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二卷） · 第二十八章　黃炎培

黃炎培，字任之，別號抱一，江蘇省松江府川沙廳（今上海市川沙縣）人，生於1878年10月1日（清光緒四年九月六日），卒於1965年12月21日，享年87歲。 黃炎培生在一個既無田地又無房產的塾師家庭。其父黃叔才，本地庠生，先在鄉設塾授徒，後到吳大澂（曾做廣東、湖南巡撫，東河道總督）幕府當秘書，1894年病故。其母孟樾清，南匯地主孟蔭余之女，1891年病故。黃炎培自幼隨母認字，9歲起到外祖父家讀私塾，常常利用姑父沈肖韻家豐富的藏書廣讀博覽。1898年讀了嚴復翻譯的英國赫胥黎的《天演論》，初步接觸了西方文化，了解到「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道理。父母去世後，為生活所迫，他作過百貨店的臨時售貨員、塾師，一面勞作，一面讀書和習作詩文。由於詩文作得好，得到川沙周浦鎮王筱雲賞識，王將女兒嫁給他為妻。1901年秋，黃炎培考入上海南洋公學特班（首屆），選學外交科。特班總教習是我國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他不但教學生讀書、作文，還教學生日文和練習演說。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和教學方法給黃很大影響。1902年秋，黃炎培到南京應鄉試，中了舉人。不久，學校發生風潮，學校總辦將南洋公學解散。黃遵照蔡元培的教誨回川沙辦學，1903年春他主辦的川沙小學堂開學。他一面辦學，一面作「喚醒民眾」的工作，每周舉辦公開演說會，宣傳中國被列強瓜分的危險。還時常到別處講演。1903年6月18日，黃炎培等應邀到南匯縣新場鎮演說，由於地方痞棍誣告他們毀謗皇太后、皇上，南匯縣知事於6月23日將黃等4人逮捕。因得到上海基督教堂牧師營救，在6月26日兩江總督和江蘇巡撫聯署「就地正法」的電令到達前被保釋出獄，隨即乘船離開上海，亡命日本。 1904年亡命歸來。1905年秋在上海由當時任中國同盟會上海分部主盟員的蔡元培介紹加入了中國同盟會。次年因蔡赴德國留學，黃接任了蔡的職務。1907年有人密告兩江總督端方，謂黃炎培潛回上海運動楊斯盛辦浦東中學，宣講排滿革命。端方飭江蘇提學使毛慶蕃徹查。由於毛看重黃的才學，又有楊斯盛的擔保，便下發公文，說不準「再有人根據舊案控告黃炎培革命」①。1909年，黃任江蘇省諮議局常駐議員。1910年任上海工巡捐局議董、江蘇地方自治籌備處參議。1911年江蘇巡撫程德全宣布獨立後，黃在蘇州任都督府民政司總務科長兼教育科長。1912年冬任江蘇省教育司司長。1914年張勳任都督，黃辭職離南京返上海，任《申報》記者，始號抱一。 川沙辦學是黃炎培教育生涯的開始。1904年亡命歸來後，先在上海南市城東女學和麗澤小學任教，後應愛國實業家楊錦春（斯盛）之聘辦廣明小學和廣明師範講習所。1905年與張騫等人組織江蘇學務總會（江蘇省教育會的初名），任常務調查幹事。1906年得楊斯盛出資銀12萬兩在浦東六里橋創辦浦東中學和浦東小學。他認為「要救中國，只有到處辦學堂」，「教育為救國唯一方法」①。中華民國成立後，他在省教育司長任上，擬定了《江蘇教育行政五年計劃書》，其中不但規劃了各縣小學、師範學校、中學、農校、工校的校數和辦學地點，而且還有關於大學、留學生、圖書館、博物館設立①黃炎培：《八十年來》，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48頁。 ①《黃炎培教育論著選》，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16、126頁。與建設的規定，還把江蘇歲額240萬元的教育經費從財政廳劃出專門成立獨立的管理機構，並由全省竹木、屠宰、牙行等幾種地方稅充當，使教育經費有了保障。 辭司長職以後，黃炎培定居上海，潛心研究國內外教育學說，考察國內外教育狀況。1914年2月至1917年春，他以《申報》記者身份在安徽、江西、浙江、山東、北京、天津等地考察了五個月。隨中國游美實業團體在美國考察了25個城市52座學校，廣泛接觸各界人士，尤注重考察美國的職業教育。還到日本、菲律賓、南洋各地考察。每次考察均有記錄，並結集出版。他認為辦教育如同治病，知病源才能開好藥方，做到對症下藥。「外國考察，讀方書也；國內考察，尋病源也。方書誠不可不讀，而病所由來，其現象不一，執古方治今病，執彼方治此病，病曷能已。」②所以，他都是從中國實際需要出發進行考察。1916年1月，他在《東西兩大陸教育不同之根本談》一文中說：「余之考察教育，所兢兢於心者不敢忘一『我』字。蓋考察者我也，非他也。我之所以考察，亦為我也，非為他也。以故足跡所至，苟有咫聞尺見，其所發第一念即『於我之比較如何』，其第二念即『我之對此當如何』。」③考察結果，他認為中國的教育「乃純乎為紙面上之教育。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改良之道「不獨須從方法上研究，更須在思想上研究」①。他的結論是採取實用主義，發展職業教育。 黃炎培關於職業教育的理論和實踐，集中體現在他首創的中華職業教育社及其活動中。1916年9月，黃炎培在江蘇省教育會內設立了職業教育研究會。經多方聯絡，得到工商界巨子及南洋華僑領袖陳嘉庚的資助（從1917年起5年內，每年1000元），於1917年5月6日在上海成立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研究、試驗、推行職業教育的全國性團體中華職業教育社。黃炎培被推任辦事部主任。在7月由教育界實業界名流馬相伯、蔡元培、張元濟、宋漢章、聶雲台、穆藕初、黃炎培等48人聯名發表的《宣言書》、《組織大綱》中提出：「今吾中國至重要至困難問題，厥惟生計。曰求根本上解決生計問題，厥惟教育。曰吾中國現時之教育，不惟不能解決生計問題，且將重予關於解決生計問題之莫大障礙。」「而求根本上解決此問題，舍溝通教育與職業，無所為計。」「同人認此為救國家救社會唯一方法。」②同時宣布，中華職業教育社的目的，是推廣、改良職業教育，改良普通教育，力求做到學校無不用之成才，社會無不學之執業，國無不教之民，民無不樂之生。為實施職業教育，1917年10月25日創辦了《教育與職業》雜誌。1918年8月20日，在上海南市陸家浜創立了中華職業學校，設木工、鐵工、琺瑯、鈕扣四科，並附設工廠。後來又添設土木、留法勤工儉學、染織、師範、商業等科。學生實行半工半讀。黃炎培親訂了「勞工神聖」、「雙手萬能」、「手腦並用」的辦學方針和「敬業樂群」校訓，並進一步明確說明職業教育的目的是為個人謀生之預備，為個人服務社會之預備，為世界及國家增進生產能力之預備。黃炎培是第一個提倡「增加生產從教育入手」的人。 黃炎培在實施職業教育的過程中，不斷總結經驗。1925年12月13日，②《黃炎培考察教育日記》第一集，商務印書館1914年版，第1頁。 ③《教育雜誌》第8卷第1號，1916年1月。 ①《黃炎培教育論著選》第37頁。 ②《黃炎培教育論著選》第81、84頁。 他在《提出大職業教育主義徵求同志意見》一文中提出，只從職業學校、只從教育界、只從農工商職業界做工夫，不能發達職業教育，必須實行「大職業教育主義」，即「辦職業學校的，須同時和一切教育界、職業界努力的溝通和聯絡；提倡職業教育的，同時須分一部分精力，參加全社會的運動」①。1926年2月，又在職教社專家蘇州會議上提出，「本社以後應加入政治活動，以增實力，並與職業社會做實際之聯絡，以期合作」②。「大職業教育主義」的提出，說明黃炎培不但跳出了就職業教育論職業教育的圈子和只著眼於民族工商業發展的局限，而且突破了「教育救國」的局限，認識到教育與政治的關係。這也是爾後職教社參加抗日救亡運動的一個思想基礎。 隨著指導思想的變化，職業教育有了新的開展。1925年10月創刊的《生活周刊》，經鄒韜奮接辦後，逐漸關心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由每期印數只有2000份的刊物變成了很受讀者歡迎的發行數萬份的刊物。職教社在城市辦了職業補習學校，在鄉村也辦了職業學校。1926年6月與其他單位一起在江蘇崑山徐公橋試辦了鄉村改進試驗區。但1927年4月國民黨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後，職教社遭受打擊。5月19日，黃炎培以「學閥」罪名被通緝，避居大連。後經蔡元培、邵力子等人向蔣介石說情，才被准予返回上海。1928年6月，辭去職教社辦事部主任職。 黃炎培辭辦事部主任職後，繼續辦職業教育，併到日本、朝鮮考察。1931年5月29日，到南京向蔣介石報告訪日時的見聞，談日將對我侵略的預感。九一八事變後，9月27日偕江恆源（接任辦事部主任）到南京向蔣介石陳述對時局意見。12月23日，職教社創刊《救國通訊》（1934年1月改名《國訊》），刊頭揭示了「干救國工作須有四種根本上之修養」：高尚純潔的品格，博愛互助的精神，俠義勇敢的氣概，刻苦耐勞的習慣。1932年淞滬抗戰期間，黃炎培同上海工商金融界上層人士一起成立了以史量才為會長的上海市民地方維持會（後改名上海地方協會），任秘書長兼總務主任，負責支援十九路軍和穩定金融與地方秩序。1937年蘆溝橋事變爆發後，他同江恆源等致電宋哲元，支持二十九軍抗戰。八一三日軍進攻上海，黃炎培任上海市抗敵後援會主席團主席，被國民政府聘為國防參議會參議。他不顧個人安危，致力於組織運輸、支援前線、救護傷員、內遷工廠等事宜。1938年初，在武漢被國民政府聘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他為職教社同人確定了「大量收容，迅速疏散，保持元氣，支持抗戰」的16字工作方針。這時，他的職業教育思想又有了進一步發展。1941年紀念職教社成立24周年時，他同江恆源、楊衛玉、孫起孟發表的《從困勉中得來》的長文中，認識到「在我們中國這樣一個政治上、經濟上受著種種枷鎖的國家，所謂社會問題的解決，必須統一於國家、民族的解放。..吾們的教育工作如其不配合於一個合理的政治主張和措施中，是不能有什麼成效的。..吾們確信，職業教育，只有在民族解放、民權平等、民生幸福的社會裡，才能實現他的造福人群的理想」①。本此認識，黃炎培在抗戰期間，把主要精力用在了堅持抗戰、維護國共兩黨合作和爭取民主的實踐中。 1938年10月，國民參政會一屆二次會議在重慶舉行。針對汪精衛等人①《教育與職業》第71期，1926年1月。 ②《教育與職業》第74期，1926年4月。 ①《國訊》第268期，1941年5月5日。 的妥協投降言論，有參政員從新加坡打來一個11字的電報提案：「官吏談和平者以漢奸論罪。」照規定，任何提案之成立須有12人聯署。黃炎培立刻與之聯署，很快聯署者即超過20位。議長汪精衛只得向全會高聲朗讀。1938年底，汪精衛出逃河內發表「艷電」。黃炎培於1939年1月3日起草斥汪宣言，與張瀾等聯名在《新蜀報》發表。1939年9月，中共及其他抗日黨派、無黨派人士在國民參政會一屆四次會議上，掀起了要求國民黨「結束黨治」、實行憲政的運動，共提出了七個提案，與會者爭論不休。黃炎培作為「內政提案審查組」主席，竭力調和周旋，於9月15日通過了「治本」和「治標」兩種辦法。這些辦法表面上冠冕堂皇，實際上把「結束黨治」的具體要求抽象化，變成了八面玲瓏不著邊際的東西。黃炎培認為此提案的通過是「建國之根基，民治之起點」②。黃被議長蔣介石指派為憲政期成會三個召集人之一。從1939年10月起，各小黨派負責人鑒於國共兩黨關係緊張，經常一起研究時局。黃炎培提議在適當時機，邀集國共兩黨以外的各黨派人士共同發表告全國同胞書，勸各黨派竭誠合作，任何不同意見在法律常規上解決。11月13日，梁漱溟提出各小黨派有實行統一的必要。11月23日，黃炎培、梁漱溟、左舜生、羅隆基、章伯鈞、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光升、張瀾等十多人在重慶青年會餐廳集會，正式成立了統一建國同志會，通過了《信約》12條。一年以後，國共關係更加緊張，各小黨派負責人認為「非民主團結大局無出路，非加緊中間派的組織，無由爭取民主團結」①。於是從1940年12月至1941年3月，黃炎培等人經多次商談，於1941年3月19日在重慶秘密成立了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公推黃炎培為中央常委會主席。大約在8月間，黃炎培因個人處境關係辭去了主席職務，由張瀾接任。11月16日，張瀾、左舜生、羅隆基、章伯鈞四人出面在重慶臨江路俄國餐廳舉行招待會，公開了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組織。11月25日在國民參政會二屆二次會議上，張瀾、黃炎培等23人聯名提出《實現民主以加強抗戰力量樹立建國基礎案》，實際表達了民主政團同盟綱領的主要精神。但這一提案未被參政會主席交大會討論。1944年9月，民主政團同盟決定取消「政團」二字，改名中國民主同盟。黃炎培作為民盟的主要發起人之一，始終參與民盟的活動，對民盟的成立和發展是盡了心力的。 從抗戰後期起，發起民主憲政運動和調和國共兩黨之間的關係，成了黃炎培政治活動的主要內容。 黃炎培認為，中國需要的民主，是「保育式的民主」②。1943年9月蔣介石在國民黨五屆一中全會上提出「實施憲政，還政於民」，黃聞之甚喜。他被蔣指定為11月12日成立的國防最高委員會憲政實施協進會常務委員和召集人之一（另兩個召集人為王世傑、孫科）。他在工作中強調人民與政府合作、各省與中央合作、各黨派彼此合作。1944年1月創辦《憲政月刊》，在第二號發表《願全國上下盡力奉行約法來練習奉行憲法》一文，主張政府先訓練一批守法人員。由《憲政月刊》社出面每月召集一次文化、實業界人士及參政員參加的憲政座談會。1944年9月以後，這種座談會擴展為有數百人、上千人參加的講演會。成了國民黨統治區民主運動的講壇。1944年9月②《黃炎培年譜》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31頁。 ①《中國民主同盟述略》，載《和平民主統一建國之道》一書，民憲月刊社1945年編印。②《黃炎培年譜》第142頁。 和1945年1月，黃炎培等人發表的《民主勝利獻言》和《為轉捩當前局勢獻言》，表達了國民黨統治區文教、工商界人士要求民主的呼聲。 黃炎培與中共領導人的接觸，始於1937年12月28日在長沙會見徐特立和1938年5月19日在漢口會見周恩來。作國共之間的調人則始於參加國民參政會。1940年6月14日，他向周恩來提出兩條建議：（1）希望中共在與國民黨利害不衝突、國民同情不減損之下求成長。（2）以所有實力儘量容納友黨乃至敵黨；以所有實力為國家民族表現切實偉大之貢獻。7月1日同蔣介石談中共問題。蔣囑其以公正人資格參與①。1941年皖南事變前後，黃炎培就中共參政員拒絕出席參政會事，數次見蔣及周恩來，力圖以在參政會中組織特種委員會予以解決。在抗戰與爭取民主的實踐中，黃炎培逐步認識了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並萌生了親赴延安考察的願望。 1945年6月1日，黃炎培和傅斯年起草了致毛澤東、周恩來電文。6月2日，以褚輔成、黃炎培、冷御秋（冷遹）、王雲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鈞七人署名托張治中發出。6月18日，毛澤東復電錶示歡迎。6月26日，七位參政員共議三條意見：（1）由政府迅速召集政治會議；（2）國民大會交政治會議解決；（3）會議以前，政府先自動實施若干改善政治之措施。蔣介石表示同意。7月1日，黃炎培等六參政員（王雲五未成行）飛抵延安。7月5日返回重慶。他們是為恢復國共和談而去的。短短4日，了解了延安的風土人情，廣泛會見了中共領導人。7月2日下午、7月3日晚上、7月4日下午與毛澤東長談。一致認為，國共雙方商談的大門沒有關閉，但門外有一塊絆腳石擋住了去路，這塊大石就是國民大會問題。商談結果，由中共整理成《延安會談紀要》（一稱《延安會談記錄》）交他們帶回重慶。內容是：「來延六參政員和中共方面同意下列兩點：一、停止國民大會進行。二、從速召開政治會議。中共方面建議：為著團結全國各黨派及無黨派代表人物，共商國是，以便在民主基礎上動員、統一和擴大全中國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配合同盟國，最後打敗日本侵略者，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與富強的新中國起見，並在國民政府停止進行不能代表全國民意的國民大會之條件下，中國共產黨同意由國民政府召開民主的政治會議，並提議在召開前須確定下列各點：（1）政治會議之組織由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中國民主同盟三方各自推出同數之代表及由三方面各自推出三分之一（其數等於每一方面代表數）並經他方面同意之無黨派代表人士共同組成之。（2）政治會議之性質：公開、平等、自由、一致、有權。（3）政治會議應議之事項：一、關於民主改革的緊急措施；二、關於結束一黨專政與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三、關於民主的施政綱領；四、關於將來國民大會的召集。（4）政治會議召開以前，釋放政治犯。（5）為使政治會議順利進行起見，在政治會議召開前，應由各方面先作預備性質的協商，以便商定上述四點及其具體內容。①7月7日黃炎培見蔣介石，面告在延安商談結果，並將《會談紀要》交王世傑。在延安，黃炎培同毛澤東暢談了中國歷代興亡的經驗教訓。他說：「有一次毛澤東問我感想怎樣？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①《黃炎培年譜》第136頁。 ①金城：《六參政員的五日來去》，《人民政協報》1985年1月25日。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於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毛澤東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我想：這話是對的。只有大政方針決之於公眾，個人功業欲才不會發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於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來打破這周期律，怕是有效的。」①回到重慶後，黃炎培將在延安的活動與見聞寫成《延安歸來》一書，8月7日由《國訊》書店出版發行，成了大後方轟動一時的暢銷書。黃炎培還以此書的出版，在重慶掀起了一個不再將原稿送交政府審查的「拒檢」運動。迫於形勢壓力，國民黨中央中常會通過了從10月1日起撤銷對新聞和圖書雜誌檢查的決議。 黃炎培回重慶不久，日本投降。國內和平希望與內戰危險並存。黃炎培積極投入了反內戰、爭民主的活動中。他推動民盟並聯合重慶各界人士於1945年11月19日在西南實業大廈禮堂召開反內戰大會，成立了陪都各界反內戰聯合會。他主持大會並激情地朗誦了他的長詩《一線希望在那裡？》。從1945年8月21日起，黃炎培就同楊衛玉、胡厥文、章乃器、施復亮等人商討組織工商界新的政治團體問題。9月29日定名為中國民主建國會。12月16日正式宣告成立。黃炎培等11人當選為常務理事。從此，在中國政治協商會議前夕，中國政治舞台上又出現了一個以民族工商業資本家為主體包括一部分與之有聯繫的知識分子在內的新政黨。它以1946年1月8日宣布的《向政治協商會議提供初步意見》和1月12日《平民》周刊的創刊為標誌，登上了戰後的政治舞台。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中國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召開。黃炎培作為民盟9名代表之一出席會議，參加了施政綱領組的討論。他主張將施政綱領稱為和平建國綱領，並批駁了國民黨有人把政協會議說成「分贓會議」的謬論。他推動民主建國會倡議組織了「政協陪都各界協進會」，併到協進會組織的報告會上講演。1月26日，黃炎培的住宅「菁園」被非法搜查。經中共、民盟及各界人士抗議，國民政府不得不向黃道歉。政協閉幕會上，黃要求政府制定侵害人權治罪法，並發起成立人民自由保障委員會。 政協會議後，黃炎培往來滬寧間，協助國共兩黨南京和談，維護政協五項協議，抵制國民黨一黨召集非法國民大會。1946年7月27日，陳立夫派杜月笙勸黃脫離民盟，黃當即拒絕，說：「（一）我不能同意於不統一、不團結之下通過憲法；（二）此路不能通，我不能助朋友走不通之路；（三）欲我脫離民盟，我不能自毀人格。」①11月11日，黃炎培為民盟中央起草了①《八十年來》，第148—149頁。 ①《黃炎培年譜》，第190頁。 《民盟對參加國大問題之態度》：「民盟歷次宣言維護政協決議，一切行動以此為唯一依據。同人當竭盡最後一切努力，以求政協決議關於國大開會以前各項手續之完成。完成以後，即一致參加國大，未完成以前暫不參加。」12日，民盟留南京中央委員以此為決議拒絕參加國大。接著民盟及黃炎培又譴責了非法國大及其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 1947年下半年，蔣介石在發布「戡平共匪叛亂總動員令」的同時，加緊了對民主勢力的鎮壓。10月27日，國民黨政府內政部發言人以所謂「勾結共匪，參加叛亂」的罪名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次日又明令「嚴加取締」。在此困難條件下，黃炎培同葉篤義由滬到南京，代表民盟臨時中常會同張群等交涉。最後，黃炎培擬出民盟總部解散的「善後辦法」，經張群認可後於11月4日返滬。11月5日張瀾召集非正式常委會作出決定，11月6日公布了《中國民主同盟解散公告》，宣布自即日起，盟員一律停止活動，總部同人總辭職，總部解散。黃炎培思想矛盾，心情沉重，11月15日發表《我與民盟》一文，說：「民盟已矣，自我發之，自我收之，知我罪我，其惟春秋。」①民盟總部解散公告發表後，以沈鈞儒等為首的一批中委到香港召開一屆三中全會宣布恢復活動，展開了新的反蔣鬥爭。黃炎培在上海亦領導民主建國會轉入地下鬥爭。到1948年，黃亦被列入國民黨的黑名單。年底，中共中央邀請他赴解放區共籌新政協會議。1949年2月15日，經中共地下黨安排，避開國民黨特務跟蹤，黃乘船離滬，19日抵香港。3月14日又乘船離香港北上抵天津，轉乘火車，於3月25日抵達北平。當日下午，即去西郊機場歡迎從西柏坡抵北平的中共中央人員和毛澤東。 1949年6月，黃炎培作為民建代表出席新政協籌備會，被推為負責草擬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小組副組長（組長董必武）。8月，組織民建成員批判美國公布的《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白皮書。9月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10月9日當選為常務委員）。10月19日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為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兼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在1954年9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屆一次會議上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副委員長。1959、1964年繼續任此職。1954年至1965年任二、三、四屆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1949年至1962年任民盟中央常務委員、委員。他又是中國民主建國會主要負責人。隨著民建中央機構的演變，先後任全國會務推進委員會召集人、總會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央委員會主任委員。 任職期間，黃炎培勤政廉潔，努力為人民服務。他和毛澤東主席等國家領導人坦誠相見，時有書信往還。對國家的大政方針，亦時有建議。如，關於土地改革的實行，他主張先試點後推廣，1950年6月與李濟深、陳叔通、沈鈞儒聯名提出「請先就各大行政區，各擇若干縣或鄉實行土地改革案」；1954年討論憲法草案時，提出了國家元首仍稱主席不稱總統、以中央人民政府為最高執行機關、中央以下各級一律稱人民政府的建議；1958年1月提出「提倡平地深葬，避免可耕地的浪費案」；1959年12月22日在人大常委會談話會上提出「國歌」（義勇軍進行曲）不要變動的意見，等等。1965年12月21日病逝於北京。著作有《黃炎培考察教育日記》、《中國教育史要》、①《國訊》第439期。 《八十年來》及詩集《斷腸集》、《苞桑集初稿》、《紅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