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二卷） · 第四十一章　梁漱溟

梁漱溟，名煥鼎，字壽銘，早年曾用筆名壽民、瘦名，後又取字漱溟，有時將溟寫作冥。1893年重陽節（光緒十九年九月初九）生於北京。梁家祖籍廣西桂林，但自1849年梁漱溟的曾祖父進京會試中榜，做了直隸正定的縣令後，梁家便移居北京。梁漱溟有兄妹四人，上有哥哥煥鼐，下有妹妹煥潔、煥紳。 梁家本是名門望族，其始祖也先帖木兒是元朝建立者忽必烈的第五子和齊克之子。但傳至梁漱溟的父親梁濟時，梁家已經中衰。梁濟雖也中過舉人，做過幾年小小的京官，然其一生的大部分時間是在貧困與壓抑中度過的。據梁漱溟回憶，他家有時拮据得要靠典當母親的妝奩來維持生計。 1898年，梁漱溟開始在家啟蒙受讀。由於父親梁濟早年受西方思想的影響，比較開明，他不僅支持過曾國藩、李鴻章等人主持的洋務新政，對康有為、梁啓超的維新變法也表贊同，因此，當梁漱溟讀完《三字經》、《百家姓》後，父親就再也沒有讓他按照慣例往下讀儒家的四書五經，而是要私塾先生拿了一本介紹世界各國歷史、地理的《地球韻言》來教他，梁漱溟第一次從中知道了「歐羅巴、亞細亞、英吉利、法蘭西」。翌年，福建人在北京創辦的第一所新式學堂「中西小學堂」首次招生，梁濟又立即將梁漱溟送到那兒學習。後來由於社會的動盪和學制的混亂，梁漱溟又先後進「南橫街公立小學堂」、「啟蒙學堂」、「江蘇小學堂」學習，中間還有兩年時間是在家塾中度過的。 1906年，梁漱溟小學畢業，入「順天中學堂」學習。「順天中學堂」為福建人陳璧所創辦，它是北京地區最早的新式中學之一。梁漱溟在順天中學堂呆的時間較長，直到1911年他中學畢業。中學時代對梁漱溟的一生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他在晚年時寫道：「我自十四歲進入中學之後，便有一股向上之心驅使我在兩個問題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問題，即人活著為了什麼；二是社會問題亦即是中國問題，中國向何處去。」「對人生問題之追求，使我出入於西洋哲學、印度哲學、中國周秦宋明諸學派間，而至後來被人看作是哲學家。對社會問題之追求，使我投身於中國社會改造運動，乃至加入過革命組織。總論我一生八十餘年（指十四歲以後）的主要精力心機，無非都用在這兩個問題上。而這兩個問題的開端和確立，便自中學時代始。」①在梁漱溟進順天中學堂學習的時候，正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立憲運動日益高漲。受父親的影響，梁漱溟開始雖支持梁啓超等資產階級立憲派的。然而，當歷史進入1911年後，由於清預備立憲的破產，梁漱溟放棄了原來君主立憲的立場，而站到了反清革命的隊伍一邊，成為京津同盟會會員，是辛亥革命的積極參加者。清帝退位、南京臨時政府北遷後，他被派到《民國報》任外勤記者。《民國報》是革命黨人的一份報紙，原創辦於天津，南京臨時政府北遷不久，遷往北京。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後，《民國報》又成了國民黨的機關報。 由於職業的關係，梁漱溟經常出入於民初各政黨團體的本部，參加各種政治會議，採訪各式政界人物，耳聞目睹了一幕幕政治醜劇。現實政治生活中的醜惡現象，與他所想像的政治理想的反差實在太大了。作為一個剛中學①《梁漱溟問答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16頁。 畢業步入社會並對未來充滿著幻想的青年，他對此深感苦悶和失望。他回憶說：「在此期間內，讀書少而活動多，書本上的知識未見長進，而以與社會接觸頻繁之故，漸曉得事實不盡如理想。對於『革命』、『政治』、『偉大人物』..皆有『不過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徑，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學校所遇不到的，此時卻看見了；頗引起我對於人生感到厭倦和憎惡。」①為了擺脫因對人生感到厭倦和憎惡引起的痛苦，1913年春，梁漱溟辭去了《民國報》記者之職，回到家中，潛心於佛學，過起了隱居生活。 1916年，梁漱溟在《東方雜誌》上發表了《究元決疑論》長文，此文分為「究元」和「決疑」兩大部分，其宗旨是「批評古今中外的各家學說，唯獨推崇佛學一家」②。就內容來看，《究元決疑論》實際上是梁漱溟本人生活和思想的總結，是他為生活在大變動時代的人們提供的一幅醫治精神空虛而感到憂慮、不安和痛苦的藥方，即他在此文的「跋」中所說「為世間拔諸疑惑苦惱」。儘管在理論上，《究元決疑論》並沒有什麼重大創見，但它那立論的方法，廣博的知識，尤其是對人們所普遍關切之人生問題的探索，獲得了學術界的好評。1916年底，蔡元培應當時教育總長范源廉之邀，從歐洲回國接受北京大學校長一職。他途經上海時看到了《東方雜誌》上的這篇文章，讀後頗感興趣。不久，當梁漱溟經范源廉介紹前去拜訪時，蔡便當面邀請梁漱溟這位年僅24歲的中學畢業生到北大教書，講授印度哲學。 梁漱溟當時任北洋政府司法總長張耀曾的機要秘書，儘管他接受了蔡元培的邀請，但直到1917年10月他才到北大正式上課。到北大的第一天，他在校長室找到蔡元培和文科學長陳獨秀，問他們對孔子持什麼態度。蔡元培感到有些突然，猶豫了一陣回答說，他們並不反對孔子，儒家學說作為一門學問值得研究，至於孔子歷史上的影響和地位可以討論。梁則表示，他「不僅僅是不反對而已」，他「這次來北大除替釋迦、孔子發揮外，不再做旁的事」。因此，他在講授印度哲學之餘，又陸續開設了唯識哲學、儒家哲學、孔子鐸旨等課程，並出版了《印度哲學概論》（1918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和《唯識述義》（1920年由北大出版）兩書。當時思想文化界圍繞什麼是東方文化，什麼是西方文化，東西文化孰優孰劣，中國文化的出路是東方化還是西方化等問題，爭論得十分激烈。為了研究這些問題，梁漱溟於1918年10月在《北大日刊》上登了一則廣告，徵求有志於研究東方學的人。但由於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人們大都醉心於西學，對東方學無大興趣，因而「應者寥寥」。梁漱溟只好在哲學研究所開辦了一個「孔子哲學研究會」，將自己的意思「略微講了一個梗概」。「孔子哲學研究會」只維持了一段時間，到這年11月底，因父親梁濟自殺的影響，便擱置下來。但梁漱溟對東西文化的研究仍在進行。1920年秋，他開始在北大講「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部分講稿陸續在《少年中國》上刊載。1921年暑假，他應山東省教育廳的邀請，到濟南作了40天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演講。是年秋，演講稿整理出版。這是梁漱溟第一部有重大影響的著作。在此書中，梁漱溟「批評東西文化各家學說，而獨發揮孔子哲學」，從文化淵源和人生哲學上對五四新文化運動進行了全面的清算，「並指出世界最近未來將是中國文化的復興」。《東西①梁漱溟：《我的自學小史》，見《我的努力與反省》，灕江出版社1987年版，第36—37頁。②《梁漱溟問答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頁。 文化及其哲學》的出版標誌著梁漱溟「從青年以來的一大思想轉變」①。此書認為，文化是「生活的樣法」，而生活是「事的相續」，「事的相續」又是「意欲」活動的結果，由於意欲的不同，產生了人生三大問題，即人與自然，人與他人，人與宇宙間的因果法則。與這種問題相適應，便形成了人類的三大文化路向，即「向前面要求」、「調和持中」和「反身向後去要求」，這三大文化路向的代表分別是西方、中國和印度，它們之間的一切差異就在所走文化路向的不同。書中依據中國的陸王心學和西方的柏格森生命哲學，對孔子哲學進行了新的詮釋，建立起中西合璧的「新孔學」。梁漱溟既反對「全盤西化」，也在理論上不贊成中西文化的互補調和，而主張「對西方文化是全盤承受而根本改過」，同時「批評地把中國原事態度重新拿出來」。他通過對西方社會經濟、思想、學術之「變遷」的考察，得出「世界未來的文化將是中國文化的復興」的結論。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引起了巨大的社會反響，一年之內就連續再版了5次，盛況空前。梁漱溟本人也因此成了現代中國著名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和新儒學的開啟者。 1924年秋，為了實踐自己對教育問題的「新認識」、「新設想」，梁漱溟辭去了北大教席，前往山東擔任曹州六中校長，並負責籌辦擬議中的曲阜大學。猶如北京大學是中國新式教育的中心一樣，擬議中的曲阜大學將是中國傳統教育的中心。但梁漱溟在山東沒有呆很長的時間，1925年春他就辭去了曹州六中校長的職務，回到北京。先居清華園，編刻他父親的遺文《桂林梁先生遺書》，後移居什剎海，與追隨他來北京的十幾個曹州六中學生同住共讀，從事講學。 1927年5、6月間，梁漱溟應他的老朋友李濟深的一再邀請去了廣東，其目的是實驗他的「鄉治」計劃。所謂「鄉治」，按梁本人的解釋，「即從鄉村自治入手，改造舊中國，建立一個新中國」①。據梁說，這是他經過幾年的煩悶思索而得來的「最後覺悟」。開始，梁漱溟打算在廣州招收一批學生，仿「農民運動講習所」，開辦一個「鄉治講習所」。為此，他利用自己代李濟深為國民黨廣州政治分會建設委員之便，擬了一份《請示鄉治講習所建議書》，報請廣州政治分會和國民黨中央審批。由於國民黨中央各機構相互推諉，開辦鄉治講習所之事不了了之。 1929年2月，梁漱溟離粵北上，一路參觀考察了陶行知的曉莊鄉村師範，黃炎培的中華職業教育社在江蘇崑山辦的鄉村改進會，晏陽初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在河北定縣辦的鄉村改革實驗區，以及閻錫山的山西地方自治。後來他把自己一路所見所聞和感想，寫成《北游所見紀略》，發表在《村治月刊》上。 本來梁這次北上參觀考察的目的是為回到廣東辦「鄉治」積累經驗，但他離開了廣州不久，政局發生了重大變化。這年3月，因蔣桂矛盾激化，李濟深被蔣介石軟禁於南京。因此，梁沒有再回廣東。時值他的老朋友王鴻一、彭禹廷、梁耀祖等人正在北方大力提倡「村治」。1929年1月，王鴻一得到閻錫山的資助，在北平創辦《村治月刊》。1930年1月，王鴻一、彭禹廷等在馮玉祥及其部下、河南省主席韓復榘的支持下，創辦河南村治學院。梁漱①梁漱溟：《我的自學小史》，見《憶往談舊錄》，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7頁。①《梁漱溟問答錄》，第50頁。 溟先後出任《村治月刊》主編和河南村治學院教務主任。1930年10月，韓復榘由河南調往山東，河南村治學院停辦。 河南村治學院關閉後，韓復榘表示歡迎梁漱溟等人到山東繼續他們的鄉村運動。1931年1月，梁漱溟等到了山東。他們改「鄉治」、「村治」為「鄉村建設」。據梁解釋採用這個名稱的原因是「因為當時人們都提倡建設，建設有許多方面，我想我們搞的工作是鄉村的建設工作，所以用了鄉村建設這個名稱」①。 1931年6月，梁漱溟等創辦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作為從事鄉建運動的機關。院長是梁耀祖，梁漱溟為研究部主任。不久，梁耀祖離去，由梁漱溟繼任院長。院下設研究部、鄉村服務人員訓練部、鄉村服務指導處、社會調查部等機構和實驗縣。該院從創辦到1937年山東淪陷而關閉，6年間，為鄉村建設培養了大批人才。其中研究部共辦了兩期，培養學生58人；訓練部共辦了3期，培養學生1040人；其他短期訓練班4期，培養學生1300人；共計2400人。實驗縣開始只鄒平一處，1933年又辟菏澤為實驗縣，最後實驗工作擴展至許多縣。在實驗縣，普遍設立鄉農學校，實行教育機關與政權機關合一，以此改造鄉村組織。此外，在培養良種、推廣農業技術改革、舉辦各類合作社等方面，鄉村建設研究院也做了大量工作，並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在從事鄉村建設實驗的同時，梁漱溟還完成了《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1932年由北平村治月刊社出版）、《鄉村建設理論》（1937年由山東鄒平鄉村書店出版）和《答鄉村建設批判》（1941年由重慶中國文化服務社出版）等著作的寫作。 《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一書，是從文化的角度來闡發鄉村建設的意義。梁漱溟認為，由於中國歷史文化的特殊性，因此，只有「村治」或「鄉村建設」才能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成為中國文化出路的唯一選擇。從該書對中西文化的總體認識及其所得出的結論來看，實際上它是對《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理論觀點的進一步發揮和運用，在有的方面顯然更為保守。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他主張在復興儒家人生態度的基礎上吸取西方的民主與科學，但這時他卻認為中國人不能運用西方近代的民主制度不是一時的現象，西方民主制度在中國是無論如何也建立不起來的。 《鄉村建設理論》（一名《中國民族之前途》）是梁漱溟正面闡述他的鄉村建設理論的著作。全書分為甲、乙兩部分，甲部「認識問題」，主要談的是鄉村建設的歷史原因和現實原因；乙部「解決問題」，具體論述了鄉村建設的主要內容、方法以及鄉村建設在解決中國政治和經濟問題上的重要意義。該書認為：「中國問題並不是什麼旁的問題，就是文化失調——極嚴重的文化失調。其表現出來的就是社會構造的崩潰，政治上的無辦法。」具體說來，中國本是「倫理本位，職業分立」的社會，不同於西方的「個人本位，階級對立」。自西洋風氣傳入後，舊的社會構造被破壞了，但中國並沒有走上西方社會的道路。「東不成，西不就」，「舊轍已經脫失，新軌未得安立」，這就是文化失調，就是中國各種各樣問題的根源所在。這種「文化失調」論，可以說是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的基本出發點。既然中國問題就是「文化失調」，就是「其千年相沿襲之社會組織構造既已崩潰，而新者未立」，那末，解決中國問題的辦法就不是對誰革命，而是改造文化，即「中國固有精神與①梁漱溟：《回憶鄉村建設》，見《憶往談舊錄》，第121頁。 西洋文化的長處二者為具體事實的溝通調和」，建設一種「新的社會組織構造」、「新的禮俗」。「此溝通調和點有了，中國問題乃可解決」。梁漱溟尋找到的這一「溝通調和點」，就是鄉村政權機關與教育機關合而為一的「鄉農學校」。 1935年4月，新知書店出版了千家駒、李紫翔主編的《中國鄉村建設批判》論文集。此論文集對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在全國興起的鄉村建設運動，包括梁在山東從事的鄉村建設運動，從理論到實踐都進行了批判。梁漱溟的《答鄉村建設批判》一書，就是對這些批判意見的總答覆。 1937年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解散後，梁發表《告鄉村工作同仁同學書》和《鄉村工作人員抗戰工作指南》，號召鄉村建設工作者團結一致積極投入抗日救亡活動，動員和組織民眾密切配合正規軍與游擊隊同日寇作戰。他本人則被南京國民政府委任為國防參議會參議員。國民參政會成立時，梁又被選為參政會駐會委員。1938年初，他曾只身前往延安與中共領導人毛澤東會談。1939年初，又赴魯豫蘇皖抗日游擊區視察抗戰情況。 1939年10月，為了形成界於國共兩黨之間的「第三者」的立場和力量，更有力地調停國共兩黨爭端，梁漱溟同沈鈞儒、黃炎培、張瀾、左舜生、李璜、曾琦、羅隆基、章伯鈞等在重慶發起成立了統一建國同志會，通過了《統一建國同志會信約》和《簡章》。11月29日，梁漱溟面見蔣介石說明成立統一建國同志會的動機及該會的性質。蔣以不組織正式政黨為條件，允許成立。 皖南事變後，國民黨不僅大肆反共，而且對民主人士也實行高壓政策。 為調解國共之間的關係，力爭中間黨派的生存和發展，1940年12月下旬，梁漱溟與黃炎培、張君勱、左舜生等在重慶多次秘密集會，討論時局，以為「廣大中間人士如吾儕者，不容自輕責任，必當慷慨而起，聯合同心，進而推動兩黨團結抗敵」，並決定將統一建國同志會改組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1941年3月19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在重慶上清寺特園召開成立大會，通過了《同盟政綱》、《敬告政府與國人》及同盟簡章，選舉了中央領導機構。梁漱溟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會後受同盟委託，梁漱溟前往香港創辦同盟機關報，以爭取社會輿論的支持。同年9月18日，同盟機關報《光明報》在香港創刊。10月16日，《光明報》發表梁漱溟起草的社論，宣布同盟為「國內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黨派一初步結合」，要「以言論以理性去活動，爭取大眾的同情擁護」，「培養起中國政治上的民主勢力」，「奠定國內的永久和平」。同盟的公開活動，引起了國內外廣泛注意，中共對之熱情支持。《解放日報》以「中國民主運動的生力軍」為題發表社論，指出該同盟為民族獨立、民主政治而奮鬥，順應了全國人民的要求，並祝願其「所負使命得迅速實現」。 1941年12月香港被日軍攻占後，梁漱溟在中共地下組織的幫助下撤回到國內。自1942年起，他在廣西一面寫作《中國文化要義》，一面從事民主政團同盟的組織活動。1944年9月，民主政團同盟改稱中國民主同盟，梁漱溟仍被選為常務委員，並任國內關係委員會主任委員。 1946年1月10日，根據國共「雙十協定」的有關規定，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開幕，梁漱溟是民盟出席會議的9名代表之一。在會議期間，他與其他民主愛國人士一道，主張和平民主建國，反對國民黨發動內戰。1946年5月初，他出任民盟秘書長，積極調停國共兩黨爭端，為國內和平奔走盡力。7月，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李公朴、聞一多先後在昆明被國民黨特務暗殺，梁漱溟以民盟秘書長身份發表談話，憤怒地指出：「刺殺李公朴、聞一多先生是特務所為。」並說：「有第三顆子彈嗎？我就在這裡等待著！」「我個人極想退出現實政治，致力文化工作」，「但像今天，我卻無法退出了」。「我要連喊一百聲『取消特務』，我倒要看看國民黨特務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殺光。我在這裡等待著他！」8月6日，梁漱溟偕同民盟副秘書長周新民自重慶飛抵昆明，調查李、聞被刺真相，26日發表《中國民主同盟代表梁漱溟報告李、聞暗殺案調查經過》，以大量事實揭露了國民黨特務的法西斯罪行和國民黨當局對李、聞慘案調查的百般阻撓。 是年11月，因國共和談破裂，內戰全面爆發，民盟失去了調停者的作用，梁漱溟於是辭去民盟秘書長一職，到重慶北涪勉仁國學專科學校講學，並繼續他的《中國文化要義》的寫作。1949年6月《中國文化要義》一書完稿，同年11月，由成都路明書店正式出版。 《中國文化要義》全書共23萬字，分為14章。就其主要內容及最後結論來看，正如梁在本書的「自序」中所言，它與此前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和《鄉村建設理論》三書「在思想上」是「一脈衍來，盡前後深淺精粗有殊，根本見地大致未變」，只是側重點有所不同而已。如果說《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重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比較，《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和《鄉村建設理論》重在對鄉村建設興起的原因、內容、方法及其意義的探討的話，那麼，《中國文化要義》一書則重在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分析，其特點是強調中國歷史和文化的特殊性。 1949年11月底重慶解放後，毛澤東、周恩來邀梁漱溟到北京共商建國大計。12月，梁攜眷離開北涪北上，於第二年初回到他闊別近四分之一世紀的北京。1951年10月，在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上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梁漱溟是1949年後留在大陸的極少數拒絕對自己以前的思想作認真檢討的老一輩學者之一，因此遭到一系列的思想批判。1953年9月，他在政協常委擴大會議上的發言，受到毛澤東的激烈批評。從此在中國政治舞台和學術思想界銷聲匿跡達27年之久。十年動亂中，梁漱溟和許多民主愛國人士、老一輩學者一樣遭到迫害，他被抄家、游斗，夫人被毆打。然而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梁漱溟也沒有停止對人生問題（「人活著為了什麼」）和中國問題（「中國向何處去」）的思考，先後寫了不少這方面的文章和著作（這些文章和著作大都未能在當時發表或出版），其中最能體現這一時期的研究成果的是《人心與人生》和《東方學術概觀》兩書。 梁漱溟立意寫作《人心與人生》一書已久。早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出版後兩年，梁就開始認識到該書的重大錯誤之一，「便是沒把孔子的心理學認清」，而要改正這一錯誤，關鍵在「辨認人類生命（人類心理）與動物生命（動物心理）異同之間」。1926年5月、1927年2月和1934年前後，他曾以《人心與人生》為題作過三次講演，1926年5月還寫有一篇《人心與人生自序》。時隔20多年，到1960年，梁正式動筆寫作，至1966年夏，寫出了前七章。這時文化大革命開始，他所收集的有關資料和參考用書在動亂中盡失，寫作只好停止。從1970年起，又重理舊緒，寫作不輟，1975年7月終於完成了全部寫作。又越9年，即1984年，此書由學林出版社出版問世。這部書共分21章，約18.3萬字，主要講的是「以理性為體，本能理智為用」的文化心理學。梁漱溟的這種文化心理學，在三十年代已見雛形，在《中國文化要義》中又有進一步的論述，但系統闡發，則是在《人心與人生》一書之中。 《東方學術概觀》是由《儒佛異同論》、《今天我們應當如何評價孔子》和《東方學術概觀》三篇文章組成的一本論文集（1986年由巴蜀書社出版）。《儒佛異同論》寫於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是在沒有一本參考書情況下寫成的。顧名思義，該文談的主要是儒、佛兩家的異同問題。《今天我們應當如何評價孔子》寫於1974年。當時正在開展所謂批林批孔運動，徹底否定孔子，並把林彪的所作所為歸罪於孔孟之道。梁漱溟不同意這種做法，於是著文表示自己的態度。在他看來，孔子是中國四五千年文化史上承前啟後的關鍵性人物，其功過應視中國文化在世界史上表現出的成功失敗而定之，總的來看，是功大於過，就是過，有的也是後儒之失，而孔子不任其咎。《東方學術概觀》初稿寫於五六十年代，1975年寫完《人心與人生》的全書後，對初稿作了「重新寫作」。梁認為，東方學術包括儒、釋、道三家。三家均重在修證，重在人生實踐，並非僅是一種哲學；哲學只是其實踐中所得之副產物。儒家肯定人生，佛家否定人生，道家肯定人生，卻又主張出家修煉，三家人生態度各不相同，但出發點均為「人」，具有以下共同特徵：心力之用向內不向外；學者自願真切，有不容己；為學要在親證離言。 進入八十年代，由於改革開放和「左」的影響的被排除，梁漱溟又重新恢復了他的政治和學術活動，1980年他被推選為全國政協第五屆常務委員會委員和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憲法修改委員會委員，他的一些著作如《人心與人生》、《東方學術概觀》、《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國文化要義》以及《梁漱溟教育文錄》、《我的努力與反省》、《憶往談舊錄》、《朝話》等文集也先後出版或再版。八十年代中，他不顧自己90餘歲的高齡，又重返大學講壇，出任中國文化書院院務委員會主席，多次給學員講授《中國文化要義》、《略論孔子及其後儒學術傳衍流布的分歧與它的時盛時衰》等大題目。當然，由於年事太高，除了整理、修改一些舊著外，這一時期梁漱溟沒有什麼新的論著問世。 1988年6月23日，這位現代中國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和政治活動家，走完了他漫長曲折而又帶有傳奇色彩的人生旅程，在北京逝世，享年95歲。梁漱溟逝世後，他的遺文被編為《梁漱溟全集》（共8卷），由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