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二卷） · 第九章　宋慶齡

宋慶齡，祖籍廣東文昌（今屬海南省），1893年1月27日（清光緒十八年十二月初十）生於上海。 其父宋嘉樹，早年僑居美國，回國後長期在上海傳教、經商。母倪桂珍，為明代科學家徐光啟之後。共有姐妹兄弟6人，排行第二。姐宋靄齡，官商孔祥熙之妻；妹宋美齡，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介石之妻；大弟宋子文，曾任南京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外交部長、行政院長等職；二弟宋子良、三弟宋子安，均為金融界巨商。 1900年，宋慶齡入上海中西女塾讀書。1908年15歲時，偕妹宋美齡離滬赴美國求學。先入新澤西州斯密特城私立學校學習英語，後考入喬治亞州梅肯市基督教衛理公會所辦的威斯里安女子學院文學系學習。1913年畢業，獲學士學位。 宋慶齡自幼是一位熱情洋溢的愛國者。求學期間，她就著文發表對中國前途問題的看法，深切關懷祖國的命運。她對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倒清皇朝，感到由衷的高興。1912年，在收到她父親寄來的新國旗（五色旗）後，立即撕掉清朝的龍旗，踩在腳下，高呼擁護共和的口號。1913年，她在院刊《威斯里安》上發表《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事件》一文，高度評價了辛亥革命，稱這一事件「意味著四萬萬人已從極端的君主制的奴役下解放了出來」，「此後四萬萬人民將無復為專制政體之奴隸，一改四千年來之桎梏，而恢復人類應有之自由平等」。 大學畢業後，宋慶齡滿懷革命理想到達日本。在東京，遇見了她非常愛戴和仰慕的中國革命先行者孫中山。隨後擔任孫中山的英文秘書，開始了她的革命生涯。 1915年10月25日，宋慶齡力排家庭和親友的阻撓，和孫中山在東京結婚。婚後不久，就陪同孫中山回國，直接投入反袁（世凱）和護法鬥爭。從1916年至1919年，她不斷往來於上海、廣州之間，協助孫中山處理大量機密書信和其他日常工作。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後，她和孫中山一起，熱情支持學生的愛國運動，並代孫中山起草了「學生無罪」的援助電報。 1921年5月，孫中山在廣州就任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翌年6月，軍閥陳炯明叛變孫中山，炮轟總統府。在危急形勢下，宋慶齡拒絕先行撤離，對孫中山說：「中國可以沒有我，不可以沒有你。」堅持先送孫中山撤離險境，才在衛士的保護下衝出重圍，表現了她獻身革命事業的無私精神。 1922年之後，孫中山在艱難困境中，吸取歷史教訓，決定重振旗鼓。宋慶齡參與了孫中山與中國共產黨代表李大釗、林祖涵等人以及列寧所派的使節馬林、達林、越飛等人的會談。在改組國民黨和醞釀國共合作的過程中，她協助孫中山做了大量切實有效的工作。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宋慶齡堅決擁護大會確定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堅決擁護孫中山在大會上對三民主義的重新解釋。 1924年11月，宋慶齡隨孫中山北上。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不幸在北京逝世。宋慶齡接受孫中山臨終前的遺囑和要求代他訪問莫斯科的囑託，並強忍巨大的悲痛，向國內外介紹了孫中山的遺囑。 孫中山逝世後，宋慶齡積極投身於中國的大革命之中，堅決地為維護孫中山三大革命政策而努力。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宋慶齡十分憤慨，公開發表談話，譴責英日帝國主義的暴行，支持上海人民的反帝愛國運動。 中國國民黨在孫中山逝世後出現了急劇的分化，一部分右派分子極力反對三大政策，反對國共合作。1925年11月，右派分子集會於北京西山，公然進行背叛孫中山革命政策和分裂革命陣營的活動。面對右派分子的進攻，宋慶齡挺身而出，高舉孫中山的革命旗幟，團結國民黨左派，聯合共產黨人，予右派分子以迎頭痛擊。1926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在會上，她發表演說，號召革命黨人要團結奮鬥，實現孫中山的革命主張。她的政治立場得到了與會代表的贊同。在這次大會上，她當選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 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從廣東出師北伐。同年10月，北伐軍攻克武漢，廣州的國民政府準備北遷武漢。12月，宋慶齡與國民政府先遣人員陳友仁等人到達武漢。在武漢，她當選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及國民政府委員聯席會議委員，作為遷都前的臨時黨政最高權力機關成員，參與了中央重大方針的決策；她與何香凝一起，組織了紅十字會，開展慰問傷兵和策劃戰時救濟工作；她還為當地婦女創辦了第一個政治訓練班，動員婦女參加國民革命。 正當革命迅猛發展之時，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反革命政變。宋慶齡對蔣介石背叛孫中山、屠殺革命志士的行徑無比憤恨。4月22日，她和鄧演達、何香凝、毛澤東、董必武等聯名發表《討蔣通電》，斥責蔣介石是「叛徒」、「敗類」、「民眾之蟊賊」。當汪精衛等控制的武漢國民黨中央公然決定「分共」之時，宋慶齡堅決反對，拒絕參加他們的「分共」會議，並於7月14日發表《為抗議違反孫中山的革命和政策的聲明》。《聲明》以鮮明的政治立場，嚴正宣布退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不和背叛孫中山革命事業的叛徒同流合污。她指出：「本黨若干執行委員對孫中山的原則和政策所作的解釋，在我看來，是違背了孫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對於本黨新政策的執行，我將不再參加。」 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後，宋慶齡為了尋求中國革命的道路，也是為了實現孫中山的未竟宿願，於1927年8月下旬離開上海出訪蘇聯。行前，她又一次發表聲明，闡明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和她忠於孫中山的堅定信念，指出：「我個人的路線是明確的。我深信三大政策是革命的思想與方法的基本部分。」並聲明，她這次訪問莫斯科的一個目的，就是要「使蘇聯深深地相信，雖然有些人已經投靠了反動勢力與反革命，但是，還有許多人將繼續忠於孫中山為指導並推進革命工作所制定的三大政策」。在訪蘇期間，她發表一系列宣言、聲明與文章，表明她繼續革命的決心。 1929年5月，宋慶齡在蘇聯住了將近兩年後，經柏林回國，參加在南京舉行的孫中山國葬儀式。不久，又赴德、法等國旅行。在此前後，她積極參與一系列國際反對帝國主義和保衛和平的運動。1927年12月、1929年8月，在比利時和德國召開的國際反帝國主義同盟大會上，她先後被選為大會的名譽主席。其後，又成為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委員會」主要領導人之一。1931年7月，母親倪桂珍病逝於青島，宋慶齡結束在歐洲的旅行回國參加葬禮。兩個月之後，九一八事變爆發，面對中國嚴重的民族危機，宋慶齡開始把全部精力投入抗日民主運動之中。同年12月19日，她發表《國民黨已不再是一個政治力量》，義正辭嚴地揭露了國民黨政府在民族危亡之際所進行的投降主義活動。她大聲疾呼：「我不忍見孫中山四十年的工作被一小撮自私自利的國民黨軍閥、政客所毀壞」，「我更不忍見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人的中國，因國民黨背棄自己的主義而亡於帝國主義」。翌年1月，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上海，十九路軍奮起抗擊。宋慶齡高度讚揚了十九路軍的抗戰，稱「十九路軍衛國抗戰之英勇，實為真正之民眾武力」，「十九路軍明知眾寡懸殊，器械財力均不如人，而能不顧一切，以血肉為中國爭一線之生機，使世界知中國尚有不可侮之軍隊與民氣，不特為軍隊之模範實為革命之武力與反帝國主義之先鋒」。為支援十九路軍抗戰，宋慶齡與楊銓、何香凝等人創辦了一個擁有300個床位的「國民傷兵醫院」，並常到病房慰問抗日將士。1932年12月，宋慶齡和魯迅、蔡元培、楊銓等人在上海組織進步團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任主席。該同盟把保障民眾正當權利和營救被捕革命者的鬥爭作為自己的主要任務，保護和營救了大批中國共產黨員和反蔣愛國民主人士，為革命事業作出了特殊貢獻。1934年，她與何香凝等1779人聯名發表了由中國共產黨提出的《中國人民對日作戰基本綱領》。這個綱領主張「全體海陸空軍總動員」、「全體人民總動員」、「全體人民總武裝」，成立全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等，並強烈要求「把一切海陸空軍立刻開赴前線，對日作戰，立刻停止一切內戰，立刻停止屠殺中國同胞的戰爭」。 1935年，中國共產黨的《八一宣言》發表後，宋慶齡聯絡何香凝、柳亞子等人率先響應。此後，她為實現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進行了不懈的鬥爭。1936年11月，國民黨政府以「危害民國」的罪名，逮捕了救國會領導人沈鈞儒、鄒韜奮、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和王造時（時稱「七君子」）。宋慶齡隨即發表聲明，「提出抗議，反對這種違法的逮捕，反對以毫無根據的罪名橫加在他們身上」。為了營救七君子，激發國人的愛國熱情，她曾親赴蘇州，向「高等法院」要求與七君子同服「愛國罪」。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發生後，宋慶齡主張事變和平解決，釋放蔣介石，條件是蔣介石必須答應停止內戰，實行抗日。1937年2月，國民黨召開五屆三中全會，她聯合國民黨內的愛國民主人士何香凝、馮玉祥等13人，向大會提出「恢復孫中山先生手訂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議案，力促國民黨改變立場，與共產黨合作抗日。同年9月，當國共兩黨為抗日大業再度合作實現後，她感奮異常，寫下了《國共統一運動感言》一文。她寫道：「這幾天讀了中國共產黨《共赴國難宣言》和中國國民黨領袖蔣委員長團結禦侮的談話，使我異常地興奮，異常地感動。」「中共宣言和蔣委員長談話都鄭重指出兩黨精誠團結的必要。我聽到這消息，感動得幾乎要下淚」。同年11月，又發表《關於國共合作的聲明》，再次表達了她擁護國共合作的立場。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宋慶齡移居香港，積極致力於抗戰宣傳和戰時救援工作。1938年6月，她邀請中外著名人士賈·尼赫魯、保羅·邏伯遜、馮玉祥等人，在香港發起成立保衛中國同盟，任主席。同盟成立後，出版《保衛中國同盟通訊》，向全世界報道中國抗日戰爭的真實情況，宣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和抗日根據地；同時積極地向全世界募集醫藥和其他物資。在宋慶齡和保衛中國同盟的努力下，有很多國際友人組織醫療隊，參加中國的戰時救護工作，如白求恩、柯棣華、巴蘇華、愛德華等都是保衛中國同盟介紹到中國來的。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宋慶齡在日軍侵占香港前6小時才乘最後一架飛機飛往重慶。此後，她在重慶聯絡國際友人馬海德、史沫特萊、斯諾、艾黎等人，繼續開展保衛中國同盟的活動。 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宋慶齡身居險境，堅持不懈地為抗戰事業做貢獻。她常利用各種可能的條件，援助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隊和抗日根據地，直至抗日戰爭的勝利。 抗日戰爭勝利後，1945年12月，宋慶齡自重慶回到上海。她將保衛中國同盟改組為中國福利基金會（1950年8月改稱中國福利會），致力於婦幼衛生、文化教育和社會救濟事業。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福利基金先後創辦了兒童福利站、醫院、識字班及兒童劇團等機構，為婦幼事業作了許多有益的事情。 1946年6月國民黨挑起全面內戰後，宋慶齡旗幟鮮明地開始從事反內戰、反獨裁的民主運動，全力支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戰爭。同年7月23日，她在上海發表《關於促成組織聯合政府並呼籲美國人民制止他們的政府在軍事上援助國民黨的聲明》，指出：內戰「這個災難必須趁它一開始的時候就加以阻止」，「內戰不能促成團結和解放，不能解決民生問題。內戰帶給中國人民的只是混亂、飢餓和破壞」。 1949年7月1日，宋慶齡發表《向中國共產黨致敬》一文。她在文中熱情寫道：人民的勝利已在眼前，我們要「歡迎我們的領導者——這誕生在上海，生長在江西的叢山里，在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艱難困苦中百鍊成鋼，在農村的泥土裡成熟的領導者。向中國共產黨致敬！」 同年9月，宋慶齡受中共中央邀請，到北平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並在會上發表熱情洋溢的講話。她說：「讓我們現在就著手工作，建立一個獨立、民主、和平和富強的新中國。」在這次會上，她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此後1959年4月和1965年1月，兩次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1975年1月和1978年2月，相繼當選為第四屆、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1981年5月16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18次會議通過決定，授予她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的稱號。 宋慶齡作為新中國的一位重要領導人，進行了大量的國務活動。她曾先後出訪蘇聯、印度、緬甸、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等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57年11月，她隨毛澤東參加了在莫斯科舉行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 建設好自己的祖國，是宋慶齡的畢生願望。新中國成立後，宋慶齡經常深入各地基層，視察各項建設事業。1950年10月，她同林伯渠等一起，赴東北三省視察。在短短的一個月中，她調查了7個城市、11個工廠、4個村莊、1個農場以及許多文化福利機構。視察後，欣筆寫下了《新中國向前邁進——東北旅行印象記》，稱讚東北所取得的成績。為了向全世界宣傳新中國取得的偉大成就，1952年初，她創辦了《中國建設》雜誌。在近三十年的時間裡，她不僅親自過問雜誌的編輯方針、稿件內容，而且經常為雜誌撰稿，歌頌祖國的建設成就。1955年1月她撰寫的《第一個五年》一文指出，五年來，「在整個國家裡，和平、秩序代替了戰爭和紊亂」。「不同種族、不同信仰的人民之間的關係，從未像今天這樣的和睦相親」。「人民的生活比任何時候都更美好」。1979年10月，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周年而撰寫的《致〈中國建設〉讀者》一文，讚頌30年來我國人民在建設社會主義中「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偉大成就」。《中國建設》雜誌，在宋慶齡等的努力下，由最初的英文版，增加到七種文版，廣泛發行到140多個國家和地區，為世界人民了解中國起了重要的作用。 宋慶齡畢生追求和平，反對戰爭，早在三十年代，宋慶齡在白色恐怖籠罩的上海，就領導召開過「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委員會」遠東會議。新中國成立後，她仍把爭取世界和平作為自己努力的目標。1950年11月在華沙召開的第二屆世界保衛和平大會上，她被推選為世界保衛和平委員會執行局委員。1951年9月，她獲得1950年「加強國際和平」史達林國際獎金。1952年10月，在北京召開的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上，她當選為亞太區域和平聯絡委員會主席。 宋慶齡作為一代女傑，一直致力於中國的婦女解放事業。還在美國求學時期，她就發表文章，滿懷信心地表示，將來「中國必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教育發達的國家，而其婦女將與男人並駕齊驅」。新中國成立後，1949年12月，她被推選為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後改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婦女聯合會）名譽主席，後在1953年、1957年和1978年的全國婦聯大會上，都被推選為全國婦聯名譽主席。 宋慶齡十分關懷青少年和兒童的健康成長。她從1951年11月26日當選為中國人民保衛兒童全國委員會主席後，一直任這個委員會的主席。她經常撰文和題詞，希望少年兒童成長為既有豐富的文化科學知識，又有社會主義覺悟的身體健康的新一代。她還多次捐錢贈物，支持兒童事業。1951年，她把獲得的「加強國際和平」史達林國際獎金10萬盧布全部捐出，作為發展中國的兒童事業之用。 宋慶齡一生追求進步。她的思想經歷了由愛國主義到革命民主主義，再躍進到共產主義的發展進程。早在三十年代，她就十分重視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曾為外國友人組織過《共產黨宣言》學習小組。她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認識了中國共產黨的偉大，曾多次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要求。鑒於她對中國共產主義事業的孜孜不倦的追求，198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接受宋慶齡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 1981年5月29日，宋慶齡以慢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不治在北京逝世。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和國務院為其舉行了隆重的國葬。同年6月4日，根據她的遺願，骨灰安葬於上海萬國公墓。 宋慶齡一生髮表許多文章、演說，著作編有《為新中國奮鬥》、《宋慶齡選集》和《永遠和黨在一起》三本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