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二卷） · 第四十九章　魯迅

魯迅，姓周，原名樟壽，字豫才；1898年到南京求學時改名樹人；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時開始使用「魯迅」這一筆名。 1881年9月25日，魯迅出生於浙江紹興的一個官僚地主家庭。當他出生時，他的家庭已處在衰落中，但仍可稱之為小康之家。由於天資聰穎、勤奮好學以及家長和塾師的嚴格培養，魯迅在少年時期便打下了較為深厚的國學基礎。 在此期間，家中發生的兩大變故對他性格的形成產生了巨大的影響。1893年秋，當他12歲的時候，正在做著京官的祖父周介孚因科場案入獄，全家都有被株連的危險。魯迅隨母親到親戚家避難，竟遭到前所未有的冷遇，有時還被稱為「乞食者」。同族的長輩也看不起他們，甚至加以欺凌。翌年冬，父親周伯宜又患了重病。作為長子的魯迅，幾乎每天都要出入當鋪和藥店。雖然開方的都是當地的名醫，雖然診金很高，但父親的病卻日重一日，終於在1896年秋天亡故了。 世人前恭後倨的態度深深刺傷了他那顆自尊而敏感的心靈。「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麼，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這是他後來在《吶喊·自序》里所說的話，從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他少年時心靈的余痛，可以得知他當時已深切體驗到中國封建倫理文化及其所塑造的人格的虛偽和冷酷。而父親的因醫治無效而病故，又使少年魯迅切身感受到中國傳統醫學的落後。當時思想敏銳的中國知識分子可能從鴉片戰爭、中法戰爭、甲午戰爭中看到中國文化的落後，而少年魯迅對於中國文化的絕望，除了也看到這些對外戰爭的失敗之外，更多地來自他當時刻骨銘心的切身體驗。他有著獨特的少年經歷。 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面臨著被東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瓜分的危險，中華民族面臨著被滅亡的危險，而中國舊文化的陳腐窳敗也已充分顯露。於是，懷有救國救民壯志的少年魯迅不願走科舉應試的所謂「正路」，也不願學作幕友或商人，決心不顧人們的奚落和排斥，「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通過學習西方先進文化去探求強國新民之路。1898年5月，他帶上母親為他籌集的八元川資，去南京考入了可以「學洋務」的江南水師學堂。因對學堂的管理和教學感到失望，翌年2月又考入也設在南京的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礦務鐵路學堂。在那裡一直學習到1902年初。在南京將近4年的時間裡，魯迅接觸到他前所未聞的各種新知識。尤其重要的是他通過閱讀嚴復翻譯的英國博物學家赫胥黎的《天演論》，對西方正在盛行的作為生物學和歷史觀的進化論發生了濃厚的興趣。這對他後來思想的形成，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1902年初，魯迅於礦務鐵路學堂畢業後被官費保送日本留學。他首先進入東京的弘文學院，學習日語和其他基礎課程。他一面學習，一面熱情地探求著救國之路。他的獻身民族復興事業的志願在他1903年寫給同學兼好友許壽裳的一首詩《自題小像》中表達得十分明確：「靈台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闇故園。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戊戌變法失敗後，維新派和革命派都在日本積極展開活動。魯迅贊成革命派的政治主張，並經常參與他們的一些活動。他堅決反對維新派的保皇立場，但對梁啓超提出的必須改變中國國民愚昧落後精神狀態的新民說則給予高度重視。他開始認真思考國民性改造問題。據許壽裳回憶，魯迅在弘文學院的時候，常常和他討論這樣三個問題：（1）怎樣才是最理想的人性？（2）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麼？（3）它的病根何在？1903年，魯迅翻譯並加以改寫的小說《斯巴達之魂》發表於《浙江潮》雜誌。這篇小說歌頌了斯巴達勇士抵抗侵略、為國捐軀的大無畏精神，洋溢著激昂的愛國熱情。同時或稍後，魯迅還翻譯了法國凡爾納的科幻小說《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撰寫了介紹科學知識的論文《說鈤》和《中國地質略論》。這些譯作和文章顯示了他對科學的重視。1904年4月，魯迅在弘文學院畢業。9月入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學習醫學。他之所以選擇學醫，是與他少年時代的經歷和他的救國思想密切相關的。父親的不治而死給他留下了痛苦的記憶。後來接觸到西方醫學知識，與先前醫生的議論和方藥加以比較，他更加感到中國醫學的落後。同時他還從翻譯的歷史書上得知，日本的維新大半發端於西方醫學的引進。因此他準備學好醫學回國醫治像自己父親一樣被誤的病人；同時也藉以促進國人對於維新的信仰。但學習到1906年初，一次影片事件又使他決心棄醫從文。有一天，教師在授課之餘為學生放映紀錄日俄戰爭的影片。畫面上出現了一個據說是為俄軍當偵探的中國人，被日軍捉住要殺頭示眾，另有一群體格健壯的中國人卻在麻木地圍觀。魯迅深受震動。他感到「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關鍵在於改變國民的精神。而能夠改變精神的，他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他決定獻身於文藝事業。 1906年6月，魯迅結束了在仙台醫專的學業，自日本回紹興，奉母命與朱安女士結婚。對於家庭包辦的這件婚事，魯迅很不滿意。他後來曾對朋友說：「這是母親給我的一件禮物，我只能好好地供養她，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他在紹興只住了幾天就回到東京，一面繼續學習外文，一面從事文學活動。1907年春，他與許壽裳等人計劃創辦文學期刊《新生》，但因支持者的退出而告失敗。1907年底到1908年底，他在劉師培等人主編的《河南》雜誌上發表了《人間之歷史》、《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破惡聲論》（未完）等論文，標誌著他的獨立思想的逐步形成。在他看來，當時中國的落後決不僅僅是科學技術和社會制度的落後，從根本上說是人的落後。國民愚昧、怯懦、自私、冷酷、巧滑、重利。振興民族的根本出路是改變國民精神。他在《文化偏至論》中寫道：「是故將生存兩間，角逐列國是務，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人既發揚踔厲矣，則邦國亦以興起。」他認為新的國民應當有健全的精神，既要不畏強暴，又要有博愛之心；既要務實，又要有形上之需求；既要有堅強的意志，剛愎主己，於庸俗無所顧忌，又要有開闊的胸襟，不疾天才，尊重先驅。 1909年，魯迅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合譯的《域外小說集》第一、第二冊先後出版。這裡面所收的多是東歐弱小民族和俄國作家的作品，主題主要是要求民族獨立或抨擊反動統治。魯迅選譯這類文學作品，考慮的是中國革命的需要。但《域外小說集》銷售情況很不理想，半年內只售出數十冊。 從1906至1909年魯迅在東京從事的文學活動沒有引起很大的社會反響。主要原因是當時正處在政治革命的熱潮中，大部分關心國事的知識分子還沒有意識到文化變革對於中國改革的重要性。但魯迅這一時期的努力卻是他後來文學活動的必要準備。 1909年8月，魯迅因家庭經濟上的需要而回國謀職，先是在杭州的浙江兩級師範學堂任生理學和化學教員，1910年7月又到紹興府中學堂任生物學教員併兼任監學（教務主任）。辛亥革命爆發時，他曾積極組織聲援活動和宣傳活動。辛亥革命後不久，任紹興山（陰）會（稽）初級師範學堂監督（校長）。這年冬天，他以辛亥革命為背景創作了他的第一篇小說《懷舊》。作品通過一個市鎮的一次由謠傳引起的混亂，簡練而深刻地概括了中國人在幾千年的封建統治下養成的生存方式。小說雖用文言寫成，但其思想內容和結構形式已完全具備了現代短篇小說的性質。 1912年2月，魯迅應教育總長蔡元培之邀到南京教育部工作，不久隨部遷至北京，擔任教育部僉事、社會教育司第二科科長、第一科科長等職，主管文化及社會文化設施等工作。辛亥革命之後，中國的社會狀況並沒有發生根本變化，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等倒行逆施充分暴露了中國舊文化的頑固性。魯迅一時找不到攻擊舊文化的機會和戰友，直到1917年，他還常常感到極度的苦悶和絕望。為了排遣苦悶，他便在公餘時間抄寫古書，輯錄金石碑帖，閱讀佛經。但他並未完全消沉下去，而是常常懷疑自己的絕望：「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這一時期他雖然很少發表文章，然而卻對中國社會和文化進行了更為深入的體察和思考。 中國民主革命的連遭挫折，使越來越多的有志改革的知識分子意識到開展一場反封建的文化革命運動的必要性。1915年9月，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從第二卷改名《新青年》），發起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的思想啟蒙運動。1917年初，胡適、陳獨秀等人又發動了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的文學革命。早就立志於中國文化改革的魯迅終於找到了戰友和大顯身手的機遇，開始了他創作的豐收期。 1918年初，魯迅參加《新青年》的編輯工作，投身於五四新文化運動。 同年5月，他在《新青年》上發表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現代白話小說《狂人日記》，揭開了中國小說史上新的一頁。從此「一發而不可收」，在五四時期，又連續發表了《孔乙己》、《藥》、《明天》、《一件小事》、《風波》等多篇小說。這些作品以深刻的反封建思想和新穎獨特的藝術形式，深深地震撼了當時進步知識青年的心，同時也最早以豐碩的創作成果顯示了五四文學革命的實績。除小說創作外，當時他還寫了《我之節烈觀》、《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等論文和相當數量的「隨感錄」。這些文章或者系統地駁斥男子本位、長者本位的封建道德，或者針對保守派的種種謬論作脫手一擲的迎擊，都密切配合了當時的思想革命和文學革命。五四高潮過後，新文化陣營發生了分化，「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魯迅感到自己「成了游勇，布不成陣了」。但他這次沒有再放下戰鬥的筆。1922年初，當穿著西裝革履卻從事復古活動的「學衡派」趁新文化立足未穩而發起進攻時，魯迅立即寫了《估〈學衡〉》等雜文，抨擊了這股復古思想。從1918年到這時他所寫的各類雜文收在雜文集《熱風》和《墳》里。 1923年，魯迅將他1918年至1922年創作的15篇小說結集為《吶喊》出版（該書在193O年第13次印刷時，由作者抽去其中以神話傳說為題材的《不周山》一篇）。《吶喊》以反對封建倫理文化的啟蒙主義為宗旨，以辛亥革命前後到五四運動前後的中國社會歷史為背景，猛烈抨擊了中國封建倫理文化的冷酷性、陳腐性和保守性，深刻揭示了在長期封建社會中形成的國民精神的弱點，同時也讚美了保留在天性未混的兒童和淳樸的下層勞動人民身上的優秀品質，還藝術地再現了革命先驅在當時的艱難處境。《狂人日記》通過一個身患「迫害狂」的人道主義者的獨特視點，揭發了「中國人尚是食人民族」的可怕事實，並通過這一可怕事實與家族制度和禮教之間內在聯繫的揭示，暴露了「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孔乙己》著重反映的是封建等級觀念對人們的毒害。孔乙己雖已窮困潦倒，但仍不肯脫掉那身標誌讀書人資格卻已「又髒又破」的長衫，而咸亨酒店的掌柜和顧客們卻因他連「半個秀才」也沒撈到而將他作為取樂的材料。封建等級觀念使人變得滑稽，使人與人之間缺乏基本的同情。《藥》寫的是革命者夏瑜的血被愚昧的群眾當作醫治癆病的藥而食用的事情，反映了群眾與革命的隔膜。中篇《阿Q正傳》是魯迅小說的代表作。這是一篇性格小說。作者著力刻劃了阿Q這個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被壓迫、被蹂躪者形象。阿Q性格的本質特徵是缺乏理性自我，因而他不得不一方面盲目地服膺封建獸道倫理文化，一方面又本能地適應封建吃人社會現實。他雖然沒有讀過書，但其思想卻「樣樣合於聖經賢傳」，對「男女之大防」歷來非常嚴，也很有排斥異端的「正氣」。阿Q從實際感受出發也常常覺得「現在的世界真不像樣」，但他終其一生未能在理性觀念上否定過封建制度和文化。阿Q沒有理性自我，卻有著本能自我。既然不能從理性觀念上否定封建文化，他就只能按著本能需求去適應那個吃人的、對於他這樣一個底層人來說完全是異己的社會現實。他適應現實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精神勝利法，即當他在生活中處於困境或遭受失敗時，就靠自欺來自慰。因為他常處逆境，這成了他主要的適應方式。另一種是一旦有機會就爬到更高的等級階梯上去，如革命到來時他便躍躍欲試。但爬上去的可能本來就非常小，阿Q也終於作為替罪羊而被那個社會吃掉了。這是一個複雜而深刻的文學典型，既生動具體，又高度概括地反映了深受封建文化毒害的下層人民的生存狀態。魯迅是懷著怒其不爭又哀其不幸的複雜心情來描寫阿Q的。他怒其服膺不該服膺的獸道文化，怒其適應無法適應的吃人現實，他哀其被侮辱、被損害的悲慘處境，哀其終於被吃掉的悲劇命運。魯迅將阿Q的精神弱點撕破給人看，又將他的尊嚴和權利踐踏給人看，將他的生命毀滅給人看，因而作品具有極為感人的悲喜劇交融的審美特徵。《阿Q正傳》最初發表於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的《晨報副刊》。發表後立即引起了新文學界的注意。大半個世紀以來，它不僅在中國有了越來越大的影響，而且已經被譯為世界各主要語種的文字，有了很高的世界聲譽。阿Q則成為世界著名的文學典型之一。在《吶喊》中，《一件小事》、《故鄉》、《風波》、《社戲》等作品也都有較大影響。 1924年底，魯迅參與了《語絲》周刊的創辦，並參加了語絲社。1925年又先後組織和領導了莽原社和未名社。這些社團在新文化的建設和當時的政治鬥爭中，都起到了重要的積極作用。這一年，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發生了進步學生反對實行家長式教育的校長楊蔭榆的鬥爭。正在這所學校兼課的魯迅站在進步學生一邊，與楊蔭榆及其後台進行了反覆的較量，最終取得了勝利。在鬥爭中，他運用雜文痛斥楊蔭榆迫害學生的行徑，批駁其後台章士釗的復古主義論調，揭露「現代評論派」陳源等貌似公允實則向反動當局搖尾乞憐的叭兒狗本性。在五卅運動和三一八慘案中，他痛悼死難者，對殺人兇手進行了徹底揭露和強烈譴責。這一時期的雜文收在《華蓋集》、《華蓋集續編》和《墳》的後半部。 在這一系列鬥爭中，魯迅與女師大學生許廣平結下了深厚的戰鬥友情，並很快由戰友成為戀人。 1926年，魯迅將他在1924年和1925年這兩年中所寫的11篇小說編成他的第二個小說集《彷徨》出版。《彷徨》的創作精神與《吶喊》是一致的，所反映的社會現實也基本相同。與《吶喊》相比，作者這時已脫離了外國作家的影響，技巧也更為圓熟，但總的說來，其中作品的影響力要稍遜於《吶喊》中的作品。《祝福》通過祥林嫂一生悲慘遭遇的描寫，有力控訴了封建夫權觀念的吃人本質。祥林嫂死了丈夫之後，本想按著封建倫理的要求從一而終，不再嫁人，但由於她這時不僅仍然屬於她死去的丈夫，而且還屬於她丈夫的家庭，所以她又被婆婆強迫嫁給賀家墺的賀老六，以便換錢給他的小叔子娶親。不幸她的第二個丈夫又死了，她從此也就成為一個遭人唾棄的人。有人告訴她，因為她嫁過兩個丈夫，死後在陰間就會被鋸為兩半分屬兩個丈夫。她因此失魂落魄，不久就淪為乞丐，並且懷著對陰間的恐懼而死在年終「祝福」的鞭炮聲中。在封建夫權社會中，婦女從來不屬於她自己，而只是她丈夫的附庸。祥林嫂正是被這種夫權制度和觀念害死的。《傷逝》寫的是一對新式青年的婚姻悲劇。子君不顧家庭的阻攔，懷著「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的堅定信念與涓生結合了。但她以婚姻自主為思想追求的頂點，婚後便不思進取，只想依賴著丈夫生活，生活趣味也日趨庸俗。於是他們之間的愛情之花很快枯萎。同時，他們自主婚姻的行為也為當時的社會所不容。不久，涓生被所在機關辭退，謀生又成了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婚姻只能以離異告終，隨之，子君就抑鬱而死了。小說藉助涓生的懺悔向讀者提出兩點忠告：第一，「愛情必須時時更新，生長，創造」；第二，「人必生活著，愛才有所附麗」。《傷逝》藝術地顯示了作者對於婚戀問題切實而具有前瞻性的思考。《在酒樓上》和《孤獨者》寫的都是首先覺醒的知識分子處境的艱難，揭示出封建舊勢力的強大和頑固。《在酒樓上》里的呂緯甫和《孤獨者》里的魏連殳，當初都是積極的改革者，最終卻都敗在舊勢力手下。作者對他們改革意志的被消磨感到痛心，但更多的是對其命運的同情和對舊勢力的鞭笞。 《彷徨》與《吶喊》一樣，不僅思想先進而深刻，藝術上也非常精湛和富於創新。它是繼《吶喊》之後，魯迅為中國現代小說的發展奠定的又一塊基石。 1924年9月至1926年4月，魯迅在《語絲》上連續發表了23首散文詩。1927年作者將它們結集出版，並增寫了一篇《題辭》，這就是著名的《野草》。《野草》的思想內容豐富而深刻。其中不少篇什是對於黑暗現實和澆薄的世態人情的揭露和諷刺，但更多的是作者思想矛盾和人格理想的藝術顯現。《野草》的表現手法是多樣的，有諷喻，有擬人，也有寫實，但運用最多的是象徵，還有不少作品運用象徵與夢幻相結合的表現手法。《野草》里的作品幾乎每一篇都有獨特新穎的構思，每一個構思又都有著深遠的含義，令讀者驚異而又回味無窮。《野草》是中國現代散文詩的奠基之作。 自1920年秋至1926年夏，魯迅先後在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北京女子師範大學講授「中國小說史」課程；1924年7、8月間，還曾應邀到陝西西安大學講授「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在這期間，他在講義的基礎上，整理出版了著名的學術著作《中國小說史略》，開了中國小說史研究的先河。 1926年三一八慘案後，魯迅受到北洋政府的通緝。為了避開迫害，也出於對南方革命鬥爭的嚮往以及個人生活方面的原因，魯迅於同年8月南下任廈門大學文科教授。在這裡他開設了「中國文學史」等課程，所用講義1938年以《漢文學史綱要》之名收入《魯迅全集》。 1926年2至11月間，魯迅在《莽原》半月刊上以《舊事重提》為總題，連續發表了10篇回憶性散文。1927年將它們編定成書時又增寫了《小引》和《後記》，並改題為《朝花夕拾》。在這10篇散文里，作者以時間為線索生動記敘了自幼年時期直至辛亥革命前後的一些經歷片斷。它們不僅為我們了解魯迅的生平和思想發展提供了珍貴的材料，同時也反映了這一時期中國社會和革命的面貌。在這些散文中浸透著作者深切的人生感受和對中國社會、文化的深刻認識：《〈二十四孝圖〉》、《五猖會》和《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不僅譴責了封建孝道教育的荒唐，而且也展示了傳統教育方式的死板；《父親的病》一方面暴露了中國醫學的落後，一方面也鞭撻了封建禮教的悖謬；《藤野先生》對藤野先生博大的人道主義胸懷表示了感佩，《范愛農》則揄揚了范愛農對革命的一片赤子之心。《朝花夕拾》以其記敘的生動和思想的深刻在中國現代散文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中《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和《藤野先生》則是膾炙人口的散文名篇。 1927年1月，魯迅辭去廈門大學教職，應聘到廣州中山大學任教授和教務主任。在這裡魯迅與中國共產黨人有了較多的接觸，對當時中國政治革命的實際情況也有了更多的了解。他的思想正孕育著新的重大變化。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叛變革命，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4月15日，廣州的國民黨反動派也開始了反革命的大殺戮。魯迅一向站在革命人民一邊，堅決擁護國共兩黨合作領導的國民革命。因此當革命的叛變者舉起屠刀時，他必然將極大的憎恨投向屠殺者，而對被屠殺者給予深切同情。四一五事變的當天，他向中山大學當局提出營救被捕學生的要求，但遭到拒絕。不久，他辭去中山大學的一切職務。 殘酷的鬥爭使魯迅的思想發生了巨大的震動。他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總以為將來必勝於過去，青年必勝於老人，壓迫、殺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現在「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三閒集·序言》），他的思路因此轟毀，開始由進化論者轉變為階級論者，進入了思想和寫作的新的時期。 1927年10月，魯迅由廣州來到上海，與許廣平一起定居在這裡，一直戰鬥到1936年病逝。到上海不久，魯迅就參加了中國革命互濟會，跟中國共產黨取得了聯繫。1928年初，創造社和太陽社倡導發動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由於他們錯誤地將攻擊的矛頭也指向魯迅，從而引起了與魯迅的論爭。魯迅聯繫中國革命及文藝運動的實際，發表了許多精闢見解，對創造社一些成員的宗派主義傾向和「左」傾幼稚病進行了批評。這有助於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健康發展。在與創造社的論爭過程中，魯迅翻譯並鑽研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1929年，他主編《科學的藝術論叢書》，先後翻譯出版了普列漢諾夫的《藝術論》、盧那察爾斯基的《文藝與批評》等論著。通過學習，他逐步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成為一個歷史唯物論者。魯迅是帶著對中國社會和文化的深刻認識，帶著豐富的鬥爭經驗，帶著革命民主主義者和革命人道主義者的思想遺產，而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因此他的思想較之當時其他的左翼文藝工作者，就顯得更成熟、更豐厚。1927至1929年所寫文章收入雜文集《而已集》和《三閒集》。 1929年9月，兒子海嬰在上海出生。 1930年2月，魯迅發起並參加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3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成立。魯迅是發起人之一，並參與了領導工作。在「左聯」成立大會上，他發表了《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的講話，分析了鬥爭形勢並指明了「左聯」工作的方向。「左聯」成立前後，魯迅與其他左翼作家一起，對資產階級文化社團新月社和國民黨反動派豢養的所謂「民族主義文學家」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他撰寫《「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等文章，批判梁實秋宣揚的抽象人性論，闡明文學的階級性原理，並指明了梁實秋為資本家效勞的階級本性。他撰寫《「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等文章，揭露所謂「民族主義文學家」的反動階級本質和民族敗類的醜惡面目，指出他們提倡的文學其實是為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效勞的「寵犬文學」。1931年2月，「左聯」成員、共產黨員柔石、殷夫等被國民黨殺害。魯迅撰寫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等文章，分別在國內和國外發表，控訴國民黨，悼念死難者。兩年後，又寫下《為了忘卻的記念》，再一次控訴反動派並紀念亡友。1930年和1931年所寫雜文收入《二心集》。 1932年和1933年，魯迅在文學戰線上與「第三種人」和「論語派」進行了鬥爭。他在《論「第三種人」》中深刻指出，在現實生活中，第三種人是做不成的：「生在有階級的社會裡而要做超階級的作家，生在戰鬥的時代而要離開戰鬥而獨立，生在現在而要做給與將來的作品，這樣的人，實在也是一個心造的幻影」。他在《小品文的危機》中反對林語堂、周作人提倡閒適小品，認為那只是文壇上的小擺設，主張「生存的小品文，必須是匕首，是投槍，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1933年1月，魯迅參加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他同蔡元培、宋慶齡等一起，為反對國民黨政府拘捕無辜，進行種種營救活動。2月，英國進步作家蕭伯納來華訪問，魯迅寫雜文多篇，介紹和讚揚蕭伯納，批駁反動輿論。這一年，魯迅還寫了許多抨擊時政的雜文。1932和1933年所寫的雜文收入《南腔北調集》、《偽自由書》和《准風月談》。1933年4月，魯迅和許廣平的通信集《兩地書》出版。1934年，蔣介石為了從文化上鞏固其反動統治，鼓吹以封建教條為準則的所謂「新生活運動」，並在各級學校推行尊孔復古的教育。日本帝國主義也鼓吹要在中國東北地區建立「王道樂土」，「恢復孔子之教」。魯迅寫了《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儒術》等雜文，揭露他們鼓吹王道實行霸道的真實面目。「左聯」成立後，曾進行長期的關於文藝大眾化問題的討論。魯迅這時寫了《論「舊形式的採用」》等文，用辯證的觀點論述了新舊形式之間的關係。接著，學術界又展開了大眾語和文字拉丁化的討論。《門外文談》和《漢字和拉丁化》等文是魯迅關於這一問題發表的意見。這一年魯迅雜文的產量很大，編成《花邊文學》和《且介亭雜文》兩本雜文集。 1935年，在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之際，魯迅密切關注政治形勢的發展動向。當紅軍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於10月到達陝北時，魯迅致電中共中央，熱烈祝賀這個偉大的勝利。他熱情培育左翼青年作家，為葉紫、蕭軍、蕭紅的作品寫序，並將他們的《豐收》、《八月的鄉村》和《生死場》編入《奴隸叢書》出版。當有人試圖用「文人相輕」和「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說法來混淆文化界的是非時，魯迅寫了八節《「題未定」草》和七篇論「文人相輕」的雜文，使大家辨是非之界，明取捨之道。這一年的雜文結成《且介亭雜文二集》。在這一年裡，魯迅還寫了4篇歷史小說《理水》、《採薇》、《出關》和《起死》，與1934年寫的《非攻》和1927年以前寫的《補天》（原名《不周山》）、《奔月》、《鑄劍》一起結集為《故事新編》，於1936年出版。這部歷史小說集的創作歷時13年之久，前後寫法有很大差異。但總的精神卻是一致的，那就是密切結合現實鬥爭的需要。另外，其中不少作品還有意糅進一些明顯的現代生活細節，以引起讀者的古今聯想和對比，產生了強烈的諷刺效果。《故事新編》是一部在現代文學史上頗有特點也頗有影響的歷史小說集。 1935年底，魯迅原有的肺病日漸嚴重，但他不願離開戰鬥崗位移地療養。1936年，他雖在病中，依然勤奮工作，寫了不少文章。當日本侵略者吞併中國的野心日益顯露，中國文藝界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急需建立時，魯迅發表了《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等文章，表示堅決擁護中共中央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提出並正確闡述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還澄清了關於「國防文學」的某些不正確的解釋，批評了左翼文壇內部的某些不良作風。《且介亭雜文末編》是他這一年文章的結集。 魯迅為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戰鬥到最後一息，於1936年10月19日在上海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