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二卷） · 第三十二章　羅隆基

羅隆基，號努生。1896年8月14日（清光緒二十二年七月初六）出生於江西省安福縣。其父是前清秀才，後以教私塾為業。受父親的影響，羅隆基自幼愛好古文及古典詩詞。 1912年夏，羅隆基考入清華留美預備學校。在校期間，羅隆基曾任清華學生會主席及學生刊物《清華周刊》的主編。他擅長政論，立論獨特，文筆犀利，很早就顯露出政治家的鋒芒。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羅隆基積極參加並成為該校領袖人物。梁實秋在《談聞一多》一書中曾這樣寫道：「五四運動之際，清華的學生領袖最初是陳長桐..繼起的是和聞一多同班的羅隆基，他思想敏捷、辯才無礙，而且善於縱橫捭闔。」①由於他積極參與社會活動，以至在校完成學業的時間由八年延長至九年。羅隆基本人曾自嘲地歸納為：「九年清華，三趕校長。」②1921年，羅隆基自清華畢業後，赴美留學。在威斯康辛大學攻讀政治學。出於對英國著名政治學家拉斯基教授的敬慕，羅隆基又前往英國，就讀於拉斯基教授門下，後又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習，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這期間他大量接觸了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思想，並且信仰「國家至上」的國家主義，參加了由清華的留美學生組織發起的國家主義社團——「大江會」。他們提倡國家主義，主張實行自由民主體制，擁護人權；主張由國家倡導工業化，反對以階級鬥爭為出發點的共產主義。但是，「『大江會』沒有堅固的組織，亦沒有活動綱領，..等到大部分人回國後各自謀生去，團體也就解散了」。①1928年，羅隆基回國後，曾在上海光華大學和中國公學任教。同年3月，與胡適等人創辦《新月》雜誌。自第二卷第二期開始，《新月》的編輯方針有所改變，由純文學刊物轉為兼論時事政治。《新月》第三卷第二期起，由羅隆基主編，更增加了政論文的分量。由於胡適、羅隆基、梁實秋等人對人權問題看法一致，他們以《新月》為陣地，高舉「人權」、「法治」、「自由」的大旗，掀起了人權與約法的討論，因而被稱之為「人權派」。羅隆基成為人權派的代表人物。人權派針對國民黨的現實政治，發表了大量文章，宣傳人權派的「保障人權」，「確定法治」，「思想言論自由」，「實行專家政治」，「要求財政管理權」等主張。1929年12月，羅隆基與胡適將有關文章編輯成《人權論集》，由新月書店出版。其中羅的主要文章有《論人權》、《專家政治》等。這些言論體現了資產階級的民主思想，也較為集中地抨擊了國民黨蔣介石集團的「一黨專政」政策，特別是反對蔣介石個人獨裁，因而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仇視。國民黨政府「明令徹查胡適」②。教育部長對胡適簽發了「警告令」，並以教育部的名義勒令光華大學解除羅隆基的教授職務。1930年11月4日，國民黨上海市公安局突然以「言論反動、侮辱總理」，「國家主義的領袖」，「共產的嫌疑」為由，將羅隆基拘捕。後來，為胡適和宋子文所保釋。在國民黨的壓制下，羅隆基仍堅持自己的一貫①梁實秋：《談聞一多》，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年版，第6、3頁。②梁實秋：《談聞一多》，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年版，第6、3頁。①梁實秋：《談聞一多》，第50—51頁。 ②《中華民國史料叢稿·大事記》第15輯（1929年），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92頁。主張，他先後發表了《我們要什麼樣的政治制度》、《我們要財政管理權》、《我的被捕的經過與反感》、《對訓政時期約法的批評》、《什麼是法治》等一系列文章，揭露國民黨的黑暗統治，抨擊國民黨的現實政治。他始終堅持：「《新月》的立場，在爭言論思想的自由。」①這時的羅隆基，一方面反對國民黨當局的法西斯統治，另一方面又反對共產黨的主張。他主張用改良主義「代替」共產黨領導的武裝鬥爭、暴力革命。1930年12月，羅隆基發表《論中國的共產——為共產問題忠告國民黨》的長篇文章，「忠告」國民黨當政者，對於共產主義思想，不能「壓迫」而要採取「以思想代替思想的方法」，並說「這種剿共鏟共的策略，是最根本最敏捷最聰明的方法」。人權派作為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出現的一個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派別，他們自己標榜的政治態度是：「我們相信民主政治的人，很誠意地認定國民黨的一黨專制，不能把中國政治引上常軌。共產黨一旦得勢，政治上『黨治』的方式，自然是一丘之貉。在我們愛護自由、崇敬平等、堅信民主政治的人，對國共兩黨的黨治，最少是一視同仁，無所偏愛。」②九一八事變爆發後，羅隆基在上海各大學公開演講，主張武裝抗日，宣傳抗日救國主張。9月21日發表《瀋陽事件》一文，抨擊蔣介石國民黨勇於私鬥，怯於外戰的虛弱本質，認為在目前內憂外患的環境下，當局要有「舉國一致，抵禦外侮」的誠心，「根本改組現在的政府，容納全國各項人才作為政治上的應急的過渡辦法」。呼籲：「如今黨國的人員，給我們四萬萬的國民，一個共赴國難的機會。」①同時，他表示：「在國事危機存亡的時候，我們決不願拿『言論自由』作幌子，來與當局為難」，「內政上一切的政治主張，可以暫時擱置，一切的政治意見，可以暫時犧牲。」②但是，羅隆基要求民主與人權的政治主張從來沒有放棄。1931年底，新月書店編輯出版了《政治論文》一書，收集了羅隆基從1929年人權運動以來陸續發表的政論文章。他在該書的序中寫道，這些文章雖已有三年之久，但是，「直到現在，我感覺著我在政治上目前要說的話依然是我已經說過的那些」。 為了擴大宣傳武力抗日和實行民主政治的主張，羅隆基堅決辭去了《新月》雜誌總編輯的職務，於1932年1月間離滬北上，就任天津《益世報》社論主撰。他赴任的第一篇社論題為《一國三公的僵政局》（1932年1月12日），抨擊國民黨內蔣、汪、胡三派置國難於不顧，仍紛爭不休。一二八事變爆發前兩天，他在《益世報》發表題為《可以戰矣》的社論（1932年1月26日），主張武力抗戰，反對蔣介石個人獨裁和對日不抵抗政策。1932年4月，羅隆基與張君勱等人在北平成立再生社。5月20日，出版再生社機關刊物《再生》月刊。該刊創刊號上發表《我們要說的話》，正式提出他們的政綱和具體方案，即絕對的民族主義、修正的民主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的經濟。1933年5月，塘沽協定簽訂以後，他在天津《益世報》連續發表社論，痛斥蔣政權是「對外屈服，對內欺騙」。福建事變發生以後，羅支持福建人民政府的主張，並堅決反對內戰，主張對福建事變和平解決。他的這一系列言論引起了蔣介石國民黨政權的仇恨。1933年秋，國民黨藍衣社暗殺羅隆基①《胡適來往書信選》（中），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76頁。 ②羅隆基：《論中國的共產》，《新月》3卷10號。 ①羅隆基：《瀋陽事件》（1931年9月21日），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出版。②羅隆基：《告日本國民和中國的當局》，《新月》第3卷12號。 未遂，接著國民黨天津市黨部和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對《益世報》給予「嚴重警告」，年底，迫使天津《益世報》在羅聘約期滿後暫不續約。羅隆基被迫離開了《益世報》。 1933年，再生社作出建立國社黨的決定。1934年7月，中國國家社會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天津召開，羅隆基當選為中央總務委員兼宣傳部長。1934年秋，羅隆基應召南下四川，在峨嵋山與蔣介石會晤。在整整一個月的時間裡，他每日為蔣介石講解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英美等國家的戰時行政組織。此外，他還為在峨嵋山受訓的軍官作了幾次演講。臨行前，面對蔣介石的拉攏利誘，他坦率地表示：「我沒有參加實際政治的才能和興趣，仍願意回南開大學教書並從事寫作。」①羅隆基回到天津後不久，宋哲元代替黃郛掌握了平津政權，在取得宋哲元的諒解後，他又重返《益世報》。1936年3月，羅隆基針對國民黨政府污衊日益高漲的學生運動，發出了「萬般有罪，愛國無罪！」的呼聲②。1936年6月，羅隆基為《益世報》寫了一篇題為《國人制裁內戰》的社論，提出：「在今日，我們是無條件反對內戰的。用抗外做題目與中央發生內爭者，我們不能同情，..另一方面，『統一』兩字亦不是中央政府進行內戰的好題目。」①由此引發了一場與胡適的筆戰。羅隆基在《益世報》上先後發表了《我們的邏輯》、《我們立場的解釋》等文，對胡適的論點予以義正辭嚴的駁斥。這一期間，他還兼任南開大學教授、北平《晨報》社長，參加華北各界救國會，為團結禦侮，不遺餘力地奔走呼籲。 全面抗戰爆發後，羅隆基南下積極投身於抗日戰爭。1938年6月，應國民政府邀請成為第一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武漢失陷後，張君勱發表了《致毛澤東先生一封公開信》，要求共產黨取消邊區，取消八路和新四軍，「將馬克思主義暫擱一邊」②。各黨各派先後對此發表評論，國社黨內部也因此發生意見分歧。作為國社黨宣傳部長的羅隆基表示，張君勱的這種意見不能代表國社黨，要抗戰就要同共產黨搞好關係。一屆四次國民參政會上，共產黨和其他中間黨派參政員，一致要求國民黨結束黨治，實施憲政。羅隆基在討論憲政問題提案時，尖銳地指出：「一黨專政不取消，一切都是空談。」民主憲政運動展開後，1939年10月，羅隆基與張瀾、黃炎培等在重慶發起組織統一建國同志會。11月23日，一致通過了《統一建國同志會信約》和《簡章》。羅隆基於1940年連續發表《中國目前的政黨問題》、《論公開政權》等文章，提出了解決黨派問題的方案，即實行「多黨制」與「公開政權」。皖南事變發生以後，各界愛國民主人士紛紛譴責國民黨的反共分裂行徑，同時，他們更迫切地感到聯合的必要，決定將統一建國同志會改建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1941年3月19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在重慶特園正式成立，羅隆基當選為中央常務委員兼宣傳部長。10月25日，在二屆二次國民參政會上，依據政團同盟綱領的精神，張瀾和羅隆基擬成《實現民主以加強抗戰力量樹立建國基礎案》，要求結束訓政，成立戰時正式民意機關，保證①羅隆基：《我在天津〈益世報〉時期的風風雨雨》，《文化史料》叢刊第8輯，文史資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90頁。 ②《自由評論》第14期，1936年3月6日出版。 ①天津《益世報》1936年6月9日社論。 ②《再生》第10期，1938年12月16日。 人民各種自由，取消特務組織；嚴禁官吏壟斷企業、投機倒把等。這一提案獲得包括中共在內的23位參政員的聯署，但招致國民黨參政員的強烈不滿。1940年，羅隆基宣布脫離國社黨。1942年赴昆明，在西南聯合大學任教。1943年5月，他參與創建了政團同盟昆明支部，任宣傳委員，這是政團同盟最早成立的地方組織。該組織在昆明利用報刊和集會討論憲政，批評國民黨的獨裁統治，要求民主自由，主張開放政權，得到了各界人士的廣泛響應。政團同盟昆明支部在羅隆基等的主持領導下，先後吸收了潘光旦、李公朴、聞一多、費孝通、吳晗等一批優秀分子加入同盟。羅又主持吸收雲南地方實力派龍雲秘密入盟，擴大了民主政團同盟的聲望和實力。此外，昆明支部向政團同盟中央常務委員會建議，將政團同盟改為民主同盟，使它成為政治主張相同的民主人士的聯盟，中央常委會接受這一建議，1944年9月19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在重慶召開全國代表會議，正式改名為「中國民主同盟」，成立新的領導機構，羅隆基當選為中央常務委員兼宣傳委員會主任。同年11月，民盟昆明支部改為雲南省支部，出版機關刊物《民主周刊》，羅隆基任主任委員，並擔任《民主周刊》主編。他積極響應中共在三屆三次國民參政會上正式提出的「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召開各黨派會議，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在昆明發起組織5000人的雙十節群眾紀念大會和護國紀念會，會後，舉行大遊行，高呼「我們要和平」、「我們要擴大民主運動」，在西南地區得到各界人士的廣泛響應。同時，羅隆基在《民主周刊》上接連發表《民主政治與民意政治》、《黨派團結的具體方案》等文章，強調黨派團結為實現民主的樞紐，並提出有關實現民主憲政的具體主張。 抗戰勝利後，羅隆基離昆赴渝，全力從事民主運動。1945年10月1日，中國民主同盟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即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重慶上清寺特園召開，羅隆基為主席團成員，他在大會上作了題為《民盟對目前一切問題的主張》的政治報告，大會還通過了《宣言》、《中國民主同盟綱領》及《組織規程》。由羅隆基執筆起草的《政治報告》和《中國民主同盟綱領》，設計了民盟實現民主共和國的方案：「中國民主同盟在中國所要建立的民主制度，絕對不是，並且絕對不能，把英美或蘇聯式的民主全盤抄襲」，而是「要依據英、美、蘇的經驗，樹立適合中國國情的民主制度」，這種民主制度就是「拿蘇聯的經濟民主來充實英美的政治民主」，通過「平均財富，消滅貧富階級」，「確認人民私有財產」，實行計劃經濟等途徑得以實現①。在這次大會上，羅隆基繼續當選為中央常務委員兼宣傳委員會主任，與秘書長左舜生、組織部長章伯鈞一起共同負責民盟中央的日常行政工作，為貫徹推行民盟的政治思想和綱領主張而不懈努力。同年11月，重慶各界反對內戰聯合會成立，羅隆基當選為常務理事，他在成立大會上發表演說，聲稱「任何國家幫助中國打內戰，我們都反對；中國任何黨派打內戰，我們都反對」①。同時，積極支持昆明學生的反內戰運動。12月24日，沈鈞儒、梁漱溟、羅隆基等人以陪都反內戰聯合會的名義，分别致函蔣介石、毛澤東，呼籲雙方「萬不宜訴諸武力」，希望「即行停止武裝衝突，促進政治協商，以貫徹和平建國之大義」。②①以上引文見《中國民主同盟歷史文獻》，文史資料出版社，第75頁、第77頁、第67—68頁。①《記陪都各界反內戰聯合大會》，見《周報》第13期，1945年12月1日。②《中國民主同盟歷史文獻》，文史資料出版社，第107頁。 1946年1月10日，國人企盼的政治協商會議（舊政協）終於在重慶國民政府禮堂召開。羅隆基作為民盟九位代表之一出席會議。他參加政治組和憲法草案組的工作。在改組政府的討論中，羅隆基與中共代表王若飛密切配合，一致認為改組政府的關鍵是要「改變蔣介石個人專制獨裁的局面，在政府中實現一些民主」③。羅隆基代表民主同盟提出改組政府三原則：（1）必須有共同綱領為施政共同準繩；（2）各方面人參加執行機關的辦法，要使他真能執行；（3）共同決策機關要真能決策。在討論國民大會問題時，羅隆基重申民盟主張，即不承認舊代表的主張。由於政協會議期間，中共與民盟代表通力合作，互相支持，最終達成了有利於和平民主的五項協議。 政協協議一經簽訂，國民黨當局馬上對它進行破壞，準備發動全面內戰，羅隆基為謀求和平從中斡旋，並以民盟發言人身份多次向中外記者揭露國民黨破壞和平、發動內戰的陰謀，多次聯名抗議國民黨特務壓迫殘害民主人士的暴行。1946年2月，民盟總部機關報《民主報》在重慶創刊，羅隆基擔任社長。7月，梁漱溟和羅隆基代表民盟嚴重抗議國民黨單方面宣布如期召開「國民大會」，指出這是非法行為。李、聞慘案發生以後，他在上海主持追悼大會，並代表民盟講話，抨擊國民黨反動集團的卑劣行徑。他說：「民盟絕不因這類暴行事件而有所恐怖與退縮，我們只有更積極、更勇敢地向前猛進，爭中國之和平、民主，亦只有如此始足以慰李、聞兩先生地下之靈。」同時，他表達了一個民主戰士對民主事業的堅定信念：「李、聞兩先生雖然被殺死，但戰士的血決不會白流呵，一個人倒下了，但千萬個人會起來的！」。1946年10月11日，國民黨軍隊攻占張家口，蔣介石悍然宣布當年11月12日召開「國大」，並催促各黨派提交參加「國大」的代表名單。羅隆基等民盟主要負責人堅持政協路線和民盟綱領，拒絕了蔣介石國民黨的引誘和拉攏。11月15日，民盟中央常委召開緊急擴大會議，決議起草一個民盟拒絕參加「國大」的嚴正聲明，以民盟代表羅隆基等五人名義發表。24日，羅隆基等三人代表民盟在南京舉行記者招待會，聲明民盟始終堅持兩條原則：（1）民盟維護政協決議；（2）民盟反對內戰。並且強調民盟今後態度，以第三者的身份繼續努力，以期打開國共僵局，口號為：「恢復和談，停止內戰」八字。同時宣布民社黨參加「國大」，「系違背民盟中規定條例，實應請其退盟」。不久，民盟中央決定開除民社黨盟籍。羅隆基明朗進步的政治態度，得到周恩來的讚許。1947年1月，羅隆基出席在上海召開的民盟一屆二中全會，他在會上作了政治報告。二中全會通過了民盟不承認國民黨一手包辦的「國民大會」及其「憲法」，決不參加分裂的「國民政府」等項決議。1947年3月6日，中共代表王炳南為委託民盟保管京滬渝蓉昆等處遺留財產而發表緊急聲明，羅隆基代表中國民主同盟接受委託，並公開發表了緊急聲明。在危難之際，顯示了政治盟友的真情。 1947年10月，國民黨當局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11月，民盟總部被迫解散。之後，國民黨派特務「護送」羅隆基回上海，將他送進廣慈醫院（後轉到虹橋療養院）「治病」，遂失去行動自由。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被中共上海地下黨設法營救，方免遭於難。1949年9月，他以中國民主同盟代表的身份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 新中國成立以後，羅隆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委員、森林工業部部③羅隆基：《從參加舊政協到參加南京和談的一些回憶》，《文史資料選輯》第20輯。長、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大會宣傳部長、中國民主同盟副主席等職。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自5月初開始，羅隆基作為民盟副主席參加中共中央統戰部多次召開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的座談會。會上，羅隆基作了坦率的發言，並對近來的「鳴」、「放」情況表示了意見。他認為：這次的爭鳴是很健康的，雖然大家對共產黨提出了不少意見，但並沒有人提出反對共產黨、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社會主義的意見，同時，這個「鳴」「放」又是根據共產黨的整風指示進行的，也可以說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的。針對有人擔心對黨提批評意見，將來會受到打擊報復的心理，他建議由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成立一個由共產黨、民主黨派和其他各方面人士參加的委員會，檢查過去「三反」、「五反」和「肅反」工作中的偏差，並鼓勵受委屈的人士向這個委員會申訴。他強調「平反」的機構一定要同「三反」、「五反」、「肅反」的原領導機構分開。他還主張地方人代會和政協也應該成立這樣性質的委員會，使它成為一個系統。另外，他提出共產黨在發展組織方面，特別是在發展知識分子方面是否有些太快了。他認為解放初期在知識分子中，有這樣一些人，他們常是「打擊別人，抬高自己」，而這樣的人被黨看成是積極分子，吸收進黨，他們「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他的發言還談了實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條件問題，他認為：「民主黨派和共產黨長期共存，首先要解決民主黨派長期存在的問題」，「實現互相監督，要給民主黨派以工作便利的條件」。他還批評了國家某些經濟計劃有主觀主義的情況和各項工作中的全部冒進傾向。①1957年6月8日以後展開了反右派鬥爭，羅隆基和章伯鈞一起受到批判，被指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聯盟」。7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指責「民盟在百家爭鳴過程和整風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別惡劣。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路線，都是自外於人民的，是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同時被點名的還有農工民主黨。社論作出如下論斷：「整個春季，中國天空上突然黑雲亂翻，其源蓋出於章羅同盟。」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與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儲安平的「黨天下」被看作是「右派的三大反動理論」，受到猛烈的批判。羅隆基被迫多次做交代和檢討，但他本人也不知「章羅聯盟」為何物。1957年羅隆基被劃為大右派。他在抑鬱苦悶中度過了淒涼的晚年。1965年12月6日夜猝然病逝，終年69歲。 20年後，1986年10月24日，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在北京隆重紀念羅隆基90誕辰。會上，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盟中央代主席楚圖南講述了羅隆基的生平事跡。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閻明復追述了羅隆基的一生，肯定羅隆基是知名的愛國民主人士和政治活動家，為我們民族和國家做了好事，是值得紀念的。 ①《人民日報》1957年5月11日、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