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二卷） · 第四十章　胡適

胡適，原名洪騂，後改名適，字適之，筆名有希強、自勝生、鐵兒、冬心、適、藏暉室主人等。安徽績溪人，1891年（清光緒十七年）12月17日出生於上海。他家是一個亦官亦商的地主家庭。其父胡傳曾隨吳大澂先後在東北邊疆和廣東海南供職，頗有志於研究邊疆地理。母親馮順弟是一個普通的農家女子，是胡傳的第三房妻子。1893年，胡適隨母親到父親在台灣的任所。1895年回到家鄉績溪，入塾讀書。胡適6歲喪父，由年輕的寡母撫育長大。1904年，他離開家鄉到上海讀書，先後就讀於梅溪學堂、澄衷學堂和中國公學。讀書期間，他受到嚴復、梁啓超的啟蒙思想影響。中國公學是由一批富有革命精神的留日學生因抗議日本文部省的所謂「取締規劃」而歸國創辦的，所以校內革命空氣甚濃。這時的胡適經常為頗帶革命傾向的《競業旬報》寫稿。從24期（1908年8月）起，他接任主編。從此，他在《競業旬報》上發表的文章更多，有時，一期雜誌差不多全是他一個人的手筆。他常用的筆名有自勝生、希強、適之、鐵兒、適庵、冬心、騂、蝶等等。胡適在他所寫的「社說」、「時評」、「時聞」、「雜俎」等文章里，經常激烈攻擊舊禮俗和批評政府官吏。此外他也時常發表一些雜記、小品、詩詞等文字。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曾連載自己創作的小說《真如島》。 1910年夏，胡適考取庚款官費留美。8月離上海，9月到美國，入康奈爾大學農科。一年多以後，改學文科，1914年獲學士學位。1915年轉入哥倫比亞大學，師從著名哲學家杜威，攻讀博士學位。 留學期間，胡適特別注意觀風問俗，有意識地參與當地美國人的社會生活，使他對美國的文比、生活方式、社會組織有較深入的了解。他經常被當地各種社會團體請去作講演，通過這些講演，既訓練了他自己的英語能力，增加了閱歷，同時也向美國人介紹了中國的文化。這種經歷，對他日後深入探討中西文化互相融合的重大課題極有幫助。 胡適從他的導師杜威那裡受到的最大影響是對思想方法的高度重視。在學術方面，他把實驗主義的精義與中國傳統治學方法——考證學相結合，創造出他自己的一套治學方法。這套方法，不但支配了他自己一生的學術工作，也對一代中國青年學子產生重大的影響。自然，杜威的政治哲學和教育哲學，也對胡適產生了終生的影響。 但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書期間，胡適最為熱衷的，也是為他一生事業奠定基礎的，則是文學革命的嘗試。 每談起文學革命的歷史，胡適都要提到當時在留美學生監督處工作的鐘文鰲。此人每月給分散在美國各地的中國留學生分寄官費時，都順便附上宣傳廢除漢字、改用羅馬字拼音的傳單。胡適很不贊成他這種輕率無據的態度，但卻因此引起他對中國文字語言問題的關切。胡適自幼在私塾讀書時已備感古文與日用語言分離的痛苦。當深入研究這個問題之後，他提出：「古文乃是半死之文字」，白話的文字才是活文字的見解。從此，他和幾個最接近的朋友任鴻雋、梅光迪、楊杏佛、唐鉞等經常在一起討論中國的文字與文學問題。在討論中，梅光迪最守舊，他絕對不承認「古文是半死的文字」。為了反駁梅氏，胡適乃廣泛搜集資料，披閱中外文獻著述，來檢驗自己的立場和見解。由此，雙方辯論日多，梅氏愈辯愈保守，胡適則愈辯愈堅決，終於激出「文學革命」的主張來，並試驗用白話作詩、作文。 1916年秋冬，應《新青年》主編陳獨秀之請，胡適把他文學革命的基本主張用很謙虛的口氣寫成《文學改良芻議》一文。1917年1月，剛剛到北京就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的陳獨秀，將《新青年》亦遷到北京編輯，並發表了胡適的文章。在這篇文章里，胡適提出著名的八項主張：（1）須言之有物；（2）不摹仿古人；（3）須講文法；（4）不作無病之呻吟；（5）務去爛調套語；（6）不用典；（7）不講對仗；（8）不避俗語俗字。文中特彆強調文學必須有真實的感情和思想，切忌摹仿古人。他斷言，白話當為中國文學的正宗，應當用白話寫詩、作文，作一切文學的利器。 文章發表後，反響特彆強烈，陳獨秀接著發表《文學革命論》一文，把胡適的溫和的學理式的主張，變成了革命的檄文。 1917年7月，胡適回國，9月即到北京就任北京大學教授。從此，他與《新青年》一班人，如陳獨秀、李大釗、高一涵、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以及魯迅、周作人兄弟等結合在一起，在蔡元培的支持下，以北京大學為大本營，以《新青年》為中心陣地，高舉思想解放的大旗，開展了包括文學、思想、道德、政治等各個方面，內容十分豐富而又有相當深度的，贏得全國進步青年和知識界熱烈響應的，震盪全國的新文化運動。在這個運動中，胡適成了與陳獨秀齊名的領袖，他在許多方面發揮了有力的影響。 主要的有：1.繼續推動文學革命運動。 圍繞著胡適提出的八項主張，人們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最集中的是白話與文言的問題。反對白話文的主張亦時有發表。他們視為最有力的理由是說，以白話代替文言只是文學形式的變革，文學革命應革其內容，而不在革其形式。胡適回答他們說：「我們也知道單有白話未必就能造出新文學；我們也知道，新文學必須要有新思想作里子。但是我們認定，文學革命須有先後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學體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來做新思想新精神的運輸品。」①胡適認為，文學形式的變革正是文學內容變革的必備條件。胡適更注意到，要真正解決白話代替文言的問題，必須成功地創造出有價值、為大眾喜聞樂見的文學作品來。1918年4月，他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堂堂正正地標出「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的口號，並系統地提出創造新文學的理論與方法。這篇極有分量的大文章，被鄭振鐸詡之為「文學革命最堂皇的宣言」。胡適還發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提倡寫實主義，提倡寫短篇小說，提倡戲劇改革等等。但值得一提的是，他獨闢蹊徑，創作白話新詩。在白話與文言的論爭中，最受守舊派攻擊的就是白話詩。胡適於1919年10月，發表《談新詩》一篇長文，其中回答了爭論中最關鍵的問題，即新詩的音韻問題。從而為新詩的成立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朱自清說，《談新詩》一文「差不多成了詩的創造與批評的金科玉律了」。 1920年3月，胡適的白話新詩集《嘗試集》出版。著名文學史家陳子展評價說：「《嘗試集》的真價值，不在建立新詩的規範，不在與人以陶醉於其欣賞里的快感，而在與人以放膽創造的勇氣。」 2.推動思想解放運動。 在新文化運動中，最能激勵廣大青年知識分子的是個性解放與思想自由。胡適於1918年6月發表《易卜生主義》一文，極力宣揚易卜生關於充分①《嘗試集》自序。 發展個人的個性與才能的主張，指出「社會最大的罪惡莫過於摧折個人的個性，不使他自由發展」。而要發展個人的個性，「第一須使個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須使個人擔干係，負責任」。他特彆強調易卜生的一句名言：「你要想有益於社會，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 個性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要解放人，就必須爭得社會自由。胡適主張，應當「極力提倡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養成一種自由的空氣」。1920年8月，他同北大教授蔣夢麟、李大釗、高一涵等聯名發表《爭自由的宣言》。宣言中嚴厲抨擊北洋政府的假共和真專制；要求廢除一切破壞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遷徙及人身等項自由權的法律命令；切實保障人民最基本的自由權。這些要求在當時自然是與虎謀皮，但終究是一種自由主義的抗爭，是推動思想解放的有力舉動。 1919年11月，胡適發表《新思潮的意義》一文，這是新文化運動中真正具有綱領性意義的文獻。文中提出最中心的口號是「重新評定一切價值」，這是思想解放最徹底的宣言。從此出發，可以打破一切教條的束縛，根本改變人們對傳統道德、禮俗等等的看法，適應社會轉型的新要求，重新確立各種規範。胡適就家庭、倫理、女子解放等問題，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出了許多新觀念，令人耳目一新，喚起廣大的青年男女，嚮往新的社會，新的生活。這對五四以後中國一代青年的思想和行動都產生了重要影響。 3.教育改革。 胡適是北京大學最年輕的教授，由於他學有根底，又富有新思想，了解國外教育的發展，加上在新文化運動中贏得極高的聲譽，使他對教育改革問題擁有最多的發言權。他在就任北大教授的頭一年就親自創辦了哲學研究所，給優秀畢業生提供深造的機會。他首倡在各系成立教授會來管理教學，造成教授治校的新風範。他提議實行選科制，有力地鼓勵了青年向學的主動性。他還參與創辦許多其他的研究所，倡辦學術刊物，支持學生自辦文化學術團體，比如指導傅斯年、顧頡剛等創辦《新潮》雜誌等。這些，對改造舊北大官僚子弟沿襲下來的惡劣風氣，推動青年思想進步，奠定新式高等教育的基礎，皆有重要意義。 此外，胡適鼓勵和支持平民教育，特別是倡導發展女子教育，在當時都產生巨大的作用。胡適還特别致力於學制改革。由他主稿的1922年的新學制方案，被政府採用，推行全國，一直沿用到五十年代初期，其對使中國教育體制近代化，與世界教育發展相聯繫是至關重要的。關於中小學教材改革、教育方法的革新，胡適同樣做了許多工作。 4.傳播實驗主義。 胡適是實驗主義的忠實信徒，是在中國傳播實驗主義最主要的哲學家。 1919年春，他發表《實驗主義》一篇長文，系統介紹實驗主義哲學，尤對杜威哲學作了更為詳細的介紹。因其文章的風格相當中國化而又通俗流暢，很得知識界的好感。不久，杜威來華講學，胡適陪他到各地演講，充當翻譯，更擴大了實驗主義的影響。胡適以實驗主義為基礎，總結中國傳統的治學方法，提出「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十字訣，雖在流行中不免有片面性的流弊，但在當時學界還是產生了重要的積極影響。廣大青年知識分子從自己向上進取和奮鬥的需要出發，來領受實驗主義哲學中的積極因素，即它的懷疑的勇氣和力行實驗的精神。 實驗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中，總的說來對思想解放運動發生了有益的影響。這一點，瞿秋白和艾思奇都曾給予相當的肯定。 胡適初入北京大學，主要擔任中國哲學史、英文學、中國史等課程。他用新方法講授中國古代哲學，曾引起不小的震動。終因他學有根底，方法新穎而取得學生們的衷心悅服。許多老教師對他也刮目相看。1919年2月，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出版，為他在學術上的地位奠定了不拔之基。蔡元培為此書寫序指出，治中國哲學史，一方面須有深厚的「漢學」功底，另一方面又須有系統的方法。系統的方法在中國固有的學術傳統中無可借鑑，只有借鑑西洋哲學史。然而懂「漢學」的人很少懂西洋哲學史的；而留過學，懂得西洋哲學史的，又多不具備「漢學」功底。唯有胡適，既有「漢學」功底，又懂西洋哲學史，故能成就此書。他還指出此書的四大特點：（1）證明的方法；（2）扼要的手段；（3）平等的眼光；（4）系統的研究。近年學術界已公認，《中國哲學史大綱》是以現代學術方法治中國哲學史的開山之作。 胡適在學術上取得重要成功的另一個領域是對中國幾部著名的古典小說的研究。 1920年7月，胡適寫成《〈水滸傳〉考證》一篇長文。他用嚴格的考證方法求出水滸傳故事的歷史演變，揭示出人物典型的形成與創造過程，以及成書之後的版本遞嬗等等。這種推尋歷史演化蹤跡的方法，是考證學的一種新的應用，它啟發了年輕的歷史學家顧頡剛提出著名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說，形成了一個歷史學中的新學派——古史辨派。 1921年11月，胡適又寫成《〈紅樓夢〉考證》。他打破清末以來種種附會的索隱派紅學的迷霧，第一次提出《紅樓夢》乃是作者自敘身世的一部寫實主義的小說。從而把《紅樓夢》研究引上學術研究的正途。這對中國小說史乃至中國文學史的研究都有積極影響。 在以後的七八年里，胡適又相繼寫成十幾篇古小說考證的文字。經他考證和介紹的幾種小說，一時都成了暢銷書。又因為這些小說都是以較通俗流暢的白話文寫成的，因而也推動了白話文運動的開展。 胡適津津有味地做這些小說考證，是同他更大的工作目標相關聯的，這就是所謂「整理國故」。胡適指出，國故就是「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整理國故「就是從亂七八糟裡面尋出一個條理脈絡來；從無頭無腦裡面尋出一個前因後果來；從胡說謬解裡面尋出一個真意義來；從武斷迷信裡面尋出一個真價值來」①。簡言之，「打倒一切成見，為中國學術謀解放」②。 在整理國故的過程中，胡適提出「疑古」的口號。他認為古史中傳說的材料甚多，可信的甚少。學者需做考證的工夫。他主張「寧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①。在他的影響和鼓勵下，顧頡剛等一批具有新思想新方法的歷史學家，在一個時期里專意從事辨偽書、辨偽事、辨偽史的工作。古史辨派一時大盛。 胡適在歷史學方面的興趣始終以中國思想史為主。《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出版之後，他曾斷斷續續地寫作中國中古思想史。當寫到佛教的禪宗史時，他發現可信的材料太少，不得不擱筆以待新材料的發現。1926年，①《新思潮的意義》，《胡適文存》集卷四，第162頁。 ②《胡適的日記》，1922年8月26日。 ①《自述古史觀書》，《古史辨》第1冊，第23頁。 他為中英庚款事去歐洲，得機會到倫敦大英博物館和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查閱敦煌寫經卷子，從中發現禪宗大和尚神會的語錄兩萬多字。中國原有關於神會的材料不過600餘字，這同神會在禪宗史上的地位極不相稱。胡適回國後，陸續整理他的發現，於1930年出版《神會和尚遺集》，其中附了一篇2.6萬多字的《神會傳》。此書的出版，很受日本學界的重視。此後直到晚年，胡適對禪宗史的研究始終饒有興味，並與日本學者保持交往。 胡適的整理國故，實即是借鑑西方的學術方法整理中國的文化遺產，這是中西文化互相融通的具體實踐。因此，胡適把這看作是建設中國新文化的必要環節。在整個二三十年代，胡適親自主持了整理國故和編譯西書兩項大規模的學術活動。可惜，因社會的不安定，使這兩項工作無法長期堅持進行下去。 借鑑和學習西方文化，改造中國的舊文化，創造現代的新文化，這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基本目標。先進的中國人皆視為當然。但一部分保守的復古派或國粹派則另有主張。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浩劫，使西方一部分人，對自己的文明懷疑起來，歐美都出現了一股相當強烈的保守主義思潮。剛剛歐遊回國的梁啓超發表《歐遊心影錄》，其中有「科學破產」的話。於是頗有一些人也跟著懷疑科學，懷疑民主，懷疑個性解放的道理，以為重振中國固有的文明才是唯一的出路。保守主義思潮遂亦大為抬頭。1921年，梁漱溟發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1923年，張君勱在清華學校發表《人生觀》的演講，兩者都表現出對科學及西方文化懷疑和批判的傾向。胡適相繼發表《評梁漱溟先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和《〈科學與人生觀〉序》兩篇長文，嚴厲地批評了貶抑西方文化，吹捧東方古文化的保守主義傾向。他強調人類文化的同一性，強調科學與民主應是各民族現代發展的共同方向。1926年，胡適又發表《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一文，集中批評那種把西方文明說成僅僅是物質文明，中國文明才是精神文明的純主觀的說法。他強調說，任何文明都包含著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個方面，物質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礎。西方文明承認人的物質享受的正當性，努力發展物質生產，提高人的生活水準，創造生活上的種種便利，以解放人的精神創造力，從而產生了高度發展的科學、藝術及各種文化設施，其道德與政治生活也跟著提高。從十八世紀的自由、平等、博愛，到十九世紀的社會主義，都是東方人不曾夢見的精神文明的產物。而中國固有的精神文明，其最高產物不過是士大夫的心性修養論。人們「越向內做工夫，越看不見外面的現實世界；越在那不可捉摸的心性上玩把戲，越沒有能力應付外面的實際問題」。結果是貧窮、愚昧、落後。這種中西文化的爭論，到三十年代再度爆發。1935年1月，有所謂「十教授」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聲稱已經「沒有了中國」，「沒有了中國人」，意即中國文化已被毀棄了，必須重建中國本位的文化。胡適在《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一文中評論道，此宣言表面上持折衷主義，實質上是清末以來對抗新文化的保守主義思想的最新翻版，「是今日一般反動空氣的一種時髦的表現」。胡適指出，文化自身都有其保守性或惰性。而中國舊文化的這種惰性尤大。人們大可不必替「中國本位」擔心，這個本位是不會失去的。我們應該讓現代的新文化和我們固有的老文化充分接觸，借它的銳氣打掉一點我們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氣。新舊結合所產生的結晶品當然仍是中國本位的文化，仍是中國人的文化，是毫無可疑的。 胡適在1929年寫的一篇英文論文裡，不慎用了一個可被理解為「全盤西化」的英文單詞：WholesaleWesternization，遂長期被認為他是一個「全盤西化」論者。其實，胡適用這個單詞只是用以反對各種折衷的、主觀預設各種限制的中西文化觀，強調不同文化自由接觸、互相溝通、互相琢磨，從中產生出新的文化。這是他有關中西文化最基本的見解，但有時為一些盲目誇大的國粹主義言論所激，他也講過一些頗為偏激的話，如說中國「百事不如人」，說中國人「一分像人，九分像鬼」之類，頗引起人們的反感。直到他死前一年，還因發表一篇嚴厲批評中國舊文化的演講而遭致台灣政界、學界一些人的圍攻。 胡適是一個學者，但他和許多同時代的知識領袖一樣，面對多災多難的祖國，終不能忘情於政治。1917年剛回國的時候，他曾下決心「二十年不談政治」，力圖「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革新的基礎」①。但五四運動把政治問題尖銳地提到每個人的面前，胡適也不得不談政治了。1919年7月，他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從他的實驗主義出發，主張漸進的一點一滴的改革，反對各種所謂的「根本解決」。他的主張受到李大釗等人的批評。從此，在政治上，他開始與他的一批比較激進的朋友陳獨秀、李大釗等分道揚鑣了。 1921年6月，胡適與他最接近的朋友丁文江等組織起一個不公開的小團體，叫做「努力會」。次年5月，又辦起《努力周報》，宣傳他們的和平漸進的改革主張。胡適邀集蔡元培、王寵惠等十六位教授名流，發表由他起草的《我們的政治主張》。基本內容是主張以建立「好人政府」，作為現階段政治改革的目標。「好人政府」的標準是實行憲政的政府，公開的政府，有計劃的政府。這篇宣言引起很廣泛的討論，但終只限於紙上的政談而已，根本不曾收到什麼改革政治的效果。不久，胡適針對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聲明，寫了一篇《國際的中國》發表在《努力周報》上。文章著重表明當前並沒有國際帝國主義侵略的威脅，因此，現階段「只須向民主主義的一個簡單目標做去，不必在這個時候牽涉到什麼帝國主義的問題」。 1923年春，胡適到杭州煙霞洞養病。《努力周報》委託高一涵、張慰慈等幾個人維持。胡適對談政治越來越沒有精神了。到了10月，曹錕賄選當上總統，北洋政府的黑暗政治可謂達於極點。胡適始承認：「我們談政治的人，到此地步，真可謂止了壁了。」《努力周報》隨即停刊。 1927年5月，胡適從國外歸來，一時不能回到北京，乃在上海租屋定居下來，一度擔任私立光華大學的教授。1928年4月，胡適就任中國公學的校長，同時和幾個朋友辦起《新月》雜誌。那時，剛剛取得統治權的國民黨人，正以「革命」的名義，大力誅除異己，專制氣焰正盛。胡適看不過去，於1929年接連在《新月》上發表《人權與約法》、《我們什麼時候才可以有憲法》、《知難行亦不易》及《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幾篇文章，激烈抨擊國民黨的專制，並涉及孫中山與蔣介石。這激怒了國民黨人。他們查禁《新月》，拒為中國公學立案，還組織一批黨內人士撰文圍攻胡適。胡適被迫辭去中國公學校長，在離滬重返北京大學之前，表明他批評國民黨，並非出於惡意，只是「希望它自身改善」。 由於有這一段經歷，後來宋慶齡、蔡元培等組織民權保障同盟時，亦邀胡適加入，並請他組織北平分會。這其實是「歷史的誤會」。胡適是作為自①《我的歧路》，《胡適文存》二集卷三。 由主義者而關注人權；而同盟的主要領導者則是出於反蔣的政治目的而提倡民權。有此根本區別，難免發生分歧。果然，胡適入會不過一個月，於1933年2月初，便與同盟總部公開發生分歧，遂「自由出會」。 九一八事變後，胡適在對日態度上與蔣介石政府頗相近，他主張對日談判，主張謀求國際支援，反對抗日。此後，他即以「諍友」的資格時常對政治、外交等問題發表意見，提出建議。1932年5月，他同幾個朋友合作辦起《獨立評論》。他本人發表120餘篇文章，其中絕大多數是討論時局與外交的。他一面擁護蔣介石政府，反對共產黨和地方反蔣勢力；一面力倡民主政治，反對獨裁。曾在《獨立評論》上倡導關於建國問題的討論。在對日問題上，則堅持通過國際交涉予以解決。 抗戰爆發後，胡適轉而擁護抗戰，並受蔣介石之託，出訪歐美，作「民間外交」。1938年10月，進而受命為駐美大使，以學者而充外交官，實非其所長。所幸他在美國朝野聲望頗好，加之他有卓越的演說才能，對喚起美國輿論，同情中國抗戰，不無貢獻。1942年9月，胡適卸去大使職務，在紐約租屋暫住，重回到他的學術生活。從這時起，考證「《水經注》案」成了他晚年主要關注的研究課題。 抗戰勝利後，胡適受命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歸國前由傅斯年暫代。1946年夏，胡適自美歸國。不久，全面內戰爆發，烽煙四起，教師學生都極不安定。他一面支持國民黨的反共戰爭，一面又抵制軍警特務對學校的干預，常常奔走於南京、北平之間，在政府與學生兩面壓力下精神困擾不堪，一度要求辭職而不果。只有繼續考證《水經注》案，聊為寄託。這期間，蔣介石兩度敦促胡適從政，均被婉拒。1948年12月，北平解放前夕，胡適乘蔣介石所派專機，匆匆飛離北平，不久去了美國。 胡適於1949年4月21日抵舊金山。隔了一天，人民解放軍即解放南京。隨後，國民黨政府在大陸的統治即宣告結束。這一個大變局對胡適的打擊太大了。很長時間，他精神陷入極度苦悶，無心做學問，亦無顏見客，重新住進他原在紐約租住的寓所里，過了將近10年的寓公生活。其間除一度在普林斯頓大學葛斯德圖書館工作兩年之外，只是偶爾在一些大學臨時擔任講座，其餘大部分時間和精力均消磨於「《水經注》案」的考證。 所謂「《水經注》案」，是指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一部分學者，如魏源、張穆、楊守敬、王國維、孟森等，認為清代著名學者和思想家戴震偷竊了趙一清治《水經注》的研究成果這一公案。胡適最初治此案只是為其同鄉前輩（戴震是安徽休寧人，休寧與績溪皆屬徽州）洗冤白謗。但此案涉及的材料太多，被學者們弄得相當複雜。胡適以近20年的心力對此公案作考證，留下了值得注意的學術成績。這主要是：（1）發掘大量史料，證明戴震不曾偷竊趙一清的《水經注》研究成果。其中有些證據可以視為「鐵證」。從而多少廓清了在這一問題上的許多偏見。（2）胡適第一個揭示出，攻擊戴震偷竊趙一清《水經注》研究成果這一公案，反映著清後期理學與反理學的鬥爭。（3）胡適以其地位和聲望，能得到各方面的幫助，因而得見其他人不曾見到的《水經注》版本，加以認真比勘、考證，弄清各種版本的源流及其價值，因而對版本和目錄學是一大貢獻。 胡適埋頭考證的同時，與台灣知識界、政界仍有密切聯繫。由他參與創辦的《自由中國》雜誌，於1949年11月在台北創刊，一直到1960年始被迫停刊。其間，胡適一度擔任該刊的發行人。該刊的實際負責人是雷震。雷本是國民黨的高級官員，因不滿蔣介石的獨裁統治，積極推動民主運動。《自由中國》雜誌成為民主運動的一個中心，為此多次受到當局的干預。胡適本人也屢次受到蔣家父子御用勢力的攻擊。但權衡政治得失，蔣介石還是決定把胡適召回台灣擔任中央研究院的院長。 胡適1958年4月到台北赴任。1960年，雷震因醞釀組織反對黨而被當局投入監獄。此後，胡適再度陷入精神苦悶之中，且屢次復發心臟病。1962年2月24日，在一次中研院歡迎新院士的酒會上，終因心臟病猝發而去世。終年71歲。 胡適一生著述甚豐，約略估計在2000萬字以上。目前流行的則只有他生前自編的《胡適文存》三集和《胡適論學近著》一輯。他死後，台北遠流出版社出版《胡適作品集》37卷。此外，有台灣胡適紀念館編印的《胡適手稿》30冊，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耿雲志編的《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42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