他還孜孜不倦地搞了一些「教化」活動，推行他的愚民政策。
雍正帝把康熙帝的「聖諭十六條」，敷衍成《聖諭廣訓》一書，全面系統而又通俗地宣揚三綱五常，令百姓甘當順民，為使民人知曉，規定在軍民中宣講。民間定於每月初一、十五兩日進行，屆期，城裡的官民齊集學宮的明倫堂，聽主講者宣讀。農村由鄉約主持、宣講後，對村民進行善惡兩類的登記，以懲惡揚善。《聖諭廣訓》不過萬言，每次講一條，八個月也就講完了。雍正帝反覆要求宣講，也只能流於形式。曾靜案後，雍正帝又命地方官宣講《大義覺迷錄》，若不用心，則予治罪。乾隆帝繼位後不但不讓宣講，反把這本書作為禁書。雍正帝提倡拾金不昧，也搞得煞有介事。河南一個農民拾到一百七十兩銀子，交還失主，河南巡撫田文鏡賞他五十兩銀子，並掛匾額，雍正帝又賞一百兩，還給他七品頂帶。他得的實惠已遠遠超過拾物。雍正帝以此鼓勵、倡導民風淳樸，是真正的祥瑞。以重賞誘人不拾遺金，不可避免出現作弊現象。於是報拾金不昧的很多，有不少是虛假的。所以雍正朝的道不拾遺，多系雍正君臣的渲染與粉飾。
①《清世宗實錄》卷10。
第七節 改土歸流及對邊疆民族的政策
雍正帝在處置民族事務方面，也貫徹改革的精神，積極經營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堅決鎮壓某些少數民族上層分子的叛亂，改革民族地區的建制。康熙年間，統治青海廣大地區的和碩特固始汗的子孫受清朝政府的封爵，其中羅卜藏丹津於康熙末年隨同撫遠大將軍允禵進軍西藏，驅逐準噶爾勢力，襲封親王。雍正元年，他令諸首領放棄清朝封爵，在取得喇嘛教聖地塔爾寺大喇嘛支持後，發動叛亂，進攻西寧，一時聚眾二十餘萬。在他的影響下，青海、四川、甘肅的藏人也跟著暴亂。雍正帝命川陝總督年羹堯為撫遠大將軍統兵進剿，以四川提督岳鍾琪為奮威將軍，參贊軍務。年羹堯經過周密的部署，大敗叛軍於西寧地區。雍正二年二月，岳鍾琪追擊殘敵於柴達木，一舉獲勝。雍正帝論功行賞，封年、岳為公爵，批准年羹堯提出的處理善後十三條事宜。雍正帝向青海派駐辦事大臣，處理蒙藏民事務，把西寧衛改為西寧府，下置西寧縣、碾伯縣、大通衛，使青海這一重要地區直接隸屬於中央政府，又把藏人活動地區的甘肅涼州衛改為涼州府，增設武威縣，改鎮番衛、永昌衛、古浪所為縣。這一措施有利於穩定青海及其附近地區的少數民族。
允禵從西藏驅除準噶爾勢力後，康熙帝用藏人康濟鼐、阿爾布巴等治理前藏，頗羅鼎管轄後藏，並留二千名蒙古兵駐防。雍正帝即位，撤回駐軍。雍正五年，阿爾布巴叛亂，陰謀投奔準噶爾，頗羅鼐自動起兵平叛。雍正帝聞訊，指示：「當趁此機，先將西藏事宜料理清楚，以為邊防久遠之計」①，即派左都御史查郎阿率軍一萬五千名進藏平亂，誅殺首逆分子。總結上次撤軍教訓，留兵二千，分駐前後藏。設立駐藏大臣，正副二人，分統駐藏部隊。駐藏大臣是固定職務，不便頻繁更換，又怕內地官員入藏生活不適應，遂定三年一輪換辦法。這時的駐藏大臣主要任務是管理清軍，穩定藏中局勢，與乾隆後期的駐藏大臣同達賴共理藏中事務有所不同，但它卻開了這一制度的先河。
在西藏事件中，雍正帝總把西藏與準噶爾聯在一起考慮，他說：「準噶爾事一日不靖，西藏事一日不妥；西藏料理不能妥協，眾蒙古心懷疑二。此二處實為國家隱憂，社稷生民憂戚系焉。」②在他看來，西藏和準噶爾對清朝都是至關重要的：準噶爾安寧，西藏則不會生事；西藏不平靜，也會引起蒙古的騷動。造成這些關係的因素是喇嘛教，他又說：「蒙古之人，尊信佛教，惟言是從，故欲約束蒙古，則喇嘛之教亦不輕棄」①。要利用喇嘛教，就不能不注意西藏問題。雍正帝在料理西藏事務時兼及準噶爾問題，具有全局觀念，西藏局勢穩定，以便他專力對準部用兵。
雍正帝於雍正五年籌劃對準部戰爭，準備錢糧，訓練士卒，制定作戰方案。雍正七年，用岳鍾琪為寧遠大將軍，出西路，傅爾丹為靖邊大將軍，出北路，進軍征伐。但前線連吃敗仗，雍正帝囚禁岳鍾琪，屢換北路軍營將帥。到後來，雙方都打不下去了，開始談判。雍正帝消滅對方的目的沒有達到，究其原因，雍正帝、岳鍾琪、傅爾丹等輕敵驕滿是重要因素。未出師前，雍①《鄂爾泰奏摺》，《掌故叢編》第四輯，故宮文獻館出版。
②《鄂爾泰奏摺》，《掌故叢編》第四輯，故宮文獻館出版。
①《上諭內閣》，雍正五年四月初八日諭，第十四冊。
正帝自稱：「選派將領，悉系鎮協中優等人才，揀選兵丁，率皆行武中出格精壯，殊非草率從事。」②其實他的統兵將領就不怎麼樣，前任撫遠大將軍、後任綏遠將軍馬爾賽連逃敵都不敢截擊。岳鍾琪疏言有「十勝」的把握，不過是一些大言、浮言。他出師未戰，就遭到敵軍突然襲擊，其後老師糜餉不能立尺寸功。傅爾丹輕信敵間諜之言，進軍中伏，吃了大敗仗。主帥這樣的思想狀況，怎能指揮軍隊打勝仗。雍正帝頻頻更易主將，屢換屢不得人，調度乖方，其失敗是必然的。
改土歸流是雍正帝對南疆土司制的一項重大改革。雍正二年，他就深感土司制的弊端與土司的作惡，在給四川等地的督撫上諭中說：「朕聞各處土司鮮知法紀，所屬土民，每年科派，較之有司徵收正供，不啻倍蓰，甚至取其牛馬，奪其子女，生殺任情，土民受其魚肉，敢怒而不敢言」①，要求他們加強對土司的管理，但他並沒有行之有效的方法，說了也不起作用。到雍正四年九月，管雲貴總督事鄂爾泰上奏摺，建言改土歸流，並擬定了實施方針：「計擒為上策，兵剿為下策。令自投獻為上策，勒令投獻為下策。」對於投獻者，「但收其田賦，稽其戶口，仍量予相贍，授以職銜冠帶終身，以示鼓勵。」就是說改流的策略，既要用兵，又不專恃武力，爭取波及面小，儘量減少阻力，以便迅速實現安定。雍正帝早就欣賞鄂爾泰的才能，按照他的「有治人無治法」的思想，相信鄂爾泰能辦好這件事情，所以邊看奏摺，邊批「好」學，最後批道：「朕心中嘉悅，竟至於感矣！有何可諭，勉之！」②全部批准他的建議，勉勵他努力實行。為提高鄂爾泰的威望與事權，實授他雲貴總督，又加兵部尚書銜。廣西與貴州接壤，改流事務較多，雍正帝特將廣西從兩廣總督屬下劃出，歸鄂爾泰管轄，使他成為雲貴廣西三省總督。此外還調整了川滇邊界不合理的行政區劃。西南地方行政的這些改革，為鄂爾泰推行改土歸流政策做了組織準備。
在雍正帝的指導下，鄂爾泰、張廣泗、哈元生等督撫提鎮努力推行改流政策，到雍正八年（1730），雲貴地區基本完成了改土歸流。湘、鄂、川的改流準備得較充分，到雍正末年、乾隆初年亦告完成。整個改流的地區，以貴州涉及的最廣泛，它新設的州縣竟相當於原有州縣的面積。改流的內容包括取消世襲土司，設置府廳州縣，派遣流官，增添鎮營，改革賦役制度，興辦學校等項。雍正末年，貴州古州地區發生破壞改土歸流的叛亂，雍正帝派兵鎮壓，到乾隆初年獲得成功，鞏固了改流的成果。
②《朱批諭旨·張元佐奏摺》，雍正七年五月初九日折朱批。
①《上諭內閣》，雍正二年九月十九日諭，第四冊。
②《朱批諭旨·鄂爾泰奏摺》，雍正四年九月十九日折及朱批，第二十五冊。
第八節 家庭生活和死亡之謎
雍正帝有八個皇后和妃嬪。皇后那拉氏幼年入雍邸，雍正九年（1731）病故，雍正帝因生病，沒有親臨含殮。最寵愛的是年貴妃，她是年羹堯的妹妹，在康熙末、雍正初曾有專房之寵。為雍正帝生子女最多的是齊妃李氏，但她兒子不成才，李氏就沒能獲得皇帝進一步的寵幸。鈕祜祿氏生了弘曆，被封為熹貴妃。雍正帝多妻妾，但傳說他好色傷身，則是不確實的。
雍正帝有十個兒子、四個女兒，但長大的只有四子一女。其中，弘時因罪被削除宗籍，可見雍正帝對他是很殘酷的。雍正帝最喜愛弘曆，其次是弘晝，封弘曆為寶親王，預示未來接掌大寶，封弘晝為和親王，希望他與弘曆和衷共濟，保住他一脈相承的江山。他原喜歡年貴妃生的皇八子福惠，福惠八歲夭折，對雍正是個不小的打擊。雍正帝做皇帝後沒有女兒，就將允祥等人的女兒養於宮中，封為公主。
雍正帝經營了圓明園宮苑，常在圓明園與大內兩處居住。他青年時中過暑，以後就怕炎熱，故以較涼爽的圓明園為棲身之所，住在冬暖夏涼的九洲清宴、四宜書屋、萬方安和等處。他同一切君主一樣，有犬馬之愛，對當時進口的西洋器物，表現了相當濃厚的興致，如喜用溫度計、望遠鏡、西洋眼鏡，對西洋裝束和西洋畫也頗有興趣。
據《清世宗實錄》記載，雍正帝於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得病，「仍照常辦事」①，至二十三日子時就駕崩了。怎麼這樣快就死了呢？鄭天挺先生認為「是中風死去的」②。這屬於正常死亡。有一種傳說，說是被呂留良的孫女呂四娘進宮刺殺的，此實為無稽之談，然而流傳很廣，在民眾中至今仍有市場，文藝家以此題材編造各種故事，此類小說、電影、戲劇不斷出現，情節也越發離奇。但真正考察歷史，關於雍正的死，還有種種不同的說法，如金梁曾懷疑雍正帝是吃道家丹藥毒死的③，楊啟樵在《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一書對此作了一些論證，認為雍正帝是「服餌丹藥中毒而死的」④。鑒於雍正帝親近道士，誤食丹藥中毒是很有可能的。不過此說尚待進一步驗證。雍正帝死後，根據他的秘密立儲方法，由皇五子寶親王弘曆繼位。嗣皇帝將乃父葬於易縣泰陵，諡號「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至誠憲皇帝」，廟號世宗。
總起來看，雍正帝政治的積極方面占主導地位。當時的客觀條件為政治改革提供了可能性，而雍正的主觀條件，使之得以實現。雍正帝很有才華，又有政治鬥爭經驗，他認識到清朝前進道路上要克服什麼障礙，多少意識到社會發展的要求。他從實際出發，決定了他提出的社會改革的內容。他實踐的結果，一定程度上調節、緩和了社會矛盾，造成那個時代可能有的比較清明的政治，促成國力的強盛和多民族國家的鞏固，發展了康熙朝政治中的清明成分，並為乾隆時期的鼎盛準備了更充分的條件，促進清代社會持續發展。因此，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雍正帝是奮發有為的、對歷史發展作出貢獻的君主，是歷史上為數不多的比較傑出的帝王之一，是值得肯定的歷史人物。①《清世宗實錄》卷159。
②《清史簡述》，頁47，中華書局1980年版。
③《清帝外紀·世宗崩》頁89，1934年序本。
④香港三聯書店1980年版，頁297。
他及他的政治改革事業，在歷史教科書上應當占有重要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