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二卷） · 第六章　瞿秋白

瞿秋白，原名雙、霜，族譜中排名懋淼，原號雄魄、鐵柏、鐵梅、滌梅等，後改名爽，改號秋白（亦說秋白為字）。五四前後發表的作品多署瞿秋白或秋白。二三十年代使用過的筆名和別名有一百多個，如巨緣、維它、史維它、屈維它、史鐵兒、易嘉、何凝等。1899年1月29日（清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誕生於江蘇常州一個破落的仕宦家庭。祖父瞿西同曾任江西候補知縣。父親瞿世瑋長期無業，擅長山水畫，通醫道。母親金璇，通曉史書，長於詩詞。 秋白很小即開始學畫和背誦唐詩名句，5歲入塾館，6歲入小學堂，10歲跳級考入常州府中學堂。12歲時辛亥革命爆發，他決然剪掉辮子，表示對推倒清皇朝的擁護。 秋白上學後，家境日趨衰敗。1911年因擔負不起房租，全家搬到瞿氏宗祠居住。從1914年起，開始靠借債和典當家產維持生活。1915年夏，秋白終因學費拮据而輟學。母親經受不住家庭破產、愛子失學的痛苦折磨，於1916年初服毒自殺。秋白在《哭母》詩中寫道：「親到貧時不算親，藍衫添得淚痕新。饑寒此日無人管，落上靈前愛子身。」這年，秋白在無錫鄉下楊氏私立國民小學任職半年，隨後前往武昌投奔堂兄瞿純白，並考入武昌外國語專科學校學習。次年春又隨堂兄到了北京，入北京大學旁聽。9月考入北京政府外交部設立的俄文專修館，主修俄語，同時自學英語、法語，還研究文學和哲學。他學習刻苦，成績總是名列前茅。這期間他對俄羅斯文學發生了濃厚興趣，並已試著翻譯托爾斯泰和果戈里的著作。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後，秋白開始注意閱讀有關方面的新書刊，汲取新思想。但直至五四運動爆發，秋白的思想仍是龐雜而混沌的，今文經學、佛學及改良主義、實驗主義、無政府主義等思潮對他都有影響。由於對現狀極度不滿而又找不到出路，秋白的苦悶彷徨達到了極點，他自稱這段時間是他「最枯寂的生涯」，甚至由此產生了悲觀厭世的思想。 1919年的五四運動，使秋白的思想發生重大改變。他積極投身於這場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他帶領俄文專修館學生參加了五四大遊行，並作為俄專代表參加了北京學聯，成為五四運動的領導人之一。6月3日，他在街頭講演時被捕，6月7日被放出。出獄不久，因勞累過度而得了肺病，此後就再也沒有治好。1919年11月，秋白與鄭振鐸、耿濟之、許地山等創辦《新社會》旬刊，進行改造社會的宣傳。他是該刊的編輯和主要撰稿人。1920年春，秋白參加李大釗領導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開始學習和研究科學社會主義。 1920年10月，秋白在俄文專修館還未畢業，即應北京《晨報》館的聘請，以該報特約記者身份前往莫斯科。秋白為有機會實地研究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俄國共產黨和俄國文化而高興，希望藉此「為大家辟一條光明的路」，「擔一分中國再生思想發展的責任」。 經過3個月的艱苦跋涉，秋白於1921年1月到達莫斯科。此後在蘇俄的兩年間，秋白撰寫了大量通訊，通過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向中國人民報道了十月革命後蘇俄的實況，寫了《餓鄉紀程》和《赤都心史》兩本有名的散文集，敘述他在蘇俄的觀感，介紹蘇俄的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1921年3月，他以記者身份參加了第十次全俄共產黨代表大會。9月，除擔任記者外，又到莫斯科東方大學（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中國班講授俄文，並擔任該校俄國教官的翻譯，由此他多次會見列寧、托洛茨基等蘇俄領導人。他還忍著疾病的折磨，頑強研究和介紹俄國文學，並開始研究中國文字拉丁化問題。1922年1月，出席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擔任大會翻譯工作。2月，經張太雷、張國燾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23年1月秋白回到北京，此後專門從事黨的工作，成為一名職業革命家。不久離京赴滬，擔任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新青年》季刊的主編，同時參加中共另兩個機關刊物《前鋒》和《嚮導》的編輯工作。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季刊創刊號上發表了秋白翻譯的《國際歌》歌詞。那時，《國際歌》已有三種中文譯詞，但都不便吟唱，秋白一邊彈唱，一邊翻譯，苦心斟酌，始將《國際歌》成功地譯了出來。同期《新青年》季刊還發表有秋白所寫的《新青年之新宣言》，該文比較明確地提出了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思想：「即使資產階級的革命亦非勞動階級為之指導，不能成就。」隨後在《新青年》季刊第二期上，秋白又發表《自民治主義至社會主義》一文，強調工人階級在國民革命過程中「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至於指導權」。秋白在上述三個刊物上發表了一百多篇論文和譯作，介紹和宣傳馬克思主義，同時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分析中國社會經濟狀況和階級關係，探討和總結中國革命中的根本問題，如革命的性質、任務、對象、動力以及革命的戰略和策略，並宣傳中共的民主革命綱領和在各個時期的政治主張、方針、政策以及武裝工農群眾的思想。他還在文章中批駁胡適、張東蓀、梁漱溟、吳稚暉、戴季陶等人，逐步成為中共早期最卓越的理論家和宣傳家之一。據不完全統計，從1923年1月至1927年7月，他所寫的政治理論文章達100多萬字。 1923年6月，秋白參加了在廣州召開的中共三大，並為大會起草了黨綱草案。在中共三大和1925年1月召開的中共四大上，他均被選為中央委員。中共三大後，秋白投入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工作。他出席了1924年1月召開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並參與大會宣言的起草工作（文稿翻譯）。國民黨一大上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1923年夏，秋白到上海大學任教，擔任教務長兼社會學系主任，講授《現代社會學》、《社會哲學概論》等課程。11月，他發表《自由世界與必然世界》一文，批判了當年科學與人生觀論戰中玄學派的「自由意志」的人生觀和所謂科學派的自然主義的人生觀及胡適的實用主義，宣傳了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哲學觀點。1925年，秋白與陳獨秀、蔡和森、李立三、劉少奇等領導了五卅愛國運動。6月4日，中共中央第一個日報《熱血日報》創刊，秋白擔任主編。他在報上先後發表數十篇社論和短文，分析形勢，提出對策，指導革命運動的進行。其中《誰是敵誰是友？》一文，尖銳地提出「誰是我們真正的敵人，誰是我們真正的朋友」的問題，要人們拋棄對美、日等帝國主義的幻想，團結一致，堅持鬥爭。《熱血日報》產生了很大的社會影響，出完24期後被租界捕房查封。其後，秋白撰寫了一系列文章，如《五卅後反帝國主義聯合戰線的前途》、《五卅運動中之國民革命與階級鬥爭》、《國民會議與五卅運動》等，總結五卅運動的經驗教訓，強調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爭奪革命領導權的重要。五卅運動前後，秋白還積極參加了反擊國民黨右派反共逆流的鬥爭。他所寫的《中國的國民革命與戴季陶主義》等文章，對國民黨右派理論家戴季陶歪曲三民主義、反共反馬克思主義、反對國共合作的反動觀點，給以狠狠一擊。 1926年7月，北伐戰爭開始，農民運動在全國迅速發展起來。秋白非常重視農民問題，8月發表了《國民革命中之農民問題》的講演，強調了農民對國民革命的重大意義，認為如果工人階級不與農民結成聯盟，國民革命將不可能取得勝利。秋白還提出了解決農民問題的具體辦法：耕地農有、組織農民自衛軍、農民參加政權、嚴厲地無情地鎮壓買辦地主階級的反革命活動。1927年春北伐革命達到高潮，農民運動更加風起雲湧，衝擊著封建統治的基礎。農民運動遭到反動派的瘋狂攻擊，中共黨內的機會主義者也認為農運「過火」。3月，毛澤東寫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高度讚揚農民運動。這個報告曾在中共湖南省委機關刊物上全文連載，但在中共中央機關刊《嚮導》上刊登時，只刊出了一部分便被停發。秋白讀了毛的文章，深表贊同，他將毛文易名《湖南農民革命》，改出單行本，並於4月11日深夜為毛文寫序，指出：「中國的革命者，個個都應當讀一讀毛澤東這本書，和讀彭湃的《海豐農民運動》一樣。」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共政變後，中共為總結革命的經驗教訓，確定今後的革命任務，於1927年4月在武漢召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期間，秋白將他幾個月前寫成的長文《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發給每個代表。文中對中國社會經濟和階級關係作了詳細分析，論述了中國革命的任務、性質、前途、動力、領導權和統一戰線等根本問題，點名批評彭述之，系統地批判了當時中共黨內存在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明確指出：中國革命的中樞問題是農民問題，所以中國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權主義性的革命」。文章堅決主張無產階級必須努力做「革命中心的元核——領導者」。但是，文章在批判割裂中國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聯繫的「二次革命」觀點的同時，卻犯有混淆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界限的「一次革命」論的錯誤，認為中國革命將「不能不超出資產階級性的範圍，而過渡於非資本主義的發展——直達社會主義」。 中共五大未能起到挽救中國革命的作用。中共五大後，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繼續發展，武漢汪精衛集團繼蔣介石之後亦走上公開反共的道路，終於導致大革命的慘痛失敗。在革命失敗的緊要關頭，秋白參加了南昌暴動的決策，主持了八七緊急會議的籌備工作。八七會議上，瞿秋白代表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作了《將來工作方針》的報告。報告提出中共要燃起農民暴動的「火線」，「造成土地革命」，並「從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來」，開展「獨立的工農階級鬥爭」。八七會議對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作了徹底清算，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政策的總方針，是中共歷史上一次生死攸關的重要會議。在這一挽救中國革命的關鍵時刻，秋白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但八七會議也有其不足的方面，它只注意了糾正右的機會主義，而沒有注意防「左」、反「左」，以致使「左」的傾向很快發展起來。八七會議後，以秋白為首的中共中央，在繼續堅持中國革命的鬥爭中，做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左」的錯誤也在發展。1927年11月，秋白在上海主持召開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會議接受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的「左」傾觀點，通過《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使「左」傾錯誤第一次統治了黨中央領導機關。這次「左」傾盲動主義，在理論上混淆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認為中國革命是由民主革命「急轉直下」而進於社會主義革命的「無間斷」革命；在革命形勢的估計上，認為中國革命仍在繼續高漲，因而反對組織退卻，要求繼續進攻；在武裝暴動中執行燒殺政策。「左」傾盲動主義的推行，招致了實際工作中的許多損失，1928年2月受到共產國際的批評，不久即基本上停止執行。這段時間，秋白對探索中國革命道路提出過一些有益的意見，如主張發展游擊戰爭、「創造革命地域」等。他還主編中共中央機關刊《布爾塞維克》。 1928年4月底，秋白離開上海前往蘇聯，參加籌備中共六大，5月中旬抵達莫斯科。6、7月，在共產國際直接領導下，同周恩來等在莫斯科主持召開中共六大。他向會議致詞，作題為《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的長篇報告，並在會上多次發言。中共六大正確地肯定中國現階段的革命仍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當前的革命形勢是處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黨的總策略是爭取群眾。大會既批判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也批判了瞿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秋白以坦蕩的胸懷檢查了自己的錯誤，分析了盲動主義和命令主義的危害及其錯誤的根源。秋白在會上繼續當選為中央委員，繼之在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政治局委員。 中共六大以後，秋白留在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1928年7月中旬至9月初，出席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當選為主席團成員。在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庫西寧作《關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運動的報告》之後，秋白作補充報告及關於這一問題的總結髮言。會上他被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並成為由布哈林等人組成的政治秘書處的成員。由此秋白直接參加了共產國際的領導工作。 這時他的身體更加虛弱，但他仍然廢寢忘食地工作。在繁忙的革命領導工作之外，他還與吳玉章、林伯渠等共同研究中國文字改革問題，並在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組織過拉丁文研究小組。1929年10月，秋白寫成《中國拉丁化的字母》一書，於次年出版。1931年9月在海參崴召開的中國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根據此書制定了中國拉丁化新文字方案，並在僑居蘇聯的華工中用來掃盲。 1929年秋，蘇共中央發動大規模的「清黨」運動，當時米夫和陳紹禹（王明）等在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即原莫斯科中山大學）大搞宗派活動，對持不同意見者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他們誣衊秋白是「機會主義和異己分子的庇護者」。1930年6月，秋白被解除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的職務。與此同時，中共中央由李立三主持，在上海召開政治局會議，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案，使「左」傾冒險主義再次統治了黨中央。共產國際遂決定派秋白和當時在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報告工作的周恩來回國召開會議，糾正立三路線。 1930年9月，秋白與周恩來在上海主持召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根據共產國際七月決議，會議通過了秋白起草的《中共三中全會關於政治狀況和黨的總任務決議案》，指出前一時期犯有冒險主義的錯誤。三中全會停止了組織全國總起義和集中紅軍攻打大城市的計劃，基本上結束了「左」傾冒險主義對黨中央的統治。但三中全會對立三路線未從思想上加以清算和糾正，反而強調要反右傾。會議選舉了新的中央領導機構，實際上由秋白主持黨中央的工作。 1930年10月末，共產國際發出《關於立三路線問題給中共中央的信》，一反過去的基調，把李立三的錯誤定性為反國際、反馬列主義的「政治路線」錯誤，並指責按共產國際指示糾正李立三錯誤的三中全會犯了「調和主義」錯誤。幾名長期受到共產國際東方部領導人米夫器重而又想奪取中央領導權的留俄歸國學生王明（陳紹禹）、博古（秦邦憲）等，早於中共中央得到了這封信。他們搶先打出擁護國際路線、反對立三路線和調和主義的旗號，把中共中央領導人瞿秋白、周恩來等置於非常被動的地位。12月中旬，米夫作為共產國際代表到達中國，指令中共召開六屆四中全會。在米夫的一手操縱下，經過1931年1月的六屆四中全會，秋白同李立三、李維漢一起被排除出中央政治局，王明一派人實際奪取了中共中央領導權。會後秋白向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寫信，表示對四中全會對自己的批評「完完全全的接受」，對決議「完完全全的擁護」，承認自己的錯誤是「懦怯的腐朽的機會主義」。秋白被自己一向崇拜的共產國際及其代表用卑劣的手段趕下中央領導崗位，痛苦和失望是可想而知的。從此他對政治的興趣大大減弱，轉而致力於他一心嚮往的無產階級文學事業，並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秋白的文學翻譯和創作活動，是從五四時期開始的。二十年代初期在蘇俄的兩年時間中，他以很大精力實地研究俄國的文學和文化，並克服種種困難寫成《餓鄉紀程》、《赤都心史》、《俄國文學史》三本文學著作。回國後，同著名文學團體文學研究會、創造社建立了密切聯繫。在遭到米夫、王明等的打擊離開中央領導崗位後，他便集中精力從事文學工作。他同魯迅一起，領導了當時中國革命文化運動。 秋白大力介紹和宣傳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他翻譯了恩格斯、列寧、普列漢諾夫等論文藝的經典著作和蘇聯著名作家的文藝作品，寫了許多具有指導性、戰鬥性的論文和雜文，積極開展文藝批評和倡導大眾文藝，成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奠基人和開拓者之一。 在從事翻譯和著述的同時，秋白同種種資產階級的和反動的文藝思潮進行了堅決鬥爭。對於由國民黨官員、特務和反動文人發起的所謂「民族主義文學運動」，秋白尖銳指出：所謂「民族主義文學」即是「屠夫文學」。在關於「文藝自由論」的爭論中，秋白髮表受到魯迅高度讚揚的《文藝的自由和文學家的不自由》一文（署名易嘉），深刻批評了自詡為「自由人」的胡秋原和稱作家為「第三種人」的蘇汶（杜衡）的文藝觀，闡明了馬克思主義關於文學與階級、文學與政治關係的觀點。 秋白撰寫大量文章參加文藝大眾化問題的討論。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秋白第一次明確提出這樣的觀點：為工農大眾服務，與工農大眾相結合，是無產階級文藝運動的中心問題。他在1932年4月以史鐵兒筆名發表的《普洛大眾文藝的現實問題》一文，比較全面地討論了大眾文藝問題，指出普洛大眾文藝應當「首先是描寫工人階級的生活，描寫貧民、農民、兵士的生活，描寫他們的鬥爭」。但秋白對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意義、五四後新文學的一些成就缺乏足夠的估計。 1933年秋，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者向秋白髮動了新的攻擊。9月22日，以博古為首的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作出《關於狄康同志的錯誤的決定》（狄康即秋白），在全黨範圍內對秋白進行了公開的批判，指責秋白「對革命形勢估計不足」，犯有「非常嚴重的有系統的機會主義錯誤」，要求全黨對秋白「開展最無情的鬥爭」，責令他在黨內公開檢查「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秋白對強加給自己的罪名很不理解，但仍在中央命令下達五天後，寫了《我對於錯誤的認識》的檢討，按「左」傾領導人的調子，全盤承認了「錯誤」。1934年底，秋白接到中央調他去中央蘇區工作的通知，他因身體極差，需家人照顧，要求偕夫人楊之華一同前往，但未得到允許。1934年1月，秋白告別魯迅、茅盾等戰友，離開上海，於2月5日抵達江西瑞金。 在中央蘇區期間，秋白出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兼人民委員會教育人民委員。同時他還是藝術局負責人，蘇維埃大學校長，並主持中央機關報《紅色中華》的編輯工作。他以羸弱的身軀，頑強地、忘我地工作。在教育工作方面，由於蘇區文盲多，師資不足，他重點抓了師範教育。對《紅色中華》報，他撰寫文章，提出改進方案，並對黨的報刊新聞工作的方針和方法，提出指導性意見。在文學藝術工作方面，他倡導成立了中央蘇區第一所戲劇學校——高爾基戲劇學校，並親自指導戲校所屬的中央蘇維埃劇團的工作。1934年秋主力紅軍長征後，秋白把劇團一分為三，由他直接領導，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堅持創作和演出。 中央紅軍長征前夕，秋白也已整裝待命，準備隨軍出征。但中央主要負責人不同意他參加長征。主力紅軍撤走後，中央蘇區成立了以項英為首的中央軍區、中央分局和以陳毅為首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辦事處，秋白被任命為中央分局宣傳部長兼中央辦事處教育人民委員。不久，項英、陳毅決定疏散負責幹部，送秋白回上海養病。 1935年2月11日，秋白同何叔衡、鄧子恢等化裝成商人，離開瑞金，向江西、福建交界處的山區轉移。2月26日，秋白等渡過汀江，到達福建省長汀縣濯田區水口鎮小徑村附近時，被地主武裝包圍。何叔衡壯烈犧牲，鄧子恢突圍，秋白與張亮（項英妻子）、周月林（梁柏台妻子）因體力不支，在敵人搜山時被俘獲。①3月9日和4月15日，秋白在上杭監獄中先後寫了一份「自供」和一份要求保釋的「呈文」。他為了脫身，化名林祺祥，謊稱自己原來是國民黨軍醫，與紅軍作戰時被俘，幫紅軍做事。他還寫信給魯迅：「你是知道我的，我並不是共產黨員，如有人證明我不是共產黨員，有殷實的鋪保，可釋放我。」魯迅得悉秋白被俘的消息後，與楊之華等多方籌資，設法營救，但正在此時，由於叛徒的告密和指認，敵人知道了林祺祥就是瞿秋白。這時他已被解到長汀。 秋白被敵人認出後，抱定必死的決心。5月13日他在長汀獄中，寫下一份「供詞」，真實地反映了中央蘇區的政治經濟文教方面的成就，熱情歌頌中國共產黨，同時譴責國民黨在蘇區的暴行，駁斥國民黨對共產黨的誣衊和誹謗。 在長汀獄中，秋白寫了一篇總結一生歷史的自傳性文章《多餘的話》。 內分《何必說？（代序）》、《歷史的誤會》、《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馬克思主義》、《盲動主義和立三路線》、《文人》、《告別》七個部分。他坦率地剖析自己，暴露內心世界，批判自己的弱點，歌頌革命，在《告別》部分中表示了準備就義的決心。秋白由於受到「左」傾中央的無理打擊，精神一直很痛苦，現在面臨死亡，想傾訴自己的痛苦而又不能讓敵人得知中共內部的鬥爭，因而文中流露出低沉、傷感的消極情緒。 敵人對秋白軟硬兼施，用盡威脅利誘的種種手段。在決定槍殺秋白的前幾天，還專門派中統特務和中共叛徒前往長汀勸降，並以顧順章為例加以誘惑，但秋白不為所動，莊嚴宣告：「我不是顧順章，我是瞿秋白！」「我情①關於秋白被捕日期，有2月24日和2月26日兩說，這裡從後說。 願作一個不識時務的笨拙的人，不願作個出賣靈魂的識時務者！」表示「縱然一死，又何足惜哉！」 勸降、誘降失敗，國民黨最高當局決定殺害瞿秋白。6月18日，秋白赴刑場，一路上神態坦然，用俄語吟誦《國際歌》，在「中國共產黨萬歲！」「共產主義萬歲！」的口號聲中，飲彈灑血，從容就義。瞿秋白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是卓越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理論家和文藝理論家，犧牲時只有三十六歲。 秋白著作極豐，遺著編有《瞿秋白文集》文學編6卷、政治理論編8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