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第十二卷） · 第五章　李大釗

李大釗，字守常，曾用名李釗、李龜年，筆名明明、常、孤松、獵夫等，在蘇聯期間化名琴華。1889年（清光緒十五年）11月29日生於河北省樂亭縣大黑坨村。他是遺腹子，出生不久母親亦去世，靠70多歲的祖父撫養成人。祖父名叫李如珍，考取過秀才，得過「從九品」官銜，又曾在東北經營雜貨鋪，回鄉後購得土地90餘畝，房屋20餘間，家境比較富裕。 李大釗3歲起學識字，7歲入私塾，15歲考入河北省盧龍縣永平府中學。在他11歲時，根據當地風俗，與本村姑娘趙紉蘭結婚。妻子比他大7歲，在他讀書期間獨自操持家務，先後生育6個子女。 1907年7月，李大釗考入由直隸總督袁世凱委人創辦的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學習法政課程及英、日語言。在校期間，他參加過罷課請求政府開設國會的運動；參加了北洋法政學會，擔任該會刊物《言治》月刊編輯、編輯部長，並開始在該刊發表政論文章；加入陳翼龍組織的中國社會黨天津支部，擔任幹事。 1913年5月，李大釗在法政學校學習6年期滿畢業。7月到北京，通過辦《言治》月刊時結識的孫洪伊介紹，接觸了湯化龍。孫、湯都是政黨要人、眾議院議員。李得到湯的資助，於同年冬東渡日本留學。到日本不久，因投稿《甲寅》，得到該刊主編著名報人章士釗的器重。章驚異李的文章「溫文醇懿，神似歐公」，遂同李結為友好。李又通過章結識了後來發起新文化運動的著名人物陳獨秀、高一涵等。 1914年9月8日，李大釗進入東京早稻田大學政學科。在該校一年四個月時間裡，他學習了國家學原理、帝國憲法以及經濟、史學、法律等課程，並且接觸了日本社會民主黨創始人之一、當時知名的社會學家安部磯雄，受到安部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在此期間，李大釗還十分留意國內政治形勢，參加過留學生反對袁世凱政府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的鬥爭，擔任鬥爭組織——留日學生總會的文牘幹事、編輯主任，編輯《國恥紀念錄》、《民彝》雜誌，撰寫了《警告全國父老書》、《國民之薪膽》、《民彝與政治》等政論文章。此外他還加入過從事反袁秘密活動的中華學會和神州學會及在留學生中成立的中國經濟財政學會，並從事翻譯出版外國學者著作事宜。 1916年5月，李大釗回到上海，參加了憲法研究會的活動，擔任湯化龍的私人秘書。7月，應湯化龍邀請到北京主編《晨鐘報》，旋即辭職。接著又參加了《憲法公言》、《言治季刊》、《甲寅日刊》的創辦、編輯工作。1918年1月，經章士釗介紹，李大釗到北京大學正式擔任圖書館主任。他在這裡工作近5年時間，對圖書館進行了整頓、擴充和改革。他曾組織圖書館講習班，做過圖書館教育、管理、美國圖書館概況等方面的研究，參與發起了中國第一個圖書館協會——北京圖書館協會。同時，他還參與了大量社會活動，如加入北京大學進德會，為糾察員；參與發起北京大學公餘法文夜校、學余俱樂部、教職員會、賑災社、新知書社、太平洋問題研究會、俄國災荒賑濟會、非宗教大同盟等；還代理過北京國立八校教職員代表聯席會主席，參加教職員停職索薪運動。此外他還參與發起少年中國學會，成為其中骨幹成員，先後任《少年中國》月刊編輯部主任、發稿人、編譯員等；擔任北京大學學生團體國民社的導師和新潮社的顧問；指導過天津南開大學學生團體覺悟社；參與發起北京工讀互助團等。在此期間，他和年輕的毛澤東有較多接觸，介紹毛到北大圖書館工作並加入少年中國學會，同毛商議組織留俄隊，赴俄勤工儉學。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周恩來、鄧中夏、高君宇以及當時活躍于思想、文化、教育界的不少人都程度不同地受到過李大釗的影響。1920年7月，李大釗任北大教授兼圖書館主任，相繼在史學系、經濟系、法律系授課。他還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北京師範大學、朝陽大學、中國大學等校講授現代政治、社會主義、社會運動、唯物史觀、史學思想史、社會學、社會立法、女權運動史等課程，並經常應邀做學術或社會問題講演報告。1922年12月2日，李大釗正式辭去圖書館主任職務。 李大釗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最早參與者和主要成員之一。還在1916年9月，他就在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雜誌上發表了《青春》一文，號召青年「衝決過去歷史之網羅，破壞陳腐學說之囹圄」，「縱現在青春之我，撲殺過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禪讓明日青春之我」。「以青春之我，創造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國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類，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1918年1月，他加入了《新青年》同人組織。在此前後，他頻繁著文，介紹托爾斯泰、尼采、培根、泰戈爾、羅丹，宣傳思想自由、文化進步、社會改革，批判主張將孔子學說載入憲法的復古思潮，闡發民主政治原理，抨擊專制勢力，與陳獨秀、胡適、錢玄同、魯迅、高一涵、周作人等組成了傳播新思想、開展啟蒙運動的新文化陣營。此時的李大釗在歷史與文化問題上持現實的、進化的、調和的觀點；在政治問題上，持非暴力、非強力的民主主義觀。他曾寫道：「今日之政治，固與強力不相容也。專制之世，國之建也，基於強力；立憲之世，國之建也，基於民意。」「革命恆為暴力之結果，暴力實為革命之造因。」「革命固不能產出良政治，而惡政之結果則必召革命。」①從1918年7月開始，李大釗先後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讚揚俄國十月革命，宣傳民主主義、勞工主義、社會主義的文章或講演，提出十八世紀的法國革命「是立於國家主義上之革命」，二十世紀的俄國革命「是立於社會主義上之革命」，俄國布爾什維主義「是二十世紀全人類人人心中共同覺悟的精神」等觀點。1918年12月，李大釗和陳獨秀有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在國內引起的和平民主思潮和運動，創辦了批評時政、內容豐富，以短評精論為主要形式的《每周評論》。他在發表於該刊的《新紀元》一文中寫道：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德國、奧匈帝國革命所流的血，「好比作一場大洪水——諾阿以後最大的洪水——洗來洗去，洗出一個新紀元來」，「從今以後，生產制度起一種絕大的變動，勞工階級要聯合他們全世界的同胞，作一個合理的生產者的結合，去打破國界，打倒全世界資本的階級」。此後，他開始更多地注意勞工、農村、婦女、青年問題。他的文章說：「戰後世界上新起的那勞工問題，也是德謨克拉西的表現」，「應該要求一種德謨克拉西的產業組織，使這些勞苦工作的人，也得一種均等機會去分配那生產的結果」①。婦女參政運動也是本著「現代民主主義的精神」而起的，「婦人問題徹底解決的方法，一方面要合婦人全體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專斷的社會制度；一方面還要合世界無產①《李大釗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16、525頁。 ①《勞動教育問題》，《李大釗文集》（上），第632頁。 階級婦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產階級（包括男女）專斷的社會制度」②。現在的文明，「非把知識分子與勞工階級打成一氣不可」；民主制度下，選民的「大多數都在農村」，廣大青年應當到農村去「安身立命」，一邊勞動，一邊去做「開發農村，改善農民生活的事業」，「把黑暗的農村變成光明的農村，把那專制的農村變成立憲的農村」。③1919年5月，李大釗將其負責主編的《新青年》雜誌第6卷第5號編為「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他依日本學者河上肇《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一文為藍本，在該刊發表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分兩期刊載，實際出版日期分別為1919年9月、11月）。這篇文章介紹了馬克思主義在世界經濟思想史上的價值、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階級鬥爭學說和剩餘價值學說。此後，他又以日本共產黨創始人堺利彥的文章和譯作為材料，撰寫了《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一文，並且開始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解釋歷史、政治、社會問題。此外，他還撰寫過介紹馬克思主義歷史哲學，闡述唯物主義在現代史學和社會學上價值的文章。④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爆發後，5月8日，蔡元培辭去北京大學校長職務，北大教職員發起挽留蔡校長運動，李大釗是被推舉赴教育部交涉的8名代表之一。5月18日，李大釗在《每周評論》上發表《強盜世界與秘密外交》一文，指出當時的群眾愛國運動「並不是本著狹隘的愛國心，乃是反抗侵略主義，反抗強盜世界的強盜行為」；號召人們「改造強盜世界，不認秘密外交，實行民族自決」。他又發表《太上政府》、《新華門前的血淚》等短言，抨擊干涉中國政治的外國領事館，對罷課請願的學生表示同情①。6月11日，陳獨秀在散發傳單時被捕。李大釗因與陳關係密切，亦被京師警察廳秘密監視。 7月，胡適在《每周評論》上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引起了一場關於問題和主義的爭論。此時正回家鄉暫住的李大釗致信胡適，提出研究實際問題和宣傳理想主義是「交相為用」、「並行不悖」的觀點，明確表示自己喜歡談布爾什維主義的態度，並以馬克思唯物史觀為據，說明在適當的時機、適當的情況下，對於社會問題實行「根本解決」的必要性。這場爭論在北京、長沙、南昌等地許多進步學生社團中都產生過反響，成為新文化陣營在對待社會改造問題上革命與改良兩種觀點傾向發生分離的起點。 ②《戰後之婦人問題》，《李大釗文集》（上），第635、640頁。 ③《青年與農村》，《李大釗文集》（上），第648頁。 ④有材料說李大釗還曾於1919年5月協助《晨報》開闢「馬克思研究」專欄，見張靜如等：《李大釗生平史料編年》，第75頁。 ①張靜如等：《李大釗生平史料編年》說李大釗參加了「五四運動遊行以及救援被捕學生的請願活動」。見該書第75頁。韓一德、姚維斗：《李大釗生平紀年》說，李大釗是五四運動的「組織領導者之一，他指導社團的骨幹分子確定鬥爭目標和辦法，他的辦公室成為活動分子集會的中心」，又李大釗「為擴大五四學生愛國遊行的影響」，在《每周評論》上寫了報道、評論。見該書第70頁，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又據高一涵回憶：「1919年6月，我們散發《北京市民宣言》的傳單..守常（即李大釗）與陳獨秀都去散發，當場陳獨秀被捕..」見《五四運動回憶錄》（上），第341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3月版。此外李新的《李大釗》一文說陳獨秀被捕後，李大釗「極力營救」，見《中共黨史人物傳》第2卷，第10頁，陝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自1920年初起，李大釗先後與蘇俄鮑立維、荷荷諾夫金等人接觸。同年4、5月間，李大釗在北京會見了受俄共（布）遠東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領導人派遣的俄國人維金斯基（BoЙTИ-HCKИЙ中文名字伍廷康）及其隨員馬馬耶夫（MamaeB）、譯員楊明齋。經李介紹，維金斯基赴上海與陳獨秀會晤。陳遂於同年8月在上海發起成立了中國第一個共產黨組織，史稱上海共產主義小組。10月，李大釗同張國燾、張申府等在北京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①。不久，北京成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李大釗亦為其中重要成員。同年李大釗還在北京大學參與發起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和社會主義研究會。1921年3月，李大釗在《曙光》雜誌發表《團體的訓練與革新的事業》，公開號召組織「平民的勞動家的政黨」，與以第三國際為中心的「各國C派（指共產主義派）的朋友相呼應」。在李大釗和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指導、影響下，王盡美、鄧恩銘等在濟南發起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張太雷等在天津發起成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小組。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後，李大釗先後參加了第三、第四次黨的代表大會，當選為第二、三、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共二大和三大任命他為中共北京區委執行委員會委員長。中共四大任命他為中共北方區執行委員會書記。在李大釗的領導下，北京共產主義小組、中共北京區委、北方區委出版了通俗刊物《勞動音》，在長辛店鐵路工人中舉辦了補習夜校、工人俱樂部，並陸續在天津、河北、吉林、山西、察哈爾、熱河及綏遠等地區建立起共產黨組織。到1926年7月，上述各地區加上北京市的中共黨員已經達到2069人。從1921年開始，中共北京（北方）黨組織與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方分部①一起創建了京漢、京奉、正太、津浦、京綏鐵路以及開灤五礦等處的工會組織，領導了大規模的罷工運動，並且對南方、上海等地的罷工給予了有力支援。 1922年5月，直系軍閥吳佩孚在北京附近打敗奉軍，控制了北京政府，提出「恢復法統」主張。由於吳曾表示擁護民主，「保護勞工」，共產國際遠東局亦有聯合吳佩孚的策略，李大釗遂通過其在吳軍中任要職的同學好友白堅武做聯絡吳的工作。白堅武向吳推薦李大釗擔任其顧問，「贊助進行統一問題」。李大釗先後兩次與吳會面，並曾介紹俄國人霍德羅夫會見吳佩孚，又曾利用吳的關係介紹6名共產黨員分別擔任京漢、京奉、京綏、隴海、正太、津浦鐵路糾察員，暗中從事工人運動。 ①有材料說，1920年2月李大釗護送陳獨秀離北京前往天津（陳從天津獨自去上海）的路上，二人交換了建立中國共產黨的意見。李回京後便「積極創造條件準備建立共產黨的組織。他和鄧中夏（仲澥）、高君宇（尚德）等經過多次醞釀，決定首先組織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團體，為建黨做思想上和幹部上的準備。1920年3月，他們在北京大學秘密發起組織了一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見李新、陳鐵健主編：《偉大的開端》，第317頁。）又有材料說，「1920年2月，李大釗在天津送走陳獨秀後，與章志、黃凌霜等和鮑立維會見，商討成立社會主義者同盟（即為後來的共產主義小組）」。（見《李大釗史事綜錄》，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444頁。）據羅章龍回憶，維金斯基在北京期間通過李大釗接觸了張國燾、李梅羹、劉仁靜、羅章龍等。在他離京前，召開了一次會議，「這個會可說是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正式成立大會」，維金斯基「以第三國際代表身份」參加會議。「同意應邀參加座談會的人是共產黨員，並表示要向共產國際匯報」。李大釗參加了會議，並講了話。（見羅章龍：《椿園載記》，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77頁。） ①李新《李大釗》一文說，李大釗曾擔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方分部主任。見《中共黨史人物傳》第2卷，第117頁。 同一期間，胡適起草了《我們的政治主張》宣言，建議以「憲政的」、「公開的」，實行「有計劃的政治」的「好政府」作為政治改革目標，並徵求李大釗的意見。李同意胡的主張，同胡一起聯絡蔡元培等共16人在該宣言上簽名。由於「好政府」主張與其後不久中共發表的對時局的主張不相符合，李大釗又同少年中國學會北京分會部分會員聯名向學會杭州大會提交題為「為革命的德謨克拉西」的提案，主張以「剷除國內的督軍制和國外資本主義..由中國人開發本國的實業」為「改良物質生活的唯一方法」；以「引導被壓民眾為有目的的政治鬥爭」為「唯一解除苦厄實行的方法」。 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過了關於建立民主聯合戰線的決議。8月，李大釗赴上海、杭州參加了中共中央特別會議。會議接受了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要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建議。在此期間，李大釗曾會晤孫中山，與孫討論了「振興國民黨以振興中國之問題」。不久，他和陳獨秀等另外幾位中共主要領導人，經孫中山主盟加入了國民黨。1923年6月，中共三大正式提出與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的決議。10月，李大釗被孫中山委任為國民黨改組成員和特派臨時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1924年1月，李大釗作為北京國民黨組織選定的代表赴廣州參加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被孫中山指定為大會主席團成員、大會宣言審查委員會委員、國民黨章程草案審查委員會委員、出版及宣傳審查委員會委員，並被大會選舉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期間有人提出在黨章中加入「本黨黨員不得加入他黨」條款。李大釗代表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發言，指出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是「想為國民革命運動而有所貢獻於本黨的，不是為個人的私利與夫團體的取巧而有所攘竊於本黨的」，是經孫中山允許的，是「光明正大的行為，不是陰謀鬼祟的舉動」。大會最終否決了反對黨員「跨黨」的提案。在國民黨一屆一中全會上，李大釗受命組織國民黨北京執行部，併兼任該部組織部長。在李大釗等人的領導下，國民黨北京執行部於1924年4月20日成立，到1926年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召開之時，該部所轄北方10餘省區的國民黨員已達14萬餘人。1926年6月至11月，李大釗作為中共代表團首席代表赴莫斯科參加了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期間，他在莫斯科、列寧格勒等地進行了參觀訪問，接受了《工人莫斯科日報》記者的採訪，在莫斯科「不許干涉中國」協會組織的群眾大會上講了話，並為《紅色工會國際》寫了《中國內戰和工人階級》一文。1924年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推翻了直系軍閥總統曹錕，電邀孫中山北上。11月7日孫中山發表《北上宣言》，提出召開國民會議的主張，並於年底抵達北京。國民黨北京執行部組織了歡迎孫中山北上的活動和促成國民會議召開運動。李大釗多次參加國民會議促成會、後援會、招待會，發表演講，並被國民會議促成會全國代表大會第三次大會聘為國民會議運動委員會委員長。1925年1月，孫中山病重入院，李大釗被孫指認為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3月12日，孫中山逝世。其後不久，在北京有反對共產黨人的國民黨同志俱樂部成立，後又出現了分裂國民黨的「西山會議派」。李大釗和國民黨左派一起與右派進行了鬥爭。1926年1月16日，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李大釗再次當選中央執行委員。 「北京政變」之後，段祺瑞和張作霖掌握了北京政府，馮玉祥因受排擠於1926年1月宣告下野，後到蘇聯考察。馮玉祥的國民軍撤出北京，退往綏遠一帶。在此前後，李大釗曾參與了爭取馮玉祥國民軍與國民黨合作的活動。1926年7月，南方國民革命軍開始北伐之時，李大釗請國民黨左派人物于右任赴蘇聯做馮玉祥的工作，並數次電報催促，終於促使馮玉祥於當年9月回國在綏遠五原誓師參加北伐。①1926年3月發生了日本軍艦炮擊大沽口事件，日、英、美、法、意等8國公使向段祺瑞政府提出了干涉中國內政的「最後通牒」。3月18日，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等200餘團體在北京天安門召開一致反對八國通牒的國民大會，李大釗被推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並發表了演說。會後，群眾到鐵獅子胡同執政府和國務院請願，遭到府院衛隊的殘酷鎮壓②。第二天，執政府下令緝捕李大釗等人。李大釗遂攜妻子、兒女隨同國共兩黨北方領導機關遷入東交民巷蘇聯大使館舊兵營內居住。 1927年4月6日，奉系軍閥張作霖派軍警300多人包圍了俄國使館，將李大釗等60餘人逮捕，隨即進行了審問。李大釗在法庭上「態度甚從容，毫不驚慌」。4月28日，李大釗等20人被判絞刑。李大釗「首登刑台」，「神色未變，從容就死」。 李大釗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領袖，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和初期黨的重要領導者，也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中國國民黨的重要領導人。他同時也是知名報人、學者和社會活動家。他性格溫和、道德高尚、「好施濟眾」，曾將自己收入的一部分捐給黨組織作活動經費，多次將自己的圖書捐贈給北京大學圖書館，又曾多次出資幫助同事、朋友和青年學生，而自己「身後異常蕭條」。他被捕後，北京20多所大學聯合發起過營救活動；逝世後，北京各報一致哀悼。1933年北平各界為李大釗舉行公葬，他的靈柩被安放在北京西山萬安公墓。他在《獄中自述》中說：「釗自束髮受書，即矢志努力於民族解放之事業，實踐其所信，厲行其所知，為功為罪，所不暇計」。這幾句平凡質樸的語言表述出一位偉人公忠坦蕩的胸懷，令人敬佩。 李大釗一生寫下文章、書信、詩詞、通訊雜文等共500多篇，內容包括哲學、政治學、經濟學、史學和黨的建設、革命戰略與策略等多方面。他的《平民主義》、《史學要論》兩篇長文分別於1923年1月和1924年5月作為《百科小叢書》第15、51種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平民主義」是五四時期的主要政治思潮。李大釗的《平民主義》繼承了這個思潮，發展了這種思想。它是中國政治思想史的寶貴文獻。李大釗自稱「夙研史學」，發表了許多關於史學的演講和文章。《史學要論》是他關於史學理論的總結性著作。它被公認為是在中國建立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開山之作，在史學史上具有很高的價值。三十年代，他的部分遺文被編成《守常文集》（未發行）。195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大釗選集》上、下冊，共39萬餘字。1984年人民出①有材料說李大釗在此期間還曾給閻錫山寫信，策動閻支持並參加北伐。見張靜如等：《李大釗生平史料編年》，第280、281頁。 ②有材料說，在三一八事件前一天，北京各學校、各團體代表召開緊急會議，會後分兩組分別到外交部和國務院請願。「李大釗率領一百人到國務院去見段祺瑞和賈德耀（國務總理），守衛不許進門，並用刀刺傷多人。」見李新：《李大釗》，《中共黨史人物傳》第2卷，第33頁。又許毓峰《李大釗年譜》說，當請願隊伍向鐵獅子胡同行進時，李大釗「親自打起一面大旗，走在隊伍的最前面」，當府院衛隊和軍警鎮壓時，「大釗同志的臉和手雖負了傷，但他卻從容鎮靜地指揮和掩護群眾退卻」。「大釗同志最後從東口退出後，立即到中共地委會去，當晚召開了黨、團地委聯席會議」，部署了慰問傷員，為死難者開追悼會和進一步堅持鬥爭的問題。見該書第127頁，信陽師範學院學報編輯部1985年印行。版社出版了《李大釗文集》上、下兩冊，110萬字，1989年10月又出版《李大釗文集》（續集）一冊。此外，人民文學出版社還出版了《李大釗詩文選集》，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大釗史學論集》。