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二卷） · 第七章　李立三

李立三，原名李隆郅，曾用名能至、柏山、唯真、李農志等，1899年（清光緒二十五年）11月18日生於湖南省醴陵縣陽三石，乳名鳳生。父親李昌珪是晚清秀才，以教私塾為業。母親何氏略識文字，經常給李立三講《水滸》、《三國演義》、《精忠傳》和武俠故事。1905年，入蒙童館讀書。在這裡，他從比他年長9歲的同學孫小山那裡第一次聽到秋瑾、徐錫麟英勇就義的故事，內心受到極大震動。1908至1914年，李立三先後在淥江小學和淥江中學讀書。在淥江中學，他常以「憂國子」的筆名寫牆報，對辛亥革命後封建軍閥統治表示極大的不滿。1915年，李立三來到長沙，先在長郡中學讀書，後轉入廣益中學就讀。經羅璈階（章龍）介紹，他結識了正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讀書的毛澤東。 1918年春夏間，李立三中學畢業，回鄉當小學教員。不久，他目睹社會的種種不平，決心投筆從戎，到衡山加入程潛的護國軍。臨行前，留詩表明自己的志向：「浩氣橫牛斗，如焚痛國讎。詩書從此別，投筆效班侯。」1919年初，李立三聽從程潛的勸告到北京求學。不久加入赴法勤工儉學的行列。同年12月抵達法國，在蒙達尼公學補習法語，後到三俠孟一家工廠做工。在這期間，李立三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對法國工人運動有所了解，思想發生急劇變化，逐步擺脫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影響。他後來回憶說：「一九二○年我在法國一個鐵工廠做工，受當時法國工人運動的影響，並與一個信仰（共產）主義的工人有接觸，逐漸相信只有馬克思主義能救中國。」以前，他曾相信工讀主義，以為通過勤工儉學可以克服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界限，進而造就新人，改造社會。如今，他認定要改造中國社會，必先要促成知識階級的猛省和勞動階級的覺悟，而勤工儉學就是促成兩階級接近的好機會。從1920年底起，李立三同趙世炎等人開始醞釀籌建共產主義組織。1921年中共一大召開後，李立三、趙世炎、蔡和森同陳獨秀建立了通信聯繫。同年8月，李立三、趙世炎、蔡和森發起爭回里昂中法大學的鬥爭，並率先進駐由吳稚暉等人把持的中法大學，後被法國警方扣押。10月14日，李立三同其他103名中國學生被法國當局遣送回國。同年12月，李立三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後，回到湖南從事工人運動，被派往湘贛邊界的安源路礦開展工作。在安源，李立三創辦了工人補習學校和國民學校，一面教工人們識字，一面講階級鬥爭的道理。不久，形成安源工人運動的第一批骨幹，李立三也在工人中間紮下了根。1922年春，安源路礦相繼成立社會主義青年團支部和中共支部，李立三任中共支部書記。5月1日成立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李立三當選為俱樂部主任。俱樂部的成立，在礦內產生很大影響，到這年8、9月間，加入俱樂部的工人已有700多人。俱樂部的擴大，引起安源路礦當局的恐懼。8月，李立三到長沙匯報工作。路礦當局乘機圖謀封閉俱樂部，激起工人的憤慨。9月，毛澤東來到安源，認為舉行罷工的條件已經成熟，還派劉少奇協助李立三領導罷工。李立三回到安源，面對鬥志昂揚的工人，斬釘截鐵地表示「誓死不離安源」。9月12日晚，李立三召開黨支部會議，決定立即舉行罷工，並成立罷工總指揮部，李立三任總指揮。他根據毛澤東提出的「哀兵必勝」的策略，同劉少奇商定，將「從前是牛馬，現在要作人」作為罷工口號。1922年9月14日凌晨，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爆發。在同路礦當局的談判中，李立三據理力爭，迫使路礦當局在18日接受了工人的條件。歷時5天的安源路礦大罷工勝利結束。它成為李立三革命生涯的新起點。1923年3月，李立三被調往在二七慘案中損失最嚴重的武漢，負責恢復黨組織工作，並任中共武漢區委書記。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李立三作為湖北省代表出席大會。大會閉幕後，被任命為中共上海區委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 上海是中國產業工人最集中的地方，也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矛盾激烈的地方。當時，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鄧中夏也在上海，他們配合默契，從創辦平民學校、職工夜校入手，扎紮實實地提高工人的覺悟和組織程度。他們充分利用國共合作的便利，成立上寶平民教育促進會，以合法身份在滬西、滬東、浦東、吳淞、南市、閘北、虹口等地辦起職工夜校。李立三很快又在上海工人中紮下了根。 1925年5月15日，日本大班指使打手屠殺上海內外棉七廠工人顧正紅，成為五卅運動的導火線。5月2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有陳獨秀、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參加的緊急會議，決定30日在租界組織反帝示威運動。中央還決定在6月1日成立上海總工會，由李立三、劉華等負責。會後，李立三根據中央決定，在二馬路秘密設立總指揮部，統一負責示威的組織工作。5月30日的反帝示威引起帝國主義的恐懼，外國巡捕悍然下令開槍，造成死16人、重傷10餘人的慘案。消息傳開，上海為之震驚，全國為之憤怒。當天深夜，中共中央再次召開緊急會議，決定號召上海罷工、罷市、罷課，實行市民總聯合的反帝大運動。李立三出席了會議。接著，他又在寶山路召開工會幹部會議，具體部署三罷鬥爭。6月2日，上海實現罷工、罷市、罷課。4日，李立三又以總工會名義召開各界團體聯合會議，決定成立上海工商學聯合會，統一領導三罷鬥爭。6日，李立三還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在工商聯合會提出同帝國主義交涉的17項條件，並被推選為交涉條件審查員。由於李立三在五卅運動中的突出表現，成為各界注目的人物。同年10月，李立三受中共中央委派，同蔡和森等赴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第六次執委擴大會議，在會上報告中國人民反帝鬥爭的情況。會後，他還代表中華全國總工會出席赤色職工國際會議。 1926年春，李立三到廣州參加籌備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並在大會上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組織部長。隨後，他應毛澤東之邀，到農民運動講習所講授《中國職工運動》和《蘇俄狀況》課程。北伐軍攻克漢口後，李立三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駐漢辦事處主任，該辦事處實際代行全國總工會職權。在武漢期間，李立三成功地領導了收回漢口英租界的鬥爭。萬縣慘案後，全國反英情緒高漲。1926年12月26日，漢口舉行20萬人參加的反英大會，李立三任大會總指揮。大會率先提出收回英租界的口號。1927年1月3日，漢口再次召開10萬人反英反奉示威大會，李立三繼續任總指揮。當遊行隊伍經過英租界時，英國水兵突然上岸鎮壓，造成一三慘案。1月5日，在李立三等指揮下，漢口又召開30萬人反英群眾大會，並在遊行中一舉占領英租界，迫使英國當局承認收回英租界的既成事實。漢口人民收回英租界的鬥爭，把全國的反帝鬥爭再次推向高潮。 在1927年4、5月間召開的中共五大上，李立三當選為中央委員，並在五屆一中全會上當選政治局委員，還兼任中央工人運動委員會負責人。隨後，他寫成《中國職工運動概論》一書，在武漢出版，著重闡明工人階級領導權和工農聯盟的思想，是研究中國工運史最早的一部著作。大革命失敗前夕，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指示於7月12日改組，將陳獨秀停職，由張國燾、張太雷、李維漢、李立三、周恩來5人組成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李立三根據臨時中央的決定，前往九江了解張發奎第二方面軍的動向。在認真調查之後，李立三同鄧中夏、瞿秋白等建議臨時中央立即舉行南昌起義。他還作為前敵委員會成員，參與領導了著名的南昌起義。 在1927年8月7日召開的中央緊急會議上，李立三被選為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1928年1月，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5月赴蘇聯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並參與大會領導工作。在六大上，他當選為中央委員，並在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政治局候補委員和政治局候補常委。會後，回上海中共中央工作。由於當時片面強調工人成分，使水平較低的向忠發擔任了中共中央總書記，從而使李立三逐漸起到主要負責人的作用。在蔡和森前往莫斯科後，李立三接任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宣傳部長職務。在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期間，李立三根據六屆二中全會精神，積極領導同托派的理論鬥爭。鬥爭焦點集中在對中國社會性質的認識問題上。他撰寫《中國革命與取消派》一書，引用大量的材料系統論證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批駁托派的取消主義主張。他還指導「左聯」工作，領導文化戰線的反「圍剿」鬥爭。1929年9月，陳毅到上海匯報紅四軍工作。李立三同周恩來認真聽取匯報，明確表示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肯定「工農武裝割據」思想。他還參與由周恩來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指示信（即「九月來信」）的討論。這一時期，由於認真貫徹中共六大決議，黨的工作顯著改善，城市和農村的革命力量迅速發展。城市工人支部1929年發展到229個，工農紅軍發展到近10萬人。1930年6月，在李立三主持下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過高地估計革命形勢和自身力量，標誌著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在中央占據了統治地位。會後，李立三等又制定出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總暴動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計劃，提出「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冒險主義口號，使好不容易積蓄起來的革命力量蒙受重大損失。他後來檢討說，這個決議表現了十足的主觀、武斷、狂熱和空想的精神。同年7月，李立三部署南京兵暴、武漢暴動和上海總同盟政治大罷工，還調動紅軍攻打長沙、武漢。他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南京兵暴上，親自兼任江蘇省總行委書記，結果全市15個支部全部遭到破壞，被捕黨員100餘人。同時，各地暴動也相繼失利。蘇區紅軍在一克長沙之後，又傳來二攻長沙失利的消息。黨內要求停止冒險計劃的呼聲越來越高。8月間，共產國際發出停止武漢、南京暴動的指示。瞿秋白、周恩來從莫斯科回國，開始糾正李立三的錯誤。9月24日，在中共擴大的六屆三中全會上，正式結束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的統治，李立三也在會上承擔了主要責任。會後，他仍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但被調離主要領導崗位。同年12月，又奉命到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從此開始旅居蘇聯15年的生涯。在莫斯科期間，李立三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中華全國總工會駐赤色國際代表，但受到王明等人的排斥和迫害。1931年1月召開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決定李立三、瞿秋白等開除出政治局。李立三在中共八大上發言回顧這段往事時說：「我在王明直接領導下工作了七年，好像是過了七年小媳婦的生活，終日提心弔膽，謹小慎微，以免觸怒，但還是不免經常受到斥責。」儘管如此，李立三仍然堅持閱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學習俄文，並努力為黨工作。1935年至1936年間，他積極參與恢復共產國際同中共中央的電訊聯繫。1935年秋，擔任國際工人出版社（後改名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社）中文部主任，負責翻譯出版中文版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和共產國際文件，包括《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等重要著作。他還參與主辦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刊物《救國時報》，負責起草過大量的社論和政論文章，並發表《論帝國主義時代的民族解放運動》等文章，闡述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蘇聯肅反期間，李立三於1938年2月被捕，蒙冤度過1年零9個月的鐵窗生活。出獄後繼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被停止黨籍。他在共產國際秘書曼努依斯基的幫助下，回到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社中文部當校對員，一直工作到1945年底。這期間，他翻譯了俄國文學作品《考驗》和《俄羅斯人物》。 1945年4至6月召開的中共七大，在毛澤東的提議下，缺席選舉李立三為中央委員。1946年1月，李立三回到祖國。在哈爾濱，他通過東北局北滿分局書記陳雲了解到延安整風情況和六屆七中全會《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及中共七大的精神，認真反省自己的主觀主義和革命急性病的錯誤。同年4月，化名李敏然，參加東北軍事調處三人小組工作，先後擔任政治顧問和中共首席代表。6月，他到延安匯報東北工作，會見毛澤東，認真檢討「立三路線」的錯誤，匯報在蘇聯的工作和學習情況。1946年秋，他擔任東北軍區對外聯絡部長和東北局敵工部長。1947年春，改任東北局城工部長，為爭取國民黨軍第六十軍在遼瀋戰役中起義作出重要貢獻。同時，他還負責東北局俄文編譯小組的工作，主持《毛澤東選集》（晉察冀版）、《中國土地法大綱》、《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等重要文獻的翻譯，為在國際上宣傳中共中央的路線方針起到重要作用。1948年，李立三負責籌備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主持起草《中華全國總工會章程》。會後，他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常務副主席。1949年2至3月，李立三出席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再次檢討「立三路線」錯誤，受到與會同志的高度讚揚。會後，他隨同中共中央進入北平，擔任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兼黨組書記。 1949年9月，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李立三當選為全國政協常務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他還被任命為勞動部部長兼黨組書記。建國初期，李立三主要負責中華全國總工會和勞動部的工作。他十分注重立法工作，先後主持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關於勞資關係暫行處理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勞動保護條例》等重要法規條例。他在領導工會工作中，注意緊緊圍繞恢復和發展生產這個中心環節，一面通過以工代賑、生產自救、還鄉生產等辦法逐步解決大批失業工人的就業問題，一面提倡企業的民主管理，真正提高工人的主人翁地位。1952年2月，李立三為《人民日報》起草題為《學會管理企業》的社論，受到中共中央的重視。 這時，黨內圍繞工會工作的指導方針發生意見分歧。1951年12月，全國總工會黨組召開第一次擴大會議，對李立三主持總工會工作提出批評，在會議的結論和決議中錯誤地認為李立三在工會和黨的關係問題上犯有嚴重的工團主義錯誤，在工作方法上犯有主觀主義、形式主義、事務主義甚至是家長制的錯誤。李立三被迫離開總工會領導崗位。1981年3月，中華全國總工會黨組重新作出結論，決定撤銷上述結論和決議，給李立三恢復名譽。 1955年春，李立三任中共中央書記處第三辦公室副主任，負責工業工作。他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參與統一工資制度的工作，還參與制定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的領導體制的工作。1956年9月，中共八大在北京召開，他當選為中央委員。會議前夕，他經過長時間認真思考，寫了一份長篇發言稿，對自己的歷史錯誤進行「總清算」。毛澤東閱後，特地在發言稿上批了一個「好」字。1958年春，李立三改任中共中央工業部長。他先後到黑龍江的部分工廠調查，又召開部分省市工業部長會議，提出幹部參加生產，工人參加管理，領導幹部、工人、技術人員三結合管理工業的思想，報告中共中央。隨後，又寫成《人民日報》社論發表。1960年，毛澤東把這一經驗概括為「兩參一改三結合」的鞍鋼憲法，推廣到全國。1960年後，中共中央工業部撤銷，李立三調任華北局書記處書記。此後，隨著黨內「左」傾錯誤的擴展，李立三受到冷遇，難以正常工作。但他仍以無產階級黨性嚴格要求自己。他主動請求免去部長級的物質待遇，在三年困難時期更拒絕一切特殊照顧。安源的老工人向中央反映，李立三家鄉的房子過於破舊，他知道後立即寫信制止了修繕工程。1964年，他主動申請到河北霸縣董家鋪和固安縣公主府、天津電子儀器廠蹲點，參加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文化大革命」期間，李立三受到衝擊，夫人李莎也因「特嫌」被非法監禁。但他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決不說假話牽連他人。一些專案人員向他了解劉少奇的所謂「歷史問題」，他詳細回顧安源罷工、五卅運動直至武漢國民政府時期同劉少奇領導工人運動的歷史，對劉少奇的歷史功績給予實事求是的評價。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多次點名批判李立三，誣陷他是「裡通外國的特務」。1967年6月5日，中央文革小組支持各地造反派組織成立「批鬥李立三反革命集團聯絡站」，連續召開14次大型批鬥會，使李立三的精神和肉體受到極大摧殘。6月20日晚，李立三提筆給毛澤東寫信，剖白自己蒙受不白之冤的痛苦心情。信還沒有寫完，就被造反派拉去開批鬥會。在批鬥會上，他同夫人李莎見了最後一面。1967年6月22日中午，李立三含冤辭世，終年68歲。 1980年，中共中央重新審查李立三的歷史，決定為他平反昭雪，並於同年3月20日召開隆重的追悼會。王震代表中共中央在悼詞中高度評價李立三是「我黨的優秀黨員，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工人運動的傑出領導人之一」。李立三在1957年3月致毛澤東的信中曾經表示：「我希望將來被蓋棺論定的時候，能夠博得黨的一句好評：李立三雖然犯過嚴重錯誤，還算是一個能夠改正錯誤的忠實黨員。」23年之後，歷史終於作出公正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