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二卷） · 第三十一章　章伯鈞

章伯鈞，1895年11月17日（清光緒二十一年十月初一日）生於安徽桐城縣。父章揚清，略有田產，28歲時因乘船遇大風，落水淹死。當時章伯鈞只有7歲。父歿後，其母變賣田產供其兄弟三人上學。 章伯鈞幼年念過幾年私塾，繼入桐城中學讀書，受到桐城派的影響，喜好「考據」、「詞章」之學。辛亥革命後，復受孫中山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學說的影響。1916年考入武昌國立高等師範學校英語系，1920年畢業，回到安徽任宣城師範學校校長。此時正值五四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時期，在民主與科學思想的啟迪下，他積極主張革新進步，聘請了惲代英等革命知識分子和進步人士任教員，因不為當局所容，一年後被解除校長職務。1921年到北京投考庚款留美，未被錄取。時任安徽省教育廳長的許世英對章頗器重，給以公費派赴德國留學。次年章由上海啟程，與高語罕、朱德、孫炳文同輪前往柏林。 到德國後，章伯鈞入柏林大學學習，攻黑格爾哲學。他在柏林大學學習3年，政治上頗為活躍，先後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1925年與到達柏林的鄧演達相識。 1926年春，章伯鈞回國抵達當時處於革命高潮中的廣州，其時郭沫若在中山大學任文學院長，經孫炳文介紹，章被聘為中山大學文學院教授。10月北伐軍攻克武昌後，應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鄧演達之邀，章伯鈞從廣東到達武漢，任總政治部宣傳科長。1927年3月，鄧演達兼任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長，章伯鈞被任命為農民部設立的兵農聯合委員會主席。他積極支持農民運動，反對蔣介石叛變革命，成為鄧演達的得力助手。 1927年7月，武漢汪精衛集團實行「分共」，大革命失敗，鄧演達離開武漢前往蘇聯，章伯鈞則到南昌參加了八一起義，並被任命為總政治部副主任。8月5日，起義軍撤離南昌，章伯鈞隨軍南下。部隊進入廣東後，與國民黨軍隊交戰失利，他經潮州乘船到香港，後又轉至上海，從此脫離了共產黨。 1927年11月1日，鄧演達與宋慶齡、陳友仁3人在莫斯科發表宣言，譴責蔣介石、汪精衛叛變革命，表示要繼續與新舊軍閥勢力作鬥爭，實現孫中山的革命三民主義，並提出組織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在國內的章伯鈞予以積極響應。1928年，章在上海與譚平山、鄭太朴、朱蘊山、鄧初民等發起組織了中華革命黨。他們認為叛變革命後的國民黨，「已成為新舊軍閥官僚買辦豪劣以及投機腐化分子等反革命勢力的集合體」①，是人民的仇敵，革命的對象，要求推翻南京政府，並恢復孫中山在「二次革命」失敗後改組建立的中華革命黨，繼續民族民主革命；同時，又不同意中國共產黨在農村聚集發展革命力量的主張。他們與在國外的鄧演達取得聯繫，得到鄧的支持。人們從此把這個介乎國共兩黨之間的政治派別稱之為第三黨。 1930年5月，鄧演達回國。8月，鄧在上海主持召開全國幹部會議①，將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通過了由鄧起草的反帝反封建的綱領性文件《政治主張》，選舉了領導機構中央幹部會，鄧被推為總干①《中華革命黨對時局宣言》，原件存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 ①該黨以後即把這次會議看作是第一次全國代表會議。 事，章伯鈞任中央宣傳委員會主任。臨時行動委員會主張推翻南京政府，建立以農工為中心的平民政權。國民黨對鄧演達的反蔣活動深為忌恨，1931年8月17日將鄧逮捕，11月予以殺害。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組織遭到嚴重破壞，被迫轉入地下，由章伯鈞、黃琪翔、彭澤民、季方等列名負責中央工作。 1932年，十九路軍在上海發動一二八淞滬抗戰，黃琪翔曾參與策劃，章伯鈞則在北方從事反日軍事活動。1933年11月，章伯鈞和黃琪翔參與了蔣光鼐、蔡廷鍇、陳銘樞等發動的反蔣抗日的福建事變，章伯鈞被任命為福建人民政府經濟委員會委員，併兼任所屬的土地委員會主任委員。在「閩變」期間，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聲明脫離國民黨，參加陳銘樞組織的生產人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亦於此時宣布解散，章伯鈞和黃琪翔等也參加了該黨。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後不到兩個月即宣告失敗。1934年初，章伯鈞在香港與黃琪翔、彭澤民等召開臨時代表會議，宣布復黨。隨後，章伯鈞去日本，除與各方面愛國人士聯繫外，並成立臨時行動委員會支部，與留日同志經常開會，交換意見，從事抗日反蔣活動。 1935年11月10日，章伯鈞和彭澤民在香港召開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第二次全國代表會議，鑒於反抗日本的侵略、實現民族解放，已成為全國人民的迫切要求，決定將臨時行動委員會改名為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從此成為與國民黨完全割斷了聯繫的獨立政治集團。會議通過《臨時行動綱領》，並發表對時局宣言。宣言指出：日本侵略華北，目的在滅亡中國，中國人民「唯一的出路，便是立刻發動民族革命的戰爭，以求完全的解放」。認為農民占全國人口的大多數，民族革命戰爭沒有廣大的農民參加，便無勝利的希望，因此，必須滿足農民的土地要求。「土地革命與反日戰爭是不可分離的。」要求一切革命的黨派，「在目前民族生死的最後關頭中，應該放棄其宗派的偏見，在反帝反日戰爭和土地革命兩大原則之下，形成鞏固的聯合戰線，組織統一的行動指揮機關」①。《綱領》認為：「中國現有蘇維埃的政權，和幾十萬紅軍的存在，這是一個為世人所驚駭的事實。」②要求承認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政權，恢復大革命時期的聯俄、聯共政策。這次會議新選舉了章伯鈞、彭澤民、黃琪翔等19人為臨時中央執行委員，章伯鈞成為中央的主要領導人。 1937年7月10日，章伯鈞和彭澤民致電南京國民政府，提出召開國民代表大會，制定共同遵守的綱領，實現民主政治，改善勞動人民生活，釋放政治犯，成立人民武裝指導機關，組織抗日誌願軍等抗日救國八項政治主張③。七七事變後，國民黨設立國防參議會，邀請各抗日黨派及無黨派人士出席會議，報告國際形勢和前方戰事情況，徵詢與會者意見，由於歧視和壓迫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國防參議會沒有邀請章伯鈞及其他負責人與會。1938年3月1日，章伯鈞在武漢主持召開了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第三次代表會議，通過《抗日時期的政治主張》，要求國民黨作政治上的大改革，「整個地掃除官僚主義的毒害，切實實行民主政治」①。他並著文說：「抗①宣言原件存農工民主黨中央。 ②中華論壇》第1卷第10、11期合刊。 ③《中華論壇》第1卷第10、11期合刊。 ①《中華論壇》第1卷第10、11期合刊。 戰與民主不可分離，曾經是我們一貫的主張，必須實行民主政治，才能增加抗戰力量，保證抗戰勝利。」②為了實現民主政治，他主張建立民意機關，使人民有參政的機會。3月末，國民黨在漢口召開臨時全國代表會議，決定設立國民參政會。6月，章伯鈞被聘為國民參政員，代表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參加了在漢口舉行的第一屆國民參政會第一次會議。不久和其他國民參政員一同去重慶。 從1939年開始，國民黨的政策重心逐漸由對外轉向對內，由抗日轉向反共反人民，抗戰初期人民群眾和各抗日民主黨派爭取到的一些權利，又被取消。9月，在重慶舉行的國民參政會一屆四次會上，各抗日黨派的參政員紛紛提出有關憲政問題的提案。章伯鈞和左舜生、張君勱等聯名提出《請結束黨治立施憲政以安定人心發揚民力而利抗戰案》和《改革政治以應付非常局面案》，要求於最短期內頒布憲法，結束黨治，全國各黨各派一律公開活動，平流並進，永杜糾紛，共維國命。他們把立即結束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實現民主憲政，看成是當今「扶危救急之道」，說：「國家應付此非常局面，首在收拾人心與集中人才。今日唯一收拾人心之道，即在明示國人『國家為公』。所謂國家為公者，即明示國人，國家者全國國民之國家，而非一黨一派之國家，政府者全國國民之政府，而非一黨一派之政府。」「今日中國唯政治上之徹底開放，人才始有集中之可能；亦唯政治上之徹底開放，人人為國，勝於為黨，人人愛國，勝於愛黨，而後國家各真才始能真為國用。」①這些要求在參政會提案審查委員會討論時，遭到國民黨參政員的強烈反對，引起了激烈的辯論。參政會閉會後，成立憲政期成會，章伯鈞是委員之一。 1939年11月下旬，章伯鈞和救國會的沈鈞儒、鄒韜奮，職業教育社的黃炎培，青年黨的左舜生，國家社會黨的張君勱，鄉村建設學會的梁漱溟以及無黨派人士張瀾等，發起成立統一建國同志會，並定有信約十二條，要求成立憲政政府，一切牴觸憲法之設施和法令，應即中止和宣布無效；凡遵守憲法之黨派，一律以平等地位公開存在②。由於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堅持團結抗戰，要求實行民主憲政，主張與共產黨密切合作，反對國民黨倒退，在1941年3月召開第二屆國民參政會時，章伯鈞被國民黨除名。第二屆、第三屆國民參政會均沒有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的代表參加。 皖南事變發生後，參加統一建國同志會的各黨派負責人為了加強團結合作，爭取民主，以求各自黨派的生存和發展，並調解國共衝突，決定將統一建國同志會改組為一個第三者的政治團體。1941年3月19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在重慶特園秘密成立，章伯鈞被推為常務委員和組織部長。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集體參加了同盟。1944年9月10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改名為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章伯鈞繼續被選為中央常務委員，並任中央組織委員會主任委員。隨後並任民盟重慶市支部主任委員。他為發展民盟組織，擴大民主力量，做了不少工作。 1945年1月，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在重慶創辦的《中華論壇》出版，章伯鈞任主編。他撰寫的《發刊詞》說：「中國人民在反抗日本法西斯主義者侵略的長期苦戰中，犧牲了無數量的生命和財產，正為著民族解放與社會解②《對國民參政會的意見》，《抗戰行動》第6期。 ①《國民參政會第四次大會記錄》，第94頁。 ②《中國民主同盟歷史文獻》，第2頁。 放的偉大前途，使民族民主革命的雙重的歷史任務徹底完成。所以本刊的使命，也就是要站在人民的地位，對於這個重大的歷史任務，努力盡責。」隨後又著文指出：「中國根本問題之正常的解決，在於有民主的憲政，有全民負責的統一政府。」「現時中國人民的要求，是要有實際的民主權利，言論集會結社之基本自由，決不能在任何假託之下，慳而不予。」他要求國民黨對執行孫中山所手訂的三民主義革命政策，「切實檢討，加以反省，凡有逆於世界潮流與不順於人心之政事，皆須及早變革，自動維新。所謂結束黨治，歸政人民，正是振奮人心，刷新黨國之第一要義」。由於國民黨堅持一黨專政，反對共產黨提出的召開各黨派會議、成立聯合政府的主張，聲稱「各黨派會議，等於分贓會議；組織聯合政府，無異於推翻政府」，章伯鈞在文章中反駁說：「政權是應當屬於全人民的，若偏在一黨，都可說是不正當的『贓』；如認為是『贓』，就得有分的結果。所以我們反對這種說法，主張黨派會議或聯合政府是合理的，是團結全國打開時局的第一步驟。」①為了促進國內團結進步，他隨同參政員褚輔成、黃炎培、左舜生、冷遹、傅斯年於7月1日赴延安訪問，與毛澤東、周恩來等會商恢復國共和談問題，5日返回重慶。解放區取得的進步和成就，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7月7日，第四屆國民參政會在重慶召開，章伯鈞的國民參政員席位得到恢復。 抗戰勝利後，章伯鈞積極主張全國各黨派共同和平建國，實現民主，反對內戰。1945年9月15日，他發表對時局談話說：抗戰8年，中國人民付出了慘重的犧牲，最終使日本無條件投降，這是「全國人民的勝利」。今後民主建國大業，必須「全民合作，黨派團結」，反對「任何形式之內戰及軍事行動」。他再次要求國民黨立即結束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憲政，給人民以民主權利，承認現有一切抗日黨派的合法地位，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以求全國之真正統一。他特別指出，解放軍的軍隊及政權，「有功抗戰，不能視為化外，予以敵視的態度」①。還說：全國人民要求和平，內戰不得人心，「是招致滅亡自殺的途徑」②。 1946年1月，章伯鈞作為民盟代表之一出席了在重慶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參加了政協憲草審議會和憲法小組的工作。5月，由重慶到上海。12月，他發表談話，譴責國民黨召開一手包辦的「國大」，並由這個「國大」制定的所謂憲法，說：「在軍閥集團統治中國的情形下，是絕對談不到憲法的。自從袁世凱到今天，情形始終如此。軍閥集團所需要的只有三種：一是戒嚴法，二是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三是盜匪懲治條例。他們是不需要憲法的，但是為了粉飾裝點，又為了對付外國，有時又是需要憲法的，曹錕要憲法就是一例，今日的情形亦復如此。」他還著重指出：中國固然需要憲法，但目前更需要的是民主、和平和統一。民主就是各黨派地位平等，人民有基本的自由權利；和平是不打內戰，不拉壯丁，沒有外國駐軍；統一就是不開分裂的「國大」。「有了這三個事實，憲法才有基礎，沒有這種基礎，就是曹錕的憲法。」①1947年1月初，民盟召開二中全會，決定加強組織，擴大民主運動，會①《紀念國父》，《中華論壇》第1卷第3期。 ①《中華論壇》第1卷第9期。 ②《中華論壇》第1卷第10、11期合刊。 ①1946年12月15日《文匯報》。 後章伯鈞在上海繼續從事民主運動，並任民盟上海市支部主任委員。月底，在上海主持召開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第四次全國幹部會議。會議通過的決議規定，該黨是代表農工平民的利益，其最終目的是徹底完成民族解放，實行民主政治，達到社會主義。鑒於該黨認為農工是社會的骨幹、革命的基礎、平民政權的重心，因此決定將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正式易名為中國農工民主黨，並決定以1930年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制定的政治主張為自己的基本綱領。章伯鈞被選為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 國共和談破裂後，國民黨在發動大舉進攻解放區的反革命內戰的同時，在國民黨統治區也厲行白色恐怖，加緊鎮壓民主運動。1947年10月27日，國民黨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決定予以取締。民盟中央部分負責人在國民黨的強大壓力下，被迫宣布解散民盟總部，停止盟員一切政治活動。章伯鈞不贊成解散民盟，秘密離開上海到香港繼續活動。蔣介石曾派高級官員對他進行威脅利誘，遭到他的嚴厲斥責。 1948年1月，章伯鈞和沈鈞儒在香港主持召開了民盟三中全會，會議通過的宣言和政治報告，鮮明地提出了反蔣、反美和反封建，支持人民武裝鬥爭，擁護土地改革的政治主張，並宣布民盟由「中立」的「第三者」轉向同共產黨「實行密切的合作」①。這樣，三中全會就成為民盟的轉折點。這次會議決定章伯鈞和沈鈞儒以中央常委名義，負責領導全盟盟務。 同年5月，章伯鈞和沈鈞儒代表民盟，與在香港的其他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及無黨派民主人士發表通電，響應中國共產黨召開新政協、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隨後在香港參與發起新政協運動。 9月1日，章伯鈞和沈鈞儒代表民盟，隨同其他民主黨派及無黨派民主人士離開香港，乘海輪前往東北解放區，參加新政協籌備工作，29日到達哈爾濱。 11月16日，章伯鈞和沈鈞儒代表民盟發表時局聲明，重申三中全會以來的政治立場，說：「對於人民與人民公敵之爭，對民主與反動獨裁之爭，我們的態度應該堅決站在人民的民主的這一方面，跟人民公敵反動集團鬥爭到底，決不動搖，決不妥協，決不對反動集團存有絲毫的幻想。」提出：第一，民主的新中國，在徹底摧毀反動獨裁的統治集團以後，才能獲得保障；第二，和平的新中國，非堅決徹底剷除內戰的根源，掃除和平的障礙不可；第三，統一的新中國，只有消滅統一障礙的反動獨裁集團之後，通過新政協，組織民主聯合政府，才能完全實現。②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後，章伯鈞由哈爾濱抵達北平。3月5日，中國民主同盟中央臨時工作委員會在北平正式成立，章伯鈞被推選為委員，並由他和沈鈞儒負責主持中央盟務，同時宣告民盟香港總部結束。 6月，章伯鈞作為民盟代表之一參加了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議。民盟籌備的《光明日報》創刊時，他任社長。9月下旬，他代表民盟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被選為全國政協委員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章伯鈞歷任政務院委員、交通部長，全國政協第一屆、第三屆常委和第二屆副主席，中國農工民主黨第五、第六屆主席，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務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兼秘書長、副主席等職。1957①《中國民主同盟歷史文獻》，第395頁。 ②《中國民主同盟歷史文獻》，第486頁。 年反右鬥爭中，他被劃為右派。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又受到很大衝擊。1969年5月17日，章伯鈞患胃癌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