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二卷） · 第三十四章　陳嘉庚

陳嘉庚，又名甲庚，字科次，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10月21日出生於福建省同安縣集美社（今廈門集美鎮）。其父杞柏在新加坡經營米店和地產業。陳嘉庚9歲入讀集美社的南軒私塾。17歲前往新加坡，在父親開辦的順安米店幫助管理銀錢貨帳，兼當文書。兩年後做了米店的經理。 1904年，順安米店停業，陳嘉庚集資7000多元叻幣（新加坡貨幣），創辦新利川菠蘿罐頭廠，並將與人合資的日新罐頭廠收回自辦。獲利後，又辦起福山菠蘿園和日春菠蘿罐頭廠，並擴大米業經營，增設「謙益」米店和「恆美」熟米廠。由於抓住了菠蘿罐頭銷售的有利時機，加之經營得當，陳嘉庚屢獲成功，這給他增添了擴大業務的勇氣。當時橡膠第一次從巴西移植到馬來亞，這位年輕的實業家以其遠大的眼光和驚人的勇氣，投資1800元購進橡膠種子18萬粒，植於福山菠蘿園中，開始從事橡膠種植業。隨後又不斷擴大種植面積，開闢新的種植園。1911年，陳嘉庚到泰國曼谷採購大米，在北柳港發現那裡的菠蘿堆積如山，而無人設廠加工製作罐頭，於是他便投資辦廠，就地收購菠蘿，製造罐頭外銷。至此，陳嘉庚已成為擁有幾處橡膠園、數家菠蘿罐頭廠和米店的殷實僑商了。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他看到菠蘿罐頭和大米受戰爭影響，外運困難，就決定全力經營航運業和橡膠業。他先後租購六艘輪船從事航運，來往于越南、新加坡等地，遠者到達波斯灣，從中獲利近百萬元。之後他將幾個菠蘿罐頭廠和米廠改為橡膠廠，又陸續購進幾千畝橡膠園。由於戰爭的機遇和他個人的才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數年間，陳嘉庚發展成為一個擁有400多萬元巨資的華僑大資本家了。到1922年，他手中控制了10個經過改建和擴充的工廠，後來又購買了幾處大橡膠園，並在馬來亞和印尼等地設立了十幾個分店。他還同時經營米廠、木材廠、冰糖廠、餅乾廠、皮革廠。1925年，陳嘉庚的事業達到全盛時期，計有：橡膠園15000英畝，各類工廠30餘家，分店150多家，雇用兩萬餘人，全部資產為1200萬元（約值黃金百萬兩），成為南洋商界的巨子。 然而，就在陳嘉庚登上「橡膠大王」寶座之時，英、美、日等國橡膠商人也紛至沓來，投資經營，造成膠價猛跌。從1926年起，虧損日甚。1928年，親日奸商焚毀了他的膠品製造廠，損失近百萬元。1929年資本主義世界爆發嚴重經濟危機，膠價暴跌，陳嘉庚被迫賣出膠園11000多英畝。到1931年，他不得不接受新加坡銀行提出的條件，將自己的企業改組為「陳嘉庚股份有限公司」。這家公司雖然由陳嘉庚擔任總經理，但實際上受到外國資本的控制。外商進一步通過新加坡滙豐銀行向他施加壓力，企圖壟斷公司生產的全部膠鞋的銷售權。陳嘉庚認為，如果答應，就等於受辱于洋人，公司將永無翻身之日，因而嚴詞拒絕，並於1934年2月21日，宣布他的全部營業收盤。 陳嘉庚經營實業30年，為僑居地經濟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他最早引進橡膠，進而大面積種植，是新加坡和馬來亞地區橡膠業的主要開拓者之一。他首先開始橡膠製品的大規模生產，並有計劃地開闢了橡膠製品和其他製品直接輸出的國際市場，在華僑中第一個打破英國資本的壟斷局面，促進了僑居地民族工業的發展。他還為當地培養出數量眾多的企業家和技術人才。 陳嘉庚不僅是一位成績卓著的華僑實業家，而且是國內革命事業的積極支持者和參與者。1906年2月，孫中山來到新加坡，不久這裡成立了同盟會分會。新加坡成為革命黨人在南洋活動的中心。革命黨人創辦的《中興日報》與保皇派的《南洋總匯報》展開激烈的爭論，使反對清皇朝統治的革命思想得到迅速傳播，也使陳嘉庚深受革命潮流的影響。他經友人介紹認識了孫中山，參加了新加坡同盟會會員的秘密集會，1910年春，同弟弟敬賢一起加入了同盟會，並剪掉髮辮，以示反清革命的決心。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福建光復，陳嘉庚與同盟會員在新加坡天福宮召開閩僑大會，成立福建保安捐款委員會，被選為主席，在短短兩個月內籌款20多萬元支援福建革命，另籌5萬元支持孫中山。 陳嘉庚一生愛國愛鄉，為祖國的繁榮富強竭盡所能。在這方面，突出表現在他不吝巨資，積極興辦學校上。陳嘉庚經常說，他的錢財「取之社會」，也要「用之社會」。1894年他首次回家鄉時，便捐獻私蓄2000元，辦了一所「惕齋」學塾，這是他在國內最早興辦的學校。陳嘉庚認為，教育是立國之本，「興學即所以興國」，辛亥革命後，他決心回鄉興教以報國。他在《南僑回憶錄》中寫道：「民國光復後，餘熱誠內向，思欲盡國民一分子之天職，愧無其他才能參加政務或公共事業，只有自量綿力，回家鄉集美社創辦小學校。」1913年，集美小學正式開辦。這個學校以鄉里祠堂為校舍，由陳嘉庚出錢修繕。隨後又陸續創辦女子小學、男子師範、女子師範、幼稚師範、正規中學，以及水產、商業、農林、國學專科等學校，共10所，另設幼稚園、醫院、圖書館、體育館、科學館、教育推广部，統稱集美學校。經過陳嘉庚十餘年的努力，一個荒辟的漁村終於變成了各類學校俱全的綜合性的教育中心。1923年孫中山大元帥大本營批准「承認集美為中國永久和平學村」。「集美學村」之名由此確定。 在創辦集美學校期間，陳嘉庚幾次回國，親自籌劃，凡選擇校址、聘請校長、選用教員，以及招生及優待回國子弟等重要事項，他都親自過問。考慮到當時一般人家經濟困難，無法全力供子弟上學，陳嘉庚規定中學生只交膳費，師範生免收各種費用，並供給學生蚊帳被褥。此外，又設立「集美儲金」，為品學兼優的學生在國內升學或出國深造提供資助。為了創辦集美學校，發展家鄉教育事業，陳嘉庚耗費了巨資。據統計，1918年至1933年，集美學校各種費用共支出481萬元。陳嘉庚還認為，集美學校必須設立基金，以保證長久的經費來源。1919年，他在新加坡聘請律師簽立字據，捐出橡膠園土地290公頃，房地產9.2萬多平方米，作為集美學校的永久基金。陳嘉庚辦教育並不著眼於自己的家鄉，他曾先後撥出專款在福建的28個縣市辦學。到1932年，除集美學校外，由陳嘉庚創辦和提供補助的中、小學校共有73所。 在興辦中、小學的基礎上，陳嘉庚又進一步籌辦大學。1919年7月，陳嘉庚印發《籌辦福建廈門大學附設高等師範學校通告》，說明他「久客南洋，志懷祖國，希圖報效」，因此「不揣冒昧」，倡辦大學。①本月13日，他在廈門浮山與陳氏宗祠召開廈門大學發起人會議，並發表長篇演講，講述他籌辦大學的動機和經過。他說，「今日國勢危如累卵，所賴以維持者，惟此方興之教育與未死之民心耳」。我國不識字者占人口總數的90％，這同歐美日①《集美學校校友會雜誌》第1期，1920年。 本「彼此相衡，奚啻霄壤，國民之程度如此，欲求免天演之淘汰，其可得乎？！」「吾人若不早自猛省，後悔何及！誠能抱定宗旨，毅力進行，彼野心家能剜我之肉，而不能傷我之心，能斷我之臂，而不能得我之心，民心不死，國脈尚存，以四萬萬之民族，決無甘居人下之理。今日不達，尚有子孫，如精衛之填海，愚公之移山，終有貫徹目的之一日。」②陳嘉庚的愛國熱情，溢於言表。會上，他當場認捐開辦費100萬元，當年一次交清；經常費300萬元，分12年付完。這所華僑創辦的唯一大學，也是全國唯一私人獨資創辦的大學，從1921年4月6日開學後，陳嘉庚獨力維持了16年。後來受世界經濟危機的嚴重打擊，陳嘉庚的境遇十分困難，但他的態度仍很堅定，「寧可變賣大廈，也要支持廈大」。他把自己的三座大廈賣了，作為維持廈大的經費。到1937年，陳嘉庚確因經費枯竭，無法負擔，不得不忍痛將廈大交給政府當局，改為國立大學。對此，他十分沉痛：「不圖經濟竭蹶，為善不終，貼累政府，抱歉無窮！」③陳嘉庚還以同樣的熱情發展僑居地的教育事業，在新加坡創辦和贊助許多學校。其中有道南小學、愛同小學、幸福小學、南僑師範、新加坡水產航海學校和南洋華僑中學，後者是南洋第一所華僑中學。 陳嘉庚不但興辦許多學校，而且提出過許多重要的教育思想和主張。他提倡女子教育，突破封建禁錮，開風氣之先；強調優待貧寒子弟，獎勵師範生；提倡學生要德育、智育、體育全面發展；主張「沒有好的教師就沒有好的學校」，確立教師在學校的主導地位；倡辦職業技術教育，以培養生產技術人才，振興實業；要求普及教育，訂下同安「十年教育普及計劃」，設立同安教育會和教育推广部。陳嘉庚以開拓者的姿態和革新者的精神，鞠躬盡瘁，為教育事業奮鬥一生，真正做到了「誠毅」二字。 陳嘉庚是一位堅定的愛國者。1923年他創辦《南洋商報》，鼓吹抵制日貨。1928年濟南五三慘案發生後，他組織「山東慘禍籌賑會」，擔任會長，第一次把華僑抗日力量團結起來，陸續籌款130萬餘元。九一八事變後，陳嘉庚在新加坡召開華僑大會，通過致國際聯盟和美國總統電，要求履行國際條約：制止日本發動罪惡的戰爭。1932年一二八上海十九路軍抗戰，陳嘉庚發動華僑捐款支援。1937年全國抗戰爆發後，8月15日，陳嘉庚在新加坡僑民大會上慷慨陳詞，指出當前祖國面臨亡國亡族的威脅，海外僑胞作為國民一分子，應該見危拯救，出錢出力，表明自己的真正愛國心。大會一致通過成立「馬來亞新加坡華僑籌賑祖國傷兵難民大會委員會」（簡稱「新加坡籌賑會」），陳嘉庚被推舉為主席。翌年10月10日，南洋各地華僑代表匯集於新加坡，召開籌賑祖國大會，成立「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簡稱「南僑總會」），陳嘉庚當選為主席。從此，南洋華僑出現了有史以來的第一個統一組織，陳嘉庚的華僑領袖地位也由此確立。 南僑總會的成立標誌著華僑愛國團結的新階段。南洋各埠的籌賑會加入南僑總會者達80多個，各埠的籌賑會又設分會千百個。參加籌賑會的有各幫、各行業、各團體，其領袖人物有僑領、社會名流、記者、教師和基層群眾代表。有了這樣廣泛的抗日統一戰線的組織，加上德高望重的陳嘉庚的領導，華僑籌賑救亡工作在全南洋範圍內形成波瀾壯闊的群眾運動，取得了輝②《廈大周刊》第12卷第21期，廈大12周年紀念專號。 ③陳嘉庚：《南僑回憶錄》，第19頁。 煌的成就。 為了從人力、物力、財力上支援祖國抗戰，陳嘉庚首先在僑胞中開展廣泛的愛國宣傳。他竭力支持各地組織講演團、宣傳隊、歌詠隊、話劇團等向廣大僑胞宣傳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道理，動員廣大僑胞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同時極力促成國內一些文藝團體來南洋參加愛國宣傳。如由夏之秋率領的武漢合唱團，在新加坡演唱了三個多月，入場券收入達3萬餘元。其次是組織募捐活動，通過南僑總會下面的分會和基層團體，層層發動、人人關心，掀起了大規模的捐款愛國熱潮。從1938年10月到1941年底，南洋華僑匯款到國內的總數是30億元（新加坡幣），其中抗日義捐部分就有4億元。陳嘉庚本人1938年春一次認購國債10萬元，另外，他還每月捐法幣2000元，直至抗戰勝利。此外，陳嘉庚還組織大批技工回國服務。廣州淪陷後，中國海上運輸斷絕，滇緬公路成為一條重要的運輸線。當時運輸物資任務繁重，迫切需要大批汽車司機和修車工人。僑胞在陳嘉庚的號召下，紛紛響應，組織了一支3200人的機工回國服務隊，分批來到昆明。他們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堅持運輸工作，對於支援抗戰前線起了重要作用。與此同時，陳嘉庚還領導愛國僑胞進行抵制日貨、懲辦親日漢奸，發動捐贈衣物、藥品、救護車等工作。不少華僑青年在他的感召下，相繼回國參加抗戰隊伍。 1938年10月，廣州、武漢相繼陷落後，身為國民黨副總裁、國民參政會議長的汪精衛公然發表對日和平談話。陳嘉庚極感氣憤，立即發出電報質問，揭露其和平是假，投降是真的賣國面目。時值重慶召開國民參政會第二次大會，陳嘉庚以國民參政員的身份，致電提出「敵人未退出我國以前，公務員談和平便是漢奸國賊」的議案。此案略作文字變動，改為「敵未出國土前言和即漢奸」，以大多數贊成獲得通過。鄒韜奮稱這寥寥十一個大字是「古今中外最偉大的一個提案」。這個提案表現了陳嘉庚敢怒、敢罵、敢鬥爭、敢除惡務盡的民族氣節。 1940年3月，陳嘉庚親率南僑總會所組織的「南洋華僑回國慰勞考察團」回國。考察團先後在四川、山西、河南、雲南、貴州、廣西、湖南、廣東、江西、福建等15個省份進行慰勞考察。這次考察是陳嘉庚一生的大轉折，思想認識出現了根本的變化。從1927年到1940年回重慶之前，他是堅決的「擁蔣派」，抗戰義捐款項全部匯交國民政府行政院。然而他尊重事實，明辨是非，訪問重慶與延安之後，醒悟過來了，分清了是非，從而把民族的命運寄希望於中國共產黨。1940年6月的延安之行，給他留下極深的印象。他會見了毛澤東、朱德，與他們進行了多次深入的交談；參觀女子大學和軍校；與傅連暲以及財政、公安、司法等福建籍負責人交談；廣泛接觸集美和廈大校友；出席延安各界的歡迎和歡送會等。他根據所見所聞，斷定中國的希望在延安。7月，他在重慶國民外交協會發表演說，以親自在延安看到的事實，揭露國民黨對共產黨的種種誣衊和造謠，指出：「那裡自抗戰以後，土地革命已經停止了，一切抗日的人都很自由。民眾生活也很好，不痛苦，說到教育，也很好。」「他們進行了大規模的開荒運動，一年之內開墾了百多萬畝田地，這些都是事實。」①1942年2月，新加坡淪陷，陳嘉庚避難於印尼的爪哇。在3年的匿居生活中，他幾次險遭不測，但都泰然處之，置生死於度外。1945年8月抗戰勝①陳嘉庚：《在西北的觀感》。 利，10月6日陳嘉庚回到新加坡，受到500個社團的聯合歡迎。11月8日，重慶十團體舉行「陳嘉庚安全慶祝大會」，毛澤東送去條幅「華僑旗幟，民族光輝」；周恩來和王若飛發表祝詞：「為民族解放盡最大努力，為團結抗戰受無限苦辛，誹言不能傷，威武不能屈，慶安全健在，再為民請命。」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反動派堅持獨裁反共的方針，撕毀「雙十協定」和政協協議，悍然發動全面內戰。在中國向何處去的關鍵時刻，陳嘉庚代表海外愛國僑胞，堅決站到人民革命和反蔣擁共的立場上。1946年9月，他以南僑總會主席的名義，代表南洋1000萬華僑，致電美國總統和參、眾兩院，要求美國迅速改變對華政策，停止援蔣打內戰。如果一意孤行，不聽忠告，「中國將視美國為日本第二」。這個通電受到僑胞的熱烈擁護。在內戰期間，陳嘉庚多次發表談話，譴責國民黨發動罪惡戰爭，擁護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戰爭，並指出獨裁必敗，民主必勝。他還組織了新加坡華僑各界促進祖國和平民主聯合會，積極募捐支援國統區人民的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1948年5月4日，陳嘉庚代表新加坡華僑致電毛澤東，表示響應中國共產黨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 1949年6月，陳嘉庚應毛澤東的邀請到北平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議。9月30日，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華僑事務委員會委員。1950年2月返新加坡，刊行《新中國觀感集》，宣傳新中國的新面貌、新氣象。同時把未了的合營企業結束，款項悉數匯回國內，準備擴建集美學校和廈門大學。幾個月後，回國定居於家鄉集美，投身於新中國的建設事業。他歷任第一、第二屆全國人大常委，第二、第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主席。 陳嘉庚回國後，除參加政府工作外，還把擴建、充實集美學校和廈門大學作為一項重要工作。1950年至1961年，國家補助集美學校的經費約900萬元，陳嘉庚個人支出經費500萬元。在這期間，修建了大會堂、教學樓、圖書館、科學館、游泳池等新的建築，在專業設置上增設了水產、商船、航海、財經、輕工以及華僑補習學校。1960年，在校學生達1.1萬多人，成為建校以來學生人數最多的一年。集美學村以它較為齊全的設備、優美恬靜的學習環境，吸引著海外和內地的莘莘學子。 解放後的廈門大學，在陳嘉庚的關心和人民政府的支持下，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先後建成了大會堂、圖書館、生物館、醫院、教工及學生宿舍等，還修建了可容納2萬觀眾的上弦運動場。廈門大學位於海防最前線，距離國民黨軍隊占據的大擔島、二擔島只有3000多米，擴建前有人擔心在這樣的地方修建高樓大廈是否合適，陳嘉庚的回答十分乾脆：「敵人一邊炸，我們一邊建，今天被炸了，明天再建造起來！」他以老邁之軀，手持拐杖，不辭辛苦經常巡視建築工地，檢查工程質量。 陳嘉庚一生興辦教育事業的全部支出約合人民幣1.5億元（1981年折算）。這在近代的僑辦教育事業中，是絕無僅有的。而他自己卻過著十分簡樸的生活。他定居集美，住在董事會二樓的房間，既小且暗。陳舊的床、寫字檯和沙發，打著補丁的衣服和襪子，每天五角錢的伙食，卻怡然自樂。他常說：「應該用的錢，千萬百萬也不要吝惜，不應該用的錢，一分也不要浪費。」 陳嘉庚對福建的建設十分關心，提了許多建議，為人民政府所採納。他認為解放後福建最迫切的建設是修一條鐵路，「全省十二萬餘公里，人民一千二百餘萬人，竟沒有一寸鐵路，這種落後狀況應迅速改變」。他不僅多次向毛澤東、周恩來、陳毅等領導人提出修建鐵路的意見，並且親自設計鐵路方案。後經中央批准，開始修築鷹廈鐵路，到1956年修成通車。他還倡議移山填海，修建廈門集美海堤和集美杏林海堤，得到陳雲、陳毅、葉飛等領導人的大力支持，海堤於1956年11月完工。 1955年8月，陳嘉庚開始了祖國萬里行，訪問了東北、西北、西南、中南16個省市。他看到祖國在社會主義的軌道上迅猛前進，面貌日新月異，非常興奮。途中不斷給毛澤東、周恩來和有關領導寫信，反映情況，提出建議。1956年元旦發表《偉大祖國的偉大建設》一文，結論說：「我的總觀感是，毛主席領導全國人民做我們前人沒有做過的極其光榮偉大的事業，已經取得重大成就。事實證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使國家富強，使人民幸福。」 陳嘉庚對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僑務政策表示熱烈擁護。他在1956年全國僑聯成立大會的開幕詞中強調：「應該廣泛地團結和組織歸僑、僑眷和華僑，加強社會主義教育，進一步鼓勵他們參加祖國建設事業。愛國的僑胞對於推動和平解放台灣的事業，應該和祖國人民一道，擔負起應負的責任」。他還倡議在廈門建立「華僑博物院」，倡議在北京建立「華僑歷史博物館」 1958年，陳嘉庚患皮膚癌，他以頑強的毅力同癌症搏鬥了3年。1961年8月12日終因腦血管病變，全身機能衰竭，逝世於北京，享年88歲。臨終前他口授遺囑，表示對中國共產黨的忠誠和熱愛至死不渝，對祖國實現統一充滿信心，並將在國內的存款300多萬元全部捐給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