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二卷） · 第五十章　沈雁冰（茅盾）

沈雁冰，原名沈德鴻，筆名茅盾。1896年（清光緒二十二年）7月4日生於浙江桐鄉烏鎮。父親沈永錫曾考中秀才，思想傾向維新派，愛好自然科學，曾自學高等代數與微積分。母親陳愛珠是當地一代名醫的獨生女，知書識禮，善於治家，有深厚的舊文學修養。幼時的沈雁冰受到開明的家庭教育和舊文學的薰陶。 沈雁冰曾在湖州中學和嘉興中學就讀。這兩所中學的校長和多位教員都是同盟會會員，學校的革命空氣十分活躍。中學畢業後，沈雁冰考入北京大學預科第一類，準備將來進文法商科。但預科期滿，經濟日窘，便沒有繼續求學，伴隨著他的職業和社會活動，他走上了思想革命和文學革命的道路。1916年，沈雁冰進入當時的「知識之府」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工作，開始「叩文學的門」時，是以翻譯家、理論家、文藝革新家的姿態登上文壇的。他致力於介紹外國文藝思潮，研究外國文學，翻譯進步的文學作品，為我國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借來火種，開通航路，推動了新文學運動的發展。 沈雁冰對外國文學進行窮本溯源的探討，自希臘神話、史詩、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直至兩次世界大戰前後各個歷史階段的名家巨著、思潮流派、社團事件，如他自己所說是「橫貫十九世紀，直到『世紀末』」。他是站在中外古今文化的交叉點上來俯瞰世界文學和中國文學的。 五四時期，流行著各種社會思潮和文藝思潮。沈雁冰認為，新文學應當是反映社會人生的，因此介紹外國文學，不僅是介紹文學藝術，還應介紹外國的先進思想，用以抗議社會的腐敗，激勵民心，起到「足救時弊」的作用。他說：「我是傾向人生派的。我覺得文學作品除能給人欣賞而外，至少還須含有永存的人性和對於理想世界的憧憬。我覺得一時代的文學是一時代缺陷與腐敗的抗議或糾正。我覺得創作者若非是全然和他的社會隔離的，若果也有社會的同情，他的創作自然不能不對於社會的腐敗抗議。」①沈雁冰認為，介紹外國文學也是為了改變國人的文學觀念，創造中國的新文學。他說：「我們真正主要的事還是介紹西洋文藝思潮進來，把國人的小說觀念矯正一下」②，這是指小說在中國傳統文學觀念中一直沒有正統地位。關於詩歌，他則說：「藉此（外國詩的翻譯）可感發本國詩的革新」。總之，「談革新文學非徒事模仿西方而已，實將創造中國之新文藝」③。1921年，在新文學史上有兩件大事。一是文學研究會的成立，一是《小說月報》的革新。這兩件大事都和沈雁冰有密切的關係。 1921年初，被稱為「人生派」的文學研究會在北京誕生了。沈雁冰是主要發起人之一。沈雁冰、鄭振鐸、葉紹鈞、許地山、王統照等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推動下，揭起「為人生的藝術、建立寫實主義文學」的旗幟，宣告「將文藝當作高興時的遊戲或失意時的消遣的時候，現在已經過去了」①。以沈雁冰為代表的文學研究會主張，文學不僅要反映社會和人生，而且要改進社會和人生，負起「激勵人心」、「喚醒民眾」的重大責任；在創作方法上，「注①《介紹外國文學作品的目的》。 ②《介紹外國文學作品的目的》。 ③《「小說月報」改革宣言》。 ①《文學研究宣言》。 意精密嚴肅，描寫一定要忠實」。這些提法比《新青年》派的文學主張更前進了一步。在「為人生」的大纛下，文學研究會的作家對人生進行苦苦的思索，追求著人生的真諦，他們的作品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揭露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的罪惡，歌頌人民的反抗鬥爭。 《小說月報》原是創刊於宣統年間的刊物，十餘年來一直被鴛鴦蝴蝶派把持。當時在商務印書館工作的沈雁冰接辦《小說月報》後，對《小說月報》實行了全面的革新，打開了鴛鴦蝴蝶派這個頑固堡壘的缺口。改革後的《小說月報》以嶄新的面貌出現於中國文壇，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革新《小說月報》的意義不僅在於我國從此有了正式的大型文學期刊，更重要的是有了宣傳民主思想，提倡新道德、新文學的園地。 《小說月報》除發表新人新作外，還開闢了一個專欄叫「海外文壇消息」，它「介紹西洋之新說，以為觀摩之助」，「兼介紹世界文學界潮流之動向」②。這個專欄的開闢，意義深遠。它將海外文壇最新動態和大量文學信息介紹進來，猶如一股春風吹進原來閉塞的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壇，大大開闊了中國文壇和中國青年的眼界，縮短了中國文學和世界文學的距離，有助於中國新文學向世界文學靠攏，促進了新文學運動的發展。 沈雁冰翻譯過許多外國文學作品。根據1981年茅盾生前自己選定的譯文選集（上海譯文出版社1981年版）篇目，短篇小說方面共翻譯過23個國家40個作家的作品；劇本方面曾翻譯過10個國家12個作家的作品；雜記、書簡、回憶錄方面曾翻譯過8個作家的作品。其中既有名作家如易卜生、顯克微支、梅特林克的代表作，也有黎巴嫩等小國的不知名作家的作品。 沈雁冰寫過許多介紹外國文學概況和文學史、文學流派等方面的文章。 其中有介紹愛爾蘭文學、比利時文壇、荷蘭詩壇、義大利文壇、澳洲現代詩人、瑞士文壇、近代法國文學、新猶太文學、塞爾維亞情歌、現代捷克文學、未來派文學現狀、騎士風的中世紀文學、蘇聯的文藝陣線、日本的普羅作家聯盟、國際反法西斯文學、歐美主要文學雜誌、德國流亡作家雜誌等等。他的《小說研究ABC》、《歐洲大戰與文學》、《騎士文學ABC》、《近代文學面面觀》、《現代文藝雜論》、《六個歐洲文學家》、《西洋文學通論》、《希臘文學ABC》等研究外國文學的專著，內容範圍之廣、覆蓋面之寬，為同時代作家、翻譯家所少有。 沈雁冰撰寫過百部以上外國作家評傳和作品評介。1919年，他在《近代戲劇家傳》中向讀者介紹了34個歐美戲劇家的傳略及作品；1920年，他在《小說新潮欄宣言》中提出介紹俄、英、德、法的19個寫實派、自然派作家；他寫過傳略的作家近60人；直到三十年代他在《漢譯西洋文學名著》、《世界文學名著講話》兩書里系統地介紹了從荷馬史詩起到十九世紀西方的39部文學名著。這方面的工作量之大，內容之豐厚，工作之浩繁，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是應當記下一筆的。 沈雁冰在商務印書館工作的9年間，不僅從事大量的文學翻譯、文學理論建樹、文藝社團的組建和文藝刊物的革新，同時也活躍在當時的政治舞台上。1920年7月，由陳獨秀、李漢俊、陳望道等發起成立共產黨小組，沈雁冰於10月由李漢俊介紹加入了共產黨小組。次年冬天，陳獨秀被捕，《新青年》被迫停刊以後，沈雁冰利用商務印書館的工作做掩護，擔任了共產黨中②《「小說月報」改革宣言》。 央的聯絡員，一方面從事黨務工作，一方面編輯《小說月報》，開展了對鴛鴦蝴蝶派和學衡派的兩次論戰，發表了不少著名的論文。他的政治生涯雖和他的文學活動緊密聯繫著，但正如他自己所說「我的職業使我接近文學」①。茅盾經歷了從五卅前後到大革命時期一段極其動盪的生活。1924年，奉中共中央之命，他與惲代英等在上海組織國民黨左派上海市黨部。1925年，茅盾作為商務印書館黨的負責人，領導了商務的罷工鬥爭。1926年元旦，茅盾前往廣州去參加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會後留在廣州，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秘書，當時毛澤東代理宣傳部長。「中山艦事件」爆發後不久，他由穗回滬，待革命軍攻下武漢，茅盾又到武昌，任漢口《民國日報》總主筆。這個報紙，名義上是國民黨湖北省黨部的機關報，實權則操在共產黨手中。報社工作及來自各方面的新聞消息為茅盾以後的小說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後，茅盾受到蔣介石反動政府的通緝。他在十分憤懣的心情下，從漢口到牯嶺，從牯嶺回到上海，他說：「我是真實地去生活，經驗了動亂中國的最複雜的人生的一幕，終於感得了幻滅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執著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餘燼從別方面在這迷亂灰色的人生內發一星微光。於是我就開始創作了。」①這就是茅盾開始寫作處女作《蝕》時的心情。 《蝕》是由《幻滅》、《動搖》、《追求》三個連續性的中篇組成的，反映了五四以後到大革命失敗這一時期的社會現實及小資產階級青年在革命前夕的亢昂興奮和革命既到面前時的幻滅，他們在革命鬥爭劇烈時的動搖，以及幻滅動搖後不甘寂寞尚思作最後之追求。其中，《動搖》是寫得最成功的一部，曾受到高爾基的讚許。寫的是1927年春夏之交，「武漢政府」蛻變前夕，發生在湖北地區的矛盾和鬥爭。作家取材於湖北某縣的政治形勢和當時一些未能披露的新聞材料，反映了大革命後期「武漢政府」中的兩條路線鬥爭，一條是以李克為代表的共產黨的路線，一條是以方羅蘭為代表的汪精衛派的路線。 作為一個傑出的作家，茅盾在《蝕》中已經顯露了組織概括多方面的社會題材、塑造多種人物形象的巨大才能。《蝕》對於揭露舊制度、舊勢力的黑暗，揭示小資產階級悲劇的社會原因，從而激發人們對黑暗現實的痛恨等方面都有不可抹煞的積極意義。但是，《蝕》的基調是消沉的，同一時期完成的短篇小說集《野薔薇》也是如此，這和大革命失敗後作家的苦悶心情有關。從此，茅盾脫離了政治生涯，專心從事創作。 1929年4月，為了避開國民黨的追捕通緝，也為了讓自己的情緒重新振作起來，茅盾東渡日本，寫下一部未完成的長篇，目的「欲為中國近十年之壯劇，留一印痕」①，這就是《虹》。 《虹》的主人公梅行素是一個接受了五四思潮影響的小資產階級青年，她信仰人格獨立和個性解放。正當五四的熱潮燃遍全中國時，十八歲的梅行素卻由父親作主嫁給蘇貨鋪的少掌柜、自己的姑表兄柳遇春，她將要成為一個偷賣日貨的蘇貨鋪的女主人。為了反抗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她勇敢地衝破了家庭的牢籠，走上了尋求新的人生的鬥爭之路。但是，詭譎多變的現實，①《從牯嶺到東京》。 ①《從牯嶺到東京》。 ①《〈虹〉跋》。 顛沛的生活，黑暗與光明交織成她的生命之絲，她恨姑表兄柳遇春，卻愛著姨表兄韋玉。韋玉是個軟弱的人，他不但不能幫助梅增添鬥爭的勇氣，反而勸她妥協。社會黑暗、排擠誹謗，使梅變得只相信自己，成了得過且過我行我素的「現在叛徒」。正當她憑個人的力量在社會上衝來衝去的時候，她遇到了革命者梁剛夫。梁剛夫幫助她逐漸接近了革命、認識了革命、最後參加了革命。她已經完全不同於《蝕》中的靜女士、章秋柳等人，後者自始至終沉緬在追求、幻滅之中，而梅則是虹一樣的人物，作家說，「虹是一座橋，便是春之女神由此以出冥國，重到世間的那一座橋」②，是一個對社會始終採取挑戰態度的女性，在她身上寄託了作家對革命前途的希望和信念。 在日本時期，作家寫下許多優美的散文。《叩門》、《霧》、《賣豆腐的哨子》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這些散文既有悵惘、苦悶的情緒，也有對暴風雨和陽光的期待，和小說《虹》一樣，是過渡性的作品，是作家心靈歷程的真實記錄。 1928年到1929年間，中國革命文藝界內部發生了一場以創造社、太陽社為一方，以魯迅、茅盾為另一方的論戰，文學史上稱為「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論爭」。茅盾積極參與了這一場論戰，在論戰中，他提出並豐富了自己的文學理論，尤其是關於文學的描寫對象、服務對象問題，這是民主革命時期革命文學所面臨的重要課題。 在1928年的革命文學論爭中，創造社和太陽社裡一部分人錯誤地把魯迅、茅盾當作了革命的對象，在指責魯迅是「封建餘孽」、「二重反革命」的同時，把茅盾說成是「不長進的所謂革命小資產階級的代言人」。那麼，文學作品究竟能不能描寫小資產階級呢？描寫小資產階級是否違背了無產階級藝術的要求呢？描寫對象與服務對象的問題便成為這場論爭的焦點之一。茅盾寫了《從牯嶺到東京》，指出如何對待人數眾多的小資產階級，是中國革命的重要課題，也是新文學的重要課題。創造社和太陽社從政治思想上否定小資產階級，把他們看成「落伍者」甚至「反動者」，把他們從革命軍中或同盟軍中開除出去，視為革命的對立面，顯然是錯誤的。茅盾一方面肯定革命文學描寫窮苦大眾是對的，另一方面又明確地指出，不應將小資產階級拋棄。 對文藝與生活的關係的認識，是這次論爭的另一個焦點問題。如果按照「辯證唯物論」的創作方法去演繹和圖解生活，勢必產生標語口號式的作品。只有深入生活，認識生活，才能正確反映生活。茅盾認為，文藝的創造者必須與實際生活建立「極密切的關係」，掌握文藝的特殊規律，才能很好地反映生活。「將來的偉大作品之產生不能不根據三個條件：正確的觀念，充實的生活和純熟的技術，然而最最主要的還是充實的生活。」①茅盾的這些論文不僅是對五四以來新文學運動的概括和總結，也是對新文學現實主義理論的豐富與發展。 1930年3月2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成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以魯迅為盟主，「左聯」繼承了五四文學革命的傳統，領導了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藝運動，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寫下了偉大的篇章。 茅盾於是年4月從日本回到上海，立即參加了「左聯」的工作。在創作②《我走過的道路》。 ①《關於創作》。 上，力圖開闢新的途徑，先是寫了《豹子頭林沖》、《三人行》兩個中篇。他努力克服早期創作中的缺點與不足，學習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對中國社會進行縝密的嚴肅的觀察，終於在1931至1932年間寫出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長篇巨著《子夜》。 《子夜》涉及的故事情節僅僅是1930年5至7月兩個月的社會現實。這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子夜。小說展現了在這黑暗的年代裡極其複雜尖銳的社會關係與階級矛盾，民族資產階級與買辦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的矛盾等等，描繪了一幅三十年代初期中國社會廣闊而真實的時代畫卷，不僅概括了特定歷史條件下中國都市社會的基本特徵，而且預見了革命發展的必然趨勢。《子夜》的問世，顯示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偉大收穫，也奠定了茅盾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 《子夜》是三十年代都市文學的成功之作。但茅盾的注意力不僅投向都市，也十分關注經濟破產的黑影重壓下的農村。《春蠶》、《秋收》、《殘冬》組成的「農村三部曲」與《子夜》、《多角關係》等中長篇共同構成「大規模描寫中國社會現象」的一部分，共同組成三十年代中國社會廣闊的橫斷面。 茅盾在三十年代，仍繼續他在新文學第一個十年就已頗有建樹的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工作，並且逐漸形成自身很有特色的現實主義理論體系。茅盾的文學批評理論不僅要求文學作品具有巨大的歷史內容、時代內容，而且要具有相應的思想深度。歷史涵量與思想深度的結合成為他的現實主義理論的又一特色。從五四落潮以後，茅盾就在思考著如何反映青年知識分子「心的跳動」，如何反映工業文明打碎了鄉村經濟以後的人們的心理狀況。茅盾敏銳地看到，有些作家隨著五四的落潮而落伍了、停滯了，這便是文學史上的「廬隱的停滯」的論斷。這一論斷是茅盾提出的，不僅道出了對女作家廬隱的萬般惋惜，而且總結了某些帶有規律性的創作現象。 茅盾的一生不僅以一個熱情的作家身份參與了新文學的進程，而且以一個冷峻的批評家的身份推動了新文學的進程。有關文學批評的文章，尤其是對作家作品的評價，在他的全部文論中占了很大比重。在「左聯」時期，他的文學批評和理論建設達到了極為圓熟深刻的境地。他是新文學的文藝批評的開創者。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戰爆發後，41歲的茅盾帶著一顆蒼涼而沉重的心，由上海赴長沙，轉武漢，後去廣州編輯《文藝陣地》，後赴香港為《立報》編副刊《言林》。此後曾應杜重遠之約去新疆在新疆學院任教，重返內地時路經延安，為魯藝講學。當他從延安回重慶不久，皖南事變發生，他又離渝第二次赴香港，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 在香港，茅盾是敵偽眼中較大的目標之一，隨時都有身陷囹圄的危險。 為了從香港搶救出進步的文化人和知名人士，共產黨命令東江游擊隊配合港九地下黨組織護送茅盾、鄒韜奮、何香凝、葉以群等人離開香港。1942年1月，茅盾等人輾轉抵達桂林。 漫長的八年抗戰，流亡動亂的生活，茅盾始終以一個戰士的姿態，以文學作武器，無情地暴露國民黨反動統治的黑暗，揭穿他們反共反人民的罪惡，熱情歌頌人民的抗戰鬥爭。他寫了《第一階段的故事》、《霜葉紅似二月花》、《腐蝕》等長篇小說，劇本《清明前後》，短篇小說《委屈》，散文集《見聞雜記》、《時間的紀錄》等。其中，《腐蝕》、《清明前後》、《白楊禮讚》等是本時期的代表作。 日記體小說《腐蝕》寫於1941年孟夏。在皖南事變的歷史背景上，以日記的主人女特務趙惠明從失足、懊悔到棄暗投明走上自新之路的掙扎過程為線索，尖銳地暴露了蔣介石特務組織的兇殘陰險，控訴了蔣介石反動集團對青年的摧殘與戕害。 如果說，《腐蝕》是一紙對國民黨特務罪惡的血淚控訴，抗戰勝利前夕寫的劇本《清明前後》則是一份國民黨反動政權的罪行錄。它以當時轟動重慶的黃金案為題材，展示了國民黨戰時首都的「無恥、卑劣與罪惡」。評論界一致認為，這個劇本是一部有著尖銳而又豐富的現實意義的力作。 作為一個關心祖國命運，與人民的鬥爭休戚相關的作家，一方面，他那冷雋而銳利的現實主義筆鋒，直接揭露敵人的罪惡與腐朽；另一方面，熱情而灑脫地歌頌人民的鬥爭，《白楊禮讚》就是這樣一篇膾炙人口的優美散文。作家借西北高原上傲然聳立的白楊樹的形象，歌頌共產黨領導下堅持敵後抗戰的英雄人民，讚美他們「在北方的風雪的壓迫下卻保持著倔強挺立」，「偉岸、正直、樸質、嚴肅」，「宛然象徵了今天在華北平原縱橫決盪用血寫出新中國的歷史的那種精神和意志」。作家用高亢的音調宣稱：「我讚美白楊樹，就因為它不但象徵了北方的農民，尤其象徵了今天我們民族解放鬥爭中所不可缺的樸質、堅強，以及力求上進的精神。」 1945年抗戰勝利，茅盾整50歲。重慶的文藝界為茅盾慶祝50壽辰和文藝創作25周年紀念，聚集在大後方的作家、學者、民主人士和國際友人800餘人到會祝賀。 1946年，茅盾應蘇聯對外文化協會的邀請，赴蘇作友好訪問。在蘇聯，廣泛接觸了文藝界文化界的朋友，交流了中蘇文化和中蘇人民的友誼。茅盾是第一位被邀請訪問蘇聯的中國作家。 1949年7月，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茅盾在會上作了《在反動派壓迫下鬥爭和發展的革命文藝》的重要報告。國統區和解放區兩支文藝大軍會師，準備迎接新中國。茅盾在會上當選全國文聯副主席、全國作家協會主席。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茅盾出任新中國第一任文化部長，兩個文藝界影響最大的刊物《譯文》雜誌、《人民文學》雜誌第一任主編，同時主持全國文聯和作協的工作。 茅盾主持過第二、三次全國文代會、全國戲曲觀摩演出大會、首屆全國電影劇本創作會議、全國翻譯工作會議、梅蘭芳周信芳舞台生活50年紀念會、第一屆話劇觀摩演出會、全國文教「群英會」及國內外文化名人的紀念活動，均發表有重要講話，指導了社會主義文化事業的順利發展。與此同時，他把自己大部分精力用於發現並培養青年作家，如谷峪、王願堅、茹志鵑、康濯、蒙族的瑪拉沁夫、藏族的益希卓瑪、白族的曉雪都是在他的扶植和幫助下成長起來的。 茅盾不僅是我國文化事業的領導人，也是中國人民與世界進行文化交流的偉大使者。他積極參加有關保衛世界和平的各種國際會議和國際文化交流活動，為人類的和平進步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1951年，茅盾被選為世界和平理事會理事。他曾多次出席在莫斯科、柏林、維也納、斯德哥爾摩、赫爾辛基等地召開的世界和平理事會；曾率中國作家代表團出席在新德里、塔什干、開羅等地召開的國際作家會議，曾在北京主持了世界文化名人阿維森納、雨果、達·芬奇、屈原、哥白尼、契珂夫、席勒、密茨凱維支、孟德斯鳩、安徒生、海涅、迦梨陀娑、陀斯妥也夫斯基、泰戈爾等作家、詩人、哲學家、音樂家、畫家、天文學家的紀念活動。茅盾在晚年還接待過許多外國來訪者。 新中國成立後，文化行政事務繁忙，但茅盾仍未間斷他的文學理論批評工作。《鼓吹集》、《鼓吹續集》、《歷史和歷史劇》、《夜讀偶記》等文論集相繼問世。這些文論內容豐富，涉及面很廣，有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闡釋，有對現實主義傳統的總結，有對生活、思想、寫作技巧的論述，有對民族形式的探討，有關於革命浪漫主義與革命現實主義相結合創作方法的研究，有文藝欣賞與文藝批評的標準問題等，是茅盾在新時期的學術新貢獻。此外，還有許多散文、雜文、詩詞發表。 1981年3月27日，茅盾與世長辭。在馳騁文壇60多年的歲月里，茅盾為我們留下1200萬字的著作，《茅盾全集》40卷於1997年出齊。 茅盾逝世後，根據他生前遺願，捐贈25萬元稿費作為茅盾文學獎，以獎勵優秀的長篇小說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