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卷） · 第一章農學和農業技術

清代的農業生產和明代比較，基本上沒有多少變化。只是植棉區比明代有所擴大和增多，到清末，大致形成了江浙沿海、兩湖、皖贛沿江和華北平原四個重要產棉區。整個農業生產力發展比較緩慢，技術上有些局部的改進和提高。 第一節　農具和農田水利 農具 農具方面，出現了「深耕犁」。《馬首農言》稱：「然也有特用深犁者，地力不齊也。」清代深耕到何程度，《知本提綱》中提到「有淺耕數寸者，有深耕尺余者，有甚深至二尺者。」又記：「用犁大小，因土之剛柔，剛土宜大，柔土宜小」；開墾荒地則用「堅重大犁，或二牛，或三牛以開之」。說明當時的犁有大犁、小犁和堅重犁之別。深耕犁的發展，反映了耕作技術的提高。小型農具在清代進一步完善，如稻田整地滅茬的農具輥軸，大約由■■發展而來，作用是把田間雜草和秧苗同時滾壓入泥，過宿之後，秧苗長出，而草則不能起。《致富紀實》一書中談到種植雙季稻時使用的一種農具，在早稻收割後，「不再犁田，鋪石灰一道，用匍蓘將禾兜打落，便可插秧」。道光年間（1821—1850），貴州遵義一帶出現一種名為「秧馬」的農具，其形制和作用，與宋元時記述的「秧馬」不同，而類似輥軸，用以掩殺綠肥和雜草。以上農具在雙季稻地區作用尤為明顯。塍鏟、塍刀是清代南方丘陵地區水田作業的兩種農具，用以整治田埂。這種農具靈巧輕便，能提高作業速度和質量，《梭山農譜》記有其形制。《梭山農譜》還記述了一種水稻除蟲工具：「田家奮臂舉梳行，累累就斃矣。蟲當梳者，血肉俱糜梳齒上」。《農言著實》著錄一種適應於北方旱作地區的中耕除草工具：「漏鋤」。這種鋤的特點是鋤地不翻土，鋤過之后土地平整，有利於保墒，而且使用輕便①。漏鋤至今在關中地區仍然普遍使用。 農田水利太湖地區的水利工程，在明、清兩代都是以水道疏浚為主。1570年，經海瑞主持的一次水利工程後，吳淞江下游基本形成今天的流向。清時，黃浦江「奪溜代吳」，吳淞江等水道退居次要地位，為便於節制，又在黃浦江口建大閘一座。畿輔自元以後，工程時舉時廢。雍正三年（1725）近畿發生特大水災，清政府曾用較大力量興修水利，農田水利有較大發展，公私合計先後墾出稻田五十九萬七千多畝，並分設京東、京西、京南和京津四局加以管理。到乾隆時即以南北自然條件不同，北方水少，且過去所辦水利收效不大為藉口而明令禁止以後再在京畿從事水利營田。 整個清代農田水利是向小型化方面發展。河北、河南、山西、陝西等地利用地下水鑿井灌田，蔚然成風。河北井灌和植棉有關，方承觀《棉花圖》①翟允禔：《從一書中看關中旱原地上小麥、穀子、豌豆、苜蓿等作物的一些栽培技術》，《西北農學院學報》1957年1期。 中介紹：「植棉必先鑿井，一井可溉田四十畝」，因「鑿井以水車灌田，故其收常倍」①，「井利甲諸省」②。康熙時，王豐著《井利說》，力主在陝西鑿井防旱並指出應該注意的一些技術問題。山西省蒲州和陝西省富平、澄城等地由於地形、地質不同，井水量大小不同，每井灌溉田地數量也不同。水車大井和一般大井每井可灌田二十畝，桔橰井可灌六七畝，轆轤井可灌二三畝③。南方井灌較少，但利用山泉灌溉種稻卻較普遍，閩、浙、兩廣、雲貴、四川等地，隨處都有蓄儲湧泉或壅積穀泉的塘堰。嘉慶《廣西通志》記載：「全州以井名者，幾全是泉潭，並多湧泉，深不見底，灌溉面積甚廣。」山泉來自高處，便於引流灌溉，為了合理用水並減緩衝激，人們就在下流修築塘堰加以蓄存，並用柵、閘以及瓦竇、陰溝等啟閉宣洩，再隨時引入田。當田面高于山泉，除了築堰壅水外，還用筒車來提水灌田。在山泉為疊嶺澗壑所限時，則用竹筒，架槽來渡越，使山泉能從上而下，由近及遠地使用，大大提高了泉水灌溉效益。北方各省也有引用泉水灌溉的，但總的面積不大。①光緒《正定縣誌·方物》。 ②《皇清經世文補編》卷38。 ③《續修陝西兩通志稿》卷6《水利附井利》。 第二節　對生產技術原理認識的提高和耕地技術的改進 生產技術管理在具體耕作技術的基礎上，《知本提綱·農則》進一步概括出農業生產的一般耕作程序和一環套一環的原則，「耕序苟能詳明，必且身家之常足」，鄭世鐸注釋說：「耕墾、栽種、耘鋤、收穫、園圃、糞壤、灌溉之次第，苟能一一詳明，自然善於耕稼，而出息倍收，身家常足矣」。上述七個項目，是《知本提綱》討論耕稼的內容。前四項為糧食作物生產的四個環節，園圃為農家不可偏廢的生產項目，最後兩者則為糧食作物和園圃生產共同應該注意的環節。並指出一個環節要緊扣另一個環節：「欲求足食之道，先明力耕之法」；「耕墾之理既明，布種之道宜知」；「布種之道既明，耘鋤之功莫緩」；「既知耕種栽鋤之理，更明稼穡消息之機」。對每一環節還提出了質量要求，如整地，要求做到「細燥而易於受水，一有種植，根本深固，外風不能入，內澤不能出」，對播種、田間管理、收穫等也同樣提出了要求。掌握技術關鍵是農業生產中應予以重視的又一原則。《馬首農言》輯載了不少農諺資料，提出了播種時期、前後作的關係、耕地深度、操作時間等等問題，對實際生產有很大指導意義，如說「小滿花（棉花），不到家」（意即棉花遲種則不收）；「蕎麥見豆，外甥見舅」（意即去年種蕎麥之地今年不宜種豆）；「麥子犁深，一團皆根；小豆犁淺，不如不點」；「天旱鋤田，雨潦澆園」等等。《知本提綱》、《農言著實》、《潘豐豫莊本書》、《區田試種實驗圖說》等書認為北方的生產技術關鍵是「糞多水勤」；南方則是「深耕」、「早種」等。 耕地技術土壤耕作是農業生產首要的一個環節，乾隆時（1736—1795）的《知本提綱》已有系統認識，指出前作物收穫後，土壤板結，通氣不良，經過耕耙曝曬，「風化」作用，板結狀況可以改變；但「日烈風燥」，水分又損失過多，因之必須「雨澤井灌」補充水分，土壤經過這樣的耕作使水、肥、氣、熱達到協調程度，才對作物有「以大發育之功」①。《齊民四術》對南方水稻冬閒田的土壤耕作記述得也較細緻、系統。 耕地技術，這時期已達到相當完善的地步。北方旱地土壤耕作不論夏耕或秋耕都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耕作法：淺—深—淺。《知本提綱》概括了這一耕法：「初耕宜淺，破皮掩草；次耕漸深，見泥除根（翻出濕土，犁淨根茬）；轉耕勿動生土，頻耖毋留纖草」。南方水田耕作技術的進展表現在兩方面：①《知本提綱·農則》。 一是墾倒極深，「倒」為再次耕翻，即復耕。深耕在明、清時通常都在八九寸，不超過一尺，《齊民四術》在記述土壤耕作時特加注釋：「耕宜率常，勿太深，若起老土，即硬軟不相入，能害禾，又漏田不保澤」。另一是凍土曬垡，《畊心農話·樹藝法》介紹：「凡種兩季稻者，冬天犁地深二尺余，戽水平田，聽其冰凍。..土經冰過，則高不堅垎，卑不淤滯，鋤易松細，且解鬱蒸之後氣，而害稼諸蟲及子，盡皆凍死也」。 第三節　作物構成和「一歲數收」技術的發展 作物構成 據明末宋應星《天工開物》稱，人們衣食之源的稻麥、雜糧和棉花等作物在明代種植的情況大致是「稻居什七，而來、牟、黍、稷居什三。麻（子）、菽（大豆）二者，功用已全入蔬餌膏饌之中」；又說：「燕、秦、晉、豫、齊魯諸道，烝民粒食，小麥居半，而黍、稷、稻、粱僅居半。西極川、雲，東至閩、浙、吳楚腹焉，方長六千里中，種小麥者，二十分之一。」自明代中期以後，玉米、番薯、馬鈴薯等新作物引進後，對我國作物結構產生很大影響。玉米引進後，清代中、後期推廣普及較快，到1840年鴉片戰爭前，基本上已在全國範圍內得到了傳播，尤其在雲、貴、川、陝、兩湖、皖、浙等省山區種植更為普遍，甚至在糧食作物中漸占主導地位。嘉慶《瀏陽縣誌》記載：「山土只種包粟（玉米）、番薯之類雜糧以佐饔飧」。番薯自萬曆年傳入後，至清嘉慶——道光年間（1796—1850）已在各地普遍栽種，並逐漸成為我國的主要輔助糧食之一。《植物名實圖考》指出：番薯近時（19世紀中葉）「種植極繁，山人以為糧，偶有以為蔬者」。菸草自明中葉傳入我國後，發展很快，到清代初期，福建地方的菸草種植，「其與農夫爭土而分物者已十之五」，到乾隆年間就發展到「耕地十之六、七..閩中更甚」①；有的地方則是「良田盡種菸草」①。到鴉片戰爭前夕，有些地方菸草與糧食爭地的問題已相當突出。 商品經濟的發展，新作物的引進與廣泛傳播，人口的繁衍，特別是進入18世紀以後，我國人口不斷大幅度的增長，大大增加了對糧食的需求，因而也促進了明清時期「一歲數收」多熟制的迅速發展。「一歲數收」具有提高單位面積年產量的積極意義。 一歲數收18世紀中葉以後，我國北方除一年一熟的地區外，山東、河北、陝西的關中地區已經較為普遍的實行三年四熟或二年三熟制。明確指出二年三收的是劉貴陽《說經殘稿》：「坡地（平壤）二年三收，初次種麥，麥後種豆，豆後種蜀黍、穀子、黍、稷等。澇地（污下地）二年三收，亦如腴地，惟大秋種糝子..麥後亦種豆。」南方長江流域一般一年兩熟，再往南可以一年三熟。《江南催耕課稻編》介紹：「吳、昆終歲樹藝，一麥一稻，麥畢刈，田始除，秧於夏，秀於秋，及冬乃獲」，這是太湖地區的二熟制。同治《江①康熙《龍巖縣誌》「土產」、《皇朝經世文編》卷36。 ①《皇朝經世文編》卷36。 夏縣誌》：「谷與早秧、晚秧，早秧於刈麥後即插，六月中獲之。插晚秧，於獲早谷稻後，仲秋時獲之」。這是湖北武漢一帶的「麥、稻、稻」一年三熟制。福建、廣東一般都種雙季稻，種麥後也成為「麥、稻、稻」一年三熟制。 自實行複種制，周年之內的種植和收穫次數就有了增加，而從始用於蔬菜生產中的間作、套種等技術運用於大田生產後，「一歲數收」的多熟種植技術逐漸提高，農作制也相應地更加複雜化了。其中，套種是解決多熟種植的關鍵技術。 明確提出「一歲數收」概念的是18世紀下半葉楊岫的《知本提綱》和《修齊直指》。《知本提綱》指出：「補助肯疊施，何妨一載數收」；鄭世鐸又作了詳細注釋：「若夫勤農，多積糞壤，不憚疊施補助，一載之間，即可數收，而地力新壯，究不少減」，接著他又列舉出一個旱作地區「一年三收」之法。《修齊直指》進一步明確提出「一歲數收之法」，並提出二年之間在一畝地上可收十三次之多的方法，包括了菠菜、白蘿蔔、大蒜、小蘭、谷、小麥等作物。《齊民四術》則介紹了長江流域以晚稻套種在上熟稻內，和泥黃豆套種在上熟稻內等不同方式。根據以上所述，可看出「數收」的原則，一是除主種作物外，套種作物應選擇生長期比較短，相互間有親和力的作物，經濟作物和蔬菜都可以參加進去；二是通過套種爭取多收，最主要的技術措施就是要「補助肯疊施」，即多施肥料。此外，桑間、果間，通過間作、套種、複種等技術也可增加種植和收穫次數，還因適當的作物搭配而有利於桑樹、果木的生長。 第四節　幾種特殊的栽培技術 明代後期政治黑暗，社會動盪，也是歷史上自然災害最嚴重的幾個時期中的一個。水、旱、蟲災紛至沓來，農民們為了可得到一些收穫，用以果腹，只有從耕作技術上來想方設法。另外，有的地區為了解決上、下兩熟作物收穫和播種季節上的矛盾，而在明、清之際創造發明了幾種特殊的栽培技術。這些技術至今在農村中仍有沿用的。 首先是小麥移栽法。小麥人工移栽始於何時，尚無明確的文獻可征。但到明末清初，對小麥育苗移栽的時間、方法等已有較詳細的記述。《沈氏農書》介紹：「八月初，先下麥種。候冬墾田移種，每科五、六根，照式澆兩次，又撒牛壅，鍬溝蓋之，則杆壯麥粗，倍獲厚收」。稍後的《補農書》進一步指出：「中秋前下麥子於高地，獲稻畢，移秧于田，使備秋氣。雖遇霜雨妨場功，過小雪以種無傷也」。《知本提綱》指出：麥苗等皆宜先栽後澆，如水中栽，就不發旺，每科栽畝十餘根，行株距四寸左右，而且要縱橫排直成行，以便中耕、壅根、除草和通風透光，這樣就能「苗盛而所獲必多」。小麥移栽不僅可以克服晚稻晚收和冬麥早播季節上的矛盾，而且可以減輕或避免蟲害、節省種子和使莖杆粗壯不易倒伏。小麥移栽法的優點是明顯的，嘉、湖一帶至今仍繼承這一傳統，有的地方則還在提倡擴大中。其局限性，主要是太費勞力，在大面積農田上廣泛採用困難較多。 冬月種穀法。此法是針對秋季因某些原因而錯過種麥時期所採取的一種補救方法，使農民在麥季無收的情況下仍可以收到早穀子。此法約發明於明中葉，最早記載見於《畿亭全書》①。清末，張起鵬在《區田編》中在談到冬月種穀法時說：「倘應種小麥時，得雨過晚，麥不及種，可種冬谷，較麥僅晚二十餘日。」其種法是：「冬至前一日揀谷種入瓮，麻布扎口，掘土穴，深四五尺，瓮倒置穴中，土封固，滿十四日取出。大寒日種入熟地，春透苗生，較常谷早熟一月，約五月底六月初即熟。」《救荒簡易書》介紹河南有些地方農民冬月種穀的方法與《區田編》的說法有所不同，其法是於冬至或冬至前一天直接把谷種播入田中，結果和在瓮內埋入土中處理十四天沒有差別。 北方旱地掄墒播種。我國北方旱地由於春旱或秋旱影響而不能及時整地下種。針對這種不利自然條件，農民創造和積累了不少掄墒播種和抗旱播種的經驗。清代農書中記載的方法有：趁墒種麥：《農蠶經》提出，在秋茬地上種麥，如果有秋旱趨勢，必須掄墒下種等雨，不能等雨再種。掄墒種豆，留茬肥田：《農蠶經》五月耪麥楂條中就說到「騎麥壟種豆」，即在小麥收割後，於麥茬行間開溝種豆，這樣既可利用麥茬護苗，又可利用殘茬肥田。此書還提出且割麥且種豆的辦法，這一掄墒播種的經驗至今仍為黃淮地區農①此書現已不傳。 民爭取豐收的方法。抗旱種粱，干土寄子：北方旱地夏收夏種季節，如雨水不及時，可採取抗旱保墒的措施以適時播種，《農蠶經》提出的種晚谷辦法是，在麥收後淺耕滅茬，即「先耪一遍」，然後「騎壟種之」，但「斷不可耕」，以免耕後跑墒。《農言著實》提出的另一抗旱播種辦法是「實在無雨，將前墒過之地，或用耬，或用撒，干種在地內候雨」。這就是現在所謂的「干土寄子」抗旱播種法，其優點在於比雨後才播種的出苗要早。 第五節　施肥和病蟲害防治經驗的進一步豐富 施肥 清代對通過施肥來提高單位面積產量的認識更深刻了，如《知本提綱》提出了「墾田莫若糞田」之說。施肥經驗進一步豐富的表現，一是積肥方面，要多施肥就必須多積肥，肥料種類和來源比以前增加和擴大了許多。《知本提綱》將它們分為十類，稱為「釀造十法」，也就是積肥的十種方法。它說：「釀造糞壤，大法有十」，「曰人糞、曰牲畜糞、曰草糞、曰火糞、曰泥糞、曰骨蛤灰糞、曰苗糞、曰渣糞、曰黑豆糞、曰皮毛糞」；並分別記述了積制方法和效果。就農家糞肥而言，這十大類已是無所不包了。二是對肥效的體驗進一步加深，《農桑經》指出，種麥所用種肥以「麻油醬為上，大糞次之，坑土又次之」。《知本提綱》在介紹「釀造十法」中對糞肥等級所表達的方式：一種是用「可肥美」，「可肥田」，「可強盛」的詞語；另一種是「一等糞」，「肥盛於諸糞」，「最能肥田」，「更勝於油渣」，「沃田極美」等字句，也反映出農民體會到這些肥料在肥效上有差別。只有肥料種類增多，人們在使用中通過比較試驗，才會體會到它們的肥效不同。第三，施肥技術上，在清以前對施肥的時間、不同土壤應施哪些不同的肥料以及哪種作物最需要哪類肥料，即所謂施肥中的「三宜」問題已有所論述，但到清代通過《知本提綱》一書的總結，使人們對施肥「三宜」的認識就更為明確係統了。所謂「時宜者，寒熱不同，各應其候」，意即在不同時期，施用種類不同的肥料；所謂「土宜者，氣脈不一，美惡不同，隨土用糞，如因病下藥」，意思就是說對不同的土壤，施用不同的肥料，以達到改良土壤的目的；所謂「物宜者，物性不齊，當隨其情」，即對不同作物施以適合的糞肥。 病蟲害防治清代，對作物蟲害的防治比較重視，認識到害蟲不是神蟲，而是「凶荒之媒，饑饉之由」①，必須消滅之。在蟲害防治技術上，也匯集前人經驗並加以發展。首先是人工防治，如蝗蝻、豆蟲、虸蚄之類用人工加以捕打，或用炬火驅逐，「飛蝗大至..正過時，于田畔積草，炬火以薰之」，「蝗蝻蠢蠢..必糾合鄰村，掘壕數處，並力逐殺」，「（虸）蚄初出如豆螘，一見便宜打之」，「（豆）蟲大，捉之可盡」②；南方用「蟲梳」治稻苞蟲，「蟲當梳者，血肉俱糜梳齒上」③。第二用藥物防治，清時採用的滅蟲藥有①《區田試種實驗圖說》。 ②《農桑經》。 ③《梭山農譜》。 砒、菸草水、青魚頭粉、柏油、芥子末等。《農桑經》記載說：「（種穀）或用信乾」，「信乾」就是用砒霜和穀子煮透曬乾製成的毒餌。它比用砒霜直接拌種既可以減少對種子的藥害損失，又可以誘使更多害蟲吞食和擴大毒殺面。三是農業防治，除了以前已使用的耕翻冬漚、調節田間溫濕度、輪作換茬、合理間作、種子處理、選育抗蟲品種、調節播植時間、中耕除草外，《齊民四術》還認為烤田能減輕稻苞蟲的危害，說：「初伏多雨，不能烤田則葉盛，入秋多生結蟲」。第四生物防治，嶺南地區用蟻防治柑桔害蟲，雖最早記載見於西晉《南方草木狀》，但敘述比較具體的則是清代的《廣東新語》和《嶺南雜記》，其中談到：廣東山林中有黃赤大蟻「其巢如土螽窠，大容數斗」，當地人把大蟻連窠采歸飼養，果農則向養蟻人買來放養於柑桔、檸檬等果樹上；果農們還創造了在樹與樹之間用藤竹、繩索溝通引渡，以便大蟻在各樹之間交通往來的方法。此外，四川臨江的果農也買蟻防治柑桔害蟲④。 作物病害，到清代逐漸被人們所注意，農書中有關記載多了起來，如《馬首農言》中就有「五穀病」一章，《區田試種實驗圖說》中有「預防霉病傳染說」一節。用藥物治病，直到清末的《區田試種實驗圖說》中才介紹了「用雪水、鹽水浸種」和「用黑礬當作肥田料」以防治霉病之法。 ④方以智：《物理小識》卷9《草木類工》。 第六節　植樹造林和柞蠶放養技術的改進 植樹造林 清代，記載涉及植樹造林材料的書約有四十種左右。①這些著作反映了當時的植樹造林技術，不過其中大部分是關於果樹的，一般林木僅有片斷零星的記述，但由此也可窺見其概貌。 育苗造林，首先必須採收樹種。《廣群芳譜》記述：「八月終，擇成熟松子、柏子，同收頓」；又稱：「九月中，柏子熟時采」。這裡都強調「成熟」。因為成熟的種子，含水量較低，貯藏不易發熱腐爛。另外正如《三農記》所說的，油茶「白露前後收實則易生」，「易生」即指種子易於萌發，成熟種子用來育苗發芽率較高。什麼樹的種子，何時成熟而應該採種，清代人們已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元代，北方有四句移樹的口訣：「種樹無時，莫教樹知，多留宿土，記取南枝」。為了使根部「多留宿土」，就須採用現在通常所說的盤根法，古書中稱作「轉垛」。《花鏡》介紹了這種轉垛法：於霜降後到春初樹木尚未發芽前，在根旁又寬又深地將土挖開，再從樹根側面斜伸下去截斷主根，保留四周側根，刨成一個圓形的根盤；然後在掘開處仍把土蓋上築實。不太大的樹掘斷主根一年後即可移栽，很大的樹要經過三年。每年掘樹根的一面，最後把樹起出，用稻草繩綑紮根盤，以固定泥土。此時暫勿移動，掘土處仍用鬆土填滿，並用肥水澆灌，待至明年二月，運到預定地點栽種。這種方法因準備工作經過時間長，操作又十分細緻，可以真正做到「莫使樹知」。因而，樹木移植後成活率就比較高。 插條造林無須培育種苗，方法簡單易行。春秋時《莊子》一書中已提到楊樹可以用扦插。扦插的插穗，在清以前的農書中一般都說在早春季節採取插穗。《三農紀》開始提出插種柳樹和杞柳等在大寒後採取插穗。初冬時枝條中含有養分比較充足，此時採取插穗，比春季更為合適。所以，改早春採取插穗為初冬採取，這是一個進步。為了提高插穗的成活率，《三農記》還提出將插穗下端削成馬耳形，以增加插穗切口和土壤的接觸面。 中耕除草在幼林撫育工作中非常重要，《廣群芳譜》說：「凡樹根下，常耘草令淨，草多則引蟲蠹，亦能分地力」。 柞蠶放養我國是世界上生產柞蠶繭最多的國家，也是人工放養柞蠶最早的國家。 柞蠶原始的人工放養早在秦漢以前可能已經有了，但一直到宋、元以前，未①據《中國林業技術史料初步研究》書末所附「參考文獻索引」。 為人們所重視，放養技術的進展因而也就十分緩慢。大約明中葉前後，由於商品經濟的不斷擴大，膠東半島的柞蠶業才開始有迅速的發展，放養技術也有了改進。在清代，康熙時的陝西寧羌州知州劉棨，乾隆時的貴州遵義府知府陳玉璧、安徽六安縣知縣韓理堂等人都是山東人，都熱心提倡放養柞蠶，到任後，派人到山東去購買柞蠶種、招募善養柞蠶和繅織的人來到這些地區傳授技術，山東放養柞蠶的方法才推廣到各地。在明末清初，我國的柞蠶放養技術已逐步進入成熟的階段，但到乾隆初年才有論述放養柞蠶技術的專書問世。 根據清代一些著作來看①，柞蠶的放養有兩種：一是放養春蠶；一是放養秋蠶，兩者放養法基本上近似，如春蠶的放養，首先是選擇種繭，選出優繭作為種繭，並按雄雌為一百與一百十或一百二十之比穿成繭串，送溫室進行暖繭。「暖繭」係為促使種繭適時羽化而採取的措施。在暖繭的三、四十天裡，什麼階段應升溫，什麼時間溫度應保持平穩，又要隨著自然氣溫的變化而調節。這是柞蠶放養技術上的一大進步。因為暖繭工作必須有豐富經驗，所以清代有些蠶農以暖繭為職業，開設「烘房」和「蛾房」。 關於放養蟻蠶，現在有些地方採用的「河灘養蟻法」，清代中葉以前就有了。其法是在「活水河邊」的沙灘上開挖淺水溝，把從柞樹上摘下的嫩柞枝密插溝內，用沙培壅，這樣柞枝幾天內不致蔫萎。然後將蟻蠶引上柞枝。「剪移」是放養柞蠶中的一項重要工作。即蠶兒將柞葉吃到一定程度時，或因葉質老硬，蠶兒厭食時，把柞枝連蠶剪下，轉移到另一柞場的柞枝上去。從蟻蠶上樹到結繭，一般要「移蠶六、七次」。蠶兒漸老熟，開始移入窩繭場。採收的春繭準備作種用的，經挑選後，穿成繭串，掛在透風涼爽而日光直射不到之處，以待制種，放養秋蠶。 蠶農在實踐中認識到蠶病是要傳染的，所以特彆強調蛾筐等工具每年都須用新制的。他們又發現改善蠶兒生活條件，可以減少蠶病的發生，所以特別注意保種、保卵和加強飼養管理。對危害柞蠶的蟲蟻，採用人工捕殺和用紅礬、白砒等做成毒餌誘殺。為了驅散或捕殺為害柞蠶的鳥獸，蠶農們還創造了一些捕殺工具，如霹、機竿、排套、網罩、鳥槍、鳥銃等。總之，放養期間，蠶農們十分辛苦。 ①《種橡養蠶說》等。 第七節　農書 清代的農書約有一百多部，尤以康熙、雍正兩朝為繁盛。 大型綜合性農書僅有一部《授時通考》，是乾隆二年（1737），由皇帝弘曆召集一班文人編纂的。全書規模比《農政全書》稍小。因是皇帝敕撰的官書，各省大都有復刻，流傳很廣，國際上也頗有聲名。編書目的系從農本觀念出發，為了表示皇帝重農，遵照堯、舜舊規，由朝廷「敬授民時」而已。全書布局，依次分為：天時、土宜、谷種、功作、勸課、蓄聚、農余、蠶桑八門。該書把天時、地利的因素和「勸課」（即政治領導）提到了空前高度，成為主題所在，而生產技術知識卻退列附從地位。全書引用的書籍總數達到四百二十七種，遠遠超過了《農政全書》，但作為農書的意義來說，沒有作者的親身體會，沒有什麼特殊的新材料。 從清初到道光時（19世紀初年），專門討論一個小地區農業生產特點和技術，而由私人著作的小型農書出現不少。如專論河北省澤地農業的吳邦慶《澤農要錄》、專論江南早稻的《江南催耕課稻篇》、山西祁寯藻的《馬首農言》、陝西楊屾的《知本提綱》和《修齊直指》、楊秀元的《農言著實》等等，都是根據地區需要和特點寫成的，在當地有較大的生產指導意義。清中葉以前曾出現了多種專論某種作物、蠶桑或獸醫的專業農書，其中有方承觀《棉花圖》，陳世元《金薯傳習錄》，蒲松齡《農蠶經》，楊屾《豳風廣義》以及《養耕集》、《抱犢集》等等。《豳風廣義》書中所記蠶桑生產經驗切實可行，也不失為能指導生產經營的手冊。 花譜、果譜的種類更多，比較有名的兩種花譜，一是《秘傳花鏡》，一般稱之為《花鏡》，流傳較廣，作者陳淏子。全書共分花歷新栽，課花十八法，花木類考三個主要部分。書中內容有不少是作者自己的心得和詢問得來的經驗，甚至有「樹藝經驗良法，非徒采紙上陳言」的第一手記錄。另一是《廣群芳譜》。康熙四十七年（1708），康熙帝下令組織一班詞臣將明王象晉的《二如亭群芳譜》改編成為一百卷的《廣群芳譜》。這部書內容龐雜，體裁也有所改進，但農業生產意義不大。 到清代，小農經濟破產的情況日見嚴重，當時有些知識分子重新搬出區種法，想藉此來維持小農經濟的繼續存在，但並沒有產生過任何實際效果。這類書有王心敬《區田法》、帥念祖《區田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