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二卷） · 第四十二章　郭沫若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清光緒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生於四川樂山觀峨鄉沙灣鎮。乳名文豹，學名開貞。「沫若」是他1919年9月11日首次在《學燈》上發表新詩時所用的筆名，取他故鄉沫水（大渡河）和若水（青衣江）兩河合龍之意。 郭沫若祖籍福建汀州寧化，於1781年定居沙灣。至其父郭潮沛時，他家發展為一個兼營商業的中等地主。郭潮沛重視子女的教育，對郭沫若及其兄弟的成長起了重要作用。大哥郭開文（1877—1936），是四川第一批留日學生之一，較早接受資產階級維新思想，對郭沫若有較深的影響。 1897到1905年，郭沫若在私塾讀書。1905年考入嘉定高等小學堂，1907年升入嘉定中學堂，一直到1909年。這期間，他開始向文學方面發展。課餘時間他閱讀了梁啓超翻譯的《經國美談》、《義大利建國三傑》，嚴復譯的《天演論》等外國作品。這對他後來的文學發展及思想傾向都有重大影響。郭沫若在學生時代就具有反抗的個性。1909年10月嘉定中學有學生和營防軍發生衝突，學生被打成重傷，郭沫若以學生代表身份要求學校出面交涉，被校方開除。次年2月插入成都高等學堂分設中學丙班就讀，又因為代表班級參加全市罷課鬥爭，於1911年1月被學校開除，由於他大哥郭開文是該校教員，才得以繼續在該校就讀。 辛亥革命和中華民國誕生，喚醒了郭沫若革命民主主義的意識。但他不能忍受辛亥革命後的黑暗現實，渴望到外地去尋找新的生活。促成他離鄉遠行的，還有奉父母之命，與張瓊華成婚的不幸婚姻。1913年底，他東渡日本留學。 1914至1923年，郭沫若先後就讀於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預科、岡山第六高等學校、九州帝國大學醫科。這10年是郭沫若學生時代最勤勉的一段。除學習日、德、英幾門外語外，醫學功課非常繁重，但他很刻苦，獲得了醫學士學位。後來他之所以放棄行醫，走上了文學的道路，是因為得過傷寒，留有後遺症，兩耳重聽的緣故。 留學日本對郭沫若一生的發展十分重要。日本帝國主義於1915年5月向北京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條」。為此，郭沫若與幾個同學回國抗爭，雖未成功，卻充分表明了他的愛國熱情。1919年5月中旬，郭沫若與夏禹鼎、徐誦明等幾個同學組織了一個愛國小團體——「夏社」，翻譯日本人仇華消息，或自己動手寫些排日的文章，向上海各報館投寄。接著，他又與郁達夫、成仿吾等一起於1921年6月下旬成立了創造社。郭沫若不僅推動了創造社的成立，而且在實際工作中發揮了核心作用。前期創造社先後辦了3個刊物，即《創造》季刊、《創造周報》和《創造日》。《創造》季刊雖然由上述三人輪流編輯，但郭負責最多。《創造周報》則主要是郭負責。 1919年下半年至1920年上半年，是郭沫若的新詩創作的爆發期，他自認是「最可紀念的一段時期」。1921年8月出版的《女神》，除《序詩》外，共56首。這些詩歌的思想內容十分豐富，有強烈的反帝思想和推翻軍閥統治的要求。1923年出版的《星空》是他的第二部詩集，共收詩34首。《星空》的格調比較低沉，反映了郭沫若思想的苦悶。他自認為《星空》是五四退潮後的一些「微波」，在這裡「像產生《女神》時代的那種火山爆發式的內發情感是沒有了」①。詩集《前茅》共收入郭沫若詩作23首，大部分寫於1923年。這時我國工農革命運動出現了新的高漲，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日益擴大，郭沫若的思想也有了較顯著的變化。在這裡詩人不再只是迷戀自然、頌揚自然，而是敢於正視人生，正視人世間的苦樂，有些詩甚至就是工農革命的戰歌。此外，他的詩集還有《瓶》、《恢復》等。這期間他還創作了《卓文君》、《王昭君》等詩劇，寫了一些歷史題材的小說和自傳體小說，在外國文學的翻譯和介紹方面也作出了一定成績。特別是《卓文君》、《王昭君》兩劇，充分體現了五四時代「人」的覺醒，歌頌了人格獨立、人人平等、婚姻自主的五四精神。 留日十年，特別是從五四到1923年這幾年，可以說是郭文學活動的全盛時期。他的詩作和其他文學作品，對我國新文學運動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郭沫若是我國現代文學的奠基者之一。 從1924到1926年北伐前，郭沫若逐漸減少了文學活動，主要投向了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革命問題的探討。這使他實現了向共產主義者的轉變。翻譯日本經濟學家河上肇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一書，使郭沫若對社會主義有了較系統的認識。這部著作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社會主義革命的必然性及其過程，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前進的途徑。儘管它在論點上有個別錯誤，但總體上還是遵循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說和唯物史觀的。從事這部著作的翻譯，使他在理性上開始認識了馬克思主義。他在《孤鴻——致成仿吾的一封信》中說：「我從前只是茫然地對於個人資本主義懷著憎恨，對於社會革命懷著信心，如今更得到理性的背光，而不是一味的感情作用了。這書的譯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了一個轉換時期。」①1924年，郭沫若攜妻兒由日本回國。對郭沫若的思想發展產生很大影響的是五卅運動。1925年5月30日那天，郭沫若目睹了上海工人、學生為抗議日本資本家殺害工人顧正紅往工部局示威請願，慘遭外國巡捕屠殺的情景。工人階級浴血奮戰的精神深刻地教育了他。他積極投身於反帝鬥爭的洪流。他參與組織「四川旅滬學界同志會」，並為該會起草《五卅案宣言》。他多次在群眾集會上發表演說，指出必須與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反對帝國主義侵略。鬥爭的實踐激起了他創作的衝動，歷史劇《聶嫈》就是在五卅高潮中寫成並上演的。 五卅運動後，他「中止了前期創造社的純文藝活動，開始轉入了對於辯證唯物論的深入的認識」，「從以前的浪漫主義的傾向堅決地走到現實主義的路上來」，「更由文藝界跳進革命運動的浪潮里去了」。郭沫若的這個轉變，也是前期創造社能夠轉向中期創造社的一個重要原因。由於成仿吾南下，郁達夫北上，在上海的創造社元老郭沫若，自然就成為中期創造社的實際指導者。他以《洪水》為陣地，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武器，積極撰文批判國家主義派的反共、反蘇、反對馬克思主義的言論。 1926年3月，經瞿秋白的推薦，廣東大學（中山大學前身）聘請郭沫若任文科學長（文學院長）。在進步師生的支持下，他大膽地整頓了文科學院，將腐敗的前清翰林清除出校，新聘了不少左派教授。他還積極支持學生運動。在廣東大學高師部學生畢業典禮上，他發表講話，勉勵畢業生「在社會裡頭，①《序我的詩》，《沫若文集》第13卷，1961年版，第121頁。 ①《沫若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第289頁。 無論做什麼事情，一定要拿革命的手段，努力為群眾利益前途奮鬥」①。5月間，他應毛澤東邀請，到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作報告，併兼任第六屆廣州全國農民運動講習所教員。此時，他應邀出席第三次全國勞動代表大會和廣東省第二次農民代表大會聯合舉行的馬克思誕辰108周年的紀念大會，並發表演說。 1926年7月下旬，郭沫若投筆從戎，與陽翰生、李一氓一起從廣州出發隨國民革命軍北伐。10月間到達武昌城下。在這期間，他由宣傳科長、宣傳處長、秘書長升任政治部副主任；軍銜由中校升為中將。11月上旬北伐軍占領九江、南昌後，他接到鄧演達電令，立即組織精幹人員趕赴江西，主持政治工作。1927年3月，浙江、安徽、江蘇、上海都被北伐軍占領，孫傳芳的勢力迅速崩潰。這時蔣介石公開背叛革命，先後製造了贛州慘案，南昌、九江事件和安慶慘案。當時，郭沫若先在南昌後又到安慶主持政治工作，蔣介石曾多次用高官厚祿收買他，任命他為「總司令行營政治部主任」，每月另加300元大洋津貼，但是，郭沫若目睹一系列慘案的發生，洞察了蔣介石叛變的部分內幕，在革命與反革命生死搏鬥的嚴重時刻，置個人安危於不顧，密電武漢中央，揭發蔣介石的叛變行徑，並秘密離開蔣介石到達南昌。到達南昌的當天，即3月31日，他便寫下了著名的討蔣檄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及時地揭露了蔣介石叛變革命、屠殺革命者、製造安慶慘案的罪行。他的文章產生了很大影響。4月14日，他到達上海，向周恩來報告了蔣介石一手製造九江、安慶慘案的經過。隨後，郭離開上海去武漢，出席了武漢國民政府舉行的第二次北伐誓師大會。不久，又赴河南參加北伐戰爭。 7月中旬，武漢的國民党進行「分共」活動，郭即去九江。8月1日南昌起義時，他雖沒到南昌，但他是由25人組成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委員，由7人組成的革命委員會主席團成員，併兼任宣傳委員會主席和總政治部主任。8月4日，郭到南昌後的第二天，隨軍撤離南昌。部隊轉戰到瑞金時，經周恩來、李一氓介紹，郭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起義部隊在汕頭失敗，郭沫若等4人在當地農民協會的幫助下，於1927年10月經香港到上海。後於1928年2月24日離開上海去日本。南京國民政府下令通緝郭沫若。郭沫若到達日本後，幾經搬遷，最後定居在市川市須和田。在這裡，郭沫若成就了他一生中具有重大意義的學術事業。 這段時期，郭沫若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著作，包括哲學、經濟學、歷史學等。他思考如何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的實際結合起來。他認為，「要使這種新思想真正地得到廣泛的接受，必須熟練地善於使用這種方法，而使它中國化」①。於是他著手翻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1928年7月，他開始撰寫《中國古代社會研究》，1930年3月匯集出版。這部著作用大量史實闡述了中國古代社會由原始公社向奴隸制發展的過程，論證中國古代存在過奴隸制社會，從而說明中國社會發展史同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人類社會發展史的普遍規律相一致。這部著作被史學界公認為「第一部馬克思主義中國古代史著作」。 除此之外，郭沫若依靠日本和國內朋友的幫助，克服了政治上不自由、①李江：《魯迅與畢磊》，《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第5輯，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年版，第216—217頁。 ①《海濤集·跨著東海》，《沫若文集》第8卷，1958年版，第311頁。資料缺乏和經濟窘迫的困難，寫出了如下一批富有創見的史學論著：《甲骨文研究》、《兩周金文辭大系》、《金文叢考》、《金文余釋之餘》、《卜辭通纂》、《古代銘刻匯考》、《古代銘刻匯考續編》、《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先秦天道觀之進展》、《殷契粹編》等。這些論著的發表，使郭沫若成了世界上著名的學者。著名歷史學家白壽彝說：「史學界的同志，無論是否同意郭老的觀點，無論是否有獨到的創穫，但沒有例外，都是隨著郭老開闢的道路，隨著郭老首先在史學領域裡舉起的馬克思主義的旗幟前進。」①在日本10年間，郭沫若還創作了許多小說、散文和自傳體文學，如《我的童年》、《反正前後》、《黑貓》、《創造十年》、《創造十年續編》、《北伐途次》等。他的歷史小說都是運用現實主義的原則，著力刻畫各種不同性格的歷史人物，並通過他們來批評或讚揚今人，不僅起到了為現實服務的作用，而且加強了左翼文壇的力量。這期間他還有大量翻譯作品問世，如美國作家辛克萊的《石炭王》、《屠場》、《煤油》三部巨著，《日本短篇小說集》，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還有自然科學方面的《生命之科學》等等。 應該說明的是，郭沫若流亡日本一年後，由於創造社被國民黨政府封閉，他的每月100元生活費資助就斷絕了。為了不使古代史研究中斷，他的妻子安娜儉約持家，同時，郭沫若也不得不把部分精力轉移到別的文字的寫作和翻譯上來，以便掙一些稿費維持生活。 郭沫若在日本研究中國歷史，並沒有忘記祖國的社會現實。而且應該說，他研究古代歷史正是為了改變祖國的現實。他時刻以「我是中國人」來勉勵自己，要求自己「無論在怎樣環境中，你得拿出勇氣和耐心來，更堅毅地生活下去，你雖然離開了祖國，離開了工作崗位，你不應該專門為全軀保妻之計，便隱沒下去的」。①正是這種精神力量，支配著他在逆境中長期在古代浩繁的文獻中，在難識費解的甲骨文、金文中刻苦地研究。他雖然遠離祖國，卻一直關心著祖國的革命鬥爭。他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50多位發起人之一。為了支持「左聯」，他捐贈了《少年維特之煩惱》譯著的版稅，作為「左聯」的基金。他還支持「左聯」東京分盟主辦的幾個刊物，經常為它們撰稿。抗日戰爭爆發後，經過各方面的努力爭取和安排，1937年7月25日郭沫若秘密離開日本返回中國。 1937年7月27日，在朋友的幫助下，郭沫若住進了上海法租界的新居。7月31日，蔣介石迫於形勢取消了對郭沫若的通緝令，並隨後在南京召見他，這使他在上海的活動減少了一些麻煩。 在上海期間，郭沫若主要從事群眾性的抗日救亡活動。由於他的聲望，他成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的實際領導人，並以救亡協會為中心，團結廣大文化工作者和愛國青年，組織了3個戰地服務隊和12個救亡演劇隊，從事抗戰的宣傳和服務工作。他不顧個人安危，馳騁在戰火紛飛的戰場上，慰勞士兵、訪問將帥，把人民的敵愾帶到前線，把前線的勇敢傳到後方。郭沫若還是《救亡日報》社的社長。這個報紙在初期上海抗戰中發揮了很大作用。1938年1月，郭沫若與於立群正式結婚。2月，他在武漢接受了曾被他①白壽彝：《深切懷念開闢新歷史的偉大旗手》，《光明日報》1978年6月29日。①《海濤集·我是中國人》，《沫若文集》第8卷，第337頁。 拒絕過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的職務。由於郭出面邀請，三廳集結了當時優秀的文學、戲劇、音樂、美術等各方面的進步文化人，被譽為「名流內閣」、「人才內閣」。經過緊張的籌備，4月1日第三廳正式辦公。儘管受到國民黨種種禁令的限制，三廳還是開展了不少抗日救亡群眾性活動和工作，如舉行震動武漢三鎮的大規模的「擴大宣傳周」和七七周年紀念會。它採用了歌詠、戲劇、漫畫等多種手段宣傳抗日，推動了人民愛國熱情的空前高漲，群眾紛紛為抗戰出力、獻金。又如組編了9個抗敵演劇隊，4個抗戰宣傳隊和1個孩子劇團，活躍在抗日前線和後方，從而培養出不少優秀的文藝工作者。 1939年以後，政治形勢逆轉，國民黨政府先後發動了三次「反共高潮」。在這種形勢下，遷至重慶的三廳無法正常開展工作。國民黨對三廳施加種種限制，由改組、縮編，至1940年9月終於下達了撤銷令。11月，國民黨在政治部之下設立一個「文化工作委員會」，任命郭沫若為主任委員。國民黨對文委會的管制甚多，但在郭沫若領導下，頂住國民黨的壓力，仍開展了不少抗日宣傳和進步文化活動。有一次，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張治中到文化工作委員會演講，說文委會是「租界」，成員有「左翼作家」，又都不是國民黨員，因此他要求「取消租界」，要求大家都加入國民黨。對此，郭沫若說，加入國民黨本來不成問題，他自己也曾做過國民黨員。不過為三民主義而奮鬥，重在行動上，形式上加入不加入並不是重要問題。並且打了一個比方，說相信佛教的不一定做和尚，做了和尚的不一定都相信佛教，所以不一定加入。至於「租界」云云，那就請部長「收回」吧。文委會衝破限制，竭力開展一些進步文化活動，如舉辦各種報告會、講演會、座談會、大型音樂會、美術展覽和木刻展覽等，出版了多種報紙副刊。 郭沫若從來沒有停止文學創作，但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側重。1941年皖南事變後由於實際政治工作受到很大限制，他又把主要精力轉向創作和研究，尤其是歷史劇創作和史學理論的研究上來。在歷史劇方面，從1941年12月到1943年4月不到一年半時間內，連續寫出了《棠棣之花》、《虎符》、《屈原》等六部劇作。史學理論方面，這時期出版了很有影響的論文和著作，如《青銅時代》、《十批判書》、《甲申三百年祭》。 在抗日戰爭後期，郭沫若積極參加國統區的民主運動。1945年1月，中國民主同盟發表要求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和成立聯合政府的宣言。國統區的文化界2月22日在《新華日報》發表了郭沫若起草的有372人聯合簽名的《文化界時局進言》，猛烈抨擊國民黨的法西斯獨裁統治，提出建立由各黨派代表組成的聯合政府和實行民主的一系列要求。國民黨反動當局不僅對簽名者進行分化、威脅和組織反簽名運動，而且還於3月20日下令解散了文化工作委員會。 抗日戰爭勝利後，郭沫若努力宣傳中共新民主主義的綱領和政策，站在反對國民黨獨裁、內戰鬥爭的前列，為爭取民主和解放而鬥爭。 1946年1月10日，郭作為社會賢達代表，出席了在重慶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會後，重慶各界在較場口召開慶祝政治協商會議成功大會，國民黨特務公然搗毀會場，毆打大會總指揮李公朴，郭沫若上前阻止，亦被打傷。事後，他充滿憤慨地譏刺王世傑、陳立夫說：打我的人，「我相信，他就站在我的面前，他也不敢公然承認他是親自下手或唆使人打我。那種心懷內咎而不得不呈出一副偽善者面孔的勾當，我不相信是怎樣好過的事情」。 1946年5月8日，郭沫若到上海。當時上海報刊僅《文匯報》一家掌握在進步人士手裡。當《文匯報》實行改革時，郭幫助他們設計出7個周刊，並親自參加其中《新思潮》與《新文藝》的編輯工作，使之成為當時國統區最受歡迎的報刊。1947年2月，百貨職工召開抵制美貨、用國貨演講會，國民黨特務搗毀會場，打傷職工。當天下午，郭和沈鈞儒代表中國學術工作者協會，到醫院慰問受傷職工，到警察局抗議，將被捕的受傷者保出就醫。1947年7月11和15日，民主人士李公朴、聞一多相繼在昆明慘遭國民黨特務殺害。郭沫若在上海多次發表文章以示哀悼，憤怒抨擊國民黨反動派的法西斯罪行。10月4日，上海各界人士為李、聞召開追悼會，郭發表講話，並在《祭李聞》一文中，揭露國民黨反動派橫逆暴戾的種種罪行。由於在民主運動中的威望和影響，他在上海的住所成了進步文化人經常匯集的地方。一些重要的集會，如進步文化人為朱德60壽辰舉行慶祝會、揭露美蔣假調處真進攻的罪行招待會等，都是在這裡舉行的。 1947年下半年，郭沫若離開上海去香港，領導中國藝術工作者協會香港分會和中國文藝界協會香港分會的工作，他以《華商報》為主要陣地，發表了許多政論和雜文，向國內和華僑中的知識分子宣傳中共的主張，鼓勵他們獻身人民解放事業。1948年11月，他響應中共中央提出的關於召開新政協、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離開香港同其他愛國民主人士一道前往解放區。1949年6月，出任新政協籌備會副主任。7月，由他發起的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北平召開，會上，他被選為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主席。9月，他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被選為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 新中國成立後，郭沫若擔負著繁重的國家事務的領導工作。他先後擔任過政務院副總理兼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主任，歷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長，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全國文聯第二、三屆主席，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主席，中日友好協會名譽會長等職務。他是中國共產黨第九、十、十一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至第五屆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政協全國委員會第一屆委員，第二、三、五屆副主席。 在國際事務活動中，郭沫若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多次率團出國訪問，跋涉亞非歐美各洲，對發展中國人民與世界各國人民的友誼，加強與各國的聯繫和合作，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郭沫若一生先後在日本生活了20年，對日本人民一直懷有親切深厚的感情，把日本稱為「第二故鄉」。在中華民族受到日本法西斯侵略時，他就寄希望於日本人民的覺醒，並大力支持日本人民反戰同盟的建立。新中國成立後，他更致力於促進中日友好。1951年，他在英文雜誌《人民中國》上發表《致日本人民的公開信》，反對美日單獨媾和復活日本軍國主義。1952年春，他和宋慶齡一起電邀日本的和平團體參加這年秋天在北京舉行的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1954年，他發表《關於促進中日關係正常化》的談話。次年5月，邀請日本學術會議中國考察團訪問中國，開拓了中日學術交流的道路。接著，他率領中國科學院學術考察團對日本進行回訪，這是戰後我國第一個訪日團體。1963年10月4日，中國日本友好協會在北京召開成立大會。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也沒有間斷加強中日友好的工作，多次陪同周恩來總理，或自己單獨會見來中國訪問的日本朋友。1954年，他將抗日戰爭結束時日本東亞同文書院大學留在上海的14萬張辭典卡片送還愛知大學，使這個學校的《華日大辭典》得以出版。他把自己在須和田的藏書1300多冊，贈送給日本的日中文化研究所。後來，這個研究所以此為基礎成立了沫若文庫，並根據他的建議擴大為亞非圖書館。郭在日本人民心目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日本人民對他促進中日友好給予很高的評價。日本友人為他在日本生活過的四個地方建立了詩碑，以作紀念。 郭沫若長期領導我國科學文教工作，在團結科學家、調整科研機構和科研隊伍、開展各項科研活動、制定辦學方針、培養青年科技人員、參與制定十二年科研遠景規劃等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貢獻。郭沫若特別重視文物考古事業的建設，積極組建文物考古研究機構，大力倡導和支持文物考古工作幹部的培訓，並孜孜不倦帶頭從事古籍整理、考古研究，使我國文物考古工作日新月異地發展。郭非常關心漢字改革工作，主張中國文字拼音化。他建議成立專門的文字改革機構，對漢字進行整理和簡化。他主張書籍報刊文字改為左起橫排。1956年1月1日，《人民日報》改為橫排，帶動了全國出版行業的改革。 郭沫若一直關心我國文學藝術事業的發展，並不間斷地從事自己的創作活動。作為全國文藝界的最高領導人，他發表的許多文章、談話，都被認為是我國文藝運動的指導性言論。這些文章大多收在《雄雞集》里。這個時期他寫的詩很多，編成集子的有《新華頌》、《百花齊放》、《長春集》、《駱駝集》、《東風集》和1977年編定的《沫若詞選》。他逝世後，於立群又將他在粉碎「四人幫」以後寫的詩文編為《東風第一枝》出版。據粗略統計，郭沫若建國後寫的詩有900多首，比他在解放前寫的多了將近一倍。此外，郭沫若繼續創作歷史劇、撰寫史學論著，為新中國建設服務。1959年和1960年，為了替曹操和武則天翻案，應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要求寫了《蔡文姬》和《武則天》兩個劇本。1963年，為了紀念民族英雄鄭成功光復台灣300周年，應八一電影製片廠之約，創作了電影文學劇本《鄭成功》。這時期他最重要的史學著作是《奴隸制時代》。1971年10月出版的《李白與杜甫》，是他留給人們的最後一部學術著作。 作為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和偉大的文化戰士，郭沫若對「四人幫」借「批林批孔」之名，把矛頭指向從中央到地方黨政軍一大批負責幹部，指向周總理的罪惡陰謀，早就有所察覺。他拒絕寫為「四人幫」吹捧的文章，為此，受到了「四人幫」的圍攻。1976年1月8日，周總理逝世，他懷著極其沉痛的心情，帶病去向總理遺體告別，並參加了周總理的追悼會。9月9日，毛主席的逝世，給了他又一個沉重打擊。當傳來粉碎「四人幫」的消息時，他按捺不住激動的心情，創作了「大快人心事」的詩詞，並帶病參加了首都人民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慶祝大會。他還抱病出席了科學大會的開幕式，並預言中國科技春天的到來。1978年6月12日下午，郭沫若與世長辭，終年86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