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二卷） · 第八章　張聞天

張聞天，原名張應皋，曾用名洛甫、思美、洛夫、平江、劉夢雲等，1900年（清光緒二十六年）8月30日誕生在江蘇省南江縣張家宅（今屬上海川沙縣）一個農民家庭。6歲開始讀書，聰穎好學。1916年到南京，在水利局開設的河海工程專門學校學習。1918年為反對父母包辦的婚姻，同家庭發生衝突。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後，他投身於反帝愛國運動，在南京學界聯合會主辦的《南京學生聯合會日刊》上發表題為《社會問題》的長文，明確地用「馬克思唯物的歷史觀」論述中國社會問題。全文列舉了《共產黨宣言》的十條綱領。同年8月27日，他在上海《時事新報》上發表新詩《夢》。不久，張聞天加入李大釗、王光祈等發起的少年中國學會南京分會，併到上海在分會成員惲代英、楊賢江等主辦的《少年世界》任校勘。還在華法教育會留法預備班學習法語，準備赴法勤工儉學。這一時期，張聞天在《覺悟》、《學燈》、《少年中國》等報刊上發表許多評論、通信、散文、雜感、詩作，對勞工、農村、青年、婦女等社會問題發表意見。 1920年，張聞天赴日留學半年。1922年赴美國勤工儉學。1924年回國後，在中華書局任編輯。還在1922年初，張聞天在《中國底亂源及其解決》一文中即表示：「自今日起，我希望能夠在實現社會主義的歷程中做一個小卒。」經過一年多的旅美生活，使他對資本主義社會有更深入的了解，更堅定了社會主義的信念。不久，他在《小說月報》上發表長篇小說《旅途》，反映五四青年的思想歷程。還發表劇作《青春的夢》。這兩部作品被張聞天稱作他在人生戰場的最初奮鬥中獲得的「深刻的印象與個人經驗的產物」。1924年秋，張聞天應邀赴重慶，先後在第二女子師範和川東師範任教，主編《南鴻》周刊。他同蕭楚女一道，熱情宣傳革命思想，抨擊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後被四川軍閥驅逐出川。張聞天回到上海，恰值五卅反帝愛國運動爆發，他從中看到工人階級的偉大力量，思想發生極大變化。1925年6月，張聞天經沈澤民、董亦湘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併到蘇州樂益女中做地下工作。1925年10月，張聞天被派往蘇聯學習，先後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和紅色教授學院，在那裡奠定了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留蘇期間，曾擔任共產國際東方部的一些工作。當時，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和把蘇聯經驗神聖化的錯誤傾向，也對張聞天產生了不良影響。1931年2月，張聞天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主編《紅旗周報》。同年9月，任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宣傳工作和黨的中央機關報《鬥爭》。為指導宣傳理論工作，張聞天撰寫了大量文章。在《中國經濟之性質問題的研究》一文中，他批駁托派關於中國是資本主義社會的錯誤論點，闡明阻礙中國生產力發展的最大障礙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當時中國學術界思想界正在進行著關於中國社會史問題和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論戰，此文是中國共產黨人直接參加論戰的重要文獻。在《為中國民族的獨立與解放而鬥爭》一文中，他批評了「本黨在反帝國主義鬥爭中的深沉的關門主義」。他還以「歌特」的筆名發表《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和《論我們的宣傳鼓動工作》兩篇重要文獻，對指導左翼文藝運動的反文化「圍剿」鬥爭起了積極影響。同時，作為被共產國際迅速推上領導崗位的張聞天，也推行了王明「左」傾機會主義錯誤路線。他寫下了《在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與數省的首先勝利中中國共產黨內機會主義的動搖》一文，宣傳中共臨時中央的《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寫了《滿洲事變中各個反動派別怎樣擁護著國民黨的統治》、《煙幕中的「民主政治」》等文，把中間政派作為重要敵人進行批判和鬥爭。1933年初，張聞天進入中央蘇區。在1934年1月召開的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隨即又出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人民委員會主席。他在參與中央蘇區的領導工作中，目睹王明「左」傾機會主義暴露出的各種問題，思想開始轉變。1933年秋福建事變發生後，他主張聯合國民黨第十九路軍上層，切實在軍事上與之配合，因而同中央主要負責人發生分歧。隨後，又在第五次反「圍剿」的軍事方針上提出不同意見。這些變化為他同王明「左」傾機會主義錯誤決裂奠定了思想基礎。紅一方面軍長征前夕，張聞天同毛澤東談了他對博古、李德等人領導工作的不滿，同毛澤東日益接近起來。在長征路上，他同毛澤東、王稼祥一起行軍、宿營。毛澤東對他們說明中央負責人在第五次反「圍剿」中軍事領導上的錯誤。張聞天很快接受毛澤東的意見，同王稼祥一起在中央政治局中開始反對博古、李德等人的錯誤主張，對促成遵義會議的召開起了重要作用。1935年1月，在貴州遵義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張聞天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並受會議的委託，根據毛澤東的發言精神，起草《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即遵義會議決議）。決議指出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軍事路線上的錯誤，它們是：以單純防禦代替決戰防禦，以陣地戰代替運動戰，以「禦敵於國門之外」的戰法代替誘敵深入的戰法；重新肯定了以前行之有效的紅軍作戰方針。這就為紅軍長征勝利確定了正確的軍事指導思想。隨後，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的決定，張聞天代替博古在中央負總的責任。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師後，張聞天堅決維護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針，與張國燾的右傾分裂錯誤作堅決鬥爭。6月25日，他在《前進報》上發表《奪取松潘，赤化川陝甘》一文，指出「同一切右傾機會主義的動搖做鬥爭，是目前整個黨與工農紅軍的嚴重任務」。9月，當張國燾企圖以武力脅迫中央執行其南下的錯誤主張時，毛澤東同張聞天等緊急磋商，決定迅速脫離險區，率領紅一方面軍的一、三兩軍單獨北上，張聞天親自向部隊作解釋工作。9月12日，他在俄界會議上作批評張國燾的總結髮言，贊成毛澤東的報告，指出張國燾的錯誤是「右傾軍閥主義」，「其前途必然是組織第二黨」。 中央主力紅軍長徵到達陝北後，張聞天率中共中央機關先行進入瓦窯堡，著手調整各項政策策略，以適應民族矛盾逐步上升為國內主要矛盾的新形勢。他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做關於如何運用統一戰線策略問題的報告，反對關門主義。在他主持下，中共中央還作出改變對富農策略的決定。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窯堡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通過張聞天起草的《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確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這個決議和毛澤東在會後所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成為中共的政治路線轉變的標誌。1936年8月，中共中央發出致國民黨書，再次呼籲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9月1日，又向黨內發出《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在將「抗日反蔣」改為「逼蔣抗日」的過程中，張聞天起了重要作用。西安事變中，張聞天作為中共中央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對於和平解決事變方針的確定和貫徹，也作出重要貢獻。事變後，當蔣介石扣留張學良，大兵逼近西安，東北軍內部矛盾加劇的緊要關頭，他於1937年1月27日親赴西安，同周恩來、博古共商解決內戰危機問題。1937年5月，主持召開蘇區代表會議和白區工作會議，為迎接全國抗日戰爭做了必要的準備。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後，張聞天為貫徹毛澤東提出的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和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方針，做了大量具體工作。8月，他在中央會議上作《平津失守後的形勢與黨的任務》的報告，提出既要堅持同國民黨合作的方針，又要反對遷就、投降傾向；提出共產黨獨立的主張，「使我黨實際上起指導作用」。11月太原失守後，他發表《把山西成為北方游擊戰爭的戰略支點》一文，闡明中共堅持敵後抗日游擊戰爭的正確主張。1937年11月王明回國，提出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主張。在克服王明右傾投降主義的鬥爭中，張聞天站在毛澤東的正確意見一邊，對全黨貫徹正確的抗戰路線起了有力的保證作用。1938年9至11月，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舉行。全會通過政治決議案，批判了王明右傾投降主義錯誤，批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線。會後，張聞天實際上不再主持中央工作，而以主要精力主管理論宣傳和幹部教育工作。他先後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幹部教育部長、西北工作委員會主任、《解放》周刊社主要負責人、《共產黨人》編輯、中央馬克思列寧學院院長等職，主持馬列著作的編譯出版工作，為馬列學院的學員講課、編寫教材，還撰寫出一批理論和宣傳文章，如《在民族自衛戰最前線的崗位上》、《略論黨與非黨員群眾的關係》、《抗戰以來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運動與今後任務》、《提倡樸素與切實的工作作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左」傾危險》等，宣傳黨的各項政策。他主持起草《發展文化運動》、《黨的宣傳鼓動工作提綱》等黨內文件，為加強黨的宣傳工作起到積極作用。他在陝北公學和延安抗日軍政大學作的《論青年的修養》和《論待人接物問題》等講演，在廣大幹部和青年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在當時反對反共頑固派和漢奸汪精衛之流的尖銳複雜的政治理論鬥爭中，張聞天撰寫了《擁護真三民主義反對假三民主義》等文章，旗幟鮮明地批判一切把三民主義變成反共武器的假三民主義，捍衛了孫中山三民主義的革命原則。 1941年9至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擴大會議，檢討黨在歷史上特別是十年內戰期間的路線問題。張聞天在會上兩次發言，對自己的錯誤作了誠懇的自我批評。1942年初到1943年3月初，張聞天率領調查團到陝北和晉西北農村城鎮進行一年零兩個月的調查研究，全面考察當地的生產力、生產關係、上層建築等各個方面的狀況。隨後，向中央寫了《出發歸來記》的工作報告，著重從思想路線上作了總結，以親身體驗肯定從實際出發是唯物論的基本要求。這時，張聞天正式離開了中央核心領導成員的崗位，從事陝北地區經濟發展狀況調查，研究國內外問題，主編黨內刊物《參考資料》，並繼續參加整風學習。1943年4月，他在陝甘寧邊區政府直屬工廠會議講話，提出經濟核算是建設公營工廠的基本原則，並要貫徹工廠管理一元化的方針。1945年4至6月，在中共七大和七屆一中全會上，張聞天當選為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 抗日戰爭勝利後，張聞天主動要求到東北工作，擔任牡丹江地區中共中央北滿分局代表。初到東北，在建立東北根據地問題上，他堅持正確意見，同陳雲等聯名致電中共中央，建議應及早將武裝力量和幹部分散到廣大農村和中小城市，建立鞏固的根據地。建議得到中央批准。1946年5月起，張聞天擔任中共合江省委書記。他注重調查研究，為省委起草指導文件，抵制了1947年土地改革高潮中的「左」的偏向，並十分注意保護和發展工商業。1946年11月7日，他根據合江的實際情況寫成的《發展工商業的若干政策問題》，是解放戰爭時期比較全面闡述工商業政策的較早的文獻。在他的正確指導下，合江這塊地處邊陲的戰略要地成為鞏固的革命根據地，有力地支援了東北解放戰爭。1948年6月，張聞天調任東北局常委兼組織部長，12月又兼任東北財經委員會副主任。這時，東北全境先後獲得解放，經濟建設的任務迫在眉睫。張聞天一面組織幹部準備入關支援全國解放戰爭，一面用很大精力制訂經濟建設方針。 1948年8月，東北局召開城市工作會議，他受東北局委託作總結報告，提出黨的工作重點需要由農村轉向城市。9月，他在對東北各種經濟成分的歷史和現狀進行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為東北局起草了《關於東北經濟構成及經濟建設基本方針的提綱》，較早作出關於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小商品經濟五種經濟成分及其相互關係的科學概括，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高度重視。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吸收了這篇提綱的重要思想。隨後，張聞天以很大的精力研究供銷合作社等問題，並為東北局主持起草《關於發展農村供銷合作社問題》的決議草案。1949年2月，張聞天調任中共遼東省委書記。他繼續關注供銷合作社問題，在同年5月致東北局並報毛澤東的電報里，明確提出「供銷合作是今天促進農村生產的發展與準備農村集體化的中心環節」。同年7月，他還就東北私人資本主義問題寫報告給東北局，詳細分析東北私人資本的歷史和現狀，提出必須認真糾正在私人資本主義問題上的「左」的偏差。 1950年起，張聞天轉到外交戰線，先後任中國駐蘇聯大使和外交部常務副部長。他注重研究國際形勢的新特點和新變化，提出許多重要觀點和建議。1956年3月，他向外交部使節會議提交《關於執行我國和平外交政策中的一些問題》，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了全面論述，並且指出，要在外交工作中使主觀需要同客觀可能結合起來，反對主觀主義和急躁冒進。他倡議創辦《國際問題研究》和《國際問題譯叢》，籌建國際問題研究所，還在周恩來的支持下成立外交學院，成為新中國國際問題研究的開拓者。1956年夏，張聞天經過認真思考，寫出《論和平共處》的長文，提出和平共處作為世界總的趨勢有它深刻的歷史根源，「新的世界戰爭有可能加以避免」。1957年11月2日，他在《人民日報》發表《為和平奮鬥的四十年》，再次重申了上述觀點。在1956年中共八大和八屆一中全會上，張聞天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1959年廬山會議上，張聞天針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的嚴重失誤作長達3小時的系統發言，以共產黨人堅持真理的坦蕩胸懷闡明自己對問題的看法，強調從指導思想上克服主觀主義的重要性，強調黨內民主作風的重要性，是當時少有的一篇糾正「左」傾錯誤的馬克思主義重要文獻。但在當時，卻因此被毛澤東指責為「右傾機會主義」，同彭德懷等一起作為「反黨聯盟」遭到錯誤的批判。廬山會議後，他被撤銷了外交部領導職務，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經濟研究所任特約研究員。他身處逆境，卻堅持探索真理，全身心地致力於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與實踐的研究。在這段時間裡，他寫出《關於按勞分配提綱》、《當前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階級矛盾》、《社會主義經濟若干理論問題》、《關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要點》、《不能把階級鬥爭擴大化》、《「一分為二」的說法有缺點》等筆記和文稿，針對當時日益嚴重的「左」傾錯誤，提出一系列看法，顯示了他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真知灼見。1962年4至6月，他到江蘇、上海、浙江、湖南進行社會調查，深入工廠、農村了解情況，並認真研究列寧關於新經濟政策的文稿，作了大量的批註。隨後，他向中共中央寫了《關於集市貿易等問題的一些意見》，提出進一步開放集市貿易的正確建議。但在當時的情況下，這些寶貴的建議和思想不可能被採納。 「文化大革命」期間，張聞天遭受殘酷迫害。「文革」初期，康生等為了徹底搞垮劉少奇，派人威脅張聞天，要他證明劉少奇要對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負責。張聞天凜然不屈，說明61人出獄是經中央批准的事實真相，使康生等的陰謀未能得逞。不久，張聞天被隔離審訊，肉體和精神備受折磨，身體每況愈下。1969年10月，張聞天被遣送到廣東肇慶，軟禁在市郊牛崗軍分區宿舍的一所平房裡。他以頑強的毅力克服嚴重的冠心病和白內障的折磨，重新閱讀馬恩列斯著作，寫下大量筆記和若干文稿。1971年9月林彪事件後，張聞天萌發了在理論上澄清「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左」傾論點的念頭。從同年10月12日起，他先後寫下8萬多字的文稿（也稱「肇慶文稿」），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系統總結十年動亂的沉痛教訓的最早的代表作。在1973年9月寫成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政治和經濟》一文，張聞天批駁了所謂「政治掛帥」和「窮過渡」的觀點，指出當前無產階級政權最主要的任務就是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服務。同年12月8日，他還寫成《黨內鬥爭要正確進行》（即《論我國無產階級專政下階級和階級鬥爭的一些問題》的第七部分），針對「文化大革命」中亂揪亂鬥、殘酷迫害的錯誤現象，指出黨內的錯誤和缺點，只能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即思想批判或思想鬥爭的方法來解決。他還對「黨內資產階級代理人」的提法提出質疑。他明確提出不能「為革命而革命、為專政而專政」；黨內矛盾「決不能用鎮壓的辦法去解決」；上層領導者不應「喜歡人們講阿諛奉承和歌功頌德的話，而不歡迎人們講不同意見的話」。1975年，張聞天被轉往無錫。這時，他得知鄧小平主持中央和國務院日常工作的消息，心情振奮。但不久又開始進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形勢急劇逆轉，張聞天憤然表示：「沒有安定團結，不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光講階級鬥爭，社會主義能建設起來嗎？」從此，他便身心交瘁，一病不起。1976年7月1日，張聞天因心臟病猝發，在無錫病逝，終年76歲。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央重新審查張聞天的歷史，於1979年8月25日為他舉行隆重的追悼會。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詞，對張聞天的一生作出公正的評價，稱他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理論家，黨在一個較長時期的重要領導人。 一生論著頗豐，編有《張聞天選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