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二卷） · 第十章　陳獨秀

陳獨秀，譜名慶同，官名乾生，字仲甫，號實庵，另有三愛、隻眼、頑石、雪衣等三十幾個筆名、化名。1879年（清光緒五年）10月9日，生於安徽安慶（又稱懷寧）一個破落的士大夫家庭。他天資聰明，由祖父和大哥教讀，18歲考中秀才。轉年到南京參加鄉試，結果落榜。這時，他已讀到梁啓超主編的《時務報》，崇信維新思潮，與安徽維新派人士交往。他對康梁受到的攻擊，「憤不能平，恆於廣座中為康先生辯護」，遂亦被鄉里瞀儒指「為康黨，為孔教罪人，側目而遠之」。 康梁維新運動失敗後，陳獨秀也被追捕，逃到東北嗣父處。八國聯軍入侵中國時，他親眼目睹了沙俄在我東北燒、殺、淫、掠之暴行，猶如見到母親遭凌辱，受此刺激，開始思考個人、國家與世界問題。1901年赴日留學，曾參加勵志社及留學生中最早的革命團體青年會，與激進分子交往，閱讀大量宣傳西方資產階級政治學說的書刊，迅速成長為一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有一次，鑒於清政府委派的學監姚煜阻礙中國留學生的正當要求，陳約同張繼、鄒容等人闖入姚宅，張抱姚腰，鄒捧頭，陳揮剪，割發代首，使其威信掃地。陳等3人即被日政府強行遣送回國。 1903年，沙俄背約，拒從我國東北撤兵，並向清政府提出新的侵略要求，因而激起轟轟烈烈的拒俄運動。陳獨秀即回安慶發起組織「安徽愛國會」，號召人人「執干戈衛社稷，以恢復國權基礎」。5月17日，他們在藏書樓召開演說會，宣傳群眾。演說畢，決定聯絡東南各省志士，創一國民同盟會，先謀南方獨立，不受異族之欺凌。此活動震動當局，陳被通緝，連夜逃亡上海，與章士釗等合作創辦《國民日日報》。年底，該報停刊，又到蕪湖辦起了《安徽俗話報》。他在該報發表50多篇文章，以白話文議古論今，宣傳愛國救亡、反帝反封建、科學和民主。 1904年秋，陳獨秀應邀到上海，參加「軍國民教育會暗殺團」，與章士釗、楊篤生、蔡元培等試驗炸藥，研究暗殺。翌年，還參與吳樾謀炸清廷出洋五大臣的策劃。這時，他為急於組織革命行動，停辦了《安徽俗話報》，隻身遍訪江淮義士，在蕪湖發起成立了「岳王會」，任會長。後來在安慶、南京還設立了分會，勢力一度相當可觀，「大者聚徒數萬，小者結黨數千」，培養了許多堅貞革命、至死不屈的領導骨幹，為日後同盟會在江淮地區的活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安徽巡撫恩銘聞知陳的活動後大怒，欲窮治之。陳再次亡命扶桑。接著傳來國內同盟會組織的起義不斷失敗、戰友犧牲的消息，他一度陷於深深的苦悶、彷徨和孤憤之中，寫下不少詩作，記錄下這無限的惆悵。1911年，新的革命高潮終於到來。這年10月，在杭州陸軍小學任教的陳獨秀，得到武昌起義消息後，即推動當地黨人響應，並寫革命檄文多篇，到處張貼，使官吏聞之悚然。杭州光復後，他又參加安徽的鬥爭，並在勝利後先後出任安徽都督府秘書長、秘書、顧問等職。 在任秘書長期間，陳獨秀曾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剷除舊官僚制度，改善人民生活，企圖以猛藥治痼疾，遭到群僚的抵制而失敗。二次革命起，他協助都督柏文蔚制訂反袁大計，起草安徽獨立宣言。但是又很快失敗，他被通緝，再次亡命上海，其安慶的家被抄，兩個兒子延年和喬年也逃到滬上，投靠父親。這時的陳獨秀由於不斷遭到挫折和失敗，陷於彷徨和苦悶之中，生活也幾近「靜待餓死」的境地。 1914年7月，陳獨秀應章士釗之邀，去日本協助編輯反袁雜誌《甲寅》。11月，他在該刊第一次用「陳獨秀」筆名發表了《愛國心與自覺心》一文，在思想界引起強烈反響。該文認為近世國家是「為國人共謀安寧幸福之團體」，而如今中國，民無建設這種國家的「自覺心」，袁政府又濫用國家威權，進行種種賣國害民的罪惡活動，因此，他認為「惡國家甚於無國家」；「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國之奴，何事可怖」。文章表現了作者強烈的憂國憂民的愛國主義思想、急切盼望出現一個「為國人謀幸福」國家的心情，闡述了建設近世國家關鍵在於提高國民「自覺心」的觀點。但是，由於該文採用了「故作危言，以聳國民力爭自由」的「正言若反」的表達方法，引起了不少人的誤解。他們紛紛投書《甲寅》詰問，「以為不知愛國，寧復為人，何物狂徒，放為是論」。陳獨秀不屑回答讀者的責問，但是他卻從中悟出幾年來革命屢起屢折、不能救亡的根源，在於國民在孔教和宗法制度的毒害下的愚昧和落後，中國的出路，首先要進行一場文化思想革命。從何入手，應該從辦一份鼓吹新思想的雜誌入手。而這個新思想就是使西方國家繁榮富強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他十分自信地對人說：「讓我辦十年雜誌，全國思想都全改觀。」 1915年9月15日，陳獨秀在上海創辦了《青年》雜誌（第二年起，改名為《新青年》）。他在發刊詞中高舉科學和民主兩面大旗，向傳統儒家倫理宣戰，以圖從改變國民性入手，造就一代新青年。他提出新青年的六條標準是：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從此在全國掀起了一個以批判孔教、批判封建宗法制度、爭取個人自由權利為中心，以振興中華為目標的近代中國啟蒙運動。 由此陳獨秀名聲大作，1917年1月，蔡元培三顧茅廬聘其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以幫助他對這個封建文化堡壘進行改革和整頓。陳獨秀即把《新青年》移到北京，以北大為陣地，先後聯絡有文學改良思想的胡適，提出「打倒桐城謬種和選學妖孽」而「在寂寞里奔馳的猛士」錢玄同，有辯證法思想呼喚「青春之國家」的李大釗，以「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著稱的吳虞，被魯迅稱為「好夥伴」、「活潑、勇敢的戰士」、提倡文章分段和用標點符號的劉半農，以及魯迅等人，組成一個以他為主帥的新文化運動的強大陣營。他們在批判儒家綱常學說、進行倫理革命的同時，還進行了文學革命和教育革命。陳獨秀在胡適文學改良倡議的基礎上，發表《文學革命論》，提出更加激進的反封建的文學主張：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在教育方面，北大的改革，特別是陳獨秀主持的文科改革，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他們批判摧殘青年身心健康、只顧個人升官發財而與社會脫離的舊式教育，鼓吹「取法西洋」，實行現實主義、惟民主義、職業主義、獸性主義（意志頑狠，體魄強健，獨立自主、順性率真）的教育方針。 陳獨秀發起的新文化運動，在全國發生了很大的影響，到五四時，受陳獨秀和《新青年》的幫助和影響而出現的宣傳新思想、批判舊傳統、謀社會改造的刊物達數百種，進步社團也有三四百個。 但是，陳獨秀指導這個運動的哲學思想是「優勝劣汰」的進化論和形上學，認為中國衰落是自己不長進，與帝國主義無關，因此他們不提反帝口號。運動初起也不干涉現實政治，企圖把運動局限在文化領域裡。然而，政治卻要來干涉它。首先是受到衝擊的保守勢力孔孟之道的衛道士們勾結反動政府，對陳獨秀和《新青年》橫加壓迫。陳迎接挑戰，堅決反擊，並表示為了擁護民主和科學，「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同時，圍繞著1918年第一次大戰結束後巴黎和會的召開，維護中國權利的鬥爭尖銳起來。於是，陳獨秀把文化運動與政治鬥爭結合起來，由啟蒙走向救亡。 1918年12月，陳獨秀與李大釗等人一起創辦了直接干預政治的《每周評論》，並把收回戰敗國德國在我國山東的權利問題，作為報道和評論的重點。他寫的發刊詞和《除三害》等文章，明確提出了外求獨立，內反軍閥獨裁的主張。大戰結束時，他曾對西方民主國家特別是高喊以和平、民主、平等原則來處理國際問題的美國總統威爾遜，抱有很大的幻想，認為「公理戰勝強權」的時代到來了。但是，1919年4月，當聞知巴黎和會在英法美操縱下決定把原德國在我國山東掠奪的權利交給日本、北京政府也準備接受時，陳獨秀無比憤慨，怒質「公理何在」，嘲笑威爾遜是「威大炮」，號召人民起來「直接行動」，捍衛國家主權。 5月4日，一個以收回山東權利、懲辦三個賣國賊為目標的愛國運動，終於在北京爆發，很快席捲全國。反動政府嚴厲鎮壓，愛國學生前仆後繼。6月9日，在鬥爭最激烈的時刻，陳獨秀和李大釗等草擬了《北京市民宣言》，提出更激進的口號，指導運動向縱深發展。 11日，陳獨秀帶著自己印刷的「宣言」，到前門鬧市區散發，被暗探逮捕。這引起社會的強烈反響，許多團體和名流紛紛奔走營救。毛澤東在他主辦的《湘江評論》上撰文，稱陳是「思想界的明星」。9月16日，陳獨秀終於被釋放。 當時，隨著巴黎和會的召開和五四運動的掀起，中國人民對西方民主主義的熱情正在消退，而馬克思主義和各種社會主義思潮，卻挾著十月革命勝利的聲威，在神州大地上高歌猛進。陳獨秀過去信仰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宣傳個人的自由和解放，現在認識到沒有階級的解放，個人的解放是不能實現的，因此首先要求階級的解放。過去他熱衷於資產階級共和制度，如今他說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也不過「少數人得著幸福，多數人仍然被壓在少數人勢力底下，得不著自由與幸福」；「主張實際的多數幸福，只有社會主義的政治」。他還說：「我們相信世界上的軍國主義（帝國主義）和金力主義（資本主義）已經造成了無窮的罪惡，現在是應該拋棄了。」並明確擁護無產階級專政。這表明陳獨秀已開始由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轉變為共產主義者即馬克思主義者。 陳獨秀出獄後，行動仍受監視。翌年，他化裝後，在李大釗的幫助下，擺脫監視，移居上海。兩人分手時，相約分別在南北籌備革命黨。陳到滬後，以主要精力從事調查研究中國工人階級狀況，創辦工人夜校、工人刊物《勞動界》和店員刊物《夥友》等，向工人宣傳馬克思主義，揭露資本家剝削工人的真相，啟發工人的覺悟，使他們認識自己在社會上的重要地位和肩負的歷史使命。 由於中國的五四運動引起了列寧等剛剛建立的共產國際的注意，俄共遠東局維經斯基等一行人，於1920年4月奉派來到中國。他們在北京與李大釗等人聯繫座談後，提出幫助中國建立革命政黨問題。李介紹他們到上海與陳獨秀聯絡。他們到上海後，陳獨秀即召集周圍熱心宣傳社會主義的李漢俊、李達等人，座談了幾次，最後決定醞釀成立政黨，並確定名稱叫「共產黨」。8月，中國共產黨發起組正式成立，設臨時中央局，推陳為書記，並約請各地社會主義者組織支部。於是北京、濟南、長沙、武漢、廣東、巴黎、東京等地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先後成立。 與此同時，陳獨秀等人對當時影響較大的所謂「社會主義新思潮」基爾特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進行了論戰。通過論戰，爭取了許多青年轉而信仰馬克思主義，加入共產黨。 當時在廣州的粵軍總司令兼廣東省長陳炯明標榜自己是社會主義者，堅聘陳獨秀到廣東任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陳獨秀為了把馬克思主義宣傳擴大到廣東，並推行他多年來教育改革的主張，1920年12月前往應聘。他上任後，利用職權，採取一系列措施，大力改革廣東教育，開辦「宣講員養成所」，發展各種專業教育、成人補習教育和社會教育等，在這個過程中，他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培養了一大批黨、團、工會幹部，並幫助譚平山、陳公博等人，與占優勢的無政府主義者劃清界限，重建了廣東共產黨。所有這些，遭到各種保守勢力的強烈反抗，教育改革受阻。陳獨秀頓萌退志。正在此時，上海的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也連連催促他迅速回滬主持中央工作。馬林一行早在1921年春來華，他們認為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的時機已經成熟，於7月下旬幫助召開了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當時陳獨秀在廣州忙於教改，沒有出席。但鑒於他的崇高威望和籌建黨的工作中的作用，大會推舉他為中央局書記。他於9月回滬。 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滿懷激情地開始有計劃、有步驟地開展各項工作，工作重點是發動工人運動。中央成立了「勞動組合書記部」，各地設立分部，具體領導工運：創辦工人刊物，在工人區開辦補習學校，組織工會，發動罷工等。陳獨秀坐鎮中央，指導全國工運。除了及時發出中央文件之外，他從1921年11月到翌年5月，發表了十多篇專門論述工運的文章，指明工運的主要對象和最終目的，解釋工人階級對各黨派應取的不同態度及對招牌工會的鬥爭策略，克服工人群眾中的幫派觀念等，從而使中國工人階級迅速成熟起來，很快掀起全國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 但是，由於當時陳獨秀和黨中央一心想直接照搬俄國十月革命模式，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所以把資產階級當作革命對象，也不把國民黨等資產階級民主派放在眼裡，而廣大農民又尚未發動，因此工人階級在城市裡實際上陷於孤軍作戰的境地。1923年二七慘案開始，中外反動派聯合鎮壓工人後，工運很快轉入低潮。革命航船起錨後，面臨著一個選擇正確航道的問題。 列寧領導的共產國際首先提出了這個問題。1922年1月，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了遠東各國共產黨和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明確指出中國等被壓迫民族國家當前的革命是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民族民主革命。列寧在病中接見了參加大會的國共兩黨代表，希望兩黨合作，推進中國革命。中共接受列寧的思想，在7月舉行的「二大」上，通過了陳獨秀起草的「宣言」，明確了中國革命應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段進行的認識；制訂了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提出了反帝反軍閥的口號和與國民黨等民主派建立「民主主義聯合戰線」的方針。陳獨秀在大會上被推選為中央委員會委員長。 然而，馬林在考察國民黨影響較大的南方並與孫中山交談後認為，共產黨的力量還太小，只有通過國民黨的組織和影響，才能迅速走出狹窄的知識分子小圈子，進入到工農群眾中去，成為一個全國性的大黨。孫中山也不答應黨外聯合的方針，只希望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以新鮮血液來挽救正在「死亡」的國民黨。為此，馬林向國際提出了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以實現國共合作的建議。共產國際批准了他的建議，並作為決定派馬林到中國執行。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和全國各區委，起先幾乎一致反對加入國民黨，認為兩黨的宗旨、性質、基礎、政策「太不相容」，「共產黨倘加入該黨，則在社會上信仰全失」。但是，在8月杭州召開的中共中央特別會議上，馬林拿出共產國際訓令後，陳獨秀等表示服從，但要求孫中山取消打手模宣誓效忠等入黨辦法，並按民主原則改組國民黨。孫接受了這些條件。於是陳獨秀首先由孫中山主盟，加入國民黨。 然後，陳獨秀積極貫徹共產國際方針，撰寫一系列文章，闡述國共合作的意義，並認真參加國民黨的改組工作。1923年6月，中共三大正式通過了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方針。在會上，他繼續當選為中央委員長。翌年1月，孫中山召開國民黨一大，改組國民黨，李大釗、林祖涵、譚平山、瞿秋白、毛澤東等共產黨員參加，並當選為中央委員或中央候補委員，國共合作終於實現。 但從此陳獨秀又走向另一極端——右傾並放棄革命領導權。他的思想明顯受到馬林抬高資產階級國民黨、貶低無產階級共產黨觀點的影響，認為中國資產階級「比農民集中，比工人雄厚」；而且視民主革命為資產階級為主導為基礎的革命，應該由資產階級領導，革命成功後，「在普通形勢下，自然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只有下一個社會主義革命才是「我們自己的革命」。現在既然必須經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才能進到社會主義革命，那末我們共產黨就來當客卿、助手和苦力，先幫助國民黨把當前的國民革命搞好，但我們工作的重點應放在準備下一個革命上。這種思想是當時全黨的認識，並在中共二大文件中有所表現。瞿秋白和鄧中夏等少數人曾發表文章，批判這種思想，強調無產階級是國民革命的「領導者」，共產國際也派維經斯基及中共旅莫支部負責人之一彭述之回國，貫徹無產階級領導權的精神，並寫進了1925年1月召開的中共四大決議。陳獨秀也表示接受這個精神，並被選為中央總書記兼組織部主任。但是，一是由於他思想上沒有解決問題，二是（也是最主要的）在以後的實際工作中，從共產國際、蘇共中央史達林，到他們在中國的代表，都對國民黨新右派蔣介石集團的反共活動採取退讓政策，所以這個問題在大革命中始終沒有解決好。 儘管如此，當時的形勢是革命正走向高潮，特別是中共四大通過了工、農、青、婦等一系列群眾運動的決議，為黨發動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揭開了序幕，從2月開始，上海的黨組織就在工廠中廣泛發動罷工鬥爭。而歷次罷工最高的指揮者是陳獨秀，各個重要事項，如應否發動，什麼條件，如何談判，可否簽字等，都是工運幹部與他共同開會決定。同時，他還不斷寫文章進行宣傳和指導。在日、英帝國主義先後製造槍殺中國工人、學生的血案後，終於爆發了以上海為中心、波及全國的轟轟烈烈的五卅反帝愛國運動。從運動開始到9月基本結束，陳獨秀發表了11篇文章指導運動：論述運動的性質、任務和策略，揭露批判敵人的破壞陰謀，批評運動中出現的一些錯誤言論等，不僅有力地配合運動打擊敵人，還有效地幫助群眾提高覺悟，使他們樸素的仇外心理上升到對帝國主義侵略本性的認識。陳獨秀親自做總商會長虞洽卿的工作，傾聽他對運動的意見，請他代籌部分經費，救濟罷工工人。對大資產階級在鬥爭中的動搖，陳獨秀也多次在《熱血日報》上發表不署名文章進行批評，還通過他的一個同鄉的關係，把廣東資本家霍守華從安徽找到上海，在總商會中加強支持工人學生群眾要求的力量。 1925年3月，孫中山病逝，國民黨左、右派之間的鬥爭以及右派的反共活動激烈起來。老右派公開反對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政策，刺死了左派領袖廖仲愷，又在北京西山召開非法的「中央全會」，通過反共決議；以蔣介石、戴季陶為代表的新右派，因還要依靠蘇聯和共產黨的幫助，取代北洋軍閥，不公開反蘇反共，但也宣揚「共信不立」，竭力打擊和限制中共的力量。1926年3月和5月，蔣介石先後製造了「中山艦事件」和「黨務整理案」，向共產黨發起嚴重挑釁，爭奪革命的領導權。陳獨秀原打算組織力量反擊，但又從國民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的觀念出發，提議共產黨退出國民黨，被共產國際拒絕。共產國際和史達林指示中共對老右派堅決反擊，促使國民黨將他們開除；但對新右派，則要利用他們反帝反北洋政府的「積極性」，採取退讓的政策，滿足他們的要求。於是，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力量受到嚴重削弱。陳獨秀在他的退出國民黨的提議被否定後，更加消極，自覺地以「在野黨」和「苦力」自居，推行「退而不出，辦而不包」的政策。 1926年7月，蘇聯急切盼望和大力支持的廣東國民革命軍北伐開始。但是，陳獨秀主持黨中央通過了反對北伐的決議。他從以往孫中山及西南軍閥多次北伐的歷史經驗出發，斷言這次北伐也是「軍人政客爭權奪利的軍事投機」，沒有革命的意義；而且，「北伐軍能否打到武漢大有疑問」。更主要的是陳獨秀堅信馬克思主義在歐洲革命的道路——依靠工農群眾，「由宣傳到組織，再到暴動」，是唯一正確的道路，從而把它與正規軍隊進行的革命戰爭對立起來。因此他以中央名義，發出一系列指示，不准黨的優秀幹部參加黃埔軍校、北伐軍和北伐軍占領區的政權機關。於是蘇聯提供的大量軍火都落到了蔣介石集團手中，使整個革命處於十分危險的境地。 北伐戰爭的發展大出陳獨秀所料，一路凱旋，9月即飲馬長江，攻克漢口，10月攻占武昌，隨後揮師東南。北洋軍閥東南五省聯防總司令孫傳芳，調主力應付，上海一時防務空虛，共產黨在10月和翌年2月，兩次發動武裝暴動，結果因沒有經驗和資產階級動搖等原因，沒有成功。接著，陳獨秀親自出馬，與羅亦農、周恩來、趙世炎等八人組成特別委員會，於3月21日北伐軍兵臨城下時發動第三次暴動，經過一天一夜的激烈戰鬥，終於取得勝利。從北伐軍打下南昌開始，蔣介石即與帝國主義和江浙財團為中心的大資產階級勾結，準備叛變革命。他製造一系列慘案，摧殘共產黨領導的工農運動，一路殺到上海。陳獨秀估計到蔣介石也要向上海的共產黨特別是工人糾察隊開刀，一面請示國際，一面準備武裝反抗。但是，國際來電，不準軍事反蔣，可在群眾中開展一次反右派的運動，反對正在策劃中的政變；「武器不要交出去，必要時須隱藏起來」。中山艦事件時被蔣介石排擠出國、現在被共產國際弄回國抑制蔣介石的汪精衛，這時到達上海，右派和共產黨都來爭取他。當時，右派為了製造反共藉口，散布了許多謠言，說共產黨要「打倒國民黨」，並指使工人衝擊租界。陳獨秀為了粉碎這種謠言，於4月5日與汪發表《國共兩黨領袖聯合宣言》，宣稱共產黨不想打倒國民黨，而國民黨也「決無有驅逐友黨摧殘工會之事」。陳獨秀以為一紙宣言可以緩和上海的局勢，即朔江而上，把中共中央遷到武漢。不料在12日，蔣就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大肆殘殺共產黨人和工人群眾。陳獨秀的大兒子陳延年，也在政變後被派到上海工作時，被捕犧牲。 上海政變後，廣州、四川等地國民黨也先後轉向反革命，武漢地區陷入反革命四面包圍的困境。陳獨秀一面受到廣大農民群眾和毛澤東等農運幹部要求深入進行土地革命，而國民黨則要求限制甚至取消土地革命的強大壓力；一面又受了共產國際的嚴令，不准退出國民黨，不准破裂聯合戰線，找不到出路，終日惶惶不安。這時共產國際又派來羅易，主張深入土地革命，以鞏固武漢革命根據地。鮑羅廷則認為東南地區反革命勢力太強，革命應向西北發展。陳獨秀贊同鮑的意見，主張土地革命等到北伐打下北京後再說。在這種情況下，4月底召開的中共五大，沒有解決任何問題。共產國際原想撤換陳獨秀，但沒有找到合適的替代人，仍選他當總書記。到7月12日，共產國際來電改組黨中央，成立沒有陳獨秀的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15日，汪精衛集團實行「分共」，大革命終於失敗。 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指示精神，組織了南昌起義、秋收暴動和廣州暴動，企圖挽救革命的失敗，並在新派來的國際代表羅明納茲的指導下，召開了八七會議，不指名批判了違背國際路線的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9月，陳獨秀和黨中央先後遷到上海，過起漫長的地下鬥爭生活。陳獨秀幾次寫信給中央，認為革命在往下落，應該全面退卻，不應有暴動奪取政權的幻想，遭到認為革命形勢在不斷高漲的中央的批駁。有的中央委員還把陳的意見當作笑話到處宣傳。在任江蘇省委組織部長的二兒子陳喬年的勸說下，陳獨秀不再寫信，而埋頭於中國文字拼音化問題的研究。不久，喬年也在國民黨白色恐怖下被捕犧牲。共產國際和黨中央多次邀請陳獨秀去莫斯科討論中國革命問題並參加中共六大，他拒絕，聲言「中國革命應由中國人來領導」。中國大革命失敗後，從1923年起就以蘇共黨內反對派領袖身份進行活動的托洛茨基，向史達林實權派發起了猛烈的進攻，攻擊其在中國推行機會主義路線，應對失敗負責；並認為當前中國沒有革命形勢，民主革命已經過去，共產黨應在城市中開展反對獨裁、爭取民主的國民會議運動，以過渡到將來武裝暴動一舉奪取全國政權，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反對農村武裝鬥爭和中共六大規定的當前仍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路線。一部分中國留學生受到影響，也進行反史達林活動。他們被遣送回國後，1928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國托派組織，宣傳托洛茨基主義。翌年春天，陳獨秀等一批下台的黨內中上層幹部，在閱讀了托洛茨基論述中國革命、批判史達林的文件後，自認為茅塞頓開：大革命失敗的根源是共產國際令中共加入國民黨的機會主義路線。於是，他們也結合起來，在黨內進行派別活動。8月5日，陳獨秀給中央一封長信，要求以托派路線代替中央路線。同時，他還反對中央在當時「中東路事件」中提出的「保衛蘇聯」的口號，建議考慮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改用「反對國民黨誤國政策」的口號。這個意見含有合理的因素，但共產國際代表和黨中央把所有這些都視為「反黨、反蘇、反共產國際」的行為。11月15日，中央政治局作出決議，將陳獨秀等人開除出黨。 托陳派曾要求加入留學生托派組織，但對方怕失去正統地位而拒絕。於是他們自己組織起來，12月開了一次會，推選陳獨秀為書記，出機關報《無產者》。與此同時，又出現兩個留學生托派組織，在托洛茨基多次來信調解和催促下，1931年5月初，四個托派小組織在上海召開統一大會，正式成立中國托派組織，沿用托陳派的「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的名稱，陳獨秀被推為中央書記處書記。 當陳獨秀為首的中國托派準備為國民會議而開展廣泛鬥爭的時候，九一八事件爆發，全國掀起抗日民主運動高潮。陳獨秀創辦《熱潮》周刊，以個人或托派組織名義，發表大量文章、宣言和決議，聲討日本侵略，譴責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支持並指導學生運動，做了大量工作，並在1932年2月10日，以托派中央常委名義起草發表了《政治決議案——目前的形勢與我們的任務》，提出與中共合作，與左傾的資產階級黨派「共同行動」，首先推翻蔣介石政府的策略。結果遭到剛剛上台的王明左傾集團的拒絕。托派內部堅決反對「投降」中共，他們空談「工人無祖國」，「不愛資產階級豪紳地主的國家」，反對使用「抗日救國」和「愛國運動」的口號。 10月15日，托派中央被國民黨當局破獲，陳獨秀等全體常委被捕。在法庭上，陳獨秀大義凜然，慷慨陳詞，批駁檢察官強加給他的「借抗日反國民黨」就是「叛國」的罪名。1933年6月，他被判八年徒刑。1937年，抗戰爆發，國民黨被迫釋放政治犯。8月23日，陳獲釋。面對民族危亡的局勢，他一改托派的傳統立場，接連發表演講和文章，擁護國民黨政府領導抗戰，擁護國共合作為中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拒絕東去上海重整托派，而西下武漢，繼又入川。這時，上海以彭述之為首的托派臨時委員會執行托洛茨基第四國際指導的路線：繼續貫徹階級鬥爭的方針，反對國民黨領導抗日，特別攻擊共產黨讓步的國共合作政策是背叛工人階級；主張利用戰爭造成的形勢，發動革命，推翻國民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因此，他們多次通過決議，批判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陳獨秀則認為在這次大戰中不可能爆發革命，並且以當時史達林利用無產階級專政清除異己大量殘殺無辜的三次「莫斯科審判」，以及蘇聯為粉碎「慕尼黑陰謀」與德、日分別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為例，攻擊蘇聯已經不是社會主義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制度是與納粹一樣的獨裁制。為此，他宣布「將我輩以前的見解徹底推翻」，否定從馬克思到托洛茨基的全部理論，自詡為「終身反對派」。雙方通過書信、文章進行了一場論戰。 陳獨秀出獄後，仍受國民黨政府的監視，他的反蘇言論有礙當時政府的「聯蘇制日」政策，不准他發表。陳獨秀出獄時，曾到南京八路軍辦事處向葉劍英等人表示合作抗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曾積極響應，但雙方正在聯絡之際，中共駐莫斯科的正、副代表王明、康生回國，誣陷陳是每月向日本間諜機關領取300元津貼的「日寇漢奸」。從此他與共產黨的關係徹底破裂。國民黨曾要提供資金拉攏陳獨秀成立「新共黨」，反對延安，但他予以拒絕。晚年的陳獨秀貧病交加，1942年5月27日，他在四川江津一個偏僻的小山村里寂寞而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