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卷） · 第十章　中俄關係

第一節　起源和衝突 中俄兩國關係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俄國向東方擴張和對中國的侵略。原來俄國是一個歐洲國家，自第一個沙皇伊凡四世起，開始派商人、冒險家葉爾馬克等人越過烏拉爾征服西伯利亞，進而闖入中國的邊疆。至十七世紀後期，沙俄在西伯利亞已站穩腳跟並建立了數十個城寨，其中有1632年在勒拿河上建成的雅庫次克，1654年在中國的尼布楚城址興建了涅爾琴斯克，在黑龍江咽喉所建的阿爾巴津，即雅克薩城址①。 清朝興起後所轄治的地區，早在元朝已歸入中國版圖。經過明朝的都司衛所統治，成了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努爾哈赤在建立後金以前，對黑龍江下游和烏蘇里江以東濱海地區進行了征剿和招撫。皇太極在此基礎上繼續擴大對黑龍江中上游及以遠地區的經營。天聰八年（1634）首次征伐黑龍江上游，就向率兵的霸奇蘭與薩穆什喀曉諭：此行之地人民，「語音與我國同」，攻略時應對他們說：「爾之先世，本皆我一國之人，載籍甚明」①。這一年，居住在精奇里江的達呼爾部首領巴爾達齊率眾歸服，皇太極把宗室之女嫁他，成為顯赫一時的額駙。崇德二年（1637），索倫部首領博穆博果爾也向清朝進貢，兩年後叛清，皇太極於崇德四年（1639）發兵將其生擒，攻取了叛軍賴以集結的雅克薩、鐸陳、阿撒津、多金、兀庫爾等城②。崇德七年，皇太極躊躇滿志地宣稱：「予纘承皇考太祖皇帝之業，嗣位以來，蒙天眷佑，自東北海濱（鄂霍次克海），迄西北海濱（貝加爾湖），其間使犬、使鹿之邦，及產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種、漁獵為生之俗，厄魯特部落，以至斡難河源，遠邇諸國，在在臣服。」③其實這也是故土重歸一統。 中俄衝突隨著沙俄的入侵而日益激烈。1643年波雅科夫率領沙俄侵略軍到了精奇里江（結雅河）支流勃良塔河，比皇太極統一這一地區晚來十年。波雅科夫等人從當地達呼爾人那裡了解到達呼爾人是滿族的一支，和通古斯人有親屬關係，這些人居住的地區早已從屬滿族王公和中國皇帝。中國官員經常到此巡視和徵稅，而沙俄侵略者不顧所到之處人民的反抗和中國的領土主權，仍然艱難地向內地入侵。正是這伙強盜在缺少糧食時，屠殺當地居民，以屍體充飢。1646年他們返回雅庫次克，向沙皇報告，大肆宣揚黑龍江地區盛產穀物和貂皮等，「力主占領阿穆爾（黑龍江）地區」④。 ①[蘇]普·李·雅科夫列娃：《1689年，第一個俄中條約》。 ①《清太宗實錄》卷21，頁14。 ②《清太宗實錄》卷51，頁8—9。 ③《清太宗實錄》卷61，頁3。 ④[蘇]A·普羅霍羅夫：《關於蘇中邊界問題》第25頁。 從中國邊境少數民族的反抗到中俄兩國政府間的正面衝突，最典型的是哈巴羅夫的行徑。西伯利亞富商哈巴羅夫，帶領自己出錢召募的一百五十人左右的隊伍，在雅庫次克長官的支持下，於1649年侵入到黑龍江，窺探並向當地居民徵稅。可是恐懼哥薩克的居民逃之一空，留下的少數人又極力反抗，他們不得不撤回到雅庫次克。但是沙皇見到他們呈交的皮毛與穀物，卻給了他們更大的支持和鼓勵，補充了供給與大炮。1650年夏，這夥人再次侵入黑龍江，突襲雅克薩，以為擴大侵略的據點。哈巴羅夫一夥到處燒殺搶掠，當地人民向清廷控訴俄國侵略者：「徹底破壞了我們的土地，把莊稼割掉了，把我們的妻子和孩子搶走了！」請求清政府給予保護。駐守寧古塔（今寧安）章京海色奉命出擊，派捕牲翼長希福等率領清軍在順治九年（1652）二月十五日同哈巴羅夫俄軍激戰於烏扎拉村。清軍本來取得了很大勝利，而在攻打俄軍據點的關鍵時刻，海色下令捉活的，不要打死人，結果敵人得到喘息之機，反敗為勝，海色因此被處死，希福革職。俄軍聽說清朝將派來重兵，嚇得狼狽而逃。後來沙皇因哈巴羅夫侵華有功，封其為貴族，過了二百年把他侵略據點的一個城堡又命名為哈巴羅夫斯克①。 1654年，斯捷潘諾夫接替哈巴羅夫指揮沙俄侵略軍，繼續竄犯黑龍江及深入至松花江流域之地。這時既有當地少數民族的反抗，也有訓練有素的清軍作戰。斯捷潘諾夫在呼瑪河與黑龍江會流的地方建呼瑪城，負隅頑抗。清政府命令固山額真明安達理統率官兵對其征討，1655年從三月底到四月初，連續發動水陸進攻，擊斃數十名俄軍後，以糧餉不繼撤回。②侵略者劫掠不止，1657年寧古塔昂邦章京沙爾虎達在松花江與牡丹江會流處包圍了俄軍，經過交戰，打死和活捉二百七十多名匪徒，當場擊斃斯捷潘諾夫①。到1660年，黑龍江中下游的沙俄侵略者基本被肅清。 ①參見[美]喬治·亞歷山大·倫森：《俄國向東方的擴張》。又《清世祖實錄》卷68，頁24。②《平定羅剎方略》卷1—2。 ①《清世祖實錄》卷119，頁4—5。 第二節　早期俄使來華 俄國使臣來華，最早可追溯到明末。據說伊凡四世曾派哥薩克頭目彼特羅甫和雅魯契甫來北京探察。明穆宗因其沒有進貢方物，不予接見。萬曆四十七年（1619）又有斐德林和曼多夫來華，明神宗諭准通商並希望派遣使者②。迄今尚存明朝致俄國的兩封國書③。 清代俄使最早來華的是巴伊科夫使團。順治十一年（1654）三月二十日，使團在托博爾斯克接到沙皇訓令和致中國皇帝的國書。訓令要求他們了解中國人的信仰，國家的財力、兵力，對外戰爭，城市，貴重首飾、寶石，同中國人通商的可能性及到中國的道路等等情況。五月下旬出發，經過蒙古，至順治十三年三月十四日到達北京。其先遣之謝伊特庫爾·阿勃林與之左路，頭一年到達北京之後已返回。一個俄國使團分成兩伙。巴伊科夫因糾纏接待禮節及在京行為不端，順治帝沒有接見，當年九月即被打發回去。阿勃林則不但受到順治帝接見，還得到了豐厚的贈禮④。 但是沙皇沒有因巴伊科夫出使失敗而受影響，繼續主動於1658年10月派伊凡·佩菲利耶夫與阿勃林來華，途經三載到北京。此次為溝通貿易而來，以所帶國書「語多不遜」，雖然接受了國書和禮物，但順治帝沒有接見，也沒有給沙皇帶回清朝的國書。清朝最不滿意的是「俄察罕汗兩附貿易人至京奏書，然不言邊界事」①。 俄國極力追求貿易利益，繼續遣使。1668年派阿勃林來華，這是此人第三次銜命，攜帶毛皮、呢絨、紅珊瑚珠、望遠鏡、自鳴鐘等價值四千五百盧布的商品。1669年6月到達北京。康熙帝接見了他們，給予的饋贈和他們自己購買的貨物，獲四倍以上厚利②。 清朝的注意力是關心邊境安全和主權不受侵犯，特別是十七世紀六十年代以後，俄國在東方的勢力有所增強，清朝憂慮很多：一是波蘭逃犯切爾尼戈夫於1665年占據雅克薩，被沙皇任為該城長官，與占據尼布楚的總管阿爾申斯基互為犄角，構成威脅；二是向貝加爾湖以南擴張，1665年派瓦西列夫和洛夫佐夫強占了中國喀爾喀蒙古土謝圖汗所屬的楚庫柏興，即色欏格斯克；三是1667年索倫部首領根特木爾率家屬及部眾叛逃，為沙皇效勞，影響邊境安定。尤其是康熙帝，對根特木爾叛逃極為憤怒，特遣使至尼布楚追索其人，還要求俄方派人到北京談判。1670年尼布楚總管派部下伊格納季·米洛瓦諾夫等人來華，但奉沙皇密諭不談根特木爾之事。康熙帝接見了來使，②陳復光：《有清一代之中俄關係》上冊，第16頁。 ③[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緬斯基：《俄中兩國外交文獻匯編》第20頁。④《清世祖實錄》卷91，頁20—21。 ①《清史稿》卷153《邦交志一》。 ②[蘇]普·季·雅科夫列娃：《1689年第一個俄中條約》。 回程時派人護送到尼布楚，帶去致沙皇的信，又提出歸還逃人①。 繼之來華的俄國高級使臣是外交事務衙門翻譯官尼古拉·米列斯庫·斯帕法里。1675年3月從莫斯科出發，帶領一千五百人的代表團來華。沙皇給他的訓令列出十餘項任務，主要是尋求擴大貿易。他們繞行西伯利亞，經過伊爾庫次克，斯帕法里會見了根特木爾。再至尼布楚，南下嫩江、齊齊哈爾，1676年5月到北京。清朝對他們很重視，想藉此解決邊境與逃人問題，特命禮部侍郎馬喇出迎，但是這個代表團態度傲慢，為禮儀細節，爭論不休。儘管如此，康熙帝還是兩次接見斯帕法裡，向他提出交還根特木爾，而他詭稱不知其人。不得已，康熙通過他致書沙皇，「令管束羅剎，毋擾邊陲」②。清朝堅持把逃人根特木爾送回，才能與其談貿易，否則讓俄國使臣不必再來③。 ①陳復光：《有清一代之中俄關係》第18頁。 ②《清史稿》卷153《邦交志一》。 ③《清代中俄關係檔案史料選編》第一編，上冊，第41頁。 第三節　雅克薩之戰 雅克薩，滿語為河灣之意。中俄關係史上提到的雅克薩城，位於黑龍江上游與訥穆爾河會流的彎曲之處。這裡北逾外興安嶺可通雅庫次克，東向通黑龍江下游，西向越石勒喀河，近至尼布楚，遠達貝加爾湖以南的色楞格斯克，南向一可通額爾古納河，一可通嫩江，是四面八方必經之地，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 中俄為爭奪雅克薩而戰有深刻的領土要求背景，這座名城最早是中國所屬達呼爾人的故鄉，「原非羅剎所有，亦非兩界隙地」①。1665年，切爾尼戈夫強占之後，一面假意談判，一面利用雅克薩深入侵略，建立結雅斯克堡（1678）、西林穆賓斯克和多倫斯克堡（1679）、額爾古納堡（1681）。康熙帝深刻指出，沙俄侵略者「恃雅克薩城為巢穴，於其四近，耕種漁獵，數擾索倫、赫其、斐雅喀、奇勒爾居民，掠奪人口，俾不得寧外」②。為使這種侵略合法和持久，沙俄公然於1680年將尼布楚變為西伯利亞一個單獨督軍區，三年以後又成立了雅克薩督軍區，加固其工事，召募哥薩克為軍，設立農莊，「耕田自給」③。 清朝決心以武力驅逐占據雅克薩沙俄侵略者。康熙帝十三歲（1667）親政時起就留心於此，研究邊疆的山川形勝。康熙二十年平定吳三桂叛亂以後，內地大局穩定，便派理藩院侍郎明愛等向占據雅克薩的俄國軍官提出退還所侵多倫禪等地，並調查雅克薩的俄軍防務。翌年二月至五月，康熙帝進行第二次東巡，「巡視邊疆，遠覽形勝」，直到寧古塔將軍所在地大烏喇（今吉林永吉），泛舟松花江，檢閱駐軍。秋天下令派副都統郎談、公彭春率兵往達呼爾地區，以捕鹿為名，「徑迫雅克薩城下，勘其居址形勢」，回程則詳視黑龍江城至額蘇里舟行水路及派人往視額蘇里通寧古塔的陸路。郎談等回京說，俄軍在雅克薩僅恃木城，發兵三千即可攻取，康熙帝認為此議不妥，又繼續調兵、運糧、設驛站等，尤為強調永戍黑龍江，建城駐紮。否則「我進則彼退，我退則彼進，用兵無已，邊民不安」④。 在康熙帝主持下，清軍打響了雅克薩之戰。先是清朝領兵大將都統公彭春向盤踞雅克薩的俄軍宣布「諭旨」，提出：「今爾等若撤至雅庫地方，以雅庫為界，於該地捕貂納稅，不入我界，悉行送還我逃人，我亦將爾屬降人送回。」繼而警告：「若執迷不悟，仍行頑抗，則大軍進剿，定將毀滅雅克薩城，盡除爾眾，彼時追悔莫及矣。」①康熙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彭春①何秋濤：《朔方備乘》卷首8，頁4。 ②《平定羅剎方略》卷1。 ③《清聖祖實錄》卷115，頁20。 ④《清聖祖實錄》卷119，頁7—9。 ①《清代中俄關係檔案史料選編》第一編，上冊，第50—51頁。 致書俄軍，「羅剎恃巢穴堅固，不肯遷歸」。於是三千名清軍於二十三日分水陸兩路夾營而立，二十四日將神威大將軍炮等火器移入前沿陣地。二十五日黎明各路清軍發起猛攻，城中俄軍一片混亂。俄軍頭目額里克舍·托爾布津被迫出城投降。清軍將其所部官兵及婦女兒童六百餘人從雅克薩遣返俄國，把願意留在中國的巴什里等並妻子及屬於中國的逃人共百餘人收回。這是第一次雅克薩之戰，以清軍勝利告終。康熙帝在出巡古北口途中聞訊，不勝欣喜②。 清軍將雅克薩城付之一炬，然後撤到黑龍江城（璦琿）。第二年俄軍又在托爾布津率領下返回到雅克薩，依舊址築城，並獲得足夠兩年用的糧食。薩布素正在墨爾根（嫩江）築城，康熙帝命他停止築城，統領烏喇寧古塔兵馳赴黑龍江。二月十三日，帝諭：「今羅剎復回雅克薩，築城盤踞，若不速行捕剿，勢必積糧固守，圖之不易。」③為了取得新的勝利，康熙帝除讓薩布素帶去二千四百餘官兵外，又調熟悉地形的副都統郎談、及班達爾善、馬喇參贊軍務。康熙要求郎談如前曉諭俄軍：「爾羅剎外國人，貪利棄命，擾我邊疆，今大兵復至，當速降，如不降則盡誅之。」清軍從黑龍江城出發，六月迫近雅克薩城，採取「鑿壕築壘，四面包圍」的戰略戰術。城內八百餘名俄軍負隅頑抗，屢次突圍，均被擊退，傷亡慘重，布爾巴津本人也被擊斃。經過五個月的包圍，俄軍只有一百多人生存，城旦夕可下。這時沙皇派尼基弗爾·文紐科夫和伊萬·法沃羅夫星馳來華，「乞撤雅克薩之圍」，還說明將有後使來談判邊界問題。康熙帝傳令前線薩布素等撤圍雅克薩之兵，允許城內俄軍任其出入。第二次雅克薩之戰，以清軍解圍而結束①。這次戰爭為中俄簽訂《尼布楚條約》創造了條件。 ②《康熙起居注》第二冊，第1334頁。《八旗通志初集·郎談傳》卷153。③《清聖祖實錄》卷124，頁16。 ①《清聖祖實錄》卷127，頁24。 第四節　中俄第一個條約——《尼布楚條約》 雅克薩之戰以前，清朝多次提出逃人、邊界和貿易問題一併解決，而俄國一直反應冷淡。文紐科夫率代表團來華後，清朝內閣大學士明珠等與其交涉，又提出解決邊界等問題。他們雖故意迴避，卻已表示等後使來解決。1686年1月30日沙皇正式任命勃良斯克總督費多爾·阿列克謝耶維奇·戈洛文為俄國邊界談判全權大使，尼布楚督軍伊凡·葉夫斯塔菲耶維奇·弗拉索夫為副使，並派隨行軍隊一千九百三十八人。沙皇政府給戈洛文的訓令提出談判的最高要求是以黑龍江為界；其次以牛滿河、精奇里江為界：最低也要以雅克薩為界。2月5日戈洛文從莫斯科出發，一度杳無音訊，至第二年7月25日，喀爾喀土謝圖汗向康熙帝奏報俄使一行始到其境。 康熙二十七年3月3日，清朝組成談判代表團，為首的是領侍衛內大臣素額圖、都統、公、國舅佟國綱，成員有理藩院尚書阿喇尼、左都御史馬齊、護軍統領馬喇及漢官張鵬翮、陳世安。傳教士徐日升與張誠為譯員。也調動了八旗前鋒、護軍、火器營兵等八百人隨行。行前康熙發表「上諭」，首先回顧沙俄入侵，占地，收納逃人，引起雅克薩之戰；其次指出黑龍江之地扼要，不可不盡取之，逃人悉應向彼索還；最後表示鄂羅斯遵諭而行，即可與之畫定疆界，否則不便與彼議和①。 清朝代表團遵旨於5月2日前往色楞格斯克就議，行至喀爾喀遇到噶爾丹叛亂，返回北京。經與俄方商議，談判地點改在尼布楚。為此清朝第二次組成談判代表團，成員為索額圖、佟國綱、郎談、班達爾善、薩布素、馬喇、溫達及譯員徐日升、張誠等。索額圖向康熙帝請示：「尼布潮、雅克薩既系我屬所居地，臣等請如前議，以尼布潮為界。此內諸地皆歸我朝。」康熙帝認為可以通融：「爾等初議時仍當以尼布潮為界，彼使者若懇求尼布潮，可即以額爾古納河為界。」繼之為他們調配了二千五百多名官兵同往。清朝這個談判代表團於康熙二十八年六月十五日抵達尼布楚，俄使戈洛文因忙於鎮壓貝加爾湖以東蒙古人民的抗俄鬥爭，拖延至七月初四日才到。 中俄代表團正式談判是從七月初八日至二十四日（公曆8月22日至9月7日）舉行。十六天中，雙方代表坐在一起談判只有前兩天和最後一天，其餘都是會下個別商議。在整個談判過程中，由於俄方堅持維護其既得利益，設置了一個個障礙，有時幾乎陷入破裂。先是會談一開始，戈洛文就指責清軍侵犯了沙皇陛下的國界，既而宣稱貝加爾湖周圍和黑龍江流域自古以來即為沙皇所領有。索額圖通過追溯沙皇對華挑釁與入侵，有力地駁斥了對方的無理指責，說明黑龍江一帶，沙皇從未領有過，貝加爾海這面所有土地都隸屬於中國皇帝。如鄂嫩河、尼布楚皆為我蒙古喀爾喀茂明安等部居住之地，雅克薩為我虞人（獵人）阿爾巴西等居住之地。這些土地上的居民一直①《清聖祖實錄》卷135，頁14—16。 向中國政府納稅。經過這番交鋒都感到只談過去無濟於事，便轉到劃界標準上了。戈洛文首先提出以黑龍江一直到海為界。索額圖認為這把中國領土劃了過去，加以拒絕，另提出以勒拿河和貝加爾湖作為國界。戈洛文對此極力反對和詆毀。爭來爭去，戈洛文僅表示願把邊界劃到牛滿河，索額圖就急於說出應以尼布楚為界，讓一大步。而對方仍不接受，談判陷入危機。為打破僵局，戈洛文以放棄雅克薩為誘餌，清朝談判代表沒有經驗，便以最大限度的讓步提出以格爾必齊河和額爾古納河為界。這一方案為俄方接受，從而奠定了雙方達成協議的基礎。十五日，俄方就此擬定了一個七點條約草案，兩天後清朝代表也拋出一個六點條約草案。兩者雖大的方面一致，差異仍存在。清朝代表提出「以格爾必齊河及該河河源之高山綿延向東，至諾斯山為兩國國界」，俄方對諾斯山的存在和位置提出疑問，不予承認；俄方同意拆毀雅克薩城，卻又要求在此地方不受干擾的進行漁獵，等等，又繼續談判和解決。終於在二十四日（1689年9月7日）中俄雙方一致同意簽訂第一個條約，即《中俄尼布楚議界條約》。 《尼布楚條約》的內容，各種文本不完全相同。按正式簽字的拉丁文本，主要部分有六條即：一、以流入黑龍江之綽爾納河，即韃靼語所稱烏倫穆河附近之格爾必齊河為兩國之界。格爾必齊河發源處為外興安嶺，此嶺直達于海，亦為兩國之界：凡嶺南一帶土地及流入黑龍江大小諸川，應歸中國管轄；其嶺北一帶土地及川流，應歸俄國管轄。惟界於興安嶺與烏第河之間諸川流及土地應如何分劃，今尚未決，此事須待兩國使臣各歸本國，詳細查明之後，或遣專使，或用文牘，始能定之。又流入黑龍江之額爾古納河亦為兩國之界：河以南諸地盡屬中國，河以北諸地盡屬俄國。凡在額爾古納河南岸之墨勒克河口諸房舍，應悉遷移於北岸。 二、俄人在雅克薩所建城障，應即盡行除毀。俄民之居此者，應悉帶其物用，盡數遷入俄境。 兩國獵戶人等，不論因何事故，不得擅越已定邊界。若有一、二下賤之人，或因捕獵，或因盜竊，擅自越界者，立即械繫，遣送各該國境內官吏，審知案情，當即依法處罰。若十數人越境相聚，或持械捕獵，或殺人劫略，並須報聞兩國皇帝，依罪處以死刑。既不以少數人民犯禁而備戰，更不以是而至流血。 三、此約訂定以前所有一切事情，永作罷論。自兩國永好已定之日起，嗣後有逃亡者，各不收納，並應械繫遣還。 四、現在俄民之在中國或華民之在俄國者，悉聽如舊。 五、自和約已定之日起，凡兩國人民持有護照者，俱得過界往來，並許其貿易互市。 六、和好已定，兩國永敦睦誼，自來邊境一切爭執永予廢除，倘各嚴守約章，爭端無自而起。 清朝首席談判大使索額圖在簽約後很快就用滿文給理藩院和康熙帝發了咨文和題本，報告了《尼布楚條約》的基本內容。所述和滿文本條約原文大致相同，而與俄文本出入多些。 總之，《尼布楚條約》是中俄兩國在平等的談判基礎上所訂的第一個條約，其內容基本上體現了兩國政府規定的原則，尤其是對俄國更有利，不僅因此得以牢固占有西伯利亞，而且獲得了同中國通商的權利。當然由於劃分了中俄東段國界，從法律上肯定了中國對黑龍江與烏蘇里江流域的主權，在遏制沙俄侵略上也是有深遠意義的。 第五節　俄商來華與《布連斯奇條約》及《恰克圖條約》 自《尼布楚條約》簽訂後，沙俄利用其所帶來的和平時期，大力發展了對華商業貿易。那時經常有俄國商隊來華，每個商隊有數十人到數百人不等。他們攜帶毛皮之類的貨物，到中國換取金、銀、錦緞、棉布等，獲得巨大利益。1691年以普洛特尼科夫為首的俄國商隊來華，售出貨物總值七千五百六十二盧布，帶回去的中國貨物總值達二萬三千五百九十一盧布。後來莫洛多伊為首的商隊，也以價值五千五百九十二盧布的貨物，換回了價值一萬二千七百四十五盧布的中國貨物①。 沙俄政府以對華商業貿易有利可圖，實行壟斷制度，派官方代表或地方官員組織商隊。1698至1718年，就有十個國家商隊到過北京②。沙皇本人有時給商隊下達訓令，還規定西伯利亞地方當局不得阻撓來華從事商業活動的人，以此鼓勵和推動對華商業貿易，並從中獲取巨額利潤。1697年俄國對華輸出貨物總值為二十四萬盧布，超過俄國對中亞貿易的總值，而所得利潤竟高達百分之四十八。1705至1709年彼得·庫狄雅柯夫率領的商隊，獲利多至二十七萬盧布。 但是清廷對與沙俄貿易並不感到興趣：一是俄商帶來的毛皮等貨物，清朝並不太缺乏和需要；二是俄商在華無禮和行為不端，引起清朝不滿；三是清朝更關心的是邊界與逃人問題，俄國不願解決，使清朝降低了與其貿易的主動精神。然而清朝多數時候不是根本斷絕與俄國的商業貿易，而是提出一些限制。如康熙三十二年（1693）規定，俄商來華貿易三年一次，每次不得超過二百人，犯禁之物不准交易，到京後住俄羅斯館，限八十日回國，等等①。五十一年清理藩院致俄西伯利亞總督加加林咨文，不准俄「商務專員」要求由他處理中俄兩國商人之間的爭端，也不同意破例為其提供沿路食物、棧院等條件，只准許其商隊由二百人增至二百二十人，在蒙古境內可走一條近路等②。後來俄國企圖使來華商隊增至四百人，清朝也未批准。和俄國強烈追求商業利益形成明顯對照，清朝把維持商業關係作為解決邊界、逃人及安全問題的一項輔助措施。 清朝的願望在俄國方面也不是絕對沒有反響。康熙三十二年（1693）伊茲勃蘭德·義傑斯帶著沙皇交給的擴大與中國貿易的使命來華，由於迴避談判沙俄對中國西北和蒙古的侵略問題，清朝也拒絕了他提出中國向俄國出口貿易等的要求，這對俄國起了一定的觸動作用①。後來康熙帝派遣內閣中書①[蘇]卡希克：《十七世紀至十八世紀初東西伯利亞的商業》。載《西伯利亞和遠東歷史問題論文集》。②[法]葛斯頓·加恩：《早期中俄關係史》第47頁，商務印書館1961年出版中譯本。①何秋濤：《朔方備乘》卷12，《俄羅斯館考》。 ②原文見《清代中俄關係檔案史料選編》第一編，上冊，第309—313頁。①參見《早期中俄關係史》，第42頁。 圖理琛等出使俄國，進一步增強了俄國對清朝關切邊界問題的理解。因為康熙帝先平定了噶爾丹的叛亂，繼之其侄策妄阿拉布坦又反清，他們都得到俄國的援助，策妄甚至與俄國結盟，允許沙俄在其境內開礦，沙俄也向其提出領土要求，清朝為孤立策妄，特遣圖理琛等至明末從準噶爾原居地遷到伏爾加河下游的土爾扈特部，聯絡與策妄有深刻矛盾的該部首領阿玉奇汗。自康熙五十一年（1712）五月出發，五十四年三月返回，圖理琛不但見到了阿玉奇汗，向他宣讀了康熙帝的敕諭，而且來回受到俄國地方官的殷勤款待，也引起他們的警覺②。土爾扈特部終於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回歸祖國。俄國拖延解決邊界問題是認為這更有利。但是由於商業活動受阻，又不能長久拖下去。1719年列夫·伊茲瑪依洛夫被沙皇任為「特命大使」尋求組織對華商務關係，清朝提出中俄兩國在蒙古方面的邊界從未確定過，現在有必要確定這一邊界，同時要求由他派代表同清朝使節到西伯利亞總督處交還新近被誘逃到那裡的蒙古居民七百餘人。他只說把這些問題帶回去向沙皇報告。1721年伊茲瑪依洛夫的使命失敗回國，留下郎克作為商務代辦繼續談判。七個月後因俄國遲遲不交還逃人，商務關係中斷，他也回國了。繼之薩瓦·務拉的思拉維赤伯爵，於1725年8月11日被葉卡捷琳娜任命為「特遣駐華全權大臣」，來華談判商務和邊界問題。此時中俄兩國都認為談判邊界問題時機已成熟，除了俄國以此推動商業發展外，中國早就希望制止沙俄新的侵略和維護邊境安定，還有兩國對準噶爾叛亂的各自想法也是一個因素，即清朝想免除沙俄與叛亂分子結盟，急於希望劃定邊界，俄國想借清朝的急切願望趁機為自己謀得更大利益。俄使代表團包括熟悉中國的郎克及地理、植物、數學等方面的專家、醫生、教士、軍官等人，共有工作人員一百人，護送兵士一千五百人。外交部給薩瓦的訓令四十五條，商務部給他訓令及秘密條款二十條。總括為四點：一，與中國締結商約，如中國堅持要先解決邊界問題，也應為了重要的商業利益而讓步；二，與中國劃分邊界，應以他繪製的西伯利亞地圖為依據，俄國不能放棄貝加爾區、烏丁斯克、色楞格斯克以及尼布楚等地，在東部《尼布楚條約》已劃定額爾古納河為邊界，在西部不能同意中國提出的讓他們在額爾齊斯河上建築一個城市，此外，還不應把礦區、特別有價值的土地和戰略地點讓給中國；三，私逃者及非法逃離中國的人，有的已經送回和正安排送回；四，為傳教士要求在北京的居住權利①。1625年10月23日，俄國代表團從彼得堡出發，經過一年的周轉到達北京。在北京停留六個月，清雍正帝派吏部尚書查弼納、理藩院尚書特古忒和兵部侍郎圖理琛等為代表，與俄使進行了三十多次會談，就基本問題達成了協議。這就是第一階段的談判。 清廷以在北京同外國使節簽約無先例，提出中俄談判代表在色楞格斯克②《清史稿》卷283《圖理琛傳》。 ①[法]加恩：《早期中俄關係史》第111頁。 附近的布拉河畔進行第二階段的會談和簽約。到此去的俄使為薩瓦，協助的人員有闊留赤甫、郎克和格拉儒諾甫；清朝派去的是郡王額駙策凌、內大臣伯四格及圖理琛。從1627年7月4日至8月27日，雙方又經過八次會談，就中俄中段邊界和商業貿易達成了最後協議。9月1日簽訂了劃定中俄中段邊界協定的《布連斯奇界約》。11月2日簽訂了根據上述條件和包括中俄商務等關係方面的《恰克圖界約》。中俄《布連斯奇界約》不分條款，主要是闡明劃分兩國中段疆界的原則，有的做了具體規定，如由沙畢納依嶺起至額爾古納河為止，其間在迤北一帶者，歸俄國，在迤南一帶者，歸中國，有的由不久所訂的中俄《阿巴哈依圖界約》和《色楞額界約》予以具體劃分。《恰克圖界約》共十一條，包括邊界、商務、逃人、宗教、外交等方面的內容，其中邊界方面的第三條基本就是《布連斯奇界約》的翻版。關於商務關係，主要是重申「准其兩國通商。既已通商，其人數仍照原定，不得過二百人，每間三年進京一次。除兩國通商外，有因在兩國交界處所零星貿易者，在色楞額之恰克圖、尼布朝之本地方，擇好地建蓋房屋情願前往貿易者，准其貿易」。 中俄《布連斯奇界約》和《恰克圖界約》是繼《尼布楚條約》之後，劃分兩國中段邊界和解決商業、逃人等問題的重要條約，在避免邊境衝突和發展貿易等方面都有值得肯定的積極意義。問題是，條約本身對中俄兩國是不完全平等的，主要是對俄國更有利，即不但使其恢復了和中國的商業關係，取得了在北京和恰克圖的自由貿易權利，就是在邊界上也得到了對貝加爾至色楞格斯克和安加拉河一帶的控制權，並使俄國的邊界延伸到色楞格斯克以南的地區，把原來不屬於俄國的土地拿到了手。 自《恰克圖界約》簽訂後，俄國積極發展對華貿易，自1728至1755年，俄國有六批商隊來華。在恰克圖的邊境貿易也很活躍，特別是私商貿易發展尤其迅速。十八世紀四十年代中期，沙俄在恰克圖的貿易周轉額，每年約有五十萬到六十萬盧布，進入六十年代即超過百萬盧布①。俄國商人獲利高達百分之二百至三百。沙俄政府從中亦獲巨額稅收，1756年貿易額六十九萬二千零二十一盧布，收稅十五萬七千盧布；1759年貿易額一百四十一萬七千一百三十盧布，收稅二十三萬盧布。但是清朝仍對與沙俄貿易不感興趣，甚至存有戒心。乾隆二年（1736）監督俄羅斯館御史赫慶提議，禁止俄商來京貿易，從此俄商主要集中於恰克圖地方的邊境貿易。就是在恰克圖，由於沙俄的侵擾和收納逃人，清朝也經常以停止互市進行制裁，自1728至1793年曾停止十餘次，每次數日至十數日。乾隆二十九年（1764），清朝以「私收貨稅，苦累商人」為由停止了恰克圖貿易。三十三年俄使克洛撲夫來京企圖與清政府訂立商約，或要求俄商再赴北京，均遭拒絕，僅與清朝所派理藩院左侍郎慶桂等締結了通商章程，簽訂了《修改恰克圖界約第十條》，加強了對①王少平：《中俄恰克圖貿易》，載《社會科學戰線》1900年第3期。逃人的管束和懲處。從此恢復了恰克圖的貿易。五十年，又因俄國隱匿逃人不交正法，停止恰克圖貿易，而且嚴禁大黃茶葉偷運入俄。直至五十六年，才應俄國的懇請重開貿易。這時雙方又感到有必要就商業問題進行談判，於是清朝派庫倫辦事大臣松筠並副都統普福·貝子遜都布多爾濟與俄依爾庫次克總管色勒裴特等談判，簽訂了中俄《恰克圖商約》。此約共五條，主要是恢復恰克圖貿易；兩國商人貨物交易後，即行歸結，不復負欠；雙方官吏，以和遜相處；兩國邊民嚴禁盜竊；兩國邊地盜竊人命案件，各就近查驗，緝獲罪犯，會同邊界官員審明後，各歸本國處理。這一條約，給中俄雙方帶來了較長時間的安定，並促進了彼此的商業發展。 第六節　俄國傳教士的在華活動 俄國傳教士的活動，對中俄關係有一定影響。這些活動，首先是教士來華和創造傳教條件。俄國人信奉東正教，該教是基督教的一個派別。《尼布楚條約》簽訂前已有從雅克薩俘獲來華的東正教徒，他們被編為鑲黃旗佐領。那時清朝康熙帝尊重他們的宗教信仰，在俄人住區賜建一座廟宇供其作禮拜之用。後來住北京的東正教徒把廟宇改為「聖尼古拉教堂」，也稱「北館」，由主教米拉提主持。俄國彼得一世很重視其教士的在華活動，1700年特諭選有名望的教士充任托博爾斯克區的主教，使其在中國和西伯利亞發展教徒，特別是爭取中國上自皇帝下至居民對傳教事業的支持。1712年來華的俄國商隊專員向中國提出派青年傳教士來華，接替年老的米拉提主教。後來還是康熙帝主動提出俄國可派教士來華，於是在圖理琛出使俄國返回途中，從托博爾斯克帶來主教伊拉利昂·列扎伊斯基及教徒七人。從這時起，北京就正式駐有俄國傳教士了①。1719年伊茲瑪依洛夫來華，經過請求為俄國商人開辦教堂，清朝答應給予一塊地基修建教堂②。1727年中俄《恰克圖界約》明文規定，俄國傳教士可由一人，再補充三人，即不但教士團常駐北京合法化，且人數也有所增加。1732年，在俄羅斯館旁又建立供來華商人們用的教堂，稱為「南館」。後來在南館內建「奉獻節教堂」，俄傳教士團來華就住在此館，由清政府支給部分生活費。自1715至1840年鴉片戰爭，俄國共有十二屆傳教士團來北京。 在華的俄國傳教士活動，積極方面的是加強了彼此的宗教和文化交流。 中國最先允許俄國派學生隨教士團來華學習漢語和滿語，個別也有學痘醫的。從十八世紀三十年代到鴉片戰爭前，俄國先後來華的學生共有三十七人，這是當時其他和中國有關係的國家望塵莫及的。同時清廷為培養俄語翻譯人才，在理藩院既設俄羅斯館，又選八旗官學生二十四人入館學習。課程主要是俄語，其外也設蒙、藏、拉丁語等課程。五年考試一次，考中一、二等者予八、九品官。有一些在華的俄國傳教士和留學生成了著名的學者。圖理琛所著《異域錄》曾為主教、學者伊拉利昂譯為俄文，傳入俄國。伊拉利昂回俄後在彼得堡科學院教授漢語和蒙語。教士畢楚林對中國及蒙古、西藏的歷史有很高的造詣，寫了不少這方面的著作行世。曾任第九屆使團團長的修士大司祭雅金夫·比丘林曾把《西藏志》、《蒙古最初四汗史》、《西藏和青海史》、《北京志》、《中國及其居民風俗習慣》、《三字經》等譯成俄文。比丘林回國後，成為俄國科學院的通訊院士，奠定了俄國漢學的基礎。他是著名詩人普希金的朋友，普希金從他那裡得知很多有關中國的科學知識和情況。第十一屆傳教使團的一名學員帕維爾·庫爾良德采夫，1832年因①[俄]尼·伊·維謝洛夫斯基：《俄國駐北京傳道團史料》第一冊，第33頁。②[法]加恩：《早期中俄關係史》，第92頁。 病回國，帶去三十五冊《石頭記》手抄本，或許是從中國最早傳到俄國去的一部《紅樓夢》。同屆的學員科瓦尼科在《祖國紀事》雜誌上發表所著十篇《中國紀行》，其中第九篇介紹了《石頭記》的片斷等，引起了文學家別林斯基的注意並給予評述。 俄國傳教士在華活動也有不好的一面，那就是有的披著宗教的外衣，為沙俄的侵略擴張效勞。他們在中國搜集軍事和政治情報，或作為俄國官方的代表，從事與教士不相稱的勾當。沙皇政府給傳教士的經費不斷增加，他們的地位日益顯得重要，傳教士團的大司祭往往由和俄國政關係密切的要人擔任。俄國政府還利用他們的留學生在理藩院充當翻譯的機會，盜竊中國情報。1738年俄國留學生布里亞特人羅索興因盜去一份詳細的中國全圖，而獲得准尉軍銜和每年一百五十盧布的賞金。俄國的一些傳教士還和在華的西方耶穌會士取得聯繫，利用耶穌會士到中國早，知道的中國情況多，從他們那裡刺探有關中國的情況。東正教士的這些政治性活動引起清朝的警覺和懷疑，監督俄羅斯館御史赫慶奏稱：「（俄國）在京讀書子弟亦不可任其出入，使知內地情形，輿圖違禁等物，禁勿售與。」①當然清朝的限制並未完全收到預想的效果。在中國走向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過程中，這些傳教士更多的扮演了為沙俄帝國主義侵略服務的角色。 ①《朔方備乘》卷12《俄羅斯館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