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二卷） · 第三十九章　蔡元培

蔡元培，字鶴卿，改字仲申；號鶴廎，後改號孑民。曾用名有蔡振、周子余、鍔青、會稽山人等。1868年（清同治七年）1月11日出生於浙江省紹興府山陰縣。父親寶煜，是當地一家錢莊的經理，在蔡元培11歲時病逝。蔡元培6歲入家塾，讀《百家姓》、《千字文》和《神童詩》等書。1877年起，因家境困難，改到別處附讀。13至16歲，在叔父蔡銘恩和秀才王燓修指導下，閱讀四書、五經、《史記》、《漢書》、《困學紀聞》、《文史通義》等書，學作八股文。17歲考中秀才，開始自由閱讀有關考據和詞章的書。18至19歲，在家鄉做私塾教師。20至22歲，為同鄉舉人、藏書家徐樹蘭校訂圖書，得以博覽群書，學問有很大長進。23歲，赴杭州參加鄉試，中舉人。翌年，去北京會試，中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28歲，授職翰林院編修。這時的蔡元培，已是一個才華出眾，「聲聞當代，朝野爭相結納」①的士大夫了。 正當蔡元培在科舉的道路上一帆風順的時候，1894年，中國在中日甲午戰爭中失敗，清廷同日本簽訂了屈辱的《中日馬關條約》。蔡元培極為悲憤，痛感這是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他涉獵翻譯西方書籍，思想眼界漸開，開始走出傳統思想的牢寵，感到遵循祖宗成法，不能找到國家和個人的出路。讀了嚴復譯的《天演論》，他認為「西政善者皆暗合中國古制」，雖然這種認識是膚淺的，但畢竟邁出了向西方探求真理的第一步。 1898年戊戌政變後，蔡元培指出：變法失敗的原因，在於「不先培養革新之人才」，而僅靠下幾道上諭，來從事改革，以圖扭轉腐敗局面，這是不可能的。他看透了清廷的昏暗腐朽「無可希望」，於是在這年9月，毅然棄官南下，在家鄉興辦教育。這是他委身教育，服務於新式學校的起點。 同年冬，蔡元培就任紹興中西學堂監督（校長）。這個學堂依學生程度分三齋，大體上分別相當於後來的高小、初中、高中一年級的水平。教員中有新舊兩派，新派篤信進化論，提倡民權女權思想，對尊君、卑民、重男、輕女的舊觀念，經常予以批評。舊派對新派異常忌恨，慫恿堂董妄加干預。蔡元培對此不能接受，憤而辭職。 1901年夏，蔡元培到上海，就任南洋公學特班總教習。他的教學很有特色，規定學生自己讀書。學生在閱讀的基礎上每天寫札記，每月作文一次，都由他親自批改。他還鼓勵學生練習演說，以便用演說去喚醒民眾。他注意向學生灌輸愛國思想，特班學生黃炎培後來在追思蔡元培的教誨時認為，他「所詔示，千言萬法，一歸之愛國」①。 1902年4月，蔡元培等在上海發起成立中國教育會，蔡被推舉為會長。 同年11月，南洋公學因學校當局欲懲戒無辜學生，引發了退學風潮。蔡元培同情並支持學生，亦辭職離去。經他提議，由中國教育會資助，百多名退學學生組成愛國學社，公推蔡元培為總理。愛國學社以教育為手段，對學生進行愛國和革命教育。蔡元培「公言革命無所忌」，認為革命乃治病之良方，革命精神所在，無論其為男為女，均應提倡。 ①羅家倫：《逝者如斯集》，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年版，第80頁。①蔡建國：《蔡元培先生紀念集》，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54頁。 1903年4月，抗俄拒法運動高漲，蔡元培主張成立團體，聲援廣西人民的拒法運動。並針對俄軍在東北的侵略行徑，出版《俄事警聞》（後改稱《警鐘》），號召抗俄救國。1904年2月，蔡元培在該報發表白話小說《新年夢》，描寫自稱「中國一民」的人，在夢遊中的見聞，表達了他想改變社會經濟制度，「造個新中國」的願望。 1904年7月，蔡元培接任愛國女校總理。當時，他認為革命只有二途：一是暴動，一是暗殺。在愛國學社注重軍事訓練，播下了暴動的種子；在愛國女校則播下了暗殺的種子。同年冬，光復會在上海成立，他被選為會長。1905年8月，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成立，經介紹他加入了同盟會。接著，孫中山指派他為上海分部負責人。他又發展黃炎培等人入會，為辛亥革命培養了一批骨幹力量。 1907年6月，蔡元培赴德國留學。先在柏林學習德語，兼作家庭中文教師，翌年，進萊比錫大學。留德四年半，編寫了《中學修身教科書》、《中國倫理學史》，翻譯了《倫理學原理》等書。《倫理學原理》出版後，被國內一些學校作為倫理學教科書，書中的某些唯物主義觀點，對思想界產生過一定影響。毛澤東後來回憶他在湖南第一師範學校讀到這本書的情景時說：「我們當時學的儘是一派唯心論，偶然看到像這本書上唯物論的說法，雖然還不純粹，還是心物二元論的哲學，已經感到很深的趣味，得了很大的啟示，真使我心嚮往之了！」①。 1911年12月，蔡元培由德國回到上海。1912年1月，出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臨時政府北遷後，繼續擔任北京政府教育總長。任職期間，他發表了《對於教育方針之意見》，把清廷學部制定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的五項教育宗旨加以修正，刪掉忠君、尊孔的內容，改為軍國民教育、實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美感教育五項。他指出，這五方面教育皆為當代教育所不可偏廢的。「教育界所提倡之軍國民主義及實利主義，固為救時之必要，而不可不以公民道德為中堅。欲養成公民道德，不可不使有一種哲學上之世界觀與人生觀，而涵養此等觀念，不可不注重美育。」他對清廷舊學制進行了重要改革，提出務必順應時勢，推行養成共和國民健全人格的教育方針。為此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於1912年1月頒布《普通教育暫行辦法》，規定學堂改稱學校，監督、堂長一律改稱校長；各種教科書務合共和國國民宗旨，清學部頒布的教科書一律禁用；小學廢止讀經，初級小學可以男女同校；中學校為普通教育，文實不分科等。他還積極推行義務教育和社會教育，在教育部除設普通教育司和專門教育司外，特設社會教育司，藉以把教育事業從學校擴大到整個社會。 蔡元培擔任教育總長時，主張精兵簡政，節約經費。政府各部人員，多者百餘人，但他主張：為事擇人，不必多設冗員，因而教育部連繕寫員在內也只有30多人。蔡元培為人廉正，生活儉樸，平等待人，極少衙門作風。同盟會員持孫中山介紹信來，他不予安排；素不相識的青年王雲五，因對高等教育提了中肯的意見，被破格錄用。教育部上起總長下到部員，不分等級，月薪一律30元，全部開支，每月不過千元。由於「諸事簡陋，惟務實際」，勤雜人員用得很少，以至堂堂教育總長親到大總統府去領教育部的大印，都是乘人力車往返的。這些帶有公僕特色的作風，成為中華民國開國史上的美①李銳：《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中國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41頁。談。 1912年9月，蔡元培攜眷再度赴德國留學。翌年3月，袁世凱刺殺了宋教仁。6月，蔡應孫中山之召回國。他支持孫中山領導的「二次革命」，痛斥袁世凱是毀棄民元約法的罪魁，是憑藉武力的野心家，主張用武力保衛辛亥革命的成果。 討袁軍事行動失敗後，蔡元培於當年10月到達法國，從事學術研究。1916年3月，蔡元培等與法國政界、教育界的知名人士發起組織華法教育會，蔡任中方會長，歐樂任法方會長。華法教育會是中法文化交流的總部，它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從國內招收大批華工，並為他們開辦華工學校；二是發展留法勤工儉學會，組織無力出國求學的青年，以半工半讀方式到法國留學。後這項工作在國內產生了很大影響，形成了相當廣泛的群眾運動，一時赴法勤工儉學者達千人。其中許多人在勤工儉學中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著名領袖和優秀幹部。 1917年1月，在教育總長范源濂的敦請下，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 原來的北京大學是一座封建思想濃厚、官僚積習很深、校政腐敗的學府，許多學生把上大學作為升官發財的階梯，對研究問題並無興趣；教員中不少人不學無術，吃飯混日子。因此，學校被人稱為「官僚養成所」。蔡元培上任後，首先對北京大學的校風進行整頓。他到校第一天，校役們列隊在門口恭候並向他行禮表示歡迎，他立即脫下禮帽，向校役們鞠躬還禮。歷任北大校長都是由總統任命的特任官，他們出入校門是從不理睬校役的。蔡元培的民主作風和平等待人精神，在北大師生和校役中引起強烈反響。他和學生之間的關係也很融洽，師生之間常有文字交往，研討學術，因此深受青年學生的景仰。他注重改變學生中普遍存在的舊觀念，教育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他衡量教員和學生優劣的標準，是學問的有無好壞，不是地位的高低和家庭的貧富。 蔡元培深知辦好一所大學，激發學生研究學問的興趣，必須擁有一支積學而熱心的教師隊伍。為此，他聘請了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錢玄同、劉半農、魯迅、楊昌濟、馬寅初、馬敘倫等著名學者來校任教。這些具有革新思想的學者到校後，成為蔡元培整頓和改革北京大學的重要力量。 為了鼓勵和提倡學術研究，引導學生參加各種有益的社會活動，在蔡元培的組織和支持下，各種學術團體和群眾團體相繼成立。如新聞、音樂、畫法、書法、體育等研究會，以及新潮、國民、平民講演團，消費公社等社團。蔡元培目睹許多學生無意於學術研究，卻醉心於運動官吏議員，從中感到公民道德教育的重要。為此，他發起組織進德會，以不嫖、不賭、不納妾、不做官、不當議員、不吸菸、不飲酒等為戒規，以提倡培養個人高尚道德為宗旨。該會的出現，反映了當時進步知識分子對社會道德墮落的不滿，對北大部分師生中道德風尚的扭轉產生過積極的影響。 蔡元培認為大學是「囊括大典，網羅眾家」的學府，因此他在北京大學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方針。後來他總吉他在教育界的經驗時說：「我對於各家學說，依各國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兼容並包。無論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命運，即使彼此相反，也聽他們自由發展。」①從這種辦學方針出發，蔡元培聘請教員不拘①《宇宙風》第56期，1938年1月1日。 一格，唯才是用，即只問學問、能力，不問思想派別，不求全責備，不以個人政治傾向作為取捨的標準。「圓通廣大，兼容並包」，當然並不是無原則的調和折中，而是鼓勵向封建主義作鬥爭。因為舊思想舊文化在北京大學仍占統治地位，充斥各個學科，新思想新文化被視為「異端邪說」。因此，提倡「兼容並包」的方針，正是為了打破舊思想舊文化專制主義的桎梏，為新思想新文化的發展創造有利條件。 蔡元培對北京大學的體制進行了改革。他調整科系及課程設置，擴充文理兩科。鑒於文理分科的流弊，力主文理溝通，主張廢去年級制，採用選科制。選科制的實行，提高了學生學習的興趣，發揮了他們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有利於人才的培養。在行政領導體制上，設立了校評議會，實行教授治校和民主管理。學校的重要事項，必須經過評議會審核通過，才能付諸執行。北京大學經過蔡元培的整頓革新，面貌為之改觀，不僅為當代中國大學教育樹立了新的楷模，而且促進了知識界思想的轉變。在青年學生中掀起追求民主和真理的熱潮，北京大學因而也就成了五四運動的搖籃。 蔡元培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位倡導者。初期的新文化運動以民主與科學為兩大口號，蔡元培是這兩大口號的積極宣傳者。他反對尊孔迷信，認為守舊派「定孔教為國教」的主張背離了思想和信仰自由的原則，因而是十分荒謬的。他抨擊幾千年來封建專制思想，持一孔之論、守一家之言，「於相對世界持絕對主義，執一而排他」，給我國的文化教育事業造成嚴重危害。他說：「歐化優點即在事事以科學為基礎。生活的改良，社會的改造，甚而至於藝術的創作，無不隨科學的進步而進步。」①他要求大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希望學生立志發展科學文化事業，使中國加入「世界學術之林」。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在中國思想界產生強烈反響。1918年11月，蔡元培在慶祝歐戰勝利大會上作了題為《勞工神聖》的講演。他聲情並茂地說：「我們要自己認識勞工的價值。勞工神聖！此後的世界，全是勞工的世界啊！」②這裡，他所說的勞工，是泛指各種勞動者，不單指工人，即「凡用自己的勞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業，不管他用的是體力、是腦力，都是勞工」。③這個口號的提出，反映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知識分子對工人階級力量的新認識。「勞工神聖」在當時成為一句時髦的口號，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蔡元培主張教育平等，極力提倡平民教育。他支持學生成立平民教育講演團，贊助他們走出校門去為勞苦大眾服務。1920年，平民教育講演團在長辛店創辦勞動補習學校。1922年，北京大學開始規定五一勞動節放假，蔡元培以校長名義發出布告：「本日為精神勞動紀念日，經校務討論會議決，放假一日。」這座全國最高學府，公開紀念勞動節，反映了時代潮流的變化，也反映了蔡元培思想的可貴。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時，北京政府的教育總長傅增湘要蔡元培負責召回結隊遊行的學生，蔡元培對學生參加政治活動不大讚成，但也不多加干涉，因而回答說：「學生愛國運動，我不忍制止。」學生被捕後，他同情學生，並立即對被捕學生積極進行營救。當警察總監提出釋放被捕學生的條件時，①何炳松：《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國教育》（上卷），商務印書館1931年版，第105頁。②《北京大學日刊》，1918年11月27日。 ③《北京大學日刊》，1918年11月27日。 蔡元培慨然以身家作保，表示同意。他還和師生們在校門口列隊歡迎被捕同學歸來。 5月8日，北京政府決定撤免蔡元培北大校長職務，並下令北京各校整飭學風。在巨大的壓力下，蔡元培悄然離京，辭去北大校長之職。北京大學師生髮起了「挽留蔡校長」的鬥爭，北京各校和社會各團體也積極響應。北京政府懾於群眾的壓力，被迫電促蔡元培回任北大校長。由於校內外各方的再三敦促，9月中旬，蔡元培返回北大。他提出「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的口號，向北大和全國青年學生表示：自今以後，「願與諸君共同盡瘁學術，使大學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國文明前途百年大計」①。蔡元培在五四運動中看到了人民群眾的力量，卻不完全理解群眾運動的作用；他憂國憂民，富有愛國精神，卻看不到解放中國的道路。因而他認為救國運動已經完成，學生應該「盡瘁學術」。這時的蔡元培依然局限在讀書救國、科學救國的理想之中。 五四運動以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知識界得到比較廣泛的傳播。蔡元培認為，應以「學術自由」的原則去研究馬克思主義。「研究與盲從不同，研究馬克思主義，不必即信仰馬克思。」①1921年11月17日，北京大學「馬克斯學說研究會」在《北大日刊》上刊登啟事，正式宣布成立，蔡元培支持研究會的成立，並應約在會上講話。當時北京政府到處防範「過激主義」，北京大學居然允許研究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團體存在，這說明了蔡元培的膽識。 1920年冬，蔡元培赴歐美各國考察教育，1921年9月回國。1922年初，北京爭取教育獨立運動呈現高潮，蔡元培積極支持這一運動。3月，他發表《教育獨立議》一文，主張「教育事業當完全交與教育家，保有獨立的資格，毫不受各派政黨或各派教會的影響」②。 1923年夏，蔡元培再次赴歐。此後一段時間，他雖然仍保留北大校長名義，但已不主持北大實際工作。1924年1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被選為候補中央監察委員。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蔡元培在歐洲致電北京大學，對人民的反帝愛國運動表示完全支持。並撰寫《為國內反對日英風潮敬告列強》一文，在歐洲各國報刊上用英、法、德等文字發表，揭露慘案真相。 1926年2月，蔡元培由歐洲回國，堅辭北大校長職務。雖因各方挽留，辭職未果，但仍滯留上海，沒有北上。1927年3月，他由杭州到上海，參與了蔣介石等策劃的反共「清黨」活動。4月初，在蔡元培主持召開的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上，通過了吳稚暉等提出的彈劾共產黨案，並要求國民黨採取緊急措施，將各地共產黨員加以逮捕。4月12日，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13日，中央監察委員會開會，通過了取締「反革命分子」等項決議。 蔡元培作為一個資產階級革命家，當群眾運動日益高漲時，害怕群眾的覺悟和劇烈的反抗行動；同時，他推崇無政府主義的互助論，反對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學說，並深受儒家中庸思想的影響。因此，在革命高漲和政治大變動的時刻，他一度陷入迷途。但不久，即同國民黨反動政權拉開了距離。①《北京大學日刊》，1919年7月23日。 ①李季：《馬克思傳·序》，上海神州國光社1933年4月版。 ②《新教育》第4卷第3期。 從1927年4月起，蔡元培先後擔任南京國民政府委員大學院院長、中央研究院院長、代理司法部長等職。1928年8月，他辭去各職，專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直至逝世。 蔡元培是中央研究院的奠基人。該院於1928年6月正式成立，在蔡元培的領導下，至1930年，中央研究院先後建立了物理、化學、工程、地質、天文、氣象、歷史、語言、心理、社會科學等研究所和一個自然博物館，匯集了丁西林、李四光、竺可楨、傅斯年、陶孟和、翁文灝等眾多知名學者。蔡元培知人善任，他聘請楊杏佛任總幹事，就是以楊之長補己之短。他說：「我素來寬容而迂緩，楊君精悍而機警，正可以他之長補我之短。」①他挑選造詣深厚的學者做各所的所長，用有科學知識和有領導能力的人做總幹事。他們都有充分的權力，展其所長。因此，中央研究院的經費雖不甚多，卻能在短時期內，取得一些引起世界學者注目的科研成果。蔡元培為發展我國的教育和科學事業，傾注了滿腔心血，獻出了畢生的精力。 國民黨「清黨」以後，蔡元培曾希望依託蔣介石政權來謀取國家獨立，實現民主政治，但這個政權越來越專制獨裁，完全站到了人民的對立面；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後，政府又推行不抵抗主義，強烈的使命感，促使他起來抗爭。 1930年8月，鄧演達成立第三黨，揭起反蔣旗幟，蔡元培表示支持，並打算同鄧合作，醞釀反蔣各派的大聯合。1932年12月，他和宋慶齡、楊杏佛等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主要任務是營救關押在獄中的政治犯。同盟成立前後，他和宋慶齡等曾聯名營救楊開慧、鄧演達、史良、羅隆基、胡也頻、陳獨秀、牛蘭夫婦、許德珩、羅登賢、廖承志、陳賡、侯外廬、丁玲、潘梓年等人。同盟的爭取民主自由和營救活動，引起蔣介石的恐懼與仇恨，他指使國民黨特務暗殺了楊杏佛，並迫使同盟停止活動。儘管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存在的時間並不長，但它是蔡元培後期政治生活的光榮一頁。 1933年3月14日，蔡元培等百餘人發起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紀念會。 他說：「邇年來我國以反對共產黨之故，輒聯而及於馬克思之思想與學說，寢且言者有罪，此種觀念，亟應打破。」①在白色恐怖籠罩著的上海，蔡元培等敢於帶頭髮起紀念馬克思，這種精神是難能可貴的。 1936年10月，魯迅逝世。蔡元培不顧國民黨當局的反對，和宋慶齡等組織治喪委員會，親自執紼，並致悼詞。他說：「我們要踏著前驅的血跡，建造歷史的塔尖。」①這一果敢行動，既表現了蔡元培對魯迅沒世不渝的友誼，又是對國民黨白色恐怖的憤怒抗議。 九一八事變後，蔡元培堅決主張抗擊日本侵略。他痛恨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主張槍口對外，一致抗日。1933年5月，他在上海青年會舉辦的國恥紀念會上發表演說，指出：日本侵華的目的，就是要按照它滅亡朝鮮的老辦法來滅亡中國。現在它在東北製造偽國，就是這一套老把戲。1934年，他又堅定地表示：我們「應該以大無畏的精神抵抗。只要我們抵抗，我們的後輩也抵抗，中國一定有出路」②。表現了一個愛國主義者的浩然正氣。1937①《蔡元培先生紀念集》，第248頁。 ①《申報》，1933年3月13日。 ①《救亡情報》第24期，1936年11月1日。 ②王世傑：《追憶蔡先生》，1940年3月24日《中央日報》。 年，抗日戰爭爆發後，蔡元培於同年11月由上海移居香港。居港期間，年老多病的蔡元培依然憂念國事，不忘收復河山。「由來境異便情遷，歷史循環溯大原。還我河山舊標語，可能實現在今年。」③1938年4月，會晤吳玉章時，蔡元培「猶欣欣然以國共能重新合作共赴國難，為國家民族之大幸」④。1939年12月，蔡元培以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中國分會名譽主席身份，為該分會撰寫了一首會歌，歌詞愛國熱情洋溢，充滿反侵略戰爭必勝的信心：「我中華，泱泱國。愛和平，御強敵。兩年來，博得同情洋溢。獨立寧辭經百戰，眾擎無愧參全責。與友邦共奏凱旋歌，顯成績。」①1940年2月，延安各界憲政促進會舉行成立大會，通過蔡元培、宋慶齡、毛澤東等為大會名譽主席團成員。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全國各地舉行隆重的追悼大會，深切哀悼蔡元培的逝世。毛澤東在唁電中稱頌蔡元培是「學界泰斗，人世楷模」。周恩來在延安各界追悼大會上贈送的輓聯中寫道：「從排滿到抗日戰爭，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從五四到人權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這是全國人民對一代宗師蔡元培崇高、公正的歷史評價。 ③《蔡元培年譜》，中華書局1990年版。 ④《蔡元培先生紀念集》，第98頁。 ①《中央日報》（重慶），1940年3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